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4日从甘肃省文物局得到证实，甘肃康县日前发现多处茶马古道遗迹，其中发现全国唯一有碑刻佐证的茶马古道途经之地。

　　康县毗邻陕西、四川，自古是连接西南、西北的重要通道。此次发现的茶马古道遗迹现存有窑坪桥、白马关古城、古洞流虹桥、盘古山古道、龙凤桥、三功桥、巩家山廊桥、羊倌岩栈道等大量保存完好的古道文化遗存。

　　甘肃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肖学智告诉记者，此次还发现刻有“巡按陕西监察御史”等字样的路碑，为明代前后官方所立，这是全国唯一有碑刻佐证的茶马古道途经之地。

　　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周重林日前在康县举行的茶马古道文化研讨会上认为，康县是产茶区，其茶文化所处汉中茶文化圈，各种茶马古道历史遗迹保存完整，真实再现了西北特色的茶马古道魅力。

　　在中国，茶马古道是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的古代商道，历经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西部国际贸易古通道之一。

　　据知，康县境内的茶马古道“冻结”汉中，起窑坪，经古皋兰、古散关、白马关、大堡、长坝、望子关，向西经阶州通青藏，向北通兰州、天水、宝鸡至新、青、宁，或经咀台、岸门口、阳坝南过利州向川、滇。

　　肖学智表示，康县茶马古道的文化挖掘印证了当时此地民族融合、贸易往来的繁荣，和丝绸之路有一定联系，其丰富了中国茶马古道文化，完善了中国西部茶马古道研究体系。

　　沧州几名村民在建筑工地挑拣砖块石料准备回家垒猪圈，从此路过的丁先生发现一块刻有“李鸿章”字样的石碑，觉得有可能是块“宝贝”，便花钱买了下来，雇叉车送到自家楼门口，放置在了绿化带内。5月3日，丁先生说，听说自己买的石碑确是文物，他便把这块“宝贝”上交给了文物部门。

    ■大块石碑“躺”在绿化带中

　　其上落款竟为李鸿章

　　沧州市华西小区有居民近日致电本报称，33号楼和34号楼间的绿化带中发现一块大型石碑，上面的落款竟是距今百余年的直隶总督李鸿章。记者在现场看到，石碑躺在绿化带中的泥地上，长约1米、宽约80厘米、厚约30厘米。有字的一面朝上，其上薄薄附着着一层尘土。虽然石碑顶部的一部分已经缺失不见，但密密麻麻刻在碑面上的近200个繁体字，仍依稀可辨。特别是文章最左边两列的落款十分吸引人眼球：保文华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直隶总督兼管长芦……李鸿章记。

　　■专家分析石碑确为文物

　　可能来自附近包公祠

　　沧州市文物局有关专家从石碑的石质分析，这确实是块老碑，再从石碑发现地的位置推测，这块石碑可能来自附近的包公祠。文物专家介绍说，这个包公祠不是坐落在河南开封的那座。据民国《沧县志》记载，“包公祠，在小南门内，为宋代河北转运使包拯建。本在南关，后移朗吟楼下。清代乾隆七年运判史尚廉，又移分司署大门内左方。光绪二年乐军统领记名提督丁德昌重修。”专家表示，这块石碑应该就是在重修包公祠时，由李鸿章撰文再刻制的。

　　至于碑文的内容，文物专家连续几日翻阅县志、州志后均未查出。这几天，他们还要到北京查阅相关资料，以详细考究石碑的来历。

　　■珍贵石碑差点垒成猪圈

　　现已上交文物部门

　　5月3日，家住华西小区33号楼的丁先生说，去年7月底，他路过沧州市中心一处地方建筑工地，几个村民正在挑拣砖块石料，说是弄回家准备垒猪圈。丁先生恰好看到他们从砖块中扒出一块带有很多文字的石碑。他说，因为经常和懂文物常识的朋友在一起，他也学了点皮毛。仔细观察后发现石碑上刻着“李鸿章”三个字，丁先生眼前一亮觉得这应该是块“宝贝”。但由于这块石碑发现时就是残缺的，丁先生也说不上来它到底有多大价值，总之拿去垒猪圈是绝对不行。于是，他花几百元钱从村民手中买回了石碑，又雇了一辆叉车运到自家楼门前，放到了绿化带里。

　　听说这块“宝贝”被专家鉴定为文物，丁先生便联系文物部门表示愿意无偿捐献：“既然是文物，是国家的东西，就应该还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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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州包公祠

