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外媒报道，美国加州健身教练温迪•艾达(Wendy Ida)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美魔女”。虽然已经年过60，但保养得宜的她仍然容貌靓丽、身材健美。和女儿走在一起，艾达经常被误认为和女儿是姐妹。

据报道，虽然64岁的艾达已经荣升祖母，但是皮光肉滑的她看来似乎比自己的女儿还要年轻。艾达能保持这么好的身体状态，全靠健身。20多年来，她一直保持每天健身的习惯。除了在健身房做有氧运动和举重，她还经常跑步回家，而且也爱跳莎莎舞和嘻哈舞。

艾达的健身生涯源自她43岁那年结束一段不愉快的恋情，当时她自信心低落，于是开始健身，结果无心插柳柳成荫。她在57岁时参加了人生的首个健美比赛；60岁生日时，在一分钟内完成37次立卧撑跳，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艾达说，大家都不相信她已经有64岁了，还要检查她的车牌验明正身。“大家说我看着像30出头。只要我和女儿在一起，大家都误会我们是姐妹。”她说。

艾达表示，不论年纪，每个人都可以变得健美。她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给那些说“我太老，做不到”的人带来启发。

​（编辑 澳视传媒 小A 实习 李煜然）

今年1月份，央视新闻频道曝光了中央环保督察组在约谈河北省省级领导的画面。央视截屏

由环保部“督企”升级至中央环保组“督政”，今年年初起，河北省各级党委政府首先经历了这场“环保”大考。昨天下午，环保部环保督察办公室主任刘长根首次面对媒体，做客新华网访谈揭秘中央环保督察组河北之行。据刘长根披露，此次督察中首次设置了与省级领导谈话的程序，督察组先后与河北省26位省级领导做了“个别谈话”，包括省委书记、省长，以及近期退出领导岗位的一些省级领导。“和省级领导谈话我们都设计了问题，每个问题针对性都很强。”刘长根表示。

【督察流程】

“单约”省领导 问题特别设计

中央督察组在河北进驻长达一月，这期间督察组如何开展工作？昨天，刘长根对督察过程进行披露。

刘长根表示，河北督察是首次试点，但对督察人员怎么要求、督察纪律怎么设计，也做了很多工作。根据要求，进驻期间督察组不得干预地方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正常工作，也不得处理地方的具体问题，同时也不能向地方提出与督察无关的要求。

督察组在河北期间在媒体上十分鲜有的一次露面，即是督察组组长与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省长张庆伟“个别谈话”的画面。

刘长根表示，和省级领导谈话在环保督察实践中确实是首次。“而且这次谈话是经过程序设计，非常规范，谈话的方式、内容、时间安排都有明确的规定。”

刘长根透露，此次河北督察一共与26位省级领导做了“个别谈话”，包括省委书记、省长，近期退出领导岗位的一些省级领导同志，也包括省高法、高检的主要领导。

“和省级领导谈话每个问题针对性都很强。”刘长根说。

“你认为你省突出的环境问题主要有哪些？”“你认为你们哪个地方的环境问题最突出，责任没有到位？”……这些都被列入问题单。此外，对于相关部门领导的谈话还会有针对性地追问，“比如工信部门，涉及淘汰落后产能的情况可能会有追问。”刘长根说。

【督察效果】

日接百余电话 借鉴中央巡视

中央环保督察组的首次“亮剑”，效果如何？

“通过这次对河北的督察，我们感到，老百姓是真欢迎、真期待。”刘长根说，这次督察举报电话是始终不断的，每天从早8点到晚8点电话不断，“有些群众反映电话占线，实际上就是因为电话太多”，刘长根表示，每天100多个电话，“包括山东、河南也有老百姓打电话来，他们希望督察组能够尽快到他们省里去督察”。

同时，一些老百姓也向督察组反映，督察组进驻以后，身边的一些污染企业，特别是小企业都停下来了。“我们可能还没有去查，但是中央督察组来了就有震慑了”，刘长根说，但老百姓同时也担心督察组走后这些企业又死灰复燃。

刘长根说，在督察过程中借鉴了中央巡视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回头看”。刘长根介绍，督察完以后，地方要制定整改方案，再组织具体整改工作。对于“整改情况怎么样”还会有一个后督察的制度设计，即“回头看”。

“‘回头看’的目的还是想给地方一个持续的压力，不仅要促进地方解决具体的环境问题，同时要促使地方真正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形成环保长效机制”。刘长根表示。

【督察方向】

今年完成约15省份环保督察

根据《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中央环保督察组每两年要对全国所有省(区、市)督察一遍。河北试点过后，中央环保组将“剑指何方”？

对此，刘长根表示，河北省是作为试点，在试点基础上再全面铺开。按两年一轮的进度，今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在河北试点基础上还要完成15个左右省份的督察，“初步考虑上半年、下半年各安排一批，但具体方案还要报国务院批准”。

刘长根表示，每两年对全国所有省(区、市)督察一遍，确实有难度。“比如督察人员的问题”，刘长根说，按照制度设计，督察组以环境保护部各区域督察机构的人员为主体，同时考虑要有代表性，还要请有关部门和地方的同志参与进来。

他表示，现在为了解决人员不足的问题，环境保护部建立了督察人员库，除了环保部区域督察机构的人员以外，从地方选调了约120人纳入督察人员库。

“这些人都是有经验的环保执法人员，以后会按照一定的程序随机抽调参加中央督察，从而解决人员不足的问题。”刘长根表示，督察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包括中办督察室和国办督察室的两位厅级领导参与了河北省督察试点工作，目前督察组也在和有关部门协商，希望有关部门也能派人参与到督察工作中。

