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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猩猩Ayumu能在眨眼功夫记住一组数字的位置和顺序。黑猩猩Ayumu能在眨眼功夫记住一组数字的位置和顺序。
日本京都大学的黑猩猩Ayumu只用60毫秒就能解决数字难题。日本京都大学的黑猩猩Ayumu只用60毫秒就能解决数字难题。

  北京时间2月13日消息,日本一头圈养的黑猩猩经研究人员训练,能顺利完成一些连人类都无法实现的记忆技能。Ayumu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能轻易完成一系列记忆测试,比人类表现得还要出色。

  它是黑猩猩Ai的儿子。日本教授松泽哲郎用30多年研究Ai的智力。Ayumu于2000年在京都大学出生,现在11岁了。作为“Ai计划”的一部分,多年来是灵长类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对象。科学家开展该计划的目的是更好地了解黑猩猩智力。

  Ayumu在记忆上表现得特别出色,能轻松记住屏幕上一系列数字的具体位置,然后在最短时间的记忆后准确无误地回想起来。它5岁时就比负责黑猩猩智力研究项目的教授们表现出色,到11岁已可以完成大多数人类不能完成的记忆技能。

  Ayumu在不到半秒就可以记住数字及其位置,这个时间比眨眼还要快。有人对这项研究结果表示怀疑。但研究人员指出,如果Ayumu只是对这些数字有惊人的记忆力,那它仅仅通过猜测完成记忆的几率是36.2万分之一。

  英国广播公司和探索频道联合制作的电视节目《绝顶聪明的动物》播出了它最近的记忆特长。它对英国电视观众来说并不陌生,2008年还在第五频道一个名为《非凡的动物》的电视节目上亮相。这只雄性黑猩猩在一系列比赛中挑战英国记忆冠军本·普里德莫尔,结果轻松将其击败。它记忆屏幕上数字位置的速度比普里德莫尔快3倍。(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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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年到来的时候,浙江大学求是高等研究院公布了一条让外界耳目一新的消息:该院教师的岗位津贴将不再与其短期业绩挂钩。
从2011年起,浙大求是高等研究院的两个研究团队迎来“5年内不考核”的“学术特区实验”——团队成员的岗位津贴不与短期业绩挂钩,每人每年有15万元以上的收入保障,但5年后,必须接受国际排名前20位的专家评议。
外来压力为零,并不等于“放羊”,短短1年内,这两个平均年龄在35岁的团队,都有了引起国内外同行关注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据悉,浙江大学从2010年起开始遴选求是青年学者,主要针对35岁以下,没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青年教师,入选后赋予研究生导师资格,扶持他们从事独立科研工作,给予10万至20万元的科研资助,每年直接增加工资收入5万元,为他们潜心科研提供经济保障。
浙江大学副校长褚健说,这是浙大近期推行的一项新政,以创造更有利于青年教师成长的学术环境。
记者了解到,浙大拥有2010多名4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全部教师的56%。为了更好地促进青年教师成长成才,浙大在转变教师评价体系、国际化培养、建设“学术特区”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探索。
浙大于2008年提出新的教师职称评审办法,明确在申报高级职称时,不再统计发表论文的数量,而是要求教师对“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或主要学术成就,进行客观的描述或评价”。2010年又推出“教师岗位分类管理的改革方案”,改变过去“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教师”的人才评价方式,鼓励教师按自己特长选择不同的职业发展通道,并建立起教师分类发展的配套体系。
2011年,浙大启动新一轮的“新星计划”,选派35岁以下(人文学科放宽至40岁)的青年骨干教师,到世界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开展两年的合作研究。访问期间,入选教师每年可获8万至10万元资助,其工资、津贴和其他福利待遇照常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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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月15日从南开大学获悉,由南开大学统计制度与方法研究中心承担的课题《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于1月15日召开学术成果发布会,一套全方位体现中国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的指标体系首次公布于世。
南开大学统计制度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课题组负责人逄锦聚教授指出,自科学发展观提出并用以指导经济社会发展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面临国内外急剧变化的新局势,进一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依然任重道远。建立和完善科学发展统计指标体系,发挥统计评价的导向作用,对于中国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作用。
逄锦聚强调,该指标体系的特点是既强调了第一要义是发展,又突出了以人为本的核心,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有利于矫正和弥补片面追求GDP增长速度的弊端,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结果显示,从总体看,2005年至2010年我国科学发展状况呈现向好的趋势,即使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2008年科学发展指数增速有所放缓,但在我国积极应对下,科学发展指数仍保持上升趋势,这反映了科学发展观正在得到贯彻和落实。
据了解,南开大学发布的“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由4个一级测度要素、16个二级测度子要素、40个更次一级的具体测度要素组成。通过该指标体系,可以构建用于评价全国和各地区的科学发展指数,包括以人为本指数、全面发展指数、协调发展指数和可持续发展指数。
发表在栏目: 科学

