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要坚守底线

7月29日，中国美协组织知名美术家、评论家与美术机构负责人召开座谈会。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夏潮与吴长江、潘公凯、刘健、张旭光、邵大箴、薛永年、张晓凌、梁江、胡伟、袁武、丁宁、谢志高、杨飞云等参加会议。与会者围绕当前美术创作存在的恶俗现象，以及如何加强文艺批评促进美术事业健康发展展开深入讨论。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必然会伴随大量的恶俗现象，美术界也不能避免。然而，美术批评本身确实存在问题，有思想价值的批评难以形成，批评无标准、无目标的现象，广泛存在于美术界。”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指出了美术批评界的顽疾。

与呼吁美术创作出现精品力作一样，美术界长期以来一直在反省如何通过文艺批评促进美术事业的繁荣发展，可说者众多，局面改观不大。事实上，伴随着艺术市场的繁荣，美术批评界形成了写人的多、写问题的少，配合展览的多、独立思考的少，肯定的多、批评的少的局面。而这一切，与美术界的惯性模式化操作——办展览、开研讨会、上拍市“三段式”以及金融资本进入艺术市场后给美术创作带来的固有格局改变密切相关。

与会者指出，当前美术界的乱象也是各种各样，应予以关注。比如，美术品进入金融操作、股票炒作，古代和已故名家作品尚可接受，当代画家未有定论，以股市运作将给大众股民带来大风险。这是有悖于艺术规律的。比如，美术品成为送礼用品，成为权力寻租的手段和助长腐败的恶俗。再如，公共殿堂悬挂美术作品，缺乏选择标准，有损艺术形象。美术展览参差不齐，对外展览以次充好，美术“大师”遍地都是。

在此背景下，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薛永年提出，美术批评家要加强理论学习，通过素质和学养的提高，建立起更为专业的评价标准。

职业操守和学术底线美术批评要始终坚守，这是与会者的共识。然而，什么是真正的批评？我们批评什么？怎么批评？这些才是面对如今多元化的美术格局需要美术家认真思考的。

与会者指出，严肃性、学术性的批评和市场化、时尚化的言论在当下的美术界并存，甚至后者的影响力要超过前者。人情稿、软广告等充斥在各种展览画册、报刊中，也正因为这样，那些发自内心的良知声音，兼具专业判断、独到发现的“真批评”才更为可贵。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中国美协等美术组织在抓创作、办展览中长期坚持的，而为文艺批评创造宽松环境以及形成独立严肃的学术氛围却需要方方面面通力合作、共同营造。

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院长杨飞云表示，如果我们观察整个国家的财政支出不难发现，文化在其中的比例是相当低的。可实际情况是，如果在文化上的投入不够，一旦资本介入按照市场方式运作，很难保证美术事业和美术产业的平衡发展。

与会者一致呼吁，希望从完善机制和政策支持两方面入手。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表示，国家只要投入不多的资金，办好严肃的学术期刊其实并不难。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表示，如果批评只是建立在市场起主导的美术世界中，批评的规范和批评的良性运作架构很难建立。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需要各方面通盘考虑、合力完成。

媒体的良知和责任或许也是解决这个尴尬的一个途径，而这也是与会者一再强调和强烈表达的。新媒体改变了原有大众传媒的格局，习惯于在传统纸媒发声的美术批评界，已经感到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具有的强大传播力。不少美术家也为很多有价值的评论得不到广泛传播而苦恼、无奈，这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严肃美术批评发声微弱的现状。

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吴长江表示，当前美术创作局面的繁荣是不容置疑的，中国美协要继续加强服务，采取具体措施服务党和国家发展的大局，服务美术家出好作品，服务中青年美术家以利于人才成长，服务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服务中华文化“走出去”。(段泽林)

核心提示：日本教育的长处在于，非常强调“体验”，但另一方面，选择日式教育也意味着选择“日本化”，离开“国际化”。

放暑假了，不少在日本定居的中国人都带着孩子回国探亲。我本以为在日本长大的中国孩子见到同胞应该很开心，但熟识的朋友的孩子都告诉我，基本是一嘲噩梦”。

家庭聚会吃完饭，家长们就出点子让孩子做同样的练习题，看哪家的孩子做得好。结果自然是中国长大的孩子答题快、正确率高。

胜方父母于是满意地笑说：“还是中国孩子读书好１

而定居日本的中国妈妈心里就很着急，开始严厉地责骂孩子，天天施加压力。孩子也觉得很厌烦，想跟别的日本同学一样出去玩，母子关系于是陷入恶性循环。

我只能说，教育环境真的很不同。在中国，问10个人，10个人都会说，“孩子一定要把书读好！”但在日本，随着社会的多样化和成熟化，“望子成龙”已经不是每个日本家长的信条。

