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胡同让人印象深刻

打工子弟小学也上镜

画面为“角度篇”截屏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制作的国家形象片“角度篇”目前已制作完成。该片将在春节期间通过“探索频道”等海外媒体对外播出，覆盖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新加坡、韩国、泰国、印尼等亚太国家。春节后，“角度篇”将在欧美等国播出。

昨天，记者专访了国家形象片总导演高小龙。

高小龙做导演已经20年，此前曾与张艺谋合作担任过北京申奥宣传片执行导演及奥运会开幕短片《笔墨纸砚》导演等诸多大型国家级形象宣传片导演。

他说：“这部宣传片为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

拍摄内幕

自然呈现  “没教任何人怎么说”

“我们不教任何人怎么说，就是自然流露，在‘角度篇’中还有很多抓拍的镜头。”高小龙导演说。

高小龙说，其中很多都是摄制组在各地街头的随机采访，比如拍中关村地下通道里唱歌的歌手。当天现场，摄制组看到有位中年女性站在那里认真地听歌，听了很久都没走。很好奇，就一直在现场等，最后看到她满眼都是泪，就赶紧把这个用镜头捕捉了下来，“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最真实、最自然，不是演员演出来的。”

“还有一次在鸟巢拍摄时，最初是找演员开车，车上悬挂国旗，然后让演员驾车围着鸟巢行驶，但是摄制组人员看到片子后都觉得不真实，最终放弃了这个片断，重新拍”。

高小龙指出，“人物篇”和“角度篇”没有可比性，一个是几十秒的广告，一个是17分钟左右的专题片，后者更加娓娓道来表达起来更从容。在“角度篇”的开头，创作者提出了“我们是谁”、“我们在想什么”、“传统是一种背负，还是一种推动发展的动力”等五个问题，为“角度篇”定下基调，整部片子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高小龙说，“角度篇”通过“开放而有自信”、“增长而能持续”、“发展而能共享”、“多元而能共荣”、“自由而有秩序”、“民主而有权威”、“贫富而能互尊”、“富裕而能节俭”8个章节系统、辩证地阐述了当下中国。

“‘角度篇’试图通过当下中国百姓日常生活常态的多样图景来论证这些观点，影片是在呈现一种状况，说明一些现象，并不想有任何的说教。”高小龙说。

据介绍，为了全方位呈现当下中国，摄制组兵分五路，“深入民间，捕捉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他们走遍了中国的边疆，去了数十个城市，拍了成百上千分钟的素材，最后选取了其中800多个画面，编辑成了17分钟左右的版本。

其中有北京公园里晨练的人、大兴安岭小镇上的国旗、地铁里卖唱的年轻人、打手机的喇嘛、骑摩托车放牧的人……这些场景和人物给高小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部分镜头都是抓拍或者偷拍，所以质朴而生动。”

突出普通人

“我们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

高小龙指出，无论是“人物篇”还是“角度篇”，都并非只有精英，还有很多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令人尊敬事迹的普通人。

高小龙说，在60秒的人物篇中，有“最美乡村女教师”李灵、“轮椅天使”金晶、“抗震小英雄”林浩、“一辈子在献血”的郭明义、“收养了不同民族的19个孤儿，体现了中国人的温柔与慈悲”的新疆的阿里帕大妈等等，他们都是普通人。

“角度篇”中普通人就更多了，“角度篇”在北京的拍摄景点就涉及近百处，包括故宫、天坛、景山、798、三里屯、鸟巢、湖广会馆、南锣鼓巷、金宝街、黄城根、西客站、潘家园、CBD、蓝色港湾、西单、国图、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银行、打工子弟小学等。

打工子弟小学，这个甚至在大多数国人的认知中都“不上镜”的元素，却入选了国家对外形象宣传片，这不能不说是突破之举。“我们试图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 高小龙说。

回应质疑

“我们要体现人物气度”

当地时间1月17日，“人物篇”开始在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屏幕上以每小时15次、每天300次的频率播出。“人物篇”播放后有人批评其制作很简单，只是简单的形象罗列，而且面部表情僵硬。