　　沧州包公祠在城隍庙西侧，丁公祠南面，大门坐东朝西，门内有一宽敞院落，东房三大间，北面平房三大间，正北房包括两耳室为五大间，是重檐起脊古式建筑，这便是包公祠。殿内正中有包公塑像，前有供桌香案，两侧有侍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之威武塑像。屋顶上方悬有“公正廉明”、“铁面无私”两块金字蓝底匾额。中院东侧有过道可通后殿。殿中供奉一米多高的观世音菩萨铜像，不论朔望，香火极盛。

　　包公祠于每年四月初八至十五有春季庙会，延续五至七天。期间，均有商贾货物涌来，日用百货、烟酒糖茶等应有尽有。

　　辛亥革命后，包公祠内建立起了民众教育馆。馆内负责人段永庆带领工作人员举办了平民夜校。此校基本属于扫盲班性质。每晚8至10点上课，主要课程是国文、算术，并且对来求学者不收学费、书费。另外，还组织了沧州民众国术馆，有南川楼、白家口、菜市口、老东门、北门里等十多处拳社，遇有节日庆祝活动，便邀请他们在西北门外体育场进行比赛表演。

　　1947年沧州城解放，这里一度成为工商业者联合会办公场所，后逐步改为沧县工商联、沧州市工商联。1981年春，经批准，相关部门将原包公祠房屋殿宇全部拆除。至此，当年包公祠旧貌荡然无存。

　　4月25日，坐落在广东阳江十里银滩上的海上丝绸博物馆里，已经进行了一个月的“南海1号”第二次试发掘工作基本结束了。领队刘志远疲惫中带着兴奋：“这次我们确定了船首的位置，这是很重要的发现。但更重要的是，在这次试发掘中，我们采用了一些以往没有使用过的新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作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部副主任，刘志远对于首次在沉船考古中使用包括三维激光扫描仪和全站仪在内的高科技仪器更是津津乐道，他认为此次试发掘达到了提高科技含量及学术研究能力的目的。

　　次日，几百公里外的汕头南澳岛海域，“南澳1号”的水下考古工作，也在时隔一年之后重新启动。风平浪静的天气，让“南澳1号”水下考古队队长崔勇非常高兴，根据精确绘制的潮汐洋流图，考古队员抓住每一个合适的时机，一次次下潜，测量、照相、绘图……而在配合此次考古的“南天顺”号打捞船上，减压舱、水下三方通讯设备、水下摄像器材……高科技设备一应俱全。崔勇说，水下考古离开这些“高技术”可玩不转了。

　　何止是水下考古，在整个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科技创新已经越来越多地改变着保护的理念、手段和成效：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南海1号”整体打捞与保护项目等，都以其重大的科技创新以及在文物保护实践中的成功应用，成为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成果的杰出代表。

　　“南海1号”的整体打捞发掘方式及其饱水环境下整体保护的方法，标志着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技术上的突破和创新，在深化相关科研工作的同时，也总结出了一套包括水下遗址定位、扰层清理、信息留存、文物提取、出水文物保护与整理在内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操作程序和方法，积累了一批相对成熟的出水文物保护技术，可以根据质地、类别采取相应的处理方式使出水文物得到妥善保护；同时，随着水下文化遗产基础研究工作不断深入，水下考古学及出水文物保护等的理论与方法也有所提升。

　　为了在原址保护被称为“第一古代水文站”“水下碑林”的白鹤梁，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很多科学家进行了艰苦的研究，最后，上海交通大学葛修润院士提供了水下无压容器的方案，该方案充分体现了文物保护“原址、原样、原环境”的保护原则，解决了以往压力容器方案存在的重大技术及经济问题，避免了“就地保护、异地陈展”方案的缺憾。在经过大量探索性研究后，解决了交叉学科、跨专业的复合性技术难题。

　　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建成开放的原址、原环境保护、展示水下文化遗产的专业博物馆，它的建成既是中国原址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大胆尝试，也是中国文物事业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缩影和代表性案例。

　　据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刘曙光介绍，我国有3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疆，1.8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和丰富的内陆水域，曾经无比辉煌的航海史……作为海洋大国，我国水下文化遗产十分丰富。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认为，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演变为开放的复杂系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对科学技术提出更加迫切的需求，必须依靠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的通力合作。据了解，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已经初具规模，从单纯的水下考古发展为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从近海海域扩展到远海海域，从单一部门主导发展为多部门积极参与协作。

　　正是由于科技力量的全面介入，中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正在从单纯的水下考古发展为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保护对象已经由沉船及船载文物扩展到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海防和海战遗迹、古港口、造船厂、沿海盐业遗址等多种类型；工作内容从单纯的水下考古扩展到出水文物保护、巡查监护、执法管理、学术科研等多个领域，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手段的科学性逐渐增强，使得技术装备、设备水平显著提升，旁测声纳、浅地层剖面仪、水下无线通话系统、实时差分定位系统等设备在水下文化遗产的调查和发掘中已开始运用，更先进的多波束声纳、超短基线定位系统和水下机器人等也开始投入使用。

