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
德致死大肠杆菌病源初步锁定为豆芽 工厂已关闭
中新社柏林6月5日电 (记者黄霜红)德国下萨克森州农业部长林德曼5日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产自该州的豆芽被初步认定为近来德国大面积传染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HEC病源。生产这些带菌豆芽的工厂目前已被关闭，待次日实验室检验结果揭晓后再行处理。
林德曼称，位于下萨克森俞尔岑(Uelzen)地区的一家企业生产18种芽类蔬菜，生产过程中种子被放在一个滚筒中，经喷洒38度的热水后种子发芽，这个温度同样适合其它菌类的生长。林德曼说，这些芽类在生长过程中没有使用肥料，很可能是发芽用的水产生了污染，或者是种子事先沾染细菌，在发芽的环境中迅速繁殖。
该企业的产品被许多餐厅用作沙拉原料。调查结果表明，许多病人在不同餐厅食用了含有该企业生产的豆芽沙拉之后患病。并且该企业亦有两名工作人员感染腹泻，其中一名被证实感染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由于目前还没有得到实验室的准确数据，联邦健康部没有证实这一结果。负责流行病预防及监督的罗伯特－考赫学院认为，在病源没有十分确定的情况下，建议民众继续放弃生吃蔬菜。
自五月初德国出现大面积EHEC病菌传染之后，该病菌首先在西班牙进口黄瓜上被发现，后被实验室证实黄瓜上病菌和致病病菌并非同一支。目前德国已知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患者近2千人，20死亡，627人感染上并发症血溶性尿毒症。
芽类蔬菜曾经有多次致病先例。1996年，小红萝卜芽曾经在日本引起一场严重的肠道传染病。当时感染大肠杆菌的患者有12600余人，但只对少数人造成血溶性尿毒症这样的致命并发症。(完)
德致死大肠杆菌病源初步锁定为豆芽 工厂已关闭
中新社柏林6月5日电 (记者黄霜红)德国下萨克森州农业部长林德曼5日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产自该州的豆芽被初步认定为近来德国大面积传染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HEC病源。生产这些带菌豆芽的工厂目前已被关闭，待次日实验室检验结果揭晓后再行处理。
林德曼称，位于下萨克森俞尔岑(Uelzen)地区的一家企业生产18种芽类蔬菜，生产过程中种子被放在一个滚筒中，经喷洒38度的热水后种子发芽，这个温度同样适合其它菌类的生长。林德曼说，这些芽类在生长过程中没有使用肥料，很可能是发芽用的水产生了污染，或者是种子事先沾染细菌，在发芽的环境中迅速繁殖。
该企业的产品被许多餐厅用作沙拉原料。调查结果表明，许多病人在不同餐厅食用了含有该企业生产的豆芽沙拉之后患病。并且该企业亦有两名工作人员感染腹泻，其中一名被证实感染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由于目前还没有得到实验室的准确数据，联邦健康部没有证实这一结果。负责流行病预防及监督的罗伯特－考赫学院认为，在病源没有十分确定的情况下，建议民众继续放弃生吃蔬菜。
自五月初德国出现大面积EHEC病菌传染之后，该病菌首先在西班牙进口黄瓜上被发现，后被实验室证实黄瓜上病菌和致病病菌并非同一支。目前德国已知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患者近2千人，20死亡，627人感染上并发症血溶性尿毒症。
芽类蔬菜曾经有多次致病先例。1996年，小红萝卜芽曾经在日本引起一场严重的肠道传染病。当时感染大肠杆菌的患者有12600余人，但只对少数人造成血溶性尿毒症这样的致命并发症。(完)
揭秘京沪高铁列车制造过程:每个零件实名到个人
目前，将于本月底开通运行的京沪高铁已经通过初步验收。近日，本报记者赴长春及青岛四方实地探访了京沪高铁动车的生产过程。生产线上的80后正作为生力军坚守在一线，他们克服种种考验，最终炼成了飞驰在京沪高铁上的CRH380A和CRH380B。□本报记者 郭铁流 刘春瑞 摄影报道
关键词：80后
