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护人员在保护站做饭

 

 

 

 

 

在雅丹里挖出的地窖

 

 

 

“我走了，你等着我啊！不要被别人拐走了！”崔有生笑着说。

 

女人则在电话里半开玩笑地回应“被人拐走了，你可以再找一个嘛。”

 

7 月2日上午10点，挂了电话后，一辆庆菱越野车便载着他，穿过若羌县热闹的街道，赶往一个叫做“楼兰”的地方。楼兰是汉代西域一个强悍的部族，他们居住在 新疆罗布泊的西北缘。那时的楼兰王国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繁华之邦，如今却是生命禁区，方圆数百公里荒无人烟。崔有生和另外3个人，就如最后的遗民，看 守着已经消失了千百年的王国，以及楼兰臣民们留下的古墓群。两个月后，他才能返回若羌县城，过上一个月的现代人生活，然后又返回楼兰。如此反复。

 

这样的生活已经度过了6年，这使得37岁的他至今未婚。每次出古城，亲朋们都会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可是等到他再次返回，她已经选择了别人。刚刚结识的则是一个离异女人，她的孩子已经工作了。

 

380公里之外的若羌县城，几乎是距楼兰古城最近的现代居民区。广袤的盐碱地、戈壁滩等特殊地貌，决定了楼兰古城特殊的保护形式，也塑造了崔有生等文物保护人员的特殊的生活方式。

 

就在7月1日，若羌县文物局送走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来自国家文物管理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的专家们，他们于6月30日评审“米兰 遗址保护方案”。如果这个保护方案获得通过，国家文物局将对米兰遗址进行保护性开发，将其变成对游人开放的景点。这也可能成为新疆境内古代丝绸之路南线上 所有古城遗址保护方式改变的开端。

 

崔有生们的生活，或许会悄然发生改变。

 

380公里之外补给

 

7月1日，送走了来自北京、乌鲁木齐的文物专家后，崔有生和若羌县文物局司机蒋考锡一起上街买菜，土豆20公斤、包菜20公斤、西红柿10公斤，还有黄瓜、冬瓜、洋葱、作料、4只活鸡等等。接着，他们到药店购置感冒药等。

 

食品和药品打包放在越野车上，修好的电视机、音箱等也放进来，它们将在楼兰古王国为他们排解寂寞。

 

一切安排妥当，两人才回去休息。崔有生住在县文物局的地下室里。他是宁夏人，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仍在宁夏随哥哥生活，十几年前，他像叔叔、姑姑等亲戚一样，搬到了若羌。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很多宁夏人、河南人、四川人以逃荒、支边等各种形式，来此定居。

 

作为单身汉，崔有生可以在机关食堂里吃饭，伙食标准是每人每月600元钱，其中财政补贴300元。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新结识的女人已经和他同床共枕了。在离开县城的前一天，细心的女人给他准备了一床新被子，让他带到楼兰文物保护站。

 

7月2日上午10点钟，崔有生、司机蒋考锡、若羌县文物局局长焦迎新一起赶往楼兰文物保护站。途中，他们还买了3箱啤酒。

 

这就是每月一次给远在380公里以外的楼兰文物保护站配送食物的旅程。

 

楼兰距离罗布泊镇100多公里，但罗布泊镇并非居民点，而是钾盐生产基地，因此，若羌成为文物保护站最近的食物配送点。

 

楼兰文物保护站成立于2003年3月，之前仅有人临时看护，楼兰古城和楼兰古墓群的保护十分被动。当若羌县文物管理所(文物局的前身)接到举报 时，向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汇报，自治州向自治区汇报，自治区再向国家文物局汇报，然后，由自治区、自治州组织人员、车辆和物资进行堵截。由于罗布泊地区面 积广阔，从不同的方向都可以进入楼兰古城和古墓群，必须四面堵截，花费巨大。

 

发生在2002年和2003年初的两起盗墓案，改变了楼兰古城和楼兰古墓群的保护方式。

 

2002年，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摄制组进入楼兰古墓群拍摄时，发现了一个盗墓团伙正在盗墓，于是不动声色地通知了若羌县文物管理所，当公安、文物管理人员到达现场时，7个盗墓贼正在一个被他们掏空的贵族墓里睡觉。里面，散架的干尸、棺材板散落遍地，陪葬品已被盗走了。

 

2003年2月3日，一个探险组发现了一辆逃窜的无牌白色汽车。它留下几座被盗的古墓，彩棺被劈开，干尸及绸缎碎片散落地面。其中一座位于佛塔正下方的古墓，里面有着精美绝伦的壁画，可惜已经被盗墓贼损坏。

 

“2003年前，盗墓猖獗，楼兰古墓群约有三分之一已经被盗。”若羌县文物局局长焦迎新说。

 

楼兰古城自1900年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公之于世后，许多国家的探险队随之而来，又经历史学家和文物学家长期发掘，城内已经没有什么遗物了。对于盗墓贼而言，古墓群更有价值。

 

2003年成立的楼兰文物保护站，距离楼兰古墓群8公里，而古墓群和楼兰古城直线相距25公里，保护站所在的小道，正是盗墓贼到达古墓群和古城的最佳路径。

 

楼兰文物保护站现有4人，每人工作两个月可以回县城休息一个月，每次只能休息1人。他们的工作就是在楼兰古墓群周边巡逻。

 

穿越死亡地带

 

出了若羌县城，汽车行驶在315国道上，它穿过茫茫戈壁滩。大约在130公里处，拐进235省道，这是一条石子路，继续行驶近110公里处，又驶入盐碱地里，这是一条由石油勘探车碾压出的小路，还需颠簸90多公里，才能到达楼兰文物保护站。

 

一路上，只见戈壁滩、盐碱地和沙漠。在单调的莽荒景致下，蓝天白云似乎静止了，时间也凝固了，渺小的车和车里的人都被定格，似乎在等待千万年以后的人类来发现。

 

315国道去年才通车，之前，从若羌县城到楼兰文物保护站不是6个小时车程，而是2天，如果遇到恶劣天气或者故障，则要三四天，途中只能露宿荒野。

 

以往，必须先行驶80公里的沙子路面，再穿越米兰遗址、米兰河，然后在黄沙梁和乱石滩相间的复杂地貌中穿行，最后越过满是盐碱地的罗布泊。

 

米兰河宽约五六十米，没有桥，夏天，汽车就从1米深的水中蹚过去，冬天，则过冰面，如果陷了进去，只能步行到附近的米兰镇求救。

 

在黄沙梁，只有掏沙子、垫木板，才能让汽车免于滑陷，如遭遇沙尘暴，只能呆在车里，第二天才赶路。

 

在雨季，盐碱地变得十分松软，汽车也容易下陷，实在走不了就只能返回县城。2005年夏天，楼兰文物保护站曾长达2个月未获得食物补给，蒋先后 开车20多次欲进入罗布泊，都无功而返。后来，新疆自治区文物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局派了多人绕行，花了2天才将补给物送达。那时，保护站只剩下 米、面和盐。

 

晴朗的日子，盐碱坚硬异常，汽车极易出现故障。蒋考锡记得三四年前的一个冬天，距保护站还有60公里，车坏了。晚上10点多，车上三人只好背着馕、水步行前进，一直走到次日下午6点。到达时，蒋的皮鞋的鞋底已被磨穿。

 

“2009年走12小时就可以到楼兰，现在只需要6小时，路况好了，车子也好了，还有卫星电话、GPS等。已经很好了！”蒋考锡满脸幸福地说。

 

 

 

 

 

 

被破坏的古墓

 

 

 

 

 

楼兰文物保护站，从左至右，李鹏飞、杨俊、焦迎新、崔有生、高礼涛。 南都记者 鲍小东 摄

 

 

 

他是四川达县人，曾开过汽车修理厂，不仅仅会开车，还会修车，有着超强的野外生存能力，若不是一身技艺，他无法在7年间近百次平安穿越著名的“死亡地带”罗布泊。由于表现突出，只有中专学历的蒋，在2009年得到了国家干部编制。

 

无论新路还是旧道，罗布泊都是前往保护站的必经之地，无垠的盐碱地坑坑洼洼，如同凝固的波涛。

 

7 月2日这天，温度高达六七十度的盐碱地，白花花的如雪地一般反射出强烈的光芒。一旦打开车窗，人就如跌入巨大无边的蒸笼。即使是冰冻一夜的羊腿，立刻用车 送往保护站，也会在路上腐臭，所以保护站的工作人员这次买了4只活鸡。其实，保护站养了十几只鸡，但他们根本舍不得宰杀，那可以生蛋，更可以给他们做伴。

 

无边苦寂

 

离保护站越近，崔有生“回家”的感觉就越强烈。

 

下午6点左右，到家了。那是几座灰色的低矮建筑，4个地窖，1座平房，还有水窖、鸡舍，几乎是这方圆几百公里内唯一的现代人类活动的痕迹。

 

蒋考锡按了一下汽车喇叭，立刻窜出3个都穿着短裤的男人，咧着嘴笑着。他们分别是李鹏飞、高礼涛、杨俊。崔有生来接班，明天，李鹏飞就跟着焦迎新、蒋考锡一起回到县城，休息一个月。

 

为了慰劳两个月没吃荤的李鹏飞等人，焦迎新让高礼涛杀了一只因中暑快死去的鸡，晚上下酒。

 

保护站的地窖是由小型雅丹(维语，即“具有陡壁的小山包”)挖成，从顶部挖下去，挖成一个四四方方的空间，然后挖出门和外出通道，再将顶部铺上木板、明瓦、压上土，贴上条纹布。

 

深夜，四野静寂，只能听见地窖顶上的细沙“沙沙”地落在条纹布上的细碎之声，如同岑寂的冬夜，一片片雪花将楼兰王国的信号掩藏得更深、更神秘。

 

最大的地窖布置了一张可容20人的大炕，其余用作厨房，菜窖等。200平方米的平房是在2008年花30多万元建起来的，用作卧室、仓库和机房。有太阳能发电，但由于电瓶老化，蓄电1天只够四五个小时的照明，如果看电视，消耗更快。

 

水窖也是2008年修建的，用水罐车拉水一次，可以用一个季度，他们终于可以洗澡、洗衣了。以前是用200公斤的水桶装水，每次运来几桶，他们 惜水如油，连脸都很少洗，洗菜的水用于洗碗，然后喂鸡。2004年六七月间，由于阿尔泰山山洪暴发，无法配送补给，所剩不多的水在阳光暴晒下粘稠一片，看 护人员仍坚持使用了一两周。

 

自2003年设站以来，很多看护人员都被艰苦的条件陆续吓退，只有崔有生一人坚持至今。每年换四五批人，有人第一天来了，第二天跟着补给车又回去了，有人连工资都不要就离开。

 

崔有生2004年初到保护站时，被无边无际的寂寞困扰，也有出逃的冲动。最漫长的一次，他在保护站呆了七八个月，“出来后，都不想说话。因为习 惯了那个环境，无话可说”。最后，他通过不停地抽烟排减压力，每天抽两三包烟。身体明显差了，他想戒烟，但戒了几次都不成功。这次他又想戒烟，因为刚认识 的女人劝他戒烟。可是，在去保护站的路上，他又抽起来了。

 

返城的频率，今年初开始从三四个月缩短为两个月。相较以往，条件也已经大为改观，有了2部卫星电话、4部对讲机、2辆摩托车，还有很多考古学 者、记者前来探访。记者们报道过他的故事，考古学家们则给他灌输文物保护的意义，他坚持的时间因此越来越久了，蒋考锡的“转正”也给他带来了继续坚持下去 的希望。

 

坚守的理由

 

工作环境如此艰苦，报酬却很低。

 

7月2日，崔有生带来了李鹏飞的工资单，5月份2100元，2月、3月份各600元。这个岗位的工资从最初的几百元，涨到后来的1500元，今年5月份始涨为2100元。在休息的月份，从去年开始才发600元钱，以前是不发的。

 

然而，包括人员工资，加上食物补给、运输、房屋维修、车辆维修、卫星电话的话费等费用，楼兰文物保护站一年的开支约三四十万元，这些费用都由若羌文物局自筹。

 

楼兰古城、楼兰古墓群都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原本，保护资金由国家文物局拨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再由自治区统一分配到各县。但到若羌县的资金已经很少了，而且被财政原本紧张的县政府挪用了。

 

“地方财政这两年比较重视，每年将文物保护经费列入了财政预算，一年给几万元。”焦迎新说。

 

大量缺口的资金一部分来自企业赞助，保护站的卫星电话、摩托车、对讲机等等都是企业赞助的，另外一部分来自游客，进入楼兰的游客必先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的批准，并向若羌县文物局交纳5000元文物保护费，即赞助费。

 

蒋考锡采购补给物资时，常常赊账，等有了赞助费再还钱。捉襟见肘的窘境，曾使若羌县文物局一度想将保护站撤除。

 