 
■林新宏
古往今来,卓越一直是读书人和知识界的向往与追求,也是作为学术殿堂和人才摇篮的现代大学的目标和理想。不少大学把追求卓越确立为自己的精神和理念。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都曾就如何追求卓越专门发表文章。曾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德国2005年正式通过德国大学建设“卓越计划”。在台湾,“追求卓越”已成为当前最重要的高教政策之一。在我国大陆近年来更是“几乎每所大学的校长,都在谈追求卓越”。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理解卓越呢?
欲求卓越,必尚精神
卓越作为人们的一种向往与追求,首先在于思想和精神的崇高与远大。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说,大学的灵魂是追求卓越,大学精神最根本的就是追求卓越。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教授认为,卓越是大学的一个核心价值观。
对于不同的学院来说,卓越意味着不同的含义。比如以本科生教学为主的学院,就应该把本科教学做到卓越;研究型大学、培养职业人才的大学卓越的含义都不相同。一所大学是否卓越,最主要的不是看它的物质的成果,而是看它的精神和思想。精神是大学的灵魂,立校的根本。
美国是当代公认的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它所拥有的一流大学的数量,为世界之最,这些大学无疑是卓越的。然而它们的卓越,首先不在于物质的成果,而在于它的办学思想和理念,在于它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文化,一直领先和引领着世界的潮流。有学者认为,美国所以能保持这种领先优势,是他们从“思想王国”、现代大学的发祥地德国继承了洪堡思想,1900年前的一万名赴德的美国留学生把洪堡大学的思想带回了美国,奠定了1930年代后美国取代德国成为新的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思想和人才基础,从而成就了美国大学的卓越,以至至今美国顶尖大学的代表人物仍然承认是洪堡思想和学术的继承人。
欲求卓越,必养道德
 
