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首次向全世界报告加州洛杉矶市5名曾经健康的年轻人罹患了间质性浆细胞肺炎；几周后，科学家们注意到，美国旧金山也集中出现了罕见的特发性出血性肉瘤病例。这些病例后来都被证实与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艾滋病)有关。艾滋病自此闯入人们的视野，并给人类造成极大的灾难。

　　2011年是人类首次发现艾滋病病例30年。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6月7日报道，最新研究显示，对抗艾滋病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治疗和预防双管齐下才有望让人类最终获胜。

　　30年来抗艾成效显著

　　1981年至今，全球大约有2500万人死于艾滋病，约有34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30年来，无数有识之士加入到对抗艾滋病的大军中，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伟大成果。全球各地艾滋病的致死率显著下降，2005年，艾滋病夺去了210万人的生命，而2009年艾滋病死亡人数下降到180万。药物治疗挽救了约500万人的生命，艾滋病最严重的33个国家中，新增感染病例下降了25%以上。

　　最近的研究成果显示，用来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也能阻止其传播。如果该研究获得证实，这样的药物将获得与疫苗一样的效果。

　　科学是抗艾大功臣

　　如果人类真的能够打败艾滋病，那么，科学、社会运动和慈善将是三大功臣。科学突破提供了治疗药物，1996年，很多药物同时出现，它们都能抑制艾滋病病毒内一种关键酶的活动，其疗效非常神奇，不过价格不菲，这些药品刚上市时，每年的药费约为1.5万美元。

　　许多社会活动家因此站出来敦促制药公司研发新药，从而拉低了药价。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开始意识到，艾滋病不只是发达国家人士才会罹患的“富贵病”，很多不发达国家的人们也开始饱受艾滋病的折磨。此时，慈善活动兴起，很多无力负担药费的人开始有机会接受治疗。

　　不过，结果还不太令人满意，最需要接受药物治疗的1600万艾滋病患者(他们显示出了罹患艾滋病的症状，其免疫系统也日益脆弱)中，仅600万人获得了药物。而且，药物也无法治愈艾滋病。但是，如果停止服用药物，病毒又会卷土重来。但不论如何，与10年前相比，现在的情况要好很多。

　　预防和治疗应双管齐下

　　现在科学能做什么呢？有些人的免疫系统天生就能控制这种疾病——科学家可以据此制造出疫苗；科学家们也发现了能中和病毒的抗体——这或许可以成为清除艾滋病的基础。但是，要想治愈艾滋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时此刻，预防可能是适合的选择。应采取多种方法来阻止人们罹患艾滋病，比如使用安全套等。而要真正解决艾滋病问题，应将着力点放在治疗与预防相结合上。

　　早些时候，社会活动家们会猛烈抨击科学家们更专注于预防艾滋病的扩散而不是治疗艾滋病，而现在看来，治疗和预防双管齐下才是王道。如果能阻止病毒在一个人的人体内复制，这不仅可以挽救他的生命，也会减少其传播的病毒的数量。让更多人服药就像给人们注射疫苗，会切断艾滋病的传染链条。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这不仅仅是让1600万应该服药的人尽快服药。为了预防艾滋病的扩散，从理论上来讲，需要对所有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3400万人进行治疗，那就意味着需要更有效的筛查手段，而且，也需要没有症状的人愿意接受治疗。

　　这样的一个项目要想执行到位可能需要多年时间而且耗资巨大。每年，中低收入国家在艾滋病上花费的金额约为160亿美元，一半由本国政府提供，一半来自于外国的捐助。本周，英国《柳叶刀》杂志刊登的一篇报告指出，各种治疗手段产生的费用支出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为220亿美元，随后会下降。

　　此刻的问题是，应想方设法阻止发达国家减少捐赠，荷兰和西班牙削减了其对致力于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全球基金的捐助，而意大利已经停止向该基金捐助。

　　联合国近日将讨论抗艾行动的下一步计划。对抗艾滋病是一场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战争，但人类确实有机会打败它。

　　人类起源说可能将被一项最新研究成果颠覆。美国考古研究指出，人属(Homo)可能是今日人类的直系祖先，而人属的早期人种，可能是在亚洲演化，然后才迁移至非洲，与之前大部分科学家假设的完全相反。

　　美国科学双周刊《科技新闻》(Science News)报道，大部分的古人类学者都同意，人类的可能祖先直立人(Homo erectus)源自非洲。

　　但是北德州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地质学家菲林(Reid Ferring)与他的同僚说，新证据显示，185万年前到177万年前盘据在西亚地点德玛尼斯(Dmanisi)的人种，存在时间跟这种非洲类人人种生存的最早证据同期，或更早了一点。

　　菲林等6日在《美国家科学院学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在线版表示，德玛尼斯的新发现指证了直立人的亚洲家乡。

　　菲林说：“德玛尼斯重复遭人盘据约8万年，其上栖息了一个落地生根，且可能时常移动的族群。”

　　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人类学家伍德(Bernard Wood)说，有关人属地理起源的证据，依旧不足。若干人属的进化情景有其可能，人类的人种可能是随着直立人在亚洲拉开序幕。

　　研究人员已把存在已久的观点扬弃，即东非的小脑人类祖先能人(Homo habilis、又称早期猿人)，最后演化成直立人。能人最早约在240万年前出现。不过最近的化石发现显示，能人和直立人在东非共同存在了好几十万年，让之前的假设站不住脚。

　　菲林的团队怀疑，一种现在还不明的非洲猿人在185万年之前抵达亚洲，然后演化成直立人的说法。

　　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赖特迈尔(Philip Rightmire)说，新的德玛尼斯年代，让“直立人的非洲起源，看起来确实好像须重新思考了。”

日前，最新一项研究表明，甚至在1万年前的早期人类就掌握了“基因改良”水稻的种植技术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日前，最新一项研究表明，甚至在1万年前的早期人类就掌握了“基因改良”水稻的种植技术。

　　该研究显示远古人类可选择不同的水稻株，然后将它们的基因混合在一起，形成理想产量的农作物，这将形成较高的产量和易种植性。据悉，这项发现是科学家发现野生水稻基因中含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亚属分支，受变异基因SD1的影响，水稻株的长度被缩短。

　　日本神户大学Masanori Yamasaki教授称，这是近50年里现代水稻培育中最为重要的基因改良，然而我们竟发现1万年前的早期人类就早已掌握。目前，该项研究报告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

　　随着SD1基因的逐步进化改良，水稻将形成更短、更结实的茎干，并生产更多的谷粒。研究人员发现现代培育水稻中混合了一个亚属分支，这在野生水稻中并不存在。此外，相比之下培育亚属分支水稻比野生水稻的SD1基因中，前者的遗传多样性较低。这表明在早期水稻培育中，SD1基因已经过了人工选择淘汰。（叶孤城）

　　新浪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5月31日消息，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报道，最近有人在刚果维龙加国家公园拍到自然界发生的感人一幕：一只山地大猩猩母亲像人类一样哀悼死掉的孩子，满脸流露出伤心和不舍。

　　1.哀悼孩子的大猩猩母亲

哀悼孩子的大猩猩母亲

　　上个月，护林员伊诺森·姆布拉努维在维龙加国家公园拍摄到初为人母的鲁祖兹的这些画面，它显然正在哀悼出生不足2周的死亡幼儿。据姆布拉努维说，这只雌性大猩猩带着死去的孩子长达一周时间，像往常一样悉心照顾它。我们早就知道大猩猩会照顾死者。例如姆布拉努维至少看到过3次与鲁祖兹类似的行为。

　　维龙加兽医简·拉梅尔说：“虽然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它们的脑袋里到底想些什么，但是一些大猩猩确实表现的很悲伤，或者不愿接受个体死亡的事实。去年当一只成年雌性大猩猩死亡时，它的3个儿子在它身边守了24小时。我认为它们很伤心也很困惑，与我哀悼死者时的感受一样。”拉梅尔是山地大猩猩兽医项目的区域负责人，她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山地大猩猩。

