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体模特在工作（资料图）

湘潭女教师状告北京画家王宏峥侵犯肖像权一案虽然二审尚未宣判最后结果，然而这件事却引发了社会对于人体模特这个特殊群体的关注，尤其是“裸模”，这个在外界颇具争议和神秘的群体，这样的一群人目前是怎样的生存状态？这个行业目前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尴尬？经过成都商报记者在业内、圈内的多方采访，今天起为您揭开神秘的国内人体模特行业内幕——

成都人体模特现状

年龄大太数量太少收入太低

聚焦这个群体，首先要从这个群体的最大客户——艺术院校说起。艺术院校的学生，尤其是学习油画和雕塑的，画人体写生是必修课。人体模特也是不可或缺的“活道具”。学生描绘的模特，体貌越多样，显然就越能锻炼他们的观察能力和绘画技艺。

然而，梦想难以照进现实。就四川的艺术高校而言，包括四川美院，都面临着一个尴尬的情形：10多年前老师画过的人体模特，到今天学生还在画。成都所有的高校，上千名艺术学生，都在共用着一小群不到20人的“老模特”队，而他们的报酬，从10多年前的每课时十几二十元，到今天依然还是这个价格……

裸模的真正“尴尬”：

不是不穿衣服，而是薪酬太低

著名油画家、四川师大文理学院副教授廖新松很早就曾对记者“抱怨”说，这些年，画来画去都是一群老模特。“从我自己上学的时候，到现在带着学生们画的，还是他们。看着他们一年年地变老，几乎没有新的面孔加入，很无奈。”据廖新松透露，目前成都各大高校的艺术院校，都在“共享”着这同样一批人体模特。“他们主要来自一个模特经纪公司。老板是两口子，自己也当模特。”

然而，当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这个模特公司的女老板时，她却坚决拒绝了采访要求。“之前有很多记者找过我，但我和我老公都没有接受。不管怎么说，做我们这行的都不太想暴露自己的身份。我们都是些很传统的人，也只有很传统的人才会干这一行。”

川师大油画系主任陶晶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其实改革开放到现在，外界看待人体模特的观念早已不是问题，模特们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也很正常。“真正的难题，还是由于薪酬待遇导致的。”陶晶透露，差不多从十多年前开始，学校聘请的人体模特，待遇就是每课时十几二十元，到现在依然！“我记得10年前是15块钱一课时，现在也就20多吧，反正最高都不会超过30元。”

这样，一个人体模特在学校供学生们画上一天，也就挣个100来块，“而且他们有公司的话，公司还要抽成，最后到手里的可能就七八十元，真不算多。”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收入还不是天天都有的。

对于人体模特来说，这是他们的困境，对于画画的师生们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困惑。“从10多年前画到现在，物价上涨了这么多，但报酬几乎没怎么增长，难怪质量好些的模特都去找更赚钱的活儿了，学校很难请到新鲜面孔。”廖新松说，“我这些年都是眼看着这些模特变老，画来画去基本上都成中老年模特了。”

高校使用的人体模特

主要是郊县农民，严格讲都不符专业标准

从美术专业的角度上讲，模特人选显然应该不断变换才是最理想，越多样越好。“人体模特不像时装模特，不一定要身材苗条或长相标准，但通常要求身体结构比较清楚、骨骼结构清晰，或者肌肉发达，总之容易把握人体特征的，然后就是有特点。”陶晶说。同时他提到偶尔也有画家能碰到出于对艺术的喜爱自愿当模特的，“但都凤毛麟角，可遇不可求。”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况的呢？陶晶坦言，就是多年前形成的这个价格机制，一直没人去改变而已。陶晶说：“形成了一定规律，一般学校肯定不会去主动涨。而且虽然这些模特质量不怎么样，但又没有到影响教学的地步，所以也就这么一直拖下来了。其实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确实一时找不到改善的办法。”

