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平、张艺谋分手的背后，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从1995年拍摄《有话好好说》到2011年的《金陵十三钗》，两人之间竟然从来没有签过一纸合同！而据知情人向记者透露，2010年后，张艺谋再没从张伟平手里拿到片酬，以至于向铁道部天价宣传片那边伸了手。

“你说哪个公司，制片人跟导演能不签合同啊？我从《有话好好说》到今天张艺谋离开，我跟张艺谋一个字没签过，说明什么呀？他随时可以走。”这是张伟平最 近说的话。他与张艺谋合作16年，推出过《有话好好说》、《英雄》、《金陵十三钗》等11部电影，但两人之间从来没有签过合同，也就是说，利益分配、损失 分担全靠二人的“默契”。

无合同无保障，其实 也让张艺谋吃了闷亏，有苦说不出。据知情人向记者透露，2000年张艺谋拍摄《幸福时光》时，张伟平支付给他的导演片酬为30万元，2002年《英雄》大 卖之后片酬暴涨至千万，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顶级导演”。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张艺谋的身价进一步上涨，但从2010年开始，虽然连续拍摄了《山楂 树之恋》和《金陵十三钗》两部影片，他却没能再从张伟平手里拿到片酬。

原来，拍摄《山楂树之恋》前两人约定，作为导演张艺谋先不拿片酬，等成本收回之后利润均分，但这只是一个口头的协议。

《山楂树之恋》的利润与7000万投资刚好打成平手。2011年的《金陵十三钗》不但没有回本，张伟平还搭进去上亿资金。也就是说，作为中国的顶级导 演，前后辛辛苦苦了两年，张艺谋都白干了。甚至有知情人略带夸张地表示，张艺谋最近两年连生活都困难——毕竟像他这样的人开销巨大，以至于向铁道部天价宣 传片那边伸了手，“才200多万，按理说张艺谋不至于为这点钱冒险，他可能实在是需要用钱”。

题材老幼咸宜，家长陪看不再打瞌睡

电影院里，孩子盯着大银幕，一旁陪看的家长却在昏睡……这样的场景，在许多国产儿童片上映时屡见不鲜。即便是《喜羊羊与灰太狼》等取得票房大捷的影片，也无法吸引成年观众。

“中国拍儿童电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低幼化’，不管是动画片还是真人儿童片都是如此。”环旭文化董事长、制片人张荣耀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外没有把儿童电影当成只给孩子看的类型片，而是以“合家欢”为概念面向大众市场推广。“合家欢就是老少咸宜，全家都可以享受观影的乐趣，家长带着孩子买票看电影，也可以和孩子一起投入到影片中去。而大部分国产儿童片，家长陪看的原因更多是担心孩子一个人看电影不安全。”

即将上映的《雨果》在第84届奥斯卡上摘下最佳视觉效果、最佳艺术指导、最佳音响效果、最佳音响编辑、最佳摄影5项大奖，被誉为“迄今为止最好看的3D儿童电影”。影片根据布莱恩·瑟兹尼克的同名畅销小说改编，被业内视作《哈利·波特》之后最好的儿童奇幻作品。这部电影充满了温情怀旧的人文情怀，虽然以儿童为视角，但同样受到成年观众的欢迎。同样，《神奇海盗团》虽然是3D粘土动画片，但贯穿全片的英式幽默、海盗之间忠诚互助、相亲相爱的情谊，让影片在搞笑之余流露出温馨感动，在国外上映时吸引了众多成年观众。

反观今年六一档上映的《超蛙战士》《潜艇总动员2》等国产儿童电影，多位业内人士都认为其题材、故事都偏低幼化，难以吸引成年观众的观影兴趣。

投入大制作精，明星云集很“诱人”

“儿童电影到底拍给谁看？”在类型电影制作理念上的不同观点，让国产儿童片和进口片在投资方面的差距巨大。国产儿童片大都是低成本，难以吸引优秀的创作力量，而引进片动辄几千万、上亿元的投资，而且不乏大牌导演、演员，影片品质自然有保证。

《雨果》由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执导，他借由一个儿童的奇幻经历，用委婉的手法向电影致敬，并以卓越的3D效果获得了《阿凡达》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肯定。《白雪公主之魔镜魔镜》的主演阵容汇聚了朱莉亚·罗伯茨、莉莉·科林斯、艾米·汉莫等一众明星；《神奇海盗团》虽是动画片，投资额却高达5500万美元，以纯手工制作的海盗船耗时5000个小时，导演则是曾两获奥斯卡提名的著名导演彼得·洛伊德，还有休·格兰特等好莱坞明星配音。

