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
《中澳企业合作的发展机遇与法律问题》论坛在悉尼成功举办
《中澳企业合作的发展机遇与法律问题》论坛在悉尼成功举办
由澳大利亚华人金融专家协会主办, 新南威尔士大学澳大利亚商学院、新南威尔士大学孔子学院、新南威尔士州学生学者联谊会协办的《中澳企业合作的发展机遇与法律问题》论坛于2011年6月17号在新南威尔士大学澳大利亚商学院举办.论坛并得到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教育组大力支持.
首先, 新南威尔士大学澳大利亚商学院副院长Prem Ramburuth教授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 对来宾表示欢迎, 对领馆教育组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希望今后大家加强合作, 增进互访交流.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教育组参赞衔领事白刚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词.对此次论坛的策划组织单位等表示感谢,并期望论坛举办成功.
澳大利亚华人金融专家协会曾毅博士介绍了出席论坛的嘉宾,论坛主讲人及论坛意义等. 并对总领馆教育组, 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的光临指导表示感谢.她介绍说华人金融专家协会在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清华大学法学院及中国律师杂志社于2011年4月共同主办的“中国法律服务全球化高峰论坛”结束后, 邀请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梅向荣先生来悉尼访问是非常及时和荣幸的.
论坛主讲嘉宾梅向荣先生获清华大学学士学位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现任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及律师事务所主任，国家知识产权局法律顾问。同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清华大学法律硕士联合指导老师等。梅向荣先生
承担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董事会试点工作办公室的研究课题. 他主讲的内容包括: 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全球经济背景下的中澳企业合作及中澳企业合作面临的法律问题等。
论坛的举办受到了与会中澳人士的欢迎。论坛反应热烈, 应接不暇的提问让论坛有了更广泛的互动,研讨.
参加论坛的还有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的学者, 高级讲师, 教授等, 新南威尔士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新州学联学生学者, CWH上市公司亚洲区总裁, Lawside 律师行律师, 普华永道全国业务经理, 宏亚国际顾问集团金融专家以及新华社驻悉尼站站长, CRI悉尼站站长, Radio 2000中文台节目总监, 澳视网媒体等.
德致死大肠杆菌病源初步锁定为豆芽 工厂已关闭
中新社柏林6月5日电 (记者黄霜红)德国下萨克森州农业部长林德曼5日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产自该州的豆芽被初步认定为近来德国大面积传染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HEC病源。生产这些带菌豆芽的工厂目前已被关闭，待次日实验室检验结果揭晓后再行处理。
林德曼称，位于下萨克森俞尔岑(Uelzen)地区的一家企业生产18种芽类蔬菜，生产过程中种子被放在一个滚筒中，经喷洒38度的热水后种子发芽，这个温度同样适合其它菌类的生长。林德曼说，这些芽类在生长过程中没有使用肥料，很可能是发芽用的水产生了污染，或者是种子事先沾染细菌，在发芽的环境中迅速繁殖。
该企业的产品被许多餐厅用作沙拉原料。调查结果表明，许多病人在不同餐厅食用了含有该企业生产的豆芽沙拉之后患病。并且该企业亦有两名工作人员感染腹泻，其中一名被证实感染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由于目前还没有得到实验室的准确数据，联邦健康部没有证实这一结果。负责流行病预防及监督的罗伯特－考赫学院认为，在病源没有十分确定的情况下，建议民众继续放弃生吃蔬菜。