（编辑 澳视传媒 小A 实习 李煜然）

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河南大学生闫啸天掏鸟获刑一案，在今年4月26日被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诉后，又有新进展。5月10日下午，闫啸天的父亲闫爱民及另一被判刑青年王亚军父亲王不井，主动到河南省新乡市检察院自首，称他们曾在该案中向辉县市公检法办案人员行贿。对此，新乡市检察院控申举报中心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他们正在对此事依法调查处理中。

案件进展 “掏鸟案”被告人父亲称多次行贿

昨天下午，闫爱民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他确实已经去过新乡检察院自首了，“主要是坦白自己在儿子的案件中曾经向辉县公检法办案人员及领导多次行贿。”

闫爱民说，自从他的申诉被法院驳回之后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最后跟王不井商量之后决定去向检察院自首，10号下午，他们去了检察院，控申大厅的人接待了他们，他们向检察院提交了一些材料，主要包括当时送钱时候的录音和一些书面材料，“是我曾经行贿的证据。”

闫爱民说，新乡市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收下了他们的材料，并给他们做了笔录，让他们在上面签字，他们也签了，“检察院的人告诉我们让我们保持通讯畅通，他们会进行调查处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时间会给我们回复。”

对于自己什么时间向何人行贿，行贿的原因和金额等问题，闫爱民说，自从2014年他儿子闫啸天因掏鸟被抓直至被判刑后，他和王不井曾经多次向辉县市公检法部门办案人员或领导送钱、购物卡，数额从数万到几百，这些钱是他跟王不井两家一起凑起来的，“总次数大概有9次，这里面有的是他们主动找我要的，有的是我自己送的，最大的一笔是3万块钱，给了检察院的一个公诉人，还从辉县的华隆购物广场买了一些购物卡，当时我用自己的名片夹着送给了森林公安的人，但没多久他们就给我退回来了。”

这些行贿款中有的被退回，另有多笔“贿款”至今未退还，“送出去大概4万多块钱，退回来大概一万多吧。”

昨天下午，北青报记者致电辉县检察院，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不到上班时间三点后再打，但此后北青报记者多次拨打电话却已经无法接通。北青报记者随后致电新乡市检察院控申举报中心，其工作人员表示，新乡检察院根据举报人反映的情况正依法对此事进行调查。

案情回顾

大学生掏鸟贩卖获刑十年

闫啸天是郑州一所职业学院的学生，判决书显示，2014年7月，他在家乡辉县市高庄乡土楼村和朋友王亚军在该村一树林内猎捕了12只燕隼。饲养过程中逃跑一只，死亡一只。之后，他通过网络发布将其余燕隼卖掉。之后，他俩在该树林内又猎捕了4只燕隼及隼形目隼科动物，随后，两人被辉县市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后经鉴定，辉县市森林公安局送检的5只涉案鸟类鉴定意见分别为燕隼2只、隼形目隼科的动物2只，凤头鹰1只；2014年7月31日辉县市森林公安局送检的在贠某家扣押涉案鸟类1只，鉴定意见为燕隼1只；上述鸟类均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一审以闫啸天犯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数罪并罚，合并刑期有期徒刑11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零6个月，罚金1万元。王凯犯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后河南新乡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二审宣判后，闫啸天的父亲对判决表示不服，希望法院能启动再审程序，向新乡市中院递交了申请，后被新乡中院驳回。

专家说法

自首行为或为逼案件重审

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谢通祥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申诉的时候，如果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对该案件进行审判。具体到这个案子中，当事人选择去自首，表明自己曾经行贿过当地公检法机关的人，可能是为了能通过自己的自首让当地启动案件的重审工作。

谢通祥表示，根据法律的规定，行贿受贿都构成犯罪，如果当地查证属实，达到犯罪数额，行贿者和受贿者都是应该判刑的，“但如果当地认为他构成自首，那么可以从轻处罚。”

官方回应

将涉嫌违纪线索移交有关部门

新乡市人民检察院昨晚通报闫爱民自首一事。通报称，2016年5月10日下午，辉县市居民闫爱民(闫啸天之父)、王不井(王亚军之父)等人来到新乡市人民检察院控申举报中心自首并举报称，在闫啸天、王亚军非法猎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办理中，曾向辉县市公检法部门的某些办案人员行贿。

当天17时至19时30分，本院控申举报中心两名检察干警受理了闫爱民、王亚军的自首、举报，制作笔录并接受相关材料。目前，新乡市人民检察院控申举报中心已依照相关规定，将举报材料受理、分流，对涉嫌犯罪的线索依法初查，将涉嫌违纪线索移交有关部门。

对话

闫爱民：如能换回案子重审我觉得值了

北青报：什么时候去的检察院？

闫爱民：10日下午，我跟王亚军他爸王不井一起去的新乡市检察院，在控申科向他们说在办理我儿子那个案子过程中，我曾经行贿过办案人员。

北青报：他们受理了吗？

闫爱民：我提交了一些材料，有一些事我亲笔写的，他们收了我的材料，做了笔录，我在上面签字。他们告诉我让我保持通讯畅通，能随叫随到，说大概一个星期会给我回复。

北青报：材料主要包括哪些？

闫爱民：主要是录音。就是当时我给那些人钱的时候我自己录的，里面有给他们钱时候的对话，还有一些情况说明、控告信。

北青报：您说的行贿具体是什么内容？

闫爱民：就是办我儿子那个案子的时候，我给他们送过钱，他们也主动找我要过，其中包括现金、购物卡。

北青报：行贿的金额大概是多少？

闫爱民：具体数额我记得不是太清楚，大概有四万多，当时他们找我要5万，说是要打点一下，但我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就跟王亚军他爸凑了大概3万左右。还有一些购物卡，我当时在辉县华隆购物广场买的，大概4000多块钱吧。