据川音成都美院油画系主任刘勇介绍，在成都地区的美术高校担任人体模特的这个人群里，主要是成都郊县的农民，严格讲都不符合专业要求。“过去我们在川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会儿，课堂用的人体模特，首先还要进行形体检查，符合条件才用。现在基本是有人愿意干就行。”

“质量好”的模特不是没有，但都不会在高校长期工作，“别的地方有报酬高的，很快人家就走了。说实话现在干点儿啥不比这个挣得多呢。”刘勇也提到，目前艺术院校涉及人体绘画的训练不如过去多了。“教学和学习都多元化，涉及人体写生的课程减少，雕塑系和油画系需要的多些，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有过去那么多。”

外地人体模特现状

价高点也就每课时四五十元老头老太太比较多

那么，在国内其他大城市和美院，人体模特们的待遇又如何呢？廖新松说，据他在北京进修期间所了解到的情况，北京的人体模特待遇要好过成都，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大概也就是每课时四五十元，顶天了。来当模特的人，也是年龄偏大，老头老太太比较多。”

著名油画家、四川美院油画系主任庞茂琨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从自己进入川美学习到留校任教这些年里，人体模特的工资涨过一些，但最近这些年都没涨了。“现在也就是20多块钱一个小时。模特嘛都没什么形体好的，都是农村里年纪比较大的农民或民工，和成都这边一样。”他也认同薪酬的原因，“这是个老问题了”。

《三个人儿两盏灯》剧照

很多大陆专家爱问我们：你们这么唱，京剧还姓不姓京？这问题很讨厌。好比京剧是一个人，他叫京先生。难道京先生20岁和40岁长一个模样？除非你认定京先生活到25岁就死了，以后的都不是他。如果都不是他了，你们作为京剧迷还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王安祈

王安祈在台湾眷村长大，村里的叔叔伯伯要么爱听河南坠子、河北梆子，要么爱听越剧、沪剧，王安祈的妈妈爱听京剧。王安祈5岁已经跟着大人去“国军文艺中心”看京剧，身边的人，大她二十岁的已经算年轻——这情况三十年没有变化。王安祈当上大学教授，在戏院里仍被喊作“小妹”。

“小妹”心生焦急，她太爱京剧，深深为这门艺术的存续担忧。她一边在大学教戏曲，一边以剧作家的身份参与京剧改革。1970年代名伶郭小庄创办的雅音小集、1980年代吴兴国创办的当代传奇剧团都曾请王安祈写剧本。

2002年，台湾大学戏剧系特聘教授王安祈接受了台湾惟一一家“公家”京剧团——“国光剧团”的邀请，出任艺术总监。王安祈一边听戏、一边教学、一边写戏，近十年间佳构不断：根据传统戏《御碑亭》改编的《王有道休妻》探索古代女性的性别意识；《三个人儿两盏灯》通过唐代宫中女同性恋的故事，写人生的千古寂寞；《金锁记》欲借张爱玲的苍凉笔墨，为京剧添一抹“恶的风景”；“献礼剧目”《百年戏楼》，从男旦、海派、伶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勾勒京剧的百年沧桑……

从5岁到57岁，王安祈见证了台湾京剧几死几生。

“以陆治陆”

今天的台湾，真正懂京剧——听得出长腔的韵味，分得出流派的观众已经不多了——真正懂行的大部分大我30岁。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京剧在台湾的衰落：以前台湾有一份私人出资的《国剧月刊》，这个刊物鼎盛的时期不仅在岛内发行，还向海峡对岸赠阅，他们跟大陆的京剧院团很熟。后来刊停了，变成《台湾申报》，发行量非常小，2011年停刊。

台湾还有一些票友，可票友最关心自己的演出机会，不大关心京剧生态。

几十年前，京剧从流行音乐变成传统艺术，从黄包车夫都会哼唱的民间剧种，变成了供人瞻仰凭吊的“国剧”。为了应对这种变化，1979年，郭小庄成立雅音小集，1986年吴兴国成立当代传奇剧团。他们那时候没有政治压力，完全是希望京剧能传下去。京剧界的自发改革刚刚展开，1990年代初，“大陆热”和“本土化”双双来袭。

