——姚奠中、刘毓庆、郭万金国学三人谈

郭：近几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在大学设立国学专业的建议。据说最近提出并支持这个建议的是李学勤、袁行霈、纪保成等在学术界威望很高的几位学者。但是把这个建议放到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征求意见时，赞成的却只是少数，百分之六七十的评委反对。这个消息，虽没有完全获得证实，但建议被否定却是事实。对这个建议被否定，很多人感到不可理解。国学明明是一个与西方学术不同的学术系统，为什么却不允许她进入现代大学设置的学科体系中呢？

刘：关于国学作为一个专业的问题，我们上次也曾谈到过。前几年关于国学是否设立学科的问题，就在大学里广泛征求过意见，结果被否定了。虽然出乎意料，但仔细一想，似乎被否定也是必然的。因为如果把它作为一种研究对象，一具体化，便落实到了文、史、哲三个学科上，不是属于历史的课题，便是属于文学或属于哲学的课题。这等于说国学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无法具体化。同时，现在大学教育制度、专业设置，都是引入的欧美或苏联的模式，是在西方学科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国学中原有的内容，已经被西方的学科分类支解了。而且在近一个世纪的学术发展与学科概念强化中，现存的一切，都已变成了“合理的存在”，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所以一旦有人提出国学来，人们必然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国学是什么？”紧接着便对这个概念进行讨论，并且用西方所谓的科学观念对这一概念进行审核、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这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从而给予否定。

姚：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用西方化的所谓科学观念来审查中国传统学术，就像拿着一双西洋女人的高跟鞋，来审核中国男人的脚一样，这自然是不会合适的。但不能说这脚就不是脚。另一个是从概念出发讨论问题，其结果只能是游离开事物的本身，对解决问题没有多少意义。

郭：可是现在人们恰恰是在概念上纠缠。但概念问题越讨论越复杂，就像关于“文化”这个概念的讨论一样，本来大家心里都明白它“是什么，不是什么”，可是一讨论，竟然出现了150多种不同的定义，更让人无所适从了。现在严格地说，许多人考虑的是国学的概念，而不是国学的本质。

刘：陈佩斯和朱时茂关于争夺胡椒面的小品，就很能说明问题。两人开始争夺的是胡椒面，可是后来却变成了争夺曾经放过胡椒面的空瓶子。争夺已变得没有了意义，但两人还在争。现在关于国学概念的争论，其实争的就是“空瓶子”，倒不如返回来好好思考一下国学的本质。

郭：思考国学的本质，看来还需要把西方所谓的“科学观念”还有一些概念先搁置起来。不然，孔子也会变成西装革履的牛津大学教授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把大量西方的概念引进来，使许多中国原来的东西都变了味。比如现在的一套汉语语法体系，就是从西方搬来的。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学生都感到学习汉语语法，对学习课文和练习写作没有意义，相反对学习英语却有帮助。尽管说这套语法体系，可以解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汉语语言现象，但有百分之五解释不了，就说明是有问题的。人和猴子的基因，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差异，可是猴子是猴子，人是人，这便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不放弃西方的一套所谓科学观念，不仅“国学”无法进入大学的教学体系，就是设立了学科，也会面临许多尴尬的。比如所谓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问题，应该如何划分。如果按这种思路走，岂不是又落入了文、史、哲分科的圈套吗？这也正是人们反对国学立专业的主要原因。

姚：这个问题说简单也很简单。比如在大学现有的学科中，有哪个学科能够代替“国学”？文、史、哲三个学科相加是否就等于“国学”？国学中的价值观念、经典智慧、思维方式等，有无学科承担其传授的任务？现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既然“国学”有不可替代性，不管“概念”是否“科学”，是否合于西方的“科学观念”，设立学科都应该是必要的。

刘：确实在现在大学的专业设置中，还没有哪个学科是可以替代国学的。有人认为只要把文、史、哲学科中的一部分合在一起就是“国学”了，这显然是不正确的。现在有些学校就是采用“合”的办法，树起国学研究院或中心招牌的。但“合”了后，搞文学的仍然搞文学，搞历史的仍然搞历史，搞哲学的仍然搞哲学，三者仍不能产生融会、联系，这与分并没有什么两样。像这样构建专业，自然是没有意义的。虽然说“国学”是文、史、哲不分的学术形态，但“合”不等于“不分”。而且国学的内容也不是现有的文、史、哲三个学科可以概括的。比如，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史部”固然可归于“历史学科”，“集部”也可姑且归于“文学学科”，那么“子部”呢，“哲学学科”能否概括子部中复杂的内容呢？居四部之首的“经部”又该归属于哪一个学科呢？在欧美国家的大学里设有神学一科，或设有神学院，负责欧美国家民族经典——《圣经》的研究与诠释。影响我们民族几千年历史的经典，以及几千年积累起来的文化智慧，为什么就不能为之设立一个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并传授呢？

