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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由第三方教育质量评估机构麦可思研究院撰写、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大学生就业蓝皮书——《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正式发布。蓝皮书指出,2010届学生毕业半年后赚钱最多的本科专业为法语,失业率最高的专业为美术学。毕业三年后逃离“北上广”的学生占22.2%。
蓝皮书指出,2010届本科各专业门类中,毕业半年后月收入最高的是经济学类,其月收入为3023元;其次是工学,为2953元;最低的是教育学,只有2491元。而毕业半年后收入最高的本科专业为法语,平均月薪为4556元,远高出2815元的全国本科平均月薪水平。
2010届本科毕业半年后失业率最高的专业为美术学,达15.6%;其次为音乐学,达15%。这与这两个专业的供应高于、超前于社会需求有关。此外,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半年后失业率最高的专业为临床医学,达30.7%;其次是法律事务,为19.2%。
高职高专各专业门类中,毕业半年后月收入最高的是资源开发与测绘大类,其月收入为2586元;其次为材料与能源大类,月收入2432元;最低的是医药卫生大类,月收入1713元。具体到2010届各专业,空中乘务专业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最高,为3844元,远高于2142元的全国高职高专平均月薪水平。
蓝皮书显示,2007届毕业时在“北上广”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中,有22.2%的人三年后离开了“北上广”,去往其他地区就业。毕业半年后月收入为2000元以下低收入阶层的2007届本科毕业生离开“北上广”比例最高,该收入阶层中有22%的人三年后离开了“北上广”。毕业半年后月收入在9000元以上的收入阶层离开“北上广”的比例也较高,为20.9%。
蓝皮书指出,2010届全国大学毕业生有34%毕业半年内发生过离职,其中本科为24%,高职高专为44%。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职业期待可能是造成毕业生离职的主要原因。蓝皮书显示,2007届本科毕业生中毕业三年内一直为一个雇主工作的毕业生,月收入最高,为5463元。毕业三年内工作过的雇主数越多,其月收入反而越低。专家提醒,频繁离职并不利于毕业生以后的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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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被誉为中国高校第一部“基本法”的《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下简称《办法》)正式公布。当天,深圳市政府通过最新一期《政府公报》披露了全文。《办法》将于今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
9日,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政府已经难能可贵地放了很多权了。他期待今后南科大能争取到更多权力。
教授治学写进《办法》
此前,朱清时校长多次提到的“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教授治学、学术自治”的原则被写入《办法》总则。
《办法》对南科大的权责、治理结构、人事管理和监督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在治理结构上,《办法》提出,南方科大将设立理事会、校长、校务委员会和校学术委员会。
其中,理事会是南科大的决策机构。理事会可以聘任或解聘校长、副校长,审定学校章程、财务预决算报告、以及学校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等。
校长是南科大的法定代表人,全面主持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对理事会负责,执行理事会决议,履行法律、法规、规章及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理事会由政府代表,南科大校长及管理团队、教职工等代表和社会知名人士等组成。理事会理事长由深圳市市长或市长委任的人员担任,理事由市政府聘任。副校长由理事会根据校长提名聘任。
据《广州日报》报道,目前深圳市公开推荐选拔两名正局级南科大副校长的工作正在进行中,市委组织部已圈定并公布9名入选者的名单。
经费以财政拨款为主
《办法》规定,南科大对市政府提供的财产、学费收入等合法收入、各类资助和捐赠等依法管理和使用。
南科大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为辅的办学经费体制。市政府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办学,形成多元办学筹资渠道。
此外,对南科大的经费审批做出了相应规定。《办法》第四十条规定,市政府将经理事会审定的对南科大的经费投入纳入财政预算,经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由市财政部门及时足额拨付。
《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摘要)
教授治学 学术自治
第五条 南科大坚持追求卓越、学术自由、学者自律的大学精神,遵循理事会治理、教授治学、学术自治的原则,培育和发挥大学应有的活力和创造力,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按照本办法和南科大章程对大学实施管理。
政府部门确定编制
第九条 南科大在市机构编制部门确定的编制标准范围内确定人员总额;确因工作需要,需超过编制标准配备人员总额的,应当报市机构编制部门核定。
第十一条 南科大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以及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招生方案,按照科学、公开、择优的原则探索依法自主招生。
理事会为决策机构
第十五条 理事会由政府代表,南科大校长及管理团队、教职工等代表和社会知名人士等组成。理事会设理事长和副理事长,理事长由深圳市市长或市长委任的人员担任。理事由市政府聘任。
第十六条 理事会为南科大的决策机构,按照本办法和章程的规定依法履行以下职责:
(一)根据本办法规定聘任或解聘校长;
(二)根据校长提议聘任或解聘副校长;
(三)审定学校章程或章程修改草案;
(四)审定学校的财务预算和决算报告;
(五)审议批准学校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年度工作报告;
(六)审议批准学校人员总额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重要制度;
(七)审议批准学术单位和行政单位的设立、变更或撤销;
(八)审议批准关系学校发展的其他重大事项。
前款第(三)项应当按规定报国家教育部批准,第(四)项应当报市政府按规定程序批准,第(二)、(五)、(六)、(七)项应当报市政府有关部门备案。
校长每届任期五年
第二十条 校长每届任期为五年,届满后经理事会同意可以连任;连任两届以上的,应当启动遴选程序并经理事会按相关规定确定。
校长不称职或不能履行职责的,经理事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提出免去其职务的建议,报市政府按规定程序决定。
第二十五条 校学术委员会负责对学校教学、科研等重大学术事项进行审议,具体履行以下职责:
(一)审议学校的学术发展规划;
(二)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方案,教学、科研计划方案;
(三)审议教师、教辅人员的聘用、晋升及解聘事宜;
(四)组织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
(五)审议其他学术事项。
对话
朱清时:现在做不到充分放权
《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公布后,记者就此采访了南科大校长朱清时。他认为,对学校充分放权的程度,现在还做不到完美,这需要一个过程。
 
