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

  科学家发现一种学名叫做“中沙锥”的鸟儿堪称动物世界中的长途飞行之王,能够一次性不间断地飞行数千公里,这是首次发现鸟儿具有如此强的长途飞行能力。

  瑞典隆德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生物学通讯》杂志上报告了这一发现。他们跟踪了一些在北欧和俄罗斯栖息,但迁徙到非洲过冬的“中沙锥”的飞行情况。

  结果发现,这些鸟儿具备不间断超长距离飞行的能力,比如有一只“中沙锥”曾在48小时内飞行约4500公里路程,这种长距离飞行能力已经可以与一些飞机相比。

  研究人员认为,“中沙锥”的长途飞行能力可能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具备长途飞行能力的“中沙锥”,不仅能够躲避迁徙途中的天敌,也能减少因在陌生地区停留感染疾病的机会,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的可能性大增。久而久之,长途飞行能力成为“中沙锥”种群的普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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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25日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的结果显示,本国年轻人高血压发病情况比原先估计要严重。

  研究人员说,他们分析了2008年全美的一次健康调查结果。在那次调查中,美国有1.4万名24岁至28岁的年轻人参加。分析表明,在24岁至32岁的美国人中,目前约有19%的人患高血压。

  研究人员指出,造成美国高血压年轻患者增多的主要原因包括:饮食不健康、缺乏锻炼以及肥胖症蔓延等。

  研究人员称,高血压会引起一系列疾病,但不少人对高血压的严重性缺乏足够认识,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开展普及高血压知识的教育。尽管患高血压的年轻人逐渐增多,但他们当中许多人对病情一无所知,这无疑对他们的健康构成更大威胁。

  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新一期美国《流行病学》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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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科学家发现一种学名叫做“中沙锥”的鸟儿堪称动物世界中的长途飞行之王,能够一次性不间断地飞行数千公里,这是首次发现鸟儿具有如此强的长途飞行能力。
瑞典隆德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生物学快报》杂志上报告了这一发现。他们跟踪了一些在北欧和俄罗斯栖息,但迁徙到非洲过冬的“中沙锥”的飞行情况。
结果发现,这些鸟儿具备不间断超长距离飞行的能力,比如有一只“中沙锥”曾在48小时内飞行约4500公里路程,这种长距离飞行能力已经可以与一些飞机相比。
研究人员认为,“中沙锥”的长途飞行能力可能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具备长途飞行能力的“中沙锥”,不仅能够躲避迁徙途中的天敌,也能减少因在陌生地区停留感染疾病的机会,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的可能性大增。久而久之,长途飞行能力成为“中沙锥”种群的普遍能力。(来源:新华网 黄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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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林业发展的日本林野厅日前决定,在日本大地震后的重建中,通过种植海岸防护林来减轻日后海啸造成的损失。

  海岸防护林原本是为了防止土壤盐碱化和扬沙而种植的,但此次日本大地震引发海啸后,专家发现海岸防护林只要有足够纵深,就可以阻止随海啸而来的船只和瓦砾对住宅的破坏,并减缓海水奔涌的速度。林野厅准备在6月前就海岸防护林与海啸灾害的关系汇总调查结果,并考虑未来在很可能发生海底地震的静冈县等地利用海岸防护林遏制海啸。

  目前已提出的方案包括:在相关海岸构筑10米至20米高的土丘,在土丘上种植树木;在沿海地区种植海岸防护林并开辟农用地,作为海啸缓冲地带,然后在内陆筑起土丘,用于保护住宅区。林野厅希望其中的若干方案能在政府重建计划中得到体现。(蓝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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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网(kexue.com)讯 北京时间5月4日消息,肥胖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健康问题之一,与肥胖有关的疾病与日俱增的威胁着人们的生命。科学家们表示,拥有一个“啤酒肚”可能会使患上心脏病或者中风的危险加倍增长。


“啤酒肚”可能会使患上心脏病或者中风的危险加倍增长

  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一项涉及近16,000名冠心病患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腹部堆积的脂肪对于人体健康非常危险。其危害相当于每天吸一包香烟,或者摄入非常高量的胆固醇。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心脏病和一些有关动脉问题的疾病和该位置的脂肪有着密切关系。

  过去的一些研究表明,脂肪堆积在腰部的妇女,要比脂肪堆积在臀部的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明尼苏达州梅奥诊所的研究人员对15,923名冠心病患者进行了详密的观察,他们发现,腰部脂肪更多的人,患上及死于该种疾病的概率几乎是其他人的两倍。

