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哪个阶段，中国教育目前都应该从扩大规模走向提高质量。在其中要重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把学生当作所有教育过程的核心。这是前不久在“北京2011年教育督导评价国际研讨会”上，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和中国的20余位教育督导主管、行政官员、高校学者和中小学校校长会诊中国现代学校后，提出的主要观点。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建设现代学校制度，但是现代学校制度并没有统一标准，参会的教育专家就各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其中“人”的主体作用成为各国专家最推崇的要素。

意大利教育部伦巴第大区教育厅厅长朱塞佩·科罗斯奥认为，现代教育要将学习主体的责任感和独立性视为塑造知识和能力的核心要素，并认为这种转型“可以说是一场当代的‘哥白尼革命’”。

“教育已经扩展到网络当中，更关注学生的才干与技能。”朱塞佩·科罗斯奥理想中的课堂应该是开放性和互动的，课堂的中心不是教师和理论知识，而是能在交往中学会学习的独立的学生个体。他提出，“要以促进个体的独特性为目标构建未来的学校。”

“将学生培养成充满个性的完整的人，强调学生是所有教育过程的中心”也是新加坡教育改革的目标。新加坡教育部在1997年提出了建设“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TSLN）的理念。这一理念包含这样几个层面的涵义：善于学习和思考的国家、勇于迎接未来挑战的国民、满足21世纪需要的教育体系等。为此，新加坡教育部要求学校能够以“全人教育”为办学理念，赋予学生适应21世纪竞争的多种能力。

“只有教育情境中的教师，而非学校的层次和办学水平，才可以真正对学生产生最具效力的教育影响。”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教育效能教授大卫·雷诺兹发现，教师或者课堂对学生成就产生的影响都要四到五倍地高于所在学校产生的影响，所以对现代学校而言“优化教师以及课堂内部的组织结构要比学校层面的机构改革重要得多。”

在大卫·雷诺兹看来，中国教育应该从扩大规模走向提高质量，并建议中国的现代学校建设可以借鉴学校效能、教师效能、学校改进以及认知神经科学四种理论。

赋予学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由学校进行自主管理，则成为各国现代学校建设的另一要素。

“传统的学校效能理论更侧重于‘收紧’对学校的过程控制，我们更强调对学校办学过程的‘放权’，要‘收紧’的则是对办学过程所依据的体制性因素的控制。 ”大卫·雷诺兹强调。

新加坡教育部赋予学校领导更大的办学自主权，使其在具体管理工作中能够形成学校的多样化目标，旨在改进每所学校的教育质量。日本学校评价体系以每所学校的“自我评价”为基准，学校自评的内容及方式由各校自行认定或由当地教育委员会制定。

刚一听说所谓的“中华脊梁奖”评选，凭直觉就感觉是假的，至少是荒唐的、不严肃的。果然有网友曝光，活动主办方要求参与者交纳9800元。果然，还真有一些名人开始以此为荣并炫耀。当然，也有人对此断然拒绝，不肯做这样的“中华脊梁”。

“中华脊梁”不是拿钱买的。主办方称所有活动的参会者要交9800元费用，该费用为会务食宿等费用，并非拿奖费。这样的说法不值一驳。当下中国有许多特色，其中“协会多”恐是特色之一。很少有人能把中国到底有多少协会，协会到底能干多少事儿，以及协会里混事儿的都是什么人搞清楚。招摇过市、混吃混喝的，多与这些协会沾边。协会还有一个功能让我惊讶，达芬奇家具涉嫌造假，家具协会出来帮腔；奶出了问题，奶业协会出来辩解；蘑菇有毒，食用菌协会出来打圆场。在事关群众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这些协会竟然如此恣意妄为。这次“中华脊梁”评选又有若干个协会掺和其中。尽管与家具协会、奶业协会、食用菌协会和火锅协会表现形式不同，但殊途同归，关键的问题就是一句话，公信力何在？