“副校长不是来当官的”
新京报:最新公布的《办法》提出,副校长将由校长提名。在你看来,副校长人选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朱清时:首先,副校长必须要有专业知识。例如,分管后勤的副校长,必须要很有经验,有能力把工作做好,不一定要很高的学历。
第二,他必须认同南科大的管理理念,要是志同道合的人。来了南科大之后,必须心甘情愿为学生和教授服务。南科大不可能有行政级别,他不是来当官的。
新京报:之前,深圳市政府推行的正局级副校长公推选拔引发不少争议。这项公推选拔还会继续吗?会不会和“去行政化”相冲突?
朱清时:组织部已经和我们沟通了,现在正往同一个方向上走。那就是,7月1日,管理办法实施后,由校长提名副校长,理事会聘任。他们之前的遴选程序,可以作为帮助我们提名的前期工作。
新京报:你心中有理想的副校长候选人吗?
朱清时:已经有一些考虑的对象。
新京报: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朱清时:这个不行。要决定了才能说。
简而言之,副校长分两类,组织部前期遴选的是分管行政的副校长。另外,我还要在国外招聘两个学术副校长,分管学术科研的。他们必须是国际一流的教授,不一定需要有中国国籍。
“教授治学”还有难度
新京报:在你看来,《办法》对南科大的放权充分吗?
朱清时:这是中国高校的第一个管理办法。第一个肯定不会很完善,更不会完美。对学校充分放权的程度,现在还做不到,总要有个过程。这一步,政府已经难能可贵地放了很多权了。虽然还不全,我们还有更多的期望。
新京报:还有哪些期望?
朱清时:比如财权,怎么用钱。《办法》里有一条,南方科大每年的经费向理事会提交报告预算,通过后报政府预算,再经人大通过后,由财政部门按规定拨付。这条规定是很关键的。
新京报:《办法》还提出了“教授治学,学术自治”。这个实现起来是不是有一定难度?
朱清时:那当然有难度。这是要随着社会的进步,慢慢来做到。“教授治学,学术自治”,各个时代,各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新京报记者 周亦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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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智库曾调研南科大
 
赞同依法治校、保证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改革方向
9日,记者从南科大了解到,早在今年5月10日,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组的委员们曾赴南科大调研,这也是国家教育改革的最高层智库到南科大了解情况。
该调研组由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教授带队,组内成员全部是中国高等教育界的重量级人物。
在调研过程中,朱清时校长向调研组详细介绍了南科大建设进展情况。朱清时重点提及了学校的制度建设,包括尝试建立理事会治理机制,确立学术主导的运行模式等。深圳市教育局局长郭雨蓉也专门到南科大向调研组介绍相关情况。
南科大方面称,调研组在听取了南科大的汇报后,对大学的章程设计等制度问题进行了讨论,赞同南科大依法治校、保证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改革方向,并为南科大下一步的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同时,调研组成员还与45名教改实验班学生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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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8年成立京师大学堂至今,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已经走过一百一十多年的历史。

回首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走过的足迹,不难发现,中国的高等教育曾经离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路线很近,但是最终,中国的高等教育走上了另一条路,而这条路,与世界高等教育的主流渐行渐远,而且难以回头。

中国高等教育何时开始拐弯

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政治精英的主要来源。正如台湾史学家王汎森所说,他们成了“自由浮动资源”,开始流向社会,军队、商业、金融、实业、出版和学校,从前的细枝末节,开始因知识分子的注入而膨大,另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向了对立面,成为国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

但是,正如当初力主废除科举的人所期望的那样,废科举、兴学堂,造就了接下来20年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第一波高潮。第一次海外留学的浪潮开始,不少学子远赴日本,到1911年进入了一个高峰期。随后,赴欧美留学的人数逐渐增加,他们中包括蔡元培、陶行知、胡适、蒋梦麟、张伯苓等一批后来中国的教育家。正是他们,推动了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确立了中国现代学校制度的基础。一直到今天,中国内陆仍大量沿用当年的学制。

借鉴美式学制而制定的“壬戌学制”以7项标准作为指导思想,即适应社会进化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方伸缩余地。同时普通教育模仿美国六三三学制,分别为小学、初中、高中。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老学制强调个性发展,生活教育,还有胡适反复强调的弹性,而今天的高考制度和普通教育培养模式,则试图以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的人,弹性、个性、生活等精神被丢得一干二净。