“一般来说，没有大明星、大导演，影片的市场营销很难做，这是国产儿童片先天不足的问题。”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因为缺少投入，国产儿童片在推广营销方面也处在弱势。六一档的国产儿童片中，《跑出一片天》集结了杨幂、田亮、胡静、何晟铭等明星，但都是露面几分钟的客串性质，该片票房前景也不被看好。一位影院经理直言不讳地说：“故事好不好先不谈，该片宣传营销不是很到位，看海报就比较粗糙，只是简单把明星头像堆在一起，很难吸引观众。”一家曾投拍过儿童电影的影视公司老总则向记者大吐苦水，“拍儿童片费力不讨好，开机没有钱，院线不接招，映后不叫好。而票房不理想，导致投资方与制片方更不看好这一类型片，最后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5月31日，被称为“最不像儿童片的儿童片”的奥斯卡获奖电影《雨果》将在国内上映，领跑“六一档”。接下来的3天内，还将有《神奇海盗团》、《白雪公主之魔镜魔镜》、《超蛙战士之威武教官》、《潜艇总动员2》、《跑出一片天》等8部影片陆续登场，这与往年“六一档”仅有两三部儿童片的情况大不相同。

在业内人士看来，今年“六一档”仍将是进口电影的天下。原因很简单，进口儿童电影都是走“合家欢”路线，题材剧情老少通吃，而国产儿童电影吸引的依然只是低龄观众群体。

《飞越老人院》

本报记者赵妍发自上海

“五一”前后档期，第六代导演集体“出山”显然成了电影圈的热门话题。管虎的《杀生》、宁浩的《黄金大劫案》、张扬的《飞越老人院》、杨树鹏的《匹夫》、娄烨的《浮城迷事》以及第六代领军人物王小帅的自传三部曲之《我11》等电影合谋发力，集体登陆内地银幕，一股“第六代导演热”看上去锐不可当。

但与热火朝天的宣传相比，媒体报道的票房数据却不容乐观。在广州，根据中影南方新干线的统计数据，“五一”小长假，《超级战舰》和《泰坦尼克号》在该院线的票房成绩分别为760万元和745万元。《黄金大劫案》是三部国产电影中战绩最好的，有358万元的票房，《匹夫》和《杀生》则分别收得83万元和76万元票房。在金逸珠江院线，两部进口大片则分别再收约510万元（累计1800万元）、500万元（累计5600万元），强占冠亚军位置。《黄金大劫案》、《匹夫》和《杀生》则分别拿下285万元、65万元和50万元的票房。而在时代周报记者观看《杀生》4月28日上海浦东陆家嘴星美国际影城19:10场，偌大的放映厅只有寥寥几位观众。

紧接着，被称为“爆米花电影航母”的大片《复仇者联盟》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入电影院线，毫无压力地掠夺票房。第六代导演抱团上新片，这场华语电影保卫战如何能打响？一切还在疑问之中。

一场异口同声的保卫战

美国大片进口名额增加、3D版《泰坦尼克号》异常火，将矛头对准“好莱坞大片”对中国的“入侵”，引发了“华语片对抗好莱坞”的话题。

“大家抱团形成中国电影集团军的态势，单打独斗肯定不是好莱坞电影的对手。我觉得也不是噱头，毕竟每个人的力量都不是那么强大，也确实面临了一些比较强的对手，所以大家在一起亮亮相，为下一步做打算。”《杀生》的导演管虎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概括了此次抱团“出山”的目的。

“联合起来，抵御外敌”已然是近期电影圈大张旗鼓的动作。连续三周，张扬的《飞越老人院》、杨树鹏的《匹夫》和管虎的《杀生》分别在上海举行看片会和新闻发布会，无论与媒体见面还是观众互动，“帮帮中国电影”是最常听到的话—似乎电影本身的内容已不重要，观众掏钱进电影院成了“民族大义”之举。

与此直接相关的还有两个事件，其一为著名影评人周黎明和导演宁浩、陆川首先扛起“华语商业电影保卫战”的大旗，举办论坛为各自新片和华语影坛打气。

宁浩接受媒体采访时将此举提升到了“尊严”的高度：“不管怎样，自己心里还是会有斗争。但其实好莱坞再怎样，它只是不停输出它的价值系统，它对你的文化系统不会有服务意识，所以我觉得还得坚持做本土文化的东西。”