“中华脊梁”是一个多么伟大庄严而神圣的称号啊，我纳闷，这些协会敢评，也有人居然能有胆量、脸面和心理承受力欣然接受，并以此为荣。莫名其妙的评选活动和国人并不认可的一些人被评上，说句实在话，我看中华还是没有这些脊梁好。

应该说，这样的闹剧人们并不陌生，交钱就能够选入的《世界名人大典》、《中华名人大典》、《中国知名企业家宝典》等等，还有以评奖名义举办的各种颁奖晚会、品牌研讨会等等，据说已经形成一套独具中国的特色的“评奖经济”现象。

目前，有必要没必要的，有资格没资格的，各种行业评奖多如牛毛。到了年终岁末，各种网站和商业机构颁发的评选奖项更是良莠不齐，交钱就能领的奖，获奖人和评选者彼此心照不宣。一时间，沸沸扬扬，风头占尽，名人到场，网络直播，但不久之后便烟消云散。以利益为主导，评选的目的本来就是挣钱，这样的评选根本无法可依，更不要说监督监管了。

此时，我看到媒体上消息，我国著名学者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平静度过百岁寿辰，他们夫妇二人将几百万元的稿费全部捐赠清华大学，建立基金会，不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有人问：为何？答曰：“好读书。” 杨绛先生在百岁寿辰时不搞庆祝活动，拒绝所有采访，她说：“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人们发现，杨绛和钱钟书及另外一位百岁老人周有光一样，绝少“中华脊梁”这样的称号，甚至连像样的名头都没有。哦，真正的中华脊梁在这儿呢：默默少声、潜心干事，可谓大音稀声，大象无形。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老辈读书人，往往对于传统文化和思想有着非比寻常的价值认定，往往使人觉得他们心目中所有社科领域只有谈论文化属于上层的学术—更别提经济领域了。我们今天说某些当代学人有传统的风度，以笔者有限的观察，这些学人往往也具有这种明显的价值倾向。我们去看梁漱溟先生晚年的著作，往往对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充满信心。梁先生被视为“最后的儒家”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断裂于他们那一代人，更多的原因是出于他在晚年仍然对中国文化说“我很乐观”。

2006年12月5日晚，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将“约翰·克鲁格终身成就奖”的奖项颁给了76岁的余英时先生，这是这项有世界人文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殊荣第一次颁给华裔学者。几年之后，余先生书面回答李宗陶访谈时说，“今天回顾，乡居9年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史的好处有两方面：第一，我赶上了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尾声。官庄的生活方式当时几乎全未受到现代势力的感染，与一二百年前无大区别。这一点使我后来读史有一种亲切感，读诗词也容易发生共鸣。用现代话说，我曾参与了传统，不是全从外面看问题，比较能避免隔阂和误解。第二，我无机会按部就班地受正规教育，因此也没有受到任何一套意识形态的笼罩，包括国民党的‘党义’（三民主义）在内。这使我的思想不至于很早便陷进一种封闭系统之中。”（ 《思虑中国—当代36位知识人访谈录》，新星出版社2009年3月版）或许正是如此，决定了余先生后来对中国文化的重建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和关注。他谈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始终对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深信不疑。

余英时先生在《论文化的超越》中说：“现代有些人提出中国史有所谓‘超稳定结构’，并且想从经济政治结构方面加以解释。其实专以政治、经济结构而言，中国史乱多于治，至少治乱各半，不能说是‘稳定’。如果真有什么‘超稳定结构’，那也当归之于‘文化’，不在政治或经济。换句话说，文化的超越力量才使中国有一个延续不断的大传统。”