去年，楼兰文物保护站获得“全国文化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今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终于拨了30万元，第一次解决了他们的工资。“但还是不够，能争取到40万元就好了”。

 

7月2日深夜，若羌县文物局局长焦迎新和兄弟们喝酒聊天。在这个方圆数百公里无人的“孤岛”上，他袒露心迹：9月份是他试用期满的日子，如果转正了，他会为兄弟们再改善福利待遇，改善野外装备，“因为他们不是简单地在保护文物，搞不好，他们是要命的”。

 

焦迎新曾经临时看守过楼兰古城和楼兰古墓群，也抓过盗墓贼，还曾经带领过3个北京专家赴楼兰考察，结果途中迷路，三天三夜没吃东西。北京的专家都写好了遗书。

 

这些经历让他对他的“兄弟”有着特殊的感情，而且，不改善条件，留不住人。“我不要求给他们解决国家干部指标，如能给他们解决工人指标就行了。”焦迎新说。

 

他的“兄弟”们都有着特殊的经历，这是他们目前能够留在保护站的主要原因。

 

李鹏飞，文盲，1975年生，父亲去世，母亲在宁夏老家，由大哥赡养，他的两个哥哥定居若羌，1998年，他也来到若羌。他挖过矿，一整年都在 山里，每月只能挣900元到1000元。所以，现在两个月甚至几个月返城一次，对于他来说已经够奢侈。回城后，他也住在单位的地下室里，那个月，他要花五 六百元找小姐。

 

从未谈过恋爱的他，幽默地自嘲，“大婚没有，小婚不断”。

 

杨俊，29岁，他是李鹏飞的亲外甥，父母离异，父亲再婚，他以前在老家做水电、建筑，每月1000多元钱。今年3月份，李鹏飞把他带到若羌来，因为“在这里，每月一两千元钱，不用任何花销”。

 

高礼涛，河南人，父母都去世了。他10岁时跟着父亲来到库尔勒，技校毕业后，在化工厂做搬运工，工资2000元，后来种过棉花、香梨，香梨遭遇寒流冻死了。来保护站之前，他把地全卖了。妻子在家养护着3岁的孩子，她对丈夫最大的意见是，在家的时间太少了。

 

崔有生曾是厨师。现在，若羌县城的厨师工资约为3000元，即使临时工一天的工酬已达100多元，所以他的亲朋都骂他“脑子进水了”。“以前确 实不喜欢这个工作，现在，进去了不想出来，因为各方面环境都很熟悉了，2009年12月份抓获的那起盗墓案，如果不是我的判断，可能抓不到他们。”崔有生 说。

 

因为他们和保护站的存在，古墓群被盗现象大量减少。自建站以来，一共抓获盗墓团伙5个，缴获盗墓所用车辆3辆，驱赶盗墓团伙4个，堵截非法旅游团队15个。他们抓获的盗墓团伙，基本上还没动土。

 

 

 

 

 

 

罗布泊地区的古建筑遗址。 南都制图 张许君

 

 

 

 

 

被盗的贵族墓

 

 

 

追赶盗墓贼

 

看护者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巡逻。两个人一起巡逻，另外一个人看守文物保护站。

 

深夜的罗布泊有些奇妙的声音，“有时候能听见人说话，还有人哭，有大人，也有小孩，还能听见有人在房子里走动，但是实际上什么人也没有。偶有火光闪了一下，然后消失了。”崔有生说。

 

时有“捡石头的人”闯入罗布泊，他们会立刻打电话向文物局汇报，对方会连摩托车都不要就跑了。

 

夜里，他们也要站在楼顶上观察情况。深夜的罗布泊有些奇妙的声音，“有时候能听见人说话，还有人哭，有大人，也有小孩，还能听见有人在房子里走动，但是实际上什么人也没有。偶有火光闪了一下，然后消失了。”崔有生说。

 

如果远远地发现了车灯，即打电话汇报，第二天一早就找车痕。

 

2009年12月13日晚，他们发现了车灯，次日一早，崔有生开始寻找盗墓贼，终于在下午2点多找到了两辆摩托车。4个盗墓贼则步行至五六公里处盗墓，3人挖墓，1人用望远镜望风。这样做的好处是，当车辆被发现时，人则在安全处。

 

崔有生机智地把盗墓贼摩托车的气、汽油全部放掉，行李也烧掉，然后回到保护站打卫星电话向文物局汇报，“是因为怕他们人多，攻击我们”。

 

下午3点多钟，若羌县文物局接到汇报，立即通知若羌县公安局，两个部门组织了人员，开着一辆汽车在深夜十一二点到达保护站，12月15日，开始寻找盗墓贼。

 

可是当崔有生带着县文物局、公安局的人员赶到盗墓贼停放摩托车处，却发现车不见了。原来这群经验丰富的盗墓贼早已做了详细周密的安排，在来路上，每隔50公里就埋藏了汽油和食物。

 

于是，沿着摩托车的车痕，公安和文物局人员继续追赶。盗墓贼为了摆脱他们，故意在小型雅丹间穿行，甚至来回行驶，制造混乱的车痕。追赶的汽车无法穿行，人们只得下车步行穿过雅丹，寻找到正确方向，再回头开车绕过雅丹追赶。

 

这一天，追赶的一方发现了1辆被遗弃的摩托车，不久，又发现2辆藏在雅丹后面的摩托车，都没油了。原来，盗墓贼们将第一辆摩托车里的汽油抽出 来，集中在后2 辆摩托车里，但油都已耗尽。当时天色渐黑，文物局、公安局工作人员决定回到保护站，第二天一早再带上汽油回头取摩托车，但当他们按计划赶回原处时，2辆摩 托车又不翼而飞——— 狡猾的盗墓贼又加满汽油，逃跑了。

 

只能沿着车痕，继续追赶。终于，苍茫的戈壁滩上出现了2个黑点，正是2辆摩托车，各载着2人狂奔着。警察鸣枪示警，一辆摩托车停了下来，另一辆仓皇而逃。他们已经没了食物，幸好带有炊具，又在戈壁上捕杀了一只黄羚羊。而盗取的文物，已被他们丢弃在最初的摩托车停靠点。

 

12月17日，在尉犁县，另外2个逃脱的盗墓贼也被抓获。他们是一家人，都是尉犁县牧民，家境贫穷，床底下长出了茂盛的芦苇。之前，这4人几乎每月都到楼兰古墓群，每次被看护人员发现，但多次赶到现场的警方都扑了个空。

 

“接到文物保护站的电话，我们就会出警，每年出警五六次，但是基本上到了现场就不见人了。”若羌县公安局副局长库尔班说，“因为楼兰是无人区，信息不畅，还要配备车辆、人员、物资等等，耗费大量的时间。”

 

古城启示

 

尽管盗取文物被判很重的罪刑，尽管雅丹地貌常使人迷失方向以致丧命，但仍然有盗墓贼不断前往，一切都因楼兰太过神秘了。

 

“在这里，每个雅丹里可能都有古墓。”7月2日，李鹏飞指着夕阳的余晖掩映的雅丹说。

 

站在一个较高的雅丹上俯瞰，无垠的盐碱地上雅丹纵横，只有零零星星的绿色红柳和干枯的胡杨，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植物，没有水，没有飞鸟，满眼是黄色的土壤。曾经的河流已经干涸，细密的芦苇贴在地面，已经干枯发白，踩上去发出清脆的碎裂的声音。

 

一个人站在苍苍茫茫的雅丹间，时间既近且远，远时，似乎能看到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驼队，正要迎面走来，近时，你似乎是世界上第一个人或者最后一个人，你带着人世间所有的秘密，急迫地想寻找一个同类倾诉。

 

看上去，这里没有任何动物，但实际上有老鼠，它们吃芦苇的根。红柳间还有蚱蜢，听到响声时，蚱蜢“铮”的一声在红柳间急遽跳动，声音坚硬无比。草根处还有黄色的蛇，它们当以老鼠为生，还有狐狸。

 

距离楼兰古墓群90公里处有一口咸水泉，因此偶有黄羚羊和野骆驼出没。崔有生等人没见过野骆驼，但见过野骆驼蹄印和新鲜的粪便。

 

很难想象，在这样的环境里，曾经产生过繁华的楼兰王国。而2000年前，它的身边有烟波浩淼的罗布泊，有清澈的河流环绕而过，古人们曾在碧波上泛舟捕鱼，在茂密的胡杨林里狩猎。

 

楼兰王国只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王国之一。

 

丝绸之路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

 

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 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由此西行可至 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的犁靬(又作黎轩，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和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不断有一些新的道路被开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变化，甚至废弃。

 

在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上，因上述原因，以及战争、生态破坏等因素，导致很多古城遗弃。最近100多年来，很多古城被发现。

 

2008 年，考古人员，又在距离楼兰古城100公里处发现了一座古城，它被暂名为“注宾河古城遗址”，只有两堵城墙显于地表，露出地表的部分高约有1.5米，宽约 4米。新疆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伊弟利斯，在地表采集了大量陶片、石磨盘、皮带扣、陶制的坩埚、玻璃器(西方的)、货泉(东汉的钱币)、玛瑙、项 链、地表采集物，这些物品均反映出当时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情景。

 

“楼兰给我们两点启示。”新疆若羌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艾山江·阿不都拉说，“一是，楼兰的精神就是开放、交流。我们要重塑楼兰的辉煌，就是以开放的心态加强与内地的交流。同时，对自然要有敬畏之心，保护生态，避免楼兰悲剧的重演。”

 

为了改善生态，若羌县大力发展红枣产业，耐旱的红枣既有可观的经济效益，又能防风固沙。去年，该县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万元，其中80%来自红枣。

 

若羌最近又推出“零地价”出让土地的政策，引进外资，在荒漠上大规模种植红枣，但投资者必须缴纳保证金，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保证红枣种植面积达到70%、防护林面积达到20%。

 

如今，加上三北防护林建设、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等周边生态的改变，若羌县县城的环境已经得到明显的改善。

 

7 月3日，李鹏飞直到凌晨3点才入睡，早上6点多钟，就起床了，给汽车换轮胎、加油，然后将行李搬上汽车。开动的汽车将崔有生3人抛弃在盐碱地间的“孤岛” 上，6个小时后，车子进入若羌县城。一栋新落成的大厦引起了李鹏飞的注意，就像在楼兰古城一样，他能敏感地发现这个城市的很多细微的改变。

很罕见：这次普京竟然大发雷霆点名数落中国！ 强国论坛 核心提示:俄总理普京在接受新闻媒体访问时言语激动，大发雷霆，批评一些国家仿制，剽窃俄罗斯军事技术和产品，普京说的如此露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说 中国。 本月7月1号和4号，俄罗斯国际军备技术论坛再莫斯科圆满结束了，此次中国军工业参展了，但是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俄总理普京在接受新闻媒体访问时言语激 动，大发雷霆，批评一些国家仿制，剽窃俄罗斯军事技术和产品，普京说的如此露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说中国。他表示俄罗斯不会从当工业间谍，也不会偷食 别国科技成果，相反一些国家总是偷学仿照俄罗斯军工产品。同时宣布将467种民用技术哪位国家机要，他还说这种剽窃和仿制俄罗斯从来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是 文明社会的标志。 从普京的讲话来看，作为俄军工和他来说对中国军工仿制俄军产品是非常恼火的气愤的，当然这同时也说明了中国武器研究和生产已经快速发展到已经令俄罗斯感到 威胁了，因为俄罗斯将武器中国售给中国后，中国军工超强的吸收力会很快进行消化，并会很快造出比原产品战力更为强悍的战力。歼11B就是例子，西方军事界 对中国的战机作最新的评估，完全用中国国产先进技术生产打造的歼11B多用途重型战机，战力达到西方三代战机的水平，俄罗斯四代战机的水平，除外形仿制苏 27战机外，其他技术都是国产技术，战力是苏27战机的26倍。上面提到普京为何这次如此愤然的批评中国，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中国的如此仿制，吸收俄军 事技术是严重的损害了俄罗斯军事武器出口的利益的。 中国的购买俄武器后，消化后仿制出来的产品的战力远超原产品，这样造成俄武器在中国的销售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首先俄为了维护再中国的武器销售市场，必须 销售给中国越来越先进的武器，但是这个时候问题来了，本来俄罗斯对中国始终都是有戒心，它并不希望出售给中国先进武器。 但是为了经济利益，只好稍微放宽对华武器出口，如果出售中国顶尖先进武器，中国超强的山寨技术马上又会弄出比原产品更为强悍的成品，每次俄罗斯出售给中国 一种武器，仿佛就是出售了一条生产线给中国，对中国的军工技术的发展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发展的，所以俄罗斯也是非常矛盾的，出售武器给中国无形中培养和 发展了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是为了利益又不得不继续对华出售武器，特别是近几年中国军事技术飞速发展，陆续向国际社会推出多款物廉价美的常规导弹，战斗 机和装甲车，这些武器或多或少的都有俄罗斯军事技术的影子，在国际军火市场常常由于价格比俄同类产品低几倍的价格优势对俄军工形成了比较大的威胁，这些也 是让俄罗斯比较恼火的。较 俄罗斯为何在军武器出口方面区别对待中国和印度呢，就是印度没有中国的高超的吸收和仿制技术，因为中国有完备的军事工业，而印度没有，印度只会成为俄罗斯 武器的依赖者，处于武器的销售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都会毫不犹豫的区别对待中印，这不值得奇怪。中国武器研发现在是多条路在走，能消化的就消化，能 仿制的就仿制，能独立自主的就独立自重，当然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的军事技术的发展，为了国家的利益，中国不必理会俄罗斯这种醋劲十足的自责和批评。