而陆川则用韩国电影的例子来激励国内电影人的勇气：“就像韩国电影一样，韩国电影最强的时候，曾在本土毫不留情击败美国电影，韩国影人关注社会的成长，关注自己民族最想发出的声音，为民族记录这个时代的东西。好莱坞拍得再好也是他们的事儿。”

紧接着，大鳄华谊兄弟公布新片H计划，在其2012-2013年的最新片单中包括冯小刚、陈国富、徐克、成龙、于仁泰、冯德伦、乌尔善、钮承泽、彭浩翔、滕华涛、毕国智、杨雅喆、金容华（韩国）等导演和监制的14部新作，其中5部已定于今年下半年公映。冯小刚还“额外”宣布了明年的贺岁档计划、由王朔担纲剧本的完全喜剧片《私人定制》，更说出了“我知道将有一批年轻导演要杀出重围，我希望他们杀出一条血路来”。

第六代的资本

冯小刚这个说法不无道理。撇开眼下几部电影不说，仅就第六代导演自身的成长经历，以及一度在国际屡获大奖的事实，的确存在解开“华语电影如何对抗好莱坞大片”这一命题的可能性。

第六代导演出道时，正值中国经济改革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关口，此时的中国电影界也正经历着革命性的变化。第五代导演基本完成了接替第三、四代影人的任务，在国际电影舞台上闯出了一条为自己正名的创作路子，并取得了中国电影界的中心话语权。第六代导演从一开始就需要面对第五代导演不曾面对的市场，面对完全不同于前辈的电影生产和消费的运作方式，以及难以在主流院线与第五代导演抢地盘的现实。处于体制外或漫游于体制边缘的第六代导演走了一条与前辈完全不同的路。他们靠个人的才华加运气寻找出路。

探险家兼导演卡梅隆在返回之后从他的深潜器中出来

　　新浪环球地理讯 3月26日消息，北京时间上午10时，在潜至近1.1万米深的世界最深海沟底部之后，导演卡梅隆已经搭乘自己的“深海挑战者”号潜水器浮出水面。

　　好莱坞导演卡梅隆今晨驾驶其单人深潜器“深海挑战者”号下潜至世界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的挑战者海渊底部。

　　他也因此成为迄今独自下潜到这一深度的第一人，卡梅隆此行携带了在1960年时还无法想象的先进装备，其中包括收集数据，采集样本和拍摄影像的相关设备。1960年时，人类首次抵达挑战者海渊。

三联生活周刊：将个人经历的和自己的电影作品贴近，在中国电影中是很少数派的存在，很多人用“坚守”之类的字眼形容王小帅电影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其中诚实地从自我出发的态度是最难得的。

王小帅：确实是我们很少拿电影当艺术叙事工具来看，在我们的语境里，电影好像永远得和文学之类的叙事工具有决绝的区别，电影里不能说自己，要么娱乐观众，要么得说工农兵的事。但我觉得所有人都不能正视自己，反而是创作理念上的一个大漏洞，不看自己的内心，便不能把自己的内心在作品中相应地投射。

事实上我也是很懵懂地走上这样一条路。最早拍《冬春的日子》，还真的是为满足对拍摄感觉的迷恋，刘小东是朋友，就图方便拿摄影机拍他，当初他就是内心很苦闷，我也一样，也只好这么拍。当然后来也一点点发现以个人为出发点的价值所在，体会到个人的体验其实是组成历史、艺术景观的根本，也是其丰富性所在。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你从来不会对主流商业片产生兴趣？

王小帅：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常常体现为一窝蜂，东风西风地吹来吹去，但我觉得自己性格里有自闭的一面，除了自己闷头做自己喜欢的电影，别的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这该算是无奈。前一段我读了一段黑泽明的访谈，好像黑泽明都遇到这个问题，有人说你赶快拍个商业电影，让老百姓看看，黑泽明说没办法、无可救药，我就喜欢这么做电影，《七武士》大受欢迎是碰巧和大众产生了共鸣。连大师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也没法过分要求自己（笑）。

三联生活周刊：显然《我十一》依旧用的是“电影书写”的方式来处理严肃话题，但不仅影片本身故事性很强，中间甚至闪过些好莱坞儿童探险片式的烂漫童趣，这无疑很大程度上舒缓了面对历史的沉重和痛楚，这种极好的平衡能力来自你的性格么？

