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 

吴晓波“中国企业史三部曲”收尾之作《浩荡两千年》

吴晓波 1968年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EMBA课程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早报记者 石剑峰

《浩荡两千年》是财经作家吴晓波“中国企业史三部曲”收尾之作，从《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到这本时间跨度更长的《浩荡两千年》，吴晓波完成了对中国两千多年商业史的梳理。其实无论是在《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里对中国近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反思，还是到《浩荡两千年》里对笼罩中国历史两千年的政商逻辑的感慨，所有这些书写都对当下具有意义。

昨天，吴晓波就《浩荡两千年》一书的主要内容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他承认在完成这本著作之后个人观念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在经济治理上，“确实存在中国特殊性。我认为中国特殊性就是对统一的追求。”所以他认为，中国不会走上美国的发展道路。

“统一对中国还是大前提”

东方早报：你在《浩荡两千年》提到了一个概念“桑弘羊幽灵”，简单说就是一个政商博弈的逻辑，也就是你在书里说的，当政府为了政权稳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生产资料后，成为一个经济组织，为了利益需求必然会制度性地压抑民间工商业。而中国历史上每次经济改革都试图破除这一幽灵，但从未成功过。这一现象有点类似于“黄宗羲定律”。中国现在的经济改革是否也处于这样的逻辑中？

吴晓波：“桑弘羊幽灵”是一个工商业的治理逻辑，中国现在差不多仍然处于这个逻辑之下。我觉得中国未来改革和汉以后的改革有一个很大的共通性，也就是经济改革和中国的历史地理有重大关联。从管仲至王安石变法，所谓的改革都是扩张性的，通过扩张方式保持国家稳定与发展，并抵御外族的入侵。到了王安石以后，中国各朝代基本是以保持稳定为主的闭关锁国的发展模式。所以11世纪是一条界限。

在农耕时期，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家统一，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前提都是国家统一。我在写完《浩荡两千年》后，有一个问题一直被提出，农耕文明的治理逻辑在后工业时期已经不适用了。我看未必，统一对中国还是一个大前提。民国开始搞地方自治，可到了1927年北伐成功有返潮，之所以会有这个结果，也说明这个实验是不成功的。蒋介石通过武力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我在《跌荡一百年》也写过这个问题，到了1927年，中国的舆论界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基本都倾向于国家主义。

如果投射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存在，甚至1980年代的改革，我认为历史脉络还是存在。如果未来做全市场化改革，还有这个问题。

东方早报：你的这一观念跟你写《激荡三十年》时有很大变化。

吴晓波：写完这本书，我个人观念变化挺大。我觉得“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改革，缺乏思想基础，缺乏可操作性。比如，张维迎最近提出的私有化观点，我认为也是缺乏操作性的，我想他这么说也是策略性的提法。所以，未来中国在经济政策上的讨论，会非常激烈。

东方早报：从某种程度上看，如果从历史经验教训看，你对未来的改革持什么态度？

吴晓波：小平同志的两句话基本代表了中国2000年历史改革的边界线：一是发展是硬道理，二是稳定压倒一切。改革发展要保证政治稳定，而稳定涉及两个稳定，一个是外患与内忧，一个是中央权力的稳定。所以，现在的稳定涉及两个稳定，一个是外患也就是中美竞争。有人提出来了，如果国企私有化瓦解了，石油安全、粮食安全等怎么办，这是经济问题上的外患。内部上，放权地方和中央权威的关系，也需要考虑。所以，未来的市场化改革，不是解决发展是硬道理的问题，而是重新思考稳定的问题，所谓稳定问题就是统一问题。

东方早报：所以，关于稳定与发展的关系，你不认为农耕时期和现在所谓后工业时期有本质的区别？

吴晓波：是的。中国走上“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路，确实会面临左派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未来我们不会走上美国的那条发展道路。我认为，对国有企业的资产处置，国有企业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责任，可能不是赎买或者瓦解能解决的。所以，中国面临挑战，我不是很乐观。