  弗朗西斯科-洛佩斯-西门尼斯(Francisco Lopez-Jimenez)博士称,腰部脂肪的堆积具有很明显的代表意义,反映出对胆固醇,血压和血糖明显的影响。而那些其他部位肥胖的患者,比如腿部或者臀部,增加的风险则没有那么明显。

  医生们经常根据人们的身体质量指数(BMI 衡量体重和身高等因素的关系)来评估患上冠状动脉疾病的风险。然而这项研究的结果显示,或许医生们尤其应该注意那些腹部脂肪堆积较多的患者。该项研究结果已经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期刊》上。

  (科学网-kexue.com 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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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日前公布了对福岛县等1都4县总计23位女性的母乳检测结果,其中7人被测出含有微量放射性物质。日本没有针对母乳放射性物质含量的安全标准,但此次检测数值低于《食品卫生法》规定的牛奶及奶制品暂定标准,厚劳省称“对婴儿健康没有影响”。

  接受检查的23人都居住或曾居住在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或是有蔬菜等被禁止出货、被要求控制饮用自来水的地区,年龄在20岁至39岁之间,其中福岛县4人、茨城县9人、埼玉县1人、千叶县2人、东京都7人。4月24日至28日,日本厚劳省通过妇产科医生等采样了80-100cc母乳,送往国立保健医疗科学院进行了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从一份样本中检出的放射性碘为每千克3.5贝克勒尔,放射性铯为每千克2.4贝克勒尔。据悉,该女性在3月11日至14日期间位于核电站方圆30公里内。另外,从居住在茨城县的5人及千叶县1人的母乳中检出的放射性碘在每千克2.2至8.0贝克勒尔之间。

  日本厚劳省称牛奶及奶制品的暂定标准上限是:放射性碘每千克100贝克勒尔、放射性铯每千克200贝克勒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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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科学家基于钱德拉望远镜最新观测认为,一颗恒星可幸存于由一颗伴星进入超新星状态的爆炸碰撞中。
 
 
 
图像显示“第谷”超新星残骸中的铁物质
 
 
 
艺术家描述“第谷”超新星残骸中X射线弧光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目前,钱德拉X射线望远镜最新观测图像可能为科学家提供揭开历史最著名超新星爆炸之谜的最新证据。
1952年,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观测发现一颗超新星爆炸,并将其命名为“第谷”。目前,科学家基于钱德拉望远镜最新观测认为,一颗恒星可幸存于由一颗伴星进入超新星状态的爆炸碰撞中。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丹尼尔·王(Q Daniel Wang)说:“看上去它的伴星爆炸时释放巨大的能量,但这颗恒星却毫无损失。很可能是当伴星爆炸时产生一股排斥力,结合轨道速率,使这颗恒星快速地弹出。”
“第谷”是由1a类型超新星形成的,1a超新星具有可靠的亮度,是一种用于测量天文距离的恒星爆炸类型。它曾用于测量宇宙的膨胀加速度,这种太空效应归咎为暗能量的作用。
一支研究小组对“第谷”超新星进行了深太空钱德拉观测,并发现超新星残骸中喷射着X射线弧光。强有力的证据显示当一颗白矮星爆炸时会产生X射线弧光释放的冲击波,这股冲击波会吹散邻近伴星的表面物质。
中科院研究员卢房军(音译)说:“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置疑1a类型超新星是如何形成的,它被用作指示太空距离的稳定信号灯,对于它形成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一种普遍观点认为,1a类型超新星是两颗白矮星合并而成,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伴星或者伴星表面物质被吹散的证据存在。而另一种主流观点认为,一颗白矮星从“正常的”、类太阳伴星牵引物质,直至热核爆炸发生。
以上两种情况可能真实发生于不同状况,但钱德拉望远镜最新观测结果支持后者理论。此外,“第谷”超新星研究显示伴星具有显著的弹回迹象,当超新星爆炸时还吹散该伴星表面少量物质。
之前采用光学望远镜进行的观测研究显示,在超新星残骸中的恒星移动速度比其邻近星体更快,暗示着这颗恒星就是其伴星。基于X射线弧光的特性和“候选伴星”,研究小组认为,双星系统中两颗恒星在爆炸之前存在着轨道周期和分离距离。
轨道周期大约为5天时间,而分离距离仅为1光年的百万分之一,或者少于太阳和地球距离的十分之一。相比之下,超新星残骸自身大约20光年直径。
其它X射线弧光详细资料显示它来自于伴星,例如:超新星残骸喷射的X射线显示邻近弧光的“阴影”。这项最新研究将发表在5月刊《天体物理学杂志》(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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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 28 4月 2011 18:23