最近一百年来，中国人对文化的超越性似乎逐渐失去了信心，特别对中国文化是不是还具有自我超越的能力，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前五四时代，西方列强不仅用坚船利炮敲开国门，西方文化思想的引进也为那个时代的知识人普遍否定中国文化继续有生命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事实对照。被胡适誉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时期，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中、西之间的文化比较、只破未立形成的混乱局面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余先生提出的“重建”并不和“湮灭”或者“失败”相对应，而是针对这种“混乱”而言，因为从本质上来讲我们相信余先生始终不认为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会走向失败。于是这些年来他关于这方面的文章都在试图为这种“混乱”寻找原因。他发现如果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入手，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趋势的问题，一方面则是知识分子地位和身份的边缘化，他在《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一书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现代中国最流行的错误观念之一便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政治变迁上面—无论是革命式的或是改良式的。……我们今天不禁要问：何以近百年来我们这样重视政治的力量，而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政治竟是波折最多、进步最迟缓的一个环节呢？即使是在许多号称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也往往看不到什么民主的修养。这最足说明政治是一种浮面的东西，离不开学术思想的基础。”（参见该书434页）

在与上述同一次书面访谈中，余先生说：中国知识人今天在大陆的地位似乎并不很受尊重。以前是他们成了权力的奴仆，现在也有转为市场小贩的倾向。所以知识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建立学术、文化、艺术种种专业的尊严。中国的学术传统被破坏得太厉害，要重建传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不能不立即下最大的决心，急起直追。知识分子历史上的边缘化和今天商业化的趋势，成为重建中国文化和学术传统的核心问题。知识人今天的很多问题隐藏在“现代性”的遮蔽之下，其实都源于这种身份的变化过程，只不过人们讳莫如深。《中国文化的重建》这本书收录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经过了大部删节，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浏览了自恢复高考以来高考语文作文的题目：1977年《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北京市)；1978年将《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一文缩写成500至600字；1979年将《第二次考试》改写一篇《陈伊玲的故事》；1980年读《画蛋》有感；1981年仔细阅读《毁树容易种树难》,写一篇读后感；1982年作文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注意:必须写成议论文；.......直至今年的语文高考题目，深有感触。纵观历年高考作文题目，都具有反映时代的鲜明特点和对时代情绪问题的透视思考，具有高度的新闻性和聚焦性。

随着各地高考自主命题的开展，各地的作文命题除了具有上述特点外，还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人文性。以今年为例，全国卷作文：诚信；2011年新课标卷高考作文：中国崛起的特点；北京市高考作文：对世乒赛的看法；江苏省高考作文：拒绝平庸；天津市高考作文：关于镜子的话题作文；辽宁省高考作文：苹果的香味；安徽省高考作文：时间在流逝；山东省高考作文：这世界需要你；广东省高考作文：回到原点；上海高考作文：一切都会过去与一切都不会过去；江西省高考作文：孟子三乐；浙江省高考作文：我的时间；湖北省高考作文：旧书；重庆市高考作文：情有独钟；湖南省高考作文：谢谢大家；根据袁隆平的话写作文；高考的作文题可以说是愈来愈开放，愈来愈丰富多彩。但无论怎样变化，都离不开时代性和人文性。

高考作文题，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反映时代特点的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照出了时代世相。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人才选拔性考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作文题是很有价值的。历代进步的文章观点都讲究“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对脱离社会人生问题的文章，鲁迅，矛盾，巴金，叶圣陶等一代文章大师，都主张”文学为人生“的态度；虽然高考作文不是真正的文学，只不过是一定意义的遵命文章，缺少一定的灵活性，让考生带着脚镣跳舞，但在保证人才选拔公平性和公正度上，可以说是值得肯定的。因此，对于高考命题，我们不应该有过多的怀疑和指责，关键是教师要教会学生如何在一定的话题下展现自己的语文修养（文学修养）；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人的语文素养和文学修养是完全可以在这种形势下体现出来；著名文学家苏轼的成名文章并不是殿试文章，但他的文学才能却在这篇文章里展现出来，以至于才有了后来的著名的前后《赤壁赋》。考试制度自建立以来，从古到今都为国家选拔了大批人才和精英，因此，怀疑考试制度等行为都是要不得的。只不过需要探讨的是怎样使高考作文越来越能科学和艺术，能有利于大批人才脱颖而出。