长期来看，把经济放到国家治理叙述框架里，中国一直是一个中国。她注重统一的文化，统一的文化由她的历史地理条件限定。在统一的限定下，有儒家的许多君君臣臣的东西、社会对秩序的追求等，但同时又产生新的问题，比如权贵资本的出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这些问题是同时伴生的。在这个方面，不存在所谓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差异。

“我们又回到历史转折点”

东方早报：把本轮改革放到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看，现在也很难说中国是否走出了这个历史逻辑。

吴晓波：我们现在整个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把它放在两千多年历史中，这是再一次的反复。在国民经济极度衰弱的时候，总会有人主张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一个经济宽松化运动。放到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北宋等都是这样，甚至民国初年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到了一定地步之后，经济放松以后，地方会变得强大，民间财富阶层繁荣，思想大繁荣，就会带来挑战，贫富差距也会拉大。本轮的改革其实也是在这个逻辑之下，从历史上看，更像一个浓缩版的东西，文景之治有70多年，贞观之治有130多年，这一轮改革我倾向于从1978年到1994年，才16年左右。1994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再一次走向经济集权化运动。

到了今天，经济的集权化又走到了极致，也就是国家与民间关系的大争论，中央与地方关于分税制、房地产、央企利润分配问题，开始了一轮争论。所以，我们又回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我认为，我没有能力提出解决方案，但这个历史逻辑，供大家来讨论。

东方早报：但还是有很多特殊性，是否如此？

吴晓波：现在出现了中产阶层的移民，这种情况在农耕时期是没有的，在农耕时期，有产者从城市回到乡村，空间上从北往南移，财富和社会体制同步出现碎片化。今天出现的情况是资产跨国转移，货币在全球的泡沫化，接下来就是新的改革。未来的经济改革路径越来越有中国特色。我们不太可能遵循纯粹西方的那套经济逻辑，不太可能在亚当·斯密和凯恩斯之间找一条路出来，可能还是非常中国特色的。这对中国很富有挑战。

东方早报：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你赞同中国特殊论的论断？

吴晓波：我认为在经济治理上，确实存在中国特殊性。我认为中国特殊性就是对统一的追求，如果把统一这件事情放开来，不把它当作一回事来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可能会简单一点。现在跟农耕时期最大的区别是，对土地和人口的掠夺已经不存在了，问题是，现在形成的国家版图里面，存在长期放权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很难通过经济来解决。民国时期，通过商人自治和军人自治都没有成功，全民最后还是希望统一，甚至通过武力。

东方早报：中国历史上的商业传统到现在还有哪些积极的方面？

吴晓波：很可能是史料留存不够的原因，跟商人有关的史料非常少。明清以后，商人提出义利并举之后，商人的阶层自觉性是有的，甚至不比现在差。有两个实验是值得现在研究的，第一，从明中期之后一直到张謇，这一波商人对家乡和社会基层的乡村治理的投入，对宗族社会的自我保护，对基层社会秩序的自我治理，这个传统是很好的。史学界对士绅的研究比较多，实际上从治理角度讲，拥有土地和财富的这拨商绅，对地方自治也有很重要的贡献，比如义田义学。

第二，商馆的发达。商馆其实是商人在全国性流通下的自我治理。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立宪运动的咨议局，到了上海总商会成立，跨区域、跨宗族商会出现，这是比较成熟的商人治理组织。这两个传统是商人在近现代史上留给现代可以用的东西。

法国大革命只搞了一次，之后法国没有再暴力革命过；克伦威尔死后，英国不再革命；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再也没有暴力革命……有一次革命就够了，下面应该考虑如何修正、协调、妥协，这比革命要上算。

许倬云

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生，求学于台湾和美国，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学，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代表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

羊城晚报：有学者说，清末形成了“改革和革命赛跑”的局面：一方面革命党人鼓动革命，一方面清王朝实行废科举、改官制、设咨议局等改革措施，史称“晚清新政”。那么，为什么改革跑不过革命呢？