　　2.家庭事务

家庭事务

　　今年4月，鲁祖兹(中)在亲人的陪伴下，把孩子的尸体放在它身旁。鲁祖兹属于由38只大猩猩组成的卡比里济家族一员，这是维龙加国家公园里最大的一个大猩猩群体。同该公园的很多大猩猩一样，鲁祖兹的名字是根据一名因公殉职的护林员的名字命名的。护林员姆布拉努维表示，孩子夭折可能对大猩猩打击很大。雌性大猩猩的妊娠期很长，而且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这些因素导致山地大型每6到8年才能成功养活一个猩猩婴儿。鲁祖兹的幼仔的死亡原因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姆布拉努维表示，新生大猩猩夭折的事情非常常见。他说：“它们在玩耍时可能会踢伤对方。”像鲁祖兹这样初为人母的大猩猩“有时并不知道该如何保护小宝宝”。

　　3.像人类一样聚集在一起

像人类一样聚集在一起

　　4月，年轻大猩猩和成年雌性大猩猩聚集到鲁祖兹和夭折的婴儿周围，像是在对它表示同情，甚至是举行哀悼仪式。护林员姆布拉努维表示，有时家庭成员会发出轻轻的哭泣声。有时“它们似乎是在试探性的看一看幼小的猩猩是不是还能醒来”。科学家反对把人类的情感表现强加在动物身上。但是他表示，看到大猩猩照顾死亡婴儿的画面，很难不认为大猩猩与人类有相似之处。“它们确实跟人很像。”

　　4.休息处

休息处

　　4月，鲁祖兹躺在死亡幼仔的旁边，另一只雌性大猩猩和它的幼仔陪在它们身边。拉梅尔说：“很多大猩猩母亲会继续带着死去的幼仔长达很多天，但是有些会在幼仔死亡不久后放下它们独自离去。大猩猩存在很大个体差异。”(孝文)

　　新浪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4月13日消息，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报道，今年的4月12日是人类实现载人航天50周年的纪念日。50年前，前苏联航天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飞船实现了飞天的壮举。值此纪念时刻，美国《国家地理》整理了一组珍贵的历史图片，回顾加加林和人类首次太空之旅的一些时光片段。

　　1、加加林向人群致意

加加林向人群致意

　　近日，谷歌以标题图片的形式向前苏联航天员尤里·加加林表达敬意。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拍摄于1961年7月，苏联驻伦敦大使馆外，站在一辆汽车上的加加林起身向人群挥手致意。就在几个月前，他刚刚完成人类首次太空飞行的壮举。今年4月12日是人类载人航天飞行50周年的日子，加加林和他的东方-1号宇宙飞船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

　　华盛顿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解说员凯瑟琳·里维斯(Cathleen Lewis)负责国际太空项目和宇航服方面的讲解工作。她说，在加加林顺利返回地面之后，他便成了英雄，在国内国外都是一样。

　　“他受到热烈欢迎，人群簇拥着他。我想人们是真的非常兴奋。这些西方人显然超越了冷战的隔阂，他们打心底里认为他是个英雄，因为他完成了科幻般太空飞行的壮举。”

　　2、加加林使用的导航系统

加加林使用的导航系统

　　这是东方-1号飞船上导航系统控制面板的一部分，按钮都用玻璃罩罩着。现在它已经作为展品陈列在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航天中心。

　　由于当时是首次进行太空飞行，科学家们对人体在太空中的适应性存在疑虑，因此加加林的首次航行完全由地面进行控制。

　　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星人：加加林神话的背后》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书中提到加加林曾写了一份备忘录给克格勃，要求推迟联盟一号飞船的升空。

　　根据设计，联盟-1号载人宇宙飞船于1967年发射升空，1天后另一艘联盟-2号飞船升空并在太空进行对接，演练乘员互换。但联盟-1号最终失败，联盟-2号的发射也被取消。这次计划是一场灾难，驾驶联盟-1号的苏联航天员弗拉迪米尔·科马洛夫在试图返回地面时，由于降落伞无法打开，飞船和地面猛烈撞击爆炸而遇难。

　　然而，里维斯和其他美国历史学家并不认同书中的这些描述。她说：“这本书中说，苏联的工程师、宇航员和技术员们都清楚飞船存在严重的缺陷，但加加林对于推迟发射的请求却被驳回了。但这并不符合当时苏联太空计划的行事方式。他们曾经无数次因为技术原因推迟过发射。”

　　3、整装待发

整装待发

　　1961年，前苏联航天员尤里·加加林整装待发，他即将成为人类首位太空使者。

　　返回地面后，加加林说出了那句经典的感慨：“当我在轨道上飞行时，我看到了地球是多么美丽。我们必须保护它，不要破坏它。”

迷你越南大肚猪在沙发上休憩，一副主人派头

两只同为8个月大的鸡，体重却差异巨大，这是基于体型养殖实验的成果

研究人员把狐狸抱在怀中，这里狐狸经过多代繁殖后，变得像狗一样与人友好

　　撰文：埃文· 拉特利夫 EVAN RATLIFF

　　摄影：文森特· J。穆西 VINCENT J. MUSI

　　翻译：陈昊

　　“你好啊！今天过得怎么样？”柳德米拉 · 楚特一面弯腰打开标有“马夫里克”字样的铁丝笼子，一面说道。我们身处西伯利亚南部新西伯利亚市郊的一座牧场上，站在两大排形状类似的笼子中间。这位76岁的生物学家问候的对象并不是我，而是笼子里毛茸茸的住客。尽管我不通俄语，也能听出她话语中充满母性的关爱之情，养狗的人跟自己的宠物说话时就是这种语气。

　　楚特问候的对象马夫里克大小与喜乐蒂牧羊犬相仿，披着栗黄色的皮毛，前胸一片雪白。它也扮演起自己的角色以示回应： 摇尾巴，打滚，急切喘息以引起主人的注意。狭长的开放式大棚两侧的其他笼子里，几十只犬科动物同时骚动起来。“如你所见，” 楚特在一片喧闹声中说道，“它们都希望与人类接触。”而今天，得宠的幸运儿是马夫里克。楚特抱起它递给我，小家伙趴在我怀里，轻咬我的手，像只哈巴狗般温顺。

　　而实际上，马夫里克根本不是狗，而是一只狐狸。在丛生的杂草和周围桦树林的掩蔽下，它与几百只同类生活在锈迹斑斑的金属大门后的天地中，是世界上唯一经人类驯化的银狐群。(实际上银狐多为银色或灰色，像马夫里克这种栗色的较少见。)我所说的“驯化”并不是指捕获后驯服，而是指生来就做家养，像虎斑猫和拉布拉多猎犬一样听话。对这些狐狸进行研究的康奈尔大学研究员安娜 · 库克尔科娃说：“在我看来，它们与金毛猎犬非常相像，金毛一般不知道人有好坏之分，也不知道除了它们见过的人，还有没见过的。”这些狐狸把任何人都当做可能成为伙伴的人选，这种行为是某些人眼中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繁殖实验的产物。

　　这场实验开始于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时候，楚特还是名研究生。在生物学家德米特里 · 别利亚伊夫带领下，细胞及遗传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们从各皮草养殖场找来130只狐狸，之后，他们开始对这些狐狸进行养殖，希望再现从狼到狗的演化过程，这一转变开始于1.5万多年前。

　　每繁殖出一代狐狸幼崽，别利亚伊夫与同僚便测试它们对人类接触的反应，挑选出与人最亲近的个体进行下一代的繁殖。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实验进展已超出他的预料，他们培育出像马夫里克那样的狐狸，不仅对人类没有恐惧感，还积极与人建立亲密关系。小组成员甚至对另外两个物种——貂和鼠也进行了同样的实验。“别利亚伊夫的一项杰出成就在于他所用的时间之短。”犹他大学从事犬类遗传学研究的生物学家戈登 · 拉尔克说，“如果你告诉我，狐狸会走到笼子前面来嗅嗅你，我会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如果说它们会变得对人类如此友好，而且是在如此 短的时间里……天哪。”