王涛(化名)是长春轨道客车有限公司的一名接线工，负责列车的线路连接。每天早上5点多，他便要起床到单位行政办公区，乘坐班车前往生产车间，工作8小时后，再乘坐班车返回。
王涛今年25岁，两年前从学校毕业后，就来到这里工作。工厂内的工人大多数是与他年龄相当的80后。据了解，工厂会与一些学校签订人才定向培养协议，学生一毕业就可以来工厂工作。
列车生产中需要焊工、铆工、钳工、电工、木工、油工、机床工、调试工等。作业人员的级别分为首席制造师、高级技师、技师和高级工匠。
关键词：身体考验
在青岛四方机车厂车体加工车间，焊接工人穿着披风、头戴防护镜，并且穿着反射弧光的特制工作服。
在车体另一端，一部分工人正在打磨车体，他们也身着工服，头戴面具。“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飞溅的金属末进入眼睛。”一位工人说。
此外，涂装工人和油漆打交道，油漆有腐蚀性而且气味大，他们需要全身严裹，戴口罩；粘接密封工序对环境要求较高，需要长时间温湿度保持一致，夏季及冬季在环境控制方面难度较大；接线工序中，线束纷繁复杂，操作者要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并在有限的空间里保持同一姿势，身体备受考验。
关键词：实名制
在列车底部，每颗螺丝上都划有一条线。有的管道上附有一张信息卡，上面写着人名。工作人员解释说，列车上每个零部件都落实到人。螺丝上的线是为以后检修做准备的。列车试运行一段时间后，检修时，如果螺丝上的线不在一条线上，就说明这颗螺丝拧的不合格。
■ 生产进程
截至5月底，青岛四方已经交付了40列8节编组的CRH380A，到京沪高铁正式开通时，将交付20列以上16节编组的列车，目前已交付11列。这些列车交付给铁道部统一调配，不一定全用在京沪高铁上。长客在6月17日前将交付42列，其中20列配属上海局、12列配属济南局、10列配属北京局。
数说CRH380B
76节
在长春轨道客车生产基地总装车间，可以容纳76节车厢同时进行组装。
110多天
京沪高铁动车有8和16编组两种，从零部件的组装到一辆16编组的成品车的完成，需要110多天。
780余道工序
大的制造阶段包括车体加工、涂装、装配、落车、单车调试、整列调试等约780余道工序，包含如焊接、涂装、粘接及密封、接线等特殊工序。
1米/秒
由于动车组列车焊接要求高，焊接时的风速不能高于每秒1米，因此厂房内不能使用风扇等降温设备。
5700多个
工作人员须经过严格的培训和考试才能持证上岗。截至5月底，长客股份公司累计颁发CRH380动车组关键工序上岗证5700多个。
科学家欲改造撒哈拉沙漠 变成世界级太阳能电厂
撒哈拉太阳能工程示意图
阿尔及利亚和日本大学正在联合进行撒哈拉沙漠太阳能项目，计划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沙漠转变成一个太阳能发电站的聚集地，希望到2050年，这里生产的电流可以满足半个世界的需要。
在这个项目的开始阶段，他们打算在撒哈拉沙漠先建一座硅生产厂，把沙子里的硅石加工成纯度很高的硅，用来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然后再用这些太阳能电池板建太阳能发电站，电站产生的电流可供人们建设更多硅生产厂，有更多硅生产厂就能制造更多太阳能电池板，从而产生更多电。日本科研组领导者、东京大学的理沼秀臣(Hideomi Koinuma)表示，虽然以前从没人把沙漠里的沙子作为高纯度硅的来源，但它显然是这方面的不二之选，利用它一定会生产出纯度很高的硅。
理沼秀臣表示，太阳能发电站生产的能量通过高温超导体，将以直流电的形式发送出去，这一过程比利用交流电形式进行传输更有效。据他设想，一个大型超冷高压直流电网至少能把一千亿瓦电流输送到500公里以外的地方。他表示，即使这种电网需要利用液氮进行制冷，它仍具有成本竞争优势。高温超导体在大约零下24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运行。
沙哈拉沙漠太阳能项目(理沼秀臣将其戏称为超级阿波罗项目)将作为全球问题国际研究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由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和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联合进行。不过要想取得成功，该科研组首先必须克服很多问题，其中包括频繁发生的沙尘暴、利用液氮冷却电缆和把它们掩埋在沙子下面，尽量减小它们的温度变化。
