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施“体育、艺术2+1项目”,即通过学校组织的课内外体育、艺术教育的教学和活动,让每个学生至少学习掌握两项体育运动技能和一项艺术特长。(《新华网》5月24日)
坚持全面发展,推进素质教育,这是国民教育发展的要义和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要开齐开足音乐、体育、美术课程,把“体育、艺术2+1项目”纳入教学计划,是一种值得赞赏的积极态度。但必须要加以厘清的是:如此“艺体教育”应该是一种普遍性的素质提升教育,而不是“特长教育”,重在全面提高学生群体的综合素养,而并非落脚于学生艺体专长的专门培育。
如果在现实“操作”中,“艺体教育”沦为了“特长教育”,在现行“特长加分”的中考和高考制度下,由上而下推进的“艺体教育”非但起不到推进素质教育的作用,反而会助长功利色彩浓重的特长教育歪风,并愈演愈烈,从而加大家庭教育开支负担——如此一来,“体育、艺术2+1项目”就变了味道。
不仅如此,一旦普及性的“艺体教育”沦为了跳板化的“特长教育”,还会引发更大的教育不公。众所周知,我国教育资源配置并不均衡(譬如城乡之间),在经济落后地区愈加明显。而在政策性“艺体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会不会加剧这种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的状况?这并不是杞人忧天。同样的“艺体教育”模式,受教育资源和各种条件的制约,其教育成果势必存在较大差异,而这种差异的教育成果最终必然还是会体现于高考,产生非常明显的“马太效应”。
其实,素质教育喊了十几年,文件、规定政策出台了不少,一些地方也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尝试,但效果却不太令人满意。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应试教育之所以成为应试教育,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存在。只要这种制度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革,中小学教育就难以真正跳出应试教育的藩篱。即使学校推进“艺体教育”,为了将来的出路,学生与家庭也会自我加压。至于课堂上的“艺体教育”,很容易沦为应试教育“加码”的某种道具。
由此可见,如果说推进“艺体教育”是教育模式和教育管理的一种创新,那么,就应该建立在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资源均衡的基础之上。否则,“艺体教育”终归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看上去很美”。这正是教育主管部门需要正视和警惕的问题。
腾讯科技讯(编译/Everett)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宇航局目前已经初步拟定下一阶段空间探测的三个主要方向:对火星地表下以及内部结构进行深入勘察;研究土星的第六颗卫星(Titans)表面液态烃海洋;以前所未有的精度详细绘制彗核表面结构。NASA将在这三个项目中,选出一个作为2016年深空探测的主要方向。
美探测器登陆火星
早在2010年7月,NASA和相关机构的科学家们审查了28份调查建议书,其中就包括这三个项目的调查。主要目的是初步弄清楚太阳系的形成以及动力学方面的演变过程。每个项目小组将获得300万美元进行概念性设计以及初步的研究分析,并在2012年进行初期审查,最终NASA将选择一个可操作性较强,具有一定探测意义的项目作为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包括发射探测器并进行行星表面登陆,经费预计4.25亿美元,不包括发射的费用。
初步的天体勘察任务包括:行星物理监测站(GEMS),将研究火星内部结构和组成,进而对类地行星的形成以及演化有一个前瞻性的认识。泰坦表面探测器(TiME),将是第一个对地球以外天体进行“海洋”勘察的探测器,泰坦作为土星的第六颗卫星,表面覆盖着大量的液态烃,该探测器将漂浮在这个“海洋”上。彗星核结构勘察项目(CH),将在彗星表面进行多次着陆,研究彗星的演化以及观察其受太阳的影响。
这三个探索方向将扩大对近地天体的研究范围。同时,伴随着这些项目的进展,相关技术也必须跟进:天体早期材料探测器(质谱仪),对彗星的化学成分进行精确测量,探索这些化学成分对地球是否构成影响(比如彗星是否将水带到地球上);利用掩星观测技术发现更多位于太阳系外围空间的各类天体,使我们对这片宇宙空间的认识有一个质的飞跃;开发新的望远镜,对近地天体的起源和演化进行研究,以及这些天体对地球究竟构成多大的影响,同时也将使用全新的红外测量技术,针对体积较小且飞行路径横贯地球轨道的小天体,精确绘制出近地天体目录表。全部项目管理则由马歇尔空间飞行中心负责,JPL实验室、史密森 天体物理中心等机构参与。
美国宇航局局长博尔登认为:NASA的深空探测计划将在人类空间发展史上留下不平凡的一页,同时也将改写教科书。这些探测任务将极大地增加我们的知识,以及对自己所生存的星系的认识,这也将激励我们的下一代探索更浩淼的宇宙空间。