　　如同奇迹一般，别利亚伊夫把数千年的驯化过程压缩到了几年的时间里。但他的目的并不是单单为了证明自己可以培养出与人友好的狐狸。他预感自己能够利用它们解开动物驯化的分子之谜。人们知道，驯养的动物具备一些共有的特点，这一点在达尔文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有记载。与它们未经驯服的祖先相比，这些动物通常体型更小、耳朵更松软、尾巴更加卷曲。这些特征往往使动物显得更加年幼，十分讨人类的喜欢。有的家养动物皮毛上有斑点(科学术语称之为花斑色)，而它们生活在野外的祖先则为纯色。诸如此类的特点有时被称作家养动物的表型，在许多物种当中都有不同形式的存在，从狗、猪、牛到一些非哺乳动物，比如鸡，甚至还有几种鱼。

　　别利亚伊夫猜想，随着狐狸逐渐驯化，它们也会显现出家养动物的表型。他猜对了：完全根据狐狸与人相处的融洽程度挑选个体进行繁殖，看似不仅转变了它们的脾性，还改变了它们的外貌。仅繁殖了九代之后，研究人员就发现幼崽出生时耳朵变得更加松软下垂，花斑色也出现在皮毛上。这时，狐狸群见到人类已经开始呜呜叫着摇尾巴，这种行为在野生狐狸身上是前所未见的。

　　别利亚伊夫推测，导致这些变化的是一系列基因，这些基因使动物倾向于驯良——可被驯化的任何一个物种可能都具有这种表型。如今，在这座狐狸畜养场中，库克尔科娃和楚特正努力寻找这些基因。其他地区的研究人员则埋头于猪、鸡、马以及其他家养物种的DNA，希望找到把它们与祖先区分开来的遗传学差异。这场研究旨在解答一个生物学上的基本问题：“由野生到家养这一巨大转变是如何实现的？”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基因组生物学教授莱夫· 安德松问道。该问题的答案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驯化动物的方式，还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又是如何驯服了自身的野性。

　　支配植物和动物的行为或许可称作人类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事件。除了农业耕作，人类还掌握了对家养动物进行饲养和管理的能力(狼可能是最早被驯化的动物，但鸡、牲口等提供食物的物种则最为重要)，从而改变饮食结构，为定居生活乃至国家的繁荣铺平了道路。同时，由于人类在饲养过程中与动物近距离接触，导致疾病的传播，从而塑造出当今的社会形态。

　　然而这一切发生的过程仍让人难以捉摸。动物骨骼和石刻有时会向我们透露各个物种开始与人类比邻而居的时间和地点，然而更难破解的是这一过程究竟如何发生。是几只野猪跑到人类聚居区附近，捡食人类残羹，然后逐渐变成我们的盘中餐？是人类直接从野外捕得红原鸡(现代家鸡的祖先)，或者是原鸡首先主动接触人类？地球上148种大型哺乳动物中，为何只有15种得到了驯化？人类驯养马的历史已经数千年，但尽管我们努力尝试，却一直无法把它们的近亲斑马驯为家养，这又是何原因？

　　事实上，科学家为如何准确定义驯化的概念就已经伤透脑筋。众所周知，动物经过训练可以与人类近距离共生。对野外捕获的老虎幼崽进行人工喂养，由于从小形成对喂养者的记忆，所以老虎长大后会把他们视若家人。但这只老虎的后代在出生时，仍然会处于祖先那样的野蛮状态。与之相反，驯化并不是通过训练把动物个体转化至服从的状态，而是让动物在与人类多代共生的过程中，形成整个种群世代具备的驯良品质，该物种许多乃至大部分的野生本能就此丧失。换句话说，驯化的过程主要在于基因。

　　然而，家养与野生之间的界限经常十分模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历史上，家养动物在它们自身的驯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我们介入之前就开始主动适应人类。英国杜伦大学遗传与驯养学专家格雷格 · 拉森说：“开始的时候，极有可能在很长时期内，对大多数动物造成驯化作用的往往是人类的无心之举。”驯化一词“意味着人类有意识地对动物进行管理”，他说，“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也有趣得多。

　　狐狸养殖场的实验在破解这个复杂问题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这场实验的开端更是非比寻常。20世纪中期，在斯大林治下的前苏联，以臭名昭著的罗菲姆· 李森科为首的生物学界禁止对孟德尔遗传学进行研究。但德米特里· 别利亚伊夫与他的兄长尼古拉(两人都是生物学家)则对这门学科蕴含的无限可能十分着迷。“是兄长的影响使他对遗传学产生独特兴趣。”楚特如此描述自己的导师，“但那时候，人们认为遗传学是伪科学。”兄弟二人不顾禁令，继续从事遗传学实验，导致别利亚伊夫丢掉工作，尼古拉的命运则更加悲惨：他被投进劳改所，并最终死在那里。

　　别利亚伊夫仍然秘密致力于遗传学研究，把自己的工作伪装成动物生理学研究。令他尤其痴迷的问题是，从狼演化而来的狗怎么能够产生出如此之多的品种。他心中明白，答案一定在分子中。但20世纪50年代时，即便是在苏联以外的国家，对动物基因组进行测序的技术也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于是别利亚伊夫决定自己再现历史。同为犬科并且与狗是近亲的银狐从未被驯化过，看起来是个绝佳的选择。

　　1958年，柳德米拉 · 楚特身为研究生的第一项任务，是前往各个皮草养殖场，挑选最温顺的狐狸作为别利亚伊夫的第一代实验对象。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对遗传学研究的封禁逐渐放松，于是别利亚伊夫在位于西伯利亚的细胞及遗传学研究所建起实验室。他仍然小心翼翼地把活动伪装成生理学研究的样子，对基因之事只字不提。楚特回想起苏维埃领袖尼基塔·赫鲁晓夫来研究所视察的时候，有人听见他说：“什么，那帮遗传学家还在这呢？不是已经消灭了吗？” 别利亚伊夫的上司运用谨慎的政治策略，同时赫鲁晓夫身为记者的女儿还撰写了一批褒奖遗传学的文章，在这些庇护下，狐狸养殖场的实验静悄悄地展开了。

　　1964年时，第四代狐狸已经开始实现研究人员的愿望。楚特仍然记得第一次有狐狸见到她摇尾巴的时刻。没过多久，其中最驯良的一些狐狸已经与狗极为相像，会跳到研究员怀里舔他们的脸。有时候，这些动物的驯化程度让研究员都惊讶不已。20世纪70年代时，有一次，一名工作人员把一只狐狸暂时带回家当宠物喂养，楚特去找他时，发现他正带着狐狸散步，而且没有拴绳子。“就跟遛狗一样。我对他说：‘别这样，会弄丢的，这可是研究所的财产！’”她回忆道，“他说：‘等一下。’然后吹了声口哨，喊道：‘可乐！’狐狸马上就跑了回来。”

　　与此同时，更多的狐狸开始显现出驯养动物的表型：松软下垂的耳朵在生长期中出现的时间更长，而且皮毛上出现典型的白色斑点。“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观察到它们外表上出现巨大改变。”楚特说。1972年，研究范围扩展至鼠类，之后又加入貂和水獭。水獭难以繁殖，于是实验最终告吹，但科学家对另外两个物种的行为塑造获得了成功。

　　正当遗传学技术渐趋成熟，别利亚伊夫的终极目标(找到驯化行为与动物DNA之间的联系)有了实现的可能性时，实验项目却陷入了困境。前苏联解体，科学经费缩减，研究人员除了维持狐狸群的生存，别的已经做不了什么。1985年别利亚伊夫去世后，楚特接管研究，竭力募集资金。然而到了21世纪初，她面临被迫关闭实验室的危险。

　　大约是同一时期，生于俄国的康奈尔大学分子遗传学博士后安娜 · 库克尔科娃从报道中得知这一项目的困境。多年来她一直对这座狐狸养殖场怀有浓厚兴趣，如今她决定把自己的研究重点转移到这项实验上来。在犹他大学戈登·拉尔克的协助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金支持下，她与楚特并肩战斗，力图完成别利亚伊夫未竟的事业。