我自己曾调查过中国和日本小学的区别。中国小学一年级每天的学习时间是280分钟，一周约有1320分钟。日本小学一年级每天的学习时间则是225分钟，一周差不多是1035分钟。但一年下来，学习时间竟能相差14820分钟，合247小时！

学习上进度也是中国快很多。比如日本小学一年级学的数学，主要就是一位数的加减法，但中国小学一年级后期就已经开始教二位数的加减法了。中国一年级小学生一星期学英语4小时，日本只有1小时。

而日本教育的长处在于，非常强调“体验”。

我一个日本朋友的女儿从小随父母在中国长大，10岁回日本，进入东京的公立学校，生活也从此完全改变。

课外活动要占到她生活的1/4。她报名参加了管弦乐队，学长笛，并立志要在东京地区比赛中得到第一名，为此每天早起参加练习。最近又开始自学吉他，英文歌已经能够自弹自唱。周末还去游泳，星期天去图书馆看感兴趣的科学书籍。东京美术馆和博物馆很集中，接触艺术的机会比以前多了。

于是，游走在中日之间的中国妈妈们对于孩子到底是应该接受中国教育还是日本教育，非常纠结。

不少嫁给日本人的中国妈妈比较认同日本的教育方式，现在上海的日本人学校里就可以见到不少中国籍的家长。

我甚至还听到一些中国妈妈说，在赴日旅行中感受到日本人的服务态度非常好，于是希望给自己的小孩提供日式的教育，认为后者是“培养性格为主的教育方式”。

但另一方面，选择日式教育也意味着选择“日本化”，离开“国际化”。

在上海日本人学校，中文和英文一个星期只有一节课。虽然“培养具有丰富国际性的日本孩子”是学校的教育目标之一，但是他们的教育方针基本上都是按照日本的“教育指导要项”来做的，“日本人”的精神很浓烈。日本这些年来教育改革中没有教师质量改革，因此与国际接轨的能力越来越差。

其实，两种教育只能说有长短，不能说谁好谁坏。最好是有机会让孩子有机会两边都体验一下、反思一下，这本身也是最好的教育机会之一。

权力能否受到有效制约，关键在于统治权力与国民权利这两者孰为“制度之本位”

文 |王毅

鲁迅说：“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 （《热风·不懂的音译》）本文要说明的，就是一个看似“永远缠夹不清”的问题，即中国传统制度中，权力的专横是否能够像宪政“法治”（ruleoflaw）体系中那样受到有效限制？或者说中国本土制度文明到底能否产生有效的“权力约束手段”？随之而来就有一个莫大的疑问：近代以来中国学习宪政而期望走向法治社会，这是否是必须的选择？

雍正皇帝手书对联中的矛盾

上述问题涉及法律史和制度史的许多症结，长期以来聚讼不已，这些争论的背景在本文这样的通俗短篇中无法展开，但因问题直接决定我们需要选择怎样的制度方向，所以又应该有大家易懂的简明回答。于是本文不妨从一个醒目的例子入手而进入讨论，即图一所示清雍正皇帝以手书对联而申明的政治准则：“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

这副对联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以短短十四个字概括出一个庞大国家政体的基本理念。而更需要留意的是：其上联申明的原则与下联内容有着明显的矛盾，因为上联强调一切国家权力只能集中在最高统治者个人手里；而下联却以疑问句表达否定判断：如此集权岂是为让天下亿万百姓来侍奉最少数权势者！

于是读者要问：在一个高度成熟的庞大文明体系中，为什么其基本制度法理却看似如此抵牾？

中国传统制度之性质的歧见

上述矛盾涉及中国传统制度深层的症结；而本文开头的疑问也与其直接相关。因为如果你只看此楹联的上联，必会断定这个制度的核心准则即是专制，于是近代以来国人对宪政民主的选择应属毫无争议，比如梁启超总结中国历史时曾断言：“专制政体者，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而“专制政治之进化，其精巧完满，举天下万国，未有吾中国若者也。”（《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又如严复向国人介绍中西法律制度巨大区别时剖析了中国传统制度诸多特点，其中最显著的是：“国君则超乎法之上，可以意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拘。夫如是，虽有法，亦适成专制而已矣！”（严译《法意》案语）

