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网友还有新发现：现在的杜甫还不是最冤的，历史上，杜甫还曾被“改名、变性、嫁人”，并且一嫁就是两人。宋朝时杜甫嫁给了伍子胥，明朝时却嫁给了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

宋朝时嫁给了伍子胥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称作诗圣，自称少陵野老。在唐肃宗年间，杜甫任华州司功参军，而在此前，他是朝中的左拾遗，后来因为直言进谏，被贬华州，这也是杜甫后来被称作杜拾遗的来历。唐朝时候的左拾遗，相当于今天监察部门的官员。而杜拾遗变身“杜十姨”的典故便由此而来。

宋人俞琰在其书《席上腐谈》中记载，“温州有土地杜十姨无夫，五撮须相公无妇，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撮须，合为一庙。杜十姨为谁？乃杜拾遗也。五撮须为谁？乃伍子胥也。少陵有灵，必对子胥笑曰：尔尚有相公之称，我乃为十姨，岂不雌我耶？”

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在温州有个土地庙，庙神是杜十姨，杜十姨单身没有依靠；正好当地还有个土地公公五撮须没有妻子，热情的温州人便自作主张，让杜十姨配了五撮须，两个庙合成了一个庙，将杜甫“嫁”了出去。

那么，这迎娶杜甫的五撮须是谁呢？俞琰在书中有记载，是伍子胥。最后，俞琰还幽默了一把，“如果杜甫(少陵)在天有灵的话，会对伍子胥说，‘你还好，还被当成相公，而我变成了十姨，这不是给我变性了吗？’”

明朝时嫁给了大酒鬼

明代杨慎《丹铅馀录》中有记载，杭州有座杜拾遗庙。这“拾遗”音同“十姨”，口口相传很容易出现讹传。因此，当地人为杜拾遗修了一座庙，却塑了一座杜十姨的女神像。不仅如此，还把杜十姨配给了西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

资料记载，这刘伶个头矮小，而且长得很丑，是个大酒鬼。不过，刘伶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与阮籍、嵇康很投缘，被称作竹林七贤之一。有网友调侃，这嫁给又丑又矮的大酒鬼，还不如嫁给大胡子伍子胥了。

事实上，遭遇这种尴尬的不止诗圣杜甫一人，据说写下“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大诗人陈子昂，也曾改行做了妇科医生。

陈子昂是四川人，曾做过右拾遗。他死后，家乡的人为他修了一座庙，并尊他为陈拾遗，后来庙宇破旧，匾额腐朽，这陈拾遗慢慢口口相传演变成了陈十姨。到了清代，乡人重修庙宇时，塑了一尊女神像。后来又传这陈十姨精通妇科，陈十姨变成了妇科医生“陈小手”。由此可见，这历史上以讹传讹的事情并不少，结果让人更加哭笑不得。

孙皓晖

在《大秦帝国》之后，孙皓晖这次带给我们的是厚厚的三卷本《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新书里他第一次提出了“原生文明”的概念，他承认这本书在思想上其实是《大秦帝国》的延续。一直力挺秦文明的他，这一次想要说些什么呢？

新书 《大秦帝国》史观的延续

新京报：如果说《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在思想上是《大秦帝国》的延续，你同意吗？

孙皓晖：这两本书是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的。《大秦帝国》以历史文学的形式呈现了中国原生文明最高峰的时代。而《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是以理论的形式全面理清了前三千年的文明史，其中也包括了对秦帝国的梳理。两者在史观上是一致的，都是大时代的问题，整个原生文明的问题。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了原生文明这样一个概念，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孙皓晖：原生文明是我在理论上新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指的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的整个演变中那一段生长、成熟、沉淀、稳定的时期，这就叫做原生文明。这种文明就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一样，一旦形成，便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比如中国统一文明之后，就在两千多年之中没有变化，所以中国统一文明就是中国原生文明的最高峰。

新京报：那秦朝之后的两千年呢？

孙皓晖：后两千年，从西汉独尊儒术开始，我们的文明就渐渐走下坡路，可以说是一种瀑布式的巨大的落差。尤其从宋明理学开始，中国有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体系，我们的思想便越来越僵化。所以前三千年的最大不同，就是它的创造性、它的跨越性、它的时代原创性，都非常浓烈。而后两千年虽然也有一些技术性的突破，在社会化方面是比之前发达了，比如局部的科技，四大发明等，但在以政治文明为核心的整个文明形态上我们并没有大的跨越。