　　事实上，新西伯利亚养殖场中的狐狸并不都像马夫里克那样友好。马夫里克与驯良的伙伴们住所门口的小路对面，还有一座类似的棚子，里面摆满了铁丝笼，笼子里关着研究员们所谓的“攻击性狐狸”。为研究驯良动物的生物学特性，科学家们需要建立一个绝对野性难驯的动物小组，以便与友好的狐狸形成对比。研究人员根据攻击性狐狸幼崽行为中所含敌意程度对它们进行评级，把攻击性最强的用来繁殖下一代。与摇尾乞怜的马夫里克相比，这里的狐狸就像是它邪恶的同胞兄弟，与恐怖片中如出一辙：一旦有人类靠近，它们就露出牙齿嘶鸣，啃咬笼子栏杆。

　　“我要向你介绍这只狐狸。”楚特指着旁边一头咆哮的生灵说道，“可以看出它的攻击性有多强。这只母狐狸是攻击性的母亲所生，之后由驯良的母亲养大。”这一调换偶然证明了一个观点：狐狸对人类反应如何，更多在于天生，而不是后天环境。“在这里，”她说，“导致狐狸行为发生变化的是遗传特征。”

　　然而，想要弄清基因究竟是如何导致了驯化程度上的差异，却十分棘手。首先，研究人员需要找到负责控制友好和攻击性行为的基因，而这些行为特点，实际上是多种具体特点的综合，包括恐惧、鲁莽、服从、好奇等等。必须把这些特点区分开来，分别衡量，找到它们与某种基因或者基因组之间的联系。一旦找到这些基因，研究人员便可进行测试，看这些影响行为的基因，是否同时也是导致松软耳朵、花斑色皮毛等驯化物种特点的诱因。

　　而现在，库克尔科娃正致力于第一步：把驯良的行为与基因联系起来。每年夏末，她便从康奈尔大学来到新西伯利亚，对这一年新生的幼崽进行评估。她利用客观标准对狐狸的体态、叫声等进行测量，所得数据记入狐狸群的家谱——对驯良、攻击性和“交叉”组(父母分别来自两组)狐狸情况的记录。

　　然后，美俄合作的研究小组从参与实验的每只狐狸血样中提取DNA进行检测，寻找两组狐狸基因组中的明显差异。研究小组报告称他们发现在两个DNA区段中，两组狐狸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其中可能含有与驯化行为相关的关键基因。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出，驯化行为并不是由单一基因驱动，而是由一套基因的改变而导致。

　　新浪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3月3日消息，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报道，一支美国研究小组25日宣布，他们在喜马拉雅山人造洞穴内发现27具人类遗骸，距今1500年，其中很多骨骼上都有肉被剔掉的痕迹。这一发现揭示出喜马拉雅山地区此前未知的一种死亡仪式。由于洞穴极不稳定加之还要征服陡峭的悬崖，遗骸只能依靠专业登山家进洞取回。

　　1.登山高手上阵

登山高手上阵(图片来源：Cory Richards)

　　2010年，尼泊尔莫斯坦地区，经验丰富的登山家皮特·雅丹斯手拿头骨缓缓下降，另一个头骨就在不远处。这些头骨是在一个遭到严重侵蚀的悬崖洞穴内发现的。

　　2.生死循环

生死循环(图片来源：Cory Richards)

　　美国西密歇根州大学生物考古学家杰奎琳·伊格正对人类遗骸进行编目。这些遗骸是2010年在尼泊尔莫斯坦山宗村上方的洞穴内发现的。据研究人员推测，1000多年前，这些尸体曾被安放在宽大的木架上。由于1000多年的风吹雨打，骨骼和木架在登山家进入洞穴时早已经面目全非。除了人类遗骸外，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些羊、牛和马的遗骸，可能是献给死者的祭品。

　　3.洞穴之内

洞穴之内(图片来源：Cory Richards)

　　山宗村上方的洞穴内，登山家马特·塞加尔小心翼翼地拿起遗骸。古人可能借助露出地面的岩层和梯子进入洞穴。由于漫长的岁月侵蚀，洞穴只有专业登山家才有可能顺利进入，例如塞加尔和研究小组的领导人雅丹斯。值得一提的是，雅丹斯曾多次登上珠穆朗玛峰。他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有关洞穴何时以及由谁开凿的线索正在我们眼前消失。我们发现的这个洞穴坟墓面临巨大威胁。它坐落于脆弱的岩脉中，过去就曾发生过塌方。也许下一个雨季，这个洞穴就将不复存在。”

　　4.红岩

红岩(图片来源：Cory Richards)

　　尼泊尔上莫斯坦地区德拉克玛村上方的一个古代洞穴，与发现人类遗骸的洞穴非常相似。人类学家马克·图林表示，新发现的遗骸说明古人曾生活在偏远的悬崖上，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可能是吸引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图林是剑桥大学数字喜马拉雅山计划的负责人，他说：“虽然现在的僧侣在寺院清修，但我们谈论的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也就是在寺院出现前的时代。”

　　5.专家讨论

专家讨论(图片来源：Cory Richards)

　　生物考古学家杰奎琳(友)和考古学家马克·奥尔登德弗正就一个颚骨展开讨论。颚骨是在尼泊尔莫斯坦洞穴坟墓内发现的。奥尔登德弗和他的研究小组认为，剔除肉并将遗骸葬在洞内的做法可能就是一座此前未知的桥梁，连接其他两种已知的死亡仪式——西藏的天葬和琐罗亚斯德教的葬礼。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会剔除死者身上的肉并用这些肉喂食动物。(孝文)

　　印度 加尔各答热浪滚滚的街道中挤满了行人、商贩和标志性的大使牌出租车。这座城市有1600万人口， 同时每天还有更多人从小镇涌入。1975年时，全世界只有3座人口过千万的城市，如今这样的大城市已达21座，多数位于发展中国家。全球大部分新生人口都出现在这些国家的市区。

　　英国 夜幕下的伦敦灯火通明， 仿佛一座火光熠熠的大熔炉。在燃煤驱动的工业革命中， 伦敦发展为世界最大都市。这场革命导致地球人口急速增长。富裕国家人均消耗的资源比穷国高出许多倍，但随着全球收入上涨，高消耗可能将比人口增长对地球造成更大压力。

　　西班牙 巴塞罗那的锡克教节日集会上，印度移民济济一堂，这类移民为欧洲低迷的生育率注入发展动力。全球人口能否稳定，取决于世界各地年轻妇女在生育上做出的决定。调查表明，妇女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可能生育的后代数量就越少。

　　撰文：罗伯特 · 孔齐希 ROBERT KUNZIG

　　翻译：陈昊

　　1677年的一个秋日，在荷兰代尔夫特，布商安东尼 · 范 · 列文虎克(据说曾担任画家约翰内斯· 维米尔作品《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中的长发模特)突然停止与妻子正在进行的动作，冲向工作台。列文虎克以布匹为业，但热情却在于显微镜学。他已经与第一任妻子育有五个子女(虽然其中四个早夭)，因此制造后代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如他后来写给伦敦皇家学院的信中所说，“不过五六秒之后，”他已经在通过小小的放大镜观察取于自己身体的那保质期短暂的样本。镜片只有水滴那么大，却可把物体放大数百倍。这台仪器是列文虎克亲手制作，在当时属于无可匹敌的利器。彼时伦敦学界仍在试图证明列文虎克之前发表的一种言论的真伪——他说一滴湖水，甚至一滴法国葡萄酒中，生活着数百万肉眼不可见的微生物。如今，他又有了更微妙的发现：人类精液中也有微生物。“一粒沙子大小的精液中，”他写道，“有时存在上千个(微生物)。”列文虎克像珠宝商一样，把镜片扣在眼睛上，观看自己生产出的微生物甩着长尾巴游来窜去。可以想象阳光透过窗格洒在他出神面孔上的样子，就像维米尔画中那般。在此对他妻子的遭遇深表同情。