因此，针对高考作文的命题特点，对于每一位考生来说，在平时的备考中就应该关注时事，关注人生，尤其是历年评出的感动中国人物的事例；因为这些材料不光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人文性，是考场写好作文的源头活水，而且这些材料对青年学生人生成长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是学生成长的有益榜样，是培养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在多数作文题目里，也许都离不开这个大思想，这个强原则不能丢）。同时在平时要养成善于观察生活和思考生活的习惯，有效地积累各方面的材料，注意思考，自觉的挖掘这些材料里的思想意蕴，做好变通运用的能力，写一写随笔练习。这样，既可以锻炼自己灵活地运用这些材料的能力，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也可以有效锻炼自己的文笔（包括布局谋篇，遣词造句的能力，书写能力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到以不变应万变，在考场上写出得心应手的佳作来。比如2011年新课标卷高考作文：中国崛起的特点；如果考生注意到感动中国人物里蕴藏的内涵，这篇文章就很好做了；一个是展现中国崛起的现象，典型的事例如青藏铁路的建设者，两弹一星的功臣——钱学森，“嫦娥一号”研发团队，傲拓天疆——“神七”航天员，惊世华彩——张艺谋奥运团队，勇救落水儿童的长江大学学生集体等等，包括政坛，科技，文艺，体育，经济，等各方面的现代风云人物，就可以以这些时代的典型人物和精英描绘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就可以写出一篇有深度和高度的文章来。

“裸婚，还是不裸婚”，是困扰许多80后一代年轻人的头等人生大事。裸婚，需要双方坚实的爱情根基和持续不断的长期艰苦奋斗。不裸婚，需要一方或两方实打实的物质财富做保障。对于活在当今不正常又不正常时代的中国80后而言，裸婚或不裸婚，从人类男女两性的进化视角来看，不过都是适者生存王道的一种中国特色体现。（《中国新闻周刊》7月18日）

婚姻和爱情不一样。爱情可以没有物质做支撑，只要在大量喷涌而出的性荷尔蒙和使人快乐愉悦的多巴胺的鼓动下，单纯浪漫的爱情就可以冲动地达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的至高境界。然而，婚姻却是现实的，而且很现实，每日都需要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就是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当然，同时还有爱情的话，那最好不过了。对于爱情，人类男女有着普遍的共识，然而对于婚姻，则天然有异，或者说，至少不完全相同。可以说，就婚姻而言，女人是巢穴动物，遗憾的是，男人却不是。于是，这就无可避免地造成了男女婚姻的诸多矛盾。

幸运的是，这样的矛盾并没有失控，达到完全不可调和的地步，不然人类就会绝种。这是人类千百万年逐渐进化出来的一种适应机制——裸婚或不裸婚，需要根据当事男女双方及其家庭的客观条件审慎抉择。如果确实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不裸婚，而又不得不结婚，比如，女方年龄逼近最佳生育大限，或者未婚先孕了，或者自身条件不允许再投入择偶市场自由选择，那就必须选择裸婚，然后夫妻一起奋斗打拼，创造未来的幸福。在这种情况下，裸婚成为必然的上策，而不是什么下策，选择裸婚就成为一种明智之举。

社会经济剧烈变化的年代和国度往往加剧男女婚姻的矛盾冲突，造成许多悲剧的爱情和婚姻。中国80后一代的父母的结婚，用现在的裸婚一词来形容，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今天步入时不待我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生阶段的80后，却尴尬地不得不痛苦地面临艰难的抉择——“裸婚，还是不裸婚。”在大城市房价不断高企的这个不正常的时代，不裸婚，要么一方有经济实力买房，要么双方合伙起来有经济实力买房，即便大笔举债也在所不惜。对于后者而言，显然是一种寅吃卯粮的策略——冒险，却有最大化收益的可能，因而值得。