王小帅：对，这也是我的毛病，就是中庸。我不是人们说的“艺术家疯子”那种，而且我觉得恰恰电影是需要控制和平衡的，比如想最大程度上传递你的概念，便需要控制，让观众在一种不要太传统，也不要太各色，同时也有作者趣味的情境里接受你的信息。

实际上《我十一》也在极力避免社会给大家传递的电影观念，我不欣赏要么笑抽了风、要么哭瞎了眼的电影表意方式，这是我所不认同的，也是我所避免的，我觉得电影书写中渗透的感动，是要心跟心地对应，不见得要哭出来。生活里，我看到别人哭是很害怕的，我会躲远，不打扰哭泣的人，所以我不愿用哭和笑来和观众交流，我更愿意在一种相对理性的角度，相对可控地、优雅地打动观众。

所以从第一个电影开始，总有些“专业人士”会为我惋惜和叹息，说“就差一点点，眼泪刚要出来你又给剪掉了，功力就差一点点”。但我始终想尊重观众自给自足自立，理性地看待我的作品，而不希望煽动别人的感情达到自己的目的。后来的很多阅读经历，比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等，都使我更坚信自己的态度。

三联生活周刊：当年你的《扁担姑娘》，曾经因为没有通过审查而放弃了海外电影节的入围资格，当时这对于一位起步阶段的年轻导演的损失可想而知，甚至你也曾一度自嘲为“出手必伤人导演”，而如今看来《青红》、《我十一》这样的电影也都获得了市场的准入资格，这算是所谓的转暖迹象么？

王小帅：我觉得对于一个年轻导演或者是想做纯粹的电影的人来说，其实环境是越来越恶劣了。因为中国电影工业化其实刚刚开始，处于原始积累阶段，从10亿票房到30亿、50亿、100亿、130亿元，市场化速度确实惊人，也似乎空间无可限量，但工业化建设必须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大量的投入和精力，所以现在优秀的导演，有能力的制作和投资人，都在致力于这个，这是无可非议的。但这个过程中，我们容易忽略市场本身的健康、均衡和善意。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第六代”中难得态度温和而乐观的导演，相对于别的“第六代”导演对于体制和市场文化环境的控诉，你甚至反而常说自己是幸运的。

王小帅：我是幸运的。当初拍《冬春的问题》，虽然也有政策的问题，制度相对滞后，但特定的环境下也产生了一些所谓的影响，毕竟从一开始自己做的东西引起了关注，于个人成长意义重大，比现在很多年轻人拍出作品，便在商业大潮中淹没要幸运得多。

所以我始终用感恩和回馈的态度拍片，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市场，因为觉得自己没有这样的资格。每个片子拍出来后，我都会“不要脸”地放到电影院去宣传，哪怕只能是碎碎叨叨地去传播，我也不放弃，因为观众给我拍电影的资格。

即便如此总有人会疑惑我怎么生存，我觉得是把对生存的期望放低吧，看别人拍电影拍出了十几个宅子的时候，能真心无所谓的话，那就也还可以活吧。我希望能做到把用成功换得的物质回报看低一点，从而不自欺地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也试过努着劲儿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比较难以坚持，而把内心想要拍的东西通过自己的三拳两脚拍出来，却是一种幸福的生命体验。

图片取材自《我11》电影海报，右边是王小帅导演，左边是片中那位“11岁的我”。

早报记者蔡晓玮

这一次来到上海，王小帅导演的身份是第九届法国电影展的形象大使。另一方面，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法合拍片、王小帅导演的《我11》也即将于5月11日在内地上映，担任形象大使的王小帅也不忘为自己的新片加紧宣传。

受惠于2010年7月签订的一项合作计划，《我11》的法国上映日期也已经敲定，将于5月9日和法国观众见面。在合拍的过程中，法国政府对艺术片的一些操作手法和政策倾斜也给王小帅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政府干预而形成的商业片、艺术片、院线之间的平衡和循环。“那中国要怎么办？这就是一个问题放在那里，也是我们个人没法解决的。”王小帅说。

前晚，在等待和有“新浪潮教母”之称的阿涅斯·瓦尔达进行对谈的间隙，王小帅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面对这位84岁还在拍电影的老奶奶，王小帅表示了讶异也透露出羡慕，“法国所主张的这种艺术电影的诉求和工作方式可以让一个导演的艺术生命力这么长，令人惊讶。假如让老太太拍《泰坦尼克号》，她是拍不出来的。拍商业片你没有这个体力，早就把你踢走了。但是她做自己的电影，在海滩上做自己的纪录片，这种她是可以的。这是一种不一样的途径。”

