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鱼图

新出水的65件文物

　　本月22日下午，汕头南澳岛“三点金”海域下起了瓢泼大雨，不过，“南天顺”打捞船上的工作却风雨无阻———“南澳Ⅰ号”水下考古发掘依然进行着，考古人员欣喜地发现：新出水的65件文物中，第一次出现“双鱼”图案。

　　当天下午4时，两筐文物从“南天顺”船尾被打捞出水。文物在汕头边防支队云澳边防派出所六名官兵的护送下，由船尾转移至船头进行初步冲洗、逐一登记造册。此次打捞出水的文物共计两筐、65件，其中瓷器60件、陶器3件、铜钱2串，瓷器类型包括青花瓷大盘、碗、钵、杯等。至此，“南澳Ⅰ号”本年度水下考古发掘已经出水文物逾2000件。有专家预测，全船船载文物有可能超过3万件。

　　在水下考古现场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瓷器专家 古瓷器专家陈华微博 莎初步分析认为，22日出水的瓷器中，有不少晚明时期的景德镇窑瓷器。像“雀鹿蜂猴”大盘，盘子里画有雀、鹿、蜂、猴等四种动物，“雀”和“爵”是通假字，“蜂”与“封”同音，代表封侯、封官的意思，“猴”则表示“侯”，鹿代表“禄”，即禄位，故该图案寓意“爵禄封侯”，体现了老百姓望子成龙的心愿。陈华莎还欣喜地发现，一件出自福建漳州窑的折沿盘上的“双鱼”图案，是“南澳Ⅰ号”上首次发现的。陈华莎说，这个“双鱼”图案画的是两条鲤鱼，但在这里不是鲤鱼跳龙门的意思。她说，乐府诗有这样的诗句：“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讲的是妻子收到丈夫书信的感人故事，后来人们用“双鲤鱼”借代书信，赋予美好的寓意。又因为鲤鱼鱼子很多，鱼与“余”谐音，又有多子多福、年年有余的意思。

　　据汕头边防支队云澳边防派出所官兵介绍，尽管现在是中国南海的伏季休渔期，但竹排机船和小型渔船不属于休渔范围，仍然可以出海捕鱼。所以，在“南澳Ⅰ号”水下考古发掘现场，云澳边防派出所出动摩托艇巡逻护卫，避免附近的竹排机船和小型渔船影响水下考古作业的顺利进行。

广州日报5月22日《文物造假产销成链条古玩街捡漏多数流嘢》的报道见报后，古玩市场的诚信问题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那么古玩该不该打假？记者采访后却发现，虽然收藏者对买到赝品感到郁闷和愤怒，但却少有人公开通过法律为自己维权，同时还表示，“不冤不乐”，淘宝的乐趣就在这个过程中。

藏者心态：买赝品=交学费

据记者了解，通过法律途径进行古玩打假的事情在广州还不多见。2006年，曾经有收藏爱好者花21.5万元买了两个赝品瓷器也引发官司，号称广州古玩赝品第一案。在全国范围来看，类似的古玩打假案也不多见。

“这些东西买回来就算当个摆设吧！其实看着也挺好看的。”住在珠岛花园的蒋先生看着家里30多个大大小小的紫砂壶笑着对记者说。 喜欢喝茶的蒋先生的紫砂壶收藏从2006年开始。最贵的一个壶是在西关古玩市场一家店里淘回来的。“当初淘回来是3万元，卖家说是清中期的东西。”蒋先生以为自己捡了一大漏，谁知鉴定后发现是现代机器生产的东西。

“买这些壶大约花十几万元，算是交学费吧！”蒋先生心态依然平静，并不打算退出收藏界。

赝品当道 “不冤不乐”

虽然赝品泛滥已经成为收藏市场的一种常态，不过记者了解到，收藏界本身打假的呼声并不高，有的人甚至还比较反感打假。

“看走眼就算交学费啦！”这是记者从爱好者嘴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不过一提到退货，基本是笑笑摇头叹息。曾带着记者走访古玩市场的黄伯告诉记者，靠“眼力”吃饭的行规，这里“三包”(包退、包换、包赔)，打假以前根本没有听说过，“打眼”了就自认倒霉。

所谓“不冤不乐”，有人甚至就是喜欢体验在买卖真假古玩过程中的酸甜苦辣，认为这就是这一行的魅力所在。“要是由物价部门来统一定个价，所有的东西都一个价，那‘淘宝’还有意思吗？”发烧友邓先生对古玩打假不以为然。