的确，在总长60秒的“人物篇”中，59位名人在片中没有台词，也没有太多动作，只是以一组组的群像出现，还有配乐和字幕，比如每组群像都有一个定位，如姚明和丁俊晖等几名体育明星同时出现时，会打出相应的字幕介绍。

“这本身就是一个几十秒广告片的感觉，如果让这些人物在一组一组地呈现过程中有太多表情是滑稽的，有失庄重的状态，不敢想象那是什么样子。就好像我们在与人初次接触的过程中，你会喜欢这个人在你面前手舞足蹈挤眉弄眼的吗？我们需要表现的是一群大大方方、有教养、有气度的杰出中国人，杰出华人。” 高小龙说道。

回应国籍

“不要抹杀他们的功绩”

“人物篇”推出后，很快有网友质疑称，有人持有美国绿卡或是外国籍。高小龙认为这从逻辑上说是荒谬的。

“本来就是杰出华人，不能否认他们有中国人血统，不能因为郎平入了美国国籍，就把上世纪80年代郎平带给我们的那种激动和感触就抹杀了，好像她是美国人了，就跟我们中国人没关系了，这种意见都是非常没道理的，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们就是咱们中国人。”高小龙说道。

国家形象片总策划人朱幼光也说，“经常会有土生土长的海外华人当选国外的市长或议员，咱们国内的人跟着高兴。宣传片要表达的是，我们是一群优秀的中华儿女，一群有着优秀DNA的民族，我们愿意跟世界同行。”

高小龙说，“我们选的人物，他们的事业重心还在中国，不管他们是什么国籍，他们回来为中国服务，都做出了建设性的贡献。”

资金投入

不及商业广告投入的一半

形象片播出后，最受人关注的问题之一是资金投入。

“当然不是按纯商业广告，这个钱哪做得出来？”高小龙说道。“工作人员都是报酬减半甚至更低，凭着热情来的，要是按照广告片正常运作方式，我根本组织不起来这么多人参加这件事。就跟他们说，尽点义务吧，象征性地给点酬劳。”

尽管制作公司灵狮出于商业合同保密考虑，拒绝透露招标方给出的价格，但公司透露，包括人物篇60秒完整版、两个30秒剪辑版和另一个总长约17分钟的角度篇，总价不及一般60秒商业广告的一半。

高小龙说，“中国第一次以这种形式进行国家形象的宣传和推广，这本身符合传播学的传播方法，而且政府部门很尊重行业规律，尊重广告人的建议，其间面对很多敏感问题时也都抱着积极的态度。”

文/记者 尹晓琳 来源：法制晚报

(本文来源：新华网 )

贝西·库珀

据新华社电 美国人尤妮斯·桑伯恩1月31日去世后，另一名美国老妇贝西·库珀以114岁零5个月高龄荣升当今世界最年长者。她75岁的儿子锡德为她感到骄傲。他说：“当她100岁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一项伟大成就。我们从没想到，她能成为世界上最年长的人。”贝西兄弟姐妹共8人，她小时像个假小子，总是黏着两个哥哥，一起爬树、趟水。贝西从去年起健康状况明显下降，听力和视力都严重下降，说话看上去有些吃力。

过年啦，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这个新春佳节到来的日子里，我们向全天下的朋友们拜年。从这一天起，春意更浓，春风更盛，愿美好的日子天天伴随您的左右。

春节是快乐的，通向春节的日子也是充满快乐的。我们还记得就在这几天的火车站、飞机场、长途汽车站，甚至是雨雪交加的公路上的一群群摩托车，无不承载着人们归家的渴望和思乡的情怀。这一切，再艰难我们也愿意，那只因为一点———回家过年。

从古到今，辞旧迎新天经地义，春节也从来就是全民族自觉自愿的节日。这一天里，从南到北，我们的拜年方式基本相同，年轻人围着老人恭贺新禧，孩子们追着长辈讨要压岁钱，一家人围炉而坐，历数过去的艰辛与快乐，用鞭炮、焰火、红喜字来迎接新的希望。

按照当下流行的说法，这叫做共识。春节作为一种文化上的共识，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丝丝暖意，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快乐。