　　打那之后，列文虎克有些着魔。尽管小小窥镜使他有幸接触前所未见的微观世界，但他却把大量时间都花在了观察精子上。颇为令人讶异的是，某天，他从一条鳕鱼身上提取了精液，正是在这一样本的启发下，几乎是在偶然之间，他开始估算地球上到底有多少人。

　　当时的人们对此都没有概念，也很少开展人口统计。列文虎克先估计荷兰人口为100万上下，然后，利用地图和一点球面几何学知识，他计算出地球表面有人类居住的区域面积是荷兰的13385倍。当时的荷兰人口已颇为密集，很难想象世界各地都像荷兰这般拥挤，所以，列文虎克得意地总结道，地球上的人口不会超过133.85亿—— 与一条鳕鱼体内的1500亿个精子相比，这实在是个小数目。种群生物学家乔尔· 科恩在其著作《地球能养活多少人？》中写道，列文虎克鼓舞人心的小小运算可能是企图以量化方式回答这一问题的首次尝试。而与17世纪时相比，这一问题现在更是迫在眉睫。但是，如今的答案已远不是当初那样鼓舞人心。

　　当今历史学家估算，在列文虎克的时代，地球上只有5亿左右的人类。那时候，经过几千年的缓慢增长，人口刚开始进入迅速膨胀阶段。150年后，另一位科学家宣告发现人类卵细胞，当时的世界人口已经翻倍，超过10亿。又过了100年，1930年前后，数量又翻了一倍，达到20亿。从那以后，世界人口一直以令人瞠目的速度飞增。20世纪之前，还无人得以在有生之年见证人类数量翻倍，但如今，已经有人亲身经历过“×3”的过程。据联合国人口司称，2011年下半年某时，人类家族将扩充至70亿个成员。

　　虽然这场爆炸式的增长势头正逐渐趋缓，但离结束还远得很。现在人类寿命得到延长，而且，尽管与前代人相比，如今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减少，但现在全球大量妇女(18亿)进入生育年龄，因此，至少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世界人口仍会持续增长。2050年，总数可能达到105亿，也可能停留在80亿——差距取决于每名妇女多生还是少生一个孩子。联合国人口统计学家采取中庸路线，作为他们的最佳估计值：当下他们预测2050年之前——也就是2045年，世界人口可能将达到90亿。最终数据究竟是多少，还得取决于每对夫妻在从事人类最亲密行为期间所做的抉择——也就是列文虎克为了科学事业而草率中断的那项行为。

　　人口仍在以每年800万的速度增长，势必引起人们警惕。当今地球，地下水位下降，土壤受侵蚀，冰川融化，鱼类逐渐灭亡，每天都有近10亿人忍受饥荒。几十年后，可能会多出20亿张吃饭的嘴，多数来自贫穷国家。将多出数十亿抱有脱贫愿望与权利的人，如果他们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砍伐森林、焚烧碳和油、随意施用化肥和农药，那么他们同样会对地球自然资源造成巨大压力。究竟该如何采取对策？人口警报早已拉响多年，得知这一消息或许能让我们略感欣慰。法国人口统计学家埃尔韦· 勒布拉说，从一开始，人口统计学就笼罩在末世恐慌的情绪中。奠定该领域基石的部分论文发表于列文虎克的发现之后仅几年的时间内，作者是威廉· 配第爵士，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他估算出，等到《圣经》中所说的最终审判日(预期将发生于约2000年内)，世界人口将翻六番。到那时，人口将超过200亿——配第认为，地球无力养活数目如此之巨的人类。“于是，如《圣经》所预言，必将发生战争、杀戮等等。”配第写道。

　　勒布拉提出，随着关于世界末日的宗教预言势力消减，人口增长本身带来一种类似末日审判的替代机制。“它把古人对末日的恐惧甚至希冀具象化。”他写道。1798年，英国牧师兼经济学家托马斯· 马尔萨斯公开阐明了自己的人口定律：人口增长必定超过食物供给，直至战争、疾病和饥荒降临，减少人口。事实证明，马尔萨斯写下此话时，最后一批足以对世界人口造成重创的瘟疫已经结束。历史学家认为，14世纪的黑死病之后，世界人口就再也没有减少过。

　　马尔萨斯宣称世界人口不会继续飞增，但此言发表之后的二百年中，趋势恰恰朝着与其言论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一过程始于我们如今所称的发达国家，那时，这些国家仍处于发展中。玉米、土豆等来自新大陆的农作物得到推广，再加上化学肥料的应用，欧洲得以消除饥荒。起初，不断扩张的城市成为疾病滋生的温床，但从19世纪中期往后，开始出现下水系统，把人类排泄物与饮用水分开，之后再对水源进行过滤和消毒，因此大大减少了霍乱和伤寒的传播。

　　同样是在1798年，也就是马尔萨斯发表论调悲观的宣传册的那一年，他的同胞爱德华· 詹纳把一种天花疫苗公诸于世——是一系列疫苗和抗生素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这些药物，再加上更优良的营养条件与卫生环境，导致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国家人均寿命翻了一倍，从35岁延长到今天的77岁。只有极端乖僻的人才会把这种形势视为悲观：“医学的发展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斯坦福大学种群生物学家保罗· 埃利希1968年写道。

　　埃利希的著作《人口爆炸》使他成为当代马尔萨斯学派中最富盛名的成员。20世纪70年代，埃利希预言道，“数亿人民将饥饿而亡”，并且做什么都为时已晚。“人口增长这颗恶性肿瘤……必须切除，”埃利希写道，“自愿方式行不通，就采取强制措施。”此言一出，美国的命运岌岌可危。虽然语言辛辣，或者说，正是由于其语言辛辣，这部作品得以成为畅销书，就像当年马尔萨斯的著作一样。而且，这一言论同样被证明只是一枚炸不响的哑巴弹。当时，结合高产种籽、灌溉技术、农药和肥料的农业革命已经开始，导致粮食产量翻倍。如今仍有许多人营养不良，但大规模的饥荒已十分少见。

　　但有一点埃利希说对了，那就是，随着医学拯救众生，人口必将飞增。二战后，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的援助下，发展中国家迅速注入了一股预防医疗力量。青霉素、天花疫苗、滴滴涕(尽管后来引发争议，但仍拯救了数百万疟疾患者的性命)等，转瞬间通通登场。印度的人均寿命从1952年的38岁增长到现在的64岁，中国则从41岁延长到73岁。发展中国家有数百万人本有可能在幼年夭折，如今他们都活了下来，并有了自己的后代。这就是人口暴增蔓延全球的原因——因为众多将死之人被救活了。而且，妇女一度保持高生育率。在18世纪的欧洲或者20世纪早期的亚洲，每名妇女平均生育6个子女，但实际上其后代仅取代了她和配偶的位置，因为多数孩子都活不到成年。婴幼儿死亡率下降后，夫妻们最终会减少生育后代的数量——但这一转变通常需要经历至少一代人的努力。当今发达国家，每名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的生育率可保持人口恒定；而在发展中国家，要达到收支平衡的状态，“更替生育率”则要更高些。出生率与死亡率渐趋平衡的过程中，人口已然暴增。

　　人口统计学家把这一两段式的进化过程称作人口转型。各个国家在其各自不同的历史阶段经历这一转变，这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一个国家若完成这一变迁，就等于从自然手中争取到了至少一部分生杀大权。全球人口暴增是种无法避免的副作用，其作用如此强烈，以至于某些人怀疑人类文明能否抵抗得住。但实际上，当埃利希拉响警报时，人口增长率已经达到顶峰。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世界各地的生育率已开始以前所未料的速度骤降。从那时起，人口增长率已下降超过40%。