许倬云：“晚清新政”并不意味着慈禧太后真的要搞改革，而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已而为之。慈禧是一个有手腕有权谋的女人，但是没有见识，热衷权力。“晚清新政”的改革成果很有限。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本身固然处在改革和革命之间，看上去似乎有选择，实际上中国的选择余地并不多。因为当时维新的力量并不大，维新力量在戊戌政变时遭到了重创，守旧力量重新抬头，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多少。所以，整体讲起来清末改革没有多少准备工作，无法取得实质进展。例如，虽然各省成立咨议局等民意机构，但基本上都是空的。

羊城晚报：为什么革命力量会在广东开始壮大起来了？

许倬云：等到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孙中山就往广东走，一些人也跟着往广东走，虽然广东是一个小小地方，没有多少力量，但是真正是全国希望之所寄。孙中山在广东局促一隅，却终于得到了两个意外帮助。

第一拨意外的帮助，就是许多沿海地区的留学生，纷纷往广东聚集。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帮孙中山做许多事，包括帮助他完成他的理论建构，帮助整理财政，等等。另外一拨意外的力量，就是苏联革命以后，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使他得到了左边的助力，有了组织工作，也使他得到了武装力量。

羊城晚报：文武两拨力量终于使得广东这个革命基地成为气侯。

许倬云：对，中间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1914年欧战开始，在华的欧美实业，包括商业工厂都纷纷撤资回国，上海、天津、武汉、广东等四个地区的民族工商业借机在夹缝里发展起来。再有，在这个时候大批欧美回国的留学生参加了许多欧美人士在中国设立的学堂，将其转化为中国的教育机构。沿海城市出现不少报纸杂志。中国都市里发展的中层阶级、民间资金和知识分子、知识传播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城市地区，民智渐开，中国得以逐渐走向现代化。

邓小平的政策

与北伐后南京政府相当类似

羊城晚报：抗战结束之时，蒋介石声望如日中天，中国也跻身战胜国之一，可是不数年国民党政权就土崩瓦解，这是非常令人费解的历史结局。

许倬云：国民党八年抗战精疲力尽，城市基地几乎全部丧失。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诸项决策中十有九错。例如，全国希望政府能够和平建国，能够实践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民主宪政，然而蒋介石以“反共”为号召更加强了集权统治，知识分子推动民主化遭到迫害，学生运动更遭武力压制，因此人心丧失。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是“金圆券”的币制改革，一年不到，金圆券已成废纸，全国中产阶级为此破产。国民政府的心脏地区民心大失，前线作战部队士气不振。于是，国民党败下阵来，共产党取得大陆的统治权。

羊城晚报：黄仁宇先生曾说过，国民政府重组了中国的上层结构，中共则整合了以农村为主的下层结构。

许倬云：对，在大陆毛泽东继续走农村路线，以党的组织力量动员农村。因此中共在1949年以后能够编组中国广大的农村，撑起以农民为基础的国家力量。黄仁宇认为，中共改造了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政府力量从此可以下达农村。这一改变，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从“大跃进”到“十年动乱”，使得本来可以建设的阶段完全浪费。最终轮到邓小平，才改革开放。邓小平改革开放采取的政策和北伐以后南京政府的政策相当类似。

羊城晚报：邓的经济政策和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相似的吗？

许倬云：都是经济市场化，但是也有一个大的差别。毛泽东30年的组织努力，留了一个遗产，就是大陆上有许多小集体出现。城市里有“单位”，乡镇也有小集体，它把散乱的农村力量集中成一个过去没有的集体力量。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这些集体力量就变成单位企业、乡镇企业的本钱。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乡镇企业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不是仅仅依赖外资。

“南京十年”经验在台湾翻版

蒋介石到台湾时，台湾已经相当程度城市化，大陆过来的大批城市知识分子继续举办现代学校，学术界也得以继续发展。台湾发展浓缩了当年蒋介石没走完的路途，“南京十年”经验在台湾翻版，而且做得更彻底。当然，在此期间蒋介石也有一段白色恐怖时期。等到蒋经国执政，接下来也是改革开放。所以，蒋经国和邓小平两个人等于各走一枝，都走上了改革开放途径。