1992年底，大陆第一支表演团体——上海昆剧院来台公演，隔年3月是北京京剧院，4月有中国京剧院、湖北京汉剧团，5月是河北省京剧团……非常短的时间里，梅葆玖、杨秋玲、刘长瑜、裴艳玲……都来了，老伯伯非常兴奋，纷纷跑去看故乡的艺术。

台湾的京剧演员那时很惨：要在媒体面前做出两岸相见甚欢的样子，公开举行拜师礼、对着镜头微笑，可心里想的是：我们的市场被你们瓜分了，正统入侵，我们本来就很边缘，现在更边缘了。

无奈中，台湾京剧界想出“以陆治陆”的办法：上演大陆的新编戏。戒严期间，大陆新编戏在台湾是“禁戏”，大陆京剧团来台后多演传统戏，台湾京剧界就捡起这个空档。

同时，“本土化”在全岛发酵，京剧经常遭到“立法委员”质疑：京剧为什么叫“国剧”？是哪个国家的“国剧”？三军剧团每年花掉一大笔财政拨款，究竟演戏给谁看？在质疑声中，1995年，三军剧团解散。幸亏有几位元老喜欢看京剧，裁撤后的三军剧团重组变成国光剧团，隶属的部委从“国防部”调整到“教育部”。

命虽然保住了，但质疑声还是很大，国光剧团成立后迫切推的理念是“京剧本土化”，在短时间内推出“台湾三部曲”——《妈祖》、《廖添丁》、《郑成功》。“三部曲”做得非常样板，像我这样的老戏迷看了很生气：剧团好不容易脱离军中，变成文教单位，应该发展它的文学性和剧场的艺术性，怎么又变成了政治八股？

“看戏又不是进故宫博物院”

2002年12月，我到国光剧团任艺术总监。2003年碰上SARS，2004年才开始正常工作。我很好命：那时候社会上对京剧合法性身份的质疑已经过去了。我给自己定了两个原则：第一不碰政治；第二不以国粹自居，退居边缘，京剧只是多元文化娱乐中的一种。

到国光任职前，我在台大戏剧系工作，有人劝我放弃教学，我不愿意。几十年来，我一直有一只眼睛在看外面，在大学里教戏曲，每天跟年轻人接触，等于做民调。

25年前我放《红灯记》，学生非常错愕，还有人哭——他自动把共产党置换成国民党，把毛泽东置换成蒋中正。过了几年再放，所有人都在笑。我十分清楚同一出戏在不同时代的学生中有什么反应。

2004年，我在课上介绍梅兰芳唱演的传统戏《御碑亭》：明代书生王有道进京赶考，妻子回娘家，途中遇雨，在御碑亭下躲避。一位年轻秀才刚好路过，看到亭里有一年轻妇人，就在亭子外站了一夜，两人一句话也没说。王有道考试归来，知道此事，生疑休妻……我还没讲完，学生已经开始爆笑，笑到拍桌子。他们问：老师，这种剧情现在还要演吗？

我非常尴尬，只能说：这个戏的唱腔很美，身段很漂亮。学生把脚翘到课桌上，反问：老师，你要我们看戏的时候只打开眼睛、耳朵，关上大脑吗？我只好说，这是古代女性的想法。学生说：我们买票看戏不是进故宫博物院……

现在的孩子离京剧，离中国的文化、历史越来越远。我不能板起面孔跟他们说：京剧里有那么美好的唱、念、做、打，有那么深厚的文化底蕴，你们为什么不看？

“可是，什么是京剧的正统”

到了“国光”，我们的第一个工作是京剧实验小剧场。小剧场是“以小博大”，以边缘对抗主流。27年来，我教了一届届学生，我知道他们他们一旦有钱去看表演艺术，往往是这个月看云门舞集，下个月看歌仔戏、苏州评弹、表演工作坊……

