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科学界的盘点不断展开，去年年初曝光的井冈山大学论文造假事件屡被提及。

　　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师钟华和工学院讲师刘涛为责任人，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的70篇论文存在造假现象，被一次性撤销。这起中国SCI论文饥渴背景下的疯狂案例曾令国际舆论哗然。
 

　　实际上，即便在我国最高水平的科研机构或国家部委高层次的评审中，算数量、比速度，也是比较明显的问题。一些还算好但并非真正突出的发现，因为其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尖杂志，就被国内领导和部门作为突出贡献而庆祝并给予极大的支持。
 

　　近年来，我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突飞猛进。最新的媒体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真正极好的论文，在中国还是凤毛麟角。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科学界如何潜心学术、摒弃急功近利专访北京大学教授饶毅。他一直坚持科研的质量、回归科学本质，秉持“慢”的理念。
 

　　2007年，时年45岁的饶毅从美国西北大学归国，他曾任该校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其实验室研究方向是高等动物发育的分子信号。饶毅的回国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并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
 

　　记者：在国内的学术圈中，您的论文数量似乎并不多？
 

　　饶毅：论文是发表你的科学发现。论文可以看数量也可以看质量。如果用《让子弹飞》来比喻，你可以算很多次枪声后击中很多目标，但也可以看看子弹 击中了什么目标。中国现在可能主要看枪响后报捷的喜报用什么材料，就是问发表在什么杂志，而很少人能判断打下的目标到底多重要。
 

　　我自己的论文数量比较少，自从2004年有独立的国内实验室后，发表过3篇原始文章。其中，两篇是神经发育：2005年《细胞》报道GSK参与极性形成，2007年《发育生物学》报道ILK参与极性形成；一篇是行为，2008年《自然神经科学》报道鱆胺参与争斗。
 

　　另外2005年我应邀在《自然神经科学》发表过一篇述评，评论同期一篇文章，虽然不是我们的研究，但我挺喜欢这篇文章，它对原研究者的结果提出不同的解释。
 

　　而2006年、2009年、2010年，我在北京的实验室论文数量为零。
 

　　这是国内实验室中发表论文特别慢的活标本，可供批判。
 

　　记者：我发现有个很矛盾的现象，您经常在中国报刊写文章，好像不低调，但对科学却很有耐心，又很低调。

　　饶毅：不矛盾。我写的中文文章，是为了推动改革、为了改善科学文化、为了让青年学生少受不良风气误导，所以数量不能太少。而科学是我的本行，无需在公众中谈。我自然有我的科学交流对象，而且我主张研究过程中积极交流，而不仅限于交流已经发表的工作。
 

　　记者：很多人对您个人实验室的情况也很好奇？

　　饶毅：我的实验室，无论是以前在美国的实验室，还是后来在北京的实验室，迄今为止，速度都不算很快。
 

　　在我的实验室，做实验完全取决于做实验者的喜好和自身动力，学生、技术员都有很大余地，而且他们多半很有主见。前不久的组会上，一个学生在回答我建议时说“好”，实验室其他人员惊讶了半天：好像是第一次听学生说“好”而不是反驳我。
 

　　一般来说，我的实验室不依赖速度的竞争，而是需要多想，多探讨，选择别人不太做的领域。
 

　　在美国时，我实验室做得最多的是神经导向分子，特别是1999年发现Slit蛋白质是神经纤维排斥性导向分子。这是我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Corey Goodman、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Marc Tessier-Lavigne同时发现的。
 

　　他们都是比我年资高的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Goodman的年资可以做我老师，Tessier-Lavigne是新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因为1994年证明第一个导向分子的工作闻名于世。1999年我们三个实验室的论文发表在同一期《细胞》杂志上。
 

　　我的实验室当年还有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自然》和《神经元》，报道Slit参与神经细胞迁移的导向作用。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才能在该 领域做下去。后来，从1999～2009年十年，我们共发表约20篇论文，全部集中在神经导向，以Slit为主，也做过其他两个分子，所有这些都集中理解 一个问题：导向的分子机理。
 

　　记者：回国以后呢？

　　饶毅：我希望在中国的工作和我在美国的工作一样。我回国的时候，估计能做到这点。但是，从发表的论文看，我在中国的实验室，论文数量特别少。即使如此，我现在也有信心把国内的工作做得比美国的好。
 