万物存在的最终目的，包括自诩为灵长类的我们人类，在达尔文主义者看来，不外乎是自身基因传递（生育最多、最好的孩子，并使他们成长为具有繁衍竞争力的成人）的最大化。因而，面对严酷的大城市生存之境——少数人有数套房但自己不住，而可怜的大多数人则悲惨地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属于后者的男女，就必须聪明地进化出一套新的婚姻机制，才能使自己的基因传递利益最大化。于是，在所难免的裸婚、男女小三、戴绿帽子就横空出世了。

150年前，查尔斯·达尔文在其震撼全世界的煌煌巨著《物种起源》中，以看似冷冰冰但却包含善意提醒的口吻指出：“世间万物，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如此看来，要是听达尔文谆谆教导的话，80后的裸婚或不裸婚，就根本不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

“生存性智慧”与中国模式

——邓正来教授在比利时根特大学的讲演

要真正实现“知识转型”，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中国，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生存性智慧”既是一个可能会引发人们质疑的概念，但也是一个一直为我们忽视的概念。它是我为了推进“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领域的深入研究，专门建构的一个概念。

我一直在论证和呼吁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转型”的命题。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此前的“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知识转型”的新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阶段。显而易见，这种“知识转型”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必要要求，它在根本上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争夺，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然而，要真正实现“知识转型”，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中国，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我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其中之“重新”绝不是要否定既有的一切中国研究，而毋宁是主张我们要有新的时代担当、问题意识和理论洞见，进一步发掘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其中之“发现”，绝没有预设一个具有某种实质规定性的、本质主义的“中国”，而毋宁是一个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建构的伦理性的文明体；其中之“中国”，亦不是排他性地聚焦于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卓越表现的“当下中国”，而毋宁是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世界结构”中的历史性的中国。为此，我们必须身体力行地在相关论题上做出我们的学术努力。

在今天的讲演中，我想围绕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这一论题，主要阐释“生存性智慧”概念，并将其同中国发展经验相结合，初步建构一种我所谓的“生存性智慧发展模式”。“生存性智慧”既是一个可能会引发人们质疑的概念，但也是一个一直为我们忽视的概念。为了避免习见的“立场先行”所导致的深入探究的缺位，我将悬置对“生存性智慧发展模式”的规范性评价，而聚焦于对此一模式的理论分析和解释。

关于“生存性智慧”的一般观点

“生存性智慧”在时间上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下的,甚至也是未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并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的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默会知识”。

“生存性智慧”是我为了推进“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领域的深入研究，专门建构的一个概念。我关于“生存性智慧”的观点，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如下七个要点：

第一，就当下所有的中外讨论而言，大都是“知识导向”而非“智慧导向”的。这种“知识导向”的研究预设在根本上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都是由知识建构而成的，因而也必定是可以通过知识而被认识和解释的；但是，这种研究预设却在根本上无视甚或否定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生存性本能以及由其生成的“生存性智慧”的揭示和解释。

第二，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大都是先行价值判断或有意识形态承诺的,而不论其是规范性研究，还是所谓“科学”的经验性研究。但是这样的研究却根本无法探及(更不用说认真审视)人类社会与自然赖以存在的“生存性智慧”及其背后作为基本支援的哲学，也无法探及和分析那些“去价值判断”的以生存或演化为根本的“生存性智慧”。

第三，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都内在趋向追求“知识增量”，因此，大都是在知识框架内部展开的概念或逻辑游戏；离开了知识框架，这些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于是，我们至今没有一种研究是针对这种于现代性以降更加强势的知识框架本身的反思和批判。

第四，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从内在上讲大都是建构的、逻辑的、原则性的。任何这样一种研究都内在地隐含一种普遍性诉求。但是与之截然不同的是，“生存性智慧”在时间上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下的,甚至也是未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并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的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默会知识”——我更愿意称其为一种传统的、当下的和未来的“默会智慧”复合体。

第五，“生存性智慧”是知识框架以外的、与知识紧密相依和互动的智慧。“生存性智慧”不注重原则,但是有自己的原则(“生存性原则”)，不关注普遍价值或道德，而遵循具体价值或道德。