姚：现在的学科划分，看来有点太绝对了。不管应该分不应该分，一律都要分，这与西方的思维方法有关。西方人的思维是分析性的，分析性思维对于条理、归纳事物，搞科学研究确实有好处。但也带来了很多弊端，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整体，在很多情况下会导致事物走向反面。就像《庄子》里所讲的倏、忽为浑沌开七窍的故事一样，浑沌的眉目是分开了，可是它的生命却消失了。国学也是这样。现在的文、史、哲学科中虽然说有国学的内容，但所包括的只是国学中的“支体”，在文、史、哲的划分中，国学中的灵魂早已经丢失了。就像解剖学上讲人体结构一样，虽然五脏六腑的功能分析得头头是道，可是却无法说明生命在哪里。中国的思维是综合性、整体性的，虽说没有西方人分析的细微、条理，但所把握的往往是本质性的东西。

刘：学科划分过细，把人的视野、器量都局限住了。半个多世纪的现代教育没有培养出一个大家公认的大师级人物来，不能说与学科划分没有关系。因为很多学者都因为学科归属的原因被定了位。不要说文史哲兼容的“国学”不被认可，就是搞先秦文学的人突然来搞明清文学，也会被搞明清文学的学者认作是“圈子外的人”，而不被接纳，甚至排斥。在一次先秦史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上，我发了言，当场就遭到了一个老学者的批判，随后还教训我：“你以为先秦史是好搞的？这要懂文字学，要懂训诂学，要懂考古学，要懂历史地理学……”他一连举七八个“学”，意思是：趁早回去搞你的文学去吧，不要来历史学界凑热闹。因为是老先生，我只能虚心接受教训。好在我发言的那篇文章刊登后，得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赵世瑜教授的赞许，并在他的博客上向同行推荐，这才使我得到了一点安慰。学科间的排斥如此激烈，没有现代学科意识的“国学”又如何能被学术界接纳呢？如果设立国学学科，肯定会被一些人认作是“四不象”，甚至展开批判。

前几年听说有一个叫顾彬的德国汉学家批评中国文学，引起争论。他说一个作家不懂外语就不是作家，中国当代作家不会外语，看不懂外文原著，其对中国当代作家和文学的贬低显而易见。在我看来，顾彬这话显然是错的。不过我不是作家，也不搞文学研究，从没有把这道听途说的东西当真。

近来中华读书报（2011年8月10日）用一个整版登了顾彬的一个讲话，题目挺吓人：“什么是好的中国文学”。这是一个形而上学式的提问，引起了我的兴趣。读过之后，印证了以上说法，也证实了我的看法。

要说明“好的中国文学”，首先就要说明什么是“中国文学”。但是顾彬并没有直接说，而是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是好的文学？”。话题虽然转了一下，问题却没有改变：要说明什么是“好的文学”，必须说明什么是文学。不过，文中谈到文人、学者、作家，小说、诗歌、翻译，就是没有说明什么是文学。也许，文学是什么乃是自明的，无需多说，只有对我们这些不搞或不懂文学的人才成为问题。但是，顾彬明确谈到“无论是教授还是老百姓，我们不太思考什么是文学？什么叫文学？”，这似乎又表明，什么是文学并不是一个用不着说的问题。顾彬谈到许多文学，包括经典文学、网络文学、通俗文学、群体文学、80后的文学等等，他明确质疑网络作家的东西“真的能够叫文学吗？”，他还质疑一个法国女作家的书“是文学吗？”。同样的质疑也许可以用于其他种类文学作家的作品，于是我感到深深的困惑：若是没有“文学”标准，这样的质疑还会有任何意义吗？

也许，顾彬的重点在于说明“好的”文学，人们不必求全责备，只要获得关于好的文学的概念就可以了。那么什么是好的文学呢？顾彬说，“Shakespeare的是好的文学”。这个说法固然不错，也只有看过莎士比亚作品的人或知道莎士比亚的人才会明白它的意思。人们可以照猫画虎，说曹雪芹的是好的文学。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文学。因为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好的文学的例子，而不是一个关于好的文学的说明。