　　这几年我的实验室研究方向从发育转到行为。实验室一些学生探讨和摸索了不同的行为范式，最后我们决定做社会行为的分子和细胞机理，用遗传学和分 子生物学的途径，剖析动物间相互作用的机理。这种转型，本身需要时间。我们进入新领域，行为领域的人不熟悉我们。行为和发育不同，有很多人工观察的部分。 我不放心，重要实验，我都至少看两个以上学生重复的结果，不能出纰漏，必须严谨。所以，对于自己实验室的“慢”，我觉得至少在目前是必需的。
 

　　记者：如何解读这种“慢的标本”？

　　饶毅：科学研究的慢，不是偷懒不做，而是指重要的结果出现慢，但研究者积极思考，积极推进研究。
 

　　是否慢与个人风格和特色有关，也和研究的性质和领域有关。我们实验室因为研究性质、转型、风格、时期等多种综合因素，不可能快。我们不是故意追求慢，是速度不能做我们的目标，质量和高度更受重视。
 

　　在科学界，有少数科学家个人的产出可以既快又好。或许可以说，这是学术界都喜欢的“西施”，我们实验室很尊重和羡慕做得既快又好的科学家。
 

　　但是，我自知不是“西施”，而是有很多缺陷的研究者，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什么都做好，不可能很快，也就不宜“东施效颦”。
 

　　记者：论文发表的杂志好像大家觉得很重要，您如何看？

　　饶毅：在哪个杂志发表，说明当时一些同行对论文质量和重要性的看法。但是，它并非所有同行的看法，而是几个审稿人的看法，有时可以出现偏颇，而且有时间问题。所以，虽然发表的杂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文章的重要性，但是也会出现不准确的时候。
 

　　比如，神经生物学近年最重要的一个技术发明是光遗传学，就是用光来操纵分子，发明技术的两篇关键论文，值得获诺贝尔奖，但它们在《自然神经科学》和《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而很多相关的后续文章发表在《自然》、《科学》和《细胞》上。
 

　　这是因为刚刚出来时，几个编辑和审稿人没有马上意识到其重要性，而后来大家很快都意识到重要性，所以后续的文章刊登在更显眼的地方。其他领域也 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所以，一定要看内容、做学术判断，而不能单纯看发表杂志的名称。如果只看杂志名称，那么我们各个单位就不用科学家，而可以请初中生来评 价科学了。
 

　　记者：您是否也感受到了一些压力？

　　饶毅：目前中国科学界比较求快，对我也不例外。
 

　　有人讥笑我老得不行而回国，有人认为我只能写博客不能做科研，有人认为我做不出科研成果才谈政策……不一而足。
 

　　也有人好意告诫我发表论文比发表议论重要，而且应该又快又多。实验室的学生也有善意的担心。我不愿骚扰实验室学生，不会经常催结果，而是有问题就讨论。
 

　　但我不可能做到又快又好，只能有选择。
 

　　好在我已有工作基础，而且2005年在中国发表过一篇《细胞》论文，我得到的支持可以持续一些时间，只要我不怕喝倒彩的压力，不脱离自己的特点转而追求急功近利，还可以承受慢一些带来的压力。
 

　　记者：对于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您有哪些建议？

　　饶毅：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特别是年轻的研究者，目前比较难，如果做得慢的，在国内压力会比较大。
 

　　我现在愿意出来讲这些不是我自己需要特别支持。我接受中国青年报的采访，就是想提供一个标本，希望国内多一些单位能选拔和支持一些慢的人，特别 是一些年轻人。在目前情况下，选择优秀的人、有潜力的人、积极工作的人，即使他们“慢”，也支持他们，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支持快的人，支持错了，也没人责 怪。而支持慢的人，也可能有搞错的时候，作为各级资源掌握者、决策者，这很不容易。
 

　　但是，世界科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今后最重要的科学发现，既可能出自快的途径，也可能出自慢的方面。因此，不同的科学工作者根据各自特点，有所选择，有得有失。　　本报记者 雷宇

铁凝

黄华华

许为平

霍德明

褚树青

“我很欣赏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的一句话：变美可能是痛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因为人生总有痛苦，但是，我觉得文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把所有的痛苦变丑，而是变美。

温暖的力量是强大的是更不容易的力量，向善的力量、穿越了沉沦以后上升的力量、提升的力量是更难的，需要更大的勇气，需要更高远的境界。小儿女的小悲欢和小温馨并不是我的追求。”

