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kexue.com)讯 现如今相信多数孩子放暑假都会宅在家中上网，过度的上网不仅对孩子们视力有影响，更重要的这可能会导致脑萎缩。

　　中国及美国专家发表研究报告，警告过度上网可能导致青少年脑部出现变异，令大脑皮层中负责处理情绪、语言、视觉、听觉等功能的灰质萎缩，长远影响集中力、记忆力、决策力甚至定立目标的能力，也会削弱青少年的克制能力，容易导致不当行为。

　　专家估计，中国约有2400万名青少年上网成瘾，有关研究也以中国大学生为对象。来自北京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科学研究院和美国佛罗里达州大学等的研究人员，先以一份国际公认、由8条是非题组成的问卷，找出18名上网成瘾的19岁大学生，他们平均每週上网6。3天、每天花8至13小时（平均10。2小时）玩网上游戏，全部都没有滥药习惯。另外18名每天上网少于2小时、没有上网成瘾的同龄大学生则为对照组。

　　研究人员为两批学生分别进行脑部磁力共振扫瞄（MRI）比较，结果发现，上网成瘾者大脑的灰质均出现萎缩，而且上瘾时间愈长，灰质萎缩得愈严重。此外，大脑内部负责传递信息的白质也出现改变。研究人员称，这些脑部结构变异是由上网成瘾所导致，会令青少年认知功能出现缺陷，更容易对互联网产生依赖，甚至出现长期功能障碍。

　　(科学网kexue.com 乔尔)

近日，一起某艺术院校8名高一学生因数门学科分数不达标，被校方要求劝退而相约服药自杀的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事件的发生让人倍感震惊，也痛心不已。然而痛定思痛，此事折射出的艺术教育隐忧，更值得所有人深刻反思。

应该说，这起事件中学校、学生、家长都负有一定责任，但学校的责任更大。毕竟学校的职责是教书育人，而不是简单地进行“优胜劣汰”，面对差生又岂能“一退了之”？“试读制”是本起事件中学校劝退学生的“执法”依据。该艺术院校在《学生手册》中规定，高中一年级为“试读年”，学习成绩不合格者就会被直接要求退学。据说这种“试读制”的做法是大多数专业艺术类中学通行的“潜规则”，目的是督促艺术类学生重视文化课学习。然而深思这种“试读制”就会发现，其中不免也掺杂着一些功利性因素，透露出某些艺术教育机构存在的弊端——盲目扩招和“唯升学率”是举。近年来随着艺术类高考的持续“高烧”不退，为谋取经济利益，有些中等艺术学校一味扩招，这其中难免会降格以求，一些文化底子较薄的学生得以“侥幸”入学。但是在“升学率为王”思想的驱动下，一些艺术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又不得不淘汰文化课较差的学生，鉴于此，牺牲差生也就成了“理所当然”，殊不知这已严重背离了艺术教育的本质。

艺术教育的本质究竟为何？培养优秀的专业艺术人才无疑是题中要义。在人们的认识中，优秀的专业艺术人才应该既具有出众的艺术专业素质，又具有完备的文化修养。无可质疑，对于学生来讲文化素质固然必不可少，但是艺术教育却有其特殊性，专业能力才是艺术院校学生的安身立命之本，这也决定了艺术类院校与普通高校的教育责任必然有所不同。然而当下艺术类高考中，文化课成绩却被放在了绝对重要的位置，在“唯升学率”的影响下，文化课成了很多有艺术才华的学生进入高等艺术院校的“拦路虎”。早在2004年底，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丹青因“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而辞职的事件就震动了中国艺术教育界，也引起了艺术教育应该更注重专业课还是文化课的大讨论。

在笔者看来，从本质上讲艺术教育毕竟不是通才教育，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文化课的过于苛责可能会导致扭曲和偏离艺术教育的功能和原则，这也必然会对期待接受艺术教育的主体产生不良影响。美国艺术教育家罗恩菲德曾说：“在艺术教学中，艺术只是一种达到目标的方法，而不是目标。”而放眼现实生活，越来越多的考生因学校、家长施予的升学压力，不得不选择从艺之路，考取艺术院校被当作某些学生上大学的一个捷径和跳板。这也使得很多具有艺术梦想的孩子因为文化课成绩不如意不得不早早远离艺术，而文化课成绩相对其他考试偏低的录取分数却又让很多本来就无心艺术却想进入大学的孩子进入了这个专业，其专业素养不免大打折扣。这种选择的结果直接导致严重的艺术教育资源浪费，长此以往，必将对高端专业艺术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产生不利影响。