谁来主导古玩打假？

如果真的要进行古玩打假，那么由谁来打假？这是记者采访中遇到的一个实际问题。

目前看来，古玩市场其实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文化局、文物管理部门或工商局，好像都能管，又好像都不合适。南沙区炮台管理所(文物管理所)黄利平所长告诉记者，关于文物的鉴定，县级以上文物管理部门都有文物鉴定的资格，只是水平有高有低的区别而已。工商部门管的是流通领域，但对物品的真假却没有鉴别的能力。

业内专业人士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广东收藏家协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会员就对记者表示，在这一行，一般的情况是吃亏上当自认倒霉。如果强力的行政、司法打假手段进入这一行业，后果可能是这一行会慢慢地萎靡，适度宽松但要诚信经营，或许是对当前民间收藏管理的一个选择。

律师说法：

建议古玩市场设鉴定公证处

针对古玩界赝品泛滥而监管相对缺失的现状，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主任肖胜方律师认为，虽然目前并没专门针对古玩交易的法律，但作为民事行为中的一种，《合同法》中很多原则和条款就可以规范，它照样要受到法律的约束。

至于监管问题，肖胜方则建议可以像农贸市场那样，可以在市场里设立一个鉴定公证处，由专业部门设立人员常驻市场，不放心就可以拿着东西来这里进行鉴定，当然这个鉴定师要对所鉴定的结果负有一定的风险责任。

故宫建福宫又开了扇“解雇门”。有消息说，因怀疑泄露建福宫修建豪华会所的机密是内部人所为，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开除了所有员工。倘若消息确实，也不令人奇怪，我们文化中的那些恶劣成分使然。中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天价酒”曝光之后，他们不也是毫无反思悔过之举，相反却热衷追查“内鬼”吗？故宫的庭院之深是人所熟知的，但“庭院深深深几许”？还要开启几扇“门”才能“触底”？有形的自然谁看得到，而无形的，从目前来看显然还是个未知数。

当然，就算真的开除了所有员工，也像“错字门”一样，都是下属干的，领导没什么责任。可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就一个建福宫变身私人会所也就罢了，偏偏“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从承德、从南京分别传来了性质一模一样的消息。承德避暑山庄的蒙古包，经过“抢救性修复”之后变成了“避暑山庄皇家会馆”，今年6月中旬就要试营业了，目前正在招募尊贵会员，首批限量发行会员卡100张，每张价格初定为20万元。该会馆倒是“好汉做事好汉当”，毫不隐讳地对外宣称他们那里拥有总统套房、豪华商务套房、特色豪华蒙古包等各类房型40余间……皇家御宴、法式大餐，饕餮奢华餐品，至尊体验，会员独享。相形之下，南京美龄宫像建福宫一样有点儿偷偷摸摸。美龄宫把二楼原本的会客室变身成为一间开阔的宴会厅，以“蒋、宋喜爱的特色菜肴”为招牌，且已存在七八年之久，但一直没有对外公布订餐电话，只有直接联系经理才能订餐。避暑山庄、美龄宫与故宫一样，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不可移动文物所核定的最高保护级别啊，就这么被那些有“尊贵癖”的极少一部分人给霸占了？虽然霸占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也不行吧。

黑色幽默的话，故宫的“失窃门”才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坏事变成好事”。由它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可谓“拔出萝卜带出泥”。首先，我们因此知道故宫还有建福宫的“变质”问题；其次，因为建福宫的问题，我们才知道避暑山庄、美龄宫同样如此或已然如此。很遗憾，像官员的落马往往出自意外或偶然一样，这三起性质并无二致的事件的曝光，也都与主管单位了不相涉。眼皮子底下的事情硬是看不到，还能看到什么？由此也可推知反腐败的难度，那可是涉及大是大非的问题呢。不过，难道他们今后就只是通过网友爆料才去被动地发现问题、才不得已地去正视问题吗？他们当定了鸵鸟，把头钻进沙里自以为平安无事，或者翘着二郎腿理所当然地“民不举、官不究”吗？

我不大相信全国只有这三起“变质”事件，果真如此，倒是国之大幸了。我国有文物普查制度，借此发现未知的文物，全面掌握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分布、特征、保存现状、环境状况等基本情况，以及最后厘定保护级别。现在，文物保护单位显然需要借鉴之，进行另一种普查，那就是全国究竟有多少文保单位“变质”，先查查问题有多少，再查查问题有多严重，就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查起好了。总之，我们不能在讲“文化”的时代，不断闹出没文化的笑话来。