这项研究的最初目标是集中精力克服可能的挑战和证明该项目的可行性。培训非洲工程师和科学家参与这个项目的研发工作，也是它的一大目标。另一个旨在利用撒哈拉沙漠的太阳能的项目，在去年开始进行。Desertec基金会打算利用无需超导体的高压直流输电线输电，在2050年满足欧洲15%的电流需要。(孝文)
问题塑料奶瓶枣庄仍有售 不少家长选择玻璃奶瓶
欧盟禁止生产含有双酚A的塑料奶瓶后，我国卫生部也拟于6月1日起，禁止双酚A用于婴幼儿食品容器生产和进口，同时自9月1日起禁止销售含双酚A的婴幼儿食品容器。2日，记者走访枣庄多家孕婴店并未发现PC材质奶瓶，但在一些商场超市货架上仍然可以看到。
2日，在枣庄的多家商场、超市和孕婴店，记者看到货架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奶瓶，材质上有玻璃、塑料的。塑料的又分为PC、PP和PES，而此次禁令主要针对的是PC材料制品。据了解，双酚A为制造PC塑料的不可或缺的添加材料，PC材质的容器在加热后可能会释放出双酚A，而PC材质又是奶瓶的主流材质之一。在高温条件下可能会释放出来，导致内分泌失调，诱导婴幼儿性早熟。
记者发现，在振兴路、文化路等孕婴专卖店，已没有PC塑料奶瓶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玻璃奶瓶和PP、PES塑料奶瓶。记者在振兴路一孕婴店看到大部门都是PP的，也有PET的，但是价格稍贵。一家孕婴店的主管说，他们店以前卖PC的，很多人买，也便宜。但是当媒体对双酚A报道后，我们就把PC奶瓶下架，全部收到仓库，现在仅有玻璃奶瓶和其他PP、PET材质的塑料奶瓶，这些都不含双酚A。
在龙头路一家超市，仍然还有爱得利的PC奶瓶，上面没有标示是否含有双酚A。超市销售人员说，她们还没有接到PC奶瓶的下架通知，而且记者看到在奶瓶区则是只有PC材质的，玻璃的只有几个，售货员对是否含双酚A的询问全然不知，而且反映说一直卖的就是这些，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在光明路一家超市里，记者看到货架上有PC奶瓶，商场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现在只是禁止生产，等9月1日才禁止出售，因此就没有下架，“现在只是以前的库存，卖完之后就不再进货了。”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多数认为玻璃奶瓶更安全，据一超市售货员介绍，孩子年龄较小的家长大都选择玻璃制奶瓶，在超市购物的刘女士说，她的孩子快三岁了，已经用过五六个奶瓶了，都是选择玻璃的。她认为塑料制品可以细分许多种，具体哪种含有有毒物质并不清楚，还是用玻璃制的放心。(黄永菲)
瘦肉精事件事发公司将复工生产(图)
记者昨日在双汇集团漯河公司的生产车间看到，生产线已全部开足马力。
本报漯河讯“5位年轻副总通过激烈角逐脱颖而出，今天已经走马上任。”昨日下午，记者从双汇集团总部获悉，集团高层管理团队近日进行了大幅度调整，“瘦肉精”事件的发生地、集团子公司——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近日也将恢复生产经营。
□首席记者 刘广超 文图
5名新副总上岗3个职位是新设
5月26日，经过竞聘，李骏、李红伟、王登峰、宋保国、刘金涛5人脱颖而出，被分别任命为主管生产、食品安全、管理、市场信息、公共关系的副总经理。其中，食品安全、市场信息和公共关系的副总是新设职位。
昨日，双汇集团党委书记杜俊甫告诉记者，这5名新聘任的集团高管平均年龄不超过40岁，目前已正式走马上任。
据双汇集团内部人士透露，此次人事调整有两点最引人关注：一是专门设立主管食品安全的副总经理一职，把食品安全放在企业发展首位；二是引进文化型公共关系高管，建立适应社会形势的企业文化、品牌建设和公共关系体系。
据悉，在5名新高管中，4名原是集团中高层管理人员，公共关系副总经理刘金涛则是“新鲜血液”。
济源子公司将于近日恢复生产