我们的竞争对象变大了：不是同一剧种内部的梅尚程荀，而是赖声川、李国修、林怀民、吴兴国、周杰伦、哈利·波特。我们怎么能告诉他，京剧一定是西皮二黄、四平调、高拨子、南梆子？

“京剧实验小剧场”做的第一个戏是根据《御碑亭》改编的《王有道休妻》。

学生在课堂上的哄堂大笑让我耿耿于怀。我问自己：《御碑亭》以后还要不要演？传统戏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如果以后都不演了，岂不太可惜？

小剧场可以解构、可以颠覆。可是我又不想很浅薄地把老戏里的男性沙文主义嘲弄一番。于是我转而写女性的内心：这个女人结婚十年，丈夫不解情趣，她的生命快僵死了。好不容易意外在大雨之夜，和一个年轻书生在荒郊野地的小亭子里相遇，很危险也很刺激。两人全身都淋湿了，双方一直没什么动静，但女人知道他在偷看。她有一种被偷窥的喜悦，这种喜悦让她重新发现自己的美……结局我没改，这个女人还是被丈夫休掉了。后来，丈夫在科举考试中高中，知道一切都是误会，又回来请妻子原谅。

有人说：不能原谅丈夫，现代女性应该像娜拉一样拂袖而去。可我觉得，中国古代女性不会这样选。我让两个演员来演妻子，一个青衣、一个花旦，青衣是温婉的外表，花旦是不甘的心。最后一幕，青衣要接受道歉，花旦轻拉她的袖子：你就这么云淡风轻？最后青衣跟丈夫回家，花旦不知道她该往哪里去。

我并没有把古典完全打散，它只是出了一下现代的神。戏做完，我们把它带回校园，学生们很兴奋。

2005年，我们做了《三个人儿两盏灯》，戏是我的学生赵雪君写的，她以前完全不懂戏曲。戏讲的是唐代宫廷里女同性恋的故事，我读到想掉泪，她写出了非常深刻的寂寞，从唐代的后宫贯穿到现代都会。我帮她修唱词，又请国光把这戏排出来。国光剧团带着赵雪君跑了台湾的好多学校，她变成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你有故事要说的时候，你就说出来。没人规定京剧必须要写三三四十字句，二二三七字句——这个门槛一竖起来，京剧只能永远演王宝钏、薛平贵、四郎探母。《四郎探母》跟今天的年轻人有什么关系？

《三个人儿两盏灯》之后，我们做了《金锁记》。这个戏走遍了台湾的大学。

我儿子跟林书豪同年。我先生喜欢听老生的戏，儿子出生之后每天听的都是余叔岩、杨宝森的《一轮明月》，可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常说：“一轮明月干我什么事？”2006年《金锁记》巡演，我突然听到他在剧场里叫我，他的同学都在买票看这出戏，他就一起来了。后来我偷看他的博客，他在博客上写到：我好佩服我妈，今天《金锁记》看得我浑身一凛，回家把张爱玲的小说又看了一遍……

《金锁记》里有一场戏是曹七巧跟她丈夫讨钱。丈夫摸了她，她觉得很恶心，可是拿到了钱，把眼泪擦掉，把扇子一摇，喊一声“我来了”——好像满不在乎，可又可悲可怜，又决绝又无奈。

《金锁记》感动人的未必是某一段唱，如果哪位观众对其中某个画面有印象，三五年后能够再想起来，那一刻，他想不想得起来那是京剧、昆曲还是越剧，想不想得起来那叫《金锁记》都没关系。

2009年，我们带《金锁记》去北大。演后谈，很多学生留下来了，当然未必全是赞赏和喜欢。有一个同学问得很直接：如果央视春晚邀你们演三分钟《金锁记》，你们会选哪个唱段？我知道，他是在质疑我们没有完整的主唱段。