顾彬说，“好的文学应该有它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大概不能算是关于“好的文学”的说明。别的不说，上述几种文学大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比如“网络的”、“通俗的”、“群体的”、“80后的”等等，否则，这些名头是如何得来的呢？但是这些独特之处能够说明“好的文学”吗？一如顾彬对网络作家的质疑，既然连是不是文学都成问题，再独特又有什么用呢？也就是说，没有关于文学的认识，独特性并不能说明好的文学。

顾彬谈到一些中国作家的书在德国很畅销，他们的小说能够出几十万本。但是他认为，这些“人的作品都属于通俗文学。基本上不可能有教授、作家看他们的作品。德国最重要的报纸不会发表关于他们的书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德国文坛好像是不存在的，只能在老百姓、在普通的读者中存在。”这里可以看出，顾彬承认这些作品是文学，尽管是通俗文学。他的话充满贬意，似乎意味着通俗文学不是好的文学。这个看法是不是有道理暂且不论，关键是他给出的解释。我很疑惑：教授、作家不看的作品是不是就不是好的文学作品了呢？换句话说，是不是只有教授、作家看的作品才是好的文学作品呢？我不知道什么是德国文坛，也不太了解德国老百姓，但是从顾彬的描述却隐约感到，这个德文文坛与德国老百姓似乎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它们好像不大关心也根本不屑于关心德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多年以前一些德国教授和我谈到他们读的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时，我还为自己没有读过而有些不好意思。因此我不太相信顾彬所说那几十万册书的德国读者没有教授和作家，也许我的德国朋友是被顾彬排除在“基本上”之外的。反正顾彬讲德国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听着就是了。

顾彬说，“好的文学作品，需要很长时间写作。如果一个人不能等两三年完成他的作品，他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作家。”这样的说明牵涉到文学作品和作家与文学的关系，无疑比对文学的说明复杂得多。在我看来，即使能够说明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也不一定能够说明什么是（好的）文学；即便说明什么是（好的）作家，也说明不了什么是（好的）文学。至于完成一个文学作品需要多长时间，这似乎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经验问题。但是竟然能够用它作为评判作家好坏的依据，（是否含有评判好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的依据姑且不论），我感到不可思议。中国早就有七步赋诗的故事，熟悉欧洲文学的人也知道，巴尔扎克的许多作品写作都是有期限的，他绝不可能像顾彬所说的那样一天写一页。也许在顾彬眼中，曹植、巴尔扎克算不得好作家。当然，“不一定”一词也可以使顾彬将他们排除在自己的结论之外。不过，需要排除的人若是多了，这个论断还有什么意思吗？

与这个论断相近，顾彬谈到一个写了一万首诗的人，然后说，“一个好的诗人不可能发表这么多。”诗人如何写诗，多长时间写一首诗，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是这居然能够成为评判诗人好坏的标准！？陆游赋诗几万首，保留下来的也近万首，难道他不是好的诗人吗？

顾彬谈论的另外两个方面与语言有关，而且是与外语和中文有关。文学与语言相关，大概是常识，用不着说什么。但是，若想围绕文学说明“什么是好的语言”，就不是常识，而是具有专业水准的问题了。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个有意义的问题，顾彬仍然没有给以明确说明。相反，他的一些说法常常令人莫名其妙。比如他说，“80后作家的语言非常简单，我看他们的作品不用查字典。但是好的文学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比如语言方面的挑战。我翻译……的作品，他们的语言非常复杂，我不光要用字典，还会问中国人。我很喜欢这种挑战。”区别作家用语简单还是复杂，无疑是可以的。问题是，这也能成为文学好坏的标准吗？更成问题的是，顾彬区别语言简短复杂的标准竟然是他自己的中文水平：在翻译中用不用字典！？一个德国人，能够看中文翻译中文，我对顾彬还是钦佩的。问题是他以自己的中文水准作为评价文学好坏的尺度，这不禁令人瞠目结舌。用中国人的话说，这好像是在说天有一口井大，用西方人的话说，这似乎是在讲人是万物的尺度。早在两千多年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从这话可以得出矛盾。即便如此，我还是想问，按照顾彬这个语言标准，老舍的作品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

顾彬说，“我说过一句话，中国当代作家一般不会外语，也不愿意学习外语。有人讥讽我说，杜甫会外语吗？曹雪芹会外语吗？你不同意他们的作品是经典吗？我同意是经典，但是我谈的不是古典文学，而是当代、现代文学，区别很大。”这段话大概是回应此前中国学界对他言论的批评，也是在继续陈述他自己的观点。