　　近年来，随着国家投入和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在理念、技术、人员装备、后勤保障等方面有了极大进步，工作水域已经逐步拓展到西沙等远海海域，以及部分内水水域。据悉，中国第一艘现代化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用船的建造正在论证工作中，该船建造完成后将进一步提高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力。

　　据介绍，今后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将转变工作思路，着力支持重大项目和前瞻性科研课题。组织开展多学科、多部门合作参与的重大保护项目和前瞻性科研课题，如建立水下文化遗产监控体系，建设水下考古工作中心和基地，加强出水文物保护技术研发，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开展中国古代海防工程调查等等。通过这些重大项目和课题的开展，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提高科技应用水平，带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日前，在黎城县西仵乡东水洋村发现了一座距今已有800多年的罕见金代古墓。这座仿木结构八角形砖雕古墓的发现，对研究中国的古建筑、特别是上党地区古建筑的营造特点提供了重要资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考古价值。

　　村民迁坟意外发现古墓葬

　　昨天上午，记者赶到黎城县西仵乡东水洋村发掘现场时，只见工作人员正在墓室内对墓葬进行清理，地面上的墓穴两旁已堆起了高高的土堆，旁边空地上支起的一座帐篷是看守民警和发掘人员用来休息的地方。

　　据在现场的黎城县文博馆馆长赵小慧介绍，清明节期间，按照黎城当地风俗，老百姓有的要迁坟。4月3日，黎城县西仵乡东水洋村有一户村民在村东头一块没有封土堆的耕地上找自家墓地时，意外地发现下面有一座古墓葬，于是立即报告了当地文物部门。

　　长治市文物部门工作人员赶到现场经过初步勘查，认定这座墓葬为宋金时期的古墓葬。当地政府随即派驻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对这座古墓葬进行了保护。经省文物部门批准，4月6日起，省考古研究所晋东南工作站和长治市、县两级文物部门入驻工地进行抢救性发掘。

　　公安武警24小时保文物安全

　　手拿铁锹、满身泥土的黎城县文博馆馆长赵小慧告诉记者，刚开始进入工地发掘时，墓室内已经被淤土填了不少，这样给发掘工作带来很大难度。为了保护墓葬的安全，县政府派出公安民警和武警24小时在现场看守，一直到发掘工作结束，当地文化部门也派专人值班。“发掘队伍从上午8点开始工作，中午休息两个半小时，下午一直工作到7点。刚开始，雇用了十几个民工，现在清理墓室剩下四五个人了。工地上照明靠发电机发电，渴了用电热棒烧水，饿了泡方便面，值班人员或自带干粮在工地上吃饭，晚上在附近搭的帐篷里值班，挺辛苦的，夜间气温下降后仅靠一条被褥取暖。”赵小慧说。

　　八角形墓葬首现上党地区

　　记者在现场看到，穹窿的墓顶已开了大半个口子，该古墓位于地下约3米处，墓室坐北朝南，呈八角形，墓穴整个为砖砌手工雕刻。虽年代已久，但仍然可以显出当时匠人们精湛的建造工艺，墓室内全部是仿木结构。墓顶部是砖雕仿木建筑门楼，上砌斗拱、檐椽和瓦脊。在墓葬下面分别有5个砖砌的拱券式耳室，每个耳室大约1米多高，里面有侧室。

　　赵小慧介绍说，每个耳室均发现了火葬后的尸骨，已经炭化。从木结构的工艺和规模来看，墓主人应该是当时的大户人家。过去长治市也曾发现过类似的木结构古墓，但均为四角墓，像这种八角墓在长治地区还是首次。斗拱、底座都有明显的宋金时期的古建筑特点。

　　25日上午，随着考古发掘人员从3米高的墓室内铲出最后一锹土，为期20多天的黎城县金代古墓清理发掘工作宣告结束。考古人员从墓道里发现了一个陶盆的几块残碎片，在墓葬正中间除了发现一具完整的人体骨胳、一个陶罐和几个灯盏外，没有发现墓志铭，也没有发现其他随葬品。

　　文物专家点评金代古墓

　　据长治市博物馆副研究员王进先介绍说，金代墓葬虽受辽墓的影响，但更多的是继承北宋的墓制。金代墓葬大多以火葬为主，棺木多为木制骨灰盒。特别是山西地区的金代墓葬注重营造墓室，流行雕砖墓，仿木结构及墓壁装饰基本上与北宋后期相同，随葬品一般较少。像这座墓葬，它的建筑结构和做法与宋代李诫《营造法式》里的万佛堂建筑做法是完全吻合的，因此，对研究中国的古建筑，特别是上党地区古建筑的营造特点提供了重要资料。