　　生育率下降的现象如今正席卷全球。在不同国家，这一现象始于不同时期。法国属于最早的一批。17世纪中期，路易十四宫廷中的贵族妇女可充分享受性事，但同时生育子女不超过两个，她们依靠的办法与列文虎克从事研究时采取的方法相同：体外射精，也叫性交中止。各村庄的教区文书记录中显示，18世纪晚期，这一风潮已传播至农民阶级。19世纪末，在缺乏现代避孕手段的情况下，法国的生育率已降至每名妇女3个孩子。法国人口研究所的吉勒· 皮松说道，改革的关键不在于避孕手段，而在于观念的改变。启蒙运动以前，“生育后代的数量由上帝决定，人们无法想象自己也能掌握决策权。”

　　其他西方国家最终赶上法国的势头，二战开始时，欧洲部分地区和美国的生育率已下降至接近更替水平。然后，经历了突然涌起的“婴儿潮”之后，又出现一场锐减，让人口统计学家们措手不及。他们原以为，在某种本能的驱使下，妇女们会维持足够的生育量，以保证物种的延续，但实际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20世纪90年代后期，欧洲生育率下降至1.4。“据我所知，妇女压根不关心物种更替之事。” 乔尔· 科恩说。

　　婴儿潮过后会给国家带来两种重大经济效应。首先是“人口红利”——几十年的时间里，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壮大劳动者行列，需靠人供养的老幼人口也相对较少，因此有大量余钱可作他用，人民生活幸福美满。随后，第二种效应开始出现：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开始进入退休年龄。人们原以为可长期维持的人口发展秩序，却成了一场被迫终止的狂欢。美国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争论日益激烈，去年，法国为推迟退休年龄发生罢工，这些现象都反映了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如何供养老龄化的人口。“2050年的时候，工作人口创造的财富足以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吗？”位于海牙的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所负责人弗兰斯· 维勒肯斯自问自答道：“答案是否定的。”

　　工业化国家历经几代人的时间，生育率才下降到更替水平或更低，而当这一转变开始在其他地区发生时，其发展速度则快得多，让人口统计学家们惊讶不已。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尽管数量仍在增长，但已低于更替生育率，并且已经维持这一水平将近20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1979年开始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就在不久前的1965年，每名中国妇女仍平均生育6个孩子，而现在只有1.5个左右。在伊斯兰政权的支持下，伊朗的生育率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下降幅度已超过70%。同一时期内，信奉天主教的民主制巴西妇女生育率降低一半。“我们仍未弄清，为何在如此之多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群体中，生育率下降得如此之快。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联合国人口司负责人阿尼亚· 兹洛特尼克说。

　　“此刻，虽然仍存在高生育率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一现象只发生在世界16%的人口中，大多数都在非洲。”兹洛特尼克说。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生育率仍然高达每名妇女5个子女，而在尼日尔，这一数量达到7个。但另一方面，该地区有17个国家的人均寿命不超过50岁，并且刚开始进入人口转型期。然而在世界多数国家，家庭规模已骤然缩减。联合国预计，2030年世界人口生育率将达到更替水平。“总体来看，世界人口正朝着非爆炸型的方向发展——这是个好消息。”兹洛特尼克说。

　　而坏消息是，现在距2030年只有20年的时间，而到时候，有史以来数量最庞大的一代青少年将步入生育年龄。即使这些妇女每人只生育2个后代，二三十年的时间内，人口仍将在其自身发展势头的驱使下飞增。人类是否已经大难临头？抑或是，那时的人们将学会以人道的、不毁坏环境的方式生活？不论如何，有一点确定无疑：到那时，近六分之一的人类将来自印度。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脑中理解人口激增的现象，直到几年前德里一个炎热的夜晚，我才真正对此有了切身体会……当时气温已过华氏100度(约40摄氏度)，空气中烟尘弥漫。街道中到处是人，一片生机勃勃。吃饭的人、洗澡的人、睡觉的人、走亲访友的人、争执吵闹的人、尖声叫喊的人、把手伸进出租车窗乞讨的人、大小便的人、挂在公车外的人……满眼所见全是人。——保罗·埃利希

　　1966年埃利希搭出租车造访时，印度约有5亿人口，而如今已是12亿。德里的人口增长速度尤其快，随着人群从小镇与村庄涌入不断扩张的棚户区，德里的人口已达约2200万人。去年6月初的一天，在这座酷热难耐的城市中，能够洗去尘垢的夏季风还没有到来，空气中弥漫着拉贾斯坦邦沙漠吹来的尘埃，不可计数的建筑工地上扬起的漫天尘土更是令其雪上加霜。新辟出的高速公路把人流引至规划混乱的都市，牛车占用了快车道。搭载四人的摩托车成群结队而过，女人们的头巾如旗帜般翻飞，怀抱中的孩童摇摇欲坠。三轮摩托如大黄蜂般披着黑黄相间的外衣嗡鸣而过，本限载两人的狭小车厢却塞了十几个人。拥滞不前的车流中，断肢的叫花子和孱弱的幼童大声乞讨。今日蓬勃发展的德里已与埃利希造访时大不相同，但另一方面，又似乎并没有太大改变。

　　旧德里的街道混乱交错、人群密集，城区边缘坐落着洛克纳亚克医院。每天早上，人流从大门涌入，聚集在医院大厅中。“见到这种景象，谁能不为印度的人口问题感到忧心？”外科医生昌丹· 博塔姆利说道。这天下午，他正努力穿过人群，前往自己工作的输精管结扎门诊部。“人口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博塔姆利摘下门诊部大门上的挂锁，进入狭小的手术室。

　　屋内，两个男人平躺在手术台上，睾丸从绿色床单的孔洞中露出。天花板上的吊扇把中央空调的冷气吹送至房间各个角落。

　　印度控制人口的运动已经开展了将近60年，而博塔姆利正奋斗在这场战争的最前线。1952年，就在脱离英国独立后的第五年，印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人口政策的国家。从那时起，政府屡次设定野心勃勃的目标——又屡次失之千里。2000年采取的国家政策号召国民在2010年达到2.1的更替生育率。至少再过十年，这一目标都难以实现。根据联合国保守估计，2050年印度人口将超过16亿。“必然出现的结果是，2030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非政府组织印度人口基金会前负责人A.R。南达说，“除非发生大灾难，核事故之类的，否则这一事实无法改变。”

　　冈贝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珍· 古道尔对人类的“重新定义”，而在于她为野生猿类的行为研究建立了新的、极高的标准，在关注个体特征的同时着眼群体行为模式。她创立了一个研究项目，建立起一套草案与规范，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实际上，她在科学界与黑猩猩群体间搭起一座桥梁，而这一切已经远远超出当时女性的能力范围。冈贝项目在多个层面上得到扩展，经受了危机的考验，所发挥的作用是珍和路易斯· 利基始料未及的，所引进的研究方法(卫星测绘、内分泌学、分子遗传学)和提出的问题已远远超出动物行为研究的领域。比如，不需捕捉或接触猩猩，便可采集粪便标本，对标本进行分子分析，可带来有关猩猩之间遗传关系的新启示，并在某些猩猩体内发现病菌。然而，在这一科学壮举实现50周年之际，一个尖锐的讽刺仍然萦绕在其中心——我们对冈贝黑猩猩了解得越多，就越为其延续生存的严峻形势感到忧心。

　　有两样发现尤其令人担忧，一个是地理问题，另一个是疾病问题。人类最热爱、研究最深入的黑猩猩种群被隔离在一片孤岛般的栖息地上，这片生境范围太小，无法维持猩猩群的长期生存。同时，如今有些成员看似正死于猩猩艾滋病。

　　从野外生涯一开始，珍· 古道尔就一直面临如何对黑猩猩进行研究，以及根据观察到的行为可做出何种推断的问题。在她结束第一个野外考察季后，路易斯· 利基告知她下一个塑造其职业生涯的伟大设想：他将帮她拿到一个剑桥大学动物行为学专业的博士研究项目。