看得出来，顾彬这是在用区别古典与当代的方式为自己做辩护，大概也是对自己以前说过的话做出修正。因此，我们可以不必纠缠顾彬过去说了些什么，而围绕这里的引语进行讨论。让我把这个话题转换一下：一个好的中国（当代）作家一定要会外语吗？与此相关，不懂外语，就出不了好的（当代）文学作品吗？好的文学作品当然与好的文学有关。所以，这样的问题与顾彬所谈的题目其实是相关的。他大概也是想以这样的方式迂回地谈论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而他隐含的结论则是，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语，所以写不出好的文学作品，因而也就谈不上有好的文学。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要说清楚两点。一点是要说明什么是文学，进而说明什么是好的文学。另一点是要说清楚什么是外语，进而说清楚外语与文学的关系。关于第一点，顾彬没有说，我们也就不必多说。古典文学是好的，古典作家不懂外语，可见外语并不是好的文学的必要条件。于是我们的问题就变成一个不那么普遍的问题：外语是不是好的当代文学的必要条件？

顾彬认为，欧洲人习惯了学习外语，他也提到鲁迅、林语堂、张爱玲等作家是懂外语的。由此他大概是认为，当代作家应该会外语。不能说主张作家学外语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但是我认为，作家学习外语是一回事，出好的文学作品则是另外一回事。欧洲作家懂外语，中国一些作家，比如鲁迅等人也懂外语，这是事实。问题是，他们懂外语是不是就可以证明不懂外语就一定不能出好的文学作品？在我看来，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它没有把这里的道理讲出来，它没有告诉我们，外语与文学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外语为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的必要条件。

当消费者用手机打开这个程序时，食品生产商会使用一台电脑，来分析食品的整个加工链。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简称：IBM)驻北京的研发人员正在开发一种新软件，可帮助公司和消费者跟踪从食品生产到端上餐桌的全过程，以避免受不安全食品所害。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全球食品生产商和消费者的一大问题。

　　这种软件名为“食品安全模拟器”(Food Safety Simulator)，是一个手机应用程序，旨在让消费者对自己所买东西的可靠性做到心中有数。安装后，消费者可利用手机来扫描食品上的条形码，从而了解该食品的安全程度。IBM会给食品做星级评定(类似于评估餐馆的服务)，其中会参考如安全检测失败率、供应商背景及最近是否有召回事件等因素。商品拥有的星数越多说明消费者越可放心购买。

　　该软件今年入围了《亚洲华尔街日报》举办的“亚洲创新奖”(Asian Innovation Awards)，向人们展示出在消费时如何货比三家。此外，消费者还可通过它来报告健康问题。目前这种软件还没有上市，IBM也没有给出其上市的大概时间表。

　　生产商也能用这种软件来建立风险模型和评估概率，这样就可准确找到污染源，制止污染食品扩散并流入消费者手中。

　　IBM的研发人员Ron Cao博士说，像包装香肠这样的食品在工厂里由不同配料制成，来自众多供应商的多只牲畜的肉被混合加工成香肠。Cao博士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消费者吃了香肠后感到身体不适，不可能将一根香肠与某一供应商和某头猪对应起来。

　　IBM研发的这种软件并不能直接把受污染的香肠和病猪联系在一起，但生产商可利用它来更好地估测污染源并找到食品制造过程中的漏洞。这款软件告诉食品公司它需要收集的数据种类，如配料的含量、食品保存温度和所有流程的时间等信息。然后，该软件会分析收集来的数据，找到瑕疵点。

　　对包装香肠这样的食品来说，该软件可追踪猪肉和面粉的混合、包装流程以及运输时间。如果有消费者称食用某香肠后感觉不适，香肠生产商可追溯产生问题的环节并确定是否有其它食品受到污染。

“食品安全模拟器”的功效也有其局限性。在中国，经常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不是生产商，而是源头供应商。目前，为大型食品生产商种植农作物及饲养家畜的食品供应商在中国有5万多个，其中包括雇员还不足10人的小农场。虽然大型食品生产商可追踪其自身生产流程的安全性，但它还须确保自己所用原料的安全。