北青报：你还记得给谁送过钱和购物卡吗？退回来多少？

闫爱民：辉县检察院的、法院的、公安的我都送过，不过法院的后来给我退了回来，森林公安的也给我退了回来。送出去4万多，退回来的大概有一万多。

北青报： 为什么突然要去自首？

闫爱民：在为我儿子这个案子奔走的过程中，我也自学了法律，这一路走来，我也明白了很多，既然行贿了那就去自首。

北青报： 知道自首会有什么后果吗？

闫爱民：知道。如果能换回儿子案子重审，我觉得值了。

（编辑 澳视传媒 小A 实习 李煜然）

昨天，广药控股的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广药集团及王老吉大健康公司于近日收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驳回加多宝中国、广东加多宝关于加多宝“七连冠”系列广告语案的再审申请。至此，加多宝“七连冠”案以彻底败诉告终。

“七连冠”引争议

据了解，2014年3月24日开始，加多宝中国、广东加多宝陆续宣传“国家权威机构发布：加多宝连续7年荣获‘中国饮料第一罐’”“加多宝凉茶荣获中国罐装饮料市场‘七连冠’”等。

王老吉方面认为，加多宝公司于2012年5月后才推出加多宝品牌凉茶，之前生产的均为王老吉凉茶。加多宝进行上述宣传系故意混淆是非，意图侵占附着于王老吉凉茶上的巨大商誉，让消费者误认为加多宝凉茶就是王老吉凉茶，其行为严重侵害了广药集团及王老吉大健康公司的合法权益，因此诉至北京三院。

广告语被判停用

2014年12月4日，北京三院做出一审判决，加多宝败诉。法院认为“‘加多宝’品牌是自2012年才开始独立投入使用的，其品牌历史还没有七年之久。涉案广告语由于在表达上不真实、不恰当且遗漏了重要的信息，足以导致相关消费者误解，侵犯了广药集团、王老吉大健康公司的正当利益，损害了公平平等的竞争秩序，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所规制的虚假宣传”。

据此，法院判定加多宝需立即停止使用涉案广告语；在其官方网站等连续七日刊登声明以消除影响；赔偿广药集团、王老吉大健康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0万元。

再审请求被驳回

此后，加多宝表示不服，上诉至北京高院，北京高院于2015年7月对该案进行二审，维持原判。加多宝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再审，该请求于近日被最高法驳回。

对于最终结果，加多宝方面昨天表示，本次最高法裁定书中写道，加多宝公司为王老吉商标商誉的提升发挥了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明确肯定了“加多宝公司对王老吉商标商誉的积累作出的巨大贡献”。加多宝还称，公司自1996年起开始独立创造并持续生产销售红色罐装凉茶，至2012年6月前长达17年的时间中，市场上仅有一种红罐凉茶，即加多宝公司生产的红罐凉茶。红罐凉茶商品由加多宝公司经营的历史已近20年，并且销量一直遥遥领先，这也是多个案件中双方均认可的事实

（编辑 澳视传媒 小A 实习 李煜然）

“领导样”是什么样？(人民论坛)

常听人说某领导很有“领导样”，也听到过有人说某领导没“领导样”，还有人说当领导就该有“领导样”。大概每个人心里和眼里，都有一个自认为的“领导样”，用以评价领导干部。“领导样”究竟是什么样？

《聊斋志异》里的《夜叉国》曾刻画过这样一类“官”：“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则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寥寥数笔，一个铺排造作、高高在上的官僚形象跃然纸上。这种封建官僚抖派耍威的样子，千百年来为民众所诟病。然而，今天个别官员身上，还有这种官僚做派，甚至在权力的任性之下生出诸多变种花样，令人心忧。

有人则把领导的样子归纳为：下去—办事的样子，进出—忙碌的样子，参观—内行的样子，归途—疲惫的样子，办公—投入的样子，学习—认真的样子，讨论—忧虑的样子，吃喝—节约的样子，外表—朴素的样子，总结—圆满的样子……显然，这是对某些干部表演作秀、敷衍工作、应付群众的讽刺和批评。装出来的“领导样”，群众一眼看得穿。

到基层调研，有百姓直言自己期待的“领导样”，就是常来基层看看、为民办事不怕麻烦。有些挂职的“第一书记”，脱下西装就能下地帮老乡干活，张口就能说出谁家“五保”、谁家有大学生，群众对他真心拥戴。有些挂职干部自恃是“上头派来的”，见了本地干部群众高人一等的样子，到处吆五喝六、指指点点，真正的实事却办不了几件，群众难免嗤之以鼻。

在群众心中，“领导样”其实很多样，似乎没有统一的标准：有的疾声厉色、不容瑕疵；有的风风火火、雷厉风行；有的长于沟通、八面来风；有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为什么这些“领导样”令人印象深刻？就在于这些“素描像”都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实干。西装革履，高高在上，貌似很有派头，其实群众并不欢迎。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干在前边、走在前头，才是深得人心的“领导样”。