　　从两方面来看，这个博士学位都让珍可望不可即。首先，不管怎么说，她毕竟连本科文凭都没有；其次，她一直立志成为博物学者，或者记者，但“科学家”的头衔是她做梦也没有想过的。“我当时甚至不知道动物行为学(ethology)是什么，”她前不久告诉我，“好长时间以后，我才弄明白，它指的就是对行为的研究。”被剑桥大学录取之后，她马上发现，自己与学界前辈和权威专家完全不是一个路数。“得知自己之前的做法全然错误，让我颇为震惊。以前的做法被全盘否定。”当时，她已获得在冈贝15个月的野外考察资料，其中大部分来自对黑猩猩个体的耐心观察。她给这些猩猩取名白胡子大卫、迈克、奥吕、菲菲等等。这种把猩猩人格化的做法在剑桥却不吃香——为非人类的动物赋予个性与感情是拟人论，而不是动物行为学。

　　“所幸，我回想起儿时的第一个老师，它告诉我，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她的第一位老师是她养的狗，拉斯蒂。“与某种大脑高度进化的动物共度一段生命时光，你一定会发现，动物也是有个性的。”她奋起反驳主流观点(温婉有礼的珍在立场上却从不退让)，并于1966年2月9日成为珍· 古道尔博士。

　　1968年，小小的保护区也经历了自己的毕业典礼，成为坦桑尼亚冈贝国家公园。此时，珍已开始获得国家地理学会赞助的研究经费，她结了婚，做了母亲，成为举世皆知的名人。其成名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她为本刊撰写的报道，以及在电视节目《古道尔小姐与野生黑猩猩的故事》中亮相时清秀且自信的形象。为使野外考察营获得资金援助，持久运作，她把其改组为“冈贝河研究中心”(GSRC)。1971年，她出版了《黑猩猩在召唤》一书，其中记载了她在冈贝的早期研究与历险，后来成为畅销书。大约在同一时期，她开始收学生和研究员，来帮助她在冈贝进行数据采集等研究工作。

　　路易斯· 利基对珍在灵长类动物学中的影响力大肆夸耀，而继续从事科研工作的冈贝同僚们则默默无闻地延续她的事业，其中包括理查德· 兰厄姆、卡罗琳· 蒂坦、克雷格· 帕克、蒂姆· 克拉顿-布罗克、盖佐·泰莱基、威廉·麦格鲁、安东尼·柯林斯、谢德拉克·卡门亚、吉姆· 莫尔和安妮· 普西。其中最后一人，普西，现在是杜克大学进化人类学教授及系主任，同时担任珍·古道尔研究会(成立于1977年)灵长类研究中心负责人，她的一项职责就是监管长达50年的冈贝野外黑猩猩研究中积累下的资料——包括笔记本、日记册页、检查表等，有英语的，也有斯瓦希里语的，装了满满22个文件柜。

　　50年的研究历程中遭受过一次灾难性打击。1975年5月19日晚，从扎伊尔跨过坦噶尼喀湖而来的士兵绑架了三个美国年轻人和一名荷兰女性，四名人质最终得到释放，但冈贝河研究中心招募海外研究员和助手的行为似乎已经不再保险。

　　英国人柯林斯当时是一名年轻的生物学家，留着络腮胡，对狒狒有着浓厚的兴趣——狒狒是冈贝另一种易见的灵长类。除了狒狒研究之外，他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还阶段性地在珍· 古道尔研究会和冈贝河研究中心扮演重要的管理者角色。他如此回忆1975年5月19日：“那一天，就冈贝而言，整个世界陡然巨变。”那晚柯林斯不在现场，但之后立即赶回，帮助处理后续事务。“也不完全是坏事。”他告诉我。坏消息是，外籍研究员无法在冈贝继续工作了，珍自己在许多年里也不能在那里工作，除非有军队护送。“好消息是，第二天，数据收集的工作就立即由坦桑尼亚当地的野外考察团队接手。”当时，这些坦桑尼亚人在数据收集方面都已接受过至少一年的训练，但仍然仅仅发挥着追踪仪的作用，帮忙找猩猩、辨认植物，并且保证白人研究员在天黑前安全回到营地。随后就发生绑架事件。“从那天起，接力棒就传给了他们。”柯林斯说。只遗失了一天的数据。今天冈贝黑猩猩研究团队的带头人是加博· 保罗，监督着美多迪· 维亚姆皮、马贡贝· 叶海亚、阿姆里· 叶海亚等23名坦桑尼亚人的野外观察和数据收集工作。

　　对冈贝造成影响的灾难不仅仅是邻国蔓延而来的人类武装矛盾，黑猩猩内部的政治关系也常充斥着暴力。1974年开始，卡塞克拉群落(冈贝研究的重点)对一个叫做卡哈马的小群落发起一系列血腥袭击，这段侵略时期在冈贝年鉴中被称为“四年战争”，这场战争导致部分黑猩猩死亡，卡哈马群落遭彻底歼灭，其领土被卡塞克拉兼并。在卡塞克拉群落内部，雄性为争夺首领地位而进行的斗争同样充满政治和暴力色彩，而雌性中也出现过若干起母猩猩杀死竞争对手幼仔的案例。“刚到冈贝的时候，”珍写道，“我以为黑猩猩比人类更友好，但时间证明并非如此，它们有时和人类一样邪恶。”

　　冈贝从未有过伊甸园般的安宁，疾病也不时入侵。1966年暴发一种致命病毒(很可能是从附近人类身上感染的脊髓灰质炎)，导致六只猩猩死亡或失踪，另有六只局部瘫痪。两年后，一种呼吸道疾病(流感？细菌性肺炎？)蔓延开来，白胡子大卫和另外四只黑猩猩失踪。1987年，又有九只黑猩猩死于肺炎。这些事件反映出，猩猩极易受到人类所携带病原体的感染，同时也说明冈贝的科学家们为什么对传染病的研究课题极为关注。

　　这种关注因公园边界外发生的环境变迁而升级。数十年来，周边村民为维持基本生活而艰苦斗争——从陡峭的山崖上砍木柴，在山坡上种植作物，旱季时焚烧草场和灌木制成肥料，生儿育女并努力将其喂养成人。20世纪90年代初，森林砍伐和腐蚀把冈贝国家公园隔离成一座生态孤岛，受到人类的三面夹击，第四面则是坦噶尼喀湖。这座孤岛上生活着大约一百只黑猩猩，按照保护生物学标准，不论怎么说，这一数量也不足以组成能够长期生存的种群——无法规避近亲繁殖的负面影响，也无法抵挡下一场流行病的暴发，而这下一场疾病，可能比脊髓灰质炎更具传染性，比流感更加致命。珍意识到，除了继续对人类深爱的、即将走入绝境的猿类种群进行研究外，还必须做出些别的举措。而且，这些举措除了涉及黑猩猩，还应当考虑到当地人。

　　她在附近的镇子上遇到一个名叫乔治· 施特龙登的德国农学家，并在他的帮助下建立坦噶尼喀湖集水还林与教育计划(TACARE)，该计划在1995年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在24个村落中开辟苗圃。计划的目标是扭转山坡不断荒瘠的局势，保护村庄水域，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通过帮助村民种树，最终把冈贝与远处的一片片森林(其中一些也有黑猩猩居住)重新连接起来。比如，冈贝以东大约15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叫做奎坦加的树林，其中居住着一小群黑猩猩；东南方大约80公里外，有个叫做马西托-尤加拉的生态系统，给养着500多只黑猩猩。如果通过建设森林走廊，可以把其中一个区域与冈贝连接起来，便可增强基因流动、扩大种群，从而使猩猩群大获裨益。但同时，它们也可能因为互相接触而传染疾病。

　　不论怎么看，这都是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珍和追随者们谨慎且耐心地一步步前进，在社区合作、减少植被焚烧和天然林再生等方面已经取得一些鼓舞人心的成果。

