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郭晓乐）昨天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意见》要求，一审法院已查清事实的案件，二审法院原则上不得无故发回重审。二审法院作出发回重审裁定的，必须详细阐明重审理由及法律依据。

据了解，发回重审制度指的是上级法院撤销下级法院的判决、裁定，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由原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理的一种制度。这项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让二审法院更好地从法律上监督一审法院，也可以避免一审法院在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的错误。

有法学专家表示，在启动发回重审程序后，案件经常陷入上下级法院之间反复发回重审、反复一审的“踢皮球”局面。于是，案件审而不决，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期限就自动延长，有些嫌疑人被羁押时间甚至超过了所涉罪行的刑期。法学专家还表示，二审法院作出的发回重审裁定书中，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哪些事实不清，哪些证据不足，裁定书中却并不详述。

昨天公布的《意见》的第六条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第一审法院已经查清事实的案件，二审法院原则上不得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二审法院作出发回重审裁定时，应当在裁定书中详细阐明发回重审的理由及法律依据。同时，二审法院因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案件发回重审的，原则上只能发回重审一次，避免出现案件久拖不决的现象。

>>其他规定

涉及微博侵权等案件

可申请上级法院审理

昨天公布的《意见》明确规定，基层、中级法院对于已经受理的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或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意义的案件，以及有管辖权的法院不宜行使审判权的案件，可以书面报请上一级法院审理。上级法院对这些案件的裁判，将起到示范效应，间接指导下级法院审理类似案件。

《意见》还具体列举了几种新类型案件。《意见》中说，新类型案件，是指随着社会、科技、文化的迅速发展，涉及电子货币、游戏装备、微博侵权、转基因、克隆纠纷等，下级法院认为很难把握标准，有必要由上一级法院审理。上级法院可通过提审这类案件，统一类似问题的法律适用。

文化给力百姓生活。文化，成为2010年最养眼也是最有分量的词汇之一。文化惠民工程收效显著，着力张扬文化的公益性，让人民大众享受文化创造成果是共识，更是不贰责任。

文化给力经济发展。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文化创造活力持续爆发。2010年，国家为文化产业搭建金融平台，资本助力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经历了2009年的逆市上扬，文化产业正逐步建立支柱性产业地位。

文化给力中国尊严。丰富核心价值观，传播中华文明魅力，提升文化创造能力。2010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瑞士中国文化年……中国成为焦点，中国文化被向往、感受和赞美。

新春的脚步走近，期望中国文化更加繁荣发展的春天早日到来。

1. 文化低碳

随着对绿色生活的倡导，“低碳”正渐渐成为社会共识。文化生活和文化创造也在提倡低碳。何为文化低碳？

“低碳”被引入到文化领域，就是拒绝各种巧立名目的大晚会大制作，改变文化一次性消费、初级产品出口等文化创造、流通和消费方式，呼唤与“低碳”相适应的文化观念出现，使低碳理念内化于文化生产与文化生活之中，构建低碳的文化发展模式和文化生活方式。

换句通俗的话，钱要花在刀刃上，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花。比如身为贫困县的山西省蒲县，投资上亿元人民币兴建被民间称作“鸟巢”的蒲子文化中心工程，比如各地为争夺名人故里，大肆建造假文物……文化，或者成为政绩工程的金粉，或者成为追逐经济利益的幌子，公共财政和社会资金被用于搭建伪文化的牌坊，当然都应归入“反低碳”行为。

辨别何为刀刃，需要花钱者的眼光，需要公众和媒体的监督，更需要文化惠民制度建设。

2. 抵制三俗

从相声界联名倡议反三俗，到政府相关部门明确提出抵制“三俗”之风，“反三俗”成为今年社会文化一大热点。

一方面，“公众人员”毫无顾忌地爆粗口，低级庸俗，行为失范……“三俗”之举频频发生；另一方面，舆论抵制三俗由来已久，今年似乎更加理性，更有思考力和分辨力。

由本版率先推出两期专题，对文化与娱乐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分析“通俗”与“三俗”、文化与娱乐的关系，指出娱乐本身无原罪、通俗与低俗不同。本报“观点”版发表作家王蒙、梁衡文章，指出“俗不可怕，可怕的是只有‘俗’”；文化在实现更广泛传播的“大众化”的同时，应该思考如何去除其中“三俗”的因素，承担起思想启蒙、价值引导的功能。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充分认同文化的娱乐属性的同时，千万不能偏废了文化的审美本质。毕竟，文化是“以文化之”，是心灵的洗礼和提升。