昨日在双汇集团漯河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生产线已全部开足马力。“我们集团旗下的子公司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将在一周内复工生产。”双汇一名高层向记者透露。据介绍，双汇集团新组建的高管团队也将在复工仪式上亮相。
“济源子公司近日恢复生产后，将对‘瘦肉精’全部由抽检改为‘头头检’，每天都将邀请消费者前去多方位监督和挑刺。”昨日双汇一高层告诉记者。
销售额正在恢复性快速增长
“5月份的销售额与去年同期相比，目前已接近80%，7月份有望基本恢复正常。”双汇高层表示，目前集团的销售情况逐步向好，市场处于恢复性快速增长阶段。
据介绍，瘦肉精事件曝光以来，双汇每天都邀请消费者到加工厂参观，还花费250多万元从美国引进了国际最先进的检验设备，可重点针对瘦肉精、食品添加剂、防腐剂、着色剂、三聚氰胺、苏丹红等进行有效检测，同时建立了食品安全举报制度和食品安全奖励基金制度，引入“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作为独立监督机构作为第三方监测。
双汇掌门人万隆表示，该集团还将加大在养殖业的投入力度，保证对上游生猪资源的安全控制。
电动车国标为时速不超20公里 10余年未曾修改
昨日，通州新华联小区，市民骑着电动自行车在马路上行驶。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本报讯 遍布大街小巷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再起纷争。据公安部、工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近期下发的《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的通知》显示，“时速不超过20公里、整车质量(重量)不大于40公斤”为电动自行车的及格线，不符合该标准的均为超标车，禁止生产、销售、上路。
在销电动自行车多超标
“时速不超过20公里、整车质量(重量)不大于40公斤”即电动自行车国标(1999年《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中的规定。由于电动自行车国标10余年未曾修改，而生产厂家早已超标成风，因此市面上的在销电动自行车多为超标车。
2009年10月“电摩国标”出台时，因其技术指标与电动自行车无缝对接，也以“20公里、40公斤”为起点，曾引发两标之争。后国家标准委员会叫停“电摩国标”，但超标电动自行车该何去何从，相关部门并未表态。
淘汰应设过渡期限
此番四部委联合发文，首次明确电动自行车的生产、销售、使用仍须遵循制定于1999年的国标，违禁者将受到停业整顿、取消生产许可资格、吊销企业营业执照等处罚。
《通知》写明，百姓手中目前在用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各地公安、工业和信息化、工商、质检部门，应“本着平稳过渡原则，通过以旧换新、折价回购、发放报废补贴等方式，鼓励群众主动置换和报废”，各地政府应设定超标电动自行车的过渡期限，限期淘汰超标车。
《通知》虽已下发月余，可昨日，10多个门店的销售人员都表示所售车辆时速均超20公里。而市民手中的超标车如何换购为“合标”车辆？截至目前北京工商、工信、质检、交管等部门也未发布相关通知。
■ 影响
北京暂未发布“禁电令”
下月6日起深圳将推“禁电令”，违禁者将罚款200元
据深圳交通管理部门消息，下月6日起，深圳将推行“禁电令”，除光明、坪山两区及龙岗部分街道外，其他地区电动自行车禁入，违禁者处200元罚款。
《通知》已出台，北京会不会也禁止超标电动车上路？相关职能部门暂未发布任何消息。朝阳一名交警表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常陷入处置纠纷，“无论是跟机动车相撞，还是撞了行人，对方都认为电动自行车已不是非机动车，因为不符合国家标准。”
昨日，双井家乐福门前，一名张姓男子锁好一辆酷似摩托车的无牌电动车，“买两年了，一直没上牌。超不超标、上不上牌不重要，因为从来没被交警查过；锁好了、别丢了才重要。”他说，如果采取换购、回购或发放补贴等办法回收，他会配合。
