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力量的日益强大，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很多乐观的人认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开始了。这是高瞻远瞩的洞见，还是将愿望当作了现实的美好想象？或许答案还要交给历史。

需要澄清的是，对于我们的历史而言，特别是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历史，那些基本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并没有被克服。只是，在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或许我们可以尝试回答、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精英阶层的折磨、压迫，正是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因此，让我们回到这些基本的历史脉络中来吧。只有从一个较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来看今天的中国，才能对当下的争执更从容，对种种诡异的突变更多些理解，对未来也更多些自觉。这也是本系列专栏力图追求的目标。

1860年，当中国的政治精英初次意识到西方冲击的严重性的时候，朝廷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政治辩论，辩论的结果奠定了清廷的现代转型基本政治路线。辩论因“同文馆”之设而起，恭王和李鸿章等人主张设同文馆，教习士子学习西文。反对的代表人物为负一时清望的大学士倭仁。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恭王嘲讽他如果只知道“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事情的结果是倭仁受到了公开的羞辱，在政治上完全失败。但京师的舆论也开始公然嘲笑洋务派“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洋务派在道义上居于劣势。

如果超越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来看这场争论，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论辩双方的困境。倭仁对于立国之道的重申，事实上是对中国在文化上和政治上主体性的坚持，如果稍微夸张一点，或许也可以说是在捍卫中国在政治上、文化上的独立性。而恭王则是从现实出发，认为改革就是硬道理。没有改革，就面临战败，割地赔款，乃至亡国，其他一切都免谈。从现实情况来看，没有恭王的改革，则倭仁的坚持一定会落空，按照倭仁的办法，很显然中国无法度过危机，更谈不上发展了。不过，若只有恭王，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合法性、统一性、历史延续性都必然面临挑战，说严重点，不割地不赔款，则国已亡。从后人的角度看，倭仁的主张实在太过迂腐颟顸，不明事理，而恭王的主张又有些急功近利。

这场争论不仅仅是两种文化观念之间的冲突，至少不应当被简单视为文化保守主义与全盘西化派之间的争论。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政治分歧，是由哪一群人来主导中国命运的分歧。其要害在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要依靠与外部世界深入交往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如何在维护国家的统一性、文明的延续性的同时，获得发展的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分歧被不断引申、扩大，其实质越来越鲜明地被揭示出来。国共两党都曾经为这个问题所苦恼，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中国。不同的发展模式、经济形态往往视为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抗。在传统还是现代的争论背后，人们更为纠结的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

为了维护自己的历史正统，蒋介石搞了新生活运动，并不断地强化经过戴季陶改造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而且鼓励大规模的国有化，抑制民营资本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为了维护政治上的统一性，无产阶级专政被不断强化。毛泽东在评论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苏共二十大报告的时候说，赫鲁晓夫丢了斯大林这把刀子，“这么一来，我们几十年来英勇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我们会失去共产党人的威信、失去信仰……”。在他看来，这把刀子是维持中国统一的必要工具，宁可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革命不止。

在这之后，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时代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似乎短暂地遗忘了这种困扰。正是借助这种短暂的遗忘和不争论的态度，中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问题本身并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到了今天，矛盾又一次显现出来了。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强大，中国自己的文明主张开始不断地强化，不管怎么样，中国经济独特的成功模式为这种主张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在中国和外部世界融合的程度、交往的深度达到历史空前顶峰的时刻，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对立却越来越尖锐，也越来越有了现实基础。

政治的问题需要历史来解决，任何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或许应该从倭仁与恭王的争辩中意识到一点，这种争论和分歧已经持续了一个半世纪，论辩的双方互有胜负，并在观点上、阶级基础上不断地相互渗透，但谁也没有彻底消灭、瓦解对方，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这种争论和分歧是历史的必然，双方都有存在的历史合理性，而不仅仅是因为某一群人的人品和心地有问题？

此外，对于中国而言，与传统上任何时代都不同，我们置身于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之中，如同宋明理学消化佛教的方式，或许很难再奏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问题，必定是世界的问题。我们要有面对人类共同问题的雄心，而不是在文化心态上的冷战思维。