自五月初德国出现大面积EHEC病菌传染之后，该病菌首先在西班牙进口黄瓜上被发现，后被实验室证实黄瓜上病菌和致病病菌并非同一支。目前德国已知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患者近2千人，20死亡，627人感染上并发症血溶性尿毒症。
芽类蔬菜曾经有多次致病先例。1996年，小红萝卜芽曾经在日本引起一场严重的肠道传染病。当时感染大肠杆菌的患者有12600余人，但只对少数人造成血溶性尿毒症这样的致命并发症。(完)
企业质疑电动车淘汰令调查不充分称事故率下降
限期淘汰在用“超标”车——国家四部委针对超标电动自行车的淘汰令一下，立即引起广泛的争议。然而大面积的争议几乎仅限于用户，“淘汰令”最直接的利益方——电动车生产行业，鲜有声音表达。
记者连续多日联系中国自行车协会助力车专业委员会以及部分省份的电动车协会，以及包括浙江绿源集团在内的部分企业，也打探到了其谨慎背后的心声：拿一个12年前出台、目前可以说“过气”的标准来卡电动自行车，不论是对于普通用户还是整个行业，都会产生较为不利的冲击，他们认为突然出台的“淘汰令”没有充分的调查研究、也并未充分吸收合理的不同意见。文/记者 陈伟斌 实习生李曙剑 图/记者 潘炳
淘汰令给新国标出了道难题
行业协会：
淘汰令给新国标出了道难题
四部委下发关于淘汰超标电动车的消息，对于一些人来说，确属突然。虽然此前也有类似的消息流传并引发热议，但此次下文，是目前为止最为权威的一次。
就此事，记者联系了位于江苏苏州的中国电动车协会助力车专业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不过，这位负责人婉拒了记者的采访，但他向记者建议，对于电动车问题，“或许可以看一看中国自行车协会马理事长的答记者问。”山东省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一位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亦出言谨慎，并表示目前他们正与相关部门进行接触和商讨，具体结果尚未出来，暂时也不方便透露报道。
随后，记者找到了5月31日刊登在中国自行车协会网上的一篇名为《中国自行车协会负责人就热点问题答记者问》的文章。文中这位负责人表示，四部委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的文件，对规范电动自行车行业生产、销售和使用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对于行业的压力也确实很大。这位负责人也坦言，当下新国标还没有正式出台之时，具体的政策执行中可能会有问题，因为现行的电动自行车标准还是1999年制定的，经过十二年的发展，已经不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了。但同时，这位负责人也提及，这次四部委文件的出台，使标准修订变得更加紧迫，“要做的工作很多，难度也是大的。”
据了解，去年全国自行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电动自行车分标委会已经召开了三次大的标准征求意见会议，分别征求各省市行业协会、生产企业、政府管理部门、各地消费者协会等方面的意见，中国自行车协会也分别与汽车工业协会摩托车分会和摩托车分标委进行了沟通，之所以新国标还没有产生，源于管理部门、企业和消费者的意见分歧过大，时速和重量仍然是最敏感的话题。
“我觉得调查研究不够充分”
生产企业：
“我觉得调查研究不够充分”
“四部委文件，我没有看到全文，但我觉得它调查研究不够充分。”对于“淘汰令”，国内老牌电动车企业之一——浙江绿源集团、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倪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超标情况如今非常普遍，但其中一些原因不完全是消费者的错，也不是厂家的错，一部分原因在于管理体制没及时跟上市场发展的需要。“标准的修订早就该是迫在眉睫，十几年修订不了，还是管理体制没跟上。”
在这个过程中，倪捷一直在研究所谓的超标现象有没有危害，根据其研究结果显示，所谓的超标，除了极个别以外，大多数没有危害。“合理的消费品处在超标状态，但不是不合格。但这个情况我估计他们(四部委)不是很清楚。”