有人说得好：“心灵反映生活，面貌反映心灵。”“领导样”重内不重外、重“神”不重“形”，不在于外在的风度，而在于内在的气度；不在于外表上的派头，而在于内心执着干事的劲头。一心为民、甘于清贫、艰苦奋斗的“领导样”，正是“公仆心”的外在反映。言语亲和，是质朴作风的外露；气度不凡，是修养深厚的折射；运筹帷幄，是勤奋学习的必然……修炼好“内功”，展现应有的精气神，“领导样”才会既饱满又悦人。

​（编辑 澳视传媒 小A 实习 李煜然）

“刷、刷、刷”，3秒钟，人像扫描完毕；50秒钟，一个镶嵌头像的水晶钥匙扣交到手中；4个小时，一座小型全身雕像打印出来，惟妙惟肖。

这种全方位扫描、打印技术，能突破文物展览局限，构建“永不落幕的数字博物馆”。凭借这一核心技术，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深圳文化创意产业“黑马”。董事长刘梦龙坦率地说：“文化创意要无中生有，想得到，难；做得出，更难；产业化，难上加难！”

然而，就在这片“难上加难”的领域，深圳精耕细作，持之以恒，硬是做出了“大名堂”。过去10多年，深圳文创产业异军突起，年均增速20%。去年，深圳GDP达1.75万亿元，文创产业占到10.1%。

“科技+文化”蹚出新路

一个缺少文化底蕴的城市，何以成了文创产业“领头羊”？深圳市市长许勤说：“是科技力量！深圳科技实力突飞猛进，为文化产业注入‘催化剂’，闯出了一条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易尚“转型”，就是例证。5年前，易尚敏感地预见，品牌策划行业受数字化浪潮冲击，“转型”势在必行，遂涉足3D扫描成像、电子商务等领域，“一炮打响”，迅速成为品牌终端展示行业的领跑者，营业收入翻了10倍。“转型”之际，易尚发现，文物修复、保护、展览等方面存在诸多“痛点”，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再一次下决心“升级”。

易尚邀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津大学、深圳大学等院校合作，成立院士、博士后工作站和工程实验室，全力攻克3D扫描、打印和虚拟现实领域技术难关，开发出全方位人体、人脸、桌面、流动式文物扫描仪等设备，各项指标国际领先。刘梦龙拿起一个3D打印小模型介绍：“沿着‘科技+文化’路径，我们聚焦3D前沿科学和核心技术，取得原创性突破，获得了先发优势，实现‘变道超越’。”

这一判断契合深圳的发展思路。去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 4.05%，总量实现5年翻番。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17296.9亿元，同比增长11.2%。PCT国际专利受理量1.33万件，占全国的46.9%。

创新基因与生俱来

在不少音乐爱好者眼中，深圳A8音乐代表“圆梦”之地。以“A”和“8”组合作为公司名称，几个年轻创业者目标也很明确：“做中国最大的数字音乐服务商。”然而，创业之梦虽好，创新之路崎岖。2002年，创办两年的A8音乐资金告罄，陷入困境。一些人承受不了压力，离开了创业团队。

但是，多数人选择了“坚守”。他们坚信，移动互联网与音乐的结合有“卖点”，前景光明。果然，1年之后，A8音乐以手机“铃声”为突破口，成为第一家纳入国家音乐产业基地的数字音乐公司。

2008年，A8音乐在香港上市，业务从音乐向游戏、设计、动漫等领域延伸，并“试水”新媒体领域。如今，公司每年数字发行1万多首歌曲，汇集了4万名创作人、13万首原创歌曲。

“我们拒绝平庸，追求创新，坚持做到‘独一无二’，才有了后来的‘逆袭’。”A8新媒体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晓松说，他们不会停步，只会继续创新，继续打造“互联网+文化创客平台”。

应该说，从海边渔村到一线城市，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活力之城。以新移民为主的人口结构，决定了深圳人的创新基因与生俱来，万众创业蔚然成风。最新中国城市创意指数排名，深圳位列第四。

近年来，深圳引进高层次创新团队96个、“海归”人才6万多名，建起高水平产学研联盟45个。去年，深圳获得国家科技奖14项、中国专利金奖4项，获奖数占全国1/5。福布斯中文版首次发布的2014“中美创新人物”中，中国入选10人，深圳占5席。

“文博会”推波助澜

5月鹏城，热浪滚滚。深圳会展中心彩旗飘舞，人来人往。人们从世界各地匆匆赶来，参加“第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文博会”是深圳苦心经营的综合文化交易平台。21世纪初，深圳在全国率先确立“文化立市”战略，并提出举办“文博会”设想。2004年，首届“文博会”闪亮登场。2010年，第六届“文博会”实现了“满堂红”——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会。

从无到有，由小及大，“文博会”俨然深圳一张“文化名片”。据统计，第一届“文博会”，参观者不到50万人次，总成交额356亿元。到了去年第十一届“文博会”，参观者超过523万人次，总成交额2648亿元。

“‘文博会’有力推动了深圳文创产业发展，也尽情展现出中国文化产业的风采。”深圳市发改委主任王宏彬说，50%以上的海外调查对象，将“文博会”视为海外文化企业与中国文化企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近年来，“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金融”等新业态扮演“文博会”主角，形成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兴产业。一个个企业从“稚嫩幼苗”长成“参天大树”。一位多次参加“文博会”的河南客商告诉记者：“每次来深圳，都去很多企业参观，一方面是寻找合作机会，另一方面是去感受深圳人的创业氛围和创新激情。”