过分强调中国文明的特殊性，作为30年来对自身文明特性过分忽视的一个纠正，还有情可原。但如果仅仅是用这种特殊性遮掩自己的问题，甚至将这些问题虚骄地夸大为一种优越性，或者如果这样做只是为了区别中国与西方，作为一种解决自己文化身份焦虑的手段，那么与150年前倭仁和恭王的争论相比，我们的进步也太微不足道了。或许我们都应该从反思自己开始，在反思基础之上的思想争论，对于中国的政治未来而言，更有意义，这种“批判的武器”或许有可能使得“武器的批判”温和些。比如曾经预言中国崩溃的人们是否应该检讨一下自己的判断，而那些曾经激烈地反对中国加入WTO的人们，似乎也不应该一转身成为中国模式论的鼓吹者。而且，当下的中国，是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的自然延续，许多困扰我们现在的问题，在这一个半世纪里曾经反复出现，我们也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才能真正理解当下中国。

（本文作者高超群，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曾任《战略与管理》杂志执行主编。2009年5月起任《文化纵横》杂志执行主编。本文原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武汉区域气候中心2日发布，受降水持续异常偏少影响，湖北各大湖泊水体面积大幅减少，已接近有卫星监测以来的最小值。其中，洪湖水体面积已锐减近半。

　　该中心5月27日卫星监测显示，洞庭湖水体面积仅468.72平方公里，比历史同期减少55.1%，比去年同期减少68.5%。洪湖水体面积206.55平方公里，比历史同期减少48.2%，比去年同期减少55.2%。丹江口水库、梁子湖、长湖也分别较历史同期减少29.8%、21.6%和13.5%。

　　与4月同期相比，除洞庭湖水体面积略有增加外，梁子湖、洪湖、丹江口水库、长湖还在继续缩减。其中，梁子湖、洪湖分别减少了15.9%和10.4%。

　　去冬今春，湖北遭遇罕见旱情，大部地区雨量较常年偏少5至7成。持续旱情导致省内湖泊水体面积大幅减少，截至6月1日，全省86个县市1804.5万亩农田受旱，共计140.7万人、42.8万头大牲畜出现饮水困难。

　　预计6月4日起，湖北全境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此次降水将有利于缓解旱情。当地气象部门表示，将根据有利天气条件继续开展人工增雨，减轻干旱危害。(丁喆陆铭)

　　4.水中女仙雕像

水中女仙雕像（图片提供：Images & Stories/Alamy）

　　2002年，一尊曾用于装饰阿利安诺伊城浴池的水中女仙雕像被拉到地面。对于那些奋力保护阿利安诺伊城的人来说，水中女仙从此成为他们的象征。《考古》杂志将阿利安诺伊城命名为2010年五大“受威胁遗址地”之一，称土耳其政府忽视了国际社会的许多提议，如用“防水”大坝将遗址地围起来，或是将热温泉等著名建筑迁移至别处。

　　5.雾气笼罩的石拱门

雾气笼罩的石拱门（图片提供：Mustafa Ozer, AFP/Getty Images）

　　2008年2月，一座典型的半圆形石拱门为游客了解土耳其阿利安诺伊城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窗口。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文明研究所考古学家纳丁·穆勒(Nadine Moeller)表示，考古人员在对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发掘过程中，常常在地下水位以下发现幸存至今的建筑物。这意味着，阿利安诺伊城部分遗址或许能在填埋处理和随后到来的洪水中幸存。穆勒说：“有机的东西会被分解，泥砖或石头结构建筑通常会保留下来，你可以采用合适的技术进行发掘。”

　　6.亲历历史

亲历历史（图片提供：Manoocher, National Geographic）

　　在这张资料照片中，阿利安诺伊城的魅力和风采在这个经过重建的温泉浴场得到体现。反对建造约坦利大坝的人认为，游客增多或许是阿利安诺伊城值得拯救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获得重大考古发现的可能性。根据一些人的估计，阿利安诺伊城多达75%的区域尚未发掘。

　　7.古罗马浴池水源

古罗马浴池水源（图片提供：Mustafa Ozer, AFP/Getty Images）

　　2008年，一名女游客参观阿利安诺伊城古罗马浴池的水源。目前尚不清楚约坦利大坝项目顺利通过以后阿利安诺伊城遗址的命运。芝加哥大学考古学家穆勒对阿利安诺伊城不会被洪水毁坏持乐观态度，但她尚不能确定阿利安诺伊城作为考古遗址的未来前景。

