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同埃及总理伊斯梅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

李克强在贺电中说，建交60年来，中埃双方始终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传统友谊历久弥坚。中埃关系已成为中国同阿拉伯国家、中国同非洲国家及南南关系的典范。近年来，中埃关系保持快速发展势头，两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各领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中方愿同埃方共同努力，不断增进两国传统友谊，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造福于两国和两国人民。

伊斯梅尔在贺电中表示，埃中两国各领域合作历史悠久。我真诚希望两国深厚的友好关系能得到进一步加强，两国政府能够继续密切合作，造福埃中两国人民。祝中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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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3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联邦参议员戴恩斯率领的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

张德江说，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多次会晤，各层次领域交往与合作持续推进，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一个良好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今年下半年，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参议院将举行新一轮的交流机制会议。两国立法机关保持交往交流，有利于增加相互理解、避免误解误判、防止合作大局受到大的干扰。双方应继续努力，为两国相互投资、经贸合作、人员往来提供法律保障，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增加正能量。

戴恩斯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就关心的问题谈了看法，表示愿为推动美中各领域务实合作多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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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多哥总统福雷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同意以推动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为契机，促进双边关系再上新台阶，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惠。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事业是总统先生父亲埃亚德马总统和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共同缔造和培育的。建交44年来，两国在各自国家发展进程中相互支持，中多关系已堪称大小国家真诚友好、平等互信、互利共赢的典范。当前，中多发展战略契合，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我们愿与多方共同努力，推动中多传统友谊发扬光大，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多双方要加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友好往来。双方应发挥政治、经贸等磋商协调机制作用，加强政策沟通和对双边合作的规划指导，推动各领域合作深入发展。中方愿鼓励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以多种形式支持多哥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支持多方建立自主可持续发展的工业体系。中方愿以中国援建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为依托，同多方开展粮食种植、农渔生产、产品加工等领域互利合作，帮助多方提高农业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中方愿同多方加强打击几内亚湾海盗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等安全领域合作，帮助多方增强国防和维稳能力建设。中方愿同多方加强文化、教育、旅游、青年、妇女、媒体、智库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和社会基础。双方还可就非洲和平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协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非洲历来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始终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当前中非合作面临新的机遇。中方将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全面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把实现自身发展同助力非洲发展结合起来，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福雷表示，多中友好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建交44年来，两国互利共赢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多方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合作，希望中方在改善民生、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临港经济开发、和平安全等方面继续给予多哥支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加大对多哥投资，参与多哥经济和社会建设，多方将为此提供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多哥高度评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赞赏中方“一带一路”倡议，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积极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多哥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中国是多哥和非洲最真诚的朋友。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外交、经济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福雷举行了欢迎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国务委员杨洁篪、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晓峰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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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5月30日，共和国历史上的又一次科技盛会在北京召开。这次盛会集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体，聚4000名代表于一堂，共商国家科技创新大计，足见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出了向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进军的号角，我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科学的春天”由此开启。

从历史上看，科技革命总是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一些国家抓住科技革命的难得机遇，实现了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但在近代以后屡次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历史深刻表明，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面对创新这一推动发展进步的强大变量，“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总书记的话发人深省、启人深思。

习近平总书记从在重要科技领域跻身世界领先行列、破解创新发展科技难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培育符合创新发展要求的人才队伍这五个方面提出了重点任务，构成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五维。只有夯实科技基础，在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才能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只有强化战略导向，着力攻破关键核心技术，才能抢占事关长远和全局的科技战略制高点。只有抓住科技创新这个核心，我们才能抓住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只有深化改革创新，才能实现科技体制及其相关体制深刻变革，释放科技创新的强大动力。只有弘扬创新精神，我们才能建成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这五个方面可谓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却是我们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这是历史昭示的铁律。在这个科学的春天里，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中国必定实现现代化这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必定让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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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吸烟者减少 近半烟民想戒烟

张师傅在北京经营了十几年的烟酒零售店要关门了，因为“越来越不赚钱”。北京数名零售商均向记者表示“烟不好卖”，他们认为除了经济因素等，控烟条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烟的销售。

根据北京市卫计委提供的资料，北京市2015年烟草销售量比上一年度下降2.71%，在控烟条例实施前后，有戒烟意愿的吸烟者从11.6%上升到46.4%。

不仅烟草销售，公共场所的吸烟情况也有了变化。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30余名北京市民，多数人认为周围的吸烟情况在近一年来有所改善。退休教师李女士说，她会及时提醒在餐馆等地吸烟的人，“最近这类吸烟者越来越少”。

北京市疾控中心分别于控烟条例实施前、后6个月对中式餐馆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餐馆大堂有人吸烟的比例从42.7%降到14.4%，服务人员表示会主动劝阻吸烟顾客的比例从38.4%增至84.5%。

北京市卫生监督所提供的资料显示，与控烟条例出台前相比，被检查单位违法行为的发现率从23.1%降到7%左右。

近400家单位、1500余名个人遭处罚

北京某零售商户张贴了“吸烟有害健康”等标识。中新网 邱宇 摄

北京控烟工作由多个部门分管。北京市爱卫会办公室主任刘泽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爱卫会主要起到“组织、协调、指导相关行政部门控烟工作”的作用。

刘泽军说，爱卫会在经过严格地实地考察和评估之后，在不同行业创建完成了300多家控烟示范单位，目的是希望各行各业都有带头者。

北京市卫生监督所是控烟条例的执法主体。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副所长王本进说，控烟条例出台后的近一年时间里，监督员对党政机关、学校、医院、餐厅等场所进行了重点检查，共处罚单位398家、个人1514名，并将名单在网上公示。