（编辑 澳视传媒 小A 实习 李煜然）

2015年10月，国家旅游局根据对一些5A级景区的暗访情况，发布了对丽江古城、西溪湿地、东方明珠、明十三陵等6家5A级景区给予严重警告，并限期6个月整改的消息。其中，明十三陵景区曾被媒体曝光周边农家院广告牌匾无名称、“阴阳菜单”等旅游市场秩序乱象。目前整改限期已过。4月28日，昌平区旅游委、十三陵特区办、十三陵镇政府等相关单位向媒体通报，经过6个月的整改，明十三陵景区和居庸关长城景区合计81项整改台账项目已全部完成。

据了解，此次明十三陵景区和居庸关长城景区整改提升共设立了81项台账，涉及商贩管理、环境卫生、游览设施、员工培训等多项内容，整改资金累计投入1.81亿元。“十三五”期间，昌平区将每年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明十三陵景区环境秩序整治。此外，昌平区还将成立旅游市场秩序监管流动执法站，严打欺客宰客、私搭乱建等非法违法行为。

在定陵正门外大约100米处，一排灰色的砖房窗明几净，房顶上“游客服务中心”几个大字十分显眼。进入大厅，旅游信息查询设备、导游服务台、十三陵专属旅游商品、存包处等几个功能区分列两侧，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十三陵景区宣传片。

而半年前，这里还是饱受诟病的购物中心。作为被国家旅游局重点列出的问题，景区购物和外围欺客宰客现象成为此次整改的重点。“我们从旅游商店、农家院两个重点对象入手，严厉打击了昌赤路沿线农家院招手揽客、欺客宰客、私搭乱建、未按规定设置广告牌匾、旅游秩序混乱等5类行为，并对定陵、长陵和居庸关长城景区共230家商户全部进行停业整顿。”明十三陵特区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景区周边农家院已实现亮照经营和价格上墙，景区内部的商业网点则统一经营服务标准，实行明码标价，校准计量装置，杜绝欺客宰客和尾随兜售等不良行为。

明十三陵以整改为契机 提升周边品质

明十三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旅游局通报的一些问题属于景区周边范围，不在景区管理范围内，因为昌平区委、区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所以借整改契机全面整顿了周边环境。

针对国家旅游局通报的“环境卫生与综合管理问题突出”情况，明十三陵景区拆除了定陵景区一道院、三道院和地宫出口商亭以及居庸关长城景区北关瓮城内东西两侧、北关平台、东山顶等12处商棚，还拆除影响景观环境的44块广告牌匾，并加大了景区环卫保洁巡查的力度。年内将拆除200处近两万平方米的私搭乱建建筑。

此外，明十三陵将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暗访专员，建立暗访专员库，随机选用暗访专员以第三方身份依据5A级景区标准进行暗访暗查。

长陵西侧围墙墙角处的公厕，是长陵景区使用量最大的公厕。厕所门内的公共区，一排黑色的沙发可以供游客短暂休整。与一般卫生间不同，这里不仅有男厕和女厕，还有一个单独的“第三空间”，专门为带孩子的家长、行动不便需要人陪同如厕的人群准备。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明十三陵景区整改共升级改造厕所11座，并将男女厕位的比例设置为19∶39，以缓解高峰期女厕排队严重的问题。

人车混行、停车位不足是此前明十三陵景区面临的一大难题。为此，明十三陵特区办共改造停车场近5万平方米，租赁周边村庄22.14亩土地，拓宽定陵景区出口道路，实现了大小车环线组织和人车分流，并对定陵、长陵景区入口门区进行了综合整治。

定陵入口处，原来不起眼的售票点已并入游客服务中心，定陵、长陵景区检票闸机和安检系统，也已从门洞内外移至门外50米处，更好保护文物的同时还能减少拥挤，并能避免游客照相留影时护栏和检票闸机进入镜头。

景区建设和管理永远在路上

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司长彭德成近日表示，6个月整改期间：“通过惩罚和整顿，各级旅游部门和各景区对国家旅游局抓整治工作开始有了正确的认识，实实在在发现了问题。各被通报景区所在地的党委、政府，对旅游的关心、关注、重视和服务力度都是空前的，党委、政府，书记、市长，乃至省委书记、省长都在办公，这就是我们所期盼的，是老百姓所期盼的。”

“整改工作给大家带来了巨大压力，压力层层传导，在压力传导之下，必然会形成整改工作机制。”彭德成说，“各地在整改过程中，力度很大，措施很实在，各地都很重视，但各地重视的程度也不一样。”国家旅游局将尽快对整治力度大、整改效果好的景区取消警告。

彭德成表示，对5A级景区进行暗访、通报、督促整治，乃至摘牌，将成为常态化的工作机制。这是把旅游景区建设成为人民群众更为满意的服务业推广点的需要。在促进旅游发展过程中，各地要建立旅游质量、投诉处置、公众监督的有效机制，对抓项目、抓投资、抓产业进行常态化管理，一边抓发展，一边抓质量。

创建5A级景区的工作是阶段性的，但景区建设和管理永远在路上。彭德成强调，目前还不能说整改工作已完成，毕竟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受到市场的检验。不能认为国家旅游局取消了警告，就可以松口气。如果说国家旅游局取消了严重警告，但下一次景区在质量上还是反映问题集中，那么严重警告以后的处罚将会更加严重。