“我们改错了,原来的更先进。”储朝晖说。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叶企孙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期间,坚持亲自面试所有报考学生。学生入学后,他每个月挨个找学生谈话,了解学习情况,根据各自的进度推荐需要学习的书籍,所谓“因材施教”,不外如此。1999年,中国评选“两弹一星”元勋,获奖的23人中有9人是叶企孙的弟子,2位是他学生的学生,还有两位的事业同他直接相关。

叶企孙代表的是那个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一种精神。

然而,1952年仿照苏联模式进行的院系调整,彻底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

“我们从此从世界教育的主流中切割出来了。”储朝晖评论说。

以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目的已经不是培养一个人,而是一个建设者,一颗社会机床上的螺丝钉。

美国卡尔顿大学教授赵启光曾在同科技部部长万钢的电视对话中指出,前苏联败给美国,败在教育不合理。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前苏联一直沉浸于重视工科教育创造的神话中不可自拔。

1965年,美国《生活》杂志对比了苏联大学生和美国大学生的成绩,得出结论,苏联大学生素质全面压倒美国,而此前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似乎佐证着这个结论。但仅仅过了4年,美国宇航员成功登月,告诉苏联人,看似懒散的美国大学毕业生们,能完成举全国之力的苏联仍完不成的目标。

大学成了“打工仔”

中国教育本来有机会重回世界主流,但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考试形式实际就是把原来科举取士的制度照搬过来。这是一种和人的成长直接冲突的考试制度,它的理念就是可以用一把通用的尺子去衡量所有的人。

“此后,我们的高考制度,严格来说没有重大变革,只有小修小补。”储朝晖说,不论是委培制度、加分、保送、自费、公费自费并轨,整体来说虽有借鉴国外的因素,但影响很小。“中国跟国外学的主要是形而下的东西,请几个外教,学习一些具体的措施,但没有形而上的,就是没有理念上的学习。”

于是,很多学生所能做的,就是“用脚投票”。1992年,中国政府放开留学政策,当年出国留学总人数1700人,随后逐年增长,而且加速增长。根据教育部数据,2010年共有28.47万人选择出国留学,而且绝大多数是自费。

海外留学成本是国内读大学的数倍,但中国学生仍然趋之若鹜,是否可以解读为默认海外教育水平比中国国内高校高出数倍?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中国的高招制度及高等教育同世界主流渐行渐远的呢?

一个是大学管理体制。储朝晖认为:“中国现在大学的管理体制,不是现代的体制。”现代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但是,中国大学的招生指标是教育部定,给学生的学位证是教育部颁发的,从入到出都是教育部来管,学校成了专门负责教课的“打工仔”,不需要为学生负责,只需要为教育部负责,以人为本就无从谈起。

现代大学应该是“多边界”的,而中国的大学只有一个边界,只需考虑教育部,而社会、学生、家长都可以不管。旅美学者黄全愈几年前出版的一本畅销书——《高考在美国》说,美国的大学很大一部分经费来自校友的募捐,学校成为一个社交圈子的核心,众多资源都围绕着学校流转。学校是一个多边界的社会实体,学生既是它的原材料,又是它的产品,一切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因此既要挑选适合自己的原材料,又要生产最好的产品。

反观中国的大学,原材料不是自己选的,当然无法对产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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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严加安
1936年爱因斯坦在美国高等教育三百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指出:“有时,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做为把尽量多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一代的一种工具,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能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把为社会服务作为人生最高追求的人。”爱因斯坦的这一教育理念和19世纪初德国思想家、当时的教育大臣威廉·冯·洪堡提出的“全人教育”的理念是一致的。所谓“全人教育”,就是要培养能独立思考和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道德操守的人。
 