　　河北邯郸市文物局26日透露，南水北调邯郸段文物考古发现了一批先商时期古墓群，出土了大量以陶器为主先商文物，为夏商周断代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考据。

　　据邯郸市文物局局长王兴介绍，南水北调邯郸段共发现遗址、墓群11处，文物丰富地段一处。其中在薛庄遗址、墓葬等多处发现先商墓葬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和骨器等。遗址、墓群密度之高，出土文物数量及种类之多，在中国先商考古史实属罕见。为中国夏商周断代史研究，特别是为商代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提供了大量实物考据，为复原先商古民生活情景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实物。

　　据了解，在邯郸薜庄遗址及墓群考古中，共发掘先商灰坑209个、墓葬36座，灶1个、车辙一段。在滏阳营、湾漳营、槐树屯遗址及墓群考古中，共发掘先商灰坑31个，沟7条，道路6条，陶窑6座；清理墓葬73座，出土的文物有石器、骨器、蚌、陶器、铜、铁、瓷器等800余件。

　　邯郸市文物保护所所长乔登云说，此次发掘另一特点是，遗址多为不断代墓群。一个遗址囊括从先商、秦至明清时期墓葬，为系统研究华北地区各朝代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依据。以滏阳营遗址为例，出土了上至新石器时期、先商时期、北朝时期遗存，下至明清时期文物，时间跨度几乎囊括了中华文明发展史。(完)

考古人员对发掘的洞穴进行清理。

动物牙齿化石。

旧石器时代遣物。

疑似骨锥。

考古人员清理古人类火塘底部灰烬层。张晓理/图

　　核心提示

　　当今世界上古人类学研究有两大热门课题：一为人类起源，二为现代人类起源。人类起源于非洲已基本达成共识，而关于现代人类起源，国际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是“非洲起源说”，另一种是“多地区进化说”。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现代人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进化而来的。然而，在证实这一观点的过程中，缺失距今10万年至3万年前的考古资料。

　　值得庆幸的是，日前在栾川县发现的龙泉山古人类遗址正好处于这一时段，其所属年代距今5万年至3万年。

　　龙泉山遗址是如何被发现的？它的发掘过程又是怎样？在这里出土的大量遗物能否还原古人类的生活状态？它对研究现代人类起源有着怎样的意义？
曾被当作“恐龙遗址”保护多年

　　栾川县城关镇西北，有一座龙泉山公园。沿公园西大门北侧一条小路上山，前行50多米，有一个不起眼的洞穴。别小看这个洞穴——从今年年初开始，来自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栾川县文物管理所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文物工作者就会聚于此，对洞穴进行考古发掘。

　　经过3个多月考古发掘，日前，该洞穴地考古发掘工作已基本结束。发掘结果显示：此处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更新世晚期）古人类洞穴遗址。

　　20日上午，当我们随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周立一起来到该遗址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洞口北侧的一块写着“恐龙遗址”的石碑。

　　在场的栾川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庞海娇说，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附近村民在此发现不少化石，大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把它们统称为“龙骨”。

　　据当地村民讲，20世纪80年代，当地进行了一次炸山崩石，之后更多的“龙骨”露了出来。栾川县建设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把这些化石拿到北京去鉴定，回来后，这里就立起了一块“恐龙遗址”的石碑。

　　文物普查“查”出“真实身份”

　　导致“恐龙遗址”身份发生变化的，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庞海娇介绍，从2008年开始，栾川县文物管理所开始对全县境内的各个文物遗迹进行普查，龙泉山遗址也在普查之列。

　　负责普查工作的是栾川县文物管理所书记李作献。他们对洞穴外围的堆积层和中部曾被炸毁的地方进行清理，发现不少化石和石器。

　　这些发现让李作献萌生了一个想法：此处向阳，离水又近，非常符合古人类对生存环境的要求，这里也许根本不是什么“恐龙遗址”，而是古人类生活的遗址？

　　李作献的想法得到了庞海娇的认同。由于近年来栾川县已发现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尤其是2008年在庙子乡发现的蝙蝠洞遗址，填补中原地区洞穴考古空白。结合蝙蝠洞的考古发掘情况，他们决定邀请专家再次认定龙泉山遗址的“真实身份”。

　　2010年1月，周立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杜水生来到龙泉山，对该遗址进行现场勘查。周立说，当时可以明显看到在坍塌的角砺石下厚约5厘米的烧石加灰烬层，洞穴中的堆积大部分已被侵蚀，仅在南壁坍塌的岩石下及西南洞壁处保留有部分堆积，最厚处40厘米～50厘米。根据现场勘查情况及发现的部分动物化石、石器，周立和杜水生一致认为，该遗址应属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洞穴遗址。