新京报：你觉得历史上对秦朝的评价总体上是不公的？

孙皓晖：历朝历代想客观地看待秦，为秦说几句好话的人也有，但都被“暴秦论”的主流所淹没。后世客观评价秦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近代以来，对秦的态度虽然有所改观，但都不是震荡性的，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文革”期间，曾经对秦帝国对法家作出了正面的肯定，几乎在当时来说是达成了全社会的共识，但是因为它是革命化的、阶级斗争化的、政治化的简单方式，后来这些观念也就被否定了。很多知识分子回到了传统的非秦道路上去了。对秦的彻底否定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悲剧，现在我们对秦还刚刚重新审视，对秦形成局部肯定，但在整体上，还远未形成共识。

写作 用现代人能听懂的语言

新京报：《大秦帝国》采用了小说叙事，《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原本是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的解说文字，都是很生动，饱含感情的，与我们以前看到的对于历史的书写都不太一样。

孙皓晖：我之所以要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是因为我们国家，尤其从明清两代开始形成了一股考据风，把历史学著作都写成了艰深的考据著作，对社会起的作用极小，只在圈子里流传。但现在真的要影响民众思想，或者说思想要走入民众，我们必须要以表达自己的思想为基本方面，当然我也引证了大量的史料，但史料不是以注释的方式出现，没有排列大量的参考书目，这样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就很容易阅读。其实我的这种书写方式，对于学者来说是更大的挑战，要把史料完整的消化在自己的思想里，然后又要把消化以后的东西重新制作成自己的思想，交给社会和读者去检验。

新京报：这种消化的过程是不是很具挑战？

孙皓晖：这种消化的过程是很难完成的，这样的方式应该是对治学，对文明史研究的真正挑战。如果写成传统的学院派那种报职称的文章，实在太容易了，那种都是八股和教条的方式，原封不动的引证一段史料，之后加一写评述，其实真正的思想是并没有多少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最主要的写作方式，就是一面呈现历史，一面解析历史。而对于历史的叙述，是用现代人听得懂的语言来说话。可能和传统的学院派文章有所不同，但我相信读者读后，对于其中的学术含量、思想含量，自会有所评估。

新京报：你觉得在现在社会的背景下谈原生文明的意义何在？

孙皓晖：我在书中讨论两大时代不同的意义在于我们继承中国文明遗产要寻求那些良性的、美好的东西。用一种形象的说法就是我们的目光要越过两千年，直接和我们的原生文明对接。如同西方的文艺复兴，它越过了沉闷的中世纪，与古希腊、古罗马对接，所以文艺复兴才如此蓬勃地发展起来。我们现在研究原生文明的意义就是要明白原生文明和后两千年文明的不同点，现实的意义就是继承那些健康的、阳光的、创造的精神，寻求我们民族优秀的核心价值观。

自评 首次清理中国文明根基

新京报：你曾说写作《大秦帝国》是要超过《史记》这座大山，你觉得你成功了吗？

孙皓晖：我的意思是要跨越《史记》这座大山，这主要是指在史观上，这点我当然是成功了。其实这也不是目标，而是说要写《大秦帝国》，对秦文明有个正确的认识的话，是必须要超过《史记》的。我认为我对《史记》的史观了解得还是很透彻的。《史记》中对于所有有创造性的，敢为国家负责的人都是贬低的，比如商鞅、蒙恬、王翦、王贲等等，却对明哲保身、急流勇退、不对国家负责、临阵逃亡的人高度赞扬，这就是其史观的一部分。我觉得我的看法对于传统史观应该是一种挑战吧。

新京报：对这部新书你的目标是什么？

孙皓晖：《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的目标就是理清中国前三千年的文明史，我自己觉得这已经是个很大的目标了。在史学界还没有一部认真研究文明史的著作，我们的历史著作可以说汗牛充栋，但是将中国历史作为文明史来研究，这样一种意识在学界却还没有普遍形成，重大的成果就更少了。中国各个领域的人文知识分子，或者史学家，在涉及中国文明的时候，都会见诸一些章、节，或者片段的言论，但对一个大的时代，对中国文明的根基进行全面的清理，我这个应该是第一部。

其人

孙皓晖 共和国同龄人，出生于陕西三原。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1993—1997年，基于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思考，历时16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秦帝国》，共6部11卷，504万字。这是目前唯一一部全面、正面表现秦帝国时代的长篇历史小说，并被拍摄成了电视连续剧。2011年，获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2011年，获茅盾文学奖提名。新著《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中下）近期出版。