——铁凝谈文学创作

现在公务车太多、太滥了。过去副省长以上才有专车，现在股长的屁股都冒烟，有的退休后车还跟着使用。

——广东省省长黄华华表示，广东将不会限制私家车的购买，而是先限制公务车的使用。

“我们非常感谢政府给我们提供的便利，特别是交通便利，昨天一路警车开道。但是北京的交通已经很拥堵了，我们作为委员是来给政府出主意的，怎么能享受这种特权呢？”

——北京两会期间，政协港澳台侨工作顾问、英国道丰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许为平在座谈时表示。

“如果没有决心，一百个五年计划也没有用。这不是五年计划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挑战收入分配的问题，而是政治领导人有没有决心要推动改革。”

——北京大学教授霍德明如此回答从“国富民穷”到“民富国强”还需要几个五年计划。

“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选择离开。”

——杭州市图书馆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包括乞丐和拾荒者。对他们的唯一要求，就是把手洗干净再阅读，引发一些读者异议，认为这是对其他读者的不尊重，馆长褚树青回应说。

大年初三，安徽无为县钱氏祠堂，族人过年请了戏班唱戏。 本报记者 钱昊平 摄

故乡地 安徽省无为县

家乡话

收取修谱的捐款比以往各类集资款都好收。几乎没有推脱的，不少人都超额捐款。这是涉及子子孙孙的事情，不能不出钱。

再修祠堂意义何在？有人提出利用钱氏祠堂募集助学基金，资助考上大学的钱氏后裔，但目前尚未明确。———族人

正月初三下午，堂弟带我去看了一场戏。

露天戏台，剧目是庐剧《仁义状元》。在露天戏台前看戏，于我而言，已是24年前的事了。

这次再看戏，戏台已不是搭在村内，而是换到了无为县钱氏祠堂内。

钱氏祠堂是钱氏后裔集资捐建的，2009年落成后，去年和今年两次春节都请了戏班唱戏。有了祠堂，家乡人春节期间多了一个聚会的去处。不少外出的钱氏后裔，还会趁春节期间在此祭拜祖先。

连续几年回乡过年，我发现地处中西部的故乡，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认祖归宗的观念在民间不断强化。老家兴起了一股续修族谱、兴建祠堂的热潮，仅我们泉塘镇就有钱氏、张氏、王氏、陈氏等十几个家族的族谱重修联络点。

生活变好

族人热衷建祠堂

无为县钱氏祠堂离我家约2公里，离我们村这么近，不是因为我们村全部姓钱，而是那个山岗上长眠着无为县钱氏的开基始祖。

听老家的人说，修建钱氏祠堂的动议始于2007年。

之前，我们那边各宗族的祠堂基本都已毁弃。2007年，无为县政府一退休多年的钱姓局长，萌生修建钱氏祠堂的念想，他首先将争取对象锁定在姓钱的官员当中，经联络，我们县曾任、现任局长的钱氏后人有10个。

此10人一拍即合。

但修建祠堂属于民间事业，经费何来？

可行的办法只能是钱氏后人捐款，他们10人商量后印刷了宣传资料，先在钱氏宗姓内征求意见。

没料到，我们那里钱氏家族对修族谱、建祠堂热情高涨，生活富裕了，都表示愿意捐款。

最后，商定的捐款标准是钱氏后人每人50元，五保户、孤寡老人免收。

春节7天，没去走亲访友，没去旅游度假，一家三口集体宅在家里，看书、看电视、泡网络，而平日里就积累起来的无聊与无奈便被这些看似丰富的活动集中引爆了。

先说电视，换台再换台，翻了几遍，综艺节目和影视剧多数时候停留在装疯卖傻与打打杀杀之间，电影频道偶有好片，偏偏又是重播经典，连惟一信赖的科教频道不知何时也学会了虚张声势，让人不得不疏远。再说书籍，本想趁着长假盘点一下这一年看了多少书、什么书，结果很崩溃——畅销榜上、书评版上的书看了不少，实用的、轻松的、八卦的、怀旧的，但回头一看，不要说值得珍藏的少而又少，就是直抵人心，能让人感动和琢磨的也不多。

如今，文艺作品数量大为可观，但看上去热热闹闹、花团锦簇的背后却总给人一种贫血之感。个中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缺少了文学这个供血之源。