第六，“生存性智慧”是地方性的,但又区别于格尔兹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它是活生生的、有效的、灵活的、可模仿传播的；它是家庭教育和人际聚分的结果,而非学校教育的知识、学科、科学范式的产物；它的品格和有效性都是具体的,受时空限制。它对任何一个人而言不承认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承诺,它在各自的有效范围内展开。

第七，任何一种关于社会研究的知识在内在上是以人为本的，是以国家、社会、国际为基本限定的，在根本上还是排除自然的，是以自然为客体或对象的，即使关注自然生态，也是将之作为外部存在而予以关注的。但是“生存性智慧”本身却是生态的，是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而加以关注的；它是不以国家、社会或国际为限定的。

对既有“中国模式”论说的检视

我认为，以“生存性智慧”与“未意图后果”为关键词对“中国模式”进行“实践导向”的解释，可谓深入探究“中国模式”的一个较为可行的路径。

我们知道，自乔舒亚·拉默于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以来，对中国发展经验的研究被冠以“中国模式”的论题并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界最为热门的问题之一。因此，要想对中国发展经验进行解释，必须首先对既有“中国模式”论说进行检视。

大体而言，当下国内对“中国模式”主要有如下两种相对的立场：以秦晖、邓晓芒和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等为代表的论者或对“中国模式”进行批判性的解读，或直接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另一方面，以潘维、姚洋等为代表的论者不仅赞同中国模式的提法，更对中国模式进行了“制度主义范式”的初步阐释。

在我看来，上述两种观点表面上针锋相对，但它们讨论的却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因为它们所支持或反对的所谓“中国模式”都是一系列具有明显特征的制度化要素，亦即区别于其他模式(特别是前苏联和西方模式)的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安排、决策政策等等。既有的此类研究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强调制度性要素，并假定其在自上而下执行过程中的一致性、自洽性和整体性。就中国的改革实践而言，我们必须注意中国社会转型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制度的不完备性及其形成的历史性，二是改革本身实是利益分化和重组的历史进程。中国的改革实践(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的改革实践)是在对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和西方主流发展模式双重诀别的前提下展开的，是在没有任何既定目标模式和改革路径等情况下主要由实践推动而形成的。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在学理上进行提炼和分析的那些制度性要素实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主义理念下历史性地形成的。实践中的“中国模式”绝非铁板一块，仅从国家层面由宏观战略、制度、政策和法律等制度性要素来界定“中国模式”，是看不到这些不同利益单位是如何解释、甚至歪曲这些制度化要素的真实景象的。

第二，无论是赞成抑或反对“中国模式”的论者，他们都是在制度层面寻找、辨识与西方不同的方面。无论是赞成抑或反对“中国模式”的论者，西方的制度化要素都构成了他们的参照或评判标准，他们之间的不同仅仅在于：赞同“中国模式”的论者实是根据西方的标准辨识我们在制度层面有什么它们所没有的方面(比如官民一体的“社稷”社会模式等)；反对“中国模式”的论者则根据西方标准辨识我们还缺少何种制度要素。然而，中国改革(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的改革)的特点之一是：无论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都不是以西方为标准；相反自1990年代以后，事实上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告别西方”的趋势，转而主要根据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推进改革进程。

新京报漫画/林军明

和历史的遴选相比，只能说，如今那些评选“脊梁奖”和参选“脊梁奖”的人，不是荒唐就是无知。一个人稍微有点自知之明，就不会和他们的“脊梁奖”扯上半分关系。

“中华脊梁”已被一地鸡毛包围。

最新的进展是，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相继否认组织评奖，有的声称公章遭盗用。

真相仍然未清，但是，不管这个活动合不合法，都不过是一场闹剧。“中华脊梁”、“共和国脊梁”———这些名头都太大了。如果有人不顾天雷滚滚，硬要成为什么“脊梁”也就罢了，问题是，谁又有资格把这“脊梁奖”给他/她呢？谁有资格代表“中华”来评选、颁奖？哪一个中华儿女又给了他们授权？