　　洞穴内发现1000多件化石、石器

　　今年1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栾川县文物管理所和北京师范大学三家单位开始联合对龙泉山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负责现场考古发掘工作的市文物工作队工作人员顾雪军介绍，对龙泉山遗址的发掘，基本上按照四个区域来进行： A区为洞口南侧、B区为洞南侧与西侧交界处、C区为洞西侧、D区为洞北侧。

　　发掘工作首先从A区开始进行。最初进行发掘时，有两块巨大石头“盘踞”在这里，搬开巨石后，大量的烧石、烧骨“重见天日”，同时工作人员还在灰堆周边发现大量石英碎屑。根据这些遗物，工作人员推断，这里应当是古人类的一个火塘，而这个区域也是古人类在洞穴内的主要活动区域。发现这些烧石后，工作人员又对洞内进行探测，探测结果显示，向南1.5米~2米深的地方还有堆积层，工作人员继续向里“挺进”，进行发掘，之后又有大量石片、石核等石器出现。

　　发掘工作其次是D区。在这一区域，工作人员不仅发现了烧过的砾石、石核、石片，还发现一些疑似有人为加工痕迹的化石，可能为骨器。同时，这一区域发现最多的是大量的动物肢骨和齿骨化石，这些化石多属鹿、牛、犀牛等食草类及小型食肉类动物，总数500多件。杜水生告诉记者，经过对这一区域出土遗物的研究，可推断此处应为古人类的垃圾堆。

　　发掘工作最后是C区。C区发现的遗物不多，主要以石器为主。

　　由于B区为洞南侧与西侧交界，为保护洞穴，该区暂时没有进行发掘。

　　最后统计，该遗址发现各种遗物共有1000多件。

　　“还原”古人类生活场景

　　既然这里曾是古人类生活的洞穴，通过考古发掘，能否“还原”古人类在这里生活的场景？

　　杜水生告诉记者，该洞穴位于栾川县城这个小盆地和龙泉山之间，从居住学的角度来看，盆地和山脉的过渡地带适宜人类和食草类动物生存。此外，虽然洞穴中间部分被炸毁，但从遗留的痕迹来看，中间部分应当也处于洞穴之内，说明此洞穴的形式应当是檐厦式结构，也说明古人类在选择生活、居住地点时已经具有一定的主动性。而且，从洞穴内发现的大量动物化石来看，这些化石主要是鹿、牛和少量的犀牛的骨骼化石，说明当时的人类已经开始主动性地进行捕猎。此外，考古人员还在洞穴内发现了火塘以及炭块、炭屑等，这些也证明，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已具备生火、取火、用火的能力。

　　洞穴内还发现了大量的石片和石核。杜水生介绍，石片是一种打制石器，是古人类从石头上打制出来的一些石头片，主要用来分割动物；石核指的是打制石器时，为生产石片所使用的石料。

　　佐证现代人起源课题

　　龙泉山遗址的发现除了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人类的生活习性等外，杜水生认为，这为研究现代人起源补充了重要考古资料。

　　当今世界上古人类学研究有两大热门课题：一为人类起源，另一为现代人类起源。人类起源于非洲已达成共识，因为在非洲发现距今400万年至几万年的标本达数百件，且演化关系清楚。

　　关于现代人类起源，国际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是“非洲起源说”。国外一些学者根据化石特征、年代测定及遗传学研究等，提出世界各地的现代人都是非洲早期人类的后裔。根据这一学说，中国的北京人等在约20万年前消失，现代中国人及其中国的晚期智人，如柳江人和山顶洞人等，都是来自非洲人类的后代。

　　二是“多地区进化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现代人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步步进化而来的。中国不仅发现了800万年前、比非洲古猿更“靠近”人类的腊玛古猿头盖骨化石，还发现了200万年前的巫山人，80万年前的蓝田人，20万年至70万年前的北京人，10万年至20万年前的辽宁金牛山人，1.4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等。

　　但这个进化体系存在关键缺失：没有10万年至3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这一时期恰恰是现代人起源的最关键时期，即“非洲起源说”推断非洲智人走向世界、取代各地早期智人的关键时段，这个关键环节如果没有考古资料加以证明，就难以肯定在此以前中国大陆上的古人类就一定是我们的祖先。

　　杜水生说，根据龙泉山洞穴内出土的遗物，可初步判断该遗址距今5万年至3万年，而这一时期是研究现代人类起源的重要时期，随着下一阶段更深入的研究，龙泉山遗址可望为东亚和我国现代人类起源直接提供证据。