80亿身价的体操王子李宁：我要在8年后超过耐克 21世纪经济报道 80亿富豪李宁：我要在8年后超过耐克 20多年前，他是挂着106块金牌的“20世纪最佳运动员”，如今，他是80亿身家的成功企业家。 李宁的成功除了依靠他巨大的影响力，还得益于对职业经理人制度长期的坚持和信任。陈义红帮李宁做好崛起前的一切准备，张志勇则让李宁公司完成从个人到组织 的过渡。 现在李宁的目标是体育用品行业的巨无霸耐克，他说要在8年后能与耐克比肩而立。 位于北京通州区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的李宁总部园区，更像是一个体育休闲中心，五人制足球场、沙滩排球场、高尔夫打击笼、飞狐索道、游泳馆、健身房等等， 一应俱全。 6月30日下午，理财周报记者在这里看到，很多李宁公司的员工正玩得不亦乐乎。这是一家允许员工在上班时间运动的公司。 47岁的李宁头顶微秃、两鬓已白，戴着宽边眼镜、西装革履，一副成功企业家的标准扮相。很难想象，这个外貌显得比实际年龄大许多的中年亿万富翁，另一个身 份是“20世纪最佳运动员”。 “李宁”品牌在20岁生日会上发布了新标识和新口号，出乎所有人意料，李宁在这个很喜庆的场合却提起1988年的兵败汉城。他一直面带微笑，就像是22年 前他跳马失误摔在地上后脸上露出的微笑一样。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传奇。”李宁说。从一个壮族农家孩子到获得106块金牌的运动员，再到80亿身家的港股上市公司董事长，李宁仍未满足，他希望自己的 “李宁”牌能打败耐克，成为真正中国第一的体育品牌。 李宁实现第一次华丽嬗变时，帮他打下江山的是陈义红，如今，大管家角色改由张志勇扮演，他说要用8年时间完成“李宁”的下一个传奇。 兵败汉城后，金牌运动员变身亿万富豪 7月2日，李宁（02331.HK）收于25.95港元，李宁的最新身家为83亿港元，尽管比两年前已有20％的缩水，但还是稳稳占据大陆富豪榜的第一 页。 22年前的李宁肯定不会想到他能走到这一步。当年9月20日，汉城奥运会第四天，李宁在吊环比赛中脚挂在了吊环上，接着又在跳马时摔在地上，他微笑着从地 上爬起来。 黯然归国的李宁出首都机场时选了一条偏僻的通道，只有一个人带着鲜花来接他——前健力宝集团老板李经纬。 汉城奥运会后，李宁又参加了美国杯体操赛和第一届博览会杯体操赛，拿了3个冠军，接着在当年12月16日宣布退役。退役的李宁可以在出国、成为官员、成为 体操教练之间选择，但一直对李宁家庭有资助的李经纬建议他加入健力宝，李宁随即同意成为健力宝集团的总经理特别助理。 几个月后，李宁向李经纬提出想办一家体育服装厂，李经纬全力支持，1990年，健力宝集团出资1600万元，和新加坡康基实业在广东三水合资成立“健力宝 运动服装公司”，生产经营“李宁牌”运动服装，李宁担任总经理。这就是现在李宁公司的起源。 1994年，为了明晰公司的产权关系，李宁征得李经纬的同意后与健力宝彻底分家，并分3次归还了当初健力宝投入的1600万元。而将李宁“扶上马、送一 程”的李经纬，最终却因为产权不清失去了健力宝集团。 接下来的一切都顺利得惊人，李宁的名气让“李宁”顺利获得北京亚运会的赞助资格，之后所有的世界大赛上，“李宁”都是中国队的主赞助商之一，接着是港股上 市，销售额节节攀升，2009年达到80亿元，超过阿迪达斯，成为紧随耐克之后的中国体育用品市场第二品牌。 2004年，李宁做了一次“豪赌”：参与北京奥运会体育服装类主赞助商竞标。尽管他一直没有透露到底填了多少钱，但外界普遍猜测是10亿——李宁公司当时 一年的销售额。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阿迪达斯以13亿元中标，但最终抢到最多眼球的却是开幕式上飞奔点燃火炬的李宁。奥运会开幕后的两天里，“火炬效应”让李宁的身家 猛增20亿。 中国体育人的代表、中国企业家的代表，甚至是全体中国人的代表，选择李宁点燃主火炬，大概是奥运期间最没有争议的一件事。 去家族化，和陈义红友好分手 1988年，陈义红从首都经贸大学下海，给“十佳”运动鞋公司做跟单，1991年，他遇到了李宁。听说对方想做“能代表中国的体育品牌”，31岁的陈义红 带领自己的原班人马投奔了26岁的李宁，从生产总监做起，直至成为总经理。 李宁对陈义红曾有如下评价：有着敏锐的商业直觉，敢于承担责任，是一个真正的商人。李宁的梦想加上陈义红的商业天分，造就了之后李宁公司的十年黄金发展 期。 “陈义红是非常经验型的。”一位已离开李宁的前高管比较陈和现任总裁张志勇时说。在那个机会遍地、信马由缰的时代，行伍出身的陈义红为草莽时期的公司披荆 斩棘开疆拓土，居功甚伟。 而无论是离开还是现在李宁公司的人都认为李宁个性宽厚。事实上，这种性格并不适合经商，因而他需要找到更有力量的人来成就自己梦想的事业。李宁公司的独立 董事之一，也是李宁在光华管理学院读EMBA时的老师王亚非说：“你能想象李宁去追着人要账吗？” 凭借着昔日世界冠军的全民影响力和陈义红的销售天才，李宁公司以每年超过50％的增长速度飞快发展，1996年的销售额高达6.5亿。 但李宁渐渐察觉到，公司员工正在分成“陈派”和“李派”，除此，还形成了以同学、老乡来划分的小团体。李宁知道根源在于和陈义红的亲戚都在公司任职：他的 一个表弟担任销售中心副总，嫂子在公关部工作，工作能力都受到员工怀疑，陈义红的两个弟弟分别在集团和销售部门任职。 李宁决定，让双方的亲戚都离开公司。陈义红却反对。他喜欢家族式企业，认为血缘关系能降低风险提高效率。他觉得李宁是在跟他“较劲”，因为自己在公司中权 力过大。 李宁只能先说服自己的表弟和嫂子。他甚至劝退了当初被他邀来一起创业的几位队友，给了他们一定股份作为补偿。 陈义红最终选择服从，条件是让他的弟弟去做李宁公司经销商之类的工作。李宁也作出让步。1997年7月，李宁正式把总经理位置让给陈义红，自己做董事长， 去北大读书深造，进一步淡出公司的日常管理。 2001年，因为始终不能完成“销售额过10亿”的目标，李宁终于决定换将，张志勇取代陈义红出任李宁公司总经理。陈义红则担任新组建的子公司北京动向总 经理，他拥有该公司20％股份。 2007 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李宁说：一个创业元老需要离开，并不是他起到阻碍作用，一个人在一个位子坐太长时间，对这个岗位没有好处；第二，一个成长型公司，本 身需要不断变革，不断引进新的、更能符合企业发展阶段能力的人才，这就像一个孩子，在什么年纪吃什么东西做什么事。 2005年7月，李宁公司上市一年后，陈义红及夫人控股93%的上海泰坦公司出价861.4万元，收购李宁持有的北京动向80%股权，并更名为中国动向。 2007年，中国动向在香港上市，公司市值和陈义红个人身家同时超过“李宁”和李宁。 在李宁为陈义红举行的欢送酒会上，两人都喝得大醉。李宁公司独立董事王亚非，将之描述为“两人胸前被酒水浸湿，抱在一起热泪盈眶”。 14 年零9个月，这是陈义红与李宁合作的时间。“我要感谢李宁，如果没有他给我那样的机会和平台，我也不会拥有今天这些经验。幸好遇见的是他，因为像我这样你 们称之为很霸气的人，如果没有他那样的老板，我们也不会配合那么多年，也可以说，也因为是我，我们才搭挡了那么多年，才有了李宁和动向，我们双方应珍惜缘 分。”陈义红在上市后说。 开启国际化，新管家张志勇发力 李宁的家早已搬到香港，但除了开董事会，位于香港铜锣湾时代广场的李宁公司里几乎看不到李宁的身影。 他在香港浅水湾富人聚居区，与妻子和一双儿女过着深居简出的神秘生活，只是偶尔出现在某某公益活动的镜头里。 现在替李宁掌管这家市值近300亿元上市公司的是张志勇。他在李宁公司呆了18年，从普通员工到财务总监，从总经理到CEO。 2002年，李宁公司在时任总经理的张志勇带领下，首次突破10亿元销售额，他打造了一套几乎全部是从世界500强挖来的职业经理人班底，不断向耐克等国 际大鳄学习，用IBM、罗兰贝格做战略规划，运行SAP的ERP软件，雇李奥贝纳这样的4A广告公司。 “张志勇让李宁公司完成了从个人到组织的过渡。”有人这样评价。这个40岁上海男人下一个目标是完成李宁公司的国际化，并在中国击败耐克。 2004年，李宁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上市后，重新规划了公司的发展目标：2005－2008年，专注国内市场，争取在本土市场从内外夹击中突 围；2009－2013年为国际化准备阶段，专注加强国际化能力；2014－2018年为全面国际化阶段。 “预计在2018年前李宁公司将成为世界前5位的体育品牌公司，届时国际市场份额将占总体销售的20％以上。”张志勇说。 随后，在拓展国际市场方面，李宁公司采用了“先打造国际品牌，再开拓国际市场”的方式在进行。 “先打造国际品牌，再开拓国际市场。这种做法与某些企业的低价倾销方式不同，我们希望先提升品牌的附加值。” 张志勇认为，在真正走出去之前，必须要在产品创新与品牌营销方面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2008年1月，李宁公司在美国俄勒冈州建立设计研发中心，作为李宁品牌进军美国市场的前站。2010年1月，李宁又在同地开出了第一家专卖店，开卖“中 国功夫”系列等特色产品。在东南亚，李宁品牌的羽毛球产品和装备行销不衰。 国际化道路充满挑战。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对李宁说：“李宁公司现在正在做品牌重塑的工作，使我回忆起联想在国际化之前，也做过相同的工作。知道李宁 也有向外走，走国际化道路的这种追求，让我感到格外的高兴。因为我们中国的经济品牌，实际上要靠我们这些企业品牌合起来形成力量。仅仅是一两个企业好是不 够的，只有大家都能走出去才能好。而要走出去道路将会非常地艰难。这个希望李宁有更好的思想准备。但是，国际上的道路却是更宽广的。”

华尔街日报：中国人的劣等人种情结100年从未消除 华尔街日报 　　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4日文章，原题：中国的身份认同危机 凯罗琳·施华兹2006年在中国某公关公司担任项目经理，然而她除了参与各种会议，几乎没有任何实际工作可做。开会时她只是安静地坐着，不知道会议议题， 甚至对客户一无所知。“我总是被摆在显眼的位置。但会议本身和我没任何关系”,现就读于纽约的施华兹说，她在中国之所以拿钱却不用出力，仅仅因为她是白 人。那家公关公司有西方客户，他们想让公司显得更加“国际化”。尽管这种方式欠妥，却折射出中国同西方之间一种全新的微妙关系：一些中国公司想通过雇用西 方人（特别是白人）来衬托自身，好让本公司显得地位很高、运作很成熟。 　　中国同西方之间的关系自19世纪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不太明朗，这既触发了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也使中国人充斥着自我否认情绪，同时对西方充满盲目崇 拜。 　　中国人的“优等”和“劣等”情结根植于“100年的民族屈辱”，从未自我消除。即便中国最近30年已跃升为世界经济强国，这种情结依然存在。一方面中 国要求在国际舞台上获得西方的更多尊重，而在个人层面上，西方人在中国人眼里仍贴着“优等”标签。 　　二三十年前，西方人在中国下馆子、住酒店往往能享受到特殊待遇。如今，在饭馆和百货商店里一掷千金购买香槟、名牌服装和豪华轿车的往往是中国人。但在 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一些和西方人共事或交友的中国人却常常发现自己仍无法享受到外国同伴的待遇。一些饭店将较好的桌位留给外国人，在提供服务时也是老 外优先。我的一位朋友嫁给了一个欧洲人，住在北京某公寓。如果她回家忘了带小区的通行卡，门口保安往往会刁难一番，而她丈夫就从未遇到过这种麻烦。而事实 上我的朋友才是房主。 　　一些中国人在“西方优等论”上显得有些极端。中国某大公司的总裁就擅用“白人”商业策略：他出差到一些小城市时身边往往带着一名白人随员，“身边带个 白人，当地人会高看我们一眼”。尽管这名随行外国雇员不必开口，其存在却往往会使事情进展更顺利，至少能让氛围变得更友好。但他的“白人策略”也有个缺 陷，那就是别人往往将其雇员当成老板，而他在别人眼里只是个翻译。 　　对一些被中国公司雇来“充门面”的白人来说，这让他们感到不自在。施华兹就觉得自己在公司被当成小孩子一样，甚至就是“动物园里的一只被观赏的动 物”。她来华之前学过8年中文，但她的中国上司对此一无所知，“他们甚至连我的简历都没看过。” 　　而我那位朋友的丈夫对小区保安对他们夫妻差别对待的态度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保安应该像对他那样对待所有人，但直到中国人学会尊重农民工和穷人，这种 变化不会发生。