但如果强行禁止，他还是会骑车上路，“现在不让骑，当初为什么允许卖？北京这么堵，早上送孩子上学，两轮电动车比四轮机动车管用。”
■ 分析
电动自行车为何多超标？
电池快速升级，“国标”10年未修改
昨日，记者走访了东城、朝阳10余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发现在销电动自行车时速多在30公里至40公里之间，有的大功率，即时速大于等于40公里的电动自行车外观与摩托车几乎没有区别。
各款式电动自行车所用电池绝大多数都是36V/10AH、48V/10AH以至于64V/10AH等型号。据了解，所有使用上述型号电池的均为超标车。
清华大学教授马贵龙曾参与1999年电动自行车国标制定。据其介绍，当年，使用者对电动自行车的行驶里程需求，往返只须10公里，“体重40公斤，时速低于20公里”———电动自行车国标由此出台。
但符合“20公里、40公斤”国标，电动车必须使用24V/10AH铅酸电池，而该款电池往返里程数只有10公里。随着城市化进程，使用者对里程数需求不断提高。因此，电池型号从往返10公里的24V/10AH铅酸电池，快速升级到24V/10AH、36V/10AH等型号。市场需求变了，生产参数变了，可电动自行车国标却10余年未修改。
■ 追访
“时速限制应提至30公里”
中国自行车协会助力车委员会表示，行业内部已达成共识
昨日，中国自行车协会助力车委员会主任委员陆金龙表示，该协会拟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基于市场对电动自行车行驶里程数的需求，电动自行车的最高时速限制由目前的20公里提至30公里。
“行业内部已达成共识，时速不再是重修国标的障碍。四部委发文，对电动自行车行业是好事，厂家确实应该提高产品技术标准，让电动自行车更环保更安全。”陆金龙说。
“如果国标早出台，不会出现现在的局面，超标电动自行车风行、产品质量良莠不齐。”一名电动自行车厂家负责人说，国标之所以10余年未修改，“就是因为存在时速障碍，行业内部有矛盾。一派主张‘轻摩化’，想让电动自行车跑得更快；一派认为电动自行车毕竟是自行车，不能向摩托车方向发展”。
他表示，四部委《通知》出台后，行业内部终于达成了时速共识，“希望这回能尽快出台新国标。作为厂家，我们当然不愿意违法生产”。
与一年前的“两标之争”相比，这次面对四部委的《通知》，电动自行车企业普遍表现得缄默。
“两标之争，背后有利益集团博弈的影子。四部委发文件，前提是电动自行车导致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突出。”该负责人表示，现在已有不少电动自行车厂家准备上摩托车生产线，“如果新国标没采用30公里时速标准，还是20公里，估计会有不少企业转行。”
电动自行车“风云录”
● 1995年
第一辆电动自行车走出清华大学实验室。
● 2002年
7月31日 北京“禁电”：电动自行车临时牌证有效期截至2005年12月31日，期满后不再核发、换发并禁止上路。
● 2003年6月
福州、珠海、海南等多地相继“封杀”电动自行车。
● 2004年5月1日
《道交法》实施，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划入非机动车范畴。
● 2005年
12月31日 北京取消“禁电”，执行目录管理制度，列入目录车辆核发牌证。
● 2009年10月
“电摩国标”颁布，拟于2010年1月实施，因技术指标与电动自行车无缝对接，引发两标之争(电摩国标与电动自行车国标)。
● 2009年
12月16日 国家标准委员会发文，“电摩国标”暂缓实施，两标之争暂时平息。
● 2011年3月18日
公安部、工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四部委联合发文，超标电动自行车禁止生产、禁止上路。
● 2011年5月
深圳等地出台“禁电令”，骑电动自行车进入限行区域罚款200元。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王姝
中国六十年化肥用量增百倍 毒物质危及食品安全
“科学认识植物生长调节剂”、“规范使用无害健康”、“已纳入农药严格监管”……
无论专家如何解释和安抚，近日“裂瓜”事件中的“膨大剂”三个字，已让不少消费者今夏吃西瓜“望大生畏”。但令人不安的又何止一个什么“剂”?