火星地球物理监测站效果图
土卫六海洋探测器概念图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本周宣布,将从3个项目中挑选出1个获胜项目,并提供除发射费用之外的最高4.25亿美元(约27亿人民币)资金。
NASA列出的第一个项目是火星地球物理监测站(GEMS),该项目将有助于研究火星的内部结构。向火星发射的登陆设备将携带3个主要的仪器,可以测试火星的颤动、地震以及地热流。NASA表示,通过该任务科学家可以获得关于岩态行星构造的新信息。
第二个项目叫做“彗星跳蚤”。它的作用就像其名字一样,可以很容易地在彗星上进行数次着陆,并观察当彗星与太阳互相影响时,彗星是如何变化的。先前已经有探测器访问过彗星,并用铜球撞击彗星然后进行了拍照,但“彗星跳蚤”项目将可以研究彗星的自然演化。
最后一个项目是土卫六海洋探测器(TiME),它将漂浮在土卫六巨大的“海洋”上。如果成功发射,它将成为继“惠更斯”探测器后的第二个土卫六着陆器。它将深入研究由甲烷和乙烷构成的“海洋”,也可能会寻找任何以甲烷为食的生物。此外它还能解密土卫六内部是否有水。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这些任务都是低成本高回报的。
除了上面的3大项目外,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还会在下列3个项目中进行选择,以寻找更多彗星、深空小行星以及近地天体。
按照喷气推进实验室的说法,NEOCam是一种安装在拉格朗日点的太空望远镜,可以寻找经过地球轨道的小型天体。而“原始材料探测器”可研究彗星成分,探究它们在为地球带来水以及其它成分上的作用。“深入太阳系外系统”则采用了一种新方法寻找遥远的天体。虽然这些都是处在规划中的相对较小任务,但所提出的技术都是非常先进的。
据悉,这3项计划将会分别得到300万美元(约1950万人民币)的资金,以进行初步的设计及测试,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将在2012年对这3个项目进行再次评估,并最终选择一个。
美国内政部一项评估结果显示,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在建太阳能项目威胁超过3000只濒危沙漠龟的生存环境,至多700只幼龟可能死亡。
艾文帕太阳能项目位于加州东南部莫哈韦沙漠,由加州亮源能源公司建造。联邦政府下令,要求亮源能源公司停止三分之二的项目施工。
太阳能项目旨在寻求清洁能源,保护环境,却可能会以“牺牲”沙漠龟等野生动物为代价。这不仅令环境保护人士陷入两难。
马尔代夫计划建造“漂浮”高尔夫球场
这座18洞漂浮高尔夫球场听起来与迪拜沿岸的超级耗能项目类似,但实际上并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
马尔代夫由一系列珊瑚礁构成,整个岛链的最高处也不过高出海平面2.3米。
Troon Golf公司、Waterstudio.NL(一家从事水上工作和游乐建筑设计公司)和荷兰Docklands公司宣布在印度洋马尔代夫群岛建造一座漂浮高尔夫球场的计划,球洞将于水下地道相连。
这座18洞漂浮高尔夫球场听起来与迪拜沿岸的超级耗能项目类似,但实际上并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马尔代夫位于赤道北部,日照充足。高尔夫球场将采用太阳能设计以及具有可持续性的脱盐和水冷却技术。这座球场将由一系列漂浮的平台构成,每个平台有两三个球洞,通过水下地道彼此相连,同时也与周围的球洞相连。球场由专门从事漂浮结构建造的Docklands公司雇请的Waterstudio.NL负责设计。Troon Golf则将在球场设计过程中提供专业建议。
马尔代夫由一系列珊瑚礁构成,整个岛链的最高处也不过高出海平面2.3米。由于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这个国家将遭受重大影响。马尔代夫总统穆罕默德·纳希德已宣布,计划在其他国家购买土地,安置马尔代夫淹没后产生的难民。为了获得资金,马尔代夫政府正寻找各种方式,提高旅游业的收入,旅游业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支柱。
18洞漂浮高尔夫球场将建在马累国际机场附近,距离机场仅5分钟车程,游客可在等待航班期间到球场打球。整个项目将投资5亿美元,预计于2015年完工。(孝文)
经过专家和公众评选,昨日公布的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名单中,25个终评项目我省蓝田五里头北宋吕氏家族墓园、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白水下河西村仰韶文化聚落遗址成功入围,最终结果将在6月初揭晓。
经过专家和公众评选,昨日公布的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名单中,25个终评项目我省蓝田五里头北宋吕氏家族墓园、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白水下河西村仰韶文化聚落遗址成功入围,最终结果将在6月初揭晓。