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有较高人文素质的公民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流传“大学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摇篮”这一口号。当时国家百废待兴,科技人才奇缺,大学资源很稀缺,大学生人数非常少,把“培养高级科技人才”作为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合理的。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直到“文革”前的60年代中期,能够上大学的人数比例还是相当低的,每年大约只有10万~20万大学生毕业。当时大学基本上不招收研究生,大学教育的口号是“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在这一有很强政治色彩的口号背后,大学教育的目标定位于培养各类高级专业人才,包括社科人才和外语人才。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前几年的大学扩招,大学生人数激增,2010年大学招生人数达到了657万人,平均录取率达到70%以上,如果现在还把培养各类高级专业人才作为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来定位显得有些不合适了。这一定位不仅主观上产生对在校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忽视,而且客观上高估了学生在校学习专业知识的作用,与大学毕业生实际就业岗位产生较大的偏离。事实上,绝大多数刚毕业的大学生还算不上是专业人才,他们毕业后从事的工作和在校学习的专业知识往往联系甚少,这些专业知识很快就会被忘记,真正在工作中起作用的是在学习知识过程中受到理性思维训练、人文素质教育和在校培养的各种能力。正如爱因斯坦1936年的那次演讲中引用某个人的话说:“那个诙谐的人确实讲得很对,他这样来定义教育:‘如果人们忘掉了他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
爱因斯坦在1936年的那次演讲中还指出:“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使青年人在离开它时具有一个和谐的人格,而不是使他成为一个专家。”在演讲结束时他再次强调:“学校始终应当把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取得专门知识放在首位。”当前我国许多大学急功近利色彩较重,为了加速培养所谓的“专家”和“人才”,在教学中不恰当地灌输过多和过细的实用性很强的专业知识,而对学科的基础知识教育重视不够。尽管现在许多学校也开始注重“通识教育”,但往往把它视为拓宽学生知识面的一种辅助性教育,而忽视“通识教育”中人文素质的教育内容。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介绍美国大学教育理念的文章中提到,19世纪的美国教育家纽曼说过:“如果一定要赋予大学教育一个切实的目的,我的主张是培养社会的好公民。”另一位美国教育思想家杜威则进一步大力倡导“要培养富有个性和合作精神的公民”,他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观点。这两位教育家的教育理念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教育。当然,在这些公民中,许多人日后必定会成长为各行各业的专家,极少数人会成长为科学家、艺术家或政治家,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日后的机遇和成长经历,尽管大学教育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从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来说,出类拔萃的人才只能是极少数,他们无须“拔苗助长”就会脱颖而出。
我个人认为,根据中国大学目前发展的现状,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应该定位于培养有较高人文素质的公民,而不应该定位于培养高级专业人才,因为我们不需要如此庞大的高级专业人才队伍,毕业生中只要有一定比例的人(例如10%~20%左右)将来成长为各类高级专门人才就能满足社会需求了。这主要靠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教育来实现。现在社会上真正缺乏的是技工一类的技术型人才。因此要大力发展中等专业技术学校。
培养能力比传授知识更重要
诚然,大学有传承民族文化和社会文明的职责,有传授知识的重要任务。但是,对一个人来说,学习是终身的事,在大学本科阶段学生应该着重学习和理解学科的基础知识,培养终身自学能力,因为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要靠未来在实际工作中来实现,况且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许多专业的细节知识是不断发展和演变的。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并且学会了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就必定会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其主要训练在于获得细节知识的人来,他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
有一篇关于美国教育理念的文章中引述了哈佛大学前校长巴布博士提出的大学教育的8个目标,前7个是提高和培养学生的能力,包括“提高交流能力,培养分析能力,加强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提高社会交往和互动的能力,培养对个人和环境的理解能力,改善个人对当今世界的了解能力”;第8个是“增长艺术和人文学科的知识”。我猜测,哈佛大学近年来积极倡导和实施的“全面教育”,就是为了实现上述8个目标,这一教育理念与德国威廉·冯·洪堡早年提出的“全人教育”理念以及爱因斯坦在1936年演讲中提出的教育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在2010年5月召开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英国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说:“我们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思辨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探索精神以及终身学习能力。”可见无论在美国和英国,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是作为大学教育的首要任务。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强调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他说:“要改革教学方式方法,注重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教育不仅要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启发思维,培养学习思考能力。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保护和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
中国有一句格言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鱼”是具体的食物,“渔”是教人家怎么捕鱼。“鱼”象征一个具体知识,“渔”象征一种能力。这一格言生动地说明了“培养能力比传授知识更重要”。
如何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加强人文教育是一个重要方面。英国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在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介绍经验说:“学校为学生创设学术环境,不仅仅在教室当中,还包括教室之外,在培养人才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让学生学会相互学习。这就是为什么学生在校园生活、学习的同时,要参加很多的社团活动,包括戏剧、音乐、体育、志愿者社团等一系列的活动,使得学生能够去发现自己其他方面的重要潜能,产生一些和自己的学术兴趣完全不同的兴趣。”这就是说,在大学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培养学生的社会交往和互动的能力、合作精神、自信心等人文和心理素质有很大作用。
这一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牛津大学还对学生采取“导师制”的模式来进行能力方面的培养,即采用一对一的方式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指导他们读学术著作和论文,培养他们的跨专业、跨学科的综合分析能力。这是一种特别的“英才教育”。“导师制”的模式即使在英国其他高校也难以效仿,但值得我们借鉴。我国的一些高校也有由极少数优秀学生组成的“基地班”或以名人命名的“冠名班”,对这些选拔出来的优秀学生,可以采用类似的模式来进行特殊培养。
即使到了研究生学习阶段,培养能力也是第一位的,就是要把研究生培养成具有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人。与大学学习阶段不同的是,指导老师除了可能要给新入学的研究生上基础课外,基本上不直接承担传授知识的任务,而是间接地对学生给予指导。研究生主要靠自学和学生间的互教互学(即讨论班)的方式来学习。导师应该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对学生要“教学相长”和“因材施教”。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对研究生培养上如何应用孔子的这一治学思想?我认为:导师对学生的首要职责是“引”和“导”,即首先要引导学生对一门学科知识产生好奇心,这就是孔子说的“知之”;其次,要通过对学生经常性的赞许和肯定来激发学生对学习这门知识的兴趣,以达到孔子说的“好之”。最后,导师要以自己的洞察力和学识帮助学生找到属于自己的研究课题,使学生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获得一种乐趣,以达到孔子说的“乐之”这一治学境界。
人格培养和素质教育是能力培养的重要一环
在对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中,人格培养和素质教育是重要一环。事实上,前面列举的哈佛大学教育8项目标中的7项能力,大都和一个人的人格和素养有内在联系。什么是“人格”?《中国大百科全书》给出的定义是:“人格是个人相对稳定的比较重要的心理特征的总和。这些心理特征包括个人的能力、气质、性格、爱好、倾向性等。”研究表明,基因遗传对人格形成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约占50%。但是,后天的环境、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大学阶段,对一个青年人来说,是“认识自我、重塑自我、人格再造”的关键时期。最近发生的“药家鑫杀人案”和“中南大学命案”等一系列大学生杀人的恶性案件,不仅反映了社会和家庭教育的缺陷,更反映了大学教育中人文素质教育的缺失,应该引起我们对中国目前大学教育进行深层次反思。加强对大学生的人格培养和素质教育应该刻不容缓地提到大学教育的议事日程上来。
教师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很大的,教师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去感染学生是加强学生人格修养教育的重要一环。在教书育人过程中,除了通过授课传授知识外,还包括对学生人格和素质的培养。教书是知识的传授,育人是道德的熏陶。“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就很好地体现了“教书育人”的理念。教书是教师的天职,教好书是教师应追求的起码目标,教书是手段,教育的终极目的是育人。
现在大中小学都在强调素质教育。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古往今来的许多事例证明,素质教育是培养杰出人才的基础……中外历史上许多杰出人才,尽管从事的职业不同,但他们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集科学、文学、艺术、哲学于一身,表现出全面的良好素质。”什么是素质教育?国家教委在《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的解释是:“素质教育是……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这一提法显得有些空泛。我认为培养良好的教养是最基本的素质教育。所谓“教养”,指的是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包括礼貌、规矩、涵养、风度等等,这些都是做人的基本素养。自古以来国人对教养很重视,《三字经》里面就曾经讲:“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强调了家长和老师在培养人的良好教养中的作用。所以老师们应该不光是教授具体的知识,同时应该言传身教,老师自身的教养对学生影响很大。素质教育不是简单的思想教育。许多时候,所谓的“思想教育”成了空洞的、泛政治化的说教,其作用往往适得其反,用“说教”方式进行素质教育训练出来的人有可能成为有多重性格的人和伪君子。
另外,美育与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什么是“美育”?“美育”就是审美教育,美育可提高一个人对美的感悟能力和对美的鉴赏能力,提高一个人的人生境界。艺术对一个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非常深的,艺术的熏陶对人的品格、情操和社会行为都是有深刻影响的。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主任叶朗教授在2010年8月于北京大学召开的世界美学大会上说:“无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一种危机和隐患: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而精神的活动和精神的追求则被忽视,被冷淡,被挤压,被驱赶。因此,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下拯救精神,就成了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呼声。我们当代美学应该回应这个时代要求,更多地关注心灵世界、精神世界的问题。”我很赞同叶朗教授的看法,应该把美育与艺术教育列入大学素质教育的教程。
改革考核评价体制是中国高校的当务之急
 