另外，北京市烟草专卖局某内部人士说，其分管内容之一是禁止在幼儿园、中小学校、少年宫及其周边100米内销售烟草制品。“对于远近位置不确定的零售户，我们会用量尺准确测量100米的距离”，她说。

该人士说，他们会给辖区所有零售商户发放吸烟有害健康和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的标识，要求其张贴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并每月上报控烟相关数据。

党政机关合格率低 中小学周边售烟现象依然存在

北京某餐馆，一男子在“禁止吸烟”的标识下抽烟。中新网 邱宇 摄

记者调查发现，违反控烟条例者仍然存在。在北京西城区某餐馆，有男子在“禁止吸烟”的标识下抽烟，然而服务员并没有进行劝阻。该餐馆店主给出的理由是“有些顾客偷偷抽烟，不容易被发现。还有人根本不听劝。”

虽然墙上贴着投诉热线的号码，但数名餐馆店主称，吸烟者流动性太大，投诉主要是针对餐馆本身，几乎不可能抓到个人。

“管理责任不明确的场所容易出现问题”，王本进说，比如公交排队站点、没有物业的老旧居民楼、综合性写字楼的卫生间或楼道等。

他还指出，从北京卫生监督所执法检查的情况看，党政机关的合格率为74%，低于期望值，原因可能是“大家不愿相互监督。对于领导吸烟，下属的监督不到位。”

中小学周边的售烟现象也不容忽视。北京市某小学旁边不足50米处有一家烟酒零售店，店主称已在此地经营了五年。被问及“是否离小学过近”时，她称“不了解情况”并要求记者立即离开。

另一家烟酒零售店店主说，主街道上、比较显眼的中小学旁边很多烟酒零售店已经被拆除，但是偏僻一点的中小学周边“有的没人管”。

官员：执法力量不足 亟需社会共治

对于中小学周边售烟的问题，北京烟草专卖局某内部人士表示，学校的备案工作归属教育部门负责， 烟草专卖局没有北京备案学校的名单，所以只能对中小学、幼儿园和少年宫进行人工检查，容易有漏掉的情况。

她说，学校周边有些烟草零售户的许可证是在控烟条例出台前办下来的，虽然可以经营一两年的时间，但是到期后肯定不能延续了，所以要向零售户做好解释和情绪安抚工作。

卫生监督部门也有难处。王本进指出，北京市去年有410多万烟民，全市卫生监督员只有1100多名。在控烟条例出台后，工作量大增，但人手一个都没有增加，监督员队伍已经超负荷运转了近一年，几乎到了人困马乏的地步。

他说，卫生监督员每天处理四五十个投诉事件，有时一个事件可能要反复调查多次，非常消耗执法力量。

“控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不能依靠某一个部门的力量”，王本进说，希望有关领导部门积极协调、促进机制的发挥，同时也呼吁社会能够加强共治，合力控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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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在的省份最低工资标准还调整吗？凡是跟钱有关的政策调整很多人都很关注。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查阅公开报道统计，截至5月26日，全国已有山东、上海、天津、江苏、辽宁、重庆、海南等7省份对今年最低工资标准作了明确。

“在当前经济增速明显下滑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减慢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次数，合理降低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幅度”，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面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形势，为贯彻中央关于‘降成本’的要求，需要对现行有关规定和做法进行研究调整。”

已有7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最低省份差920元

截至5月26日，已有山东、上海、天津等7省份明确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还剩24个省份未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见图表，标红五角星的是今年调整的省份)。而在过去的2015年，全国至少有28个地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的地区数量大大超过2014年。

目前，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整体的状况是：上海最低工资标准每月2190元，为全国最高，比位居第二位的天津高出240元，比位列第三位的广东省高出295元；青海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270元，为全国最低。

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之所以拔得头筹，似与经济总量相关。翻看上海市2015年的GDP总量接近2.49万亿元，比同为直辖市的北京(2015年的GDP总量为2.29万亿元)高出0.2万亿元，相应的，最低工资标准也高出北京470元(北京2015年最低工资标准为1720元)。北京与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差距可谓不小。

而上海跟同为直辖市的天津相比，其最低工资标准差距却没有北京大。尽管天津2015年的GDP总量只有1.65万亿元，上海高出天津0.84万亿元，而天津2016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950元，上海仅高出天津240元。

同为直辖市的重庆的最低工资标准就更不乐观了。重庆2015年的GDP总量是1.57万亿元，经济体量与天津相当，与上海的差距为0.92万亿元，但是重庆2016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仅为1500元，天津比重庆高450元，上海比重庆高690元。

如果简单地从经济总量数据上分析，与上海相比，北京、重庆的最低工资标准都还有上涨的空间。

其实，上海不仅最低工资标准在全国拔得头筹，最低工资标准的含金量也最高，这里说的含金量是指到手的纯收入。上海明确规定，月最低工资标准不包含个人依法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延长法定工作时间的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伙食补贴(饭贴)， 上下班交通费补贴， 住房补贴。

值得注意的是，在榜单中，青海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全国最低，为1270元，与最高的上海相差920元。查看2015年青海省的GDP总量为0.24万亿元，在全国排倒数第二，似乎最低工资跟当地的经济增速也密切相关。

对此苏海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各省份在调整最低工资时不仅考虑经济增长速度，还需综合考虑包括物价上涨情况、社会平均工资提高以及就业状况等多种因素。他同时建议，有条件的地方，还是要适时合理提高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毕竟这与2013年出台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的要“促进中低收入职工工资合理增长”的说法相一致；但各地在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一定不能再像有的地方前几年那样去与周边地区搞攀比，一定要把握好度，既要努力保障提供正常劳动的低收入劳动者实际生活不下降，同时要避免给企业形成过大压力。