其文

孙皓晖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

我把中国文明分为两个大的时期，一个是前三千年，一个是后两千年。前三千年就是我们原生文明的根基时期，它和后世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创作性、连续不断的文明跨越性。前三千年我们有七大时代，第一是五帝时代，第二是夏、商、周这三个时代，然后是春秋、战国、秦帝国这三个时代，在这七大时代中我们中国文明可以说有两次比较大的跨越，而具体到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政权在他所经历的历史阶段中也都完成了自己所应该完成的文明跨越。这两大文明跨越第一指的是大禹时代，中国由此走进了国家文明时期，第二个大的跨越就是从春秋开始，历经春秋、战国的酝酿，实现了统一文明的跨越。

孙皓晖对秦帝国的看法

秦灭六国，在当时的华夏世界获得了极其热烈而广泛的拥戴。这种天下归心的历史情形，曾经被后世的非秦烟雾长期遮蔽，以至于今天在许多人的历史意识里，秦帝国统一给社会带来的只是灾难。

秦帝国整合民生的系统政策，是推翻秦暴政说的最基本事实。直至秦帝国灭亡之际，其财富积累与富庶程度，都要远远强于后来的西汉强盛时期。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姜妍 实习生 江楠

本版图片/CFP

因为缺乏对历史的敬畏，缺乏对古人的尊重，也因为面临文化危机不是一天两天了，因此，当诸多名人被重新解构，主流价值观常被漠视的时候，当历史总是被戏说的当下，我们只能这样表达立场：古人纵使声名远播，但毕竟都是凡夫俗子也有七情六欲，所以，你去解构恶搞，我们也拦不住，可你总不能把李白说成是古惑仔，而仅仅凭借三两个可笑的“理由”支撑吧？

据昨天的《济南时报》报道，今年恰逢诗圣杜甫诞辰1300周年，近日，杜甫突然在网络爆红，关于这位唐代大诗人的涂鸦图片在微博上疯转，俨然成了微博红人。在这些对语文课本图片的“再创作”里，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由此被好事的网友戏称为“杜甫很忙”。

身处全民娱乐、恶搞盛行的时代，我们对涂鸦杜甫者的心态很能理解：参与大众狂欢，谋求看客眼球。如此，网友们必然要竭尽所能发挥想像力，而期间，偶有出格之举，倒也不必上纲上线——起码迄今为止，人们只是给诗圣一副现代人的衣冠，还没像此前的李白一样，被一本正经地搞成一个古惑仔。也就是说，恶搞杜甫，还没超过底线。

什么是底线？还真难整齐划一。因为缺乏对历史的敬畏，缺乏对古人的尊重，也因为面临文化危机不是一天两天了，因此，当诸多名人被重新解构，主流价值观常被漠视的时候，当历史总是被戏说的当下，我们只能这样表达立场：古人纵使声名远播，但毕竟都是凡夫俗子也有七情六欲，所以，你去解构恶搞，我们也拦不住，可你总不能把李白说成是古惑仔，而仅仅凭借三两个可笑的“理由”支撑吧？

而更遗憾的是，我们如今竟然还要在某种程度上“感谢”这种种涂鸦与恶搞，它让我们起码关注那一段段历史，尽管那里是已经被肆意涂抹的面目全非。就比如杜甫，杜甫草堂宣传人员称，馆内的纪念杜甫活动正在筹备，因为对象是杜甫，网友创作时也要考虑杜甫的身份地位，尊重传统文化，有些创作不雅。而同时，宣传人员亦表示，这个涂鸦现象引起大家关注杜甫也是好事。仔细想想还真是，若无涂鸦，谁还记得杜甫诞辰1300周年？

不管怎么样，目睹着“化身”为送水工、机枪男、骑自行车的杜甫，还有海盗路飞、宠物小精灵、火影忍者等诸多超越现实的诸多形象，很多人总算想起并再度去了解了杜甫。希望人们能一道记住，这个杜甫，其实是一个创作出无数壮丽诗篇的忧国忧民的大诗人呢！里工

　　原始月球遭到小天体的剧烈撞击，这些撞击体从较大型的陨星到微小的小天体，在月球表面留下了满目疮痍

　　月球是一个死寂而荒凉的世界，毫无生气。似乎这个世界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从未改变。当然事实并非如此