大学是国家的重要科研基地,教师做科研和承担一些国家科研项目是必需的,这也是能够教好书、育好人的必要条件。对教师在科研业绩方面进行考核是重要的,是不容置疑的。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考核往往只看发表论文数量,不看文章的质量。另外,忽视了对教师在教书育人方面业绩的考核,这是非常有害的,这客观上导致了当前大学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其后果是学生产生厌学和弃学情绪。去年12月有一位大学毕业生在网上发了一篇对该校教育“反思”的帖子(万言书),内容真是触目惊心。他对该学校的当前状况作了如下描述:“大学生们为何都迷失了自己的理想?首先是专业的学习让人迷惑:很多老师照本宣科,大学里面真正关注教学、关心学生、有上课水平的老师越来越少了……他们都在忙着自己的项目和课题。学校选用这种‘自编教材’的原因,是老师们因为要评职称。需要‘科研成果’,就东拼西凑地乱编一些‘教材’来完成任务……大学里的学生生涯,除了要求学生的专业学习之外,鲜有启迪心灵的声音,更重要的是缺乏指导大学生人生发展与定位的课程。”这一描述可信性如何?是否带有主观片面性?我的判断是基本客观的,而且这种状况有相当的普遍性。
当前,许多大学都把发表规定数量的SCI论文作为晋升职称的硬指标,更有些学校把出版所谓的“专著”也作为晋升教授职称的一项硬指标提了出来。设想一下,如果每个教授都要出版“专著”,全国该有数量多么庞大的同一专业的“专著”?因此,改革考核评价体制是中国高校的当务之急。通过“量化指标”和计分式的手段对教师的科研业绩进行考核是高校学术管理行政化的一个主要表现,这种评价体制的严重弊端就是造成教师的学风浮躁、急功近利和轻视教学。其实,评价一项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应该看它在相关专业产生的影响,以及同行对论文的公开评论和引用情况。对教师科研业绩的考核应由所在单位的学术机构去做,行政管理部门不应该具体介入。此外,应该明确大学教师的基本职责是教书育人,学校应当把教师在教书育人方面的业绩纳入教师评价和考核体系中。在对教师职称晋升时,不能只考查教师的科研成果,也要看他的教学成果和对学生人格培养方面的业绩,甚至还应包括对教师自身的品格修养的考核。对那些教学成绩突出、品德优秀而科研成果相对较弱的老师,也应该敬重和给予晋升。鉴于当前许多高校的教学质量存在滑坡的现象,学校要特别重视对青年教师的选拔和培养。在招聘青年教师过程中,不要过分看重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而要重视对他们的课堂教学能力、社交能力和人文素质进行全面的考核。
关于对大学生的考核,现在几乎所有大学都要求每个大学生写毕业论文,这不仅加重老师和学生的负担,而且客观上助长了学校中的弄虚作假和论文抄袭之风。我个人认为,学校可以鼓励一部分优秀学生做些科研和写论文,但没有必要把写毕业论文作为大学生能否毕业的一项指标。这一指标表面上很硬,实际上很软,因为人人都能想办法达到。
 