3. 文化融冰

今年两会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答台湾记者问时特地提到隔海相望六十载的《富春山居图》，饱含深情地说：“画是如此，人何以堪”。此后不久，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表示，有望在2012年实现两卷合璧展出。9月，文化部部长蔡武以中华文化联谊会名誉会长的身份率40余人抵台访问，被称为“两岸开放23年来，第一位正式率领代表团访台的正部级官员”。

2009年，两岸故宫博物院高层实现互访时，曾有媒体称之为“破冰”之举，今年，不论是蔡武访台还是《富春山居图》合璧在望，都让我们看到两岸文化的坚冰正在慢慢融化。两岸文化同根同源，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是两岸文化发展的最大公约数。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品格，决定着两岸文化交流的障碍和壁垒会日渐消弭，也昭示着两岸在文化价值方面有望达成共识。

4. 反对啃“老”

《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现代名著、武侠经典，影视改编与翻拍胜过走马灯，你方唱罢我登场；从炎黄故里、姜尚故里，到老子、庄子故里；从曹操、华佗故里，到诸葛亮、赵云故里，再到四地争抢曹雪芹、五省七地争二乔、两国四地抢李白，不仅历朝历代名人被翻了个底儿朝天，齐天大圣孙悟空、观音菩萨是热门人选，就连臭名昭著的西门庆竟也成了香饽饽。

五千年传统文化信手拈来，被涂脂抹粉，戏谑调侃。当代文化真的乏善可陈到只有躲在老祖宗的麾下才能讨生活？“文化啃老族”频频拿古人说事，举文化大旗，打的却是速成名、速得利的算盘，做的是靠文化发大财的梦。背对时代，挟持古人，“啃老”透露了文化自信的贫瘠苍白，折射了当今时代文化创造能力的缺失。倘若文化不再以文化人，而只沉湎争名谋利，我们将以什么面目面对子孙？

由此，“反对啃老”成为今年文化界的主流声音。不是反对传承和保护传统文化，而是反对如此粗暴、随意地“拿来”传统文化。“反对啃老”呼声的背后是对文化原创力的呼唤。

5. 上海世博

184天，5.28平方公里，246个国家、地区和组织，7300多万游览人数——继北京奥运会之后，世界再次瞩目中国，聚焦上海。从筹备到结束历时5年，从政府到民间全心投入，上海世博会把世界各国的科技与文化请进国门，各类场馆长达半年的集中展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下开展文化交流。在这里，多元文化与中国文明的碰撞与交融更加广泛深入，近八万名“小白菜”所代表的“海宝一代”、“世博一代”正在成长，国民素养在遵守秩序与文明细节中得到提升……在世博园区外，一场名为“农民达芬奇”的展览显示了中国草根的创造力；由上海联动长三角辐射至全国、亚洲的高峰论坛、主题论坛、公众论坛上，智慧跨越了国界与种族，在激荡中获得共鸣。

上海世博会给中国留下什么？是令人回味的场馆造型、低碳环保的理念还是两万多场各类活动？一句“你世博了吗？”让大家看到了文化的魅力和文化的经济能力，还看到了文化传播的实力。

6. 媒体公信力

“媒体公信力”成为今年的文化热词。纵观今年发生的诸多文化事件，媒体在里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有时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从国家广电总局发文整顿相亲节目，到个别电视台频现收视率造假；从曹操墓真假“口水战”到“金庸被死亡”等一系列虚假报道；媒体公信力遭遇质疑。

市场竞争之下，媒体承担着较大的生存压力。为求生存制造噱头、吸引眼球，有的人偏离新闻基本准则、抛弃职业操守，不惜铤而走险。如此饮鸩止渴令整个行业蒙羞。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公信力是媒体竞争力的核心。媒体在针砭时弊、激浊扬清、谈论社会责任时，更有必要时刻检讨自身：如何用好话语权，如何履行社会责任。