“脊梁”不是评出来的，也不是拿钱砸出来的，而是历史遴选出来的。一说到“脊梁”，大家都会提到鲁迅那句话，“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取法的人，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的脊梁。”不管这话说得有多好，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是鲁迅先生的标准，仍然不是历史的标准。不过，我们一定相信，历史的遴选肯定只会比鲁迅先生的更加严格，更加准确。众所周知，真相可能会被当代隐瞒，但是历史不会说谎。在经过数十年、成百上千年的时光之后，历史人物的优点和缺点、功绩与过错，都会通过各种方式呈现出来。最苛刻的历史遴选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因为有些人的价值确实需要时间的检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也是一套严密的防作弊程序———它能防止那些通过造假、欺骗、威胁、贿赂等手段在当代获得“脊梁奖”的人，拿到历史颁发的“终身成就脊梁奖”。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脊梁奖”的遴选都如此困难，要经过若干年才有结果，只要将其放在历史中去定位、比较，最起码也得看看是否获得了公众广泛的认可。所以，某些人物能否获得“脊梁奖”，或许非常容易判定，并不需要经过太长的时间。也许鲁迅在世，会这样说：“我们从今以来，就有喜好把自己上升到国家高度的人，有敢于颁发各种奖项的人，有敢于接受各种奖项的人……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的山寨脊梁。”

和历史的遴选相比，只能说，如今那些评选“脊梁奖”和参选“脊梁奖”的人，不是荒唐就是无知。一个人稍微有点自知之明，就不会和他们的“脊梁奖”扯上半分关系。

杭州应该找到一条自己的道路，不只是上海的卫星城市、全中国老人的退休地，更不是一个以“最贵”闻名的地方城市

春夏之交的时候，我又去了一次杭州。每到这时，杭州总是很宜人的地方。日本人很喜欢龙井茶，我这次去杭州的主要目的不是观光，而是看茶叶采摘。

著名的龙井村离市区不远，已经成旅游景点，茶叶也贵到了日本人买不起的地步。

一位当地的朋友带我们参观了农民的家。龙井村完全不像是外国人想象中的中国农村，更像是处在大自然里的某个城市。大部分农民家都有四层楼房，建筑风格非常现代化，楼前还有宽大的院子。在大树下面放张桌子，喝着新茶，吃着可口的当地菜，吹来习习凉风，真的很舒服。第一次知道，中国农民的生活也可以如此令人艳羡。

茶叶采摘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现在富裕的本地人已经不自己从事这种劳动了，只有80多岁的老奶奶为了身体健康适量活动才会摘一点玩。工作都已承包给安徽和江西来的农民工。这似乎是新时代的地主和佃农关系。

 又听说最近农民工的工资也越来越高，如果给的工资不够高，都找不到人来做。看来中国未来的劳动力供应，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劳动力无限廉价供应的时代已经不再了。日本大约30年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现在轮到了龙井村。

随后我们回到市区和西湖。江南之春，爽快的风吹动柳树的叶子，湖面上有微波。坐上小船划开去，觉得很开心，但是以日本人的眼光仔细看湖面的水，却感觉不是很干净，略有污染的样子。再一抬头，空气似乎也不够理想。如此美的风景，需要有干净的水和空气才衬托得出来，希望政府赶快出台相应的政策。

以前从上海到杭州坐火车要四个小时，现在坐高铁一个小时都不到，交通的便利，加上城市的美景，让越来越多的人想在杭州居住或者养老，这就推高了杭州的房价。听说西湖周边的房子价格已经超过了北京和上海，让我听来有些咋舌。以前日本人在中国买房很轻松，但现在怕是完全不一样了。

但另一方面我在杭州郊外的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看到，很多新盖的房子却空置着，无人居祝再加上很多杭州人告诉我，杭州买房很贵，租房却不贵。可以确认，是投机资金炒高了楼价。

长住杭州的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如果上海相当于日本的大阪，杭州就是京都”。他列举了很多相似点，比如都是古都，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商业发达，有钱人多。他说，本地人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内心，外地人和外国人很难了解其真意，也是一个相似点。