　　丰富栾川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

　　龙泉山古人类洞穴遗址的发现，在栾川并不算偶然。

　　庞海娇介绍，近年来，栾川县已先后发现包括龙泉山在内的11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此次龙泉山古人类洞穴遗址的发掘对丰富栾川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今年3月举行的市文物工作队组织召开的栾川旧石器时代专家座谈会上，来自中科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和湖南、深圳等地以及我市文物部门的文物考古专家齐聚栾川，就该县发现的大量旧石器时代遗址的重要意义进行探讨。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高星指出，栾川的旧石器研究条件得天独厚，不仅发现了众多的旧石器遗址地点，遗址类型非常丰富，还发现了众多的遗物，有石器、疑似的骨器、动物化石、人类用火遗迹，这些遗物、遗迹是珍贵的科学资料，科研潜力非常巨大。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家荣指出，传统学术界对旧石器时代的研究通常以气候带秦岭淮河为分界。但由于各地的地质条件等因素各不相同，尤其是南、北两大区块的交汇点研究材料不够，情况更加模糊。而栾川县恰好处在两大区块的交汇处，对栾川旧石器的研究会对南方旧石器研究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指出，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而文明起源的根又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目前文物工作者在河南地区做的旧石器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河南东部，如许昌、郑州，栾川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对探索区域文化发展、区域性早期人类演化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采访结束时，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周立告诉记者，目前该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已基本结束，工作人员正在对遗址进行保护性回填、对遗址内出土的文物标本进行整理，随后他们将根据研究、整理结果决定如何对这一遗址进行保护、对文物标本进行展示；栾川县相关部门对该县发现的旧石器遗址也非常重视，相关研究、保护工作正在进行中。

　　 中国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址城头山遗址，正在兴建一个总投资6.5亿元人民币，集“遗址保护、文化展示、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中新社记者24日探访了位于湖南省西北部的常德澧县境内的城头山古文化遗址。该遗址管理处主任刘勇告诉记者，根据规划，城头山考古遗址公园将包括遗址本体保护工程、文物陈列馆、中国古城博物馆、古农耕文化体验区、祭祀及古人类生活文化广场等9大项目，现已作为省级重点文化项目列入湖南省“十二五”规划。

　　城头山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最早筑城年代距今有6000年历史。遗址内发现了世界最早、保存最好的水稻田遗址和中国最大的祭坛，将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被列入“二十世纪中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上海世博会上，城头山遗址被制作成大型模型，以“中国最早的城市”为题在中国馆展出。

　　“城头山遗址共出土了1.6万余件文物，包括石器、陶器、骨角器、碳化的稻粒等。仅在南门壕沟一处，就出土了70多种植物籽实、20多种动物遗骸。”刘勇介绍说，为集中展示这些文物而兴建的文物陈列馆占地面积达4000平方米，建成后将通过数字化技术重现古城空间结构，农耕、祭祀、制陶、石器制作场景等聚落文化形态，“使遗址参观转化为游览体验。”

　　“力争用三年时间，将城头山建设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刘勇表示，该项目建成后，将与岳阳楼、张家界等景区形成优势互补的黄金旅游线路，丰富湖南大湘西的旅游产品。

　　(记者陈正新 通讯员林春伟、唐艳摄影报道)昨日，承担“南澳Ⅰ号”古沉船打捞工作的打捞船“南天顺”在“德信”轮的拖带下，徐徐开进广东汕头南澳岛前江港海域，这标志着明代沉船“南澳I号”2011年的考古发掘再次启动。担负“南澳I号”守护任务的汕头边防支队第一时间跟进安保工作，由该支队南澳大队云澳边防派出所出动2艘公边快艇为“南天顺”护航。

　　暂未进入打捞区域

　　昨日的南澳海域有7级大风，阴天加上薄雾的海面能见度仅有两海里左右，“南天顺”船和“德信”轮没有进入打捞区域，暂时停留在前江港外围，同时等待专家及打捞队员集结。

　　上午9时，6名云澳边防派出所官兵乘边防快艇登上打捞船，开始驻船守护工作。自2007年5月发现这艘水下古沉船开始，这个边防派出所已守护跨时5年，这也是启动打捞以来的第3个年头。

　　此次将打捞剩余文物

　　记者随汕头边防官兵登上打捞船，今年“南天顺”打捞船船身整修一新。据船上负责人介绍，“南天顺”打捞船经过维修，对办公场所和船员宿舍进行了装修升级，装修的房间达到34个，将为有关人员提供更舒适的环境。

　　该负责人还说，此次打捞任务更加繁重，在75天的工期内，要将“南澳I号”古沉船上余下的古文物全部打捞出水，而今年没有打捞船体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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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防官兵“护船”1500日夜