　　穆勒说：“我认为，如果阿利安诺伊城被沙子所填埋，它仍有可能保持完好。显然，洪水会损毁像木头或彩绘壁画这样的东西，令其无法幸存下去。但是，我认为，像建筑物和像陶器这样的东西会保存下来。问题在于，一旦建起大坝，上面是湖泊，人们何时还会看到这座古城，或再次进行发掘？”(孝文)

　　新浪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6月13日消息，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报道，最新一项研究称，虽然它们不是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婴儿照”，但最新红外图像却证实已知太阳系外最年轻的行星确实存在，而且，这些系外行星可以快速成长。

　　研究人员表示，绘架座β星b(Beta Pictoris b)的历史可能只有几百万年，但已经“发育完全”，虽然标准模型显示此类行星要达到“成年”应该需要1000万年的进化历程。绘架座β星b打破了由BD 20 1790b行星保持的最年轻系外行星的记录。BD 20 1790b行星的历史为3500万年。

　　绘架座β星b还是已知距其母恒星最近的系外行星，大概相当于土星与太阳之间的距离。这颗母恒星简称“绘架座β星”，距离地球大约63.4光年远，类似于地球自己的恒星。与绘架座β星b行星一样，绘架座β星也相对年轻，年代约为1200万年，而太阳的历史则有45亿年。

　　科学家以前公布的照片(如2006年“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的照片)表明，绘架座β星被一个由尘埃碎片组成的环绕圆盘包围，而这个圆盘可能是由年轻小行星和行星撞击形成的。圆盘中的空隙(造成这颗恒星周围有一条光环)表明，如木星一般的气态巨行星正快速掠过。不过，绘架座β星b的存在最初并未得到证实，直至欧洲南方天文台甚大望远镜在2009年捕捉到新的照片。

　　这些照片显示，绘架座β星b与2003年所拍同一恒星系的照片相比，所处轨道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就其本身而言，最新照片似乎证明，2003年的照片事实上拍到了行星，但没有拍到背景恒星。红外图像明确显示，绘架座β星b不仅是一颗货真价实的系外行星，还是一颗完全成形的系外行星，其质量大约是木星的9倍。

　　法国格勒诺布尔天体物理学实验室天文学家安妮-玛丽-拉格兰奇(Anne-Marie Lagrange)领导实施了这项研究。她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获得行星形成时间跨度的直接证据，也是第一次获得行星可以快速形成的证据。”拉格兰奇认为，拥有尘埃碎片光环的恒星令其“成为寻找行星的理想地点”。尽管如此，她并不相信恒星周围的所有光环都是行星的证据。

　　据她介绍，由于引力的作用，圆盘的尘埃碎片会被吸引出来，从附近恒星掠过也可以形成光环。不过，在阿塔卡玛大型毫米波天线阵(ALMA)射电望远镜投入使用以后，将邻近行星的光环与其他类型的光环区分开来，应该可以变得比现在更容易。这台射电望远镜定于2012年在智利投入使用。

　　拉格兰奇指出，在涉及行星搜寻上，技术前进的步伐已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说：“我们现在正逐步能够直接拍摄系外行星的照片，还可以获得截然不同的信息。在未来几年内，我们甚至可以观测到这些行星大气的内部状况。”研究结果将刊登在最新一期的《科学》杂志上。(秋凌)

约翰·F·肯尼迪与夫人杰奎琳

　　1963年11月22日，美国前总统约翰-F-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遇刺身亡，肯尼迪的死是专家甚至美国当局一直想要解开的谜团。今年是肯尼迪就任总统50周年，历史学家达莱克教授近日公开了这位总统的遗孀杰奎琳-肯尼迪生前受访时的发言。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杰奎琳于1964年接受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的采访时称，肯尼迪遇刺的一年前曾说：“如果有人要杀我最好趁现在。”他还预言遇刺会让自己名垂青史。