结束语
 
我认为,“有社会责任感”应该是有较高人文素质公民的一项基本品格。一个国家和社会如果缺少一大批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社会上出现的不公正和不公平的事件就得不到舆论监督和揭露,社会就不能和谐健康发展,就有可能陷入腐败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有句名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一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思想瓶颈时,更需要有一些杰出的思想家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语),引领社会进步思想的潮流。18世纪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时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提出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引领了法国大革命。
国学大师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结尾处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表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社会公民的基本权利,更应该成为大学培养出来的有较高文化素质公民的社会责任。从概率论中的大数定律来观察社会,只有当社会上各种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经过碰撞、交流和沟通,融合成为有社会共识的主导意识形态时,社会才是稳定和健康发展的,才是和谐进步的。在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中,应该鼓励大学生们关心国是,表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发扬崇尚理性、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作者单位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科学时报》 (2011-06-10 B1 科学与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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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被就业”本身就是为了应付考核,现在再用考核去治理,自然是扬汤止沸、缘木求鱼。

近日,多家网络论坛频现高校毕业生“被就业”的曝光帖。网民多称,自己所在的高校为“刷高”就业率,不管是否找到工作,都要求学生找公司签“三方就业协议”,不签协议就不予毕业。这甚至催生出“签约代理公司”的灰色产业链。(6月8日新华网)

虽然教育部禁止将就业协议与毕业证、学位证发放挂钩,但正所谓“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这个“薪”就是大学严重的行政化,教育部门对大学的评比、考核,和就业率挂钩,这又便是“火上浇油”。

早在2009年,教育部就曾表态:如果高校在就业率上有造假行为,教育部在审核评估高校工作时将实行一票否决,绝不姑息。但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就业率是事关大学生就业状况的核心数据,同时也是考量高校工作的重要指标。”(2009年7月31日《人民日报》)

“被就业”本身就是为了应付考核,现在再用考核去治理,自然是扬汤止沸、缘木求鱼。所以,在教育部门提出要一票否决“被就业”两年后,“被就业”还在各大学上演。“被就业”是表,大学的行政化才是真问题所在。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被就业”的问题就不可能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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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45个青年拿他们一生的前途来参加我们的教改实验,现在突然叫他们去参加马上要举行的高考。成绩好不好姑且不说,回去参加高考就是回到了体制内,实验还有什么意义。”——朱清时

  朱清时 南方科技大学(筹)首任校长

  学校成立之后,对于南方科技大学的改革之路及入校的学生,直面媒体时,朱清时从未回避,一直侃侃而谈。一直坦然面对改革风波的朱清时,在高考来临时,却选择了隐身。6月2日,在早报记者奔赴深圳,前去南科大时,就有媒体同行提醒:“其人很难约。”之前,很难约,是因为南方科技大学成立后,朱清时就成为一个热点人物,媒体来访不断。现在,很难约,是因为高考来了,南方科技大学45个学生发布公开信:不参加高考。南方科技大学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昨日,朱清时坦言:“想继续将南科大办下去,就不能在这个时候,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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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清时,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经过历时一年多的全球范围遴选,卸任中科大校长的朱清时,成为南方科技大学首任校长。

  6月2日

  “现在是非常敏感的时期”

  6月2日下午,早报记者来到南科大,从门卫处了解到:“朱校长近期都不在学校,出差。”而记者采访南科大学生时,对方透露的情况是:“平时常可见他,与他聊天,他还在食堂和我们一起吃饭,但是这段时间不在。”

  6月2日晚10时左右,早报记者拨通了朱清时的手机。

  电话里,他声音缓慢而平静,表示:“正在上海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这一周都不会回深圳。”听记者询问“高考即将来临,南科大是否会坚持不参加高考”后,他沉默了几秒钟,声音显露疲惫:“现在是非常敏感的时期,此事也比较复杂,并非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现在时机不对。”

  他婉拒采访,挂了电话。

  6月7日

  “学生表达的正是学校的态度”

  此前,朱清时在对话国内一家媒体时表明“态度”:“这45个青年拿他们一生的前途来参加我们的教改实验,现在突然叫他们去参加马上要举行的高考。成绩好不好姑且不说,回去参加高考就是回到了体制内,实验还有什么意义。”

  他也在报道中坦言:“但又不能让学校出面抵制,毕竟南科大是市政府办的,于是我只能让学生自己选择。为了回避,我一直到现在都不在学校。”

  昨日下午,早报记者再次拨通了朱清时的电话。

  电话里的朱清时,声音平静,言语中却未有一丝犹豫。“今天是特别敏感的一天。”他缓缓地说道:“我想继续将南科大办下去,就不能在这个时候,接受采访。”他并未直言,身受何等压力,依然婉拒采访。但挂电话前,他也告知记者:“你们可以采访学生们,他们表达的正是这所学校的态度。”早报记者 谭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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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应有保护历史文脉的自觉

通观海外各名校,无不注重保护历史文脉,上百年楼龄的建筑比比皆是,仍然具备重要的实用功能。

6月5日,北京大学原16-18号楼院内的10棵大树被砍伐,许多学生到现场“悼念”大树。在人们眼中,砍掉的不只是大树,拆掉的不只是老楼,而是在伤北大的校园文脉!