 应当说，故宫博物院和香港两依藏博物馆“无意”之中帮了犯罪嫌疑人两个大忙。根据警方最新通报，据犯罪嫌疑人石柏魁交代，案发前，他曾在电视上看到过故宫的介绍，产生了盗窃文物的念头,并在网上查阅了相关资料。作案前，石柏魁曾到故宫博物院，以参观展览为名查看博物院内部和外围筒子河的地形，并留意了故宫博物院每天的清场时间。根据口供分析犯罪嫌疑人有盗窃故宫国宝、国家文物的主观故意。然而，事实上犯罪嫌疑人在故宫偷窃的不是国家文物，而是相当于工艺美术作品之类的个人收藏物品。被盗物品无论是从年代还是性质上讲，均与国宝级国家文物不能等量齐观，而只是作案地点发生在收藏国宝级国家文物的地方。故宫和犯罪嫌疑人做梦都没有想到，故宫失窃了，偷的和丢的却不是国家文物，这无疑会让偷窃与失窃双方的责任都相对减轻。

另一个大忙是香港两依藏博物馆7件展品只投保了31万元。据北京日报昨天报道，此前，曾有媒体报道，被窃物品价值三千多万元。但警方表示，刑事案件涉案物品价值需要由物价部门专业鉴定机构一件件逐一认定。目前，该项工作还没有结果。不管未来专业鉴定机构如何认定，也不管是否如香港两依藏博物馆馆长王夏虹自称，“出于对故宫安保的信任，香港方面为这7件展品只象征性地投保了31万元，离其真正的价值相距甚远”，就法律认定而言，这个31万元投保是收藏人在事发前自我认定藏品价值的铁证，任何后来或外来的再认定都难以“撼”动。这就在客观上“无意”中帮了犯罪嫌疑人一个减轻罪责的大忙。这当然也是香港方面和犯罪嫌疑人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另外，犯罪嫌疑人9日上午在海淀区一收购金银玉器的门店销赃，门店老板称其所有的物品为假货，石柏魁气恼之下将展品丢弃，至少从一个侧面证明所盗物品价值不大。我倒很想知道这个老板当时是“打眼”了，还是这几件被千辛万苦冒着风险偷出又被扔掉的物品果真就是“假货”？这个老板出于什么原因判断为“假货”，值得深入探究。警方如不探究，相信石柏魁的辩护律师也要探究。

我在昨天今日快评《故宫须防“狸猫换太子”》一文中，提到此次事件暴露出来的最大安全隐患是私人藏品出入故宫。无论故宫方面主观故意如何，客观上是在为可能发生的“调包”大开方便之门，让故宫国宝、国家文物处于高度不安全的状态。对于故宫博物院这种自“撼”国宝安全的行为，主要负责人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究竟属于失职，还是渎职，应当由检察机关予以调查、认证。锦旗出现错别字可以解释为“未交院里检查”而推卸责任，建福宫变富豪私人会所可以解释为下属公司“在未经院里审批的情况下，擅作主张”而推卸责任，“引进临时”私人藏品展览的责任大概不能说“未经院里检查”、“未经院里审批”。因为有这个“引进临时展览”，小偷未能偷窃国家文物，似乎让故宫自己还帮了自己一个大忙。但这只能减轻而不能改变故宫自“撼”国宝安全的责任。故宫该当何责，自应公断。

南京美龄宫 资料图片

□据新华社电

近日，“故宫内建豪华会所”的风波尚未平息，网友拍摄的一组南京美龄宫大办婚宴的照片再度引发公众关注。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毫无疑问的公共资源，却为何一再难挡营利冲动？如何赶走文化背后的商业化幽灵？

国保单位美龄宫办婚宴

在著名论坛“西祠胡同”上，网友徐福庚5月15日拍摄的一组照片引发轩然大波。

记者在这则名为《婚庆酒席竟然摆到宋美龄别墅里》的帖子中看到，“宋美龄别墅”五个烫金大字下，一对盛装的新人正笑盈盈迎接往来宾客，一辆蓝色的婚车则紧挨宋美龄的座驾——一辆老式别克车停放着。而在一个宴会大厅里，数桌饭菜已经摆放停当，静候酒席“开张”。

据了解，宋美龄别墅建于1931年，正式名称是“国民政府主席官邸”，原为国民政府主席的寓所，后因蒋介石、宋美龄常在此居住，遂称“美龄宫”。美龄宫建成之初，这座三层重檐山式宫殿外观庄重典雅，内部装饰奢侈豪华。楼底原来是接待室、秘书办公室等，二楼西边是会客室、起居室，东边是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卧室。

从1984年3月起，美龄宫对游客开放，2001年被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而如今，这座昔日的华丽宫殿已风采不再，外墙和屋檐上的色彩已是斑驳陆离。虽然大部分室内陈设仍按原样布置，但二楼原本会客室的位置已变身成为一间开阔的宴会厅，以“蒋、宋喜爱的特色菜肴”为招牌。网友所拍摄的婚宴照片，正位于此处。