各省份调整频次参差不齐，调整速度减慢

关于最低工资标准，记者统计发现，各省份的调整频次参差不齐，有些省份是年年调，有些省份是两年调整一次，还有一些省份已经超过两年时间，还未进行调整。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除了2016年已作出调整的7个省份以外，显示实施日期为2015年的就有22个省份，还有青海和河北目前在实施2014年进行调整的最低工资标准。

记者统计，上海除了2009年暂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外，其余时间都是每年至少调一次。天津、江苏的最低工资标准也基本维持年年调整的频率。北京原来一直保持年年调整的频率，在2014年从每月1560元增加到2015年的1720元之后，截至目前，还没有进行调整。

江苏的最低工资标准基本保持一年一调的节奏。上次调整时间是2014年11月1日，距离今年的2016年1月1日仅间隔了一年零一个月。

重庆的最低工资标准是两年一调。重庆最高一档是在今年1月1日从2014年1月1日的1250元调整为1500元，增幅为20%，与上一轮次增幅19%基本持平。

青海省以前也保持两年一调，上次调整的时间是2014年5月1日，距今两年整。

虽然辽宁今年进行了调整，但是距离上次调整已经间隔了近3年，也成为所有省份中调整间隔最长的。

今年2月29日，广东省政府发布《广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行动计划(2016—2018年)》，提出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2016年、2017年最低工资标准暂按2015年5月发布的标准(每月1895元)执行。

不仅各省份的调整频次参差不齐，调整实施的时间也不统一。记者统计发现，除了2月和6月，2015年的其他月份一个不少。

对此，苏海南通过《中国经济周刊》提出建议，“原来制度没有规定非得是几月份进行调整，但多数是上半年调，今后要进一步完善调整的时间，需要在年度内定一个调整区间。”

经济下行企业经营困难，最低工资标准增幅下降

我国现行最低工资标准自2004年3月1日开始实施，此前多年，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历经了较大幅度上涨。但是，现阶段，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效益增长也面临困难。在当前经济下行期，考虑到企业用工成本与效益等因素，政府要在平衡物价涨幅与企业用工成本等因素间平衡。因此，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合理调节最低工资标准增长幅度”。

根据人社部统计，过去5年间，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平均增幅为13.1%。根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截至发稿前，仅13个省份的最低工资增幅超过了13.1%，占1/3多；今年调整的省份中，仅辽宁(17.7%)、重庆(20%)超过了13.1%。

针对最低工资增幅下降，有专家将其归为“与经济下行时期企业经营困难有关”，对此，苏海南表示认同，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增幅下降是与经济下行时期企业经营困难有关，各地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量力而行调整增长幅度，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可以继续择时合理调整，经济增长速度慢和下降的，“像东三省只宜暂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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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 审计署发布2016年第一季度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结果，发现有94.28亿元专项资金未及时安排使用发挥效益。

当前，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任务，很多领域需要大量资金，盘活“沉睡资金”显然更为迫切。为何中央一再部署要求，仍有大量资金“趴在账上”？哪些因素影响财政资金统筹盘活？如何推动专项资金的清理、整合、规范，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日前，审计署专门召开专题座谈会，研讨进一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促进专项资金统筹整合。

财政资金分配“碎片化”：

农林水类专项由114个处室管

部分领域骗取比例达到37%

审计署副审计长袁野在座谈会上谈道，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财政资金在分配上还存在着“散”“小”的问题，使用上还存在比较“乱”的问题。

从这几年审计结果公告看，目前财政专项资金的分配“碎片化”问题突出，而且特别体现在与民生关系度比较大的项目上。他介绍说，2014年审计机关曾对专项资金的分配渠道进行深入解剖发现，农林水事务类中的66个专项，在分配时中央层级就有9个部门在管， 具体又分散到各部门下属的50个司局、再分散到114个处。“分配渠道非常散。这块资金由114个处分配管理，到底有多少个政策方向？”袁野说。

碎片化、部门化、司处化现象在转移支付分配中也比较突出。袁野介绍说，比如2014年财政部上报转移支付项目是133个，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安排的明细专项是362个。审计抽查了其中343个明细专项，资金分配涉及到43个部门、123个司局、209个处室。资金使用中效率不高。

一些专项不仅使用效率不高，有的在使用中还存在着不安全的问题。比如2013年审计发现，有的专项由于分配的部门多，基层逐级审核上报、信息沟通不够、审核监管不到位等，弄虚作假问题比较突出。审计重点抽查了林业贷款贴息、成品油价格补助、农机具购置补贴、中央基建投资、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等专项，发现骗取比例达到抽查金额的37%。2014年，审计部门继续对专项进行审计，重点抽查了关闭小企业中央财政补助专项资金、涉农资金等，发现资金被骗取套取的情况还是不能忽视。

基层整合资金有“三怕”：

今年整合，明年就没了资金

要区分基层政府的“制度创新”与“违纪违法”

整合使用财政资金，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难点。袁野在座谈会上谈道，在审计调研中感到，对于财政资金整合使用，基层有“三怕”：第一怕失去专项支持不敢整合。“钱是按照条条框框来的，按照一个部门一个部门落下来，拿到资金以后可能有多种原因没有办法使用，但要调整到其他部门统筹安排，就怕整合出去的资金往往第二年上级就不再安排了，而且这个现象在审计中已经发现了。”袁野说，基层第二个担心是把资金整合出去，把上级部门得罪了。第三个担心是，很多资金跟着政策走，有考核目标，地方根据实际对资金进行了整合，但年底考核责任没完成，影响政绩。

审计署在5月17日发布的审计结果公告解读中也提到，一些现行制度规章与统筹使用财政存量资金的政策要求没有及时衔接，涉及专项分配使用的具体制度规定、特别是相关部门有些“专款专用”“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等规定还没有修订完善，基层往往难以突破这些规定进行有效整合，造成“不能作为”。