　　达莱克表示，他们研究发现肯尼迪对夫人的这些话是因已故历史学家戴维-赫伯特-唐纳德就林肯生平发表的演讲而起。在那次演讲中，肯尼迪问唐纳德教授如果林肯没被刺杀，他会不会还像今天这般受到美国人民敬仰。唐纳德回答不会，因为如果那样，林肯总统就不得不面对内战后重建及其他一系列问题。

　　达莱克表示：“正是记住这些话，肯尼迪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占得上风后才会说，‘如果有人要杀我，最好趁现在’。”肯尼迪夫人在那次采访中的谈话共分为7个部分，将于今年9月向外界公布以纪念肯尼迪就任总统50周年。

　　(KT)

日前，宜宾县档案馆在清理历史档案时，一份清代嘉庆年间民间的房屋买卖契约文书（如图）被意外发现，这份珍贵的契约虽历经200余年的岁月仍完好无损。

　　记者看到，这份完好无损的房屋买卖契约为白色宣纸，因年代久远，纸张已泛黄，它长约70厘米，宽约60厘米，楷书体，字迹工整、文笔流畅、条款分明，相当于现在民间使用的租赁合同。

　　契约详实地记载了清代嘉庆九年（公元1805年）十二月十八日，卖房人李某因家中缺钱、经济困难，通过见证人杨某和徐某，自愿将位于仁寿街（约现在的横江镇）的一九柱瓦房，以白银73两整的房价成交卖于卢某的事实经过。契约不仅清楚地写明了立约人、立约内容、立约时间、房屋边界、成交价格等条款，而且还有卖房人儿孙、堂侄、邻居等十多位见证人的签字画押。

　　这份房屋买卖契约，真实地再现了200年前川南的民间民事和民风，也对研究清代宜宾的社会经济很有帮助。

　　“这张契约文书是我们宜宾县档案馆，目前馆藏年代最久远的一张历史档案。这张历史档案，反映了宜宾县横江镇当时民间房屋买卖的一张契约文书，记录了当时房产买卖的程序和文书格式。对研究清代房产买卖有极大的历史研究价值。”宜宾县档案局副局长邱鹏飞介绍。

近日，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阮仪三在广州痛批广州对历史文化遗存保护不力，某些方面还带了坏头。谈到眼下舆论关注的三元里城中村改造时，阮仪三直言：“所谓的‘迁移性保护’，是广州创造的。很混账的创造！”(5月28日《羊城晚报》报道)

阮仪三的提醒，我认为值得一再引用，并且应该成为负责广州市城建改造的官员们念兹在兹的箴言。阮教授说：三元里改造，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而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和环境契合。改造应该非常尊重它的环境，是人们在这里长期生活所形成的文化。“但现在都想拔掉，新搞出来的只是生造的假古董”。

说城建改造充斥着“假古董”，我深为赞同。几年前陪一位海外研究环境与公共空间的学者参观广州大学城的岭南印象园，见到由于大学城拆迁而“集中搬迁”于此的几十座古村落祠堂，密密匝匝地排列在一起，就好像舞台上表演大合唱的合唱团，对此观者无不摇头叹气。假如你熟知陈家祠那种好几进的深宅大院，这些从原有文化土壤中连根拔起的建筑物，几如行尸走肉。年复一年到祠堂进香的村民洗脚上田了，依山傍水的风景被连片的现代化建筑物怪兽吞噬，徒有其表的古村落，“古意”在哪里呢？

若不是阮教授在演讲中再三提及三元里，并透露广东有地方把作为历史遗迹的炮台换了个地方去放，我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原来本地一些所谓“历史文化遗存保护”的做法，在全国还形成过示范效应。为何这种把古代遗迹从原有环境孤立地“抽取”出来进行保护的局面一再出现？我认为原因大概有二：第一，在城市发展与文物古迹的政策高压线相悖的情况下，保留古迹而不留周边环境，能最大程度上榨取土地价值，又在文物保护上交差了事。第二，即便意识到保存古文化遗存的重要性，却在如何开发上缺乏科学指导和文化想象力，结果只能是假古董充斥，真古董尽毁。