■白水下河遗址:拥有最早白灰地面房址
考古人员对仰韶中期的房址进行了发掘,其中一个房址复原建筑面积364.85平方米,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期单体房址中最大的一例。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房址的地面均为料姜石烧制而成的白灰地面,为目前所知最早使用白灰地面的房址之一。
■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发现高级将领印章
2008年,省考古研究院在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考古时,发现了甲字形王侯级大墓。经发掘,这座大墓乃西汉富平侯、大司马卫将军张安世的家族墓。
去年的考古发掘中,在6座陪葬坑中,均发现了西汉高级将领的印章,这些印章都系在木俑上,木俑相当于将领本人。其中一个陪葬坑中,一银印章上面书写“步兵校尉”。步兵校尉享有二千石的俸禄,是高级将领,其他5个陪葬坑中出土的印章级别和步兵校尉差不多,都是高级将领。
■五里头北宋吕氏家族墓园:家庙遗址多重叠压多次拓建
该墓葬群为宋代吕氏家族墓葬群,当地俗称“吕氏四贤墓”。四兄弟中,吕大临是我国最早的金石学家和考古学家之一,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考古”词语。
考古人员在去年的发掘中,共发现具有叠压、因旧利用关系的房屋基址7层、14座,提取标本500余件,包含现代、近代、清代、明代、北宋五个时间段。吕氏家庙遗址的多重叠压、多次拓建表明,北宋之后历代统治者对吕氏家庙的每一次重建扩展都是政府行为,都是当权者倡导儒家学说的行为表现。 (来源:华商报)
日前,广东东莞一名患胆结石的女工住院28天去世,留下了一张45万元的“天价账单”。尽管这些费用主要发生在重症监护期间,但对于一个打工者来说,如此高额的医药费,显然超出了其经济承受能力。此事引发了社会对过度医疗的热议。
近年来,类似的“天价药费”事件并不罕见,不仅在民营医院屡屡发生,而且在公立医院也频频上演,集中暴露出我国医疗体制的弊端。
专家认为,公立医院是我国医院的主体,也是百姓看病就医的主要场所。由于实行自负盈亏的经济政策,很多公立医院为了多创收,鼓励医生多开药、滥检查,从而使医患之间形成严重的经济利益对立。因此,过度医疗的根源在于公立医院扭曲的补偿机制。
1.由于挂号费和手术费低廉,而且多年不调整,医生不能从劳动中获得有尊严的合法收入,这就使得部分医生铤而走险,收取药品回扣等不正当收入
以药补医是我国公立医院的一大弊端,被称为“万恶之源”。这一制度原本是为了弥补公立医院的收入不足,政府允许医院在药品进价上加成15%—20%,但实际上却演变成了过度医疗的“推手”。
我国公立医院的补偿结构主要由四部分组成:药品收入、检查收入、劳务收入和财政补助。目前,在各级医院的总收入中,财政补助只占10%左右,而药品和检查收入占了绝大部分。在这样的体制下,医院为了增加经济效益,就必须多开药、多检查。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尹佳说,目前,北京市医生的挂号费都是执行1999年制定的标准,分别是5元、7元、9元、14元。而在北京协和医院周围,一碗牛肉面是16元,一次证件快照是20元。由于挂号费和手术费低廉,而且多年不调整,医生不能从劳动中获得有尊严的合法收入,这就使得部分医生铤而走险,收取药品回扣等不正当收入。
尹佳告诉记者,一个大夫如果认认真真看初诊,一上午15个患者就很饱和了,加上复诊取药的也不应该超过30人。如果病人太多,看病质量肯定上不去。发达国家一般是根据病情复杂程度来制定收费标准,医生按照劳动量来收取诊疗费。而我国不分病情轻重,无论初诊还是复诊,诊疗收费都一样,医生看病越细收入越低。
物的价值超过人的价值,是我国医疗收费的一个突出问题。据北京市卫生局2010年公布的医院成本核算数据显示,超过50%的医疗项目存在不同程度的亏损。以朝阳医院为例,针灸科、儿科等都是亏损较严重的科室,越是基本的、人力成本高的医疗项目,定价越低,亏损越严重。如骨科脊柱侧弯矫形手术,因手术难度高、危险性大,稍有不慎便会导致患者瘫痪,所以每次至少需8名医护人员合力完成,这样一台耗时5个小时的手术收费是1700元。如果医生不多用高值耗材,不多开药,手术越多越亏本。
此前,北京市曾对8家三级医院进行调查,共核算医疗项目18257项,其中盈利的为43%,亏损的为57%。从总体收益看,8家医院都呈现较严重的亏损状态,盈利的医疗项目收益不能弥补亏损的医疗项目带来的损失。其中,护理费、治疗费、门诊挂号诊疗费、住院诊疗费全部亏损,手术费盈亏不一,有些手术盈利很高,但多数手术亏损。盈利的项目主要是化验费、检查费。在亏损项目中,有4919项是政策性亏损,即医院无法通过加强管理提高效率而扭亏为盈,需要得到政府的补偿,这部分项目占到了总医疗项目的27%。
为了扭转这一现象,北京市卫生部门今年制定了新型财政补偿政策。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分成三部分:经常性补偿、鼓励性补偿和专项补偿。其中,经常性补偿包括对亏损且无保本点的项目进行补贴,对离退休人员全额保障;鼓励性补偿是对成本管理控制好的医院进行奖励;专项补偿是对设备更新和重点学科予以支持。