倪捷表示，其实目前的电动车出厂速度都是在20公里以下的，它不存在超标问题，但有的消费者购买后嫌慢，改装拆掉了限速插头。虽然最新厂家生产的电动车也不会太快，就算太快了，通过技术，也能把距离控制在非常小的范围内。“但没有证据表明，在电动车超标以后，它的安全状况变坏了。”倪捷举例说，2004年电动车引发事故造成死亡600多人，而2009年因此死亡3600多人，增加了6倍；但电动车的保有量却增加了8倍，所以倪捷认为，事故率主要取决于这个群体的交通安全意识。“电动车群体主要来自于自行车群体，减少一部自行车，多一部电动车。所以电动车事故率增高的同时，自行车的事故率大量的减少，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此外，倪捷通过调查也发现，电动车和自行车这两个群体加起来的事故率是大幅度下降的。“2009年比2004年，减了4000多人。”也就是说，自行车转为电动车的结构调整，带来的是事故率整体下降。那么说自行车转为电动车，会带来安全性恶化，这就没有科学依据。
核心问题
超标的不是电动车
而是标准严重超龄
据倪捷说，1993年，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著名的电动车演讲后，在全世界范围引起研发电动车热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电动车成为最早实现专业化的异军突起的产业，不到10年，发展到2万亿人民币的行业。而在背后，这个产业的创新主要也来源于中国。倪捷觉得，中国应责无旁贷的担负起全世界电动车标准的责任。
但同时，倪捷认为所谓的非超标产品目前根本不存在，现在也不是产品超不超标的问题，而是标准严重“超龄”。“按中国的标准修改办法，标准每五年修改一次，而中国电动车标准竟然12年得不到修改，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倪捷是《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起草人之一，参与了1998年的议定和1999年的发布。但经历12年后，这本该修改至少2次的标准，却一直都没有修改过。他觉得，当务之急是赶紧加速标准的修订，并扫除标准修订中的一切障碍。
“对于下文整治电动车行业、淘汰超标电动车，四部委根本没和我们沟通商量。”当记者问及四部委在下发文件前是否与电动车企业或相关协会进行过沟通和调查时，倪捷的语气中明显显得有些无奈，“所以我就认为他们是比较不尊重我们，你涉及到我，你下来调查研究，那一切都清楚啦，对不对？”倪捷说他至今都不知道，在电动车标准制定这个问题上，他该找哪个部门。
“电动车未来是可以和汽车平分秋色的一个产业。”倪捷认为，中国不可以走向汽车一元化社会，将来肯定是各种交通工具并存。而电动自行车作为个人的交通工具，它与汽车也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结合。“第一，中级收入的群体，他们肯定不会买汽车，可以电动车为主要交通工具，包括打工族；第二个群体是虽然有汽车，但已经深受交通拥堵燃油价格上涨之苦，他们有时骑电动车，有时开汽车，这也是个巨大的群体。所以中国未来的十几年里，电动车将会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由此，倪捷觉得，把电动车产品标准、规范做好很有必要。但需要以科学为基准，需要调查研究，而不是随便发文件。
利益之争
摩企并未将电动车
推上机动车道
在四部委下文后，也曾有人猜测，之所以会如此下文淘汰超标电动车，主要原因即是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争夺——电动车利益集团想把电动车留在非机动车道上，而机动车利益集团(主要指摩托车利益集团)则想将电动车往机动车道上推。对此，倪捷认为摩托车行业并未这么做，或者说只是该行业中个别的人在如上推动。“不是整个摩托车行业，摩托车行业中一些大企业，他们也认为电动自行车应该接摩托车销售市场，电动自行车的转型是合理的，符合国家节能减排的需要，也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所以很多企业也在筹划把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作为他们的产品。”
此外倪捷表示，很多摩托车企业都在这个方面做努力了，所以摩企也很希望能出台一个合理的电动车管理标准。“但不能包括所有摩企，有一部分摩托车的利益集团，可能是摩托车行业里的中介机构，他们需要自己的权益越来越大。”
未来走势
越符合标准
造价和销售价越高
那既然四部委已经下文要求淘汰超标电动车，那么作为生产厂家，是否能生产出符合四部委要求的电动车呢？
“如果从企业利益角度，我们就应该支持四部委，我们绿源所做的锂电池电动车是最好的，但价格也贵。”倪捷以自己公司的产品为例说，绿源并不是从企业利益角度来反对四部委的下文。他告诉记者，他们能生产符合四部委要求的电动车，但越符合标准，电动车造价也越高和销售价也都越高。而除了锂电池电动车，目前国内只要早过标准出台前生产的电动车，百分之百都超标。 来源：山东商报
德致死大肠杆菌病源初步锁定为豆芽 工厂已关闭