　　今年3月，中国最大肉类加工企业双汇集团把含一种高剂量非法添加剂的猪肉投进了市场。这些猪肉是由该集团一家子公司加工的。

　　生产商还将需要调整流程，以便能够在生产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收集数据，这有可能减慢食品的上市过程。但IBM的Cao博士说，用这款软件建立的风险模式将有助于降低食品变质导致的高致病数量。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数字，食源性和水源性疾病每年造成220万人死亡。

　　在欧洲5月份爆发大肠杆菌疫情、导致48人死亡和4,000人患病之后，食品安全一直是人们的关注焦点。

　　为重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美国今年通过《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要求进口企业检验食品安全。

在中国，由于2008年三聚氰胺丑闻发生之后问题依旧存在，政府针对食品安全违规者展开了整治行动。当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中，因食用含有这种化学物质的婴幼儿奶粉，六名儿童死亡，另外30万名儿童患病。

　　Cao博士说，当前中国很少采用高科技解决方案来发现问题，或者是分析问题、寻找关联。在欧洲和美国，食品跟踪集中于帮助企业掌握其商品配送到商店的情况。相比之下，生产问题的跟踪就基本没有引起重视。

　　据美国研究公司弗里多尼亚集团(Freedonia Group)估计，中国对跟踪器等食品安全产品的需求将在接下来两年内增长15%至130亿元。

　　IBM的FSS软件还不能在市场上买到，但这款软件正在接受美国一家健康食品零售商（没有透露具体是哪一家）和山东省政府的测试。山东是中国最大的农业中心之一，山东省政府正在当地一家肉类加工企业测试这款软件。

　　IBM研究人员举例说，政府可以利用FSS来评估冷冻温度监管政策的变化会对食品质量产生多大影响，以及会给配送和生产带来多大压力。

 

　　近日，来自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研究人员称，当银行里的用户在进行交易的时候，借助一台红外摄像机，就可以根据用户遗留在键盘上的热量记录下交易密码。

　　该研究组在本月早些时候召开的USENIX攻击技术研讨会上发表了报告，称可以通过数字红外摄像头在短时间内读取用户遗留在键盘上的密码痕迹，读取率在80%以上。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计算机科学博士生基顿·莫厄里（Keaton Mowery）介绍说，如果在一分钟之后使用该摄像头，读取率还能维持在50%左右。

　　目前参与该项研究的除了莫厄里之外，还有他的同学萨拉·米克尔约​​翰（Sarah Meiklejohn）和斯特凡·萨维奇（Stefan Savage）教授，而之前的工作由著名安全研究者迈克尔·扎莱夫斯基（Michal Zalewski）主持，他曾在2005年借助一个红外线摄像头成功检测出留在一个键盘上的密码。扎莱夫斯基还可以在用户用完键盘5分钟后检测出密码，研究人员发现，如果在90秒之后使用红外摄像头，读取率就下降到只有20%左右了。

　　一些普通的防备方法如输入密码时遮住键盘区等在红外摄像面前是无效的，不过据莫厄里的介绍，为了防止红外摄像窃取密码，可以在使用ATM机时先用手把整个键盘区给捂热了，然后再输入密码。同时，米克尔约​​翰还补充说，如果ATM机上还需要输入其它的数字，比如取款金额，这也能降低红外摄像的识别难度。

　　此外，红外摄像还有其它缺点，“如果使用的键盘是塑料材质的，我们可以检测出有哪些按键被按过，但是要想排出具体的次序就比较难了”，莫厄里说道，即便在用户用完键盘后马上进行检测，成功推出输入次序的概率只有20%左右。

　　如果键盘是金属材质的，“从本质上讲，如果你用指头直接指向红外摄像机，那么留下的可能只有你的热像指纹，而不是留在键盘上的印迹”，米克尔约翰说道，“不过，目前我们并不想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塑料键盘上不会出现这个，此外应该会有别人去解决这个问题。”

　　扎莱夫斯基指出，目前红外摄像机的使用成本非常低，租用一台只需要每月2000美元，即使买一台也不过18000美元，这也大大提高了窃贼利用它们获取用户密码的可能性，“有些微型的日用摄像机的功能更为简单可靠，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变相的‘抢劫’！”

姜武和《精慌》主创人员合影

《精慌》电击治好阳痿死精症 姜武赞结局美好(图)

中新网北京9月1日电(蒲波) “性是手段，”导演黄兢晶8月31日晚谈到性喜剧《精慌》时表示，性之外要表达感情、夫妻关系，性不会是目的本身。

日前，反映都市白领情感的话剧《精慌》在北京上演，宣传卖点是“国内首部性喜剧”，引起戏剧评论者的关注。有评论文章认为，在《精慌》中，“性”的内容充其量是个点缀，打着“性喜剧”的旗号有文不对题的嫌疑。