就此，审计署建议要按照简政放权精神，加快清理修订影响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的制度规定，鼓励在资金统筹使用中进行制度创新，给予基层政府更多资金统筹自主权，鼓励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切实促进提高财政资金效益。

在审计实践中，如何把握“制度创新”与“违反专款专用规定”的界限？审计署财政审计司相关负责人在座谈会上指出，要做好“三个区分”：把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等违法违纪行为区别开；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等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审慎做出结论和处理。

专家观点

沉淀资金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既得利益

查出资金闲置问题，基本以整改为主，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

南京审计大学副校长裴育：利益驱动使得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盘活、整合专项资金的积极性比较低，甚至存在抵触情绪。很多专项会涉及到部门和官员的权力，沉淀的资金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既得利益。对于专项进行盘活和整合资源，必然会削弱相应的权力，损失既得利益。财政存量资金清理范围实际上还不够全面，从这个角度来看，打一个不恰当比方，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同时，财政专项资金的盘活和整合缺乏有效的约束问责机制。比如，有的地方使用中央专项资金种类繁多，其管理是依靠地方政府，对资金使用难以形成有效约束。对于资金闲置问题，无论是内部检查还是外部发现的，基本以整改为主，无法形成有效的问责机制。

减少财政专项为什么这么难？

官本位思想作怪，每个部门都要有专项，否则工作就没法开展了

全国工商联办公厅副主任姜建静：谈资金整合之前，首先应该先谈减少专项资金。当前专项资金种类特别多，这跟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精神不符。总理经常说，政府的改革要加大力度。但目前各部门改革还是不到位，尤其有资金分配权的部门，有时候是官本位思想作怪，每个部门都要有专项，没有的话工作就没法开展了。这种情况我也接触过。

诸如民生、教育、科研、医疗、社保等方面，涉及特别贫困的人，涉及到个人的补贴，这些专项是应该有的，但也有其他一些专项没有设立的必要。所以，我觉得首先应该把已有的专项清理一下。强调利用市场机制，比如社会机构的建立，包括社区医疗点、基层医疗卫生、体育设施等，都可以通过市场运作、通过招标等方式引导社会资金来办。那些没必要设立的专项应该清理，清理不掉再整合。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审计署特约审计员王雍君：经常听说，专项资金数量减少了多少，但其实仔细一看，很多专项还是原来的部门在管，只是把原来部门管理的多项在名称上合并成一项，但还是按照原来的体制机制在运作。

我的想法是，真正的财政资金整合，应该是由财政部门统筹管理所有的财政转移支付，其他任何部门是没有财权的，只有事权。

另外，除了证明必须是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以外，其他没有合理性的专项转移支付，应该通过因素法直接分配到县。县及县以下基层政府为中国70%以上的人口提供了70%以上的公共服务，他们是重心所在。 提前告知县政府，未来三年从中央政府、上级政府可以拿到多少专项资金，这就能够大大增强地方政府的统筹规划能力，也能够有预见性。现在这项工作做起来非常难，但审计部门可以在审计报告中提出建议。

如何最大限度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合理划分财权与事权；改革收支挂钩制度；建立督查和问责机制

南京审计大学副校长裴育：有五方面建议：第一，进一步促进财税体制完善和改革创新。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确定财权事权的匹配，这是有效解决当前我国财政专项资金问题以及其他财政问题的重要途径。

第二，要进一步促进财政专项资金规范管理和改革创新。可以推动建立专项拨款与资金盘活相衔接的约束机制，对财政专项资金使用进度慢、盘活财政专项资金存量不力的地方减少下一年度的安排，对于结余消化不力的部门相应减少下一年度的预算安排。

第三，进一步促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弱化挂钩事项预算支出刚性(编者注：挂钩是指教育、科技、农业等财政支出与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教育、农业、科技支出具有很强的支出刚性，再加上全国一刀切，导致专项资金沉淀中上述挂钩事项比较高。可以进行三大挂钩事项改革，探索建立符合各地区实际的三大事项收支新机制，取消全国一刀切的做法，相应可以降低三大事项预算支出刚性，盘活预算资金。

第四，进一步促进专项资金领域简政放权改革，简化审批程序，促进专项资金的管理由重申报向重管理转变，监督由财政合规向财政绩效转变。

第五，进一步促进建立健全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督查和问责机制，比如说可以推动建立财政专项资金结转日常报告制度，定期进行督促检查，对于支出进度慢、盘活财政专项资金不力的地区和部门进行通报，并依照新修订的《预算法》和《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进行处理。

（编辑 澳视传媒 小A 实习 李煜然）

从特高压到全球能源互联网：大国创新背后的钻石体系

在2015年9月26日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郑重推介全球能源互联网！习近平向世界宣布：“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

在业界看来，中国“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战略构想，正是基于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在特高压技术的成功实践。

作为“中国创造”的一张国家名片，“高大上”的特高压似乎离大众有些远。

但是，如果从治理雾霾和清洁发展的角度去认知特高压，认知“电从远方来，来的是清洁电”，认知“清洁替代、电能替代”，就会发现原来它就在你我身边。

作为“中国创造”的一张国家名片，多年来，特高压经受了从技术到商业模式等各方面的磨砺。

但是，当特高压成长为中国在世界上具有绝对竞争力的技术和产业，继而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成为国家竞争优势，直到以其为关键的全球能源互联网登上国际舞台，成为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力量，蓦然间，一个重大课题亟待探究——作为一个国家创新典范，特高压的背后是一套怎样的支撑体系？