据工作人员透露，别墅内的餐厅已经开了七八年了。

此前也想改作高级会所

由于网民爆料加上媒体跟踪报道，让美龄宫在经历了2009年的转让风波后再次身陷“婚宴门”。究竟是谁在默许高档餐饮栖身国保单位？

记者调查后了解到，身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美龄宫，其管理方却是金陵饭店集团，负责经营的美龄宫服务部是集团的下属子公司。 2009年5月，金陵饭店集团相关负责人曾召集南京文物管理部门和部分文物界专家开了一次会，议题涉及“转让美龄宫的经营权”。原因是缺少客源，门票收入无法支撑日常管理开支，美龄宫“维持不下去”。知情人士则透露，所谓转让经营权实际是想关门谢客，开设高级会所。

中山陵园管理局巡视员余金保在2009年曾就“转让经营权”一事向记者反映：“美龄宫是国家资产毋庸置疑，但管理权应当是中山陵园管理局的，当初的拨借合同现在还保留着。 ”

记者从一份关于美龄宫历史沿革的材料上看到：1950年，美龄宫由中山陵园管理局接收为公产，改作省高干疗养院。 1951年“借给”南京市卫生局作为市直属干部疗养院使用，并签订了拨借合同。后来，由于对外交流工作的需要，美龄宫又“借给”东郊宾馆招待重要外宾。1990年9月1日，由江苏省旅游局发文将其并入金陵饭店。由于多方反对，转让风波不了了之。然而两年之后，问题为何仍未得到解决？

赶走文化背后的商业化幽灵

饭店栖身美龄宫，会所开进建福宫，前者想让今人品尝蒋宋当年喜爱的菜肴，后者则是让如今的富豪们感受“皇家享受”。究其根本，无非是试图通过包装和运作，实现文化遗产的文化底蕴和公益价值的商业化 “变现”。如此冲动不止，活跃在文化遗产背后的商业化幽灵难以根除。

有关专家认为，从表面来看，依托文物古迹开设餐厅和会所，能够把美食、服务与环境、文化等各种元素融为一体，让人们在满足了口腹之欲的同时，也获得了亲近历史、了解文化的机会。而同时，实现的盈利还能带来充裕的资金，有助于对文物古迹进行后续的修缮、管理和进一步的保护。

文物保护专家认为，根据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均属于国家所有，其公益属性决定了一切相关的经营行为仅止于一种手段，服务于管理和维护的最终目的。而无论是在故宫建会所还是在美龄宫开饭店，将公共文化资源变相兜售给特权、富豪消费的行为，都已超越了国家对文保单位管理者的授权范围，更背离了管理者不得以其为营利目的的立法宗旨。

前南京博物院院长、文保专家梁白泉认为，此类事件不仅糟蹋了文化，还隐藏着极大的社会矛盾。宝贵的文化资源被特权与利益裹挟，是与民夺利，暴露出了当前社会急功近利，道德滑坡，一切向钱看的倾向，进一步增加了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

出土的铅钱

　　昨日下午，阳春市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版局、博物馆的负责同志从石望镇派出所干警的手中接过失而复得的南汉“乾亨重宝”铅钱一批，使这批在地下面沉睡了1100多年的铅钱重见阳光，为研究中国货币制度和南汉王朝经济情况留下了重大实质史料。

　　前不久，在阳春市石望镇铁屎迳自然村侧一口旱水塘中，该村村民用勾机深挖水塘的过程中，在深约两米的黑土处，挖出南汉“乾亨重宝”铅钱一批，有1900多个，重约15斤。

　　这批铅钱在深土中埋藏了1100多年，其文字依然清晰，其质地柔软，整体完好。

　　铁屎迳自然村两面环山，村前与村中有铅锌矿冶炼过的铁渣，分布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

　　曾挖出“乾亨重宝”钱范

　　1982年夏，时值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间，阳春县文普队在此发现和收集到28块残缺不全的制造南汉“乾亨重宝”的模具（即钱范）。后又发现3件残缺的钱范。

　　当时阳春市挖掘出的“乾亨重宝”钱范，在广东省属首次发现，1989年6月29日，省人民政府公布铁屎迳是古代冶炼遗址，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次在铁屎迳冶炼遗址出土“乾亨重宝”铅钱是一次重大发现。据了解，上世纪50年代也曾在广州、广西等地挖掘出类似的“乾亨重宝”铅钱多达2000多斤。

　　乾亨是南汉高祖刘龚的年号。

　　公元917年8月，刘龚即位于广州，年号乾亨，国号大越，后改为汉，史称南汉，以别于太原刘氏的北汉。

　　有文献称“乾亨重宝”是岭南首次大规模造币，在岭南使用50年。

濮阳刚出土的西汉铜提梁壶

从壶中抽出美酒“样品”