　　据国外媒体报道，月球是一个死寂而荒凉的世界，毫无生气。似乎这个世界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从未改变。当然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宇航局近日制作了一段录像，展示了这颗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在其45亿年的漫长岁月里所经历的狂暴历史。这颗星球上每一个坑洼都是一次陨星撞击留下的伤疤，每一处月面都是那段狂暴历史后的结局。

　　这段录像的制作的本意是为了纪念美国宇航局月球勘测轨道器(LRO)在轨运行1000天，但它也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以旁观者的身份亲眼目睹一颗处于熔融状态的碎片和岩浆混合体是如何逐渐演变成为今天我们所见的这样一颗灰色的天然卫星的。

　　美国宇航局表示：“年复一年，月球看起来似乎永不改变。遍地的陨石坑和其它痕迹似乎都是永恒的。但是月球并非一直如此。感谢月球勘测轨道器，我们现在对于这颗星球过去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

　　现有的主流理论认为月球是大约在45亿年前由于一颗火星大小的天体撞击地区，导致大量炙热的物质被抛射进入太空，当这些物质逐渐聚拢，冷凝之后便形成了月球的雏形。自那以后，大量的陨星撞击事件，从大型陨星的撞击到微小陨石颗粒的撞击，造就了今日月球表面的千疮百孔。

　　在宇航局的这段视频中速度先慢后快：月球首先遭受一些我们看得到的陨星体的撞击，随后速度加快，大量陨星体不断撞击月球。月球勘测轨道器的工作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月球的新的信息，其运行的轨道距离月面最低处仅有15英里(约合24公里)左右。

　　而从今年开始，美国宇航局的双星月球探测器“圣杯”号将联手展开科学工作，绘制迄今最详尽的月球重力场分布图，从而为了解月球组成和内部结构铺平道路。(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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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桥段

穿越小说，通常主线是讲述主人公由于某种原因（或机缘巧合、或特意为之），穿越时空，来到某个特定时空（既可以是历史上的某个朝代，也可以是虚拟出的某个环境），继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内容可以包含武侠、言情、奇幻等内容，常用的桥段是：回到古代，利用现代思想和技术谋取权位、改造历史等。

中国式穿越

清穿：穿越回清朝

明穿：穿越回明朝

架空穿：另外架空历史，构造一个完全虚构的时空，情节上并不根据任何正史野史，信马由缰，但是仍和其他清穿明穿里的“倒霉又走运”的主人公们一样，肯定是要由于某种意外或者机缘巧合“掉进”另外一个世界。

穿越的外国特色

1889年，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写了一个身为现代人的美国佬穿越时空隧道，从十九世纪来到六世纪圆桌骑士时代的亚瑟王朝，闹出许多风波和笑话。美国佬用现代科技战胜了众骑士，并要改造英国，使之迅速进入现代化。这部小说开创了一百年后风行的“穿越小说”这一类型，被誉为“穿越文鼻祖”。

当年迷倒无数少女的《天是红河岸》虽然是漫画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穿越小说，但是其情节的曲折和叙事的宏大也绝对不逊于现今穿越小说，该系列的日本作者筱原千绘以古代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古国希塔托帝国（赫梯帝国）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少女夕梨原本是个平凡的女学生，意外回到过去的希塔托帝国所发生的故事。该系列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好莱坞电影中类似的桥段层出不穷，当然，外国穿越小说也有它们的“外国特色”，和国内小说常常是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或者探险家单身一人穿越有点差异的是，外国的“宅男”们才是穿越的主力军，而且还常常是多人一起穿越。

外国的穿越小说常常分为：时间旅行小说（这个你懂的）、空间穿越小说（这个类别大致上是在描述主角穿越到剑与魔法的世界）、反穿越小说（描述其他时空的生物穿越到现实世界来）、混合穿越小说（穿越最高级，特点为主要角色可以穿梭于多个时空，相当于包含之前三种类型）。(文/蔡文喆)

蔡文喆

《辛亥革命》版

孙淳

《建党伟业》版

周润发

马少骅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的《建党伟业》和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辛亥革命》无疑是今年最重头的两部主旋律大片。两部大片的切入视角虽然不同，但在截取的历史段落上却多有重叠，这也让一批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有机会分别在两部电影中粉墨登场。同一个历史人物，不同的明星演绎，究竟谁的版本更接近事实，又是谁的表演令人更加印象深刻？