茅于轼语出惊人：国家利益不可凌驾人民权益 大江网 作者：茅于轼 俄罗斯小孩“阿尔捷姆·萨韦利耶”6岁时被一名美国女护士托利·汉森从海参崴的儿童福利院收养，7岁时又被送回莫斯科，他的养母声称这孩子神经有毛病，不 愿再养他了。这本是一起家庭纠纷，可因为牵涉到两个国家的老百姓，就变成了国家之间的事。两国的外交官都出面说话，连总统都发了话，媒体也推波助澜，就变 了一件国际大新闻。如果这事不涉及两个国家，实在是件很普通的事，只能上当地新闻。但政治家和老百姓都从国家的角度看问题，把简单的事弄复杂，人与人之间 的事变成了国与国之间的事。究竟哪种看法对，哪种看法错，其分界点就在于“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 如果是“以人为本”，就应该考虑当事人的利害，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找出最有利的解决办法。就萨韦利耶的案子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孩子的前途，也应照顾他养 母的要求，根本不关国家的事。可如果是“以国为本”，情况就非常不同。首先要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领土的完整等。就算扯不上国家的利害，也得照顾国家的尊 严，而说到尊严，总是有文章可做的。俄罗斯外长已表示，要暂停美国家庭收养俄罗斯儿童的业务。俄罗斯总统也从国家尊严的立场发话，严厉批评了那个美国养 母。这样一来，本来高高兴兴可以完成收养手续的其他美国人，只好等俄罗斯外长哪天发善心，批准继续这项业务。他们发动签名运动，征集了两万人的响应，要求 尽快恢复收养业务。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一国内部，绝不会波及这么大、这么远。 -advertisement code begin-->-none-->-advertisement code end--> 这确实是非常奇怪的事。当强调“以国为本”时，把原本简单的事变得越来越复杂，甚至酿成激烈的冲突。比如，某些地方既没有居民，又没有资源，如果是“以人 为本”，谁也不会去注意它。可是因为“以国为本”，就变成双方寸土不让的国家事务，不惜兴师动众，大打出手，牺牲的人就是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这些人的 牺牲到底是为了什么，现在好像还有些理由可说，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理由越来越淡去了。再过一二百年，恐怕就觉得实在无法理解。是不是该为死去的人想一 想？为国捐躯，值得大家敬佩，但捐躯的理由何在，很少人会去追究。 如果是因为“以人为本”而为国捐躯，那是完全应该的。比如日本侵略中国，要把中国人当亡国奴，我们坚决不干。因为我们受到了伤害，要誓死捍卫祖国。这不仅 是国家的尊严，更是百姓的死活。如果只是国家的尊严，与百姓的利益无关，我们要不要关心就是值得讨论的问题。这样的看法恐怕很难为大多数人接受，因为“以 国为本”的思想已根深蒂固，很难扭转。这个思想已贯彻了几千年，谁也不会去想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国家的观念太强烈了，以至于连性命都显得不重要，其实这完 全是本末倒置。人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以人为本是对的。今天是我们重新考虑事物的主次问题的时候了。 2009年是越南战争结束35周年。美国再一次举行纪念会，悼念越战中死去的5万多名美国人。今天看来这些人死得太冤了。美国打了败仗，并没有阻止越南成 为共产主义国家，更没想到改革后的越南，越来越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也许越南也在悼念越战牺牲的人，但不会悼念越战中死的美国人，美国 也不会悼念越战中死的越南人，因为“以国为本”，各有各的政治目的。但是如果“以人为本”，越战中死的人都是人，死得都很冤枉。就平民百姓而言，最重要的 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自己的死活。政府把他们动员到战场上，面对敌方的武装，已经不容选择。唯一的出路就是杀死对方，因为你不杀死对方，对方就会杀死你，他 们被迫去杀和自己相仿佛的年轻人。他也有父母妻子，有温暖的家庭，有个人的抱负，但到了战场上，这一切都被抛到脑后，杀戮是唯一的出路，因为这里是“以国 为本”。 摊开每天的报纸，一大堆的新闻，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但有多少是“以人为本”作为出发点的？又有多少是“以国为本”作为出发点的？不难发现大多数热点新闻 都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与老百姓无关。以2010年5月8日的《参考消息》为例，日中两国东海调查船对峙(互相跟踪)，土耳其出口军火，俄国重振黑海舰 队，天安号被击沉的责任，美俄核能纠纷，欧盟-拉美峰会危机……大多数是政治家的事。有一些和百姓的利益间接相关，但解决的方法却是南辕北辙，事情会越搞 越复杂越困难。 今天，最使人担忧的恐怕还不是战争，而是恐怖主义。一些人身上绑了炸弹去炸另外一些无辜的人，损人损己，对任何人都不利。这些行为用最简单的理性去分析就 能看出其荒谬性。然而确实有人为这种极端荒谬的目的而牺牲，幸亏这样的人为数不多。可是类似于恐怖分子的行为，稍微改变一点形式，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进行， 就很容易蒙骗群众。 大家会问，何以“以国为本”的思想如此根深蒂固？原因很复杂，但归根结底，责任在政治家身上。政治家不断宣传、强化这种思想。在独裁国家，政治家的首要目 的就是继续统治这个国家；在民主国家，政治家的目的就是强调政治的重要性，给他们更多的钱，展现更多的风光。表面上是为了老百姓，其实是为了他们自己。只 有慢慢地用“以人为本”取代“以国为本”，这种关系才能改变。政治家不能再用“以国为本”欺骗百姓，做任何事必须符合百姓的利益，哪怕未必符合国家的利 益。如果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相矛盾，只有牺牲国家利益为人民，而不应牺牲人民利益为国家。到最后国家的观念越来越消退，人民和社区组织将取代国家。到那时 候战争绝不会发生，更没有谁能够制造原子弹，也不会制造航母，连机关枪也没有用处，在武器方面有手枪就足够对付强盗小偷。那时候兵工厂、军事要地、国防要 塞、军校、军事科研、兵营都成为过去。当然，这样的目标距离我们还很远很远。但如果人类没有被核战争消灭掉，还能生存下去，最后的世界必然是这样的一种结 构，这才能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说了一堆大道理，让我们回到萨韦利耶的案子上来。为什么外交家、总统都对这样的小事感兴趣？他们日理万机，还用得着为此等小事操心吗？对他们而言这事并不 小，它关系到由他们代表的国家尊严。我估计为此事将会召开一系列的会议，会有几十个人坐飞机头等舱飞来飞去，住高级宾馆，花纳税人的钱，各自用 “以国为本”的精神辩论是非曲直。最后得出的结果不大会是从百姓的利益出发的，而是国家尊严超过了一切。倒霉的是老百姓，他们想自由做的事因此做不成了。 还好，这终究是一件小事。如果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大事还如此处理，就值得担心了。

郎咸平：苹果电脑才是富士康危机的背后黑手 郎咸平博客 　　前段时间富士康事件充斥各个媒体，当然了，我们对这13位自杀的员工，表示深切的遗憾。其实我不想谈富士康，可是我发现全中国的讨论都是错的。你在媒 体里面看到的所有关于责备富士康的事情，通通都是表面现象。其实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富士康危机，它的背后黑手，才是这一切的根源，而它竟然逍遥法外而没有 受到舆论的制裁。你知道它是谁吗?苹果电脑。 我们把媒体所有的分析做一个简单的摘要。军事化管理是一切错误的根源。是这样吗?那么部队里面是不是应该有更多人自杀?可是我还记得我们很多企业家也是部 队出来的，包括郭台铭本人。我以前也当过兵。我听了这些富士康员工讲他们所受的苦，这些90后、80后的人，讲了这个苦之后，你知道我什么感觉?那还叫 苦?你去当兵看看，你那些有什么了不起?我建议各位到建筑工地看一看，你会发现几乎没有80后跟90后的人，建筑工地通常都是50、60、70的人，为什 么?我们年轻人已经不去那里打工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象。80后、90后他们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光明的未来，需要一个更好的收入。他的父辈打工，为什 么能够每个月赚一千块钱而忍受那么多的，包括军事化管理的磨难呢?因为他有信仰，这个信仰不是对神的信仰，而是对他家庭的信仰。想想看，他打工是为了谁? 为他老婆不要挨饿，为他80后、90后的子女能够念书。农一代这批人是我最敬佩的一批人，这一批人老是任劳任怨地干，没日没夜地干。你叫他加班他很高兴， 叫他一天干8个小时他不爽，他最好一天干12个小时，为什么?他可以多赚四个小时的钱来养家，养他的儿子，养他的女儿，养他80后、90后的子女。这批 人，农一代成为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手，主力军。可到下一代不一样了，同样孕育出农一代的工作环境，到了农二代所给予我们的是大批量的自杀。 　　我想透过现象看本质，这种军事化管理是谁造成的?是富士康吗?还是你背后的黑手?请各位想想，你为什么会进行军事化管理?因为你的背后的黑手，你的客 户是这么要求的。苹果在任何时候都标榜自己是一家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而且苹果规定，富士康必须关注员工的人身权利，确保他们有足够好的工作环境，得到 合理的报酬。但是我们发现，苹果在尽一切的可能压低富士康的利润。为了压缩成本，赚取更多的利润，富士康只能加大员工的劳动强度以提高工作效率，所以必须 进行军事化管理来满足苹果的要求。所以实际上我今天想谈什么?苹果就是美国人虚伪的化身，苹果才是造成80后、90后年轻人自杀的真正背后黑手，富士康只 是它的工具。 　　卡在员工脖子上的枷锁——流水线 　　我们一步步来谈，到底多大程度是富士康的责任?多大程度是苹果的责任?Apple在06年上半年的销售量是850万台，同比增长61%，收入超过了 100亿美金。苹果赚了这么多的钱，那我请问你，富士康赚了多少?每一个Apple它只拿到4美金而已，其他99%的钱都是苹果赚走了。4美金当中包括什 么?电费、设备费用跟材料费用，全部都在里面了。人工成本，是苹果根据生产厂家也就是富士康所在地深圳的最低工资乘上每件产品的最高工时这么计算的。不但 人工成本富士康决定不了，包括原料、制造成本在内，全部由苹果决定。 　　我想给你们提一个新的生产流程，叫做细胞式。这个案例在我的书上写过，就在《思维》那本书里。我这里把一个最新的细胞式生产方式给各位介绍一下，它就 是日本佳能所发展出来的细胞生产方式。《佳能细胞式生产方式》、《心在工作现场》和《为自己而工作》，这几本书把这个佳能的新生产方式都讲的非常透。 　　过去佳能采用福特的流水线。一个照相机过来，你安一个螺丝我安一个镜片，这个兄弟这辈子每天安镜片，那个人每天安螺丝。日本自杀率是很高的，因为太有 挫折感，薪水又不高，工作又枯燥。你知道小日本最后想出什么呢?变成细胞式，放弃流水线。他们放弃多少?放弃16000米长流水线，改成什么?改成这种圆 桌，叫细胞。十个人围一桌，那很有意思的，这十个人围一桌有什么好处?同样的照相机就由这十个人做，而不经过流水线了。不是你插一个螺丝我插一个镜，不是 的，而是咱们十个人边做边聊。照相机拿过来了，我插个螺丝，然后你放个镜片。你去吃饭了，我帮你装镜片，我帮你装另外一个皮带。也就是每一个人每个工作都 会，他不是只装镜片装一辈子，而是整个照相机里面所有零配件他都会装，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哥们明天要生产了，请假三个月，我得帮他做三个月。也就是说，把 这种流水线的机械化方式换成一个人性化的方式。而且这十个人什么都会做。整个照相机的每个零配件都会做。你以为很费时间吗?你以为效率低吗?他可以边聊天 边做，效率高得不得了。今天你家儿子有没有念书，高考考得怎么样，考了500多分，那没什么希望了;还有你妈妈最近怎么样，买菜价格如何，大蒜价格有没有 升。边做边聊，发现效率奇高。高到什么地步?我念一段数字给你听。1997年，佳能废除了16000米长的流水线后，采用细胞式生产方式改造。1998年 第二年之后开始取得成效，劳动生产力平均提高了50%。不可想象吧?其中佳能集团在中国大连的工厂因为采用了细胞式生产方式之后，一年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 了370%。公司的边际利率润由1999年的2%(也是富士康的边际利润率)，提高到了2004年10%，升幅5倍之多。而且佳能每位员工的贡献利润在 1999年到2000年单年内升幅高达80%，2004年更是1999年的4倍。 　　必须给日本佳能一个正面的评价，那就是由日本人发明的细胞式的组装，从一个机械化的组装变成一个人性化的组装，允许员工聊天，允许员工话家常，同时员 工必须会所有的装配。过去的话，整条流水线是不能请假的，所以在富士康也是一样，是不能请假的，请假非常麻烦，因为你请假的话，你那个针谁插?你那个针不 插上，整个Apple就不能用，所以都不能请假，你请假我要找个人替你，是非常麻烦的。这就是今天的富士康，理解我的意思吧。可是细胞式呢?无所谓。你请 假没关系，我帮你做就是了，明天你再帮我做，因为我什么都会。 　　而且公司只有一条流水线的话，你就得工作12小时，是不能断的。你不能说流水线来一半吧，那不可以，流水线必须走完整个流程才能做出整个产品。可是细 胞不一样。如果销量下跌怎么办?我有100个细胞，我50个细胞做就好了，另外50个，放假算了。而流水线呢?不然就是零，不然就是100%。可是一旦换 成细胞的话，很有弹性。到了复活节，到了圣诞节，客户下单怎么办?100个细胞一起工作。因为是十个人一组，而不是全部员工站在一条流水线上，一个都不能 少，少了一个，流水线就得断裂，就玩不下去，所以富士康你还是有前景的。怎么样?这就是生产方式再创新，你不要老是拘泥于过去流水线军事管理模式。你看， 细胞多么具有人性化!不是一个军事化管理，而是加入更多人性因素。和流水线相比，它的利润率、生产力竟然大幅提高，而且不是只提高百分之几，是提高百分之 几十。 　　我们的OEM企业家能不能考虑在这样一个非人性化、机械化、军事化管理当中创新思维?当然，创新思维的重要方法就是来听郎教授的课。我今天只是举个例 子，细胞式方式不但解决你的问题，同时带来一个人性化管理，以人为本的OEM生产理念。我觉得这是我们企业家下一步应该追求的。（本文摘自作者博客）