我很想回答：七宝楼台拆碎下来不成片段。但我没说，因为那样会冲撞到京剧的传统。可是，什么是京剧的正统，它三十岁的时候叫正统，还是四十岁时叫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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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梁晨等人的研究结论，与普遍的社会观感形成了反差。2009年1月4日，温家宝总理也曾在科教领导小组的讲话中指出：“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

《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以下简称“《无声的革命》”)的主要结论如“高考制度本身有利于工农子弟”、“中国教育系统相较于国外为工农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会流动的机会”等，在同类研究中也显得颇为另类，许多同类实证研究都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

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究竟能否得到保障？寒门子弟是否真离一流高校越来越远了？记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追索。

农村生源离一流大学越来越远是不争的事实

《无声的革命》只研究了1952～2002年之间的数据，也就是说，文中结论是基于那个时间段。作者在后面部分也称：“进入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不平等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教育学博士、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罗立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的实证研究发现，城乡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具有明显的层次结构特征。在部属大学中， 农村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远低于城市子女；在一般本科高校中，农村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略低于城市子女；在高职高专院校中，农村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高于城市子女。

他以一所部属大学和一所一般本科高校近10年来招生数据作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城市子女在重点大学、一般本科、专科高校中获得的入学机会分别是农村子女的3.1倍、1.4倍、0.67倍。而且，越是声望地位高的大学，农村子女的入学机会越小，他分析1996～1999年北京大学招生数据发现，农村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城市子女的1/7。

他通过分析厦门大学2004～2008年招生数据发现，农村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事实上，另有诸多数据支持这一观点。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清华大学招生办的数据也显示，2011年清华录取的新生来自全国近1200所中学，其中县级中学300余所。县级以下中学学生近500人，只占清华当年新生的七分之一左右。

《人民日报》2009年的一篇报道曾指出，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农村生源所占比例仅为30%左右，而且有减少的趋势。但是，从全国范围看，农村生源占高校学生的比例则逐年上升，达到50%以上。这意味着高等教育日渐大众化，但精英高等教育中，农村子弟并不占优势。

有趣的是，同样是分析北大的招生数据，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等人也统计了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他们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在两成到四成之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这一比例只在一成至一成五之间。

他们在研究中将教师、知识分子和军人归入“干部”一类，结果发现：“干部出身的新生比例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稳定在50%以上，1998年达到69. 4%的峰值。”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梁晨等人的近四成。

与梁晨的“生源构成是相对稳定”结论不同的是，刘云杉认为招生就是个零和游戏，农村生源所占比例减少了，城市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受益。

刘云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梁晨等人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考察，得出了比较乐观的结论，但她没那么乐观，且对标题中“革命”的提法有异议，“教育的革命没有像经济等领域的革命那么明显，相反，教育的改革是滞后的”。

北京大学李文胜教授在其专著中提供的数据显示，北大新生中农村生源所占比例从1985年的27.3%下降到1996年的19.6%，10年间下降了近8个百分点。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农村生源所占比例下降可能有城市化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城市化速度非常快，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社会蓝皮书指出，我国将近三成的农业户籍人口已经居住在城镇，2011年，城市人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乡村人口，而199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才有18.9%。

但李文胜教授认为，抛开城市化因素，基于中小学教育的城乡不均衡等原因，农村生源越来越少仍将是大趋势。

基础教育不均衡导致差距拉大

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村子女离一流大学越来越远？

诸多研究者都强调了历史的原因，如按省份分配招生名额就是个制度性障碍。

刘云杉等人的统计发现，1978～1998年， 北大北京生源总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为23.1%，超过同一时段山东、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和安徽6省的总招生人数， 而这6省居住在农村的学生比例均在30%以上， 是招收农村学生比例最高的前6省。“由此可见，北大农村新生比例之低，与按省分配名额的招生制度有密切关系”。