《周易·坤》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古人认为是否有良好的道德和卓越与否密切相关。
刚刚去世不久的吴阶平院士,德艺双馨,一生救死扶伤,博施济众;拯厄除难,功济于时;著书立说,言得其要;微言大义,理足可传。吴阶平教授的卓越,有着崇高的道德基石和伟大的人格基础。日本作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说:“道德是一切的根本,社会上的任何事业,若不依靠道德就不会成功。如果有了道德修养,则将无往而不利。所以道德是不可不教,不可不学的。”
人无德不立。缺少道德的滋养,个体的心灵无处安顿,知识的创造和利用必然会偏离方向。个人如此,群体亦然,一所大学也是如此。校园里有许多道德高尚、品行端庄的教师在一起工作、学习和生活,就会形成一种积极的氛围,良好的风尚,强大的气场,并逐渐形成一种文化,起着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作用,引导着广大师生员工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言行。良好的道德风尚是凝聚人心的巨大能量,是大学走上卓越的基础。
欲求卓越,必修学识
中国古代早就把高深的学识和敏捷的才思当做卓越的重要内容,苏东坡《答李翊书》说:“惠示古赋近诗,词气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古人甚至认为,好的诗词歌赋,道德文章,脍炙人口,流芳千古,即为卓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哈佛大学的校训是察验真理。察验真理是对知识、学问的不懈探求和实践检验。对于大学来说,这里所说的学识,不单是指渊博的知识和高深的学问,而且包括对知识的向往,对真理的热爱和探求,以及为探求真理,研究学问而营造的学术自由、人格独立的环境和氛围。
早在两千多年前,齐桓公田午就在国都临淄创办了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府的“稷下学宫”,广纳贤才,广开言路。齐国统治者对这些学者礼遇有加,不少人被封为“上大夫”,“受上大夫之禄”,而且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无官守,无言责”,真正做到学术自由,思想开放,人格独立。在良好的学术环境下,稷下学宫成为学术的殿堂、思想的圣地,走出了像孟子、荀子、邹衍、田骈、季真、彭蒙、鲁仲连、邹爽等一大批学问家、思想家、教育家、外交家和纵横家。
稷下学宫的卓越,在于当时齐国统治者为广大学者创造了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和研究条件。一个人只有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学习和研究,才能出思想,出成果;一所大学如果有许多人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专心致志地研究学问,就能更好地创新思想,更多地出学术成果,成就卓越。作为大学的办学者,不是给大学各学院、各教授下达“卓越”的目标,而是应该为他们营造宽松独立的环境,保证他们的教育自主权,激发他们的学术兴趣,让他们能乐于教育和研究。
欲求卓越,必重创新
创新是人类特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人类社会在创新中发展和进步。《礼记·大学》中就说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没有创新,就没有活力,也就没有生命的持续和生物的进化,生命本身就是创新的结果。英国学者约·斯·穆勒说得好:“现在的一切美好事物,无一不是创新的结果。”人类从猿到人的进化漫长过程,处处充满创新,也需要创新,所以鲁迅说:“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
大学是思想的圣地,学术的殿堂,是传承人类文明,创立先进文化的基地。大学的性质、使命和担当都要求自身必须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产出更多的创新成果。离开了创新,大学就谈不上卓越。稷下学宫之所以卓越,在于它的许多创新,如组织上是一种创新,它既是官办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官办的政治顾问团体;在制度上是一种创新,它既可以让学宫成员拥有相应的爵位而食官之禄,又可让他们不议国事,潜心学术。至于其思想和学术成果上的创新就更多,如荀子等人关于认识论、人性论、政治理论、天人关系等方面的诸多学说和关于“礼法结合”的政治思想等等,都是创新的学说和成果。
哈佛大学的卓越之所以为世界公认,最重要也在于它的创新品格、创新内涵和创新精神,在于它的40多位诺贝尔奖和30多位普利策奖得主为世界所提供的创新成果。有创新才能有卓越,所以哈佛大学第24任校长普西说:“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分水岭。”
欲求卓越,必彰特色
 
卓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就是特色。约翰·汉尼斯说:“我们要承认卓越是有限的,大学不可能在所有方面,每件事都做得非常完美,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所以关键要找到重点……在我们擅长的领域做到世界一流。”
国外一流大学的经验证明,正是某些方面的特色和优势,打造了他们的品牌和实力,成就了他们的卓越。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只有4000多名学生,教学和研究人员只有400多人,却有31人获得32项诺贝尔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校生不过7000多人,其特色是最优的本科教育,最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从而培养出3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因创办工业园,与地方公司合作兴办硅谷高新技术产业区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从而造就了大学的一流和卓越。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理念与特色一是“平权”,保障黑人权利,二是促进学科交叉,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出色。国内的华中科技大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调整学科战略布局,加强了人文学科,以前瞻性的眼光发展了一批优势特色学科,成为一所从理工科大学走上综合性大学并具有显著人文特色的高水平大学。
 