中新社柏林6月5日电 (记者黄霜红)德国下萨克森州农业部长林德曼5日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产自该州的豆芽被初步认定为近来德国大面积传染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HEC病源。生产这些带菌豆芽的工厂目前已被关闭，待次日实验室检验结果揭晓后再行处理。
林德曼称，位于下萨克森俞尔岑(Uelzen)地区的一家企业生产18种芽类蔬菜，生产过程中种子被放在一个滚筒中，经喷洒38度的热水后种子发芽，这个温度同样适合其它菌类的生长。林德曼说，这些芽类在生长过程中没有使用肥料，很可能是发芽用的水产生了污染，或者是种子事先沾染细菌，在发芽的环境中迅速繁殖。
该企业的产品被许多餐厅用作沙拉原料。调查结果表明，许多病人在不同餐厅食用了含有该企业生产的豆芽沙拉之后患病。并且该企业亦有两名工作人员感染腹泻，其中一名被证实感染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由于目前还没有得到实验室的准确数据，联邦健康部没有证实这一结果。负责流行病预防及监督的罗伯特－考赫学院认为，在病源没有十分确定的情况下，建议民众继续放弃生吃蔬菜。
自五月初德国出现大面积EHEC病菌传染之后，该病菌首先在西班牙进口黄瓜上被发现，后被实验室证实黄瓜上病菌和致病病菌并非同一支。目前德国已知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患者近2千人，20死亡，627人感染上并发症血溶性尿毒症。
芽类蔬菜曾经有多次致病先例。1996年，小红萝卜芽曾经在日本引起一场严重的肠道传染病。当时感染大肠杆菌的患者有12600余人，但只对少数人造成血溶性尿毒症这样的致命并发症。(完)
66种新增污染产品集中在儿童保健品和果酱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 昨天，国家质检总局继续更新台湾地区公布的受塑化剂污染的问题企业及其相关产品名单，新增加的66种涉毒产品主要集中在粉状儿童保健品和果酱等产品。质检总局已一律暂停进口问题产品。
昨天上午，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第三次公布台湾受塑化剂污染的问题企业及产品的最新名单。目前，已有924种产品受塑化剂污染。其中，饮料类产品依然受灾最严重，已从运动饮料、延伸到果汁饮料、茶饮料。据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食品三处副处长韩奕介绍，昨天新增加的产品涉及21家企业、66种产品。
韩奕说，受影响的产品从此前的255家企业的858种产品，增加至昨天的276家企业924种产品，新增加的主要是胶囊类的产品，及果酱、果汁。
昨天更新的名单显示，新增加的受污染产品包括，升咨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桂圆酱，四海食品原料有限公司生产的芒果酱、百香果酱及菠萝酱，富美食品行生产的菠萝酱。此外，一些儿童营养保健品也受到牵连。如卡洛塔妮儿童综合营养素、金适儿宝水果米精、马来西亚商食益补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超能儿童成长钙片和超能儿童综合维他命、王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儿童成长钙片添加维他命C.D3及锰、杏利儿童综合维他命嚼锭等。部分品牌的益生菌产品也受到污染，如元玺生医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舒敏益菌乐、肠道顺畅多益菌、天赐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儿童有益菌等。
为什么营养保健品也会受到污染？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专家杨月新分析说，不排除不法厂家为了让产品易于冲泡，冲泡后质感更强而违法添加。
节能减排非坦途 中国有标准有政策仍需市场机制
“我国已经建立了较完整的节能标准框架体系，目前发布实施的节能标准有327项，为国家节能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技术支撑。”在6月2日举行的2011年节能标准化国际研讨会上，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资源与环境分院院长助理兼国际合作部主任张新的介绍，让人们对我国节能政策和标准化方面的总体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然而，会后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长期从事节能标准化、能源政策研究的张新却一再强调：“节能减排仅有标准不够。”