历史人物：袁世凯

明星：孙淳PK 周润发

《辛亥革命》孙淳版：世故不失野心市井不失霸气

《辛亥革命》中袁世凯的故事从他佯病蛰伏，赋闲垂钓讲起，孙淳在片中亮相的第一个镜头就是一个在河边钓鱼的背影，这个亮相也决定了在整部影片中孙淳所饰演的袁世凯的人物风格——世故不失野心，市井不失霸气。在《辛亥革命》的大部分篇幅里，孙淳所饰演的袁世凯都在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既想权倾天下，又怕兔死狗烹，在剪发、庆寿等几场戏中，孙淳成功演绎出了袁世凯身上的狡猾与谨慎，而在逼溥仪退位的一场戏里，袁世凯走出大殿之后扔掉装病用的拐棍，又令人物身上隐藏的霸气展露无遗。

《建党伟业》周润发版：老奸巨猾枭雄迟暮

比起《辛亥革命》中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孙淳版袁世凯来，《建党伟业》中周润发版的袁世凯已经开始走人生的下坡路，因为妄图称帝而众叛亲离。周润发版袁世凯的成功之处在于将一代枭雄的末路演绎得颇为精准，比起走人性化路线的孙淳来，周润发还是显得更加老奸巨猾且霸气外露，表演上也更具有舞台感和仪式感，令观众看得更加过瘾。而周润发在袁世凯这一角色上的扣分点在于他的外形太过高大帅气，真实的袁世凯其实身材矮胖，《辛亥革命》中孙淳的扮相倒是与袁世凯很有几分神似。

历史人物：隆裕太后

明星：陈冲PK 范冰冰

《辛亥革命》陈冲版：末世太后酷似慈禧

隆裕皇太后实际是清朝最后的掌权者，也是亲口宣布清王朝灭亡的人。在《辛亥革命》中，陈冲所饰演的隆裕太后身上既有腐朽贵气又有末日悲凉，这样的角色也恰是她的专长所在。稍嫌遗憾的这一版隆裕太后被演绎得与慈禧太过相似，不熟悉历史的观众甚至很有可能将之混淆为一人。事实上历史上的隆裕太后一直生活在慈禧的阴影之中，远没有陈冲演绎的那版凌厉气盛咄咄逼人，尽管是演绎，但陈冲版隆裕宣布退位的一场戏依旧十分震撼。

《建党伟业》范冰冰版：美丽符号惊鸿一瞥

从形象上来说，五官太过妖艳的范冰冰的确不如端庄大气的陈冲更像一个皇后。事实上，历史上的隆裕太后姿色平平，也因此从未得到光绪帝的宠爱，如此说来，不管是范冰冰还是陈冲都还是太过漂亮了。《建党伟业》中范冰冰饰演的隆裕太后只有一场戏，就是在太和殿接受袁世凯的朝拜，同时提醒身旁的溥仪注意仪态。这一场戏中范冰冰版隆裕太后忍辱负重心事重重的样子，倒是与真正隆裕太后的心境颇为贴合，可惜这场戏太过短暂，令范冰冰沦为一个美丽的符号。

历史人物：黄兴

明星：成龙PK 洪剑涛

《辛亥革命》成龙版：草莽有余青春不再

成龙既是《辛亥革命》的总导演，又是影片中最大牌的明星，他所饰演的黄兴几乎成为了《辛亥革命》中戏份最重的一个主演，人物的丰满程度也远胜于其他角色，几乎抢去了真正的男主角孙中山的风头。《辛亥革命》中着重塑造了黄兴作为革命军军事领袖的英勇形象，成龙饰演起这样的武将不在话下，唯一遗憾的就是成龙身上的草莽气还显太重，缺乏领袖之风；另外历史上黄花岗起义时黄兴只有三十几岁，由成龙出演风华正茂的黄克强也显得太过成熟了一些。

《建党伟业》洪剑涛版：卡通英雄一闪而过

《建党伟业》中洪剑涛饰演的黄兴在影片开始处宋教仁遇刺的时候有过一次亮相，炊事班的胖洪一亮相就赢得了一片笑声，洪剑涛太过卡通可爱的形象似与革命先烈的英雄形象不符，事实上历史上的黄兴也是一个圆头圆脑的魁梧形象，洪剑涛无论从形象年龄还有气质其实都颇接近原型。可惜洪剑涛版的黄兴只在宋教仁遇刺一场戏中有所表现，不及《辛亥革命》中成龙版的黄兴那样全面立体英雄神武。