笔者以为，鉴于艺术教育的特殊性，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艺术类考生给以更多的宽容，让“偏才”的学生也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亡羊补牢，为时未晚。”针对以上事件，希望相关教育部门、学校，采取有效措施，慎重对待，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莫让所谓的“潜规则”伤害艺术教育的本真，成为艺术教育之殇。而对于学生来说，亦要反思自己的行为，调整好心态，毕竟“退学”不是世界末日，不上艺术类学校也并不意味着从此与艺术“无缘”，要知道，很多艺术大师也并非出自专业院校，他们凭着自己的执著和对艺术的热爱，拥有了自己的一片碧海蓝天。作者：王春梅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美国和加拿大科学家的最新研究发现，体罚会降低儿童的情商，并且削弱儿童自制力，导致他们的行为表现更加糟糕。

　　美国和加拿大科学家是通过对西非两所学校中的63名5-6岁儿童进行测试得出这一结论的。其中一所学校对违规学生实行体罚，另外一所则采用非体罚措施管理学生，所有的孩子生活的地区和家庭背景都大致相同。研究人员通过让这些孩子完成一系列任务测试其行为能力。

　　研究结果显示，长期受到体罚的学生行为能力明显不如未受过体罚的学生。这表明严酷的体罚可能损害儿童的表达能力和行为能力，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儿童的情商会受到负面影响。

　　研究人员称，体罚能使儿童迅速服从，但不能使他们明确理解规则和标准，所以可能导致儿童的自制力随年龄增长降低。体罚并不能教会儿童适当的行为，也无助于改善他们的学习。

　　科学家正进一步研究长期处于体罚环境是否会造成儿童形成说谎等不良习惯。
 

无论哪个阶段，中国教育目前都应该从扩大规模走向提高质量。在其中要重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把学生当作所有教育过程的核心。这是前不久在“北京2011年教育督导评价国际研讨会”上，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和中国的20余位教育督导主管、行政官员、高校学者和中小学校校长会诊中国现代学校后，提出的主要观点。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建设现代学校制度，但是现代学校制度并没有统一标准，参会的教育专家就各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其中“人”的主体作用成为各国专家最推崇的要素。

意大利教育部伦巴第大区教育厅厅长朱塞佩·科罗斯奥认为，现代教育要将学习主体的责任感和独立性视为塑造知识和能力的核心要素，并认为这种转型“可以说是一场当代的‘哥白尼革命’”。

“教育已经扩展到网络当中，更关注学生的才干与技能。”朱塞佩·科罗斯奥理想中的课堂应该是开放性和互动的，课堂的中心不是教师和理论知识，而是能在交往中学会学习的独立的学生个体。他提出，“要以促进个体的独特性为目标构建未来的学校。”

“将学生培养成充满个性的完整的人，强调学生是所有教育过程的中心”也是新加坡教育改革的目标。新加坡教育部在1997年提出了建设“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TSLN）的理念。这一理念包含这样几个层面的涵义：善于学习和思考的国家、勇于迎接未来挑战的国民、满足21世纪需要的教育体系等。为此，新加坡教育部要求学校能够以“全人教育”为办学理念，赋予学生适应21世纪竞争的多种能力。

“只有教育情境中的教师，而非学校的层次和办学水平，才可以真正对学生产生最具效力的教育影响。”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教育效能教授大卫·雷诺兹发现，教师或者课堂对学生成就产生的影响都要四到五倍地高于所在学校产生的影响，所以对现代学校而言“优化教师以及课堂内部的组织结构要比学校层面的机构改革重要得多。”