但是如果你只看此楹联的下联（它显然包含了“民本”等传统理念），结论可能就会掉转过来，甚至赞同钱穆等人所反复申说：中国制度传统乃《礼记》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而决非皇帝一人说了算，所以不是专制；因此中国应该固守自己的制度理路，而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宪政、法治和民主，这是对自己固有良治模式的“妄肆破坏”。钱穆原话是：“中国政制所由表达之方式与机构，既与近代欧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争取民权，而保育长养之，亦复自有道。??若复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则又必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国史大纲》）

其实钱穆的意见并非偶然，因为即使梁启超那样曾经矢志以民主宪政取代中国专制体制的人物，目睹“一战”对欧洲的大破坏之后也是一反初衷而返身颂扬本土制度传统：“政治上自由、平等两大主义，算是我们中国人二千年来的公共信条。??中国人民治主义的根柢，只有比欧洲人发达的早，并没比他们发达的迟；只有比他们打叠的深，并没比他们打叠的浅。我们本来是最‘德谟克拉西’的国民。”（《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

那么为什么如雍正楹联所示，看似非常矛盾的两个方面并存于中国制度的核心？而上述对中国政体性质的歧异定义中，哪个更有道理？

雍正皇帝楹联中的上联内涵

对此疑难的讨论固然可以极尽复杂，但如果看透其本质答案就相当简单：“秦制”创立的“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旦作为制度建构的终极目标奠定下来，就成为两千年未曾改变的基本方向，晚清思想家郑观应宣传变法时说：对“秦制”明里暗里的承袭造成历代中国的无数制度灾难，并由此使其在近代以后被西方超越（“汉魏而还，人主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明诋其非，暗袭其利；凌夷而肇中原陆沉之祸”）。更根本的是，“秦制”一旦通过一系列制度路径建构起来，就成为一种具有异常强大生命延续能力的机器，即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说：“一旦建立了独裁制，便不可能从内部把它消除。??这部机器几乎自动地保持它自己。”（《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而这始终作为体制大厦之核心的专权原则，就是雍正楹联上句的基本内涵。尤其越是近代以后世界走上“以权力约束权力”之宪政法治道路之时，中国这边就越要拼命维系“惟以一人治天下”。比如笔者以前札记中提到嘉靖皇帝，就是用“廷臣时有诛戮”等酷虐手段来保证自己“威福自操”（归有光《上高阁老书》）；又如康熙皇帝将“天下大权，唯一人操之，不可旁落”的专权原则，作为国家政治第一要义而竭力强调（见《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九）。

再举一例公开表述：北京紫禁城乾清宫西侧弘德殿东室内，也悬挂雍正手书“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而其明间张挂的，是与雍正格言相互印证的乾隆皇帝手书楹联，其横额是：“奉三无私”，上下联是：“二典三谟，法尧舜之道；五风十雨，协天地之心”---什么是“奉三”？原来这是用《礼记》中“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的典故，其中“参”是“叁”的通假字，“与天地参”意思是：君主权力与天地并列为整个宇宙中叁项最崇高本体！

可见至“秦制”两千年后的18世纪，中国统治者仍在强调：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崇奉统治权力为无上之尊。

雍正皇帝楹联中的下联内涵

说明了上联内涵，再看下联。

我们说“秦制”对于中国制度史的第二项重大意义，在于它通过这个王朝极其短命的悲剧而揭示：横绝四海的无限军力和权柄、积山盈海的权力财富、无数的让人心惊目眩的“权力形象工程”、令举世胆寒的专制控制和严刑酷法??，这一切统治者希望“子子孙孙永宝用”的权力手段和权力暴利，都不可能因其一度的无比强悍辉煌就从此坚如磐石，相反越是榨尽一切制度资源而实现统治者的“肆意极欲”，其覆灭之迅速和惨烈就越是惊人，即后来《阿房宫赋》所慨叹的“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于是那些希望将“惟以一人治天下”之政体传于万代的统治者，只要他们具备起码的明智，就不能不思索避免重蹈覆辙的办法；而且随着秦汉以后“周期率”的不断重演，后来统治者对于这个制度所能提供和所能允许的一切“制度免疫手段”（亦即“权力约束手段”）也就越来越谙熟于心，这就是我以前诸篇“法律史札记”从许多角度提示的制度现象：汉代以后很多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都比较自觉地提倡恤民、崇贤、戒奢、纳谏、为公、君臣合德、以公执律、修德慎狱等一大套准则，他们充分意识到：“权力的长效收益”除了需要永远维稳“惟以一人治天下”之外，也不能不多少顾及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平衡，而权力者一味“肆意极欲”则势必导致包括统治阶级在内一切社会成员的灾难。这套体会的长期历炼就积淀出一套颇显睿智开明的有关“善政良序”之政治哲学体系。