“不管有没有害，为什么要用它?”这句颇有代表性的疑问，实际上是在指向一个根本性的、农业生产方式的问题。
记者近日获悉，目前我国化肥的平均施用量是发达国家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2倍，但平均利用率仅40%左右；
裂瓜”事件中的“膨大剂”，让不少消费者今夏吃西瓜“望大生畏”
我国农药年产约170万吨，平均18亿亩农田每亩需要近两斤；
我国每年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于土壤中，残膜率达40%……
这些化学合成物质不仅污染了耕地、水等农业之本，还严重威胁到食品安全。
不使用大量的外部资源就成功地保持了土壤肥力和健康。这是一百年前西方农学家发现的中国农业最令人称奇之处。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农业正在工业化之路上被大化肥、大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等裹挟着一路狂奔。
如今我们已深陷食品安全困境不得自拔。专家提醒，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
年约50万吨农膜残留于土壤
对“白色污染”问题，人们往往较关注城市中一次性塑料餐盒及购物袋等的使用与回收。但记者获悉，目前我国每年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于土壤中，残膜率达40%。农膜在农业生产中的大量使用而并不考虑其降解问题，令我国生态环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加速了耕地的“死亡”。
“我实地考察过几十个国家，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大张旗鼓地推广、应用农膜，弄得全国山河一片‘白’。”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如是说。
长期致力于退化生态系统与退化农田修复的蒋高明，日前对记者讲起他在一些农村看到的几乎被清一白色塑料膜覆盖的农田、山坡的景象时，用“白色恐怖”来形容。
据蒋高明介绍，大量残留在土壤里的农膜，在15-20厘米土层形成不易透水、透气的难耕作层。而最关键的是它没办法降解。有人研究了其寿命后得出结论:大概要7代人、140多年还降解不掉。
令人担忧的还有，在降解农膜的过程中，会有致癌物二恶英排放到空气中。比如有些勤快的农民将农膜从田里拣出来后就地焚烧，看似干净了，实际上低温燃烧排放的剧毒二恶英进入了农民身体和大气中，成为难以除掉的恶性污染物。
在蒋高明看来，农膜是现代农业最垃圾的发明。人们利用它得到一部分增产后产生依赖。在脱离了传统锄地做法，不用有机肥、秸秆等养地，覆盖一层农膜就实现了保温、保水、除草、杀虫等目的，表面看是再好不过的事，但实际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是在加速耕地“死亡”，无异于“杀鸡取卵”。
60年间化肥施用量增长100倍
记者被告知，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短短几十年，我国耕地肥力出现了明显下降，全国土壤有机质平均不到1%。而与此同时，我国化肥用量及其增长速度也令人吃惊。
据蒋高明介绍，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225千克/公顷，但目前我国农用化肥单位面积平均施用量达到434.3千克/公顷，是安全上限的1.93倍。
从其提供的我国化肥平均施用量变化图上看出，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一公顷(15亩)土地施用化肥8斤多，现在是868斤。以百倍速度增加。
“但这些化肥的利用率仅为40%左右。没用完，都变成了污染。”蒋高明说。
还有一个数字让蒋高明耿耿于怀:我国工厂化养殖动物每年产生27亿吨动物粪便，约为工业固体废料的3.5倍。但因养殖业与种植业分离等原因，这些本可成为很好肥料的动物粪便并未用到应该用的地方。结果一方面造成农田面源污染，一方面大量制造化肥。两者都因趋利，受害的是耕地与消费者。蒋高明说。
关于农药，蒋高明掌握的数据是:我国农药的平均施用量13.4千克/公顷，其中有60%至70%残留在土壤中；2008年我国农药总产量173万吨，平均每亩施加1.92斤农药。
蒋高明的农药年施用总量动态变化图显示，1990年农药施用总量约为70万吨，20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170多万吨。
其实，即使没有化肥农药等造成的直接污染，工矿企业废水污灌等对耕地的间接污染已经使之不堪重负。有关方面数据显示，我国因污水灌溉而遭受污染的耕地达3250万亩。目前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其中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受到严重污染。
官方也承认目前我国土地尤其是耕地污染非常严重。据调查，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几乎占到了中国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为此有识之士呼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仅仅是守住其数量，还要守住其健康、洁净之“红线”。
工业化农业危及食品安全
在蒋高明看来，农业依赖大量化学物质投入堪称所谓现代农业的突出特点，危害甚多，不可持续。它不仅需要开采大量矿山、石油等，使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加剧，大量化学品被投入耕地，造成耕地污染后，不利于植物生长，导致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但危害绝不仅于此，耕地污染还严重威胁到食品、粮食安全。”
蒋高明说，“绕一个圈子，耕地中的有毒物质最终要回到人体安营扎寨。”因为有毒物质被植物吸收积累后，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并继续在人体内聚集。最终引发各种疾病。前不久报道的“镉米”就是例子。
当“锄禾日当午”式的传统耕作方式被取代，农药、化肥、除草剂、添加剂、农膜等成为现代农业的“常规武器”时，蒋高明认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方式出现了严重问题”。“工业化农业已经大大动摇了我们的农业之本。”
当引起西瓜“爆炸”的膨大剂被公众知晓后，人们困惑的是“为什么要用它”，因为很显然，此举是违背植物生长规律的。
但类似的违背自然规律的现象在农业生产中比比皆是，正像蒋高明所列举:反季节果蔬生产，加剧了农产品中的药物残留；动物“速成班”将鸡、鸭、鹅等禽类的生命周期缩短至28-45天，猪缩短至2.5-4个月。“这些严重违背生物学规律的种植和养殖模式大量泛滥，令各种农药、激素和添加剂充斥城乡食品。”
有种说法，不如此我们就要挨饿，我们的粮食安全会出问题。蒋高明认为，保持目前粮食产量，就农药化肥而言，施用量减半足矣。
人们困惑:我们的食品之源——初级农产品，已经在生产中经受了如此化学化、工业化的“洗礼”，怎敢再在食品加工、运输或保存中不加节制地添加各种化学制剂甚至是非食用的有毒有害物质?我们究竟要往何处去?