在大卫·雷诺兹看来，中国教育应该从扩大规模走向提高质量，并建议中国的现代学校建设可以借鉴学校效能、教师效能、学校改进以及认知神经科学四种理论。

赋予学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由学校进行自主管理，则成为各国现代学校建设的另一要素。

“传统的学校效能理论更侧重于‘收紧’对学校的过程控制，我们更强调对学校办学过程的‘放权’，要‘收紧’的则是对办学过程所依据的体制性因素的控制。 ”大卫·雷诺兹强调。

新加坡教育部赋予学校领导更大的办学自主权，使其在具体管理工作中能够形成学校的多样化目标，旨在改进每所学校的教育质量。日本学校评价体系以每所学校的“自我评价”为基准，学校自评的内容及方式由各校自行认定或由当地教育委员会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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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两词早已从词形和词义上融为一体（“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被看作一事两名。依此，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1960）中将1917到1921这五年笼统称作“五四时代”，并划为两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一些新起的知识分子全力以他们的思想来感召学生和青年。在第二个阶段，学生们便成为主力，发动对中国某些传统和守旧主义的全面攻击。于是活动范围超出纯粹思想界以外。”如此，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就成了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溢出“文化”容器而向“政治”领域的漫溢，新文化导师们的思想变成了其年轻弟子们的行动。

可“有些人主张‘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两回事，彼此没有多少关联，认为‘五四运动’并不是由新文化运动直接触发的，而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大体上说来也不曾领导过甚至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这派人只承认新文化运动也许略为便利了‘五四运动’的推行，而‘五四运动’则帮助了新文化运动的加强和扩展”；“另有一派人，他们承认‘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有密切关系，却不认为‘五四运动’一词应包括新文化运动，因为新文化运动是独立存在的。持这种看法的，主要包括胡适及其他某些学者。基本上，胡适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场学生爱国运动，但他强调当时文化活动的重要性，而不是那种种社会的和政治的活动。他采纳孙文的看法，认为‘五四’学生运动与当时的文学思想运动有密切关系”。针对上述观点，周策纵重申“‘五四运动’一词的范畴应包括新文化运动”，“分开就两者都无法说明，更无法了解这一时代”，“决不能个别单独说明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整体或主流”。

他只引述了胡适早年的看法，而晚年的胡适则直言不讳：“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视角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为一个政治运动。”若“转变”一词还暗示某种精神连续性，那他紧接着又用了“中断”：“从新文化运动的视角看——我们那时可能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它最终不幸被政治所阻扰而中断了！”周策纵在上面没提到陈独秀，而陈氏早在1921年就指责有人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混为一谈，说“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本来是两件事，有许多人当做是一件事，还有几位顶呱呱的中国头等学者也是这样说，真是一件憾事”，“这两类事底内容分明是不同的，硬要把他们混为一谈，岂非怪事”。既然新文化运动的两位领袖（他们是这整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心态变迁史的深刻见证者）都反对将两个运动混为一谈，且胡适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那后来的撰史者为何将它们强拧一起，说它们共同形成了“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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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文化和政治的领域之分而区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却站不住脚。新文化运动既然志在“以文化解决政治问题”，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而新文化派在文化和政治之间频繁穿梭时也从未感到有一道界线。对他们来说，文化与政治是一体的。陈独秀1917年写道：“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他显然将新文化运动看作他所理解的“共和政治”工程的文化方面。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也决非一个纯粹的政治运动，它也有自己的文化诉求，只是它的文化诉求对立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诉求。

新文化领袖“不曾领导过甚至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决非因为他们不赞成政治行动主义，而是五四运动的精神与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在冲突。作为新文化领袖，他们不可能领导或支持这一与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南辕北辙的事业。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等于假定两个运动在精神上具有同一性，也就等于假定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人一定支持五四运动，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一定反对五四运动。这一假定不可靠。与新文化领袖们“甚至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不同，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反对者却公开支持五四运动。林纾1919年8月发表小说《某生》，借其中人物之口驳当时流行的学生不该“出位”之说，谓“国事耳！今人恒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生为国复仇，即出位而言，心犹可谅”，而一直以民族主义为诉求并在1919年初出版的《孙文学说》中对新文化派“全盘西化”（如废灭汉字）的主张颇有微词的孙文则声明“对诸君爱国热忱，极表同情，当尽能力之所及以为诸君后盾”，愿其“再接再厉，唤醒国魂”。