因此，雍正楹联的下联内容并非特意的伪善，相反它同样是中国制度学的重要内容。

“制度本位”铸就了善政与专制之间的博弈结果

雍正楹联之上联与下联的两大原则既然皆有其深刻根源，于是问题是：两者间的博弈究竟按什么轨迹发展？其结果会怎样？造成如此结局的原因又是什么？

其实这结局早已注定，因为维系对权力的垄断（“惟以一人治天下”）乃是整个制度高于一切的终极目的，而限制权力以或多或少顾及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则不过是为了维系终极目的之附属手段---中国“民本论”的旗帜性主题“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话虽重视“民”之能量，但其出发点却始终是“舟”（统治权力）的安全而不是“水”之立场：当水能“载舟”时固然应该凭借其力量，但如果“舟”因为本身痼疾而有倾覆之虞时，水也就成了最危险、最可怕的颠覆性因素，于是权力者对其的态度和手段就只能是“王法伺候”，即《左传》中定义的“以刑佐民”（“佐”在这里是治理的意思）。

所以权力能否受到有效制约，关键在于统治权力与国民权利这两者孰为“制度之本位”！而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传统制度的设计者们早早就已确定不移：

君者，仪也；民者，景（影）也，仪正而景（影）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君者，民之原（源）也；原（源）清则流清，原（源）浊则流浊。（《荀子·君道》）

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

而既然统治权力是法权地位极大地高于国民权利的“制度本位”，于是屈抑民权而张扬权力威势（“屈民而伸君”）就是最基本的制度方向；而且越到了其制度晚期，这一抑一扬之间对比之悬殊就越是惊人。

“权力本位”使一切权力约束手段终成橡皮筋儿

“以权力为制度本位”千百年来的日益根深蒂固，使得善政良序在对权力专横和权力暴利的博弈中，与生俱来就屈居弱势、甚至如本文图二所示那种被弃如敝屣的地位。而善政良序任何的一时风光，甚至如雍正楹联那样昭告天下，也都远远不足以抗衡权力的专横本质与权力暴利驱动下无处不在的日益疯狂，其例子我以往的经济史札记和法律史札记中举有许多，比如不论历代国家法典如何反复明令禁止官府仗势陷害无辜和贪黩聚敛，但这类黑幕反而成为各级司法和行政的常态；再比如历代衙门都可以用合法口实肆无忌惮地强拆小民百姓的房子，而极少受到法律的限制，等等。

更为根本的是：与宪政法治体系“以国民权利为国家权力之本位”（最经典的叙述即《美国独立宣言》所说：“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为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恰成反衬，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创制基础就鲜明体现着“权力本位”对于国民的绝对威压，比如晋代法学家刘颂强调法律在源头上只能是最高统治者手中的禁脔，连朝廷大臣们都不能对其说三道四：“出法赏罚，??唯人主专之，非奉职之臣所得拟议。”（《上疏言断狱宜守律令》）再比如中国历代法典始终把质疑和反对统治权力的行为列为必须血洗的“十恶”大罪，并将有关法条与保障最高统治集团法律特权的法条（“八议”等），一并置于法典中最显著位置。

而与无数这类“刚性设置”正好相反，一切制约权力的手段则因为没有“国民天赋权利”的基础，所以它们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王法”在其逻辑起点就注定：它永远不能约束作为制度金字塔源头的最高权力，即《包龙图判百家公案·桑林镇》中包公终审判词的通俗表白：“王法无斩天子之剑１（参见拙文《为什么“王法”管不住权力》上、下篇，本刊今年第20、第22期）

其二，诸多善政承诺因为没有刚性保障而只能越来越流于“仁政爱民表演”。下面举前后两个例子，以说明因为“制约权力”不过是橡皮筋儿，所以冠冕堂皇的国家法令失尽公信力。

前一个例子：早在明代前期的宣德时期，明代统治阶层的贪欲就迅速膨胀，于是权门横行、勒索地方等恶政层出不穷。英宗皇帝即位伊始，为彰显自己权位的合法性，于是颁布法令禁止各地向中央的巨额进贡行贿、停派到地方督造皇家专用昂贵丝织品的大量太监、禁止权门不法等等。但实际上，所有这些“善政广告”都口惠而实不至，所以众多恶行一切照旧，无奈之下朝廷官员只好以天象示警为借口而哀求英宗“守大信以令天下”（见李东阳：《故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傅刑部常熟致仕赠特进太保谥康敏白公墓志铭》）。