理论基础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应对三大挑战

特高压不是中国首创，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率先获得成功和全面应用，成为世界电网发展新的里程碑？

世上千条路，关键是思路。

“我于20世纪70年代初投身中国电力事业，40多年的经历，使我对能源与电力工作充满感情，对未来发展问题一直在研究和思考，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掌舵全球最大电网中国国家电网12年的“班长”刘振亚在《全球能源互联网》一书后记中这样说。

《中国电力与能源》《特高压交直流电网》《全球能源互联网》……在中国能源界，刘振亚的著作颇丰，而这些论著无一不在思考能源的战略和出路。

特高压是直面能源紧缺的产物。

我国能源与生产力布局呈逆向分布，76%的煤炭资源分布在北部和西北部，80%的水资源分布在西南部，陆地风能主要集中在西北、东北和华北北部，而70%以上的能源需求来自东中部。由于运输成本高、土地资源紧张、环境压力大，东部地区不适宜再大规模建设燃煤电厂，这就要求电力发展模式要由就地平衡转变为“西电东送、北电南供”。建设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的坚强智能电网，可以充分利用其输送距离远、容量大、损耗低、效率高的特点，把能源资源就地转化为电力，让“煤从空中走、电送全中国”，解决能源运输长期紧张的难题，推动能源资源在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早在2004年，国家电网公司就提出发展特高压电网。

特高压是应对环境危机的产物。

随着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持续增大，化石能源大量开发和使用，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日益严峻，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上的能源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尽快摆脱化石能源依赖，实现清洁能源占主导，是大势所趋。立足基本国情和资源禀赋，国家电网制定实施“一特四大”战略，即加快实施特高压电网建设，促进大煤电、大水电、大核电、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地集约开发，着力于“以电代煤、以电代油、电从远方来、来的是清洁电”，实现电能替代、清洁替代。

特高压是保障能源安全的产物。

能源是现代化的动力，是长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因素，作为能源消费大国，中国只有立足独立自主解决能源问题，才能保证能源安全，才能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特高压，加大输电比重，实现输煤输电并举，形成能源输送方式相互保障格局，可以促进能源输送方式多样化，减少煤炭运输压力，提高能源供应安全和高效经济运行。

对中国能源和电力的持续探索与实践，进一步引发了刘振亚对全球能源问题的深入思考。

资源紧缺、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也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三大严峻挑战。

数据显示，全球化石能源消费每年排放二氧化碳高达320亿吨，二氧化硫1.2亿吨，氮氧化物1亿吨。据统计，按照目前的开采强度，2014年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探明储量分别仅能开采110年、 53年和54年，与化石能源相比，清洁能源储量丰富，全球水能资源超过100亿千瓦，陆地风能资源超过1万亿千瓦，太阳能资源超过100万亿千瓦，仅开发其中万分之五就可以满足未来人类社会的能源需求。

中国特高压技术的重大突破，引发了社会应对三大挑战的重新思考。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出路在于能源的绿色低碳发展，根本途径是实施清洁替代和电能替代，建设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的坚强智能电网，也是世界电网发展的方向和选择。

树立“大能源观”，立足国内、放眼国际、总揽全局，统筹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瓶颈，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战略构想浮出水面——

通过建设跨洲特高压骨干通道，形成连接“一极一道”大型能源基地与亚洲、欧洲、非洲、北美、南美的全球能源系统，实施清洁能源跨洲配置；通过建设洲内跨国特高压线路，满足洲内国家之间大容量、远距离输电或功率交换需求，提高洲内电网互济能力；根据各国资源禀赋和需要，通过建设国家级特高压电网，形成特高压交流骨干网架和连接国内大型能源基地与主要负荷中心的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这正是“全球能源互联网”构想中所描述的全球特高压骨干网架。在家里用上北极的风电、赤道的太阳能，将会伴随着全球能源互联网建成而成为现实。

中国特高压技术和全球能源互联网战略受到国际社会密切关注。

在2014年9月23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刘振亚作了“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主题发言，引起了参会代表的热烈讨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全球能源互联网的伟大构想非常赞赏。同年11月5日，潘基文致信刘振亚，感谢中国国家电网做出的宝贵贡献，认为其代表了能源企业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的前瞻性承诺。

2015年9月14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联合国总部会见刘振亚，再次充分肯定了全球能源互联网战略构想，希望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2016年2月25日，出席剑桥能源周的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主席诺曼·贝表示，全球能源互联网战略具有远见卓识，意义非常重大，相信全球能源互联网能够把全人类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促进全球各国及地区和平共处。

2016年3月30日，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在“2016全球能源互联网大会”上明确表示，“联合国将支持和推动把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作为加快能源转型、实现清洁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解决方案”。

十年磨一剑，特高压和全球能源互联网走上世界舞台。

技术突破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确立中国标准体系

思远，行更远。

特高压输电这一项庞大繁杂的系统工程，必然伴随着一系列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创新。

2009年1月，世界上第一个商业运行的特高压工程——我国自主研发、设计和建设的1000千伏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交流示范工程建成。

2010年7月，向家坝—上海±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示范工程建成并正式投入商业运行。特高压交直流输电示范工程的稳定运行和建成投运，全面验证了发展特高压输电的可行性、安全性、经济性和优越性。

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推动能源“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要继续建设以电力外送为主的千万千瓦级大型煤电基地，继续发展远距离大容量输电技术。

2014年4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家能源委员会首次会议，决定开工建设一批特高压输电通道。5月，“四交四直”特高压列入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特高压电网建设进入快车道。

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推进以电代煤，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发挥有效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启动特高压输电等一批“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

从第一个特高压工程安全稳定运行7年来，国家电网累计建成“三交四直”7项特高压工程，在建“五交六直”11项特高压工程；特高压工程累计送电超过5000亿千瓦时，成为中国西南水电，西部和北部煤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大规模输送的主通道。