以“国”字打头的词（“国魂”、“国粹”、“国性”、“国情”）像祈祷语一样密集出现于文化民族主义者笔下，而这些词恰为信奉“世界主义”的新文化派所不屑，他们追求的是“世界性”，热情跟从任何以“世界”或“欧西”打头的词（如“世界主义”、“世界大同”、“世界语”、“欧西学说”）。陈独秀认定“国性”乃中国走向“世界大同”的“进化之障”，断言“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钱玄同则把“十六七年前老新党”的“国语是国魂国粹，废国语是消灭国魂国粹，国将不国”的观点讥为“屁话”，奉劝“还是少保存些国魂国粹的好”，说“今后的中国人，应该把所有的中国旧书尽行搁起，凡道理，智识，文学，样样都该学外国人，才能生存于二十世纪，做一个文明人”。他们的“世界主义”只是“西方主义”的婉词。

如果要分别为这两种自清末以来就一直形影相随并相互缠斗的“精神”命名，那么，新文化运动所体现的精神可称作“世界主义”，而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精神则可称作“民族主义”。新文化派的一切文化政治工程均在“世界主义”框架中展开，而其反对者则以“民族主义”为其文化政治诉求。在1919年5月前，“世界主义”占了上风，民族主义则被污名化；1919年5月之后，民族主义渐渐获得新生，而“世界主义”则越来越被看作西方殖民主义的阴谋。

谁也不否认“‘五四’学生运动与当时的文学思想运动有密切关系”，但引导他们的行动的未必就是新文化派向他们传达的“世界主义”，未必就不是新文化派的反对者坚守的“民族主义”。参加五四学生运动的并不只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学生，以北大为例，几乎全体学生都参与了这场运动，其中就包括“保守的学生”。此外，还存在这么一种可能：当初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学生，当他们走上街头的那一刻，实际已脱离新文化导师们的“世界主义”，转向了民族主义。如果说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一场“民族主义”运动，那逻辑上说，不是信奉“世界主义”并视“国魂国性”为“进化之障”的新文化派，而是他们的反对者，那些视“国魂国性”为国之根基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与这场运动有着更多精神契合。

正因如此，两个运动决不能分而论之，它们“决不能个别单独说明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整体”。但“整体”不等于“主流”。“主流”已暗示两场运动的精神同一性。两个运动一起构成了“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整体”，但并未一起形成“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主流”。两个运动各有各的“精神”的源与流，而“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整体”正是这两种互为对方存在条件的“精神”在这一历史时期相互缠斗、此消彼长的动态关系。

成都理工大学教学督导组组长姚圣国向校领导举荐邵周成的邮件。
本报记者 王鑫昕摄

因为大一、大二4个学期的英语考试一次都没及格，也没有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按照学校的规定，成都理工大学大四学生邵周成将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

但他没有想到，在大学毕业前的半个月，自己的求学道路会出现重大转机。

英语挂科的学生，写出95分的物理学论文

6月12日，成都理工大学教学督导组组长姚圣国在例行毕业论文答辩的抽查中，发现了一篇不同寻常的毕业论文。

“第一感觉就是‘厚’。”姚圣国说，“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达到1.5万字就可以了，而这本用5号字打印的毕业论文，足足有78页。”姚圣国粗略估计，论文至少有6万字。

事实上，这篇题为《时空观与物理学》的本科毕业论文的字数是7.8万字。

姚圣国花了40多分钟浏览了这篇论文，并重点考查了其引用的文献是否真实。姚圣国注意到，这位应用物理系的大四学生，不仅引用了物理学上的经典理论，还作了自己的注解。

更触动姚圣国的是，论文的致谢词不是套话。“学生用整整一页纸来写致谢词，回顾其大学的经历感受，对指导、帮助、关心他的老师及同学、亲人表达感激之情。字里行间透露出尊重他人和懂得感恩的情怀。”