后一个例子是1946年2月1日中共《新华日报》对当局的痛切指陈：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因为没有以“民权”为基础的宪政法治等等对权力的刚性制约，所以法条、政令、监察、肃贪、谏言、典章、尊贤、亲民、礼教、德治等无数手段都成了橡皮筋儿，而权力者永远不能“示人民以大信”。

秦汉以后那么多统治者都曾对“岂为天下奉一人”信誓旦旦，但实际情况却只能越来越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所说“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视为当然”四字最准确，因为权力的终极目的在于维系统治地位与“权力暴利”，这从“秦制”伊始就被确定为理所当然、不许丝毫质疑，对此不仅历代制度学家们解说得无比详明，而且千百年来生活在“王法”势焰下的蚁民们的心里更是最清楚不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更正：笔者《为什么“王法”势焰之下决不允许讲理（下）》一文（本刊今年第25期），在叙述“李约瑟问题”原因时引用了爱因斯坦致J.E.Switzer信中的几句话。因疏忽，将此信作者爱因斯坦误写为李约瑟，特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北海琼岛“静憩轩”中悬挂的雍正皇帝手书楹联

北京北海琼岛“悦心殿”是乾隆皇帝办理政务的场所，附近“静憩轩”小院是他的书斋，其正房明间张挂雍正撰写的这副对联，以表明这些内容是乾隆随时体会和遵奉的基本制度准则（详见本文正文）。

能用楹联这类洗练警策且又通俗的形式阐述其基本理念，这是中国传统制度文化高度成熟、具有极广泛涵盖力的表现，所以这类方法在清代官方文化中流行，即梁章钜《楹联丛话·序》所说：“我朝圣学相嬗，念典日新，凡殿廷庙宇之间，各有御联悬挂。”

（传）唐·阎立本：《拒谏图》（局部）

这幅作品现藏于美国华盛顿佛瑞尔艺术博物馆（FreerGalleryofArt），它可能是明代画家对唐人原作的摹本。画面描绘大臣的谏表只能由嫔妃转呈皇帝；因为皇帝怒不可遏，其侍卫已将进谏者绑在树上准备对他行刑，另外两位大臣吓得跪地叩头哀告，他们面前的诸多侍卫和恶犬则耀武扬威。

在中国传统政体中，谏言制度是“君臣合德”和贤明政治的重要建构方式之一，直到18世纪后期，乾隆皇帝仍强调上古乃至明代以来诸多谏臣的“忠君爱国”和“风节伟著”是值得大力旌扬的永世楷模（见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上谕”）。但实际上从本图等例证可知：谏言更重要意义反倒在于证明着诸如此类橡皮筋式“权力约束手段”，其功能日近完全失效。而如此高调的制度建构其结果竟然无比可怜，这正说明中国传统政体不可能产生能够真正遏制权力专制性的刚性力量。

其实西汉贾谊《过秦论》早已说破这层道理：“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

本刊评论员

真正的公民参与，是官民合作，是通过公开透明的信息，通过无遮蔽的意见表达，通过不同利益主体的公平博弈，达致有公信力的决策。通过公民参与，政府能够理解民众的观点，民众也能理解政府的困难，在相互理解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收获“双赢”

2011年7月23日，中国温州，在钢铁动车追尾坠桥的不幸时刻，人性动车照亮了那个悲惨的暗夜。

又一次，灾难降临的时刻，挺立起大爱的光辉。无数原不相识的人们，同气连枝、守望相助---

他们，是脱险后又回到车厢救人的乘客；他们，是每天看着一列列动车飞奔、很可能一次也没有乘坐过动车，那一刻却义无反顾自发救援的村民；他们，是背井离乡讨生计，舍不得买一张火车票回乡探望留守儿女，那一刻却冲向动车砸开车窗抬伤的农民工；他们，是先富且以“炒”名著称中国，那个夜晚却排队献血、开来私车当救护车，燃起蜡烛恸哀遇难同胞的温州市民；他们，是微博转发寻人信息，彻夜无眠或悲愤或呼唤或反思的网民??还有无数的消防官兵、公安干警、医务人员。