生活要往前走，但作品可以穿越到过去

早报记者：去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何平导演曾经透露因为中法合拍操作上的一些问题，你把自己的身家900万元都投入了新片《我11》。现在钱还在电影里吗？

王小帅：现在还在里面。这就要看5月11日上映的时候能不能收回一点钱，回不了的话那就赔一点。不过国外的版权现在还在卖，不至于完全不可能回本。压力并不是那么大。同时，这部片子除了市场，还有别的意义。因为这是一个“三线”题材的影片，作为亲历者，我不做就没有人做。而且国内的变化这么大，老城墙拆了，老宅子也拆了，这些“三线”的老厂，早就被夷为平地了。一些故事和素材再不做的话就更加抢不回来了。

早报记者：我对《我11》选择的时间点特别感兴趣。作为你的自传三部曲中的两部，《青红》还有一个名字是《我19》，选择19岁这个年龄段，而这次是11岁，为什么？

王小帅：我们是1960年代中期生人，跟我们玩得比较好的都是1963年到1966年生的这一拨人。这些人出生后正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非常奇怪，不像更早的那些人，“文革”发生的时候他们是知青，亲身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们并没有，我们那时是茫然无知懵懵懂懂的少年，对大人的世界并不懂。但是长到了10岁11岁，你回头看，家庭各方面还是受到了影响。所以，固然不知道，但影响仍然在。

魏德圣

魏德圣是台湾本土男人的典型，外表柔软得像只绵羊，内心却强大得像头狮子。工科毕业的他从电视台节目助理做起，经过15年场记、制片、副导演、编剧的磨练，终于在2008年拍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海角七号》，就是这部作品让他成为最受关注的华人导演。《海角七号》之后他拾起7年前被搁置的《赛德克·巴莱》，经过10个月拍摄形成近5个小时的史诗，影片将于今年5月10日在大陆上映。魏德圣喜欢的电影类型很杂，从影史经典、文艺小清新到商业励志作品无一不包，这些电影给过他从事电影事业的激情，更让他度过“小导演失业”的寂寞日子。

1.《屋顶上的提琴手》（美国）

导演：诺曼·杰威森

用喜剧包装屠杀迫害的悲剧，故事情节宽大而从容。

2.《红磨坊》（美国）

导演：巴兹·鲁曼

华丽而丰富的画面，目炫神迷的视讯特效与节奏感，让人非常的耳目一新。

3.《无人知晓》（日本）

导演：是枝裕和

看完之后有种莫名想要痛哭一场的情绪，而真实故事却比电影中更为残忍。

4.《阮玲玉》（中国香港）

导演：关锦鹏

透过这部电影，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很美的年代的氛围，因而对当时上海的环境感到神往。

5.《悲情城市》（中国台湾）

导演：侯孝贤

它是台湾第一部突破2·28事件禁忌的电影,是挑战权威最指标性的电影。

6.《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中国台湾）

导演：杨德昌

这部电影,创造了一个特殊的时代环境和人物，两者之间完全地融合，让人相信这些人物是真实地活在这部电影里。

7.《美国往事》（美国）

导演：塞尔乔·莱昂内

这是我决定入行的关键性的电影，看后感受特别强烈，对电影行业产生了许多的幻想。

8.《追梦赤子心》（美国）

导演：大卫·安斯鲍夫

对我个人而言，是非常激励自己的一部电影，在沮丧的时候，给予我很大的力量。

9.《四百击》（法国）

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

第一次看完这部电影时有点震撼，电影一直在展现一个孩子逃避大人世界的过程。片尾小孩子跑到海边回头看的镜头，作为观众的我好像变成了男主角，突然被问到，接下来该怎么办？

10.《红高粱》（中国大陆）

导演：张艺谋

这部电影让我看到中国电影的视野，看之前我从没来过大陆电影里的那些画面、辽阔的玉米林、大量的红色运用。这些东西让我和从小看到的历史书、地理书有连接点。

郑晓龙

《甄嬛传》正在热播。

随着剧情的推进，正在热播的《甄嬛传》收视持续走高，这是导演郑晓龙的第一部后宫戏。他很少亮相媒体访问，经过记者的再三邀约，近日，他终于在《新编辑部的故事》片场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