对此，黄兢晶表示，《精慌》的“性”比重是很合适的。“性是手段，性之外要表达感情、夫妻关系，性不会是目的本身。”黄兢晶认为，美国的性喜剧也是表达青春的焦虑，如《美国派》写了一个成长的过程，不然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性’不能被极端化，只有‘性’没有价值，”黄兢晶说。

《精慌》是从事影视编剧工作十余年的黄兢晶再度尝试舞台剧创作的作品。他认为，舞台有舞台的魅力，能做影视做不到的事情。“一个剧本不能同时供电影、电视和舞台使用，”黄兢晶说，“影视剧本创作让我更了解观众的需求。”

在黄兢晶看来，“故事”对于话剧是很重要的，不管是什么形式，都得有实质内容。“现在的小剧场话剧要么是高深的自我表达，要么很无聊，和观众有距离，难以产生共鸣，甚至会不舒服。”黄兢晶说。他举例到，写死神选中女孩，跟普通观众有关系吗，都是悬在空中的构想。

“《精慌》实际上是有感而发，我这个年龄段，身边的很多人遇到类似的问题，《精慌》所反映的是真实的人生焦虑。”黄兢晶说，《精慌》要反映的是夫妻在遇到灭顶之灾时如何坚持，一起走过，解决问题。夫妻之间不一定是生孩子的问题，还有很多别的问题。“夫妻困境”是大家都会理解的事情。

据此前报道，满江在看完该剧后表示，“精慌”一定会成为流行语，生活中真的是太多让人“惊慌”的事情，而压力生活下的男人也太容易“精慌”了。黄兢晶透露，《精慌》这一剧名是很偶然的情况下确定的，“我们给一个90后女生讲了故事内容，她脱口而出‘精慌’一词”。黄兢晶笑称，当然希望“精慌”能成为热词。

艾琳来袭

　　近日，飓风艾琳登陆美国东部沿海，其造成的损失比过去数十年来任何一场风暴都要严重。这不仅让人们再次令人质疑，飓风是否正因为地球的气候变暖而日趋恶化。

　　科学家们仍在努力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不过他们中很多人都相信随着地球气候的逐渐变暖，飓风也将变得更加猛烈，而艾琳飓风只不过是未来更大飓风的先兆而已。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地球上飓风的数量就在不断的增加，但这一现象是否和人类的行为有关，科学家目前尚无定论。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位专家克里·伊曼纽尔（Kerry Emanuel）称，“从长期来看，我认为大西洋飓风和全球气候变化之间是有联系的，而且现有的证据也非常具有说服力。不过我的同事并不赞同这一点。”

　　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管理局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的研究员托马斯·K·克鲁森（Thomas R. Knutson）就不同意这一看法。他认为，近几十年的发展趋势还太短，并不能确定飓风和自然变化之间的联系，而且早期的统计数据也不够可靠，因此无法得出有关飓风长期发展趋势的结论。他还表示，伊曼纽尔的观点不够成熟，研究人员需要找出大量的证据才可以证明人类行为和飓风之间到底存在何种联系。

　　此外，两大阵营的分歧还在于，一些偏远热带地区的气候变暖是否会对大西洋上的飓风产生影响。飓风是大气中的热量四处移动而形成的一种自然现象，海面上的高温会孕育成飓风，随着它的移动，其强度也不断在增加。这也是艾琳飓风形成的一个主要因素。今年8月份以来，大西洋上空的气温长期处于平均水平以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地球海平面上的温度一直在升高，科学家认为这和温室效应有关。两大阵营都考虑到了海面温度逐渐升高这一因素，但是地球上一些偏远地区气温的升高到底会对飓风的形成产生何种影响，关于这一点目前也没有定论。

　　不过，两大派的科学家都在未来飓风的强度会增加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但是他们并没有信心对飓风增强的幅度做出预估。由克鲁森负责的一个研究团队认为，在整个21世纪，强烈飓风的数量每年都会增加一倍，不过那些地方会遭受袭击是无法预测的。

　　除此之外，地球上大气中的温度也在升高，进而使得冰川融化，这也是导致海面上升的几个主要因素之一。海平面的上升反过来又让海岸线在面临飓风袭击的时候变得更加脆弱。近几十年来，飓风造成的损失不断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大多数专家都认为这主要是沿海的过度开发使得海岸线变得更加脆弱。