巴西利用甘蔗乙醇生产塑料 可替代大量石化原料
塑料是现代经济、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不可或缺的原料，人们天天与塑料制品接触、为伴。塑料传统上是由化石矿产，即石油和天然气为原料制造的。全世界每年塑料产量是1.5亿吨，其中99%是用化石燃料制造的，所用石油、天然气占全世界年消费总量的7%。
塑料生产越来越绿色
随着化石燃料的不可再生性及对环境的污染日益为人们所了解和认识，以及一些以生物物质制造的燃料已经部分替代化石燃料，如甘蔗乙醇、玉米乙醇、生物柴油等，长期以来，科研技术人员一直在探讨，能否用生物材料，即可再生物质，替代化石燃料进行塑料生产。
用生物物质替代化石燃料，具有环保、原料成本低廉等优越性，但为实现这些优越性，须考虑几个因素，一是生物物质的丰富性，二是易于收集，三是廉价。
近年来，一些国家的科研工作者在以生物物质替代化石燃料制造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并取得进展。他们主要利用非食品类生物物质，通过其分解过程中产生的糖制造乙醇，再用乙醇生产生物聚乙烯。这些非食品类生物物质包括草、速生树林，或者食物和农作物废弃物产生的可再生生物物质等，巴西一所大学的科研人员还尝试使用芒果核提炼乙醇。但目前这些实验还仅限于实验室，没有形成规模化生产。原因大概是原料的丰富性不够或者收集、运输等不太方便。
巴西甘蔗变塑料的实践
巴西具有长期发展甘蔗乙醇业的经验，目前全国甘蔗种植面积约800万公顷到850万公顷，占全国可耕地的约2%，年产量约260亿升，不仅替代了大量化石燃料，也为进一步发掘其潜在环保效益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巴西Braskem石化公司是美洲第三、全球10大强石化企业之一，近年来努力开发高新、环保技术。BRASKEM的创新与技术研发人员于2005年加强研究用甘蔗乙醇生产乙烯，以生产100%绿色、来自可再生物质的聚乙烯。去年9月，经过长期努力，巴西首家以甘蔗乙醇为原料生产聚乙烯的工厂在南大河州投产。该项目投资5亿雷亚尔，年产以甘蔗乙醇为原料的聚乙烯20万吨，其原料的100%可再生性获得国际实验室Beta实验室的认证。这是全世界首次以可再生生物物质为原料的塑料商业性生产。
据介绍，新投产的以甘蔗乙醇为原料生产的聚乙烯，通过加温、脱水、提纯、压缩、清洗、浓缩等工序，制造出聚乙烯，被称作“绿色塑料”，具有巨大的环保效益，生产1吨甘蔗乙醇聚乙烯，相当于消除大气中2.5吨二氧化碳。BRASKEM总裁贝尔纳多·格拉丁说，这种绿色塑料实际上是通过甘蔗的光合作用，用从大气中捕捉到的碳制造的。生物聚乙烯具有相当于常规聚乙烯的特性，可作多种用途，包括制造电影胶片、食品包装材料、玩具、汽车油箱、内饰等，具有广泛的工业用途。巴西前总统卢拉在该工厂投产仪式上强调，这是巴西用自己的科研人员、自己的工人、自己的技术、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出的奇迹。
从去年开始，BRASKEM与一系列国内外客户建立了供应绿色聚乙烯的关系，这些客户均确立了以可持续发展为主轴的市场战略。这些客户有：利乐中国、丰田通商、资生堂、富士、强生公司、宝洁公司等。产品用于个人卫生用品、家庭保洁用品、食品包装、玩具、家庭器具等。
此外，去年10月，BRASKEM又宣布，将建设一座绿色聚丙烯工厂，生产以甘蔗乙醇为原料的聚丙烯，其强度、刚性和透明性都好于聚乙烯。2011年，该企业将完成聚丙烯工厂的基础工程论证开始实施该项目，预计2013年下半年投产，投资1亿美元，生产能力为年产3万吨。
巴西充分发挥其土地资源充足、气候条件适宜、有长期种植甘蔗的历史和开发甘蔗生物能源的经验，在甘蔗乙醇的基础上，开发出可再生的聚乙烯、聚丙烯，既填补了科研空白，又保护和促进了环境清洁。
为什么在国外，“五一”能融入民俗呢？
90多年弹指一挥间，“五一”的观念在不断变化中，它给不同年代的人们留下不同的概念和记忆。
1918年，在进步知识分子的大力推介下，“五一”第一次进入国人视野。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九江、唐山等工业城市，第一次举办了庆祝“五一”的群众活动，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这标志着“五一”观念在中国生根发芽。