2.公立医院几乎都在给科室下达创收指标,按收支结余分配奖金。如果科室完不成创收任务,就会被扣罚奖金。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医生必然会靠诱导消费增加收入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所长代涛认为,很多公立医院背离了公益性质,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原因就在于绩效考核机制导向错误。目前,公立医院几乎都在给科室下达创收指标,按收支结余分配奖金。如果科室完不成创收任务,就会被扣罚奖金。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医生必然靠诱导消费增加收入。
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一位医生说,院长考核科主任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经济效益。因此,很多科主任热衷于引进新技术,增加服务项目,以获取更大收益。例如,胸外科引进液氮冷冻机,用于术后病人的肋间神经冷冻,以达到暂时止痛目的,价格是每次2000多元,属于自费项目。其实,这项技术完全没有必要。对于外科医生来说,只要改进一下缝合方法,如采用保留肋间神经关胸术,即可避免神经损伤和疼痛。这样的缝合方法虽然有利于病人,但无法给科室创收,因此很难普及推广。
如今,很多医院都热衷于引进赚钱的项目,制造了很多“无效的需求”。例如,北京某医院肿瘤科引进了一项“基因检测技术”,医生极力推荐术后病人把病理组织交给一家公司进行检测,以便更准确地选择化疗药物。事实上,这项技术还很不成熟,疗效尚缺乏验证。但是,科室为了增加收入,总是诱导患者自费检测,每次是8000多元。
北大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说,心脏支架有两种,一种是两三千元的金属裸支架,一种是上万元的药物支架。这两种支架各有利弊,不同的病症应该选择不同的支架。但我国几乎全部使用药物支架。这主要是因为便宜的支架利润空间小,贵的支架利润空间大。卖贵的支架,从医院到科室到个人,都能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各种利益链的存在,最终伤害的是患者利益和公众健康。
3.医院盲目追求“世界一流”,医生盲目追求高新技术,是过度医疗产生的一大“温床”。“技术至上”主义的盛行,导致医学越来越昂贵
医院盲目追求“世界一流”,医生盲目追求高新技术,是过度医疗产生的一大“温床”。近年来,随着CT、核磁共振、PET等高端检查仪器的普及,廉价的X光、黑白B超等设备在大医院几乎绝迹。例如,一名怀疑骨折的患者,本来只需要花几十元拍张X光片,如今却不得不花几百元拍CT片。虽然成像效果更清晰了,但在临床诊断上并没有更大的实际价值。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CT冠状动脉成像本来只适用于胸痛病人的检查,但现在被普遍运用到高端体检中。心脏植入式自动除颤器本来适应症是针对已发生过心脏骤停的病人,但现在已广泛用于预防中,成为恶性心律失常的治疗手段。研究显示,该技术对九成心律失常者没有效果。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一项统计资料表明,20年前,胃癌诊断通过纤维胃镜、常规活检病理诊断等只需440元,而现在基础诊断需要2830元,如果使用核磁共振等诊断技术,所需的花费则上升至8000元—10000元。胃癌化疗从20年前的每人次平均100元,已提高到现在的15050元。然而,费用的上升并没有带来胃癌5年生存率的提高。研究显示,1975—1980年,三期至四期胃癌病人5年生存率是43.2%,1991年—2000年却是41.1%。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指出,医学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一些医生认为,有了新技术你不用,就代表你技术不行。这种“技术至上”主义的盛行,导致医学越来越昂贵。
韩启德认为,技术的发展要以社会和个人经济承受能力为衡量指标。价格低、效果好的适宜医学技术,不应该在新的治疗手段出现后被抛弃,一味追求新的、昂贵的技术,而丢掉了最简单有效的手段,违背了医学价值。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说,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许多高成本的医疗技术被引进我国,但其中不少是可以被更加便宜、更加经济的技术替代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路线,是当今发达国家面临医疗成本压力的重要原因。对于我国来说,必须坚持适宜技术、适宜药品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