　　在5年前，伊曼纽尔和克鲁森以及其他八位同事共同发表了一份声明，他们要求美国政府要正确面对飓风这一问题，并对沿海开发的相关政策进行重新评估，不过迄今为止仍未收到回应。

　　他们在这份声明还写道，“我们相信，随着研究不断的深入，关于当前气候变化和飓风形成上存在的分歧最终一定会得到解决，对此我们很乐观。不过，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是要对沿海海岸线的问题进行时刻和持久的关注。”

勤奋与斗争思维才是西方走向强大的根本，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东西。

提起韩毓海，不能不提到《五百年来谁著史》，作为一本普及型学术著作，从去年到今年，它的销售量已突破17万册，堪称是出版业的一个奇迹。

因为观点不同，大多媒体对此选择沉默，因为一道人造的立场，太多人在刻意忽视。然而，这却不能抹去《五百年来谁著史》的雄辩与理性光芒。

《五百年来谁著史》的姊妹篇《龙兴》仍在反复修改中，可韩毓海却忙里偷闲执笔了《人间正道》，那是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等几位学者共同的声音。

在新中国出版史中，可能还从来没有这样一本书：几个普通人，将自己对党的理解自发地写出来，没有上级意志，没有机构指令，它的话题如此宏大，它的面貌如此“正统”，却在市场上赢得一片好评。

这是一本检讨历史经验的书，又是一本眺望未来的书。90年风风雨雨，究竟什么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该如何反思过去？

这是一个喧嚣的时代，体制、价值、观念、道路等等大词正占领着话语空间，然而，曾经的道路真的是靠图纸作业走过来的吗？那些成功真的是几个概念铸就的？如果名词可以解释一切，中国近代史为何会这般挫折、苦痛与艰难？而凭着坐而论道，就能突破这个死循环？

在不知不觉间，我们正在忘记历史，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可究竟怎样把握人间正道？怎样才能不偏离人间正道？几位学者激烈的争论，最终凝聚成了这本厚重的书，抛开假问题，面向真问题，本书拓展了一条全新的启迪之路。

中国道路应该有个主语

北京晨报：这本书的缘起是什么？

韩毓海：是一个很偶然的机缘。上海学者周建民老师为建党90周年写了一篇稿件，交给胡鞍钢、王绍光和我看，当时的感觉是，周老师满肚子是理，就是讲不出来。一是他文风太老实，不易被读者接受，二是这个题目太不讨巧。

北京晨报：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写成书呢？

韩毓海：因为对周老师的观点我们很认同，今天说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总要有个主语，如果不提中国共产党，就找不到解决许多现实问题的动力和抓手，所以胡鞍钢建议我执笔重写。

核心提示：8月12日上午，“光明日报《国学》版创刊五周年座谈会暨《国学精华编》、《国学访谈录》首发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举行。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光明日报社总编辑胡占凡、来自全国十几所高校国学院的院长以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国际儒联等单位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执行常务副院长朱小健接受凤凰网文化频道的独家专访时提出，传统文化的价值就是教人向善，教人守静，教人求真，教人和谐。可以用文化解决目前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

朱小健：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凤凰网文化：在现今社会下中华文化传统的地位和走向应该是什么样的？

朱小健：人类社会面临着很多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的问题，而且要解决这些问题，可能出路也在于，全人类的文化是不同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上的作用实际上是可以起到一个跟其他民族的文化相互接触、了解甚至相互融合这样一个状态。这实际上是人跟社会走向和谐，包括人跟自然关系和谐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事实上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要解决社会问题，应该从东方智慧，其实主要是指从中华文化汲取智慧，这样的一些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这个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特征。

凤凰网文化：西方文化已经意识到要向东方的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借鉴，有没有一些例子？

朱小健：西方从文艺复兴之后、包括工业革命以来，文化的发展都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思路，而中华文化它应该是一个包容的、一个综合的，多元的同时也是一个统一的思路。中华文化把整个世界看成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黑白对立，这个思想可处理人们遇到的问题，特别是人跟自然环境，国家和国家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

美国的夏威夷大学有一位教授叫安乐哲，他是做比较哲学研究的，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智慧，应该是世界上各个文化都应该去借鉴、学习，可能会解决当前的问题。