　　濮阳市区日前发现一处西汉中前期的古墓葬群，在发掘文物时，考古工作者意外发现一西汉铜提梁壶内仍保存有一斤多液体。昨天，经目前全国最权威的鉴定中心北京质谱中心鉴定，该液体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并经其认定的国内历史最久远的酒类。

　　濮阳挖出铜壶，两千多年前的壶内有“声音”

　　4月10日，濮阳市在东环干城附近的廉租房建设项目之一的盘锦花园建设施工中，意外发现一处西汉中前期的古墓葬群。文物考古人员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西汉墓葬230余座，已出土600余件遗物。

　　令文物考古工作者惊喜的是，在对第134号墓发掘中，意外发现一西汉铜提梁壶，该密闭的壶出土时内仍保存有液体，约一斤多。5月10日，经层层送检，中科院、科技部、教育部的联合鉴定机构北京质谱中心对该液体做出鉴定，认定该液体属于酒类，是迄今为止国内经认定的历史最久远的酒类。

　　“装酒的壶也是陪葬品，估计死者生前有嗜酒喜好！”濮阳市文物所所长南海森称，第134号墓室内有男性骨架一具，骨架长1.68米。在骨架头顶前部摆放随葬品的地方，发现一个铜提梁壶和两个陶罐、1个陶壶、1个铜盆、1个铜勺。铜提梁壶出土时提梁的链已锈断，提梁斜挎在壶的肩部，当考古人员起取铜壶清理泥土后，轻轻一摇，竟意外听到壶里有液体的声音。

　　南海森说，“当时，考古人员极为激动，怀疑铜壶内装的液体极可能是埋藏了两千多年的美酒，考古人员迅速对该壶采取保护措施，用塑料袋进行简单封闭，然后制作木箱全封闭保存。”

　　经对提梁壶检查，该壶圆形，直口、圆唇、高领、广肩、鼓腹、圜底、底部有很小的三个锥状足。提梁为桥型、两头呈龙头状，用铁链连在壶的肩部，铁链已锈断，壶盖为一锅盖状，中间有一桥型钮。经测量，壶的口径9厘米，领高7.5厘米，腹径18厘米，通高23厘米。4月中旬，为确切弄清壶内液体成分，濮阳市文物部门将该提梁壶移交河南博物院文物保护中心。

　　6小时抽出一杯“样品”，闻着“有酸酸的味道”

　　“这个在汉代就是酒器，一般就应该装酒。”对此壶，河南博物院副院长杜启明极为重视，安排文物专家对铜壶进行探伤测试后，决定于4月29日用技术手段取出少量液体送检。

　　省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杜安称，经探伤测试，发现该西汉提梁壶的盖子已锈结，一边翘起说明它的锈结物结合得不是特别紧密。按照常规，取样一般就是打一个眼，把液体排出来。但此次为做到让液体不接触外部空气或者尽量不接触外部空气，经研究决定采取负压抽样管的办法取样。

　　开始取样后，因不能够完全打开提梁壶，专家用超声波对壶盖边缘的锈结杂质进行清除，并用探针将杂质和锈结剔除出来。之后，用一个密封的负压管将壶内的液体往外抽，液体流出后，可清楚地看到负压管里的液体接近于透明色，肉眼也很难看到杂质。在数次抽取中，专家均小心翼翼地找到同一位置，因针头特别细，壶盖里边的铜锈以及杂质很容易将针头堵住，专家取样动作非常缓慢，生怕沉在铜壶底的铜锈再一次堵住针眼。

　　经过6个小时的取样，先后从铜壶内抽取液体30毫升。“有一点芳香气息，还有酸酸的味道！”现场专家称，古代有个成语叫“狗猛酒酸”，是比喻这个酒放的时间长了，它发出的那种酸味。西汉多为粮食酒，酿造过程和醋差不多，这个液体是酒的可能性非常大。随后，该液体样品由省、市文物人员专程送往北京质谱中心进行权威鉴定。

　　权威机构认定，这是两千多年前的“西汉美酒”

　　5月5日上午，经中国科学院北京质谱中心专家对该液体进行初步检测，数据显示，该液体属酒类成分，其乙醇等含量还需进一步检测。检测专家称，该西汉提梁壶内的液体是迄今为止国内经过科学检测历史最久远的酒类文物。

　　“该酒属国家珍贵文物，对研究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濮阳历史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南海森称，5月10日，该检测报告送到濮阳后，濮阳文物工作者们兴奋不已，因为此发现在河南乃至全国都极为罕见。

　　据介绍，秦汉时期，濮阳属东郡（全国13个郡），郡府在高城（今濮阳县南），当时濮阳农业、手工业、商业相当发达和繁荣，且物丰水美，酿酒也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