一切都源于利益驱动，拆也是利益驱动，留也是利益驱动。阮教授举例说，有一次评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一市长问他：是否评了就限制建设？阮仪三说评选的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建设。该市长说：“那我不要评了！”在大变、中变、小变的政治任务压力下，在各种以市容市貌为核心指标的城市考评体系中，城市的任务就是要实现上级考察巡视，从小车窗户里往外望时，视觉上的满足感。而所谓“古文化遗存保护”，也是能收门票挣钱的才保护，不挣钱的就拆掉。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体系下，要达到阮教授所说“修旧如旧”的理想境界，谈何容易！

所谓文化古迹，并非了无生命的物件，而是寄予了居于其间的人诸多情感、记忆与乡愁的文化空间。举例来说，广州地铁开通不过十多年，纯粹以年岁计，并不属于文化古迹之列，但由于地铁已经成为本地人出行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稍有风吹草动，站台的布置、站厅色调的变化，也都会牵动广州人的神经。在地铁口的“地铁哥”，与其说是要求保留地铁特色，毋宁说是在捍卫广州人的生活方式。同样，无论是三元里还是恩宁路，都需要真正尊重历史和本土文化的古遗迹保护。

曾被盘山县古城子村村民认为碍手碍脚丢弃路边的大石块竟然是600多年前的明长城西宁堡城门石栓，是古代长城城堡插城门用的。 记者 徐刚 摄

　　昨日，盘锦首次在盘山县古城子村与沙岭镇分别发现了明代长城城堡城门石栓、门枕石以及城墙角石等建筑构件。史料上记载的辽东明长城上一个重要节点，西宁堡600多年后现身，由于这些发现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考古工作者甚至保密发现地点的细节，以免闻讯而来的文物贩子进行疯狂抢购，影响文物的保护。

　　盘山县古城子村村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他们认为碍手碍脚丢弃路边的大石块，竟然是600多年前的明长城西宁堡城门石栓。

　　当盘锦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来到古城子村，村民说村口有块大石头有很多年历史了，杨洪琦和工作人员到现场发现了一块边长约60厘米左右的正方体石块，石块中间有一个直径约为20多厘米大小的圆孔，经工作人员鉴定这是城门石栓，是古代长城城堡插城门用的。

　　工作人员结合史料记载分析，从这块门栓石的大小、形状以及位置可以判定，此处就是明代长城西宁堡的正南门位置。明长城西宁堡南城门由此“开启”。

　　除了城门石栓以及门枕石外，工作人员还在许多百姓家发现了城墙墙砖。在古城子村老夏家的院墙上，一块黑色残旧带有雕纹的石砖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这块石砖不大，砖体为青色，表面的纹路清晰可见。家里的老人说：“这砖还是多年前孩子们从地下挖出的，当时看着好看，就用垒院墙了，剩下几块就垒猪圈了。”杨洪琦说，这是明长城西宁堡的建筑构件，上面的花纹是勾云纹和乳钉纹。

　　考古工作队队长杨洪琦介绍，随后他们在附近又发现了门礅、门座、门台、镇门石等。

　　明代辽东长城由北宁进入盘锦地区；中间段在盘山县高升镇；出口处为盘山县古城子镇。目前盘锦市文物部门正在积极申报国家保护，以便更好保护仅有的一些明长城遗址，给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长江日报讯（记者杨捷 陈诚 通讯员武建）汉网网友孙俊昨日向看工地组织方之一市城建委提出建议：能不能把辛亥革命博物馆正式定名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他说，取名“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是因为1979年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曾为武汉亲笔题写过这个名字。资料显示，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之前，湖北省文化部门依托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红楼）建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并请国家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题写“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和“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两方匾名，题写时间1979年3月7日。后来选定“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题名挂在红楼正入口处。现在，红楼已按其历史原貌恢复为“鄂军都督府”。

昨日，看了恢弘的辛亥革命博物馆，孙俊更加激动。他说只是叫辛亥革命博物馆，不如命名“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4月，孙中山到过汉口和武昌。从建国方略中就能看出他对武汉的期待。宋庆龄是国母，武汉又请她题了名，这样的历史遗存应该在辛亥革命博物馆命名中体现出来，才更加厚重。

离辛亥革命百年越来越近，孙先生期待，武汉要利用一切资源营销推介城市，不要把历史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