48名华人拖家带口赴日本“吃低保”引发社会关注 中新网 据日本《中文导报》报道，48名华人以照顾日本国籍的老人为由，在今年5月到6月获批准进入日本后，立即去居住地大阪的役所申请“生活保护”，即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以下简称“低保”)。其中32人获批准，至今共获得241万日元生活费。大批华人刚来日就申请低保，大阪市政府人员感到其中有诈，对于批准他们 在留资格的入管局提出质疑，而入管方面则认为是大阪市政府审查不力。目前，事件调查尚未有最终结果，但已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关注和议论。 　　48名华人：办登录证顺便办低保 　　这48名华人来自福建省，其中10人是居住在大阪西区的一对残留孤儿姐妹的子女。这对姐妹70多岁，2008年7月从福建来日本，11月获日本国籍。 今年5月到6月，她们将福建家中老小48人全部以“照顾老人”为由办来日本，大阪入国管理局为他们签发了“定住者”资格。 　　这48人来日本后，在6天之内，到该市5个区役所申请生活保护。他们都不会说日语，在办理外国人登陆和申请低保手续时，均由同一位不动产业者陪同。役 所人员感到“这么多刚来日本的外国人突然都来申请生活保护，太不自然”，怀疑不动产业者参与了“贫困商务”，遂展开调查。大阪市要求法务省入国管理局对外 国人进入日本进行严正审查，同时重新审查这48人的在留资格。 　　大阪市：入管局在审核些什么？ 　　已经获得低保的32人中，有26人是在大阪西区区役所提出申请并获准的。该区役所“生活支援”担当井户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道，他和另一位同事接待 了 26名申请者，他们来自十个小家庭。申请时，他们由不动产业者陪同，本人不会日语。为了实地调查，区役所还请了一名中文翻译，陪同去调查他们的生活实态， 发现状况确实窘迫。在区役所内，当时就有争论，有人认为刚来日本办外国人登录证，同时就申请低保，事情蹊跷。但面对“定住者”资格，以及确实窘迫的生计， 役所只能发放低保。按照人头数算，如3口之家，一家每月可获得12万多的低保。井户还介绍道，这些人说在福建时是农民，生活非常穷困。 　　事实上，大阪市方面在6月24日就向入管提出疑问，在6月30日接到入管电话称“该项在留资格认定，出于申请者是日本国籍者的亲属，无法取消他们的在 留资格”。7月1日，大阪市召开记者会，市长平松邦夫在记者会上对入管局提出了批评说，“不知道在审核些什么，真是不可思议。”在进行入国审查时，入管局 应该注意到他们不符合“不会在生活上对国家和地方政府带来负担”这条规定。平松市长更在推特上宣布：“为什么入管没有拒绝他们登陆？我们正在和他们确认， 如有需要我甚至不惜亲自去讨个说法”。大阪市政府已经“保留”，即暂停审理尚未获准的14名中国人的低保申请，另有两名华人或在申请之前就遭遇事发而暂 停。 　　入管局：大阪不好好审核就发低保 　　对于大阪市政府的发难，入管局负责人表示，大阪市政府没好好审核就发给了低保。入管局批准在留资格时，已认真审核了保证人的资产，至于是否批准低保， 应由市政府判断其资产能力。也就是说，48名华人办理来日申请时，是由保证人为其担保来日后的经济生活，但他们踏上日本土地之后，并无人会为他们的生活支 付金钱。 　　有人肯当保证人，已经善莫大焉，来日后的生活要靠自己，这种在华人心中约定俗成的“规矩”，当然不为入管所了解，或者说，成为了入管局对于大阪市指责 的挡箭牌——大阪市政府确实没有去调查这些中国人是否有经济保证人，也没有让他们去问保证人要钱而不是申请低保。 　　由于大阪方面坚持“批准在留资格”需满足“不给地方政府增加负担”一条，7月2日下午，大阪入管局派出两名职员来到大阪市役所，表示“即将和法务省共 同协调，对于这次集团申请者的在留资格重新审核”。 　　不动产业者：纯属善意，不为骗钱 　　被大阪市政府怀疑从事“贫困商务”，也就是趁火打劫的不动产业者表示自己没有骗钱。 　　据他介绍，有中国籍男子从5月份起，带着刚来日本的中国人多次找他，让他帮找房子。不动产业者说，自己的妻子是中国人，可能有人听说后就找了过来。他 出于善心，帮他们中的十几个人找了房子，做了中介。在签订入住契约之后，他收取了手续费，并和妻子一起，陪同这些人去申请低保。他称，那名中国男子不知姓 名住址，目前已经联系不上。 　　市长：并非大阪好骗好混 　　去年八月，有两名居住在大阪的在日华人男女以伪报低收入的手法，骗取了低保费约547万日元。大阪的低保在日本曾被称为“好混好骗”。大阪市2010 年度税收6091亿日元，其中2863亿日元用于支付低保费用，因此对于“低保骗局”相当敏感并严肃对待。 　　自从6月29日发放低保而引起各方关注后，大阪市长6月30日立即在推特里紧急澄清，称面对由入管局定性为合理入境和有定居资格的外国人，只能发放低 保，并非人们所认为的“大阪市政府好骗好混”。 　　7月1日，32名中国人领到了7月份的低保，因为低保是在每月1日发放。大阪方面称，入管局没有取消他们的在留资格，目前不得不发放。已经提交了低保 申请但被暂缓审理的14人，也极有可能获得批准。 　　社会各方面正在关注事态的发展