正所谓文学是母体，是影视作品、戏剧乃至所有文艺作品创作的源头。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半个多世纪风雨历程，却没有出现太多能影响几代人、感动几代人的扛鼎之作，更没有出现公认的、能领风气之先的大师。虽然我们可以用花哨的腰封把任何一本质量平平的小说捧成“传世之作”，但这显然只能造出文坛富豪，却造不出文豪。

文学领域为什么不出大师？有人说，文学大师必生于动荡与苦难之中，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如今是和平年代、和谐社会，大师便出不来了。还有人说，不出大师是新媒体的错，电视的兴起让我们的文化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网络的出现则更为凶险，让我们的阅读和思维碎裂成片，失去了思考的时间与能力。而如今连博客都OUT了，微博正在时尚的风口浪尖，意味着我们已然破碎的思维正被剁成更细小的粉末……

找原因是容易的。但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称之为“文学大师”呢？用毛泽东评价鲁迅的话来说，就是能“动天下之心”，可放眼望去，当下文学领域的精英们，有多少是以用己之心动人之心的标准要求自己的？

大师之大，不在于有多厚的著作，而在于思想与人格。如今社会盛行功利之风，文学也未能幸免，作家不是在影响社会，而是在被社会的功名利禄、灯红酒绿牵着鼻子走。于是我们看到了太多“工匠”、“写手”、“策划高手”，但他们打开龙头，流出的只能是口水，而不会是思想。

与没有大师相比，不再去追问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文学大师，才是更可怕的。但愿文学领域还有幸存者没有被功利潮流淹没，或是学会了潜水，在水面下继续思考，并在未来把思考结果写出来给我们看。

　　珍贵树种经营效益正在显现

　　珍贵树种周期长，见效慢，老百姓是不是不想种？

　　这正是我们想要大家看看中国林科院热林中心这个典型的初衷。实践证明，它具有非常大的意义。中国林科院张守攻院长说，我们现在做了30年，等到了50年，到了可持续的轮伐阶段，一亩地砍一株树，比砍掉一亩普通林地拥有的整个林子的价值还高。如桉树做纸浆，400元一立方，而珍贵树种一吨就300万元，因此，只要一株两株就比砍掉整片普通林子都高，而且其林子始终还维持着，存在着。过三五年，再砍一两株，这样经营面积就要稍微大一点，因此，如果具有一定规模，经营起来就更加有效。

　　目前，人们考虑的大多是五年、十年、十五年的短周期，很少从儿孙几代去考虑。因此，这就需要国家有政策有前期投入，辅助老百姓走过前面困难的30年。

　　珍贵树种可持续发展的意义非常大，不仅有意义，而且有可行性。只有前期得到足够的支持，大家瞄准这个方向做是完全可以成功的，而且其经济效益不低。这三个方面都可以从热林中心这个典型的实例来说明。中心营造的珍贵阔叶用材林生长快，径高蓄积年生长量均达到1米和1立方米，经济效益高。

　　1983年种植的红椎示范林，每亩蓄积达到25立方米,经济价值达4.4万元，与同龄松、杉林相比，产量高20%以上、产值增加2倍以上。30年生降香黄檀、香椿等多树种石山造林，林分蓄积量为234.8立方米/公顷，其中降香黄檀蓄积量为81.7立方米/公顷，香椿等树种蓄积量为153.1立方米/公顷。按海南黄花梨市场价300万元/吨计,产值超过4500万元/公顷。9年生西南桦×红椎林分，西南桦平均胸径20.0厘米，平均树高17米，最大胸径27.1厘米，最高20.4米的红椎，平均胸径12.9厘米，平均树高13.1米，林分蓄积量为133.6立方米/公顷。

　　8年生灰木莲×杉木林分，灰木莲平均胸径23.6厘米，平均树高16.6米，最大胸径29.2厘米，最高18.5米，林分蓄积量216立方米/公顷。

　　珍贵树种能发挥森林多功能效益

　　张守攻认为,珍贵树种同样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改良土壤等功能。它与速生丰产林有着很大的区别，速生丰产林过了7年、10年，每砍伐一次，其生态效益和碳储量等都得从头开始，因为成了无林地，只有当重新成林后才能发挥我们所说的这些效应，就相当于波浪似的，重新开始。而珍贵树种不会这样，因为砍伐少，有着连续作业的体系，连续发挥其生态功能，多功能效益一直在发挥，经济效益也在不断地发挥。我们推广珍贵树种，并非完全否定短周期速生树种，因为短周期树种在立地条件比较的情况下，在工业发展有需求的情况下，可用一定的土地开展集约化经营，两者并不矛盾，各有特点。当两者的发展比例合理了，既能解决工业发展需求，解决人们生存需求，又能解决多功能对生态效益的需求。