我国特高压电网的成功实践在世界能源领域引起极大震动。

2010年11月29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时任能源部长朱棣文的演讲颇有深意：“中国挑战美国创新领导地位并快速发展的一项重要领域，就是最高电压、最高输送容量、最低损耗的特高压交流、直流输电。”

2011年4月，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获中国工业大奖。这项工程被国际大电网组织誉为“一个伟大的技术成就”。

2013年1月，特高压交流输电技术、成套设备及工程应用“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同时也是世界上唯一掌握这项技术的国家。国际电工委员会认为，中国建成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电能力最强的交流输电工程，是电力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中国在世界特高压输电领域的引领地位从此确立。

特高压的身后是一批世界级的创新成果——

国家电网建成特高压交流、特高压直流、高海拔、工程力学四个试验基地和大电网仿真、直流成套设计两个研发中心，形成功能齐全的特高压、大电网试验研究体系，全面掌握特高压交直流输电核心技术和整套设备制造能力，在特高压交直流输变电、大电网控制保护、智能电网、清洁能源接入等领域取得世界级创新成果。

特高压的身后是中国标准体系和中国话语权的确立——

依托特高压试验示范工程建设，国家电网把科研攻关、工程建设和标准化三位一体同步推进，目前，中国特高压交流电压成为国际标准。发布国际标准6项、国家标准46项、行业标准61项、企业标准171项。国际电工委员会有4个专业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国家电网公司，国家电网公司主要负责人舒印彪担任国际电工委员会副主席，显著增强了我国在世界电工标准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特高压背后是中国实力的支撑——

中国特高压输电工程的成功，开启了特高压为最高电压等级电网建设的新纪元，在电网科技领域完成了从追赶到超越的历史性转变。

2014年2月，国家电网公司中标巴西美丽山水电站外送特高压输电项目一期工程，标志着我国特高压技术“走出去”。

2015年7月，国家电网公司中标巴西美丽山特高压输电项目二期总承包工程，实现我国特高压技术、装备和工程总承包一体化“走出去”，特高压成为彰显中国自主创新的一张靓丽名片。

特高压技术创新按下快进键。

2016年1月，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技术水平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工程——准东—皖南±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开工。±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距离可达5000千米，全球各大清洁能源基地与负荷中心之间的距离都在特高压输送范围内。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指出，电力就是能源的未来，未来的能源就是电力。中国特高压以及智能电网的发展，为全球能源互联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技术保障。

世界上第一条高压输电线路诞生于1891年，从高压到超高压，中国电力技术一直在走跟随式的发展路线。十余年艰苦不寻常，国家电网从最初建设的特高压示范工程到如今在建在运18条特高压交直流工程，技术上持续提升、理念上不断突破、视野上越来越开阔，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实现了“中国创造”与“中国引领”。

产业集群

大范围高水平协作，走向品牌集群

高树靡阴，独木不林。

“特高压是个产业集群。”在业内人士看来，特高压能够走到今天，得益于大范围高水平协作，依靠群体创新的力量，一起构成具有可持续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系统。

特高压输电技术，无疑是迄今为止难度最大、最复杂的一项电力技术成就。提升一个电压等级，意味着超越现有的世界电力技术、标准、建设管理经验。

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这条路，在特高压面前走不通。

特高压项目启动之初，国际上没有成熟的技术和经验，没有可借鉴的标准规范，就连国外不成熟的特高压技术也对中国人封锁严格。2006年，国家电网公司考察组赴美国电科院考察，对方热情接待，但一到试验基地，对方不给数据、不准记录、不许拍照，想记住什么，请用眼睛吧。

联合创新、开放创新激发出强大的创造力。

国家电网公司创立了一种全新、有效的机制，以国家电网公司为创新主体，立足国内自主创新，紧密联合国内科研、设计、制造等机构，按照“基础研究、设备研制、系统集成、试验验证、工程示范”的技术路线，集中优势资源，产学研用协同攻关。

一批高科技企业投身特高压市场。

中国西电旗下的西高院建成了世界上唯一完整的特高压成套设备试验、检测平台。

中电普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研制出世界首个±800千伏/5000安特高压直流换流阀及阀控系统，打破了直流换流阀核心技术国外垄断，实现了产业化应用。

许继集团研制出世界首套±800千伏直流输电控制保护系统，完成世界首套±1100千伏控制保护系统开发，总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南瑞集团研发的统一潮流控制器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国家电网公司组织国内电工装备企业成功研制了特高压变压器、开关、高抗、串补等全部关键设备，创造了一大批世界第一。

特高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

在特高压带动下，我国电工装备企业不仅主导了国内高端市场，而且进军国际市场，打破跨国公司长期垄断国内高端市场的局面。近年来，我国500千伏及以上电力设备出口额年均增长超过40%，实现了特高压反哺超高压，推动了设备出口的良性发展。

特高压让更多“草根”崛起。

国家电网公司始终坚持市场化道路，积极鼓励、广泛接纳民营企业参与到特高压建设当中。从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到±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几乎到处都能看到民营企业。

作为民营电力设备企业的优秀代表，特变电工成功跻身于特高压重要设备供货商。在电容器板块，无锡赛晶、合容电气等一批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平分秋色。民营企业中标比重加大是特高压市场的一大亮点。

专利云集，百舸争流，特高压市场因此超拔出一批强者。

特高压产生了强大的磁场效应。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协同作战锻造出强大的竞争优势，特高压现代产业集群愈来愈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特高压是发动机，特高压也是品牌伞。