总起来说，孙中山出现以后中国走了革命的路线，继续不断在革命，蒋介石、毛泽东各自继承了孙中山的一部分。邓小平和蒋经国个别继承了毛蒋的一部分，可是钟摆转到比较靠中间的地方。这是延续性的“正反合”的过程，每一段都是“正反合”的过程。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前面都有没走完的过程。

所以，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中国颠颠簸簸，走得确实很辛苦。我个人理解，固然这中间有多次政府的转换，也有外部的侵犯（如八年抗战），整体来看，中国仍然在做连续工作。100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是辩证式的进展，中国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断革命论”很恐怖

羊城晚报：近两年大陆和海外一些人士正在热议的话题“中国模式”，您怎么看待广义的“中国模式”？

许倬云：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我们经不起冒险，不能100年或50年继续走一条路到底。我们把所有的鸡蛋摆在一个篮子里，摔一跤鸡蛋全都摔光了。如果把鸡蛋摆在多个篮子里，最多摔一个篮子。我这完全是从实用的观点来看“中国模式”。

羊城晚报：对大陆来说，“摔一跤鸡蛋全都摔光”的危险确实存在。

许倬云：有一次革命就够了，下面应该考虑如何修正、协调、妥协，这比革命要上算。

羊城晚报：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100年间有近一半时间处于内战状态，因此一些人士对辛亥革命提出强烈批评：如果当初不这样做，而是按着清末新政去做，也可能早就实行宪政了。据此，他们提出了“告别革命”的观点。

许倬云：对“告别革命”，我也有同感，因为我的岁数大，看见过内战的惨烈局面，“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我也听过十年动乱里，人的尊严如何被践踏，人性怎么被扭曲。中国经不起再来一次。

我们回头看，法国大革命惨不忍睹，雅各宾就是大陆十年动乱的微型啊。法国大革命只搞了一次，之后法国没有再暴力革命过。克伦威尔砍了英国人的头，克伦威尔曾经以护国主的身份专制独裁，他死后英国不再革命。得了一次经验就够了，不敢再做了。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华盛顿飘然下野。后来又有一次南北战争，此后美国再也没有暴力革命。

老实讲，辛亥革命损失不大，军阀混战损失就大了。尤其1945年到1949年的国共内战损失极大，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浩劫，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损失也极大。以暴易暴，用一个暴力换来另外一个暴力，没止没休的，所以我对“不断革命论”是极反感的。有一次辛亥革命就够了，不要再做了。

马国川

导演张猛

影片《钢的琴》剧照

放映厅里只坐着4个人，空荡荡的。财经作家吴晓波看完了一部名叫《钢的琴》的电影。

7月的一个晚上，吴晓波无意间在杭州一家电影院的海报上发现了这部以下岗工人为主角的电影。这部投资只有500多万元的小成本影片，夹在《建党伟业》和《变形金刚3》之间短暂的空当儿上映，显得很不起眼。

《钢的琴》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男主角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在国企转制的年代下了岗。妻子改嫁富裕商人，陈桂林独力抚养女儿。这个会拉手风琴的中年人和几个老工友一起组成了一支小乐队，专门做婚丧嫁娶的生意。

生活本来就要这样凑合着过下去，可正在读小学又极其喜爱弹钢琴的女儿提出要求，父母谁能送给她一架钢琴，她就和谁生活。穷困潦倒的陈桂林拿不出这笔“巨款”，便忽悠了曾经是工友，如今分别是女歌手、全职混混、退役小偷、落魄大哥、退休工程师和猪肉贩子的几个人，硬生生地在已经废弃的车间，用钢造出了一架“钢的琴”。

中国目前约有8000块银幕，留给《钢的琴》的很少，它仅仅挤进了几十家影院。可编剧宁财神去看电影的前一天晚上，还是忍不住称心情“很紧张”，毕竟，这可是一部“迄今‘零恶评’的电影”。几天后，这位著名的编剧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影评：“祝愿未来能出现更多这样的作品，输了现在，赢了未来，10年后，许多商业电影都从碟店消失，但《小武》和《钢的琴》这样的电影，还会继续卖下去。”