欲求卓越,必有坚守
 
这里所说的坚守,是坚持、守卫,保持、遵守的意思。
苏武身陷匈奴牧羊19年,坚守的是一份节操;诸葛亮躬耕陇亩,坚守的是一份希望;陶渊明东篱采菊,坚守的是一份高雅;李太白醉酒放歌,坚守的是一份狂傲;杜子美茅屋疾呼,坚守的是一份关怀;托尔斯泰高龄出走,坚守的是一份朴素心灵和平民情感;耶稣基督,背负十字架,甘愿受死,坚守的是执著的理想和信念。坚守是走上成功走近卓越的桥梁和大道。
现代大学和广大教职员工的坚守,在内涵上固然有所不同,但是其意义却是相同的:欲求卓越,必有坚守;长期坚守,必成卓越。
大学坚守的内容很多,最基本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大学集体对既定目标的坚守。而这种目标必须是现实的、客观的,是符合实际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现阶段中国的大学有2300多所,其中普通本科院校790多所,处于高层次的研究型大学只有30多所,真正受到国内外瞩目的知名大学也就只有几所。然而正是这些普通本科院校和层次较低的高职院校、独立学院,承担着大量为国家培养各种不同层次的实用型人才的任务。如果说,那些知名的高层次的大学所取得的顶级成果是卓越的,那么不可否认的是,那些层次较低但始终不渝地坚守自己的追求和使命并努力做到最好的状态,同样是一种卓越。
二是教职员工对岗位职责的坚守。不久前,中山大学面向全校教职员工颁发“卓越服务奖”。该奖项的获奖标准只有一个:工作年限,只要在校连续服务达45年,且在人事记录上没有瑕疵,都可获得这项荣誉,无论你是专家教授、普通职员还是后勤人员。中山大学领导认为,卓越固然有出类拔萃,超乎常人,作出突出贡献之意,但是忠于职守,以持之以恒的态度和毅力追求和奋斗的过程,同样是一种值得尊敬的卓越。
在一所大学里,能够脱颖而出,取得重大成功的人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只能长期地默默无闻。这种努力和坚守,无疑是一种更广义更高层次的卓越。因为这种努力和坚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爱岗所能解释和企及的,它代表着更高层次的精神和境界。一所大学,如果有许许多多富有这种精神的人在各自的岗位上自觉地努力和坚守,就构成这所大学的独特的精神和文化。这种精神和文化是实现大学共同使命和共同理想的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现代大学追求卓越,必须深刻完整地认识和理解卓越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惟其如此,才能克服盲目性,加强自觉性,从而理性地追求并不断地走近卓越,成就卓越。
(作者系南方医科大学教育研究与督导评估中心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2-01-16 B3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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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康涅狄格大学1月12日指控它的一名研究人员作弊,在多达11家科学刊物上发表吹嘘红酒益处的研究成果。
康涅狄格大学在一项声明中说,外科学系教授、康涅狄格大学卫生中心心血管研究中心主任迪帕克·达斯“犯有1 4 5项伪造和篡改数据的罪状”。
在接到称其研究不正当的匿名举报后,该大学从2008年开始对达斯的研究工作进行了3年的调查。该大学向发表达斯研究成果的11家刊物致信,并谢绝了联邦政府奖给他的89万美元。
负责卫生事务的临时副校长菲利普·奥斯汀说:“我们有责任纠正科学记录,并告知全国各地的同行。”声明说,达斯即将被该大学解雇。他发表的研究成果是关于红酒中的白藜芦醇和捣碎的大蒜对心脏的益处。达斯从1984年开始在这所大学任职。
达斯的律师说,对达斯的指控可以被“轻易地驳倒”,还说“对他的指控涉嫌该大学内对印度裔研究人员的歧视”。
一名专家说,虽然达斯的研究成果被引用了几百次,但发表他成果的刊物大多数是小刊物,不会颠倒研究白藜芦醇的整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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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珀尔马特生于1959年,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天体物理学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   索尔-珀尔马特生于1959年,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天体物理学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

布莱恩-施密特生于1967年,他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斯特罗姆勒山天文台天体物理学家。 布莱恩-施密特生于1967年,他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斯特罗姆勒山天文台天体物理学家。