他们所有所有的人，共有一个名字：公民。他们所有所有的人，同是“国家列车”上的乘客。

温州这一幕，在2008年的汶川，在2010年的玉树，在舟曲泥石流的废墟上，在上海胶州路大火后铺满鲜花的大街上，已经一次又一次感动中国。如果说，2008年汶川大地震是中国人公民精神全面生长的“元年”，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则见证了中国人公民精神的深广。

公民精神、公民意识的成长，无异于是为高速前行的“中国列车”加固了一道最重要的安全保险装置。

只是，灾难中迸发的公民精神之光，也照出了一丝阴影。那就是，为什么公民精神似乎总要等到灾难来激发？为什么钢铁动车戛然而止时人性动车似乎才奋然发力？

这样的追问，并非始自今日。在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之后，一些志愿者灾后归来产生了心理上的不适---抗震救灾中无私奉献、竞比高尚的情操，感染和激励着每一个人，而回到常态生活中，为什么一切似乎又故态复萌，为什么又被自私、冷漠、互不信任的人际环境和社会氛围笼罩？

没有人对公共事务天然冷漠，我们更不必怀疑人性。爱心与善念，植根在人性的深处，奉献与牺牲，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地上从来就是制高点。我们不沉沦，国家便有光明，我们不堕落，社会便有温暖。因此，参与公共事务，可谓是一种本能的公民愿望。

比追问更值得去做的，就是寻找，找到把“瞬间”凝固为“永恒”、把公民意识常态化的机制，找到把灾难中爆发出来的精神资源推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路径。这种机制和路径，舍制度建设别无它途。

真正的公民意识，绝不只是体现在天灾人祸之后的参与“善后”，更应体现对日常公共事务的参与、表达、监督，以主人翁的姿态，不当公共事务的“局外人”。建立制度化的公民参与途径，已成国家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确保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然而，毋庸讳言，要切实贯彻落实这样的宣示，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至少，制度化的公共事务参与渠道相对还比较“狭窄”，有待拓宽。至少，已经成为制度的一些公民参与方式，在实行中不能变形走样，比如价格听证会制度，不要出现“专业听证托”，不要变成为既定决策背书的“逢听必涨”。

真正的公民参与，是官民合作，是通过公开透明的信息，通过无遮蔽的意见表达，通过不同利益主体的公平博弈，达致有公信力的决策。通过公民参与，政府能够理解民众的观点，民众也能理解政府的困难，在相互理解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收获“双赢”。

建立了这样的机制，公民意识、公民精神就无须等到灾难来激发。惟如此，才能最大程度避免许多灾难，杜绝人祸。

　　科学网(kexue.com)讯 现如今相信多数孩子放暑假都会宅在家中上网，过度的上网不仅对孩子们视力有影响，更重要的这可能会导致脑萎缩。

　　中国及美国专家发表研究报告，警告过度上网可能导致青少年脑部出现变异，令大脑皮层中负责处理情绪、语言、视觉、听觉等功能的灰质萎缩，长远影响集中力、记忆力、决策力甚至定立目标的能力，也会削弱青少年的克制能力，容易导致不当行为。

　　专家估计，中国约有2400万名青少年上网成瘾，有关研究也以中国大学生为对象。来自北京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科学研究院和美国佛罗里达州大学等的研究人员，先以一份国际公认、由8条是非题组成的问卷，找出18名上网成瘾的19岁大学生，他们平均每週上网6。3天、每天花8至13小时（平均10。2小时）玩网上游戏，全部都没有滥药习惯。另外18名每天上网少于2小时、没有上网成瘾的同龄大学生则为对照组。

　　研究人员为两批学生分别进行脑部磁力共振扫瞄（MRI）比较，结果发现，上网成瘾者大脑的灰质均出现萎缩，而且上瘾时间愈长，灰质萎缩得愈严重。此外，大脑内部负责传递信息的白质也出现改变。研究人员称，这些脑部结构变异是由上网成瘾所导致，会令青少年认知功能出现缺陷，更容易对互联网产生依赖，甚至出现长期功能障碍。

　　(科学网kexue.com 乔尔)

徐友渔

一、眼前的利害得失不是那么重要，生命只有一次，追求它的价值最大化不一定追求世俗的实际利益

二、在很多方面，人们可能生来就处于假象之中，因此，人生的一个最大任务就是摆脱神话与谎言

三、知识很重要、很有用，但智慧更宝贵，而与智慧最相关的并非聪颖，而是勇气

□傅小平

徐友渔

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导师为杜任之、洪谦(维也纳学派领导人石里克的学生)。获硕士学位后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1986—198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指导教师为当代语言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达梅特。徐友渔在哲学研究处于前沿地位，其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在1995年获金岳霖学术奖，与人合著的《语言与哲学》在国内和海外均获得较高评价。目前国内学界阐释西方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中国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