历史人物：孙中山

明星：赵文瑄PK 马少骅

《辛亥革命》赵文瑄版：外形神似自成一派

《辛亥革命》已是赵文瑄第五次饰演孙中山，儒雅的气质、神似的外形以及流利的英语都让赵文瑄饰演孙中山时颇有手到擒来之感，赵文瑄的演出显得太过轻车熟路中规中矩，虽然自成一派却也没有惊喜，全片中孙中山有大量演讲、辩论的戏份，但除了第一场向华侨募捐的演讲颇为令人动容之外，其他几处不见精巧的表演设计。

《建党伟业》马少骅版：中规中矩难留印象

和赵文瑄一样，马少骅也是演员中饰演孙中山的专业户，只不过在群星闪耀的《建党伟业》中，原本名气不大的马少骅未受到太多关注，实际在《建党伟业》中有关孙中山的戏份也并不算太少，或许也从一个层面证明了马少骅在片中也没有什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表演。　　　

王易

东汉的军队

小说中的张飞形象

聊聊三国时候的婚姻生态和婚姻心理

历史的“心”河

公元200年，是一个很热闹的年份，历史安排了很多精彩段子在这一年密集上演。

最热闹的当然是官渡之战，这个段子发生在十月，袁绍老大变老二，曹操老二变老大；最精彩的段子在四月，临时在曹操手下打工的关云长，上演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动作大片，在白马秒杀袁绍手下骁将颜良；最伤不起的段子是在江东，小帅哥孙策在打猎时居然被三个刺客搞定，不仅毁容，而且搭上性命，年仅26岁，过早地离开了大乔美眉；最暗淡的段子是，万民拥戴的刘皇叔失了徐州，去袁绍那里蹭饭吃；最血腥的段子在正月，曹操一举粉碎董承反动集团，700多名无辜者被正法。

最喜气的段子呢？是三将军张飞找到了女朋友，并完成终身大事。新娘是夏侯姑娘，萝莉级别的，是敌对阵营里夏侯渊的侄女，也可能是曹操的堂侄女。

现在讲张飞蜀黍的浪漫情史和心史。

文/刘黎平本专题图片来自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诸侯举兵讨董卓》

浪漫情缘发生地：曹操家乡周边地区

爱情邂逅的时间：大概建安五年正月之后

张飞的这段浪漫史在史书上是有记载的，据记录档案《魏略》的资料，整理如下:

时间：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但没交代月份，演算一下，曹操攻打徐州赶跑刘关张三兄弟是在当年正月，那么，故事应该发生在张飞与大哥二哥失散之后。

地点：

历史档案上说夏侯姑娘出来捡柴的地点是在她家乡的周边，夏侯姑娘是曹操的同乡：沛国谯县，是位安徽姑娘。档案记载也说张飞在这一带出没。张飞是从哪里进入夏侯美眉的家乡的呢？来个卫星精确定位，徐州下辖的下邳与沛国谯县相邻。别忘了，刘备关羽曾在下邳驻兵。刘关张在徐州被打散后，关羽临时去曹操手下，张飞到底是和刘备去了袁绍那里，还是单独打游击，史书完全没记载，《三国演义》说张飞入芒砀山，这个没证据，但从张飞在谯县一带出没的记录来看，应该是和刘关二人失散，单独带领部队流窜，从下邳进入夏侯的家乡。绕来绕去这么说，是要证明张飞出没的地段和夏侯姑娘出没的地段有交集，然后才有可能邂逅。

最早鸟类化石痕迹

　　据韩国YTN电视台9月19日报道，在韩国忠清北道永同郡发现了韩国国内历史上最早的恐龙脚印化石，并发现了全世界历史最早的带蹼鸟类脚印化石。

　　据报道，被发现的恐龙脚印化石位于永同郡的一处绝壁上，距今已有1.3亿-1.4亿年的历史。该化石比之前在庆南高城和全南丽水等处发现的化石还早2000万年。

　　此外，考古人员还在永同郡发现了食肉恐龙尾巴划过的痕迹，长达3.6米，这在韩国乃至世界上也是很罕见的记录。

　　报道还称，在另一处绝壁上，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带蹼的鸟类脚印化石，为全世界历史最早的化石。在鸟类化石周围，还发现了一些植物化石，考古人员表示，这将对研究朝鲜半岛远古时期的气候有很大帮助。