彭德成提出，一个5A级景区，应该具有一流的资源，建设一流的设施，提供一流的服务，创造一流的项目，留下一流的口碑，达到“五个一流”才能称为5A级景区，这是金字招牌，是景区里面的最高品牌。作为5A级景区，一是要优美，环境必须优美，不能到处都是脏乱差，到处都是陈旧的东西；二是要精致，景区设施、设备和建筑要精致；三是温馨，要给游客提供服务个性化、人本化的温馨服务；四是要震撼，从资源和产品的角度，到5A级景区至少要有兴奋感，最好要有震撼感；五是要有序，景区秩序要有序；六是要满意，查找出的问题都是不满意的方面，“我们要为游客提供优质满意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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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光要提升工业装备，做强重化工，同时要更加重视那些看起来很‘零碎’的小东西，推出更多适销对路的大众消费品，拉动‘消费’这个最终需求。”李克强总理在5月1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

今年4月，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时，明确要求有关部门，要尽快拿出针对大众消费品的“质量标准”，以消费者选择倒逼工业消费品提质和“中国制造”升级。一个月后，促进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相关文件就摆上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议事桌。

李克强说，要培育和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引导企业树立质量为先、信誉至上的经营理念，立足大众消费品生产推进“品质革命”，推动“中国制造”加快走向“精品制造”。

总理明确要求，提升消费品工业不能依赖计划经济思维，重点支持和扶持某些产业和产品，而要认真分析问题，找准工业消费品质量“上不去”的症结所在，运用市场化方法，引导和促进企业推动消费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现在已经不是计划经济时代了，消费品最终要接受市场的选择，消费品工业升级，最终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总理说。

要用民众消费需求升级，带动国内消费品产业升级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小产品啊！‘中国制造’这些年行销全球，正是依靠这些‘小东西’，开拓了大市场！”会议甫一开始，李克强提醒各位参会者，要深刻认识消费品工业升级的重要意义。

总理说，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大众对消费品的需求正在转变升级。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覆盖面广、结构相对完整的消费品工业体系，但仍然面临高品质产品不足、产品种类不够丰富等问题。

“我听说现在好一点的饭店，还有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连刀具、剪刀等等，都要买欧洲的产品。还听人说，到发达国家的超市，能看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李克强说。为此，总理强调，消费品工业必须更加积极应对消费者的需求变化。要用民众消费需求升级，带动国内消费品产业升级。

李克强说，中国有13亿多的人口，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的家庭逐年在增加，消费升级的需求日趋旺盛，要紧紧抓住这一巨大的市场需求，释放这一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巨大消费力量。

因为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企业只能降低必要的成本投入，从而也就降低了产品质量

李克强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放开价格、取消票证，极大丰富了消费品种类。现在要推动消费品工业升级，各级政府当务之急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要“改善营商环境”。

“我跟企业负责人交流的时候，很多人反映，他们很欢迎减税、降费，但最关键的，还是希望简政减权，从而真正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李克强说，“小微双创企业‘跑证’等各种时间太长了。因为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企业只能降低必要的成本投入，从而也就降低了产品质量。”

他强调，促进消费品工业升级，需要政府的支持。但这个支持一定要支持到“点子”上。“关键还是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总理说。

“盖章”的权力坚决不放，监管还要让企业自己处理，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给别人‘盖章’的权力坚决不放，但市场里面出现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却不愿意管，还要让企业自己处理。这岂不是是咄咄怪事？”李克强说。他随即提出，推动消费品工业升级，政府要做好的第二件事就是“加强监管”。

总理举例说，他早年在地方工作期间，曾有食品企业无法确定采购猪肉的检疫章是否是“假章”，每年花费600万元用于重新检疫、次品焚烧。还有造酒企业，因为不堪“假酒”苦恼，只能自己搞防伪标识，自己请政府帮它们“打假”。

“结果是，制售假冒伪劣的没有受到惩罚，最后把正品给搞垮了，这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 李克强讲到这里加重了语气，“这种环境不改善，监管不加强，怎么能保护创新，怎么能推动消费品工业升级？”

总理还谈起了几年前在瑞士考察家庭农场时，当地负责人介绍，他们为了保障食品安全，一年只对各农场开展两次检查，一次是固定时间的“普查”，另一次则是通过“摇号”的随机抽查。一旦发现产品不合格，轻则取消农业补贴，重则永久逐出市场。

“只有好的监管，才有公平的竞争和健康的市场。”李克强强调。

别说鼓励支持企业创新了，连市场大门都进不来啊！

总理强调的第三件事，是“完善市场准入”。

今年1月，李克强总理在山西考察期间，一位创业者向总理介绍，他们研发的太阳能摩托车采用全新技术，储能量和续航时间都大大延长，在海外市场卖得不错。但因为技术太新，没有被列入相关产品目录，目前无法进入国内市场。

“我当时就问他，其它国家没有给你设置‘产品目录’吗？他告诉我，其他国家没有‘产品目录’。但如果消费者使用产品出了问题，企业要负责赔偿。”5月11日的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重提当时的情景说，“现在我们市场准入目录太多了，很多创新的产品都没法卖！别说鼓励支持企业创新了，连市场大门都进不来啊！”

李克强指出，当前我们正处在技术剧烈变革、创新蓬勃发展的时代。“各种定制化产品层出不穷，消费者需求千变万化，你怎么能用一份目录来规定市场上应该有什么产品呢？”

他强调，推动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绝不能再增加产品目录。“政府要认真研究，真正做好自己该做的工作，其它的就交给市场。尽最大可能调动企业积极性，释放市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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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卷调查中,绝大多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领导及工作人员对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一系列举措是充满期待和充分肯定的,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不过,也有相当多的被调查者表现出一定的担忧,这种担忧来自于部门利益带来的改革阻力。

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中最大的问题,还是选人用人问题。这些年来在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塌方式腐败、系统式腐败,说到底就是选人用人这个关键性方面出了问题。要认真贯彻实施中央制定的干部能上能下制度,以此为契机,大刀阔斧地改革选人用人制度

□　本报记者　陈磊

“简政放权后,如何防止监管缺位是一个新问题。你认为,目前是否出现了监管缺位或者混乱的问题?”