有趣的是，我们所理解的“五一”与“五一”初衷，从一开始便存有差异。
“五一”源于工人阶级争取合法权益，它与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劳动条件、平等政治表达等具体要求紧密相连，而在中国，则以“劳动创造世界”、“劳工神圣”等政治理想为内核。
90多年弹指一挥间，“五一”的观念在不断变化中：对于60多岁的人而言，它是神圣；对于50多岁的人而言，它是节日；对于40多岁的人而言，它是活动；对于30多岁的人而言，它是长假……
这本观念史的大书，写尽了时代变迁的苍凉与感慨，让我们难以释手。
学者高巍：
“五一”为何没能融入民俗
“五一”尚未融入民俗，因为它是个政治性节日，而非民俗节日。民俗节日源于人们本能的需求，自下而上发展而成，而政治性节日往往自上而下，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但容易随时代潮流的变迁而变迁。
以我姑姑为例，她十一二岁不得不去学徒，没受到良好的教育，解放后，她进了北京针织总厂，刚去时吓了一跳，厂里有宽大的林阴道、工人图书馆、哺乳室、休息室等，“五一”对她来说，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自豪感。而到我工作时，印象中每到“五一”，街道的大爷大妈便开始巡逻，所以我观念中的“五一”，和父辈完全不同。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可这些体制外的人很难参与到“五一”活动中，更别说得劳动奖章了，所有人乐意参与才是民俗，“五一”离自由职业者们越来越远，这使其更难民俗化。
为什么在国外，“五一”能融入民俗呢？
“五一”源于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劳动条件等，在今天，这些目标都已实现，但作为人类争取平等权利、建设美好政治的里程碑，“五一”已深深地嵌入其文化之中。因为我们是人类，我们天然有拓展自由之路的责任和义务，从这个角度看，“五一”精神永存，对于权利被侵害、被忽视的人们来说，它仍有意义。
相比之下，我们尚未找到这样的立足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的“五一”观念一直在变迁。在今天，“五一”有融入民俗的契机，即倡导“劳动光荣”、“劳动创造财富”，这既符合我们民族的传统，也适应时代需要。
但问题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劳动创造财富”的观念能否经得起现实考验？毕竟，还有少数腐败分子不劳而获，还有既得利益者靠垄断盘剥，还有投机者利用价格波动得到收益。如果炒买炒卖赚的钱比努力工作多，如果埋头打工却看不清方向，那么，这个观念就不易被接受。
“五一”没能融入民俗，很多人认为是缺乏好的形式，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形式不是万能的，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也要相应地做出调整，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好的形式。只强调形式，不调整生产关系，意义不大。而调整生产关系，就要从制度设计入手。
“五一”要融入民俗，必须和人性的根本需求结合起来，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结合起来。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一代人都无法完成，这需要一切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们的共同努力。
陈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