对于圈内人，当代艺术不言自明，不过圈内人数量很少，即便是学院派画家，说起当代艺术也往往是极端的负面例子。“当代”有不同的解释，又在不断演化和生成，而“艺术”无法定义，可是当圈外人询问“什么是当代艺术”时，你却不能不回答。

当代是当下吗？

当代不等于当下。当下存在的某些艺术形态，比如具有经典作风的学院派艺术、体现民俗的民间美术、具有共性的儿童艺术等等，都不属于当代艺术。它前无古人，具有断代的意义。

当代是本朝吗？

有些学者借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分期，把1840年至1919年称为近代，1919年至1949年称为现代，1949年至今称为当代。当代于是变成了本朝。这种挂靠政治的分期，同强调自身规律与国际视野的“当代艺术”不是一回事。举例来说，由官方组织的全国美展，其中也许不乏当代性质的作品，但由于强调主旋律，在总体上不属于当代艺术。当代艺术是自发的、在野的、各行其是的艺术追求，没有主旋律。

当代艺术是现代和后现代艺术吗？

中国当代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的东方版本，但又不乏超越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的探索。这些探索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希望和存在的理由。

新潮美术、前卫艺术、实验艺术、先锋艺术同当代艺术是一回事吗？

1978-1989年间，特别是1985年之后，中国出现的反传统艺术潮流，被称为新潮美术。新潮美术也被称为前卫艺术。前卫艺术这个术语，至今仍然在使用。它常常是当代艺术的同义词。“实验艺术”是在1989年之后强调艺术语言而出现的奇怪措词。它经不起理论上的分析，然而国内外批评界一直在使用。大约在1995年之后，批评界也采用先锋艺术的说法。进入21世纪之后，批评界更多地用“当代艺术”作为总称。

一些当代艺术形态怎么不像艺术？

当代艺术观不强调艺术与非艺术的界线，它会不断地把非艺术对象纳入艺术的范畴。

书画界有当代艺术吗？

比较少。吴冠中、周韶华、刘国松的某些作品具备当代因素。邱振中的《祖母》将字迹不清的“喃呒阿弥陀佛”草书反复书写，王天德的《水墨菜单》用墨画的宣纸裱糊餐具餐桌，黑鬼用占卜的荒诞方式将历史名人画成54块水墨扑克牌，朱青生的《溪山箫声》在溪水中的一匹长绢上作画，黄岩在皮肤、肉块和骨头上画水墨画，都是当代艺术。此外，由于当代思想包含反当代的观念，这给水墨画脱离时代而又不重复古人的探索留下了一片空间。反当代不是指回归传统或标榜正统，而是指反对当代文化主潮的超前思想。

凭什么当代艺术作品的市场价位那么高？

当代艺术是时代的先锋，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有人认为这是西方画廊操纵的结果，见解流于浅薄。中国艺术家不都是好操纵的角色。

当代艺术与伪当代艺术如何区别？

凡是剽窃、摹仿西方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的中国“当代艺术”，都属于伪当代。它们同剽窃和摹仿古人的行径没有区别。艺术史不会给它们留下有尊严的位置。

当代艺术的典型标志是什么？

典型标志是新观念、新形态、新载体。三者有其一二，就值得关注。

中国当代艺术如何评价？它会走向何方？

活跃而混乱，平庸多于杰出。中国当代艺术的两大走向：跨越传统文化的普世追求和照顾文脉的本土作风。后一走向在未来一二十年间会占据上风。

号称来自达芬奇故乡的著名家居品牌“达芬奇”，原来不过是将在国内的产品运到意大利“旅游”一番，再回到中国却摇身一变，成了“原产意大利”的奢侈品。不良商家的这个“国际玩笑”引发声讨巨浪，网友甚至将“达芬奇”负责人在发布会上“哭诉”的形象植入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名曰《达芬奇的哭泣》，以戏谑之作尽表气愤与嘲讽。“达芬奇”的西洋镜确实值得猛力打破，但我们似乎更应该追问：“达芬奇”此前的“成功”，是不是说明了热捧者在文化上的不自信？