　　多功能森林经营实践方式有多种

　　多功能森林经营是一种理念，这种理念的实践方式有多种。比如人工林，红椎、米老排、西南桦，以前都是纯林，但现在这种近自然的经营方式我们诱导成多功能成的混交林，实际上它本身就是多功能的。所以多功能只是一种理念。经营时有不同的功能，如林场经营的是用材林，而非水源涵养林。但在经营用材林时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态效益。

　　那么，经营这么多年珍贵树种，对中心有帮助吗？

　　“有。”张守攻说：“以前这儿是采石场，那时按照三层模式栽下不同树种，开始完全是靠我们说的那种短周期的择伐的方式，而现在许多间伐材发挥了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采伐量明显降低，而经济效益没低，有时甚至稍有提高。因为目前未到主伐阶段，整体上的生长量很大，目标树的生长量也很大，所以目前暂无大量采伐的打算，采下来的是间伐对象，而非以采伐木材为主。即使这样，间伐材也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基因库引进外来树种，是作为后备资源来用的。是想看它利用的方向、发展的模式是什么，是否能够推出去，又怎样推出去。现在我们已经推出了50多种，这是我们研究清楚了以后，把它们往外推。我们引进不是保护，保护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作为育种资源，作为我们的后备力量。

　　是否有繁育珍贵苗木？

　　张守攻院长认为，如每年提供100万株给崇左市新农村珍贵树种发展的示范，未来每年延续提供10万株促其稳定发展。可以移栽到马路两边，“四旁”，应该提倡老百姓房前屋后栽种，为儿孙造福。推广到家喻户晓，现在的崇左市就是这样推广。

　　如今，国家林业局正对珍贵树种设立专项，组织专家攻关。(王建兰)

小林多喜二

值得关注的日本导演萨布

亚洲近十年间最有才华的导演，除了韩国的金基德，我还比较关注日本的萨布。从《盗信情缘》就开始喜欢，历经《倒霉的猴子》、《疯狂星期一》、《幸福的钟》、《驾驶》，一直到晚近的《蟹工船》。萨导演（其实本姓“田中”）与金导演的影片，有一个地方与我们这二三十年来看到的华语电影明显不同：都没有把个人影像风格的追求，与电影的文学性对立起来，所以片子往往既有视觉上的惊喜，也有来自剧情的吸引力。

萨布的一些电影，乍一看，挺像是状态奇好、却又不怎么卖钱时的“杜琪峰+韦家辉”（我指的是《一个字头的诞生》、《再见阿郎》时段的杜、韦），但细细品来，却发现无一处不更趋于极致，且更具温情和悲伤的妖异。

《蟹工船》与危机时代结缘

萨布最近被瞩目的影片当然是《蟹工船》。这部改编自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旗手小林多喜二先生同名原著的电影，怎么看怎么像一部面对“资本与信息全球化时代”度身打造的寓言。遥远而寒冷的堪察加海域，那艘巨大的、内部热气腾腾的捕蟹加工船，没日没夜地生产着蟹肉罐头。来自穷乡僻壤的蟹工们不但要在恶劣的食宿环境下，承受超负荷的劳作，还要忍受来自监工的毒打、无望人生对心灵的煎熬。逃跑的人会被抓回打死，驯服者则被当成机器，一再被驱使着去为奸商和军国主义创造新的“生产纪录”。对于蟹工们来讲，他们一天辛劳之后最美妙的时候，竟是围聚在一起谈论怎样去死，然后怎样在下一辈子投胎到一个富裕人家。为了靠近这个梦想，他们竟然会去尝试集体上吊……