在今天的中国国家名片里，特高压已占据重要位置。在特高压的大旗下，由产业集群走向品牌集群，中国智造在路上。

市场格局

承载能源革命，创造巨大商业价值

历次工业革命无不与能源的变革息息相关。从薪柴时代到煤炭时代，再到油气时代、电气时代，全球能源的每一次变迁都伴随着生产力的巨大飞跃。

国家电网是先知先行者。

2014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刘振亚就明确提出“随着清洁能源、智能电网、信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突破，以清洁能源开发利用为特征的新一轮能源革命正在兴起，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孕育发展”。

“与全球能源互联网相伴生，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新能源的开发与传输技术、新材料技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各类新技术的集成式、聚合式突破。”《全球能源互联网》一书做了系统阐述——

储能技术突破瓶颈，使电动汽车单次充电续航里程远超过内燃机汽车，高速公路上的充电站代替了加油站；全球数百颗气象卫星联网协作，可以精准判断某时某地光的强弱，风的速度，最大限度地从自然界中获取能源；等离子体、纳米材料等技术更加先进，可以制造出光电转换效率更高的面板、强度更高的风机、质量更轻的电动汽车、线损更低的输电线路，彻底更新能源产业面貌……

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投资大、产业链条长、经济带动力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清洁能源通过全球能源互联网在全球配置，不仅将使人类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还将为全球注入强大的经济增长动力。

一系列新型价值创造方式将应运而生。

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指出，全球能源互联网寓经济低碳化于经济持续增长之中，既在持续增长中实现低碳化，又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建设中国能源互联网将成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的重要抓手，既利当前又利长远。

中国科学院院士卢强认为，全球能源互联网重构世界能源体系，创造出全新的市场领域，催生新的经济模式，将全面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2016年3月，刘振亚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投资规模超过50万亿美元，将有力带动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电动汽车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同时获得巨大的时区差、季节差、电价差效益。如果我国启动能源互联网建设，2016—2025年电网投资可达10万亿元人民币，带动清洁能源投资10万亿元人民币，年均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以上。

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助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可以消化钢铁产能2000万吨以上、风电产能4300万千瓦、光伏5600万千瓦，可为装备制造业创造6000亿元以上的增加值，每年增加就业岗位200万个。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创新发展，是推进世界能源革命的重大举措，是推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平台。

全球能源互联网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

全球能源互联网建成时，每年可替代相当于240亿吨标准煤的化石能源，减排二氧化碳670亿吨，碳排放可控制在115亿吨左右，仅为1990年的一半，能够实现全球温升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

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可以有效治理雾霾。

加快能源互联网建设可以保障清洁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到2020年和2030年我国清洁能源装机将分别达到10亿千瓦和17亿千瓦，清洁能源的比重分别可以达到18%和26%，通过更多地使用清洁能源，我国可将碳排放峰值控制在101亿吨左右，峰值降低24亿吨，达峰时间可从2030年提前至2025年前。2020年中东部可以通过能源互联网接受清洁电力达到3.1亿千瓦，每年可替代原煤4.8亿吨，减排二氧化碳9.5亿吨，二氧化硫164万吨，PM2.5排放量降低20%以上。

围绕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

继2015年11月和12月中美、中欧全球能源互联网技术装备研讨会分别在芝加哥和柏林举办之后，2016年1月，全球金融界精英聚首香港，聚焦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商业价值，拓宽投融资渠道。

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全球电力及公共事业部总经理安东尼·伊安诺认为，全球能源互联网未来对于创造利益至关重要。

麦格理资本高级董事总经理，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可再生能源部全球主席大卫·罗斯曼认为，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乐于在全球能源互联网这样收益稳定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全球电网对于金融界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2016年2月，国家电网公司出席在美国休斯敦举办的剑桥能源周，宣讲了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世界能源变革转型的战略主张。

2016年3月，以“全球能源互联网——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为主题，2016’全球能源互联网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本次大会由中国国家电网公司、联合国“关注气候变化”行动组织、国际能源署、爱迪生电气协会联合主办。来自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26个国家的政府部门、行业组织、相关企业、科研院校等700多位代表参会。会上，中国国家电网公司、韩国电力公社、日本软银集团、俄罗斯电网公司共同签署了《东北亚电力联网合作备忘录》，标志着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在亚洲迈出重要一步。

全球能源互联网正在加速落地。

精神内涵

服务大局，利在天下

世界上没有一个强大的产业是短期内成就的，全球能源互联网亦然。

“中国能源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在深深的忧虑中，我始终对中国能源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这是刘振亚早期论著中披露的心迹。

厘清中国能源的战略思路并不容易。

“解决中国能源的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需要树立大能源观。推动能源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一个清晰的战略基点，这个基点就是‘一特四大’，而实施‘一特四大’战略，关键在于特高压”。这是以国家电网为代表的中国电力人殚精竭虑的思考。

推动能源战略的有效实施更为不易。

“市场体系的构建与监管，法规政策的规范与支持，科技创新的支撑与引领，现代能源集团的培育与发展都是关系我国能源战略实施的重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需要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国家电网深知问题的错综复杂。

“我想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只要各方一心为公、客观公正，最终总会在国家利益面前达成共识。”面对困难和质疑，刘振亚的回应坚定而平和。

民生工程是基础。2006年以来，国家电网公司累计完成无电地区电力建设投资381亿元，为191.7万无电户、749.5万无电人口解决了用电问题。

业绩优秀是保障。只有实现资产优良、效率提升、业绩优秀才能谋求长远。

破解能源困局是使命。作为国家能源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国家电网公司将电网发展放到国家能源发展大局，乃至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去思考和谋划，矢志探索中国能源的出路，赢得了电力系统和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

