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多喜二

值得关注的日本导演萨布

亚洲近十年间最有才华的导演，除了韩国的金基德，我还比较关注日本的萨布。从《盗信情缘》就开始喜欢，历经《倒霉的猴子》、《疯狂星期一》、《幸福的钟》、《驾驶》，一直到晚近的《蟹工船》。萨导演（其实本姓“田中”）与金导演的影片，有一个地方与我们这二三十年来看到的华语电影明显不同：都没有把个人影像风格的追求，与电影的文学性对立起来，所以片子往往既有视觉上的惊喜，也有来自剧情的吸引力。

萨布的一些电影，乍一看，挺像是状态奇好、却又不怎么卖钱时的“杜琪峰+韦家辉”（我指的是《一个字头的诞生》、《再见阿郎》时段的杜、韦），但细细品来，却发现无一处不更趋于极致，且更具温情和悲伤的妖异。

《蟹工船》与危机时代结缘

萨布最近被瞩目的影片当然是《蟹工船》。这部改编自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旗手小林多喜二先生同名原著的电影，怎么看怎么像一部面对“资本与信息全球化时代”度身打造的寓言。遥远而寒冷的堪察加海域，那艘巨大的、内部热气腾腾的捕蟹加工船，没日没夜地生产着蟹肉罐头。来自穷乡僻壤的蟹工们不但要在恶劣的食宿环境下，承受超负荷的劳作，还要忍受来自监工的毒打、无望人生对心灵的煎熬。逃跑的人会被抓回打死，驯服者则被当成机器，一再被驱使着去为奸商和军国主义创造新的“生产纪录”。对于蟹工们来讲，他们一天辛劳之后最美妙的时候，竟是围聚在一起谈论怎样去死，然后怎样在下一辈子投胎到一个富裕人家。为了靠近这个梦想，他们竟然会去尝试集体上吊……

与卡夫卡不同，小林多喜二是一位现实主义小说家，他无意去营造什么形而上意味的寓言，他笔下的一切，都是指向当时无产阶级备受剥削与凌辱这个全球性事实的。《蟹工船》虽是小林先生最著名的作品，但由于创作时作者只有二十六岁，笔法和表现力都还略显粗放，同时也因为作者当时参加无产阶级政治活动，主题多少有些“过于为理念服务”的直接，比起他的那些短篇小说来，反倒不是他小说技艺上第一档次的作品。可这个作品像是天生与危机年代有缘：《蟹工船》问世于第一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1929年，真正在日本引发轰动，则是从2008年起——这也正是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开始全面肆虐整个世界的时刻。该书1929年初版的时候也就印了5000册，2008年重印迄今，仅新潮社的袖珍版就达到了百万印数！这还不包括其它出版社和几个漫画的改编本。要知道今天日本的流行阅读趣味，可是由渡边淳一、两位“村上”（村上春树和村上龙）、筒井康隆、片山恭一乃至于手冢治虫、藤子不二雄、宫崎骏、臼井仪人等漫画名师培养起来的，就连信奉存在主义的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都很难跃入接受趣味的主潮。年代更早、立场也更加左翼的《蟹工船》能取得目前的认同，不能不说有今天读者在金融危机和高房价下物质与心理的双重压抑，与作品中所描绘的船工精神处境相近的缘故。

找到原著与当代人生存状态的通道

作为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段，制造过非人恐怖景象的捕捞加工行业，蟹工船早在1970年代已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蟹工船》的社会并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我们每天看到的、听到的现实”；“我们生活在《蟹工船》的时代，我们就在《蟹工船》上”；“铁棒、手枪等从外部伤害人的肉体的凶器”被“换成了从内部伤害人的精神灵魂的凶器”……这是媒体上为我们报道的、网络时代的日本读者，对小林多喜二小说的读解。日本作家雨宫处凛更是直陈：感觉现在没有固定职业的日本年轻人的生活和小说中的劳动者在蟹工船上的悲惨遭遇非常相似。类似这些感受，显然也正是导演萨布选中小说进行改编的原因。萨布以往的电影，主人公便是以压抑中的年轻人居多，他们大多在都市和商业范围内，游走于压抑与挣扎的状态，但除了疯狂、死亡和白日梦，很难找寻到一种切实的希望。许多时候，萨布电影的主人公可能连说出《蟹工船》开头那句著名的“走！进地狱去!”对白的智力和脾气都没有。这些全球化、都市化巨轮上的人们，貌似比当年的蟹工更多自由与自主，却更早（几乎是与生俱来）、更驯服地成为了资本黑手下的行尸走肉。

也许正是因为上述一贯的思考，电影版《蟹工船》并没有对小说原著中所揭示的时代和事件背景，做多么明确的展示与交待。像曹雪芹写《红楼梦》一样，萨布刻意模糊了年代，直接把堪察加海域上的那艘加工船，打造成了沟连人间与地狱的一个“中间地带”。它丧失人性、惨绝人寰，夹杂了死亡与梦幻的复杂气息。与此同时，工人们的期望、工人领袖的演讲和牺牲，却又因为这种背景的模糊而增强了跨越历史的说服力，甚至，多出了许多面对现实的励志意义。影片结尾处那介于正常片速和常规慢镜头之间的讲述工人们面对工头的殴打，扔掉手头活计、毅然走向抗争的“快慢镜头”，是我在萨布电影，也是近年所接触的当代电影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幕。就连影片最后的台词字幕“好，让我们再挑战一次”，也让人觉得比原小说译本里“于是，他们站起来——再来一回”或“于是，他们站起来了——又一次！”之类的翻译显得更为给力。

两三个词的差别，其实对一部以思想和抗议性著称的作品而言，真的不算什么，这种好感的产生，我想还是由于作为改编者的萨布在原著与当代人的生存状态间，找到了一条切实而天然的通道。在整个观看该片的过程里，我不止一次从心底发出慨叹——我想起了早年在中学课本里学过的、夏衍先生的《包身工》，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在电视上看到的、同样是日本电影的《啊，野麦岭》（导演是山本萨夫），想起了近年在新闻里看到的沿海城市一些企业劳工处境的报道。或许在一个流行让特务们在电视剧里谈恋爱，和张爱玲粉丝满网络乱窜的年代，新文艺名著的产生，乃至老文艺名著的翻生、翻身，也未必真就那么难吧。

我又想起了那些同行、主编、评论家、导演或出版商们日复一日的口若悬河——哦，没有好作品，没有好剧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