与卡夫卡不同，小林多喜二是一位现实主义小说家，他无意去营造什么形而上意味的寓言，他笔下的一切，都是指向当时无产阶级备受剥削与凌辱这个全球性事实的。《蟹工船》虽是小林先生最著名的作品，但由于创作时作者只有二十六岁，笔法和表现力都还略显粗放，同时也因为作者当时参加无产阶级政治活动，主题多少有些“过于为理念服务”的直接，比起他的那些短篇小说来，反倒不是他小说技艺上第一档次的作品。可这个作品像是天生与危机年代有缘：《蟹工船》问世于第一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1929年，真正在日本引发轰动，则是从2008年起——这也正是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开始全面肆虐整个世界的时刻。该书1929年初版的时候也就印了5000册，2008年重印迄今，仅新潮社的袖珍版就达到了百万印数！这还不包括其它出版社和几个漫画的改编本。要知道今天日本的流行阅读趣味，可是由渡边淳一、两位“村上”（村上春树和村上龙）、筒井康隆、片山恭一乃至于手冢治虫、藤子不二雄、宫崎骏、臼井仪人等漫画名师培养起来的，就连信奉存在主义的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都很难跃入接受趣味的主潮。年代更早、立场也更加左翼的《蟹工船》能取得目前的认同，不能不说有今天读者在金融危机和高房价下物质与心理的双重压抑，与作品中所描绘的船工精神处境相近的缘故。

找到原著与当代人生存状态的通道

作为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段，制造过非人恐怖景象的捕捞加工行业，蟹工船早在1970年代已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蟹工船》的社会并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我们每天看到的、听到的现实”；“我们生活在《蟹工船》的时代，我们就在《蟹工船》上”；“铁棒、手枪等从外部伤害人的肉体的凶器”被“换成了从内部伤害人的精神灵魂的凶器”……这是媒体上为我们报道的、网络时代的日本读者，对小林多喜二小说的读解。日本作家雨宫处凛更是直陈：感觉现在没有固定职业的日本年轻人的生活和小说中的劳动者在蟹工船上的悲惨遭遇非常相似。类似这些感受，显然也正是导演萨布选中小说进行改编的原因。萨布以往的电影，主人公便是以压抑中的年轻人居多，他们大多在都市和商业范围内，游走于压抑与挣扎的状态，但除了疯狂、死亡和白日梦，很难找寻到一种切实的希望。许多时候，萨布电影的主人公可能连说出《蟹工船》开头那句著名的“走！进地狱去!”对白的智力和脾气都没有。这些全球化、都市化巨轮上的人们，貌似比当年的蟹工更多自由与自主，却更早（几乎是与生俱来）、更驯服地成为了资本黑手下的行尸走肉。

也许正是因为上述一贯的思考，电影版《蟹工船》并没有对小说原著中所揭示的时代和事件背景，做多么明确的展示与交待。像曹雪芹写《红楼梦》一样，萨布刻意模糊了年代，直接把堪察加海域上的那艘加工船，打造成了沟连人间与地狱的一个“中间地带”。它丧失人性、惨绝人寰，夹杂了死亡与梦幻的复杂气息。与此同时，工人们的期望、工人领袖的演讲和牺牲，却又因为这种背景的模糊而增强了跨越历史的说服力，甚至，多出了许多面对现实的励志意义。影片结尾处那介于正常片速和常规慢镜头之间的讲述工人们面对工头的殴打，扔掉手头活计、毅然走向抗争的“快慢镜头”，是我在萨布电影，也是近年所接触的当代电影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幕。就连影片最后的台词字幕“好，让我们再挑战一次”，也让人觉得比原小说译本里“于是，他们站起来——再来一回”或“于是，他们站起来了——又一次！”之类的翻译显得更为给力。

两三个词的差别，其实对一部以思想和抗议性著称的作品而言，真的不算什么，这种好感的产生，我想还是由于作为改编者的萨布在原著与当代人的生存状态间，找到了一条切实而天然的通道。在整个观看该片的过程里，我不止一次从心底发出慨叹——我想起了早年在中学课本里学过的、夏衍先生的《包身工》，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在电视上看到的、同样是日本电影的《啊，野麦岭》（导演是山本萨夫），想起了近年在新闻里看到的沿海城市一些企业劳工处境的报道。或许在一个流行让特务们在电视剧里谈恋爱，和张爱玲粉丝满网络乱窜的年代，新文艺名著的产生，乃至老文艺名著的翻生、翻身，也未必真就那么难吧。

我又想起了那些同行、主编、评论家、导演或出版商们日复一日的口若悬河——哦，没有好作品，没有好剧本，没有……

北京的胡同让人印象深刻

打工子弟小学也上镜

画面为“角度篇”截屏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制作的国家形象片“角度篇”目前已制作完成。该片将在春节期间通过“探索频道”等海外媒体对外播出，覆盖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新加坡、韩国、泰国、印尼等亚太国家。春节后，“角度篇”将在欧美等国播出。