7. 资本聚合

今年4月，中宣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九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作为近年来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繁荣的首个宏观金融政策指导文件，《意见》的出台推动了金融资本与文化产业有效对接，加速“资本+才智”的聚合反应。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继续纵深推进，将进一步释放文化产业的活力，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一定位把文化产业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描绘“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时，专门写入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发展”，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站在“十一五”的收官之年展望“十二五”，未来5年，是落实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第一个5年，我国文化产业必将在调整产业结构、带动产业升级中发挥重要作用，迎来新的发展。

8. 制度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草案）》先后通过国务院审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正式出台进入“倒计时”。今年1月，自2005年6月启动的我国第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告捷。4月份公布的普查数据显示，全国非遗资源总量达97万余项，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1028项。全国少数民族非遗项目在北京调演一月有余，西安举办西部非遗展演、天津举办全国非遗展示会、济南举办首届中国非遗博览会，两岸首次携手举办汉字艺术节等，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对非遗的认知度，传承人与人民大众在非遗保护中获得经济效益和精神享受。11月，肯尼亚内罗毕又传来喜讯：京剧、中医针灸成功入选联合国非遗代表作名录，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活字印刷术以及麦西热甫列入急需保护的非遗名录。至此，我国共有34项列入联合国非遗名录。

尽管仍然存在功利化理解非遗的现象，但从全国来看，非遗保护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立法保护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更加制度化、法规化。

9. 文化共享

今年，从国家话剧院、中央芭蕾舞团到中央民族乐团、东方歌舞团，几大文艺“国家队”纷纷“下乡”，在全国“布棋”：足迹不再局限于少数一线城市，而是把演出触角伸到二、三线城市。与此同时，针对几大艺术节依旧在京沪广交叉举行勉力为之，有专家建议，若要艺术节能够办得下去、办得有成果，苏杭这些大中规模的城市更有能力承担。

文化下乡，与其说是演出市场的自然延伸和自觉选择，不如说是老百姓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自然反映。仓廪实而知礼节。老百姓吃饱了，穿暖了，手里有了点闲钱，他们想“乐和”！怎么“乐和”？大篷车式的草台班子，脱衣舞，黄色录像，显然已经不能代表主流的需求。让老百姓充分分享这个时代的最有代表性最优秀的文化创造，是具有示范性的文艺“国家队”的职责。

“文化下乡”，是一个有着时代局限的词语，但愿不远的将来，这个词语从我们的文化生活中消失。

10. 票房冲关

7月，电影《唐山大地震》上映，累计票房6.65亿元，创下国产影片单片票房纪录。据国家广电总局统计，2010年前9个月，中国的城市电影票房为75.8亿。进入12月，《赵氏孤儿》、《大笑江湖》、《让子弹飞》、《非诚勿扰2》等影片抢滩贺岁片市场。实现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冲破100亿元的目标，近乎探囊取物。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100亿是个可喜的数字，它代表了这些年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代表了电影人的不懈努力，也预示着未来发展的巨大空间。不过，100亿数字背后仍然潜藏着一些老问题：产业结构和产业链条仍不完善，人才结构有待调整，知识产权保护仍待加强等等。今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大力推动我国电影产业跨越式发展，实现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历史性转变”目标。100亿，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过去10年中，全世界的众多社会研究分析机构均把目光对准了丹麦这个仅有500多万人口的北欧小国，这里夏天日照稀少，冬天寒风呼啸，资源并不丰富，征税还高得吓人。但就是这个小国，却拥有全世界最清廉的公务员系统和最幸福的国民。“世界第一清廉国”是怎样炼成的？日前，丹麦新任驻华大使裴德盛向本报记者介绍了丹麦的“秘诀”。

    最近半年，欧洲童话之国连续摘了两个“世界冠军”，一个是7月份公布的盖洛普国民生活满意度调查，2005年至2009年，在全球155个被调查国家中，丹麦当选为最幸福国家，国民综合幸福指数高达82.二是10月份，“透明国际”公布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丹麦、新西兰和新加坡以9.3分并列第一，被评为本年度“世界最清廉国家”。政府清廉，国民幸福，这是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都梦寐以求的目标，丹麦到底有什么秘诀？

    “我们就没有腐败传统”