以往论者讲“儒法斗争”，认为孔子重人治不重法治、反对变法，是旧制度的卫道士。此类观点值得商榷。徐复观曾讲：“说儒家重人治而不重法治，便首先要看对‘法’的解释……若将法解释为刑法，则儒家确是不重视刑法，但并不否定刑法。若将‘法’解释为政治上所应共同遵守的若干客观性的原则，及由此等原则而形之为制度，见之于设施，则孟子乃至整个儒家，是在什么地方不重法治呢？”徐先生接着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论述了儒家对法治的重视，并强调：孔子所谓“‘齐之以礼’的‘礼’，其基本精神正合于现代之法治，而法家的‘法’，偏于刑法的意味重，并与现代的法治不同。因此，‘齐之以礼’即是主张法治。”此论对于纠正一些人对于儒家和现代法治的偏见，实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孔子之道是内圣外王之道。儒者在野不得位，只好侧重于“内圣”；一旦得位就会内圣外王并重，而不免执法。孔子任鲁国司寇，是最高法官；孔门弟子从政，也不免断狱执法。钱穆说“法原于儒”；郭沫若说“前期法家在我看来是渊源于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礼制的一派，礼制与法制只是时代演进上的新旧名词而已”。由礼制到法制，实乃内圣外王之道符合逻辑的演进，遵礼与执法并不矛盾。荀子曰：“礼之所以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胡适讲：“‘礼’字广义颇含法律的性质。儒家的‘礼’和后来法家的‘法’同是社会国家的一种裁制力”。故以自然法则为依据的“礼”，颇具“自然法的性质”。孔子及其弟子从政，是要尊君权，强公室，抑私门，养民也惠，富国强兵。这也是先秦进步政治家大都遵循的基本准则。当自然法（礼）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政事之儒就不能不本着孔门为政的基本准则，制定成文法以适应社会的需要。由自然法而产生成文法，由政事之儒产生前期法家，是历史的必然。成文法产生以后，法与礼是互补关系，礼制与法制并非水火不相容。产生于子夏门下的李悝、吴起等前期法家，皆具儒之本色，与孔门政事之儒如冉有、子路等并无不同。孔子主张对“礼”不断有所“损益”，是政治上的改良派，而并非革命派。这与其说是孔子个人的局限，毋宁说是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因为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王室、周礼等还有相当的号召力和不可低估的作用，诸侯争霸都还打着周天子的旗号，要循“礼”而动，鲁国的季氏、齐国的田氏、晋国几家强卿等，都还无力取代公室，就是有力的证据。变法维新，其实也是对“礼”的一种“损益”。孔子不反对子产主持“铸刑书”，就证明他并不反对变法，也不一概反对刑法。他对于刑法的态度，关键是看这“法”的具体内容如何。

一些论者无视孔子十分推崇子产，并不反对郑国“铸《刑书》”的事实，单就孔子批评晋国“铸刑鼎”而认定其反对变法。这就要考察孔子反对“铸刑鼎”的真正原因。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从引文可知：晋国刑鼎所铸“刑书”，并非什么“新法”；而是“夷之蒐也”。“夷之蒐”在“铸刑鼎”的108年前，据《左传·文公六年》：文公六年春，晋国在夷地举行“大蒐礼”（大阅兵演习）。晋襄公已任命狐偃之子狐射姑（食邑于贾，又称贾季）“将中军”，为中军帅（正卿）；以赵衰之子赵盾“佐之”，为副帅（次卿）。太傅阳处父曾是赵衰部下，“故党于赵氏”，逾越职权“改蒐于董，易中军”，推举赵盾为中军帅，顶替了贾季的正卿职位。赵盾一上任，就制定一系列“事典”、法令，以授太傅阳子（处父）与太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孔子说“宣子之刑，夷之搜也，晋国之乱制也”，说明刑鼎所铸“范宣子所为刑书”，即赵盾制定而“行诸晋国，以为常法”的刑法。据钟肇鹏考证，其中“董逋逃”乃“督察追捕逃亡奴隶”，“是保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法律”。赵简子、荀寅“铸刑鼎”，不铸晋文公主持制定的使晋国强盛成为霸主的“被庐之法”，而铸赵盾（赵宣子）制作的“宣子之刑”，显然有背孔门尊君权、强公室的政治准则。