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超过90%的被调查者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简政放权不彻底或者政府依然管得过多,市场、社会活力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

这是今年5月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报告(2014～2015)》(行政改革蓝皮书)中的一项结论。该报告由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成立课题组编写。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行政改革蓝皮书副主编汪玉凯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这说明,社会目前真正关注的还是如何进一步简政放权的问题,而不是放权后带来了多么严重的权力真空问题。

多数被调查者高度评价改革

目前,国务院部门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超过700项,提前两年多完成减少三分之一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

就2015年来说,我国继续推进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对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党政机关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基层社区工作人员有什么看法呢?

为此,从2015年4月开始,“行政改革蓝皮书”课题组历经3个多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504份。

问卷对象涉及的范围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司局级领导干部23人；福建省厦门市局级领导干部38人；内蒙古自治区处级领导干部54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处级领导干部48人；山西省忻州市科级干部80人；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基层干部46人；北京市朝阳区科级及基层干部103人；全国省级工商银行管理人员40人以及国家开发投资集团公司系统经理人员72人。

在问卷对象中,有局级领导干部61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2.1%；处级领导干部102人,占比20.2%；科级干部183人,占比36.3%；科级以下112人,占比22.2%；其他人员46人。

另外,从年龄和学历看,参与问卷调查者年纪轻、学历高的特征明显。

在收回的504份有效问卷中,年龄在30岁至49岁的中年人群共324人,占64.3%；30岁以下的有16人,占0.32%。从受教育程度看,拥有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人员共406人,占80.5%。

参与问卷调查者对2015年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是一种怎样的总体看法?

结果显示,排在第一位的是“改革力度较大,社会反响较好”,共147人；排在第三位的“改革力度很大,社会反响非常好”,共115人。两项合计达到262人,占被调查人数的51.9%。

排在第二位的是“改革力度大,但来自政府的阻力不可低估”,共131人。排在第四位的是“上面着急,下面不急,中梗阻现象突出”,共102人。

汪玉凯认为,这一调查结果说明:一是绝大多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领导及工作人员,对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一系列举措是充满期待和充分肯定的,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二是也有相当多的被调查者表现出一定的担忧,“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此外,这种带有矛盾的心理和判断说明,很多人在选择和判断时,保持了谨慎的态度。”汪玉凯说。

改革最大阻力来自部门利益

对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被调查者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为了寻找答案,课题组在调查问卷中专门设计了问题:你认为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排在第一位的是“政府部门利益的阻力”,共有353人如此选择,占比为70%。

“有改革决心,但缺乏有力的举措”和“政府公务人员自身利益的阻力”,分别排在第二位、第三位。

课题组认为,调查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应验了前面的分析,即很多人对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保持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到这一改革的阻力。

“如果改革的措施不力,或者一些好的改革举措在实践中无法得到落实,即使高层的改革决心很大,也未必能达到理想的改革结果。”汪玉凯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政府自身改革的复杂性和艰难性。”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课题组还特意设计了一个有关政府公信力的调查选项:你认为,目前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如何?

有191人选择了“70分至84分之间”,即“认为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有一定公信力的”,占比为37.8%,排在第一位。选择“60分至69分”(认为公信力尚可维持)的被调查者有147人,占29.1%,排名第二。选择“50分至59分”的被调查者有100人。

选择“85分至100分”和“50分以下”的人数比较接近,前者有35人,后者有31人。

课题组认为,这个调查结果让人喜忧参半,也很令人深思。

喜的是,共有74%的被调查者(选择60分以上的人)认为政府还是有公信力的,“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反腐败、转作风,对政府公信力的认知度有明显上升”。

忧的是,政府目前的公信力得分较低,选择69分以下的被调查者共有278人,占55.1%。“说明从整体上看,对政府公信力评价是比较低的,心态也较为复杂”。

汪玉凯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我国面临的信任风险。在互联网时代,中国的网民已经接近7亿,在无处不在的网络大环境下,不断改善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无疑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根本途径。

最关心如何进一步简政放权

在政府自身改革中,围绕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无疑是重中之重。那么,对这一重要问题,被调查者的看法如何呢?

课题组设计了一个问题:“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本轮政府改革的突出特点,深受各界关注,你认为国务院各部委掌握的实质性权力真的能下放来吗?”