在吴晓波看来，《钢的琴》带给当今中国的意义或许并不仅仅停留在电影领域。“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2000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

但正是这部电影直面了几乎快要被这个社会遗忘的人群。“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承担了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吴晓波写道。他这篇影评的标题，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导演张猛

影片《钢的琴》剧照

放映厅里只坐着4个人，空荡荡的。财经作家吴晓波看完了一部名叫《钢的琴》的电影。

7月的一个晚上，吴晓波无意间在杭州一家电影院的海报上发现了这部以下岗工人为主角的电影。这部投资只有500多万元的小成本影片，夹在《建党伟业》和《变形金刚3》之间短暂的空当儿上映，显得很不起眼。

《钢的琴》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男主角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在国企转制的年代下了岗。妻子改嫁富裕商人，陈桂林独力抚养女儿。这个会拉手风琴的中年人和几个老工友一起组成了一支小乐队，专门做婚丧嫁娶的生意。

生活本来就要这样凑合着过下去，可正在读小学又极其喜爱弹钢琴的女儿提出要求，父母谁能送给她一架钢琴，她就和谁生活。穷困潦倒的陈桂林拿不出这笔“巨款”，便忽悠了曾经是工友，如今分别是女歌手、全职混混、退役小偷、落魄大哥、退休工程师和猪肉贩子的几个人，硬生生地在已经废弃的车间，用钢造出了一架“钢的琴”。

中国目前约有8000块银幕，留给《钢的琴》的很少，它仅仅挤进了几十家影院。可编剧宁财神去看电影的前一天晚上，还是忍不住称心情“很紧张”，毕竟，这可是一部“迄今‘零恶评’的电影”。几天后，这位著名的编剧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影评：“祝愿未来能出现更多这样的作品，输了现在，赢了未来，10年后，许多商业电影都从碟店消失，但《小武》和《钢的琴》这样的电影，还会继续卖下去。”

在吴晓波看来，《钢的琴》带给当今中国的意义或许并不仅仅停留在电影领域。“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2000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

但正是这部电影直面了几乎快要被这个社会遗忘的人群。“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承担了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吴晓波写道。他这篇影评的标题，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无论是将南科大当做教改的试验田，还是高考时间的修改，都是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利于民生，有关部门应及时跟上民意，迈出自己的“第一步”。

十年磨一剑，今日试刀锋。在36摄氏度的高温天，2011年高考开始。和年复一年的高考一样，中国高考依旧引来全社会的目光。

因为与端午节假期后首个工作日重叠，北京市交管部门此前就有预警，今天考点周边交通压力将异常严峻。而很多有孩子参加高考的父母，想必已给单位请了假，为如何保证孩子不迟到、如何给孩子做好“后勤”而操心。

民间早就有“把高考改到周末”的呼吁——如果周末高考，交通问题、学生家长请假陪同等问题，都会得到大大缓解——但就是这样一个调整时间的小小的改革，公众呼吁了这么久，却触动不了相关部门，实在令人不解。

今天，还有一个让人们睁大眼睛关注着的新闻：南方科技大学的45名学生会不会依照“规定”回头去参加高考。尽管此前这些学生已发出拒绝高考的公开信，校长朱清时也公开表示支持。但这些学生“胳膊能扭过大腿”吗？

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事情，有内在联系：和高考相关的任何改革，推动起来都非常困难；尽管，改革的好处一眼可以看到——

高考的时间早一天改革，学生、家长、乃至整个社会，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高考制度早一天改革，南科大的45名学生、乃至全国的学生，同样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因此，总得有人迈出改革第一步。回顾改革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创造性的“第一步”都来自民间，来自基层。我们今天也正用这样期待的眼光，去看南科大这45名拒绝参加高考的学生，以及朱清时校长。