江青：共产党员生孩子很俗气，孩子让别人去生 网易历史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7期 江青的亲情世界（下） □ 杨银禄 江青与李敏 李敏，1937年冬生于陕西延安（为贺子珍所生），1940年前往莫斯科，随母亲贺子珍一起生活。第二年，德国入侵苏联，她们母女的生活条件变得异常艰 苦。1949年春夏之交，李敏随母亲回国，暂住沈阳。同年由姨母贺怡带领，重新回到父亲毛泽东身边。 李敏的中学时代，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度过的。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考取了北师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和原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的儿子孔令华结了 婚。一年后，李敏生了个男孩，取名孔继宁。毛主席非常高兴，经常抱抱、亲亲可爱的小外孙。江青却对李敏一家十分冷淡，还经常借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寻衅滋 事。李敏考虑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中南海。毛主席不想让他们离得太远，李敏和孔令华商量后，先搬到中南海内较为偏僻的一栋平房居住。住了段时间，江青还是 经常找麻烦。于是，李敏、孔令华带着孩子搬出了中南海。搬出去以后，根据江青的指示，他们出入中南海的证件被收回。从那以后，李敏想要进入中南海就很困难 了。 据彬子编的《毛泽东的感情世界》一书记载：“‘文革’初期，李敏在国防科委院校局工作，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任助教。李敏虽读过父亲的《我的一张大字 报》，但对这场运动并不理解。她对‘造反派’说：‘人各有志，你们造反未必我也要造反，不造反就有罪，这是什么道理？’于是，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李敏，开 她的批斗会，进而将她关押五个月之久，教育战线在运动中首当其冲，深受破坏。被江青封为‘四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说李敏不是江青生的，孔令华是埋在 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扬言一定把他们从毛主席身边挖掉。韩爱晶在大闹北航的同时，还把手伸向国防科委机关，将在长征途中打断一条腿的钟赤兵副主任拉到北 航大会批斗。李敏、孔令华觉得这是江青一伙在捣鬼，决定去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 “经过一番周折，李敏终于到了毛泽东的住处。然而，事有凑巧，她一进门，便碰上了江青。得意一时的江青，一眼瞅见李敏，就大声地挖苦她：‘小保皇回来了 呀！现在正搞运动，回来干什么？想摸底呀？’” “江青挖苦李敏的话，毛泽东听得真切，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门口，招呼李敏说：‘当小保皇有什么关系。回来摸底光明正大，搞运动不准女儿见父亲，岂有此 理！’他把李敏拉到屋里，仔细听取了李敏反映的情况。他对批斗钟赤兵的行为明确表示反对，说：‘钟赤兵是好人，是打仗出来的，是有功的。’并要求李敏回去 传达。这话后来有效地保护了钟赤兵。” “从毛泽东患病到去世，李敏总共才见了爸爸三次面。第一次是她在孔令华所在部队的驻地接到毛远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毛泽东病重，让李敏去看他。等李敏赶回 来去见爸爸时，江青只让她看一眼，就让她走，说：‘主席抢救过来了，好多了，你去吧。’李敏不肯走，说：‘这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 “‘呆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江青的话又冷又硬。‘你要这样，以后再也不让你来看了。’” “李敏仍然不肯走，她气愤极了：‘我看爸爸还要你让吗？’” “果然，从此以后，李敏再也听不到爸爸的消息了，没有任何人告诉她毛主席病况如何。她曾经到中南海门口去过一次，请求会见，但没有获准。” “李敏第二次见爸爸，那是她看到中央一个文件中，谈到毛泽东的病情以后，她不顾一切，立即到中南海门口求见，这次她倒是进去了，见到了爸爸。毛泽东仰卧在 床上，疾病折磨着他，脸容憔悴，声音微弱，但神情十分清醒。他见到李敏站在床前，拉住李敏的手说：‘娇娇，你来看我了。’” “李敏点点头。” “过了几天，李敏接到中办的电话，让她去看毛泽东。中办派来的汽车把她接进了中南海。她以为父亲已经转危为安了，没有想到的是爸爸已经离开人世，输氧的罩 子已经撤了，她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 “父亲去世了，李敏要求为爸爸守灵，江青不答应，没有办法，她只得一连几天排队，随着首都瞻仰毛泽东遗容的人群进入爸爸的灵堂，肃立在那里，向爸爸最后致 意。” 对于彬子的叙述，我进行过详细考察，是比较真实的。 1971年8月上旬，江青在青岛休息。有一天，她在那里见到李敏后对我说：“李敏这个孩子看起来文静贤惠，对我毕恭毕敬的，很少说话，但她是一个很有心计 的人。我曾经批评过她站错了队，她不但不服，还到主席那里告我的状。国防科委有个叫钟赤兵的高级干部，这个人恨我，反对中央文革，李敏偏偏要保他，她还鼓 励主席保他，她这样做明明是对我来的嘛！我说她是个小保皇派，她仗着有主席的支持，竟敢向我拧脖子，厉害得很哪！孔令华也不听我的话，难哪！我们这个家庭 情况很复杂，我和主席家的人是很难相处的。李敏就是其中的一个。” 江青与李讷 李讷1940年8月3日生于延安（为江青所生）。江青不止一次跟工作人员说：“共产党员只有工作、工作，不应该生孩子，生孩子是党外人士的事。我生下李讷 就是一个失误。我怀她的时候就不想要她，可是主席喜欢小孩子，我也只好生下她了。” 在战争环境中，居住地点不定，生活很艰苦，李讷六七岁还不能接受正规教育，只有保育员教她识字，到西柏坡才开始上小学。进京后到万寿路育英小学插班读四年 级。李讷聪明伶俐，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53年，考入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1959年考进北大历史系。1960年困难时期，由于营养不良，全身浮肿， 大病一场，1961年休学一年，1965年才大学毕业。 1965年，李讷被分到解放军报社当编辑，第二年当上了解放军报社总编（当时李讷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编者注），那时李讷才26岁。“文 革”期间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复杂，《解放军报》是军队中的党报，地位十分重要。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担任如此重要的领导职务，不但工作繁忙，还要参加政治斗 争，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应付江青的政治需要，其难度可想而知。李讷精神高度紧张，体质明显下降，吃不下饭，即使每天睡觉前吃大量的安眠药，仍然难以入睡。 我是1967年10月初调到江青那里工作的。那时，江青住在钓鱼台11号楼，李讷也住在那里，她的宿舍与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只有一墙之隔。我比她大两岁，她 经常叫我“杨大哥”。她对我们工作人员比较尊重。有一次，她听她妈叫我“小杨”，就开玩笑地叫我“小杨”，她妈批评她说：“肖力（李讷进入解放军报社时改 名肖力——编者注），我可以叫‘小杨’，但是，你不能叫‘小杨’，他比你还大两岁呢。”从此以后，她有时叫我“杨大哥”，有时叫“银禄同志”，或叫“老 杨”。 李讷身体非常虚弱，神经也非常衰弱，稍一活动就出虚汗，不时表现出烦躁不安的神态。 那时，通讯还不发达，一栋偌大的楼房只有五部电话：江青办公室有两部，厨房一部，大门口一部，我的办公室兼宿舍一部。李讷的宿舍没有电话，但她在解放军报 社挂着总编的职务，报社有些重大的事情要请示报告她，她认为重要的事情也要通知报社，因此经常到我屋里接、打电话。由于心情不好，有时她在电话里就跟对方 吵了起来。她怕母亲听到打电话的声音，每次接、打电话都把门关上，一讲就是很长时间。江青睡觉以后，我抓紧时间整理文件资料，锁上门睡觉，经常是刚刚躺 下，李讷就按响电铃要到我的屋里打电话。我赶紧全副武装（那时我是军人），穿好衣服，开门说：“请进。”她打电话少则十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有时一个晚 上（江青是夜间办公，睡觉时间实际是白天）进来四五次打电话，闹得我也开始神经衰弱，吃安眠药了。我嘴上不好意思说，可是心里烦极了。 后来，我鼓足勇气向汪东兴提出给李讷安一部电话，并把她的宿舍从一层搬到二层。汪很快就答应了，并负责说服她搬到二层去住。 李讷同意搬家。我们要给她打扫房间、布置家具、安装电话，于是请她暂到丰泽园居住。 李讷走后，我们利用江青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间很快给李讷打扫干净了房间，布置了家具，搬了家。我派人到中南海把新宿舍的钥匙交给她。也怪我想得不细致， 应该给她安上电话后再把钥匙交给她。 过了两天，李讷打电话问我：“是不是你找汪叔叔叫我搬的家呀？”我回答：“是我。”“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讨厌我？叫我离你远一点？”李讷又问。我解 释说：“不是的，我为了你好。二层只有江青同志和你二人居住，比较安静，你身体不好，睡眠很差，楼下人多，影响你休息。”李讷说：“我明白了，看来你的心 还是蛮好的，谢谢你的好意。”我以为她真的理解了我的意思，就心平气和地说：“你最近几天能不能回来一下，请你来看看家具布置得合适不合适？电话安装在什 么位置？” 这时，李讷火冒三丈地说：“你现在就给我安电话，我回去就用。”我耐心地说：“门钥匙在你手里，开不了门，怎么安装电话呢？要不我派人到你那里去取钥 匙。”她一听火气更大了，不讲理地说：“钥匙我不给，门我不开，锁不能搞坏，你今天就得给我安上，这是我的命令。” “文化大革命”风云变幻，加之各种压力，李讷的性格、对我们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我第一次听到她说出这样不讲道理的话来。我毫不客气地说： “肖力同志，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后代，你现在也是一位高级干部，怎么失态不讲道理了呢？咱们是同龄人，你怎么不尊重别人了呢？”她停顿了一会儿说：“我 不讲理了，你看怎么办？”我说：“如果你再不讲道理的话，我就想办法报告主席。”她说：“别，别报告我爸。”我看她的态度软下来了，就心平气和地说：“算 了，算了，在你方便的时候请你来一下，好尽快把电话安上。”她答应说：“那好吧。我刚才对你态度不好，请你不要生气，我是心情不好，对不起了。” 李讷的无理我并不怪她。我理解她当时的处境：工作多，压力大，江青不但没有给她更多的母爱，还经常叫她这样做、那样做，她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边缘。况且， 她那时已29周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江青对她的婚姻关心不够。由于江青疑心较大，反复无常，谁敢给她的女儿介绍对象呢？人们对她都是虚与委蛇，敷衍应付， 敬而远之，李讷的苦恼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母亲的江青不是关心女儿李讷的身体健康，而是如何控制更多的权力。在她的建议下，李讷先后担任过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中共北京市平谷县 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 1970年下半年，李讷神经衰弱得非常厉害，身体几乎垮了。中央办公厅领导建议并经毛泽东和江青同意，李讷到了江西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一面休息， 一面适当参加劳动锻炼，以松弛神经、促进睡眠、增加食欲、增强体质。 中办五七学校的不少学员都认识李讷，对她很客气、很关心，连队的领导对她也很照顾。但李讷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同大家一起劳动、吃饭、休息，泼泼辣辣，干活 不惜体力，不怕脏，不怕累，经常满脸汗水，浑身是泥。她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搞得很好，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几个月后，李讷的神经衰弱大大减轻，睡觉好了， 吃饭香了，体质明显增强。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毛泽东和江青接到中办五七学校校长——毛远新的姐夫曹全夫（毛远志的丈夫）的来信，说李讷在五七学校一切都好，得到了很好的锻 炼，并在五七学校找了一个男朋友，叫小徐，是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服务员，也在五七学校劳动锻炼，该同志身体健康，精明能干，政治可靠，年龄比李讷小 一些，其父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小徐的出身没有任何问题，本人情况比较好，现在他俩感情很好，如果主席和江青同志同意的话，他们近期就可以登记结婚。 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孩子的婚姻由孩子自己决定，我们不宜干涉。江青看了信以后，闭目不语。因为主席已经明确地表态，即使江青不同意，她也不好提出相左的意 见。信在办公室放了好几天，江青迟迟不表态。 有一天，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问：“曹全夫同志写给主席和江青同志的信你给江青同志看了没有？江青同志批了没有？江西那里还等着意见呢。”我说：“早就给江 青同志看了，还没有批示。”汪东兴说：“你在她精神好的时候提醒她批一下。”我说：“好，我马上就去提醒。” 我到了江青的办公室，她正在看文件。由于晚上的觉睡得不错，没有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样子。我问：“江青同志，曹全夫同志的信你批了没有？汪东兴同志来电话 说，李讷还等着回音呢。”这时，江青用力将手中的文件摔在茶几上，生气地说：“这个李讷呀，对于婚姻大事如此轻率，找男朋友也不事先和我们商量，征求老人 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儿大不由爷呀！真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随她去吧。”说完，拿起笔来，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个圈。 放下笔，用力把信扔给我并问道：“小杨，你认识这个叫小徐的吗？他的情况怎样？你知道的话告诉我，如果知情不报，你就是犯了欺君之罪！你告诉我。”我说： “我不认识他，我对他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曹全夫同志是中办五七学校的校长，他介绍的情况是代表组织的，应该相信他的话。” “对，曹全夫同志既是校长，又是我们的亲戚，正因为我相信他的话，才觉得这个人和李讷不般配，两个家庭的情况相差甚远，他们两个人的文化程度相差甚远，职 务地位也相差甚远，我不相信他们俩有什么共同语言，能生活到白头偕老。你说呢？”江青问道。 我说：“两个人的感情好比什么都好。当然，江青同志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要达到两全其美也是很难的。心想事成只是一种愿望，在实际生活中是很难实 现的。” “不，不是有一定道理，是完全正确的，不信，你等着瞧，不出问题才不正常呢。”江青不高兴地说。 我想：哪有当母亲的盼着孩子婚姻出问题的呢？ 一周后，李讷和小徐高高兴兴地登记结婚了。结婚仪式非常简单，双方的家长也没参加。结婚那天，毛泽东派人给李讷和小徐带去一套《马恩全集》作为结婚纪念 品。婚礼仪式是曹全夫操办的，请食堂做了两桌便饭，五七学校的几位领导参加，吃了几粒糖，吸了几支烟，就算结婚了，非常简朴。 恩爱的小夫妻结婚后回北京度蜜月，住在丰泽园。可能是从南方回到北京不能很快适应气候变化，加上尚不习惯婚后的生活，李讷经常感冒发烧。江青找茬说小徐身 体有毛病，不然为什么李讷老发烧，命令小徐到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的结果是没什么大毛病。 树欲静而风不止。两人的婚姻并未向好的方向发展。有一天，江青到中南海看望李讷和小徐。江青听人说过小徐的字写得不错，就检查小徐的笔记本，看看他的字到 底如何。刚开始还夸他字写得的确不错，后来发现小徐的笔记本上记有中南海和钓鱼台的几个电话号码（作为毛主席的女婿，为了联系方便记几个电话号码是很正常 的），多疑的江青回到钓鱼台后大做文章。 江青说：“他这是想干什么？我看他像一个特务，不然他写那么多电话号码有什么用，应该叫他立即离开中南海，也不准他到钓鱼台来，叫他离主席和我远远的，我 不想再见到他。” 我为小徐开脱说：“记几个电话号码不能说明什么，为了联系方便，不少人都有一个电话号码本。如果你对他不放心的话，是不是通过组织跟他谈谈。可以告诉他， 怕电话号码泄密，只要用心记，不要用笔记，叫他保密。李讷与小徐结婚不久，他们俩的感情不错，如果在这个时候把他俩分开，恐怕不太合适。如果你认为小徐有 问题，还是以教育为主，做做思想工作，动不动就采取组织措施，往往效果不好。” 那时，我认为江青十分爱她女儿，小徐是她的姑爷，我替他说说情，江青也就放过他了。我没有料到，江青对我的话不但不参考，反而大发雷霆，她大声训斥道： “你是我们家的一个小小的职员，你没有任何发言权。我对小徐怎样看，怎样处理，这完全是我们家的事情，别人无权干涉。你认为他是个好人，有什么证据？我认 为他不好，有坐探的嫌疑，我看到证据了，电话号码就是证据。你赶快把春桥同志叫到我这里来，我有事想和他商量，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以后再做决定，这里没有你 发言的权利，更没有权利教训我。” 张春桥动作很快，10分钟左右就来到了钓鱼台10号楼。我把他引进大客厅，就退出来了。他俩都说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很快就决定把小徐送到石 家庄铁道学院学习。 从表面上看，这种决定无可非议，送小徐去学习深造是件好事。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李讷和小徐分居两地，淡化他俩之间的感情，为离婚做准备，这就不可思议 了。 李讷与小徐新婚燕尔，把小徐弄走，李讷的痛苦可想而知。李讷性格倔强，宁可忍痛割爱，也不再央求她的母亲。从此，李讷和小徐就永远地分开了。 可怜的李讷发现自己怀孕了。由于精神折磨和身体不适，神经衰弱症更严重了，情绪非常不稳定，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整天不出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安眠药用 量逐渐增加。同时，她对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来的惧怕、尊重、不敢多言，转变成不理睬，对她做的事看不惯，对她说的话不想听，有时见面还吵几 句。 