亚当-黎斯出生于1969年,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物理学与天文学系教授,也是太空望远镜科学协会成员之一。   亚当-黎斯出生于1969年,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物理学与天文学系教授,也是太空望远镜科学协会成员之一。

  新浪科技讯 路透社消息,美国人帕尔马特(Saul Perlmutter)、美国-澳大利亚人施密特(Brian P. Schmidt)和美国人黎斯(Adam G. Riess)将分享145万美元奖金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奖词指出,3人通过研究超新星现象发现了宇宙的加速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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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冈山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开发出一种利用氧化铁化合物制成的新型太阳能电池。该太阳能电池的吸光率是以往硅酮制太阳能电池的100多倍。

  据冈山大学研究生院教授池田直介绍,除可见光外,这种太阳能电池还能够吸收以往太阳能电池无法利用的红外线发电。因为能够产生热量的物体都会发出红外线,因此各种发热设施都可能成为新型太阳能电池的发电来源,而且在雨天和夜间也能发电。

  制造这种新型太阳能电池的氧化铁化合物呈粉末状,可以薄薄地涂抹在作为媒介的金属上,因此新型电池形状更加多样,而不仅是平板状。

  池田直说,争取2013年让这种新型电池达到实用水平,并把制作电池的成本降至每千瓦1000日元(约13美元)。(蓝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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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王国维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王国维(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青年王国维以诗人的灵动、美学家的敏感、哲学家的参悟,串联了晏殊的《蝶恋花》、欧阳修的《蝶恋花》、辛稼轩的《青玉案》三句话,把本来不相干的三句名言连缀成“三境界”说,将历史上无数大事业家、大学问家成功的秘密结晶于文学意象之中。

《人间词话》云: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王国维深入研究过的,有老子、孔子、孟子等大哲人,有屈原、陶渊明、杜甫等大文学家。王国维又深入研究过许多的外国哲人,有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有德国的康德、叔本华,有英国的莎士比亚、拜伦,有俄国的托尔斯泰,等等。

他从这些伟人中发现,他们的成功有共同的内在逻辑,而那种逻辑正在这晏殊的、欧阳修的、辛稼轩的三首词三句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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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奠中、刘毓庆、郭万金国学三人谈

郭:近几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在大学设立国学专业的建议。据说最近提出并支持这个建议的是李学勤、袁行霈、纪保成等在学术界威望很高的几位学者。但是把这个建议放到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征求意见时,赞成的却只是少数,百分之六七十的评委反对。这个消息,虽没有完全获得证实,但建议被否定却是事实。对这个建议被否定,很多人感到不可理解。国学明明是一个与西方学术不同的学术系统,为什么却不允许她进入现代大学设置的学科体系中呢?

刘:关于国学作为一个专业的问题,我们上次也曾谈到过。前几年关于国学是否设立学科的问题,就在大学里广泛征求过意见,结果被否定了。虽然出乎意料,但仔细一想,似乎被否定也是必然的。因为如果把它作为一种研究对象,一具体化,便落实到了文、史、哲三个学科上,不是属于历史的课题,便是属于文学或属于哲学的课题。这等于说国学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无法具体化。同时,现在大学教育制度、专业设置,都是引入的欧美或苏联的模式,是在西方学科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国学中原有的内容,已经被西方的学科分类支解了。而且在近一个世纪的学术发展与学科概念强化中,现存的一切,都已变成了“合理的存在”,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所以一旦有人提出国学来,人们必然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国学是什么?”紧接着便对这个概念进行讨论,并且用西方所谓的科学观念对这一概念进行审核、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这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从而给予否定。

姚: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用西方化的所谓科学观念来审查中国传统学术,就像拿着一双西洋女人的高跟鞋,来审核中国男人的脚一样,这自然是不会合适的。但不能说这脚就不是脚。另一个是从概念出发讨论问题,其结果只能是游离开事物的本身,对解决问题没有多少意义。