　　知识链接

　　西汉美酒

　　不能再喝

　　古酒仍有酒味，但成分已变化，外加大量金属离子，已无法饮用俗话说：“酒愈陈愈香。”一壶两千多年的古酒是什么味儿？还能喝吗？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杂项鉴定专家王育成教授曾表示，出土古酒多装在密封的金属器里，多为青铜罐和壶，但里面的液体并不全部是酒。“一部分液体可能是渗进去的水或其他物质，有些液体发红色，可能跟储存的器物和周围的黏土有关。”

　　再者，酒中的化学物质在长期埋藏过程中会缓慢变化，就算环境十分稳定，也不可能毫无损耗地保留至今。出土液体不少储存于青铜器内，酒液与青铜混合会起化学变化。古酒虽然有酒味，但毕竟是“过期”饮料，化学性质发生了变化，外加大量的金属离子，已经无法饮用了。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程光胜研究员明确表示，西汉美酒不能饮用。他说，经过两千多年，西汉美酒的乙醇含量已经很低，已失去了酒的饮用价值。另外，它还含有一定量的铜及其他一些重金属离子，如果饮用会对人产生一定的危害。

　　千年佳酿

　　不可再造

　　王育成教授认为，由于出土液体的成分已经发生改变。想要再造古酒，即使是有了千年的造酒工艺，也很难酿出佳酿。

　　酿酒不仅需要配方，还需要了解具体工艺。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教授级高工胡国栋先生认为，工艺是不能从化学分析中得知的。因此，我们无法完全再造古酒，这份甘美只得留给它的主人享用了。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云南广南县政府9日联合宣布，通过对广南牧宜古墓群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龙虎图案金腰扣等文物和相关遗迹研究，考古部门认为该地区的封土堆墓应为句町贵族，甚至是王族墓群。

　　据云南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帆介绍，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广南县三级考古部门于4月2日开始对广南县牡宜坝子的20余座土堆进行发掘。第一阶段共清理封土堆墓5座，另有2座小型墓葬。并在牡宜及阿章周边地区发现多处遗址，包括营盘、军事哨卡、古驿道、古窑址和古矿洞等，还发现有疑似早期羌族火葬场所和万人坑遗迹。

　　据悉，此次挖掘，共出土文物100多件，包括两个铜鼓、一个龙虎图案的金腰扣，和大量的鎏金铜器、漆器、铜镦铁矛、车马器等物件。其中，4号墓出土的铜鼓，面径72厘米，底径86厘米，高49厘米，比云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广南铜鼓还要大，堪称中国考古史上迄今发现的最大的石寨山型铜鼓；龙虎图案的金腰扣，到目前为止中国西南地区仅发现了2件，应为西汉王室赐予地方诸侯的象征身份的信物；铜镦铁矛总长3.65米，以髹漆木柲相连，为最高统帅权利的象征。

　　杨帆说，通过此次发掘，考古部门认为该地区的封土墓葬规格、级别均较高，墓葬形制表明这支民族可能为在楚地受到排挤后迁移至西南地区的百濮民族。从随葬品来看，各墓中鎏金铜器非常普遍，所出土的铜鼓均为目前发现的石寨山型铜鼓中的最高级别。

　　杨帆表示，牡宜地区为句町古国治所，通过对发现的早期火葬场所、四周营盘和哨卡等遗址和文物的研究，考古专家推断，牡宜坝子的封土堆墓应为句町贵族甚至为王族的墓葬。至于这些遗迹与已发掘的封土堆墓是否为同一时期的遗存，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认证。

　　广南县位于云南省东南部，地处滇、桂、黔三省(区)交界处，壮、苗、瑶等少数民族风情浓郁。古书记载，广南为句町古国治所。“句町”为壮语，意为“九族联盟”，为壮族先民所创立。公元前111年内附汉朝，置句町县，汉昭帝六年(公元前81年)辖今滇东南、桂西、黔部分、越南东北部等8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历时长达600余年。

8日，菏泽古沉船考古现场，工作人员正仔细清理文物。 乔显佳/摄

　　正在进行提取工作的菏泽元代沉船考古现场又传来好消息：考古人员发现一批文物，这些文物为进一步拨开沉船的层层迷雾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

　　近日考古人员将右(东)侧船舱板进行拆解，清理后只剩下船底部分。8日上午，考古人员又对右船舱板下的淤沙进行清理。曾经出土3件罕见元青花瓷器以及百余件重要文物的第二船舱(靠近船尾部)周边，被重点“关照”。

　　9时许，在一个船舱右侧，几件船载遗物几乎同时露面。由于年后一直没有完整文物出土，大家一下子被新的发现牢牢吸引住。

　　最南面是一个竖立的铜镜，装在一个编织物内，编织物留下的痕迹十分清晰；中间是一直径近30厘米的陶盆，外边曾用金属箍住，里面曾抹泥，有焚烧痕迹；最北侧是一只侧倒的瓷瓶，酱釉颜色，体积不大却保存完好。