　　2007年5月，汕头边防支队云澳边防派出所连续两天查获两宗盗捞海底古瓷器案件，缴获海底瓷器138件，从此沉睡海底400多年的“南澳Ⅰ号”向人们揭开其神秘面纱。云澳边防派出所官兵也从那一刻起守护了“南澳Ⅰ号”将近1500个日夜，确保了海底文物的安然无恙，也因此才有了后来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打捞。

最“萌”文物鸮卣

　　说起博物馆里的文物你会用什么形容词？“神秘”、“高贵”、“古老”，还是“庄严”？近日，山西博物馆馆藏青铜器商鸮卣的图片，在新浪微博上被网友疯转，网友称其外形酷似网络游戏里“愤怒的小鸟”，是最“萌”的文物。记者发现，这种现代、新潮的解读文物方式颇受网友热捧，也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青年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网友“北京阿年”发布这则最“萌”的文物微博后，网友们纷纷讨论起它的外形、功用。有的网友称它是“外星生物”，有的则说它是“扑腾着翅膀的胖乎乎的小猫头鹰”，还有的说它是古代版“愤怒的小鸟”。最后“中国文物网”官方微博揭晓答案，这件最“萌”文物是山西博物馆馆藏的商代青铜器鸮卣(xiāoyǒu)，鸮是猫头鹰，鸮卣则是一种酒器，是商代晚期精美的艺术品。

　　古老庄严的文物，被网友们用新方式解读后瞬间变“潮”。无独有偶，近日在陕西省发现的“囧”字样战国陶片，虽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陶片上刻着的“囧”字正是网络热词，因此这块陶片也在网上大受欢迎。

　　“现代人通过更新的途径传播文物知识、古代文化，这是好事。”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罗教讲说，文物是文明发展进程的载体，网友们用新方式解读文物，能使更多人关注文物。但他也指出，网友们除了记住文物的“萌”或“囧”，还该更多了解文物蕴含的文化，这样“盘活”传统文物才有实际意义。(伍迪)

2011年1月26日，中国美术馆拉开了“50年捐赠作品大展”的序幕，展厅醒目位置摆放的是邓拓先生于上世纪60年代捐赠的国画精品——苏轼的《潇湘竹石图》，这幅画成为整个展览的重头戏。大文豪苏轼的绘画作品，如今传世的仅存两幅，《枯木怪石图》在抗战时流入日本，《潇湘竹石图》是国内孤本，弥足珍贵。

林语堂曾经评价苏轼的画作是中国艺术的印象派。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表示：“美术馆珍藏的这幅苏轼孤本价值连城。现在艺术品市场上，宋代书法就拍出了几个亿，如果《潇湘竹石图》现身拍卖行，起价就会超过4个亿。”

金陵李家秘藏两百年

这幅《潇湘竹石图》为绢本，纵28厘米，横105.6厘米。画作采用长卷式构图，展现湖南省零陵县西潇、湘二水合流处遥接洞庭的苍茫景色。整幅画作以潇湘二水的交汇点为中心，远山烟水，风雨瘦竹，近水与云水、蹲石与远山、筱竹与烟树产生强烈对比，画面极富层次感，让人在窄窄画幅内如阅千里江山。

除了艺术上的不凡造诣，《潇湘竹石图》最难能可贵的，是其流传有序的身世，画作上包含了元明的26家，共计3000多字的题跋，这些题跋有的叙事，有的赏析，有的仅是发表赞叹之情。近千年来，《潇湘竹石图》辗转保存至今，历代书画鉴赏家功不可没。

26家题跋始于元代，止于明嘉靖年间，图卷曾秘藏于金陵李家近两个世纪未曾流出，今天我们所知的画作流传历史也是从这些题跋中所得。

元惠宗元统二年(1334年)，湖南书画收藏家杨元祥在画作上第一个留下了题跋，十五年前，杨元祥在湘中故家见过苏轼此画，现在湘中故家欲将其出售，杨元祥便引荐南京人杜德甫购之，并作题记，至于湘中故家如何得之并未交代。

明洪武初年（1370年），李秉中从杜氏手中购得此卷，如获至宝，由李秉中之子李从善重新装裱后藏于家中，李从善从此继承父亲意愿，对此卷“珍藏愈固”。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金陵李家的传人李甲峰携此卷来到江阳（今四川泸州），在这里偶遇了年近七十、乞老归故途经此处的明代文学家杨慎，席间杨慎在画作上留下了一篇赏析的七言跋文，杨慎的墨宝对《潇湘竹石图》无疑增色不少，而跋文本身也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杨慎因为明代的“大礼议”事件，曾被皇帝流放三十年，就在他题东坡画卷时，云南巡抚又奉密谕追捕他，翌年七月，杨慎死于永昌(今云南保山)。