昨天，记者专访了国家形象片总导演高小龙。

高小龙做导演已经20年，此前曾与张艺谋合作担任过北京申奥宣传片执行导演及奥运会开幕短片《笔墨纸砚》导演等诸多大型国家级形象宣传片导演。

他说：“这部宣传片为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

拍摄内幕

自然呈现  “没教任何人怎么说”

“我们不教任何人怎么说，就是自然流露，在‘角度篇’中还有很多抓拍的镜头。”高小龙导演说。

高小龙说，其中很多都是摄制组在各地街头的随机采访，比如拍中关村地下通道里唱歌的歌手。当天现场，摄制组看到有位中年女性站在那里认真地听歌，听了很久都没走。很好奇，就一直在现场等，最后看到她满眼都是泪，就赶紧把这个用镜头捕捉了下来，“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最真实、最自然，不是演员演出来的。”

“还有一次在鸟巢拍摄时，最初是找演员开车，车上悬挂国旗，然后让演员驾车围着鸟巢行驶，但是摄制组人员看到片子后都觉得不真实，最终放弃了这个片断，重新拍”。

高小龙指出，“人物篇”和“角度篇”没有可比性，一个是几十秒的广告，一个是17分钟左右的专题片，后者更加娓娓道来表达起来更从容。在“角度篇”的开头，创作者提出了“我们是谁”、“我们在想什么”、“传统是一种背负，还是一种推动发展的动力”等五个问题，为“角度篇”定下基调，整部片子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高小龙说，“角度篇”通过“开放而有自信”、“增长而能持续”、“发展而能共享”、“多元而能共荣”、“自由而有秩序”、“民主而有权威”、“贫富而能互尊”、“富裕而能节俭”8个章节系统、辩证地阐述了当下中国。

“‘角度篇’试图通过当下中国百姓日常生活常态的多样图景来论证这些观点，影片是在呈现一种状况，说明一些现象，并不想有任何的说教。”高小龙说。

据介绍，为了全方位呈现当下中国，摄制组兵分五路，“深入民间，捕捉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他们走遍了中国的边疆，去了数十个城市，拍了成百上千分钟的素材，最后选取了其中800多个画面，编辑成了17分钟左右的版本。

其中有北京公园里晨练的人、大兴安岭小镇上的国旗、地铁里卖唱的年轻人、打手机的喇嘛、骑摩托车放牧的人……这些场景和人物给高小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部分镜头都是抓拍或者偷拍，所以质朴而生动。”

突出普通人

“我们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

高小龙指出，无论是“人物篇”还是“角度篇”，都并非只有精英，还有很多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令人尊敬事迹的普通人。

高小龙说，在60秒的人物篇中，有“最美乡村女教师”李灵、“轮椅天使”金晶、“抗震小英雄”林浩、“一辈子在献血”的郭明义、“收养了不同民族的19个孤儿，体现了中国人的温柔与慈悲”的新疆的阿里帕大妈等等，他们都是普通人。

“角度篇”中普通人就更多了，“角度篇”在北京的拍摄景点就涉及近百处，包括故宫、天坛、景山、798、三里屯、鸟巢、湖广会馆、南锣鼓巷、金宝街、黄城根、西客站、潘家园、CBD、蓝色港湾、西单、国图、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银行、打工子弟小学等。

打工子弟小学，这个甚至在大多数国人的认知中都“不上镜”的元素，却入选了国家对外形象宣传片，这不能不说是突破之举。“我们试图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 高小龙说。

回应质疑

“我们要体现人物气度”

当地时间1月17日，“人物篇”开始在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屏幕上以每小时15次、每天300次的频率播出。“人物篇”播放后有人批评其制作很简单，只是简单的形象罗列，而且面部表情僵硬。

的确，在总长60秒的“人物篇”中，59位名人在片中没有台词，也没有太多动作，只是以一组组的群像出现，还有配乐和字幕，比如每组群像都有一个定位，如姚明和丁俊晖等几名体育明星同时出现时，会打出相应的字幕介绍。

“这本身就是一个几十秒广告片的感觉，如果让这些人物在一组一组地呈现过程中有太多表情是滑稽的，有失庄重的状态，不敢想象那是什么样子。就好像我们在与人初次接触的过程中，你会喜欢这个人在你面前手舞足蹈挤眉弄眼的吗？我们需要表现的是一群大大方方、有教养、有气度的杰出中国人，杰出华人。” 高小龙说道。

回应国籍

“不要抹杀他们的功绩”