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这篇落款为“2011年4月18日夜于理工珙桐园”的致谢词长达一页，文中他先后感谢了论文指导老师、大学期间关心过他的两位教授、帮助他批阅和修改论文的博士，此外还有隔壁班经常和他“一起探讨人生、社会、文学、历史和科学哲学”的唐小兵同学，把他“从退学的边缘挽救回来”的父母等。最后，他还不忘感谢参考文献的作者。

姚圣国由此推测：第一，这名学生具有扎实的物理学基础和宽泛的知识面；第二，这名学生逻辑思维缜密，学习态度很不错；第三，这篇论文是学生的心血之作。

论文的指导教师李雄飞副教授和评审教师张正阶教授均对这篇论文给出了95分的高分。

看完论文后，姚圣国“静思了好几分钟”，他想进一步了解这个学生。在答辩教室外的走廊上，姚圣国和3名同学聊起了《时空观与物理学》论文的作者邵周成。

3位同学的评价是：“这哥们儿很‘教授’。”

“很‘教授’是什么意思？”姚圣国对这个评价感到迷惑。经过3位同学的解释，姚圣国这才明白，同学们认为邵周成在某些方面有教授的能力，有时候邵可以像教授一样指导同学。

不过，紧随着高评价的，是3位同学对邵周成前途的担忧：“他的英语有点困难。”

对此，姚圣国也早有预料，在翻阅论文时，他发现引用的82篇参考文献中，只有1篇是英文文献。

事实上，邵周成的英语成绩比姚圣国预想的还要糟糕。教务处后来调取学籍档案发现，邵周成大一、大二4个学期的英语成绩分别为43分、41分、47分、38分，大学英语四级也没有通过。根据《成都理工大学学分制学籍管理实施细则》和《成都理工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规定，邵周成不能获得毕业证，也不能被授予学士学位。

休伊特发明的三轮车“车载”洗衣机

　　英国一名大学生发明了一种可由脚踏车提供动力的洗衣机，取名“滚筒车”（Spincycle），人们只需骑着脚踏车转悠几十分钟就可以清洗及甩干衣物，这名大学生希望这个小发明能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带来福音。

　　21岁的理查德•休伊特刚从英国谢菲尔德哈莱姆大学获得产品设计学学位，他发明脚踏洗衣机是从一次非洲经历中获得的灵感。休伊特曾到非洲布隆迪的一家孤儿院看望儿童，并在那里用手洗了大约30堆儿童衣物。休伊特说这非常消耗时间，他认为肯定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来完成这项任务，最后他想到了脚踏车。因为脚踏车在当地很普遍，依靠它来为洗衣机提供动力不仅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水，人们还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挣点钱。

　　休伊特将一个洗衣装置安装到了一辆三轮车后部，人们只需骑着装满衣物、清洁剂和水的三轮“滚筒车”转悠10分钟，然后将脏水排出来再装入清水，之后再转悠10分钟就可完成漂洗程序，在衣物洗干净以后还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甩干”。

　　休伊特表示，这项发明当前还在开发中，“我正在考虑把它装到自行车后面，使整个装置更能融为一体”。他说如果不考虑美观因素，还可以对这种洗衣机进行简化，以使造价更低。(信莲)

　　社会学研究早已发现城市居民更易因压力大出现精神疾病，而一项最新科学研究又为此提供了证据，其结果显示，在面临压力时，常在城市生活者和常在乡村生活者的大脑会有不一样的反应。

　　英国《自然》杂志23日的封面文章说，德国海德堡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进行了相关试验。32名学生志愿者参与了一项较难的数学测试，并且在测试过程中会从耳机里听到来自研究人员的负面消息，说他们的进度落后于平均水平，可能难以通过考试。在受试者处于这种压力较大的环境时，研究人员用磁共振成像技术探测了他们大脑中不同部位的活动情况。

　　结果发现，那些当时正生活在城市的学生，大脑中的杏仁核活动增强，而生活在乡村的学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同时另一个名为扣带皮层的部位活动情况也与城市生活背景有关，在城市中生活时间越长，这个部位的活动就越强。由于杏仁核和扣带皮层的功能与负面情绪有关，“城市人”大脑的这种特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们更易出现精神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