这样的追问十分必要，因为“达芬奇密码”绝对不是孤例。随便一想，我们的眼前就会出现无数披着“洋皮”的“狼”：火爆名牌“德国欧典地板”却产于北京通州；自称意大利顶级品牌“吉诺里兹”服装实为中国制造；声称源自美国的阿诗丹顿热水器其实只不过是穿了身美国“马甲”；标榜为丹麦国际知名音响品牌“香武仕”却产自东莞卢村……在当下中国大踏步走向世界的时代，中国产品起个有点儿国际色彩的名字原本无可厚非，但如此弄虚作假且形成风潮，其中的“洋品牌崇拜”颇值得忧虑。

而“洋品牌崇拜”的背后，正是对本民族文化不自信的最直接直观的表现。“品牌”是市场经济范畴内本土文化的集中展示，一个自信的民族，总是强力输出代表自己文化的品牌。麦当劳、可口可乐、好莱坞之于美国，本田、索尼、哆啦A梦之于日本，无不成为各自国家文化的形象代言。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也应该立足本土文化，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品牌文化。这才是中国企业的王道。笔者绝不是要中国百姓抵制洋品牌，因为那是另一种文化的不自信；我们要反对的是以洋品牌甚至假洋品牌来包装中国品牌，是假冒伪劣的文化赝品，是追捧洋品牌的消费思潮。

品牌的竞争最终是文化的竞争。就在各国思想家、艺术家纷纷到中华文化中寻找灵感，寻找解决人类矛盾的新思路的时候，我们的某些商家却“以洋为尊”，“以洋为美”，我们的某些消费者却“唯洋为大”，“唯洋是从”，实在是值得警惕。如果说“达芬奇”这样披上显性“洋皮”外衣的假货我们尚可识别并痛斥指责，在验明正身后撕下其虚伪的皮囊，那么渗透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对民族文化的隐性伤害不仅难于发现，更是难以治愈，因为这种伤害源于民族文化自信的失落导致的民族文化精神遭遇的深度蚕食。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绝对不可能靠各种假冒“达芬奇”得来，因为那绝对是“豆腐渣”工程。

所以，呼唤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绝不是一句空话。

人民网北京7月27日电 （记者李岩）第11版《新华字典》终于面世，不久前大家一直为，什么词汇该入新华字典；新华字典将来出路如何；新版字典是否容易被大众接受等问题热议、质疑时，近期，网上已曝出对新修订的字典“惊现无法忍受64处错误”之新闻。

顶着重重官方、社会、舆论、民间的压力，7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室副主任、《新华字典》第11版编纂主持人之一的程荣做出了回应称，多数被质疑“问题”，属“习惯用法”，有些或为“印刷错误”。

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室副主任、《新华字典》第11版编纂主持人之一的程荣说，《新华字典》主要是依据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1988年3月25日发表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进行修订的，比如，【廷】【艇】应该均为“士”部，有“土”部应该是印刷错误；“黑”居左的“默黔”类字，字形规范字表还没严格确定，鉴于习惯用法，写成“黔”。

《新华字典》第11版于7月5日推出，7月6日下午，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邬书林，新华字典编修方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江蓝生，出版方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等第一时间做客人民网，就《新华字典》改版而引出的文化及民生热点与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访谈中就 “网络闪词到底能闪多久？”“新版新华如何体现文化民生”等网友关心焦点，三为专家给出了一些官方的“说法”及建议。

7月20日，出于对新词录入新华字典的可行性的关心，人民网文化频道专门策划发布了一个“网上调查”倾听网友声音，广纳网界舆论，仅六天时间， 近一半的网友认为时尚词汇，需要经受实践的真实检验，不应该在第一时间收录于新华字典，而37%的网友希望词汇是中国语言之本，用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建议必须经过语言专家审核后，方可选择性地使用。

通过上面的一些数据，我们不难看出，网友对第11版《新华字典》的推出关注度超乎寻常，时至今日，热潮仍无退减之意，这也正是为什么此次再版后字典的64处错误，让大众达到“无法忍受”的地步的症因。

大众可以接受官方、媒体的很多说法，叫法，做法，但对于一个拥有了上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之精髓——中国文字而言，无论如何，态度应是十分严肃而严谨的，新词、闪词、网词的确存在很大争议，使用人不同，认同程度自然不同，如同，五六十年代人们的着装习惯与方式肯定和现在的“90后”、“00后”有着很大区别，到底能不能形成所谓约定俗成的东西，的确是存在很大的压力，很多的考验，加以佐证。这些“说辞”善良的民众、网友都可以理解、接受，甚至愿意共同去为之努力，找出折中的解决办法方案，但如若强说，是印刷技术上出现问题，编校时没有“留意”那实属不应该，因为这是责任心、责任感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不能接受的是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