　　发掘工地业务指导孙明分析，包铜镜的编织物，是主人为防止铜镜摔坏和磨损镜面设计的；陶盆应该是船上使用的抵御寒气的炭火盆；瓷瓶可能用来盛酒，也有可能盛油。

与三件文物一起出土的还有数枚钱币，可惜因为锈蚀，一时看不清文字。其中一枚钱币状的饰品，中间部分是一枚方孔铜钱，上面焊接着一个弧状“提手”，下面有两“足”，样式很是稀罕(上图)。

　　孙明说，沉船之前发现的钱币年号大多为宋代。他分析这与当时造船习俗有关，将钱币放在船中，寄托美好的寓意。

　　元代古船价值不凡

　　菏泽元代沉船发掘工地业务指导孙明介绍，这艘沉船是迄今为止，我国内陆河运中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元代船只。它的面世，为研究元代造船工艺及技术，提供了一个实物标本。对研究菏泽乃至山东的漕运史、河运史，以及蒙元时期当地变迁有重要价值。沉船本身就完全值得考古人员耗时费力去保护。

　　为确保万无一失。近日，省及菏泽市考古人员会同陕西考古专家，采取科学稳妥的方案，对沉船进行提取。

　　船上载有包括3件元青花瓷器，以及诸多名窑瓷器在内的110余件重要文物，成为一艘实实在在的“宝船”。为研究者留下丰厚的研究资料。

　　除了设计巧妙、丝丝入扣的“鱼鳞式搭接法”在古船船舱中的应用，考古人员还在船尾位置，发现迄今为止考古中面世的最为完整的“船舵扇”，其结构比较复杂，用来调整船只行进的方向。

　　这些均说明，元代船只较宋代有了较大变化，作为我国古代造船史上一个成熟、发达时期，元船为此后的船只制造“提供了一种定式”。

　　发现沉船后，菏泽市曾邀请黄河边造船世家两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到考古现场，他们一眼就看出沉船各船舱的功能区分。

　　孙明认为，就像是元青花在元代晚期步入制瓷工艺的成熟期，让青花瓷成为明、清两代官窑主要产品之一，并被争相效仿一样，元代船只在中国造船史上也有着相当的地位。 

　　沉船提取需过三道难关

　　提取成功后，需经两年室内整理才能重现风韵

　　从去年9月到现在，对沉船文物的清理结束，对沉船的提取工作直到今年5月5日才开始。沉船提取之所以一再推迟，除了时令等原因，与保护方案的慎重有关。

　　沉船的体积硕大，加之现场条件所限，使得提取工作困难重重。为了将古船整体提取出来，考古人员“破解”了多道难题。

　　难题一拆解困难

　　对策区别对待船板

　　沉船船长达21米，宽4.8米。船体自重约两吨，加上提取加固时的附加重量，以及必要的包裹泥土，总的提取重量将达到七八吨。这样一个重量，要想从4米深的地下提取出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于是考古人员采取了拆解提取法。

　　沉船左侧舱壁板已经腐朽，而且沉船各部位脱水程度不一，给提取工作造成不小的麻烦。如船头、船尾部分木板脱水较大，易于拆解；而右舱壁中部脱水程度较低，拆解时木板还往外淌水，木质较为疏松。

　　沉船船舱采取“鱼鳞式搭接法”构建，木板与木板之间有卡槽，环环相扣，然后用铁钉加固。尽管历经数百年地下埋藏，有的木板与木板之间，连接仍结实。有的则腐朽较重，几乎一碰就烂。

　　对腐朽较轻的，考古人员用木楔打入，慢慢地将船板和船钉撑开。对于腐烂程度较重的船板，则用小锯条一点一点切割船钉。

　　沉船呈60度角向东侧倾覆之后，接触河底的部位呈现出一个不太规则的弧形。如果提取时各部位不能同时受力，导致船体发生扭曲，将对文物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考古人员做了详细的方案。省历史考古研究所李胜利介绍，船身部分每隔一米，用三角铁焊接成一个铁框，十几个铁框被连接成一个整体；最后，再用强度极强的工字钢从下面兜住，形成一个更大的铁框，将船体整体定位。

　　在这个“请君入瓮”过程中，考古人员必须熟练地运用力学、钢结构、吊运、焊接和木工，以及代数几何等方面的知识。

　　难题三装运费劲

　　裹4层“衣服”对策

　　拆解下的舱板较短的有七八米长，最长的达13米。拆解前，考古人员将每块木板一一编号、绘图、拍照，在沉船图纸上标好位置。

　　考古人员还为每块木板制作了一个大小相当的龙骨架托。先用塑料薄膜把木板包裹起来，便于保湿，否则一旦脱水太快，极易变形甚至断裂；之后，用胶带缠绕几遍，加固船板与“龙骨”，使之浑然一体；在胶带的外面，再用结实的彩色塑料和胶带各裹上几层。这些每条重约千斤的船板就被严密地保护起来了。