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件事： 1972年初“批林整风”期间，江青突然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开刀（也有整汪东兴之意），这股风来得很猛。有一天深夜，江青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参观的 名义，约了6名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八一厂已是午夜时分，演职员们都已休息。江青命令把他们从被窝里叫起来，召开全体演职员大会。她不讲电影艺术，专 讲“批林整风”的意义。主题是讲中央办公厅出了一个大坏蛋，他就是王良恩，是周恩来的大秘书（王良恩不是周恩来的秘书，而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列席中央 政治局会议，权力大得很，九届二中全会6号简报出笼的责任，他是有份的（这是江青强加给王良恩的）等等。 王良恩受不了这种政治高压，含冤自杀。 这天早晨，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难过地说：“真糟糕，王良恩同志受不了压力，自杀了。江青同志起床以后，你报告她一下。”我报告江青以后，她高兴地说：“好 哇！这就更说明了王良恩这个人有问题，这叫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此后，批王简报一批接着一批。一天，江青叫我把6期批王简报送到中南海给李讷看。我到丰泽园李讷的住处，看见她正烦躁地在屋里踱步。看到我后不耐烦地问： “你又奉江青什么命令到我这里来。我没有那么大谱，敢麻烦你杨大秘书一趟。” 我说：“你这是客气呀，还是讽刺我呀？” 李讷用疲倦红肿的眼睛瞅了我一眼，说：“我是讽刺她，不是讽刺你。开个玩笑，何必当真。” 我笑着说：“别开玩笑了，你妈叫我送给你几份简报看看。” 她接过简报，粗略看了一下题目，就非常生气地大声说：“叫我看这些干什么？！”一下就把简报从窗户扔到院子里，散落了一地。我忙说：“李讷，你不看也别扔 到院子里，万一丢几份我可不好交代呀！” “告诉她，以后不要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看，我早就烦透了。”李讷说。 当时，我不知道她烦什么：是烦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还是烦江青打倒一个又一个领导人？ 三月底四月初的一天，凌晨3点，李讷来到钓鱼台江青的10号楼，要求见江青。江青刚刚睡觉，大门口值班的同志说：“江青同志刚睡下，你现在见她不是时 候。”李讷不听劝阻，硬是往里走。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植物神经紊乱，睡眠不好，你是知道的。现在打扰她，今天她就不可能再睡了，她要是怪罪下来，我们 吃不消。请你现在回去，等她起床后，我报告她，就说你晚上来这里找过她。她如果同意你来，我打电话请你再来，谢谢你与我们合作。否则，我们就为难了。” 李讷说：“你怕她睡不好觉，就是不怕我睡不好觉。你叫护士给我几粒安眠药，我立即就走，不给你们找麻烦。” 按说，李讷不能入睡，给她几粒安眠药并不为错。但江青下过死命令：“李讷服用安眠药量太大，她现在又在怀孕期，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再给她安眠药，如果不 通过我，私自给了她安眠药，军法从事。” 江青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于是，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交代过，没有她的指示，我们不敢给你，安眠药一粒也不敢给。请你委屈一下，江青同志起床后我去请 示，请你现在先回去，请你理解我们。” 李讷不满地说：“你说来说去还不是怕担责任吗？我不用你们担什么责任，我自己进她的卧室，亲自去求她。”说着就往江青卧室走廊里闯。值班员挡住她的去路， 李讷怒斥道：“滚开！叫我进去！”。 我看李讷今晚见不到江青是不会罢休的。于是，我就拦住她说：“请你消消气，等一等，我叫护士先进去，把江青同志叫醒。”李讷喘着粗气，坐在沙发上，很不耐 烦地等候。大约过了两分钟，护士从江青的卧室出来，说：“把江青同志叫醒了，同意李讷进去。” 李讷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她大步流星地进去了。我看了看表，已是凌晨四点。 李讷进去不到10分钟，江青就急匆匆地打铃，叫秘书，叫警卫员，叫护士。我们都不知道江青的卧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赶紧跑了进去。江青穿着睡袍，坐在床 上，李讷坐在地毯上，两人都喘着粗气。江青大声吼道：“看你这个样子，哪像主席和我的女儿，简直就像一个泼妇，你给我滚出去！” 李讷也气得大声说：“你哪像一个做妈妈的，你的心也太狠了，你对你的女儿都不知道心疼，你还心疼谁呀？向你讨几片安眠药都不给呀，你知道睡不着觉有多么痛 苦，你只知道关心你自己！” 我是第一次看到她们母女俩反目吵架。 当着我们的面，江青觉得失去了一个做母亲的体面，更觉得失去了一个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伟大旗手”的尊严，对李讷又吼道：“你给我从这里滚出去！我再 也不想见到你！” 那时，李讷已怀孕七八个月，大腹便便坐在地毯上，喘着粗气，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 江青高声地对我们吼道：“你们还看什么，是不是在看我们家的热闹，这有什么热闹好看的，还不赶快把她给我弄出去。” 我耐心地对李讷说：“肖力同志，先走吧，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好吗？” 李讷说：“不行，不给我安眠药我就不走。”态度很坚决。 江青用发颤的嗓音说：“你们把她抬出去，别跟她讲废话。” 李讷个子大，身子重，我们三人哪能抬得动？又叫来两个小伙子，搬来一把宽大的椅子，把她抬到椅子上，三个人抬，一个人搀扶着，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抬到门 厅。我们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她才勉强上汽车走了。 上车后，她觉得从中南海跑来向她妈要几片安眠药也没有达到目的，回到中南海肯定更睡不着觉。不行，还得想办法要几片。当车开到100多米的拐弯处时，李讷 从车上跳了下来，坐在马路边上不走了。司机贾德祥无论怎么劝也不走。小贾没办法，又跑回10号楼把我们叫去。 春寒料峭的季节，凌晨显得格外寒冷。一个孕妇坐在冰凉的马路边上，谁见了都会心疼，何况她又是毛主席喜欢的孩子。 李讷看到我们去了，便说：“她心狠，不给我安眠药，你们也不给，你们还真行，真够坚持原则的。今天不给我药我就不走了。” 我说：“你现在怀孕，安眠药吃多了对孩子不好，请你回去，等江青同志起床以后，我们再向她请示。她给我们下了死命令，不准我们给你安眠药，对于她的命令我 们不敢违抗，请你理解我们的难处。” 李讷说：“你讲得对，我理解你们。可是谁能理解我呢？不给药我就不走了。” 我们实在没招了，我就跑回10号楼，鼓足勇气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打电话，说明情况，请示怎么办。 张耀祠为难地说：“江青同志与李讷同志的关系发展到这种地步是咱们都没有想到的。如果现在我同意给她几粒安眠药，江青同志知道了，怪罪下来，我如何解释 呢？如果李讷服了咱们给她的安眠药万一出了问题就砸了。我不敢批准给她，请你劝她回中南海，等天亮了再说。” 我一听就急了：“你不同意给她，她就不走，她在马路上坐久了出了问题就更不好交代了，给她几粒安眠药多好哇，把她打发回去我看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如果江青 同志追问责任的话，我和你共同承担。不给她怎么办呢？我是没有招儿了。” 张耀祠显得很为难，最后不情愿地说：“那就给她几粒吧。” 我说：“谢谢张主任，你已经睡觉了，我还打扰你，真难为情。” 张耀祠说：“不客气嘛，你们不是也没睡觉嘛。” 我马上叫护士给了李讷三粒安眠药，李讷很快就走了。 李讷走后，江青又呼呼地睡了一大觉。起床后，和往常一样，洗漱完毕，吃了早餐，到办公室看文件，打铃叫我进去，并没有问李讷是怎么走的，反而训斥道：“我 告诉你们，我睡觉很困难，睡下以后只有主席有事可以叫醒我，其他任何人都不许打扰我，你还记得吗？” “记得。”我回答。 “李讷来了，你为什么还把我叫醒，昨天晚上你犯了一个大错误，竟然叫一个毛孩子到我的卧室大吵大闹，你怎样解释吧？” 我解释说：“李讷睡不着觉，是来向你要安眠药的，根据你的指示我们不敢给她，她就往你的卧室里闯，我们用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拦住。她万一闯进去了，还不把你 吓一跳吗？我实在动员不走她，才让护士把你叫醒的。你批评就批评我吧，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和其他同志没有关系。” 江青摇头晃脑地说：“算了，算了，谅你是初犯，今后不准再犯。传达我的命令，从今天起，李讷不准进入钓鱼台，更不准进我住的楼，我不想再见到她。谁把她放 进来我就唯谁是问，谁敢违抗我的命令，我就狠狠地处分谁。” 我把江青的命令报告汪东兴，请他通过警卫局通知钓鱼台各个大门。汪东兴听了以后，笑着说：“江青的命令能行得通吗？李讷是主席和她的孩子，她硬往钓鱼台闯 谁能拦得住哇？我看行不通。江青的命令我可以传达，行不行得通再说吧，我看主席也不会同意江青这样对付他们的孩子的。” 江青的命令传达到钓鱼台各个大门，哨兵和警卫值班室执行得都很认真。 有一天，李讷还真的来到了钓鱼台东大门，哨兵不让进，说这是上级的指示。 她说：“我是江青的女儿，我们还没有脱离母女关系，我是来看我的母亲的，谁敢挡我？你们的上级是谁？我去找她！” 哨兵没有办法，就把实话告诉她：“这是江青同志的命令，现在不叫你进钓鱼台，我们不敢违抗首长的命令，请你理解。” 李讷生气地说：“理解，谁能理解我呀？我看你们谁敢挡我，谁挡我我就跟谁拼！”说着就往里走。这种情况下，谁敢拉她呢。 江青和李讷见一次吵一次。江青不止一次地质问我们：“谁把李讷放进钓鱼台的？”我是实话实说：“拦不住哇，哨兵又不能动武。” 江青听后，只是无可奈何地叹气，出虚汗。 1972年5月，李讷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当我报告江青时，她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既不问大人小孩是否健康，也不说去看看大人小孩，只是点点 头，说：“我知道了。” 我故意说：“李讷有了孩子，江青同志当了姥姥了，高兴吧？” 江青面无表情地说：“生孩子有什么可高兴的，共产党员生孩子是很俗气的，孩子应该让别人去生，生儿育女是非党员的事。党员生一个孩子就等于在自己的脖子上 套了一条锁链，生得越多锁链越多，党员生孩子不是喜而是忧。我们家的女儿生了孩子不让他叫我姥姥，叫我姥姥多难听，姥姥就是‘老’了，也不叫外婆，叫我叫 奶奶，对主席不叫姥爷，而是叫爷爷。” 李讷生了孩子，精神上有了寄托，高兴得像换了一个人。孩子刚过满月，她就到钓鱼台看我们，还带了不少喜糖。 李讷跟我们高高兴兴聊了一会，才去看她的母亲。10分钟左右，她俩一起出来，都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当时，我们对江青很难理解：自己的亲生女儿生了孩 子，为什么不高兴呢？ 李讷缺少母爱，又没有丈夫体贴，加上孩子拖累，好的精神状态没有维持多久又垮了，而且这一次垮得更厉害。不用说照管孩子，连自己的生活几乎都不能自理。她 的儿子很小就送到了幼儿园，由警卫战士接送，接回来后就和警卫战士吃睡在一起。孩子长得很漂亮，聪明，很会说话。 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一个小孩穿着小皮鞋，拿着冰棍吃，就仰着小脸对解放军叔叔说：“叔叔，我不吃冰棍，省了钱我也买皮鞋。”他是想吃冰棍又想穿皮 鞋呀。警卫战士用自己的5分钱（新战士每月只有6元津贴）给他买了冰棍，小家伙赶紧接过去，说：“谢谢叔叔。”他舍不得咬，而是用舌头舔着吃，真够可怜 的。 李讷病得不能照管孩子，江青是知道的，但对外孙，她不闻不问，更不照顾，小外孙从生下来到长大成人没有得到她任何关怀，小的时候都没有抱过一次。她看不起 小徐，也看不起李讷和小徐的孩子。 现在李讷有一个幸福的家，丈夫叫王景清，他身体健壮，忠厚老实，性格憨厚，勤于操持家务。李讷身体不太好，他对李讷很体贴，很关心。夫妻二人恩恩爱爱，过 着平常人的生活，中央领导对李讷也很关心。以前，李讷住的地方离合同医院较近，看病比较方便，后来，她的家搬到距离合同医院很远的地方，看病先要坐地铁， 再换公共汽车。李讷现在身体较胖，上下车很不方便。中央领导了解这个情况后，给李讷安排了一辆小轿车，不是固定给她的，但保证她用车，解决了她到医院看病 交通难的问题。对此，李讷非常感谢组织上的关怀和照顾。 江青与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旦华的儿子，1941年2月在新疆出生。1943年9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那时，毛远 新只有两三岁，与母亲一起坐牢。1945年7月，朱旦华带着4岁多的毛远新来到延安。1951年，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江青对待毛远新如同己 生，精心抚养和培育。 毛远新的中学时代是在101中学度过的。他1960年考入清华大学，后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为哈军工的高才生。1965年毕业，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 神，毛远新到云南防空导弹部队当兵，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操炮手。 1966年9月，毛远新回到北京。毛泽东要他参加“文化大革命”，并希望他参加一个单位“文革”的全过程。于是，他去了哈尔滨，参加了哈军工的“文革”运 动，并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成了当地的红卫兵领袖。 1968年5月14日，辽宁省革委会成立，他担任了副主任。以后历任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 “文革”期间，他当过3次联络员，一次当周恩来总理的联络员，一次当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最后一次当毛泽东主席的联络员。 由于毛远新在东北和北京都有事情要做，所以，他经常来往于两地。到北京，大多住在钓鱼台江青的住所。他态度和气，平易近人，能与工作人员打成一片。当时我 们工作人员对他印象不错，相处得很融洽。有一次，他开玩笑地说：“我教你们一句英语吧，‘三头牛，没有马骑’。”他说的是“非常感谢”， 大家被他逗得前仰后合。他每次来到北京，都会把从东北带来的糖果分给大家。 有一次，他主动提出和我比赛扳手腕。他的右手臂力很大，我输了。我是左撇子，换到左手时，他输了。打了个平手，扳完，我们先是气喘吁吁，后又哈哈大笑。还 有一次，他拿着香烟、白酒到我的办公室叫我吸烟、喝酒。因为江青闻不了烟味和酒味，所以我不敢抽烟，不敢喝酒。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并发出了嘶嘶的声 音，然后吐出了一个个烟圈，对我说：“杨秘书，馋了吧，我给你点着来一支。”我摇了摇头。 江青对毛远新的态度时好时坏。时任江青机要秘书的阎长贵说：“毛远新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时，一天上午，江青看到毛远新，就夸奖起来了，十分高兴地 笑着说：‘你是好孩子，留下来，做联络员好，好好做！’” 1968年末1969年初，江青怀疑她居住的11号楼内有窃听器，她没有告诉我们中的任何人，只叫毛远新在楼内各个角落秘密检查。有一天，江青出去开会， 毛远新带着手电筒、小锤子、小钢锯，悄悄爬到二楼的顶棚检查。顶棚面积很大，又没有光亮，不好检查，他就拿着手电筒到处走动，到处敲打。我们听到这种奇怪 的敲打声都感到很惊愕，我吩咐工作人员，循着声音去检查。一位工作人员发现二楼一间屋内的屋顶上能钻进二层顶棚的进出口没有盖好，随即进入顶棚。他发现了 手电的光亮，就大声喊：“谁在里面？”没有回音，只看见手电的光亮晃来晃去。他又大声喊了一声才有了回音：“是我，我在进行安全检查，不要紧张，没有事， 你下去吧。”他听到是毛远新的声音就放心地下来了。毛远新检查了两三天，也没有发现什么窃听器。这件事说明江青对我们工作人员都不信任，而对毛远新是很信 任的。 江青喜怒无常，有时也表现在对毛远新的态度上。有一天，她从外面回来，一进楼门就问警卫员孙占龙：“现在李讷住这里吗？”孙占龙答：“这几天李讷没住这 里，毛远新在这里住呢。”江青气呼呼地说：“他住我这里干什么？” 那时毛远新在江青的住处暂住，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也很自觉，从来没有给工作人员添过任何麻烦。他主动到钓鱼台机关食堂，和职工一起排队买饭，没有任何特殊。 有一次，他回来晚了，机关食堂已开过饭，江青的厨师程汝明就用江青吃剩下的米饭炒了炒，用江青不吃的鸡蛋黄做了一个鸡蛋汤。按理说，孩子回家晚了，没有地 方吃饭，吃一点大人的剩饭剩菜是情理中的事，况且就是占江青的便宜，这便宜也太小太小了。可江青知道后，却把程师傅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并责令他在党支部会 上作自我批评，逼迫他作检讨，并下令说：“下不为例！” 程师傅不服，拒绝写检讨。我怕因小失大，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力劝他写一份不疼不痒的检讨，应付一下。但是程师傅仍然不服，不写检讨。江青催我要，程师傅 坚决不写，把我夹在中间，三个人都下不了台。我耐心地对程师傅说：“程师傅，你一点错误都没有，做得很对，你比我更了解江青这个人，好汉不吃眼前亏，看在 主席的面子上，受点委屈就受点委屈吧，你不是也经常这样劝过我们吗？如果你觉得不好写，我替你写，你再抄一下，我递给她，行不行？”程师傅这才勉强答应。 江青拿到检讨后，把它举得高高地说：“我要是不叫他写这个检讨，他记不住。如果他今后再犯同样的错误，我就拿出这份检讨来示众，那就是重犯，你们知道吗？ 重犯是要罪加一等的！程师傅跟了我这么多年，他没有犯过错误，这次的错误犯大了，不写检讨就别想过这一关！” 毛远新在毛主席和江青身边长大，对他们有感情也是很自然的。毛远新有时写信称毛主席为爸爸，称江青为妈妈。在一般人看来，这也无可指责，但毛主席批评过他 这样的称呼。程师傅对我说过：“有一次，主席批评毛远新，‘你的亲生父亲是毛泽民，你的亲生母亲是朱旦华，你的继父是方志纯。你怎么叫我和江青为爸爸妈妈 呢？人长大了，也不要六亲不认嘛。’”江青却得意地说：“远新也当了几年省委书记了，在政治局会上我叫他同志，他也叫我同志，回到家里爱叫什么就叫什 么。” 有一次江青在谈到主席和她的家庭时对我说：“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这话不假。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个家庭小有小的困难，大有大的难处。像我们这样 一个家庭，主席几任妻子的孩子组成的家庭，毛远新也在这个家庭之中，要想搞得很和谐，不使主席分心或少分心，做到都没有意见，是很难很难的呀，我尽力去做 就是了。”她还说：“一般的家庭是严父慈母，我们的家庭是一个特殊的家庭，与一般的家庭倒过来了，是严母慈父。我对孩子们无论是在思想上，在工作上，还是 在生活上要求是很严格的，批评多些，表扬少些；指责多些，对话少些；主席对他们却比较宠爱和宽松。所以，他们有些心里话愿意向主席讲，不愿意向我讲。远新 这个孩子从小就很聪明，爱学习，头脑清醒，听大人们的话，对他不用多操心，我们操心的是李讷的工作、身体和婚姻问题。” （全文完）