1981年，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我国节能标准化工作已经走过30年历程。据介绍，我国目前的327项节能标准中有国家节能标准157项，包括强制性的终端用能产品能效标准、生产过程中耗能高的产品能耗限额标准、重点工业用能设备节能监测标准等，覆盖了节能监管的各个方面。
“能耗限额系列标准”是国家近年推行的强制性标准之一。2007年开始发布的第一批能耗限额标准涉及27个产品的能耗限额标准。标准由能耗限额限定值、准入值、先进值三个层级。其中“限定值”成为强制淘汰20%—30%落后产能的强制性要求；准入则是新建企业和工艺的“门槛”。
“这一标准发布后，成为节能监管的重要抓手。”张新介绍，山东、山西、陕西、浙江、贵州、云南、广东等地区纷纷发布通知要求严格执行该标准，同时根据本地产业特点，制定了更多的地方标准。“十一五”期间，全国“上大压小”、关停小火电机组7200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1.2亿吨、炼钢产能6969万吨、水泥产能3.3亿吨。
有了标准，但“十五”末各地频发的“拉闸限电”，甚至“停暖减排”等极端事件却使“标准”面临尴尬。张新说：“标准只是一种技术上的依据，是一种引导，真正要推动节能减排的落实，需要政府、企业和全社会每个人的切实努力。”
张新认为，“当前消费者对于节能减排，对于标准的认知度还有待提高”，他举了能效标识的例子。能效标识又称能源效率标识，是附在耗能产品或其最小包装物上，表示产品能源效率等级等性能指标的一种信息标签，共分为5级，级数越小越节能，目的是引导和帮助消费者选择高能效节能产品。
2005年开始正式实施的能效标识制度，第一批目录包括冰箱和空调两类产品。其中空调耗电量居各类家电之首，最热的几天，空调用电量占北京市的40%，深圳的50%。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标准经理陈进介绍，将空调能效门槛提高10%，每年至少可以节电37GW（百万千瓦），10年将省下4座中型发电站的电量，约合人民币1600亿元。然而，能效标识制度推行数年后，商场里能效较低的空调产品仍然大行其道，“很多消费者购买空调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对空调一次性投入，而不是认真计算整个产品使用过程的能效。”
张新介绍，国家节能标准中强制性标准94项，约占30%。2008年4月1日新修订实施的《节约能源法》中共有7章、87条，其中11个条款涉及到节能标准。“当节能标准上升为法律，一旦违反，行为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但张新也承认，即便是这样的强制性也无法完全杜绝不符合能效要求的违法行为，这里面有体制机制的问题，同时“标准被接受，被落实本身也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处在这样一个阶段，首先要尽可能完善标准，但发展中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
张新指出“制定标准，推动标准的落实”不是一个纯“行政化”的行为，而需要市场机制的参与，“现在很多大企业已经认识到节能带来的效益，‘能源管理’非常热，这就是市场的作用。”宝钢股份能环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桂其林介绍的情况印证了张新的说法，通过加强能源管理，2010年该企业能源成本比上年同比下降了6.9亿元。但桂其林也指出，当前企业的能源管理也面临着“三无一有”的困境，“无资源，无边界，无标准，有压力”。
同样是在这次节能标准化国际研讨会上，来自美国国家标准学会的专家们介绍的情况也给我国提供了借鉴。据介绍，美国大多数标准开发组织以独立的私营部门组织开展工作，而国家标准学会则是标准和指南的制定、颁布和使用的监管者。标准学会以合格评定的方式对特定标准进行审核，不仅提升了消费者、购买者、销售方的信心，也使公—私合作找到了最佳的解决方案。
若文化内涵接近 清华“真维斯楼”有何不可？
近日，清华大学第四教学楼挂牌改名为“真维斯楼”，立即引起广泛关注。清华回应称，为校园建筑物命名是国内外学校筹集资金的通行做法。据悉，清华尚待认购的“冠名费”共计有7.5亿余元。
以募捐换冠名，在全国各高校早已不是什么奇闻逸事。就在上周，位于广州的暨南大学教学楼更名为“富力教学大楼”；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更有“中国移动通信教室”、“飞利浦照明教室”，据说礼堂的椅子也可以掏钱冠名。而在国外，大学获得社会捐赠越多，证明其获社会认可度越高。著名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捐赠收入有时竟占据其总收入的近四成。