“共变”这个词，是我从陈原的《社会语言学》中学来的。作者说，“共变是现代语言学常用的一个新术语”，“语言是一个变数，社会也是一个变数，语言和社会这两变数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互相接触而引起的互相变化。”（陈原《社会语言学》北京，商务，2004年2版，页3）社会语言学就是研究这两个变数的互相关系的。

我不懂语言学，但是对“共变”却多有体会。比如，近十年来，“老师”的称呼泛滥成灾。不管干什么的，只要一上电视，就都成了老师。我的邻居在外企当会计，物业对他也是一口一个老师。形势所迫，我也“老师”起来——去采访导演李文化，张嘴闭嘴李老师，而李文化的太太也就成了侯老师。

有人说，杨澜是始作俑者。她在电视上一口一个赵忠祥老师，把“老师”推向了全国。“老师”之泛化，电视作用巨大，不过，如果它传播的语言在“共变”之外，恐怕也推广不开。

批评杨澜的人的理由是，赵忠祥的职业是电视主持，不是老师。其实，“老师”这个称谓身兼数职，它既是职衔称谓，又是关系称谓。职衔称谓说的是职业，关系称谓说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就关系而言，杨澜称赵为师，并无不妥——在主持上，当时的赵忠祥确实可以做杨澜的老师。

新世纪以降，“老师”成了社交称谓。被称为老师的，大多数不是干教育的，称呼者跟他也没有师生关系。“老师”成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敬称。这种敬称与古代的“公”有些类似。“公”本来是对有贵族爵位者的称呼，比如秦庄公、齐桓公、宋襄公。后来，演变成跟爵位毫无关系的敬称。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载苏东坡的话：“凡人相与呼者，贵之则曰公，贤之则曰君。其下则尔汝之。”“老师”比“公”进步，还包括女性。无论男女，在“老师”面前人人平等。

每一类称谓都有自己的交际功能和适用范围。“老师”适用于比自己年纪大，不适宜称哥道姐的人身上。公务员、白领尤其是文化人最容易被“老师”。“老师”具有表示亲热、套近乎之功能，称人为师者，虽然不像称哥道姐那样可以拉上血缘关系，但也可以挤入门生故旧之列——天地君亲师，我把你放在五伦之内，你还不关照关照我吗？

但是，与真正的老师不同，这种泛化的称谓不产生连带效果。比如，学生到导师家去，管导师的夫人叫师母。而泛化的老师之夫人则享受不了这种待遇。她们得到的称呼，多半还是“老师”。这里似乎透露出一个消息：人家称你老师只是出于礼貌客气。就像前面说的那个“公”一样，“虽王公之贵，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则进而君公，退而尔汝者多矣。”（《容斋随笔·卷十五·“呼君为尔汝”》）即使授业解惑的老师，学生们当面叫老师，背后尚且直呼其名，何况那些跟你套近乎者呢。如此说来，被老师者也别真的好为人师起来。

这种泛化的老师在使用上也有讲究，它似乎一生下来就上了城市户口，纵然腾于众口，也就只用在城里人身上。没见过哪位主持人或记者走基层时，管村民们叫“老师”的，而村民之间再客套礼貌也不会称对方“老师”。倒是那些见过世面的村民，看到走基层的媒体人会称他们“老师”。你看，城乡差别多么精明，连这些细微处也不放过。近些年，好些地方都搞“城乡一体化”，如果真搞成了，“老师”就会跟着“共变”——打破城乡界限，纵横于村民之口。

为什么国人这么热衷于“老师”呢？有人说，这是因为教师成为全社会受尊敬的职业，所以，“老师”就跟着走俏。还有人说，这是传统文化复兴的标志，过去讲究的“天地君亲师”躬逢如今的太平盛世，重新焕发了青春。我的看法，略有不同。