“全球能源互联网既利于当前又利于长远，对世界能源可持续发展发挥全局性、战略性引领作用。” 原能源部部长黄毅诚认为。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全球能源互联网比‘两弹一星’还重要，解决的问题更长远，未来和‘一带一路’结合起来，会有很大潜力。”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评价。

从特高压到全球能源互联网，国家电网充分体现了精神的力量，即忠诚报国的负责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团结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

“中国创新推动特高压发展并引领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和担当，刘振亚先生无愧为世界特高压领域的思想领袖。”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董事会成员、标准协会主席布鲁斯·克雷默认为。

长期以来，国家一直在引导和支持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发展。

国务院国务委员王勇指出，能源互联网是推动能源革命的重要战略支撑，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涉及国际政治、经济、技术、环保等各方面，需要世界各国、有关方面共同努力，加强开放共享、加快技术攻关、推动共建标准、确保网络安全，为解决人类能源问题贡献智慧和力量。

今天，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领导者。2012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风电大国，2015年底，中国超过德国，成为全球光伏发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国家电网公司表示，随着全国能源互联网建设的推进，制约可再生能源的弃风、弃水等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

今天，落实中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建设生态友好型社会，从化石能源为主转向清洁能源为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显得重要和紧迫。

中国向国际社会交上一份沉甸甸的承诺书。

2015年9月27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领导人工作午餐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中国政府已将应对气候变化全面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战略。2014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了33.8%。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加大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力度，争取到2020年实现碳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

这也是一份高标准的任务单。

2015年9月26日，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向世界郑重推介全球能源互联网，这一开创性的伟大构想，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体现，彰显了有国际担当的大国风范，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赏和支持。

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步伐正在加快。

国家电网提出，未来几十年是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关键期，总体分为国内互联、洲内互联、洲际互联三个阶段。从现在到2020年，加快推进各国清洁能源开发和国内电网互联、智能电网建设；到2030年，推动洲内大型能源基地开发和电网跨国互联；到2050年，加快“一极一道”能源基地开发，实现电网跨洲互联，基本建成全球能源互联网。

一系列开创性工作有序展开。

围绕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国家电网公司系统评估了北极风能、赤道太阳能等全球可再生能源资源；举办中美、中欧全球能源互联网技术装备研讨会，明确了关键技术和装备突破方向；举办全球能源互联网投融资高层研讨会，研究投融资模式与解决方案；发布《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报告》，推进与周边国家电网互联互通，深入开展亚洲电网互联、亚欧洲际输电等研究……

2016年3月29日，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在能源领域发起成立的首个国际组织，首批会员80家，来自五大洲国家，包括社会团体、研究机构、企业等，覆盖能源、电力、科技、环保、金融等领域，刘振亚当选为合作组织主席。合作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全球能源互联网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蓝图清晰，共识凝聚，全球能源互联网已从战略构想走向共同行动。

在刘振亚严谨、理性的论著中，这是一段少见的浪漫文字——

“以全球能源互联网为支撑，奔腾的流水、过境的大风、普照的阳光、涌动的海潮等自然界的能源，将会通过无数水轮发电机、风力发电机、光伏光热装置、海浪发电机等载体，转换成电能、造福全人类。”

中国特高压应势而生，全球能源互联网顺势而行。

全球能源互联网是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全球互联的坚强智能电网，是清洁能源在全球范围大规模开发、配置、利用的基础平台，其实质是“智能电网+特高压电网+清洁能源”。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战略构想，正是基于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在特高压技术的成功实践。可以说，没有特高压，就没有全球能源互联网。

特高压电网由1000千伏及以上交流电网和±800千伏及以上直流输电构成，具有输送容量大、距离远、效率高和损耗低等显著优势，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输电技术。

（编辑 澳视传媒 小A 实习 李煜然）

昨日，人力社保部公布2015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1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5169元，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3299元，两者相差1870元。

公报指出，2015年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平稳。全年五项社会保险(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合计46012亿元，比上年增加6184亿元，增长15.5%。基金支出合计38988亿元，比上年增加5985亿元，增长18.1%。

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各项保险并未出现收不抵支现象。像备受关注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29341亿元，比上年增长15.9%，其中征缴收入23016亿元，比上年增长12.6%。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4716亿元。全年基金总支出25813亿元，比上年增长18.7%。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35345亿元。而全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11193亿元，支出9312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5.5%和14.5%。年末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累计结存8114亿元(含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累计结存1546亿元)，个人账户积累4429亿元。

之前，因二孩放开而引发了对生育保险支付能力的担心。而从2015年的表现来看，上述担心有些“多余”。据统计，全年生育保险基金收入502亿元，支出41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2.5%和11.8%。年末生育保险基金累计结存684亿元。从全国来看，并未出现北京连续两年“赤字”的情况。同时，全年共有642万人次享受了生育保险待遇，比上年增加29万人次。这种量级的增长说明“婴儿潮”并未成形。

同时，公报显示，201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2029元，比上年增加5669元，增长10.1%，月平均工资5169元；2015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39589元，比上年增加3199元，增长8.8%，月平均工资3299元；2015年末，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3072元，比上年提高208元，增长7.2%。这意味着在私营单位就职，每月平均会比非私营单位少赚1870元。

此外，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公务员716.7万人，新录用公务员19.4万人，其中，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1万人，地方17.3万人。中央机关公开遴选232名公务员，省级机关公开遴选1726名公务员。

（编辑 澳视传媒 小A 实习 李煜然）

据中央气象台官网消息，5月31日06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31日08时至6月1日08时，陕西东南部、湖北西北部和中东部、河南南部、安徽大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中部偏东地区等地局地有大暴雨(100～140毫米)。

另外，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最大小时雨强20～40毫米，局地可达50～70毫米。

（编辑 澳视传媒 小A 实习 李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