排在第一位的回答是,“能,但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要有铁腕的举措”,共有272人,占53.9%。

排在第二位的是“不一定,政府部门自身的隐形抵触能力是很强的”,共120人,占23.8%。如果再加上“很难,过去多次改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的41人,和“基本不抱什么希望”的18人,总共高达179人,占35.5%。

此外,简政放权后如何做到放管结合,不出现公共治理中的权力真空,是目前各级政府遇到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在回答“简政放权后,如何防止监管缺位是一个新问题。你认为,目前是否出现了监管缺位或者混乱的问题”时,被调查者显然达成了共识。

共有456人选择“政府该放的并不彻底,该监管的反倒缺位,政府行为失范仍然是最大的问题”和“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简政放权后的混乱问题,而是政府依然管得过多问题,市场、社会的活力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占比超过90%。

汪玉凯认为,这说明,不管是市场还是社会,目前真正关注的还是如何进一步简政放权,而不是放权后带来了多么严重的管理混乱或权力真空。

多数人对反腐败抱极大信心

中纪委通报,2015年,全国共立案33万件,处分33.6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4万人。涉嫌违纪的中管干部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审查的90人。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中管干部覆盖了31个省区市。

因此,反腐倡廉也就成为2015年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组成部分,课题组设计的问题之一是,腐败是世界性问题,你认为我国政府在公权力行使中的腐败问题大体处在什么状态?

排在前三位的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严重”“比较严重,已经泛化”“非常严重,触目惊心,民众已经忍无可忍”,分别有232人(46%)、156人(31%)、92人(18%)。

“对于绝大多数被调查者是体制内的党政官员、企事业单位领导者来说,这一调查结果着实让我们感到有些意外。这也再一次证明,中央展开的严厉反腐是多么重要。”汪玉凯说。

对于反腐败斗争的发展趋势,被调查者同样给出了明确的看法。

在回答“你对未来中国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有信心吗”问题时,“有信心,但难度不可以低估”“反腐败到了关键时刻,如果不能取得压倒性胜利,会直接威胁到国家政权”“有信心,十八大后反腐取得巨大成就”,分属前三位。

选择“有信心”的两项加起来,共有344人,占全部被调查人数的69%；仅有6人选择“基本不抱希望”。

课题组认为,这个调查结果说明,多数被调查者不仅高度评价党的十八大后的反腐败斗争,而且对未来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抱有极大的信心。

汪玉凯表示,当然,在对反腐败斗争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有很多人看到了反腐败斗争的难度和风险。

汪玉凯建议,对于反腐倡廉,要围绕政商关系以及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制定系统配套的政策,并使之逐步上升为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制度笼子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看到,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中最大的问题,还是选人用人问题。这些年来在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塌方式腐败、系统式腐败,说到底就是选人用人这个关键性方面出了问题,因此才有这么多带病提拔的现象。”汪玉凯对《法制日报》记者说,“要认真贯彻实施中央制定的干部能上能下制度,以此为契机,大刀阔斧地改革选人用人制度。”

（编辑 澳视传媒 小A 实习 李煜然）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2015年中以来，寨卡病毒感染在南美洲暴发并在全球范围内播散蔓延。本月初，根据巴西卫生部的公告，自去年10月份寨卡病毒爆发以来，直到今年4月30日，巴西共确诊1271名婴儿因寨卡病毒而患上小头症，另有57名婴儿因此死亡。我国也已经发现多例寨卡病毒感染病人。

今年3月，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明囯莉、宋洪军，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唐恒立以及埃默里大学的金鹏带领的4个研究组联合在《细胞－干细胞》杂志发表论文，研究显示，寨卡病毒能感染并杀死对大脑发育至关重要的神经干细胞。不过，病毒研究专家唐恒立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的研究并没有直接得出感染寨卡病毒会导致小头症的结论。

今天(12号)，国际一流的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Cell Stem Cell)网站刊登中国科学家撰写的一篇论文。论文中，我国科学家在全世界首次证实寨卡病毒感染直接导致小头畸形。那么中国科学家的这一研究成果，对于寨卡病毒防治会带来哪些影响？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许执恒研究团队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秦成峰研究团队经过合作，首次建立了寨卡病毒小头畸形动物模型并证实寨卡病毒可以直接导致小头畸形的发生。许执恒介绍，当时他们提出来的科学问题就是寨卡病毒感染到底能否导致小头畸形，因为以前大家提出来寨卡病毒感染和小头畸形密切相关，但是这是医学方面，流行病学的方面来说的，(发病率)增加二十倍。他们就想用科学的方法来证实，提出直接证据。

研究人员在哺乳动物小鼠中发现，寨卡病毒可以在胚胎脑中快速复制，并感染神经干细胞，造成神经干细胞的增殖与分化异常，及神经元的大量死亡。最终导致大脑皮层变薄及小头畸形。

许执恒表示，他们把寨卡病毒注射到胚胎脑腔里面，过了三天，病毒复制量已经有三百多倍，用免疫染色可以看到，病毒在里面主要感染的是神经干细胞，五天后，脑子明显比对照的要小，过了三天之后主要是神经元开始出现死亡，五天之后大量神经元出现死亡。

通过全基因组表达谱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大量与免疫、小头畸形、寨卡病毒的潜在受体及细胞凋亡相关的基因出现明显异常。该研究不但提供了第一种研究寨卡病毒导致小头畸形的动物模型，还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寨卡病毒的致病机制和相关治疗。

秦成峰表示，我们国家无论在立项上还是其他布局上，其实没有投入很大的力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完全在本土完成所有实验，利用的病毒株也是国内自己分离的病毒株，依据以前对小头症长期的研究经验，建立起模型，第一次拿到直接的证据，后面(将要发表的)nature那篇和cell那篇，都没有拿到这样的直接证据。

（编辑 澳视传媒 小A 实习 李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