因而，清华回应“真维斯楼”是通行做法，也是事实。其实，在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高校以募捐换冠名，拓宽融资渠道，不失为一个双赢举措。高校可以筹集办学资金，企业可以扩大知名度，再以更大的力度回报教育。特别是眼下，许多大学缺钱，不是盯着政府，就是盯着银行，在他们看来，政府或银行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当下，不少高校都陷入“以贷还贷”的恶性循环，扩大社会融资渠道，向企业要募捐，总比动辄伸手向政府要补贴强多了！再说了，教育部的规定只是说不能以捐赠者的名字命名，那么以企业冠名的“真维斯楼”、“富力教学大楼”也不算违规。
可为何国内高校的募捐却惹来众多是非争议？这恐怕缘于以下两个原因：一、高校要想获得企业捐赠，必须在办学思路、办学措施上得到社会认同，而不能把企业捐赠的钱拿来盖豪华大楼；二、不是说什么企业都可以冠名高校的，必须在文化内涵上与高校的教育理念相近。这也许才是“真维斯楼”惹争议的原因所在。
广东紫金铅污染136人血铅超标 其中59人铅中毒
广东河源紫金县三威电池有限公司违规排污事件最终检测出136人血铅超标，其中59人达到铅中毒判定标准，目前所有患者都在专家指导下接受系统性治疗。
河源市卫生疾控部门对该企业附近村民进行了血样采集，现已全部检测完毕，其中136人血铅超标，其中59人达到铅中毒判定标准。
村民血铅超标事件发生后，河源市开展涉污企业排查整治行动，重点排查铅蓄电池企业、重金属排放企业、矿山尾矿库等，对存在问题的企业一律关停整治。
河源市委、市政府成立领导小组并建立三大制度：一是建立违法案件举报制度，将开通举报电话，设立举报信箱，接受社会监督。对举报案件要登记建档，及时移交有关部门核实处理。
二是建立重大案件督办和责任追究制度，对于重大案件的查处，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进行督办，明确责任和结案期限，落实到人。对有案不查和查处不力的，要追究有关领导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三是建立督查制度，各级党委、政府办公室及相关职能部门把涉污企业排查整治作为督查重点。
目前，相关调查组已经成立，相关责任单位领导人已被立案调查。(缪远东 颜新阳 河伟)
冀元氏县明星企业大量排污 地下水源农田受污染
河北元氏县利税大户、拥有众多荣誉称号的“明星企业”，却在较长时间也是排污大户。记者调查发现，河北诚信公司等20多家化工厂，多年来将含有氰化钠等毒素的污水大量排放，造成几个村庄的地下水和农田污染，部分村民被迫买水度日。
村民赴外地买清水
元氏县槐阳镇北苏村等多个村庄村民说，近些年村里打出来的井水有一层肥皂沫一样的东西，闻起来刺鼻，根本不敢喝。一些村民说，耕地被污染后庄稼大幅减产，小麦越浇水苗越稀，过去每亩产1000斤，现在最多能产几百斤。
在几户村民的院子里，记者看到有大水窖。他们说，这是从外地买来的清水，这一窖水约25元，省吃俭用能维持一个多月。
村民们说，近些年附近建起不少化工厂，北苏村边上一个100多亩的大沙坑，成了这些企业的“排污池”，污水常年慢慢渗透，进而污染了地下水。
据元氏县环保局局长王占军介绍，过去确实有27家企业向大沙坑排污，主要是化工企业，造成上万村民吃水困难。“但经过治理，关停了一大批，最后只剩下7家。”
作为元氏县利税第一大户的河北诚信公司位列其中。据了解，元氏县去年财政收入5亿多元，这家企业利税占到近四分之一。公司总经理智群申称，企业目前已成中国氰化物主要生产基地之一，已通过有关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但村民质疑说，企业在执行中不按环保标准排放，照样造成污染。
政府协调企业花钱摆平
当地村民多次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经过政府部门“协调”，从2005年开始，排污企业开始向村民发放“排污补偿金”。污染情况日益严重，“补偿金”也在增多，去年达到150万元。
据王占军介绍，这些钱由政府部门督促企业拿出来，根据各户村民粮食减产评估情况确定“补偿金”数额，由乡村干部组织发放。在排污企业中，生产规模最大的河北诚信公司出的“补偿金”自然排第一位。智群申说，我们已经累计拿出400多万元补偿当地农民。
但当地一些干部群众认为，按照环保法规，有关部门应当严厉处罚污染企业，问题严重的要关停。当地政府没有这样做，而是“协调”企业花点钱补偿了事。这等于让企业排污合法化。
一些村民说，村里的污染越来越严重，前年每亩地补偿200元，去年涨到了400元，即使这样也不能弥补给村民造成的经济及健康损失。这几年村民患恶性疾病的人数有增多趋势。
无证排污企业将关停