胡翌霖:SCI与学术公正


 
□胡翌霖
去年中国SCI论文数跃居世界第二,EI(工程索引)论文早就是世界第一了。不过,论文的品质一直是令人忧虑的。例如中国SCI论文的平均被引率仍然在一百名开外。许多论文只是追随学界热点的跟风之作,有些论文则是一篇拆成几篇发表。令人堪忧的是,SCI在西方只是一个衡量标准之一,用到中国来却几乎成为唯一标准。
这种情况类似于三聚氰胺的出现:我们用氮含量作为指标可以来检测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如果大家都是把它当做一个额外的检测手段,这个手段一般而言是准确的,而且本身没啥坏处。但是如果是大家都为了追求指标而追求指标,而不是为了蛋白质而提升指标,怪现象就出来了,三聚氰胺这样的问题就会在中国出现。
又好比说如果一个人的目的是要减肥,那么有一把秤时时来帮他衡量体重状况就会很有帮助,但是如果说他的目的是要“看到秤上的数值变小”,那么他就可以不在乎自己的身体而想方设法在秤上做手脚去了,即便说难以在秤上作弊,也总可能有其他异化的手段,例如你可以干脆剁掉一条腿,保证读数降低,但这和健美身体的初衷就南辕北辙了。
SCI和GDP等衡量指标也是类似的道理,西方人看重它,根本目的是学术影响力而不是引文数据,根本目的是发展经济而不是GDP增长率。所以在西方对衡量方法的重视从来没有异化到中国这样的情况,即衡量辅助手段反过来变成了最终的结果,最重要的学术写作和学术交流本身倒成了手段了。
因此,且不说重大的基础科学成果出得不多,即便出了这样的成果,我们必然会主动第一时间把它发到SCI上,从而为全人类共享,最终从中开发出实际的经济利益的多半是西方或日本。结果是,即便论文数量数一数二,“我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依然达50%以上(发达国家均在30%以下,美国、日本则仅有5%左右)”。
事实上,理论突破只是科技创新的第一个环节,理论成果只有经过了复制、转化、推广和产业化等等一系列环节才算是真正完成了一次“创新”。后续的这些环节需要更大的投入,但并不要求发表论文,在中国始终缺乏足够的重视。
当然,学术的追求本来应该是纯粹的、超功利的,但是大量发表SCI论文的并不是那些真的淡泊功利、超越国界的人,事实上那些拼命发表论文的人大多都是被逼的,为了追求(个人的、学校的、国家的)名声和利益才要发表SCI的。
既然要讲功利,那么就该算清楚这笔账——在不重视二次研发和市场开发的情况下,为了英语读者发表大量原创性SCI,对目前的中国而言除了是打肿脸充胖子之外毫无益处。
当然,对“唯SCI主义”的反省和批评也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为什么就是扭转不了呢?因为SCI在中国扮演着一个对学者的水平进行衡量的尺度。要公平公正地衡量学者的科研能力,用精确而客观的数据是再好不过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于是SCI指标就像高考制度那样,虽然饱受诟病,但仍然不得不贯彻坚持,因为没有人敢反对它所保证的“公平”二字。
但是为什么那些同样讲究公平和法制的西方国家,却并不需要,或者并不那么看重类似的衡量指标呢?
首先或许是中西方关于公平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中国人往往把公平看做一个结果、一个标签,或者一个最终输出的数值。但西方人更看重的是循之达到结果的“程序”。中国人做一件事情如果结果是好的,那么手段变通一些、取巧一些、强硬一些都可以,但西方的法制就更讲究程序正义,再好的事情也得通过一定的流程办才行。国内高校的一些运转程序始终都不明晰,而又要保证评审的公正,就只能引入一个外部的标签了。
其次,学术界在西方历来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学术界内部拥有相当的自治权。学者的地位在学界内部就会受到足够的考验和评判。这种学界内部的远不只是指匿名的“同行评议”,更包括公开的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任何人的学术成果都会摆在明处让同行随时去“攻击”,优秀的成果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在广泛和自由的学术交流环境下,优秀的学者自然会崭露头角,鱼目混珠的人自然也会最终身败名裂。
而现在的情况仍然是,中国人并不关注学术交流的过程,还是只关心最终的学术地位。如果某个领域国内的同行太少,交流不起来,那么当然可以用英语发表论文和国际同行交流,但是如果始终只面向英语读者发表文章,那么即便国内的“同行”再多,也难以形成一个健全的交流环境了。
当然,当务之急并不是在国内建立一个类似于SCI的评价系统,人文学科已然有了这样一系列国内的“核心期刊”。但如果人们的根本目的始终只是为了SCI数值而去发文章,那么即便是用母语发表也不会多大地促进学术交流。发文章的根本目的在于学术交流、扩大学术影响力,而不是在于获得一个衡量数值。
只有端正了目的才可能改变科研环境。在我看来当务之急是根本取消SCI或类似SCI的评估方式,选拔和任用时的评估工作让各院校和机构的学者进行自治表决就可以了。只要学术圈拥有足够的自治权,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又得以持久和充分地展开,学术评价的公正性最终还是会得到维持。学术环境最需要的并不是抽象的公平,而是自由和交流。不要让“公平”成为止步不前的借口。(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
《科学时报》 (2011-04-28 A2 观察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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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专家和公众评选,昨日公布的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名单中,25个终评项目我省蓝田五里头北宋吕氏家族墓园、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白水下河西村仰韶文化聚落遗址成功入围,最终结果将在6月初揭晓。