30年前办特区时，有个很悲壮的口号叫“杀出一条血路”；闯过去回头后，才发现其实不过是遵循了某种常识，路上没有什么“血”。

走出教育改革的第一步，甚至根本没有“杀开一条血路”之类的风险，因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明确提出，要“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但纲要通过近一年之后，南科大“自主”招来的学生却还要为是否参加高考而纠结。

高考改革，我们说得多了，做得少了。我们不能再等待了。

教育改革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必要的情况下需要冒点必要的风险。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应当支持南科大的招生改革尝试，不但要鼓励他们跨出这第一步，而且要允许可能出现的失败——没有这样的胆识，走不出新路，也不可能办出理想的大学。

其实，无论是将南科大当做教改的试验田，还是高考时间的修改，都是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利于民生，不给地方其他部门添麻烦，对有关部门来说，更是“举腿之劳”。不能仅仅把“改革”喊在嘴上，也应该及时跟上民意，迈出自己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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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虎城

关注南方科技大学已经许久了。

早在2009年朱清时院士刚刚接过深圳市聘书担任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之时，笔者便在本报撰文《让大学改革多一亩试验田》，对南方科大的去行政化试验寄予无限希望。然而，4月29日，深圳有关部门的一纸通知却给“去行政化”试验蒙上了一层阴影：深圳将公选两名南科大副校长，且行政级别为正局级。记得朱院士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期间，便曾多次表示大学应当去行政化，实施教授治校。他亦是怀揣着这份理想在退休之后前来南方科大就任校长职位的。然而，大学改革何其难也，行政化早已深入到大学教育的骨髓，依靠一朝一夕的制度重建果真能适应早已变化了的世界吗？

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在南方科大筹备过程中，朱院士屡次感受到去行政化之难处。你作为高校没有行政级别，但教育主管部门有行政级别，主管领导有行政级别，倘若朱院士不是曾经出任过相当于副部级待遇的中科大校长，南科大的运行想必会更加艰难。行政级别，在中国这是实实在在的物事，与之相联系的不仅是物质待遇，还有用车待遇、乘机待遇，乃至于办事待遇。你是副部级，去局级或者处级单位办事，别人自然客气以待，倘若你没有半点行政级别，迎接你的可能不是热情的笑脸，而是官腔官势。一所大学要想在行政化笼罩的社会中独善其身，难矣！4月30日，朱清时在接受采访时说，南科大虽提出“去行政化”，但如果完全跟政府不对接，也有困难之处。这种困难之处其实是可以想见的，无论是教育部还是广东省都曾经表态支持南科大的改革，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大学难免要跟各种行政机构打交道，怎么办？很难办。指望一个南科大一揽子解决中国高校乃至于中国政治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不客观，也不现实。

然而，总是需要有那么一所高校可以来实践教授治校的理想吧，总是需要有那么一所高校能够在去行政化的路径上做一些改革试验吧，如果这一条路被堵死，办南科大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充其量是在深圳多办一所大学罢了，固然有其人才培养的意义，却再无教育改革的创新了。南科大在深圳创办所面临的困境无非是深圳相关行政机构的不完全配合，诸多行政掣肘在或明或暗地发挥作用。这种掣肘并非市委书记、市长的几个批示就能够解决，这是中国官场长期以来形成的施政惯性，强大的惯性让很多自上及下的施政意志难以得到贯彻。政令既然可以不出中南海，也可以被关在深圳市委市府大院而不得落实。这很正常。如今做任何一个改革都会遭遇阻力，光靠着满腔热情和高扬的理想主义旗帜，而不充分估计困难，不想办法应对一个又一个的阻挠者，改革肯定会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最后流于无形，宣告失败。

南科大的改革亦是如此。困难是必然的，但南科大的改革有整个社会舆论的支持，有体制内远见卓识之人的支持，遇到一些困难和阻力不可怕，积极应对即可。在非原则问题上能妥协也略微妥协，比如在政府对接问题上，是不是两位局级副校长的聘请必须按照南科大已有程序进行，在学校内部无此级别，而对外则可对等以求办事之便宜？一旦时机成熟，则完全取消之行政安排？

搞改革，不容易。有时只能进三步，退两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