凤凰网文化：把传统学术通俗化、大众化是一个好的现象吗？

朱小健：首先你要把通俗和大众理解为一个褒义还是贬义？，首先如果你认为通俗是不好的现象，那用这个观点来评判可能就不是很符合原来状态。如果我们把通俗和大众看作一个正面的词儿，我想就有一些学者他们在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上其实起到了很多其他的学者没有起到的作用。但有一些学者具体在某一些个别字词的词句或分析上有自己的看法，甚至有可能不完全准确。

娱乐化肯定不可能是一个正面评价了，它是一个负面评价，但是通俗化和大众化，我觉得在我看来至少是一个中性或者是含有一定肯定的意义的。我们如何自觉的去认识中国文化，自觉反省它，自觉去加强它，同时提高自信心，这个就不是仅仅一个精英学者所能够完全完成的，它需要全体人民的介入，其实历史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全体人民介入完成的结果。

凤凰网文化：怎么看国学被不同解读，甚至误读？

朱小健：在中国传统的经书注解上，有“六经注我”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我注六经”是解释经典，“六经注我”是用经典语言来阐发思想，那不排除有很多的学者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不必去苛求，他本来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但他选择了经典作为一个引子来表达自己。

至于青年人包括小朋友他们学习，会不会受到这些学者表述解释的影响，我想我们也不必过多担心，他们真正去读这就会逐步了解。

凤凰网文化：在经济发展潮流的社会环境驱使下，您觉得人还会有这种沉淀去读国学吗？

朱小健：如果你完全没有接触到，那很难静下心来；如果真正读进去，哪怕一开始就有那么一两篇，很快你就会静下来。为什么呢？这就是他它的价值。它的价值就是教人向善，教人守静，教人求真，教人和谐。

应该说这些传统文化经典中，无论儒释道，生长出来的文化都是人的本性真好。所以我觉得只要是阅读就会渐渐的静下来。但是平静下来不一定是目的，就是有了这样一个心态之后可能会对中华文化有心灵呼应，所以文化是人类的精神家园。（陈书娣）

宋方金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一句顶一万句》：这是一部“脱掉衣服”的书。

一，作者脱掉了“语言”的衣服。脱掉了“比喻”、“形容”、“隐喻”、“修辞”等一系列写作者赖以生存的手艺。让语言回到事物本身，一句话不再说一句话之外的事儿。一句是一句。这是作者给自己设置的一个难度。此前的作家不是没这么干过，但干得这么彻底、这么漂亮的，这是头一次。

二，作者脱掉了“社会形态”的衣服。脱掉语言的衣服是技术上的难度，但脱掉“社会形态”的衣服，则是对所有写作者包括作者本人的一次颠覆和再建设。作者在这部书里脱掉了历史，脱掉了战争，脱掉了瘟疫，脱掉了时代，脱掉了机构，脱掉了阶级，脱掉了国家……作者甚至将时间和性都脱掉了。这是一次无法写作的写作。也是一次不可思议和惊心动魄的写作。作者不再与社会对话，不再与历史对话。如同一粒种子进入土地一样，作者脱掉了所有可凭借的发力点，一转身投奔了人心的洪流。这一点此前的作家从来没这么干过。这使得这部书从写作之初就显示出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因其脱掉了“衣服”，这必然是一部大书。此前人类写作史上的写作，都是典型人物和类型人物的写作。都是使一个人代表许多人，或将许多人归类到一个人，以此来比喻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自己。即使是意识流写作，也概莫能外。但到了作者这里，写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我们将发现，一个人的身体里装着许多人。一个人一件事之前是老张，但之后就可能变成老吴。一个人今天是老张，明天就可能变成老吴。一个人在走路时是一个人，但在他脑子里，他自己是另一个人。原来一个破竹子的人活着，靠的不是竹子，而是他脑子里另外的世界。一个伟大的作家，永远大于语言、事件、细节、人物，他所关心的不是这些，而是“发现”。在这部书里，在这一句是一句的写作中，充满了作者对生活和世界的珍贵“发现”。这是一次流汗和掏心的写作。惟其如此，一句是一句的写作才最终抵达了一句顶一万句的发现。

此书之“大”还体现在作者对人类本体的关怀。生存和死亡从来就不是问题。如何生存和如何死亡也非终极问题。人类所遇到的终极问题是孤独。作者在这部书里，孤身一人游历了孤独。我们将在这部书里发现，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寻找另一个人、一句话寻找另一句话才是孤独。百年孤独是民族的孤独，而作者书写的，是个体和群体的孤独，是一辈子的孤独，是生灵孤独。这也是作者“脱掉衣服”来写作的深远意义。因此这是一部超越时间和世纪的生命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