孔子批评夷蒐之法是导致晋国上下失度、贵贱无序的“乱制”，也有切实的历史依据。据《左传》，在此法颁行的“文公六年”八月，“晋襄公卒，灵公少”，赵盾主张迎立在秦国的公子雍，贾季主张迎立在陈国的公子乐。两人各派使者去迎接各自想要拥立的公子。赵盾竟派人杀了回国途中的公子乐。贾季怨恨阳处父“易其班也”，遂指使续简伯杀了阳处父。赵盾又杀了续简伯，贾季被也迫出走离开晋国。从此开启了晋国大臣擅权，政出私门，大夫越位，班次失序，争权夺位以致杀戮的混乱之局。

除了“法”的内容，引起孔子不满的第二个原因，是主持晋国“铸刑鼎”者越权行事。像制作刑器这样的大事，本当由晋君或者正卿主持。当时，晋国的正卿是魏献子，身为“下卿”的赵鞅、荀寅借“帅师城汝滨”之机“铸刑鼎”，实属“擅作刑器”。这样的乱政在晋国得以通行，就是因为公室衰微，政在几家强卿大夫，“铸刑鼎”显然是要强化这一局面，维护几家强卿的既得利益。孔子正是从晋国“乱政”得以通行，作出了“晋其亡乎，失其度矣”的判断。这一判断，应当说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郭沫若曾讲：“法家的产生应该上溯到子产。《左传》昭公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当时郑国是子产执政，这至少可以说是新刑律的成文化。”孔子不仅不反对子产“铸刑书”，还极为推崇子产，赞佩子产“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为政方略；“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仔细研究孔子与子产的异同，可以说此二人都是春秋末年的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其思想政治观点确有多方面的一致性；其区别则主要是在野和在位之分。在位者以政治家为主，兼具思想家的特点；在野者以思想家为主，兼具政治家的特点。从《左传》子产“不毁乡校”和舆人称赞“我有子弟，子产诲之”等记载来看，如果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体制终结后第一位伟大的私学教育家，那么，子产就是政教合一体制内最后一位伟大的官学教育家。从孔子对子产一往深情的表现，借用孟子评论曾参、子思的话，我们也可以说：子产、孔子同道，二人易地、易位则皆然。《论语·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孔子称赞子产的“君子之道”就是为政之道；孔门的为政之道，与子产并无不同。

那么，为什么子产治郑游刃有余，而孔子却在鲁失位，周游列国又四处碰壁得不到重用；连孔门弟子坚持孔子之道，也难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呢？

勤奋与斗争思维才是西方走向强大的根本，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东西。

提起韩毓海，不能不提到《五百年来谁著史》，作为一本普及型学术著作，从去年到今年，它的销售量已突破17万册，堪称是出版业的一个奇迹。

因为观点不同，大多媒体对此选择沉默，因为一道人造的立场，太多人在刻意忽视。然而，这却不能抹去《五百年来谁著史》的雄辩与理性光芒。

《五百年来谁著史》的姊妹篇《龙兴》仍在反复修改中，可韩毓海却忙里偷闲执笔了《人间正道》，那是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等几位学者共同的声音。

在新中国出版史中，可能还从来没有这样一本书：几个普通人，将自己对党的理解自发地写出来，没有上级意志，没有机构指令，它的话题如此宏大，它的面貌如此“正统”，却在市场上赢得一片好评。

这是一本检讨历史经验的书，又是一本眺望未来的书。90年风风雨雨，究竟什么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该如何反思过去？

这是一个喧嚣的时代，体制、价值、观念、道路等等大词正占领着话语空间，然而，曾经的道路真的是靠图纸作业走过来的吗？那些成功真的是几个概念铸就的？如果名词可以解释一切，中国近代史为何会这般挫折、苦痛与艰难？而凭着坐而论道，就能突破这个死循环？

在不知不觉间，我们正在忘记历史，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可究竟怎样把握人间正道？怎样才能不偏离人间正道？几位学者激烈的争论，最终凝聚成了这本厚重的书，抛开假问题，面向真问题，本书拓展了一条全新的启迪之路。

中国道路应该有个主语

北京晨报：这本书的缘起是什么？

韩毓海：是一个很偶然的机缘。上海学者周建民老师为建党90周年写了一篇稿件，交给胡鞍钢、王绍光和我看，当时的感觉是，周老师满肚子是理，就是讲不出来。一是他文风太老实，不易被读者接受，二是这个题目太不讨巧。

北京晨报：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写成书呢？

韩毓海：因为对周老师的观点我们很认同，今天说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总要有个主语，如果不提中国共产党，就找不到解决许多现实问题的动力和抓手，所以胡鞍钢建议我执笔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