郭:可是现在人们恰恰是在概念上纠缠。但概念问题越讨论越复杂,就像关于“文化”这个概念的讨论一样,本来大家心里都明白它“是什么,不是什么”,可是一讨论,竟然出现了150多种不同的定义,更让人无所适从了。现在严格地说,许多人考虑的是国学的概念,而不是国学的本质。

刘:陈佩斯和朱时茂关于争夺胡椒面的小品,就很能说明问题。两人开始争夺的是胡椒面,可是后来却变成了争夺曾经放过胡椒面的空瓶子。争夺已变得没有了意义,但两人还在争。现在关于国学概念的争论,其实争的就是“空瓶子”,倒不如返回来好好思考一下国学的本质。

郭:思考国学的本质,看来还需要把西方所谓的“科学观念”还有一些概念先搁置起来。不然,孔子也会变成西装革履的牛津大学教授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把大量西方的概念引进来,使许多中国原来的东西都变了味。比如现在的一套汉语语法体系,就是从西方搬来的。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学生都感到学习汉语语法,对学习课文和练习写作没有意义,相反对学习英语却有帮助。尽管说这套语法体系,可以解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汉语语言现象,但有百分之五解释不了,就说明是有问题的。人和猴子的基因,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差异,可是猴子是猴子,人是人,这便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不放弃西方的一套所谓科学观念,不仅“国学”无法进入大学的教学体系,就是设立了学科,也会面临许多尴尬的。比如所谓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问题,应该如何划分。如果按这种思路走,岂不是又落入了文、史、哲分科的圈套吗?这也正是人们反对国学立专业的主要原因。

姚:这个问题说简单也很简单。比如在大学现有的学科中,有哪个学科能够代替“国学”?文、史、哲三个学科相加是否就等于“国学”?国学中的价值观念、经典智慧、思维方式等,有无学科承担其传授的任务?现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既然“国学”有不可替代性,不管“概念”是否“科学”,是否合于西方的“科学观念”,设立学科都应该是必要的。

刘:确实在现在大学的专业设置中,还没有哪个学科是可以替代国学的。有人认为只要把文、史、哲学科中的一部分合在一起就是“国学”了,这显然是不正确的。现在有些学校就是采用“合”的办法,树起国学研究院或中心招牌的。但“合”了后,搞文学的仍然搞文学,搞历史的仍然搞历史,搞哲学的仍然搞哲学,三者仍不能产生融会、联系,这与分并没有什么两样。像这样构建专业,自然是没有意义的。虽然说“国学”是文、史、哲不分的学术形态,但“合”不等于“不分”。而且国学的内容也不是现有的文、史、哲三个学科可以概括的。比如,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史部”固然可归于“历史学科”,“集部”也可姑且归于“文学学科”,那么“子部”呢,“哲学学科”能否概括子部中复杂的内容呢?居四部之首的“经部”又该归属于哪一个学科呢?在欧美国家的大学里设有神学一科,或设有神学院,负责欧美国家民族经典——《圣经》的研究与诠释。影响我们民族几千年历史的经典,以及几千年积累起来的文化智慧,为什么就不能为之设立一个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并传授呢?

姚:现在的学科划分,看来有点太绝对了。不管应该分不应该分,一律都要分,这与西方的思维方法有关。西方人的思维是分析性的,分析性思维对于条理、归纳事物,搞科学研究确实有好处。但也带来了很多弊端,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整体,在很多情况下会导致事物走向反面。就像《庄子》里所讲的倏、忽为浑沌开七窍的故事一样,浑沌的眉目是分开了,可是它的生命却消失了。国学也是这样。现在的文、史、哲学科中虽然说有国学的内容,但所包括的只是国学中的“支体”,在文、史、哲的划分中,国学中的灵魂早已经丢失了。就像解剖学上讲人体结构一样,虽然五脏六腑的功能分析得头头是道,可是却无法说明生命在哪里。中国的思维是综合性、整体性的,虽说没有西方人分析的细微、条理,但所把握的往往是本质性的东西。