本来属于职衔称谓和关系称谓的“老师”，不但跑到了社交称谓里夺城劫地，而且磅礴万里，深得人心。这说明什么？说明原有的社交称谓不够用了。你看，“同志”萎缩了，“师傅”下岗了，“老板”适用面太小。按理说，先生/女士应该大行其道了，可是，这种称谓除了太正式之外，还有个大缺点：太平等。中国的称谓系统以等级为核心，等级以尊卑为内容。因此，社交称谓的第一要务就是在谦敬上下工夫。说白了，就是千方百计地贬低自己以及与自己有关的一切事物：在下、鄙人、荆妻、贱役、犬子、拙著、寒舍……与此同时，想方设法地抬高对方及与对方有关系者，阁下、大人、令夫人、令郎、令嫒、贵庚、府上……先生/女士的称谓，缺乏尊敬感。

更重要的是，先生/女士不能与时俱进。近些年来，所有的社交称谓都在使劲地套近乎，张嘴张哥，闭口李姐，“亲”也从淘宝网，走向了纸媒。先生/女士板着面孔，冷冰冰的，一点亲热劲也没有。落后于时代潮流，难以担当交际之重任。

社交称谓不够用，就需要外援。既有尊敬感，又有亲热劲。既符合传统，又适应潮流的“老师”入选。称谓市场上有了这个生力军，先生/女士就只好退避三舍。

其实，先生女士在以前很有市场的，北大数学系教授徐明曜先生告诉我，他在北京四中上学的时候，老师们上课提问，都管学生叫先生。这让我想起了美国电影中的场景，一个小屁孩，大人也管他叫先生。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西化，曾在中国扎根，深入到了中学生的心目中。

语言学家说，称谓是时代的风向标。为什么半个世纪后，“老师”走俏，“先生/女士”受冷落呢？这种文化现象透露出什么信息呢？称谓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明了社会等级结构。这个关系和结构是文化系统的一部分，“老师”插足社交称谓，说明称谓的紊乱，而称谓的紊乱，又表明了文化系统的张皇失措，一个社会的不成熟亦由此可见。

因此，我相信，“老师”这一称谓不能长久。

记者刘功虎

知名网友麦田3日发布微博称，“(鉴于)韩寒事件的关键点(萌芽新概念大赛《杯中窥人》等等)事关高考，已不再是文艺批评范畴……我会快速准备资料，以公民身份直接向国家权力机关举报。”继当日麦田在网上公布举报信初稿征求网友意见后，昨日他又详细透露了自己的举报流程：本周内完成对萌芽举报信并上网征求联署签名；用2周时间进行联署；21日左右向监察部、教育部纪委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正式举报。

麦田所指出的“韩寒事件关键点”，是指1999年3月28日，时为上海松江二中高一学生的韩寒，通过《萌芽》杂志为他一个人安排的复赛补赛，获得了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麦田等人通过分析考证发现，考试过程存在两个重大疑点：一是那一届大赛有3位考生未准时参加复试而被取消了考试资格，唯有韩寒虽未准时参加，却不仅没有被取消考试资格，相反还为他特别举行了一场“专场”考试；二是其他考生考试时都是在公证人员监督下进行，而韩寒考试时，现场没有任何公证人员，也没有评委，只有《萌芽》的两位工作人员。

新概念作文大赛最大的吸引力在于赛事主办方联络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7所全国著名高校，一等奖得主仅凭一篇作文就可以免试进入这几所大学深造。韩寒后来虽然没有上大学，但是因为他的违规获奖，挤占了其他同学名额，客观上造成了不公平。而且根据网友初步调查分析，新概念作文大赛中可能存在学生大面积违规获奖、相关人员利益输送的问题。

麦田还表示，举报活动如产生费用，他将一个人全部承担，不接受任何捐款。

目前韩寒一方，包括《萌芽》有关当事人李其纲、赵长天等人都三缄其口，根本不接受质疑一方的采访，韩寒本人对于人们关键节点的质疑更是“装聋作哑”不回应。

而方舟子对麦田的努力不抱乐观态度，他表示：“时隔多年，牵涉到作协的杂志和有头有脸的人物，权力部门未必愿意进行调查，愿意调查也未必能保证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