虽然言语中透出疲惫，可聊到不正常的影视业，郑晓龙开始有些激动，甚至愤慨：“我在等着看他们赔钱的笑话。”拥有《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编辑部的故事》等经典作品，提携过如冯小刚等圈内大腕，郑晓龙仍然没认为自己是金字招牌。最有意思的是，干行政职务26年后，他强势回归当导演，主要原因竟然是“赚钱”。不过，他坦言，写故事才是最愉快的时刻。

戏曲大师裴艳玲

受著名导演林兆华之邀，64岁的戏曲大师裴艳玲曾以 《寻源问道·裴艳玲戏》为名，首次在国内以“陪练+讲解”的形式，尽显京、昆、梆表演艺术之精华。昨晚，她以一场精彩讲座压轴“第五届名家名剧月”系列艺术欣赏讲座。本周日，《寻源问道》将作为名家名剧月闭幕演出登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此前，她还将以自己的武戏专场作为预热。

以专场演出强调武戏也是“半边天”

无论是在看戏曲频道的节目时，还是在与专业人士的聊天中，裴艳玲都颇为失落地发现：文戏有派别，而武戏却没有派。但是在裴艳玲看来，这明显是对武戏的忽视，没有了武戏，戏曲就少了“半边天”，武戏并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武术，它应该注重的还是 “戏”，“武戏也有故事，有情节，而且还该有文学性。看武戏不是看热闹，也该看品位。”

此次演出中裴艳玲精挑细选出几台武戏汇集成一台“京剧武戏”专场，其中包括由她徒弟主演的《挑滑车》、《文昭关》、《白水滩》、《武家坡》以及由她主演的《武松打虎》。提到自己一直挚爱的《武松打虎》，裴老一下子激动起来，并为记者现场演唱并分析起每句唱词中的文学内涵，“从唱词上看，这出《武松打虎》中的武松充满了书卷气。”虽说裴老已经年过六旬，心中却还有着演武戏的热情，且每天坚持练功不少于一个小时，“武戏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说放下就放下了，但是我不服老，还有童心。”

以《寻源问道》回应新编戏质疑

裴艳玲前段时间在深圳戏剧周上激愤发言，对当下新编戏提出质问：“别跟我说新编戏，这几十年，包括我自己的新戏在内，没一个是戏！”很多人说：裴老骂得好。提及此事，裴艳玲大方承认。因为对当下新编戏的否定，很多人说她守旧，但是裴老说：“我胆子最大了，从小唱戏就追求自由。没有一个艺术家是愿意墨守陈规的，但戏曲是靠传统吃饭的，无论你怎么玩，根源是要玩出艺术水平，而不在于形式的新与旧。”

《寻源问道》可以说是裴艳玲对于此事最好的回应，这出戏堪称著名导演林兆华与裴艳玲合作的“圆梦之作”。何谓“寻源问道”，裴老说寻的就是“行当”，问的就是“底线”。整台戏不扮戏，不化妆，不需要布景，不设主持串场，全场通过裴老的唱腔、动作、眼神去告诉观众自己所饰演的角色。整台戏包括了昆曲 《夜奔》、《探庄》、《乾元山》、《蜈蚣岭》中的一折，河北梆子清唱，以及京剧《洪洋洞》。“戏曲本身绝对具有这个能力，这出戏就是希望今天的人们静下心来，体会一下戏曲的源和道。”

陆川以前当过兵，上军校那会儿，每次检查军容军纪要剃光头，他特别不情愿。现在每次拍戏却一定要把头剃光，横生一股杀上战场的感觉。那一刻，他真的什么东西都不想了，除了电影。不得不说，作为导演，陆川是最聪明的愤青。

陆川的记忆力特别好，看一遍的事物就能记住很多细节。

“小时候看电影舍不得再花钱看第二遍，看完之后脸都不舍得洗，就在看第一遍的时候记住所有台词、场景、服饰、镜头，看过之后面对白墙回顾整部电影，小时候看的至今还清晰记得……”这成为陆川现在的拍摄风格，题材沉重、场景浓郁，带着强烈的节奏和立体感。拍了十余年，四部作品，不紧不慢，拉拉杂杂地，却捧回了各大电影节的大奖。