北大南门建筑群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1952年“院系调整”时,组建了以周培源为主任、梁思成为设计处处长的“三校建设委员会”,负责新北大、新清华校舍的建设。北大南门校舍作为新北大的核心区域,得到了三校建设委员会的精心规划和建设。

南门建筑群风格样式同燕园一脉相承,每组楼群都用三合院形式,以半围合的院落布局,散落在“中轴线”南门林荫大道两侧,洋溢着斯文而质朴的校园气息。每幢建筑都是中式筒瓦硬山坡顶建筑,饰有鸱吻,楼与楼之间用“柱廊”加以连接,在大树、藤萝掩映下,处处体现了梁思成“民族形式”的理想。

北大南门的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历史。这里承载了新中国许多著名历史事件,1981年北大学生“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就是从这里喊出的;1984年“小平您好”的横幅,也是在这里写成的。失去了“南门记忆”,北大的历史就不完整了,中国现代史也失去了一处宝贵的历史印记。可惜,可惜!

通观海外各名校,无不注重保护历史文脉,上百年楼龄的建筑比比皆是,通过精心维护,仍然具备重要的实用功能。如今,南门一带的老楼和大树何去何从,不仅值得北大主事者深思,也应得到文物部门的重视,共同保护好弥足珍贵的“20世纪大学遗产”。□梁菁(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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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高考报名总数约为933万,比去年减少约24万,招生计划约为675万名。由于计划增加和考生人数减少,预计今年全国平均录取率比去年增加近四个百分点,达到72.3%。中央和地方媒体报道说,今年高考本专科录取率河南75%、江西超80%、北京83.1%、湖南超83%、福建89.75%、山东90.04%、上海必超93%。

瞧瞧,如今这大学,在一些省市可以说是想上就能上。当然,在乐观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一方面,高考对考生的压力并没有减少,想上“985工程”和“211工程”这一百来所好大学,难度依然很大,因为“僧多粥少”。另一方面,高校之间竞争优质生源的压力继续提高,不只那些办学质量不高的三流高校,个别民办高校甚至将因生源严重不足而倒闭,而且所谓的好大学,也将使出浑身解数争夺优秀考生。

为了更加深入地看清今天高考和高等教育的现实,需要回顾历史。1977年恢复高考时全国报考人数570万,录取27万,录取率仅为4.7%,绝对激烈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今昔对比,福建省高招办主任林其天认为,虽然现在上大学容易了,但家长对高考的焦虑和期待并没有缓解——当年虽只有4.7%的学生能上大学,但95.3%的考生家长却心态平和,因为人们觉得进不了大学很正常,而现在录取率却高达90%,剩下的那10%的考生家长肯定坐不住,就会想方设法让孩子上大学,否则觉得面子挂不住。(《中国青年报》6月5日)从普通人的常理角度来看,是呀,如今大学都这么“普及”了,自家孩子、自己却都没能考上哪怕是一所很不起眼的高校,真是颜面扫地。

但,这些年轻人及其父母先不必急着没面子。看看现今一般大学的毕业生,甚至那些好大学的普通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行情,就知道这大学不上也罢。那些学习不好的青年,为什么偏偏要跟自己过不去,拿自己之短和别人的长处相比呢?在我看来,就擅长玩电子游戏这一不被很多人看好的长处而言,要是哪位青年才俊能获得任天堂和微软等国际电玩巨头的青睐,比如被聘去专门当最新产品的试玩手,想必职业前景不会比普通北大清华生差吧。

进一步追问,今天,学历能当饭吃吗?君不见,博士都在抢本科的饭碗了,博士后也一脸愁云,对芸芸众生而言,这大学为什么还必须读?既然不会考试,那就早点谋求一个能够挣钱养家的工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总比青春和钱财(甚至大笔举债)都无谓地消耗在上大学上更为划算。

这并不是消极的上学无用论。上学肯定有用,并且如果认真上学的话,必然大有用处。可当满大街都是大学毕业生的时候,是不是大学毕业已经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即便你是大学毕业生,你是否有自我谋生的能力,那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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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照镜子心率就显示在镜面上


摄像头能通过捕捉皮肤反射光线的变化获取血液流动的讯息,再通过软件分析将心率数据展现到镜子上

  据美国《大众科学》杂志6月4日报道,美国一名大学生开发出一款“魔镜”:不仅能照出你的模样,还能测出你的心率。

  传统的心率测量计需要给病人带上很不舒服的胸带,这对烧伤病人和新生婴儿来说尤其不方便。2009年,麻省理工大学电气和医药工程专业的亚裔研究生付明哲(音译)思考起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发明某种设备既能帮医生在患者不用胸带情况下给其测心率,还能让普通人随时了解自身心血管健康状况。