在我看来，还有一个更大的相似点，即都有一些国内外知名的明星企业。杭州有淘宝、娃哈哈等等，京都也有稻盛和夫创始的京瓷和内衣巨头华歌尔。

但我希望杭州不要成为第二个京都。在泡沫经济时代，京都曾破坏了很多美丽的风景和历史遗产，当时的一些建筑，比如京都火车站大楼，日本人曾以为是现代化的象征，外国人看来却空洞无物。

杭州应该找到一条自己的道路，兼顾经济和文化，发展和民生，并有着自己鲜明的独立的特征。不只是上海的卫星城市、全中国老人的退休地，更不是一个以“最贵”闻名的地方城市。

人们对广告的反感主要来自情绪的延续性被突然打断。植入广告在时间上看起来是延续的，但也会让观众从“纯粹的故事”回到了庸常生活本身，于是在情绪上形成了“被暴力”掠夺的愤懑。

《变形金刚3》（下称《变3》）7月21日在国内首映。中国的“品牌军团”不惜重金，在《变3》中植入广告，引发关注。片中角色穿着中国品牌T恤，喝着中国的舒化奶，用着中国品牌电脑。不少中国观众把这部大片当成了“数中国品牌游戏”。

此前，植入式广告在国内几成过街老鼠。虎年春晚由于植入式广告过多，引发恶评，以至兔年春晚时，央视以“绝不植入广告”来表示决心。这与《变3》的情形大相径庭。在情节设置上，《变3》的植入并不特别高明———植入非常密集且简单直白。不可思议的是，据媒体报道，观众均未对此表示反感！这些明目张胆的“植入”广告不仅没有令影迷们大倒胃口，反而成为津津乐道的时髦话题！玄机何在？

人们常常以为，植入式广告是近年来新兴的广告手法。但就本质而言，广告本身即是对生活的植入。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广告构成我们的生活，而不是外在于生活。广告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运转动力之一，也是现代都市生活的风向标。广告以无所不在的形式，如商标、店面、招牌等等，构成我们都市生活空间的主要部分。一位美国学者形象地说：“我们呼吸的空气是由氧气、氮气和广告组成。”的确如此，数据表明，我们每天接触广告超过一千条。

从广告接受心理上说，人们对广告的反感主要来自情绪的延续性被突然打断。插播广告在时间上生生地掐断了观众对精彩电视的观看，而植入广告在时间上看起来是延续的，但也会让观众从“纯粹的故事”回到了庸常生活本身，于是在情绪上形成了“被暴力”掠夺的愤懑。

春晚在“植入广告”上承受巨大压力的根源，即是因为它自设了一个严肃的话语规则———全国人民乃至全球华人的年夜饭。虽然这个年夜饭盛满了娱乐的馅，但它的仪式性决定了它的话语方式，其结果就是人们不能承受植入式广告。同样的，去年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中的密集植入式广告陷入质疑漩涡也是如此原因———你怎么能一边大打“灾难悲情牌”，一边又如此招摇地在背后数钱呢？

话说回来，《变形金刚》是什么？是来自好莱坞的狗血大片，从形式到内容都充满娱乐至死的味道。007若不开宝马车，影迷还不答应呢。可见，电影与其他任何艺术形态一样，并不避讳生活本身，但还是遵循自己的逻辑。伊利当初曾提出让大黄蜂喝牛奶的要求，被导演拒绝了，“导演的原则是变形金刚不能和牛奶有关联，因为违反电影角色本身的逻辑。”正如《变形金刚3》导演迈克尔·贝狡黠地宣称的那样“生活中充斥着商品，你们会碰到不同的商品……我郑重告诉大家，这不是在做广告，它们主要承担的是喜剧的元素，是激发表演灵感的道具。”

我们厌恶的并非植入广告，而是厌恶那些暴力打断我们和制造情绪落差的拙劣的植入广告。植入广告将来肯定会被多数观众以平常心看待。

□胡易容（广西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