　　造访冈贝的第二天早上，在珍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不定期居住的房屋上方，不远处的一条小路上，我碰见一群黑猩猩。它们沿着山坡闲晃，悠闲地找寻早餐，大部分时间在地上行走，偶尔窜到牡荆树上摘食深紫色的小浆果，看起来对我和坦桑尼亚研究员的存在视而不见。这群猩猩中有些成员的名字，或者至少其家族史，为世人所熟知。有小魔怪(梅丽莎的女儿，珍刚来时，梅丽莎还是只年轻的雌猩猩)、小魔怪的女儿盖娅(背着只幼仔)、盖娅的妹妹金光、帕克斯(因食用同类的肉而恶名昭著的派琴之子)和福芝(范妮之子，菲菲之孙，弗洛之重孙。深受爱戴、鼻子丑陋的女家长弗洛因珍的早期作品而知名)。同时还有泰坦，一头15岁的大块头雄猩猩，仍处在生命的上升期。

　　冈贝国家公园规定，不允许近距离接触黑猩猩，然而有时会出现的棘手状况是，得防止黑猩猩接近你。身材魁梧的泰坦自信满满地大步流星而来时，我们都躲到一边，让它昂首阔步地从近在几厘米的地方擦肩而过。泰坦一辈子都在与无害的人类研究员、他们的笔记本和检查单打交道，已经对此习以为常。

　　另一件反映黑猩猩对人类司空见惯的事实：小魔怪在小道上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大便，之后金光也排泄了一通。它们刚晃悠着走开，一名叫做参孙 · 谢德拉克 · 平杜的研究员立马戴上黄色乳胶手套上阵，他蹲在小魔怪纤维丰富的橄榄色大便旁，用塑料小铲取一些放入标本试管，在标签上注明日期、时刻、地点和小魔怪的名字。试管内装有一种叫做RNAlater的稳定剂，能够保存各种RNA(比如逆转录酶病毒的RNA)，以备之后进行遗传分析。研究员们每月都要从尽可能多的黑猩猩个体那里搜集粪便，装入试管，这些试管之后会运往比阿特丽丝· 哈恩在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的实验室，十年来，哈恩一直对冈贝的猿猴免疫缺陷病毒进行研究。

　　黑猩猩体内的猿猴免疫缺陷病毒在学术上称为SIVcpz，是HIV-1的前体和源头，而HIV-1正是导致世上多数艾滋病案例的罪魁祸首。(同时还有HIV-2。)尽管命名如此，但此前，还没人发现SIVcpz导致野生黑猩猩免疫系统衰竭的现象——直到哈恩把自己的分子遗传学专业知识与冈贝的长期观察所得数据相结合。实际上，以前人们认为SIVcpz对黑猩猩无害，这样的推测让人心生疑问：这种病毒是怎样在人类世界引发致命流行病的？或者说，为什么会引发？无害的猩猩病毒是否经历了几场重大突变，从而成为人类杀手？ 2009年一篇论文在《自然》杂志上发表后，这种想法就须重新考量了。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是布兰登· F。基尔(当时在哈恩的实验室工作)，比阿特丽丝·哈恩和珍·古道尔在合著者之列。文中报告称，SIV呈阳性的冈贝黑猩猩与呈阴性的相比，在同一年龄段的死亡率要高10到16倍。同时还发现了三具SIV阳性的尸骸，其组织中(以分子水平的实验室结果为依据)显示出类似艾滋病的损害迹象。这暗示着一个残酷的事实：看起来，一种类似艾滋的病症正威胁着部分冈贝黑猩猩的生命。

　　把人类与黑猩猩联系起来的所有纽带、共同特点和相似之处中，这一现象恐怕是最令人不安的了。“得知现在的黑猩猩出现提前死亡的迹象，让人惊恐不已。”珍告诉我，“我是说，这种病毒存在有多久了？从哪里来？对其他种群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为了非洲各地黑猩猩的生存，这些问题亟需解答。

　　但是，与此同时，这项令人沮丧的发现中还暗含着针对人类艾滋病研究的潜在重要性。安东尼· 柯林斯指出，尽管在其他地区的黑猩猩群落中也发现了SIV病毒，但是“这些种群都不是习惯于人类观察员的研究客体，并且很显然都没有长时间的宗谱记录，而且都没有驯服到可以让人每月从每个猩猩那里采集标本的程度”。片刻之后，他又补充道：“病毒的存在令人遗憾，但我们可以从中获取大量信息与启发。”

　　1960年，一个没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动物爱好者，怀着满腔热情在坦噶尼喀湖畔的冈贝河野生动物保护区扎下营来，观察黑猩猩的生活。如今，珍· 古道尔的名字已经成为黑猩猩保护的代名词。冈贝的黑猩猩研究是人类对野生物种进行的最长久、最细致的研究之一，如今仍不断揭示出有关黑猩猩的新知。

　　撰文：戴维· 夸曼 DAVID QUAMMEN

　　翻译：陈昊

　　大多数人不会在某个确切的时间点遭遇命中定数，珍· 古道尔却是如此。

　　1960年7月14日早上，她踏上坦噶尼喀湖东岸一片荒僻的卵石滩。当时，这里叫做“冈贝河野生动物保护区”，是1943年英国殖民政府建立的一个小型保护区。这是她初次造访此地，她带了一顶帐篷、几个马口铁盘、一个断把的杯子、一副劣质望远镜、一个名叫多米尼克的非洲厨子，还有她的母亲(人们担心她只身进入独立前坦噶尼喀的野地会不安全，坚持让她带一名陪同)。她来这儿为的是研究黑猩猩，或者说，至少抱着尝试研究的希望。局外人等着看她以失败收场，但有一个人——在北部的内罗毕招募她执行此项任务的古生物学家路易斯 · 利基，却相信她有胜算。

　　挨着渔网把帐篷扎在岸上的一群当地人对古道尔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帮助她们把设备运上岸。珍和母亲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把帐篷整理停当，傍晚5点左右，有人前来报告，说看见了一只黑猩猩。“于是我们就去了，”珍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然后便看到那只猩猩。”她只是远远地、不甚真切地瞥到一眼。“我们赶上围观渔民的当儿，它已经走了，尽管我们爬到邻近的山坡上，还是没能再看见它。”但她注意到，附近一棵树上有个用折下的树枝铺成的猩猩巢，并且将这一情况记录下来。这份资料，这最初的巢穴，开始了现代野生生物学最具重要性的伟大传奇之一：珍· 古道尔及同僚50年来对冈贝黑猩猩进行的坚持不懈、无比详尽的研究。

　　颇具神话色彩的科学史记载了这一传奇旅程中的精彩瞬间和标志性事件。年轻的古道尔女士初来乍到时没有任何科学方面的资历，甚至连本科文凭都没有。这位天资聪慧、干劲十足的英国姑娘毕业于一所文秘专科学校，打小就热爱动物，并梦想着在非洲进行动物研究。古道尔家生活拮据，家中女人挑大梁，见不到男人的影子。在冈贝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她与困难艰苦斗争，试图建立一套方法体系，却因为发烧(极有可能是疟疾)耽误了不少时间。这期间她在山林中徒步行走了许多公里的路，却没能看见几只黑猩猩。直到有一天，一只下巴上长着灰白胡子的雄性老年猩猩，出人意料地向她表示了试探性的信任。她把老猩猩命名为“白胡子大卫”，在它的帮助下，她观察到三种颠覆体质人类学常识的现象：黑猩猩吃肉(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它们是素食家)，黑猩猩会使用工具(把植物茎干插入蚁穴捉白蚁)，还会制造工具(剥去茎干上的叶片)——最后一样被人视为人类智能的独有特点。这三项发现中的每一个，都进一步缩短了人类与黑猩猩之间在智力与文化上的差距。

　　其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是对黑猩猩制造工具能力的发现，在人类学领域掀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制造工具之人”的说法占主导地位，几乎成为对人类的规范定义。路易斯· 利基对珍的消息感到震惊不已，他写信对她说：“如今，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重新定义‘工具’，要么重新定义‘人类’，要么把黑猩猩列入人类范围。”这番话具有纪念意义，标志着对人类本质的思索进入新阶段。还有个有趣的现象应该记住，那就是，这三项最受称誉的发现，不管其具备革命性与否，都是珍在野外考察的前四个月里实现的。她起步很高，但对于她在冈贝的工作，却不能用这么短的标尺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