    丹麦刑法典里对腐败这样解释：“滥用权力以牟取个人私利”。刑法规定，向丹麦官员行贿是一种犯罪行为。2000年，该国刑法还把犯罪范围扩大到行贿外国官员。

    对于官员收受贿赂，刑法典也作出了相应规定。但立法并不完全是丹麦反腐的关键。“我们的司法体系和我们的邻居，其他的北欧国家很相似，”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表示，他认为丹麦之所以能获得“最清廉国家”的称号，还因为丹麦没有腐败的理念和文化，丹麦人认为，没有腐败才是正常的社会和政治现象。

    他反复强调丹麦的“幸运”，因为丹麦的文化、社会里就没有腐败问题，“甚至在历史传统上，我们也没有腐败问题。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用抗击腐败或避免腐败。这是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中的，我们的文化不相信贿赂、敲诈和腐败。”也有说法称，在丹麦，反腐意识已经作为一种公共道德深入人心。

    此外，丹麦政府每年还会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培训丹麦企业，加深它们对腐败的认识，以避免他们在进行商业活动时向官员行贿。

    当然，丹麦的公务员、公共雇员的酬劳都非常高，相对很多国家来说，丹麦的工资标准要高得多，可谓是高薪养廉。这得益于丹麦经济的高速发展，最新数据显示，丹麦的人均GDP高达5万多美元。这从经济方面解释了丹麦为什么没有腐败。“我们很幸运，我们的文化、社会、历史和经济条件都阻止了腐败在丹麦滋生。”

    “法律对每个人都一样”

    此外，完善的财产公开和申报制度也是丹麦零腐败的原因。丹麦的税务部门负责统计丹麦全体个人和公司的财产，并对其经济价值作出评估，因此税务部门对包括政治人物和公务员在内的所有丹麦民众和公司的财产状况了如指掌。丹麦有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征收体系，税额很高，每个人都必须如实申报以保证税款的征收。

    但如何监督这种个人申报，保证没有漏报、瞒报呢？裴德盛表示，在丹麦，人们的住房、财产、土地都是经过所有者注册的，财产登记部门不会允许任何瞒报的事情发生，在当今的电子信息时代，你要想隐瞒你的某处财产、土地或其他资产都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这使得官员们想要获取任何便利或得到区别对待都非常困难。在丹麦，法律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反腐败也体现在对公共开支的监督上。所有的公共部门都必须公开他们的预算和开支情况，丹麦有一个独立的机构———国家审计局，负责对这些预算和开支进行调查、研究，检察是否有违规和滥用的情况发生，并把相应情况上报给丹麦议会。此外，在每年的年度预算白皮书中，每个市民都可以看到所有公共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情况。所有的公共开支信息也会在互联网上公布，以供民众监督。

    “全球最公平分配制度”

    丹麦有句俗谚，“不要认为你有什么特殊———你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这种平等的精神在丹麦社会体现得非常透彻。

    裴德盛表示，丹麦拥有可能是全世界最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和财产分配制度，高额税收就是用来重新分配财产和收入的一种手段，用以保证社会公平。

    丹麦国民通过交税可以获得免费的教育、医疗和养老金等社会福利。尽管税额很高，几乎达到个人收入的50%，但裴德盛表示，丹麦人民乐意交税。因为，他们会发现他们交的税物有所值。

    而丹麦之所以能成为最幸福国家，裴德盛表示，第一，丹麦人觉得很有安全感。丹麦的社会福利体系保证了人们能生活在一个相对高的生活水准上，尽管人们可能会失业，但他们依然能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失业津贴等福利，维持自己原来的生活水准。

    第二，丹麦的社会非常有活力，人们在丹麦从事的是他们感兴趣的工作，而不是赚钱多的工作。在很多国家，许多人工作“向钱看”，追逐高薪工作，但在丹麦，人们却是为了自己的兴趣而工作，做最让自己“快乐”的工作。人们想做律师、牙医都只是因为兴趣。因为人们知道税收很高，你很难在这种社会中真正成为大富翁，因为不论你赚多少，高税收都会“均贫富”。因此，金钱的诱惑减少了，人们就更趋向于做他们感兴趣的工作，这也使得丹麦的社会非常有创新精神和活力。

    但裴德盛也说，丹麦的成功，也部分归因于它的小。“丹麦仅是一个拥有500多万人口的小国，这使得在丹麦推行反腐和司法制度都相对容易，但在一些人口众多的大国，政府治理和成功的方式就会更复杂。”裴德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