元氏县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县里为治理化工污染已累计投入1亿元。2008年县里建成了槐阳污水处理厂，2010年又升级改造，企业污水全部纳入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附近的槐河。
但部分群众仍质疑：污水处理厂2008年就建成了，但污染为什么反而加重了？部分村民表示，不排除污染企业只将少量污水送去处理，大量污水利用挖深井渗漏的办法处理掉。
据县委宣传部负责人介绍，近两年元氏县先后投资200万元给受污染村打了5眼深井，铺设了供水管道，并有水质达标检测报告。对此，一些村民表示还是宁愿外出买水喝，自己种的小麦依然不敢吃，要跑到外地兑换成面粉。他们解释说，不清楚污染到什么程度了，还是心有余悸。
据悉，河北省委督察室已调集省市有关部门赴元氏县督促解决企业污染问题，并制定了远程调水方案，决定从百姓认可的供水点铺设管网引水。同时对县里所有化工企业拉网排查，对没有环保许可证的予以关停，坚决杜绝偷排行为。
北京部署打击食品非法添加 危险食品半小时下架
发现添加剂含量超标或含有非法添加物的食品，下架信息将在半小时内传递到京城各销售网点。昨天，市食品安全办召开会议，部署全市打击违法添加、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工作。
规范：购买非食用物质实名登记
市食品办强调，对可能造成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以及禁止在饲料和饮用水中使用的物质，生产企业必须在产品标签上加印“严禁用于食品和饲料加工”等警示标识，类似三聚氰胺等非食用物质购买必须建立销售台账，实行实名购销制度。
处置：非法添加停售企业同类产品
往食品里乱加“作料”不会一罚了事。市食品办昨日明确指出，食品企业购入或使用非法添加物未及时报告的，第一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大型食品企业所属公司产品出现问题的，要暂停本企业所有同类产品的销售并向社会公告，经批批检验合格后方可继续销售。
监管：发现违法线索立即通报公安
本市昨天的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的监管责任：农业部门要严厉打击违法添加瘦肉精、三聚氰胺、孔雀石绿、哨基呋喃等违禁药物的违法行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严厉打击在生产加工过程中违法添加三聚氰胺等非食用物质现象。卫生部门要严厉打击在食品调味料中添加罂粟壳、罂粟粉、工业石蜡等非食用物质。
对故意非法添加的，一律吊销相关证照，要求其对造成的危害进行赔偿。各监管部门发现非法添加线索要立即向同级公安机关通报，严禁以罚代刑、有案不移。
预警：危险食品半小时内下架
以后检测人员日常巡查将配备高危物质快检设备，北京强调在监督执法中推广使用三聚氰胺、瘦肉精、苏丹红、吊白块、罗丹明B、碱性橙等非法添加物快速诊断试剂盒。
借助北京食品安全监控系统，相关部门密切关注国内外食品相关组织、媒体发布的食品添加剂和非法添加物信息，对涉及到的高风险食品加强抽检，对检查中发现的添加剂含量超标或含有非法添加物的食品，在半小时内向全市统一发布下架退市信息。
惩戒：一次犯错5年禁入食品业
一旦被发现存在非法添加剂问题，企业主5年内别想在北京从事食品行业。依托49个部门联网的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北京将统一归集、公布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信用信息并作永久保存。限制纳入“黑名单”的企业在京投资，对从事违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相关责任人5年内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追责：违法添加一律责任倒查
市食品安全办还将会同监察局、市政府督查室加强对打击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工作成效的考核评价，实施违法添加物责任倒查机制，将工作成效纳入对部门、区县政府绩效和领导班子的考核。对行政区域内较长时间或较大范围出现非法添加行为且未及时有效查处的，或者行政区域内大型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出现违法添加行为的，要追究辖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责任。对监督中走过场、不按规定履职的公职人员，要从严追究责任，情节严重的开除公职。(朱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