陆川的电影大多是黑白色调，就像他在我们杂志拍摄现场的简洁了当一样。而光影的背后，无论场景还是情节，都有一股力量堵在心里的感觉。陆川喜欢生命，喜欢抗争，这种难以释怀的情绪投射在电影里，有人接受了，有人反抗了，争议也随之而来了。“我希望看到争议，这样才能证明大家在关注这部片子”，对于新片《王的盛宴》，未经上映，陆川已经预备掀起争议的风潮。他享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弹赞。

陆川是导演、是编剧，这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掌握手中拍过的每一个场景。自称“愤青“的陆川早些年间看问题非黑即白，很多看不惯的事情一定要说，一定要管。如今成名了，身份的转换让他的每一个声音被围观者转述、放大，为了减少随之而来的麻烦，“最近收敛很多了”，把情绪发挥在电影创作里，“重口味”便成为了对新片《王的盛宴》最简洁的描述。

原始人的力量

记者：你的作品里面延续的主题是什么？

陆川：我主观上希望变化，拍出来的东西或多或少也会有变化，这是电影最有趣的地方，也是我心灵成长与变化的一个写照。我不愿意给自己一个符号或者标签。或许我对生命本身是很好奇。我在大学里的一些作品，话剧，都有一个时间跨度，跟生命本身有关。我在大学里做过一部话剧叫《某些与岁月的墙》，剧里讲，有一段城墙，人在城墙前长大，在城墙前经历了很多，经历了这样一个生命的变化过程。

记者：你曾说《南京！南京！》讲述的是“人性的反抗史”，在《寻枪》、《可可西里》里，这种表达亦很明显。在你的理解中，人性是什么？又在反抗什么？

陆川：从寻枪到现在，这种表达越来越成熟。这世界是否有希望，是表达这个情绪。抗争是《寻枪》《可可西里》《南京！南京！》一个共同的主题，抗争带有很大的悲剧性，内心当中的悲伤越来越强烈。

记者：在新浪微博上称自己为“游荡的电影猪”，和这种情绪有关么？

陆川：我比较喜欢猪，是我的属相，它懒散的感觉跟我很像，猪吃猪睡，没有压力。我写上的东西一般都是我想去追求的东西，不一定我就这样。猪未必想当猪，真的是猪的话不一定想当猪，想变成猴子了。我也喜欢“猿”字，刚学电影的时候给自己的工作室起名“青年周口店映画”，猿人半进化不进化，来劲！他蛮荒，独立、直接。我希望我的电影有这种力量。有原始人的力量，别被教化了，这种原始性做久了会逐渐疲劳。我希望保持。

70后导演必须接班了

记者：70后导演近一两年来集体发力，比如张猛《钢的琴》、杜家毅《转山》、韩杰《Hello,树先生！》，反响都不错。你怎么看待包括你在内的这一批70后导演？

陆川：每一个人都在成长，一代人慢慢扛起了中国电影大旗。到时候我们70后导演必须开始接班了，不然80后导演就该上来了。我们没有像第五代集中绽放，他们中间有几个特别强悍的导演，像他们开始的时候拍了《一个和八个》、《红高粱》、《黄土地》、《蓝风筝》，集中绽放，很璀璨。我们这批，东一枪西一枪，没成气候，还得再埋头拍几年，才能说我们为中国电影做了什么。现在这个时代依然需要经典化作品。为什么好莱坞大片非常轻松就卷走好几个亿？都不宣传，也没有交口称赞的影评。就因为它们是经典作品。中国电影的小品化和碎片化趋向很强烈，我期望这代人中能出大作品，拍出对时代的大记录。

记者：有人将你的成功视为一种不可复制的典范，因为第一部《寻枪》就是大演员大制作，你觉得这是一种必然还是幸运？

陆川：《寻枪》很多人都认为是姜文拍的。我真正被人知道是《可可西里》。我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我可以选择自己怎么走道。每一个人都无法复制其他人，贾樟柯导演的电影节路线也很多人模仿，但模仿不了。

我绝不会为谁去迎合

记者：在你自己的作品中，最钟爱哪部？

陆川：《可可西里》。好多很卖钱的电影在我看来不是好电影，语言、情怀还有表达都挺俗。但是，很多好电影又不卖钱。以前我会困惑，但是我已经过了困惑期。它就是这样，畅销不一定是最优质，畅销意味着面对大多数观众，品味就要降低点儿，这是一个现实。我自己看电影完全没有框框，经常去电影院，看各种片子，只要能打动我的电影，我认为都是好电影，喜欢和不喜欢是个最直观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