  经过付明哲的反复试验并多番测试效果后,一个全新的“镜面心率测量仪”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中诞生了:这个双向镜后放置了一个配有摄像头的监控器,监控器与一台笔记本电脑相连,只要人站在镜子前,他的心率就会显示在镜面上。
 

  该设备的奥秘在于一款可以将电脑摄像头变成心率测量仪的软件,其应用原理是血液可以吸收光线。心脏跳动时血液会通过血管,通过血管的血液量越大,被血液吸收的光线也越多,人皮肤表面反射的光线就越少。付明哲和其伙伴开发软件时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算法,可以让摄像头从所有光线中分辨出与那些心跳有关的反射光线,还能捕捉到这些反射光线所发生的极微小的变化,并通过代码直接转化为心率数值。

  付明哲计划在今年毕业之后将这款仪器推向市场,目前正对其做进一步改良,使它不仅能测心率还可以用来测量诸如呼吸频率和血氧饱和浓度在内的多个人体重要指标。“使用者到时候会说,镜子里看到的不仅仅是我的外表,还能反映出身体内部的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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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德比大学行为生态学家瓦赫德展示一只图伯鲁斯灌丛蟋蟀。这种蟋蟀学名“Platycleis affinis”,其相对于自身体重的睾丸尺寸是所有动物中最大的,重量占体重的14%。(图片提供:Richard Richards, University of Derby)  英国德比大学行为生态学家瓦赫德展示一只图伯鲁斯灌丛蟋蟀。这种蟋蟀学名“Platycleis affinis”,其相对于自身体重的睾丸尺寸是所有动物中最大的,重量占体重的14%。(图片提供:Richard Richards, University of Derby)

  新浪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11月11日消息,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报道,根据一项新研究,世界上相对于体重的最大睾丸头衔已被一种树螽摘走,它就是图伯鲁斯灌丛蟋蟀(tuberous bushcricket)。它们的睾丸重量占体重的14%,如此“巨大”的精子产生器官令人叹为观止。此前的最大睾丸纪录保持者是果蝇,睾丸重量约占体重的11%。

  此项研究领导人、英国德比大学行为生态学家卡里姆·瓦赫德表示:“这种蟋蟀的睾丸个头之大令我非常吃惊,它们似乎占据了整个腹部。巨大的睾丸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动物如何凭借自身竞争优势繁育下一代。如果无法传递自己的基因,进化将变成一句空话。”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图伯鲁斯灌丛蟋蟀的睾丸虽然问鼎全球最大头衔,但射精数量与之并不匹配。研究小组吃惊地发现,这种蟋蟀的射精数量低于其他睾丸较小的灌丛蟋蟀。

  图伯鲁斯灌丛蟋蟀学名“Platycleis affinis”。测量结果显示这种灌丛蟋蟀的睾丸重量占体重的14%,如果一名男性也能达到这一比例,其每个睾丸的重量将相当于6袋糖。研究过程中,英国剑桥大学和德比大学的科学家对21种灌丛蟋蟀的睾丸进行了研究。此举是研究昆虫性习惯对进化所能产生影响的一部分。

  在发表于《生物学快报》杂志的研究报告中,瓦赫德及其同事解释说,如果雌性成员一次又一次与雄性交配,这个动物家族的雄性成员往往拥有个头较大的睾丸。通过进化出巨大的睾丸,雄性可以产生更多精子,在生育竞争中胜过其他同类,进而提高传递自身基因的可能性。

  这种“精子竞争”产生的影响在黑猩猩种群较为明显。雌性黑猩猩通常会与所在群体的所有雄性交配。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雄性黑猩猩进化出所有大猿中尺寸最大的睾丸。相比之下,“妻妾成群”的雄性大猩猩只长着很小的睾丸。瓦赫德的研究小组发现灌丛蟋蟀遵循着不同的规则。正如研究人员所预计的那样,对这种昆虫进行的分析结果显示,在雌性与多个雄性交配的动物家族,雄性的睾丸尺寸更大。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长有最大睾丸的灌丛蟋蟀所产生的精子却最少。科学家认为灌丛蟋蟀并不是利用更多的精子“淹没”雌性,而是进化出另一种策略。研究报告合著者、剑桥大学的詹姆斯·吉尔伯特博士表示:“通常情况下,人们会作出这样一种看似非常合理的假设,如果雌性会与多个雄性交配,雄性则利用尺寸惊人的睾丸传递数量巨大的精子,以便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即使灵长类动物也是如此。我们的研究显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种假设。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巨大的睾丸允许雄性在精子库还没有枯竭情况下一次又一次与雌性进行交配。”

  这项理论虽然只是一种推测,但也有一些证据可以佐证。在与雌性交配之后,雄性图伯鲁斯灌丛蟋蟀能够在一小时内再次进行交配,相比之下,其他睾丸尺寸较小的灌丛蟋蟀却最长需要5天时间才能做好再次交配的准备。在图伯鲁斯灌丛蟋蟀之前,相对于体重的最大睾丸纪录由一种学名“Drosophila bifurca”的果蝇保持,它们的睾丸重量占体重的10.6%。(孝文)

发表在栏目: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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