湖南农业大学一位临近毕业的大四学生别出心裁地把“哥要走了”写在被子上，被网友戏称为“被子哥”。 张骛 摄

中新网长沙6月16日电 (刘柱 王轩)“人才！这哥们儿太牛了，书法不错啊！”最近一组题为“湖南农大惊现被子哥”的图片迅速蹿红于国内某知名社交网站，并被网友戏称为“被子哥”。

原来，湖南农业大学一位临近毕业的大四学生别出心裁地把“哥要走了”的“呐喊”写在被子上，并悬挂于阳台上，楼下现实版“跟帖”——“顶楼上”，被网友戏称为“被子哥”。一时间该图片在国内某知名社交网站迅速蹿红，被网友广泛分享“疯”传。

“大四学生庆祝毕业的常规方式就是聚餐和拍毕业照等，我还没有见过挂被子表心声的。”照片拍摄者张骛起初就是觉得新鲜，于是把拍摄的照片上传至某社交网站，没想到会引起如此大的“动静”。

“书法太犀利了，牛！”“很有创意，不错啊！”很多网友在帖子后跟帖，赞叹“被子哥”的创意。网友李燕子则说：“被子还在那儿挂着呢，我看一遍，笑一遍，太有才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当时我们就用床单，现在换被子了”。一位已经毕业的网友常博这样感叹。

不过也有网友在帖子上“唱反调”。一网友看着被子心疼不已：“唉！多好的被子啊！默哀！”更有心细地网友武扬发现了不“和谐”一景：“旁边的球衣是阿贾克斯的，我大致估算了一下，得半年没洗了，拿出来晒一下，下回继续穿……哥表示蛋顶(淡定)。”

对于“被子哥”的行为多数人都表示理解和支持，“挂被子也好，拍毕业照也好，说白了就是为了纪念我们逝去的四年大学时光和青春。”同为毕业生的 宋伟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别动不动就用什么‘哥’来形容，那是床单，人家是对毕业前夕对母校和大学时光的无限怀念，别太娱乐，那是种感情的抒发。”跟帖 网友念北也这样表示。(完)

韩国队中场主力金正友目前的年收入只有95.4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533元），而另外还有4名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却是处于失业当中…… 　　　　　

据韩国媒体的报道，韩国国家队中场主力、8号金正友的年薪只有95.4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533元），是本届南非世界杯参赛球员中收入“最低”的。但实际上，比金正友还“惨”的球员还有不少，其中就包括已经在本届杯赛中取得入球的斯洛文尼亚队长科伦。

金正友服兵役年入5500元

在12日世界杯B组韩国2-0战胜希腊的比赛中，身披8号球衣的金正友代表打满全场，尽管没有打入一球的朴智星那么抢眼，但司职后腰的他顶住了希腊 中场双核卡拉古尼斯和卡楚拉尼斯的强攻，为韩国队的最终取胜立下了大功。但是让人意外的是，目前效力于韩国K联赛光州尚武的金正友目前的年收入只有 95.4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533元），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从去年11月30日开始正式服兵役，身为陆军战士的他目前由二等兵荣升为一等兵，每月只能领 韩国政府发的基本工资。

出生于1982年5月9日的金正友2003年第一次入选韩国国家队，并且在2007年亚洲杯决赛阶段与印尼的比赛中打进了个人的国家队处子球。截至目前，金正友一共代表韩国队出战53场，打进4球，是国家队的主力中场之一。

4人失业零收入

比金正友“更惨”的是，有4名参加世界杯的球员竟然是失业球员，斯洛文尼亚队长科伦便是代表人物。今年29岁的科伦在世界杯预选赛期间开始成为斯洛 文尼亚的队长，身高1米75的他司职中前卫，定位球功夫相当了得。在本届世界杯C组斯洛文尼亚1-0击败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中，科伦打进了全场唯一进球。上 赛季，科伦效力于英冠西布朗维奇，在出战的29场比赛中他一共奉献了9个进球和8次助攻，帮助西布朗维奇获得亚军并重返英超。然而，在帮助球队升级之后， 科伦并没有得到西布朗维奇的新合同，俱乐部决定不与其续约，他因此失业。不过有了在世界杯上的精彩表现之后，相信科伦找到新工作只是时间问题。

出生于1975年的澳大利亚中后卫摩尔经验丰富，身高1米86的他50次代表国家队出战，最近的一次便是本届世界杯澳大利亚0-4不敌德国的比赛。 当时，摩尔与卢卡斯-尼尔组成的中卫组合被日耳曼战车肆意蹂躏，而状态糟糕的摩尔对后防的失势难辞其咎。事实上，自从今年3月与希腊球队卡瓦拉解约之后， 摩尔便一直没有找到新东家，缺乏比赛锻炼的他依然成为了澳大利亚国家队的主力中卫，不知道主帅维尔贝克是否在为自己的选择后悔。不过，凭借着过去丰富的履 历，作为澳大利亚主力中卫的摩尔再次找到一份新工作并不是很难。

除了科伦和摩尔之外，另外两位失业球员都来自新西兰，中场埃利奥特和马利根都是“贫困之人”。36岁的埃利奥特曾63次代表新西兰出场，司职后腰的 他作风顽强，长期以来与队长尼尔森一起是球队的支柱型人物。不过随着年龄的增大，埃利奥特或许将逐渐淡出主力阵容。1982年出生的马利根出生于英格兰的 利物浦，长期混迹于英格兰的低级别联赛，2008年回到澳超惠灵顿凤凰之后并无突出表现，目前正在寻找新的俱乐部。在世界杯“镀金”之后，埃利奥特和马利 根再次上岗并没有什么悬念，他们将很快脱离“穷人”的行列。

神秘朝鲜收入无人知

朝鲜队无疑是本届世界杯最神秘的球队，除了郑大世（日本川崎前锋）、洪映早（俄罗斯罗斯托夫）以及安英学（日本大宫松鼠）三名海外球员之外，其余20名参赛球员全部来自朝鲜国内的俱乐部，他们的收入一直是个“谜”。

曾经有报道称，一个朝鲜高水平运动员的月薪是人民币12元，年薪人民币144元，这样的数字未经证实，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的生活确实是“衣食 无忧”。在朝鲜国内，国脚的伙食还是能得到保证的，新鲜的蔬菜水果、咖啡、牛奶都有，只是肉类供应稍显紧张。在住的方面，朝鲜的住房都是由政府分配给国 民，若是赢得国际荣誉，将会享受“国家英雄”的待遇，比如06年夺得世青赛冠军的朝鲜女足，回国后人人都分到了房子和奖金。因此，对于打进世界杯的朝鲜男 足来说，该有的奖励都是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