“人物篇”推出后，很快有网友质疑称，有人持有美国绿卡或是外国籍。高小龙认为这从逻辑上说是荒谬的。

“本来就是杰出华人，不能否认他们有中国人血统，不能因为郎平入了美国国籍，就把上世纪80年代郎平带给我们的那种激动和感触就抹杀了，好像她是美国人了，就跟我们中国人没关系了，这种意见都是非常没道理的，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们就是咱们中国人。”高小龙说道。

国家形象片总策划人朱幼光也说，“经常会有土生土长的海外华人当选国外的市长或议员，咱们国内的人跟着高兴。宣传片要表达的是，我们是一群优秀的中华儿女，一群有着优秀DNA的民族，我们愿意跟世界同行。”

高小龙说，“我们选的人物，他们的事业重心还在中国，不管他们是什么国籍，他们回来为中国服务，都做出了建设性的贡献。”

资金投入

不及商业广告投入的一半

形象片播出后，最受人关注的问题之一是资金投入。

“当然不是按纯商业广告，这个钱哪做得出来？”高小龙说道。“工作人员都是报酬减半甚至更低，凭着热情来的，要是按照广告片正常运作方式，我根本组织不起来这么多人参加这件事。就跟他们说，尽点义务吧，象征性地给点酬劳。”

尽管制作公司灵狮出于商业合同保密考虑，拒绝透露招标方给出的价格，但公司透露，包括人物篇60秒完整版、两个30秒剪辑版和另一个总长约17分钟的角度篇，总价不及一般60秒商业广告的一半。

高小龙说，“中国第一次以这种形式进行国家形象的宣传和推广，这本身符合传播学的传播方法，而且政府部门很尊重行业规律，尊重广告人的建议，其间面对很多敏感问题时也都抱着积极的态度。”

文/记者 尹晓琳 来源：法制晚报

(本文来源：新华网 )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在中国首届水电摄影大赛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关于怒江开发建设的前期论证，特别是设计、研究一直在做，到底怎么推进目前虽没有准确、成型的说法，但怒江一定会开发，这是国家能源局首次就怒江开发明确表态。

　　怒江州拥有世界级的水资源。水能资源可开发装机容量达4200万千瓦，为全国六大水电基地之一。仅在怒江中下游水电开发装机容量就可达成2132万千瓦。但自2003年起，怒江水电开发就是环保与发展争议的标志。在2004年，国家发改委曾向国务院报送了《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当时国务院批示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怒江水电开发由此被搁置。

怒江拥有世界级的水资源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近日在“中国三峡杯”全国首届水电摄影大赛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有关怒江开发建设的前期论证，特别是设计、研究一直在做，这是国家能源局首次就怒江开发明确表态：

　　史立山：到底怎么去推进，现在我们还没有特别准确的、成型的说法，但我个人认为怒江一定会开发，因为怒江的上游、下游都已经在建设，过去有人提出，要留一条生态江，我认为其理论、实践都不那么现实，所以我们希望能在深入论证的基础上，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能尽快启动怒江的有关电站建设。

　　与资源富集相对应的是，怒江地区也是全国最贫困地区之一，由于怒江两岸山势陡峭，当地老百姓不得不在悬崖绝壁上生产和生活。这种陡坡耕作造成了大量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据怒江州统计，目前全州1500米海拔以下的森林已荡然无存，全州水土流失面积超过3900平方公里，地质灾害隐患超过600处，滑坡、泥石流、山洪等自然灾害年年发生且愈演愈烈。有人形容：“怒江人民不是在种粮食，而是在种灾难！”史立山说，怒江的开发无论对改善怒江两岸人民生活，还是对怒江两岸生态，意义都非常重大：

　　史立山：当地老百姓为了生产、生活，对于两岸的过度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比开发水电，带来的个别的小范围的水生生物的影响要小得多，所以我们相信，怒江一定会开发，我们希望在十二五期间，对怒江已经确定的四级电站都能够有所进展。

　　另据史立山介绍，我国水电经过50多年的开发，东部、中部地区大部分都已经开发，现在的重点主要在西部、西南等地区，特别是四川、云南、西藏，且主要是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也包括大渡河、雅砻江。其中大渡河、雅砻江的规划已经全部完成，正在有序进行开发，金沙江中游现在也进入了正常的开发进程。金沙江上游的规划工作正在推进，今年上半年将把金沙江上游的规划确定下来。(冯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