从明洪武初年李秉中购得此画，传与其子从善，到嘉靖年间李甲峰时已有八代，金陵李家得此画卷，代代相传，视为绝世珍宝，其间近两百年历史，而后画作如何流入市井，又有谁有幸见到了这幅古画，如今我们已不得而知。

邓拓慧眼识珠天价收购

到了近代，《潇湘竹石图》的私人收藏者有两位，第一位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白坚夫。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白坚夫从北京风雨楼古玩店中买走了苏东坡的两幅传世珍品：一是《枯木怪石图》；二是《潇湘竹石图》。前者是风雨楼主人从一个山东收藏者手中买来的，后者则是风雨楼的藏品。抗战时期，白坚夫把《枯木怪石图》卖给日本人，《潇湘竹石图》成为国内唯一的苏东坡画作。

1961年，白坚夫经济困难，决定把《潇湘竹石图》卖掉。他曾专程到上海，却没卖出去，后来又来到北京。白坚夫把《潇湘竹石图》拿给他的熟人、国家文物管理局文物处处长张珩看，但是鉴定过程中有专家认定这是赝品。白坚夫一气之下，卷起画走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1558年，杨慎在四川泸州（江阳）除了为《潇湘竹石图》题跋之外，还曾经为另一幅元人临摹东坡壁画的《风雨竹枝图》题跋。两幅画作都下落不明，一些学者误认为这两幅图卷为同一幅画卷，否认《潇湘竹石图》为东坡真迹。白坚夫听说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杨仁铠先生在京开会便找到杨，杨仁铠就推荐他去找邓拓。

巧的是邓拓也正在急急寻找这位白先生的下落。一次邓拓从外地出差回来，荣宝斋的画家许麟庐告诉他，前几天一位四川来的老先生曾拿着一幅苏东坡的手卷《潇湘竹石图》来荣宝斋询问价格。由于客人要价较高，荣宝斋一时难以筹措到钱，那位客人走了。邓拓于是拜托许麟庐打听这位客人的去向。

《潇湘竹石图》在圈子内引起不小轰动，但是画作的真伪却一时成为难题。苏东坡的画迹，从来只见书载，不见画卷。邓拓认为，苏氏的真迹肯定是稀世珍宝，应当弄个究竟。正在这时，画家周怀民告诉邓拓，他家有一本日本出版的画册，其中印有苏东坡的《枯木怪石图》，邓拓立刻赶到周家，一边仔细端详这张不足一尺见方的印刷品，一边听周怀民介绍苏东坡绘画的特点。

这一天，画家许麟庐带白坚夫及《潇湘竹石图》找到邓拓。白坚夫的历史背景特殊，鉴于当时的特殊年代，许麟庐只介绍画，并不介绍卖画的主人。邓拓鉴赏良久，才兴奋地对白坚夫说：“你这幅画我也不能辨别真伪，但它的珍贵是毋庸置疑的，很有研究价值。我虽然十分喜欢，但囊中羞涩，老先生你准备要多少钱？”

白坚夫看到邓拓对这幅画十分看重，认为自己遇到了“知音”，于是价钱很快谈妥，双方同意作价5000元（也有说是3000元）。当时50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邓拓答应当即付给2000元，其余3000元三天内全部还清。为凑足这笔钱，邓拓请来荣宝斋的经理和画师，忍痛从个人存画中挑选出24幅，经画师作价，凑足了3000元。邓拓成为《潇湘竹石图》的最后一位私人藏家。

捐给国家没有任何仪式

收藏了这幅画后，凡是可能和苏东坡的画有关的东西，邓拓都进行了认真研究。为准确判断画作的真伪，他还请来许多画家、书画鉴赏家一起研究和辨别。

可能是因为树大招风，1963年秋天，中央某部发了个通报，通报说：“邓拓抢购争购倒卖国家文物字画，非法获利几千元。”随即，北京市委组成调查组查处此事，所幸很快就弄清了邓拓买画的风波。

1964年邓拓请许麟庐帮忙从自己收藏的古画中精心选出包括《潇湘竹石图》在内的144件佳品，经过仔细斟酌，小心盖上他的收藏印后，无偿捐献给了中国美术家协会。捐赠活动非常平静，没有仪式，甚至没有一纸证书。

邓拓捐赠的这批藏画有手卷、有册页、有立轴、有中堂，都是出自名家手笔，包括徐文长、八大山人、沈石田、文徵明、唐伯虎、仇十洲的作品，件件都堪称无价之宝。

十年浩劫之后，1984年春，国家文物局组织了谢稚柳、启功、杨仁铠、刘九庵、徐邦达等著名文物专家，对《潇湘竹石图》进行鉴定，确认邓拓保存并捐赠的《潇湘竹石图》是苏东坡的真迹。

佳音/文 摘自《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