　　沉船提取后将进入两年的室内整理。之后将作为菏泽市一特色文物，在计划新建的博物馆展出。后者比考古发掘过程“要复杂得多”。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遇到什么困难。”孙明说，“到了室内整理阶段，耐心变得很重要，心里必须时时绷紧安全弦，全面考虑各种可能性，生怕给文物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对于每一片运到博物馆的文物，孙明等人都要一一清洗、消毒、测量、绘图、照相，再进行分析研究，编写发掘报告，其间还要对文物进行耐心修复。经过如此繁琐、冗长的工作，观众才可以细心地品味它们的风韵。

刻有“奉天承运，皇帝制曰”的石碑被用来盖田间的粪坑 重庆晚报记者 冉文 摄

　　昨日，63岁的陈雨合在荒山采草药，目光突被地面吸引，良久没挪开。

　　他不是看到罕见药材，而是被草丛中盖在废弃茅坑上的一块硕大石碑吸引，上书“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资父事君臣……”等文字。

　　“难道刻的是圣旨？”文化不高的老陈萌生这种猜测后，又觉得不像：电视上，念圣旨的开头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那“制曰”又是什么？他百思不解，就拨打重庆晚报24小时新闻热线966988，希望替他解惑。

　　“皇帝制曰”石碑盖在茅坑上

　　老陈是渝北区翠云街道的人，石碑位于紧邻翠云的悦来镇柑子村1社。他闲来无事，常在周边荒坡采草药，换些酒钱。

　　昨下午，他带重庆晚报记者来到现场。这里，杂草丛生，一棵茂盛的桑树几乎把石碑遮完。它颜色灰白、紧密的石质跟当地常见石头迥异。刻在上面的文字每个鸡蛋大小，清晰可辨。

　　除“奉天承运，皇帝制曰”等文字外，还有“封尔为奉直大夫”等字样，落款是“同治六年”。这里，同样大小、材质一样的石碑还有一块，它跟刻字石碑并排，盖在茅坑上方。它背面朝天，向下的正面同样刻有文字。

　　几经周折，我们在距此不远处的村民潘云福家找到卷尺。经丈量，每块碑宽1.1米、长1.9米，厚约10厘米。

　　石碑是44年前从墓中抬来的

　　潘云福今年69岁，他对这两块石碑记忆深刻。

　　1967年，当地成立生产队，包括他在内的16条大汉，花半天时间、喊着号子，从当地人称为戴家大坟的坟墓，把石碑抬到现在的茅坑前。从日出到日落，两块石碑终于运拢，用途是把石碑当茅坑的盖板，防止降雨后肥料溢出。

　　按老潘说法，每块碑至少1吨重。祖上传下来的说法是，石材是仅在江边或溪沟里才能找到、异常坚硬的峡石，而戴家在100多年前出过朝廷官员。

　　当地63岁的农妇朱华琼讲，抬石碑那年，她正巧耍朋友。在那个年代，戴家后人不敢站出来阻止。她还说，距戴家大坟不远处是戴家另一座坟，当年出土了约20厘米长的金刀、玉石雕琢的鱼等器物。

　　专家：若属文物将实施保护

　　昨日，市文物考古所专家详细了解了记者采访到的内容后介绍，同治六年是1867年的清朝时期。《大清会典》记载，“凡朝廷德音下逮，宣示百官曰制。”换句话讲，所有诏、敕、谕等诏令文书，凡冠天子之言的，都叫“制辞”———开篇都是“奉天承运，皇帝制曰”的话。

　　专家还说，同治六年迄今144年，当时，现在的悦来镇应该属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制曰”为啥刻在石碑上？需实地查勘后，才能解开相关谜团。

　　考古专家表示，若对石碑岩层分析表明其产自同治年间，必是文物，将尽快实施保护。

　　重庆晚报首席记者 黄艳春 实习生 唐涛

　　“皇帝诏曰”

　　与“皇帝制曰”

　　据了解，市民熟知的“皇帝诏曰”与“皇帝制曰”的区别是：诏曰指圣旨，颁布的内容是人或事；制曰的范畴更广（包括圣旨），主要内容指天子颁布的某项制度，适用场合多在大型典礼时，传递对象仅限文武百官。如，清代金榜、诰命、敕命等皆有制辞。奉直大夫在清朝属文官，官位五品。

　　另悉，1912年，宣统皇帝发布退位诏书，“奉天承运，皇帝制（诏）曰”的历史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