刘:学科划分过细,把人的视野、器量都局限住了。半个多世纪的现代教育没有培养出一个大家公认的大师级人物来,不能说与学科划分没有关系。因为很多学者都因为学科归属的原因被定了位。不要说文史哲兼容的“国学”不被认可,就是搞先秦文学的人突然来搞明清文学,也会被搞明清文学的学者认作是“圈子外的人”,而不被接纳,甚至排斥。在一次先秦史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上,我发了言,当场就遭到了一个老学者的批判,随后还教训我:“你以为先秦史是好搞的?这要懂文字学,要懂训诂学,要懂考古学,要懂历史地理学……”他一连举七八个“学”,意思是:趁早回去搞你的文学去吧,不要来历史学界凑热闹。因为是老先生,我只能虚心接受教训。好在我发言的那篇文章刊登后,得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赵世瑜教授的赞许,并在他的博客上向同行推荐,这才使我得到了一点安慰。学科间的排斥如此激烈,没有现代学科意识的“国学”又如何能被学术界接纳呢?如果设立国学学科,肯定会被一些人认作是“四不象”,甚至展开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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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研制的廉价外骨骼,帮助瘫痪学生重拾行走能力。

  美国大学生奥斯汀·惠特尼半身瘫痪,但在同学们的热心帮助下,他借助一种新型的外骨骼自己走上了毕业典礼的舞台。美国《大众科学》网站8月30日的报道讲述了这个动人的故事。

  对于健全人来说,走上毕业典礼的舞台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对于下肢瘫痪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惠特尼而言,能走上台亲手接过校长手中的毕业证书却是来之不易的巨大成就,而帮助他实现这一梦想的正是伯克利分校人机工程实验室的老师和同学们。

  2007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惠特尼因为酒后驾车,在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中脊柱受损,从此丧失了行走能力。生性坚强的惠特尼不愿在轮椅上度过此生,在2010年8月,他接到了伯克利分校人机工程实验室负责人哈梅奥恩·凯兹罗尼的电话。过去几年中,凯兹罗尼教授的实验室一直在美国军方的资助下进行人造外骨骼的研究,而他联系惠特尼的目的则是希望后者参与实验室一项全新的实验项目:开发一种廉价轻便、能帮助截瘫人士恢复行走能力的外骨骼。

  早在1965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就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款动力外骨骼“哈迪曼”。虽然这只重达1500磅(约合680公斤)的庞然大物并不实用,但是它的基本原理仍为如今的类似产品所沿用。凯兹罗尼实验室此前开发的外骨骼都价格高昂,而凯兹罗尼教授给学生们的新课题是制作出造价不高于1.5万美元(约合9.6万元人民币)的新型外骨骼,因为只有这样的价位才能为大多数截瘫患者所接受。

  事实证明,学生们出色地完成了凯兹罗尼教授交给他们的任务。虽然在毕业典礼仅剩几天时间的时候,新款外骨骼仍然问题不断,但在惠特尼与实验室同学的共同努力下,全新的动力外骨骼“惠特尼”终于如期问世。

  “惠特尼”沿用了凯兹罗尼实验室2000年时开发的“伯克利下肢外骨骼技术”,其设计完全基于简单廉价的理念:不仅动力马达和感应装置的数量都远远少于其他同类型产品,而且还大量使用了足球护腿板这种在体育用品商店就可以买到的成品。谈起毕业前一个月大家一起在实验室加班加点的忙碌时光,参与研制的学生麦金利表示:“这就像是一场电视游戏节目,我们必须在十分有限的时间里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

  毕业典礼当天,排在最后一个上场的惠特尼稳稳地走上台,从校长手中接过了证书。实验大获成功!不过兴奋的实验室同学们在短暂的休息之后便重新投入了“惠特尼”的改进工作之中,而惠特尼也正式获得了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仿生人工下肢测试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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