  经过专家和公众评选,昨日公布的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名单中,25个终评项目我省蓝田五里头北宋吕氏家族墓园、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白水下河西村仰韶文化聚落遗址成功入围,最终结果将在6月初揭晓。

  ■白水下河遗址:拥有最早白灰地面房址

  考古人员对仰韶中期的房址进行了发掘,其中一个房址复原建筑面积364.85平方米,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期单体房址中最大的一例。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房址的地面均为料姜石烧制而成的白灰地面,为目前所知最早使用白灰地面的房址之一。

  ■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发现高级将领印章

  2008年,省考古研究院在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考古时,发现了甲字形王侯级大墓。经发掘,这座大墓乃西汉富平侯、大司马卫将军张安世的家族墓。

  去年的考古发掘中,在6座陪葬坑中,均发现了西汉高级将领的印章,这些印章都系在木俑上,木俑相当于将领本人。其中一个陪葬坑中,一银印章上面书写“步兵校尉”。步兵校尉享有二千石的俸禄,是高级将领,其他5个陪葬坑中出土的印章级别和步兵校尉差不多,都是高级将领。

  ■五里头北宋吕氏家族墓园:家庙遗址多重叠压多次拓建

  该墓葬群为宋代吕氏家族墓葬群,当地俗称“吕氏四贤墓”。四兄弟中,吕大临是我国最早的金石学家和考古学家之一,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考古”词语。

  考古人员在去年的发掘中,共发现具有叠压、因旧利用关系的房屋基址7层、14座,提取标本500余件,包含现代、近代、清代、明代、北宋五个时间段。吕氏家庙遗址的多重叠压、多次拓建表明,北宋之后历代统治者对吕氏家庙的每一次重建扩展都是政府行为,都是当权者倡导儒家学说的行为表现。 (来源: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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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马克思《资本论》中,只提到过一位中国人;《资本论》在近百年的翻译和传播中,却有多位学者苦苦考证这唯一的中国人究竟是谁?他怎样走进万里之外的马克思的视野?有趣的是,其中多位学者又都与广州中山大学有着不解之缘……

巴拉第

德文版《资本论》

1   ●万卯寅?王猛殷?王茂荫?

现行中译本《资本论》第1卷第3章谈“货币或商品流通”时,在注释[83]说:“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这里的“王茂荫”,就是《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但《资本论》早期的翻译过程中,“王茂荫”是屡经折腾,才被“验明正身”的。

《资本论》第1卷德文版于1867年问世。1930年,陈启修根据德文版并参照日文版翻译的《资本论》时,将原文“Wan-mao-in”译为“万卯寅”。陈启修对这个译名并无把握,所以在万卯寅名字之后再做了一条说明:我曾托友人到清史馆查此人的原名,现在还无结果,这里姑译为“万卯寅”,等将来查明时再改正罢。日译本译成“王猛殷”或“王孟尹”,那当然是因为日本人不知道中国人的罗马字拼音法的缘故,却也未免差得太远了。

这是已知最早的《资本论》中译本(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在此之前,第一个提到《资本论》的中国人是蔡尔康(1899年),第一个介绍《资本论》的是朱执信(1906年),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片断的是费天觉(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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