文化上的共识，催生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礼仪道德和家国情怀，春节更是承载了这种精神。尊老爱幼、孝廉节义，都在春节的各种文化意识上体现出来。甚至那些热热闹闹的民俗一条街、红红火火的年货，哪一件哪一桩背后没有中华民族古老的筋骨，精彩的故事？善良终究战胜邪恶，力量往往守护羸弱，门神、脸谱、生肖、吉祥话，这些是5000年文明流传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共识。

就在这个辞旧迎新的特殊时刻，我们也渴望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共识。所谓共识，就是大家都同意，也都愿意为之的规范、行为。正如春节构建了中国文化中的核心，社会共识也在构建我们对这个社会的期望。

中国古代一进腊月，就有赊粥救济穷人的习俗，有些地方春节还有放生祈福的习俗，这些都代表了中国人的社会责任。但是除了文化之外，我们还期待更多的共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诸多方面。未来这一年，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不同利益群体对经济发展的主张，又如何处理摩擦和纠纷。在刚刚过去的虎年，这些问题背后的矛盾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我们需要继续建设好的制度，在国，这是法；在家，这是规；在社会，这是共识，是即使没有写在纸上也会写在心里的道理。

一个健康的社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多种共识的社会。而在一年中，这些共识不会只出现在某一天，而是和我们长相厮守。毕竟在举国欢腾、家家团圆的日子里，我们还会常常看见不能回家的人、站着到家的人、在归家旅途中经历风雪的人。对于老弱孤寡来说，越热闹的日子，也往往是他们越伤心的日子。没有人喜欢孤独，更没有人会为寂寞唱赞歌。但是当这个社会上有人伸手，有人围观也有人漠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共识的建设仍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春节，是农历一年的开始，我们用文化共识开篇，年历上就会写满祝福。每个人都知道，一年是不是比一年更好，不在于正月初一的祝福，而在于大年三十的历数，不在于如何开篇，而在于如何收官。到了明年此时，我们也愿意跟大家再历数我们建设共识的成绩，共同说出发自心底的祝福———一年更比一年好。

《胡乔木书信集》里说“编辑出版一部大型的比较完备的贯通古今的汉语词典，十分必要。”“1975年由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提出，经周恩来、邓小平两同志批准，决定由上海市和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五省协作编写并由上海市负责出版《汉语大词典》。”（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页）这部《汉语大词典》于1993年胡乔木去世后才出齐12卷，共收词目约37万条（第六版辞海约13万条）。

中华读书报的文章指出了《汉语大词典》对于“武士彟”的“彟”字释义的错误（国学版2009年11月24日）。其实，词典事业的发展需要各方面的建议和支持，现再以一种食物为例说明《汉语大词典》的错误和失收，仅供再版时参考。

陆游有一首有名的农村题材的古诗《邻曲》，全诗是：

浊酒聚邻曲，偶来非宿期。拭盘堆连展，洗酺煮黎祁。

乌牸将新犊，青桑长嫩枝。丰年多乐事，相劝且伸眉。

陆游自注曰：“连展，淮人以名麦饵。”“连展”所在句的意思是：擦拭磨盘碾磨连展，洗刷锅具煮豆腐。我的家乡商丘市属于河南省的黄淮四市之一(淮人)，连展是我童年时熟悉的一种食品。每年青黄不接时，炒熟青麦穗并去掉麦芒和外壳，留下带有水分的青麦粒，然后连皮带麦仁在磨盘上“磨”成细细的长条，或在碾盘上“碾”压出片状饼。这两种形状都叫“连展”，不需要再烧烤或煮熟就直接可以吃。为了证实这种印象，便决定查一下《汉语大词典》。如下：

【连展】麦饵；面条。宋陆游《邻曲》诗：“拭盘堆连展，洗酺煮黎祁。”自注：“淮人以名麦饵。”清王士祯《池北偶谈·谈艺三·唐诗字音》：“今山东烧新麦作条食之，谓之连展，连读如辇。”清吴振棫《麦贱》诗“重罗白胜雪，连展甘若饴。”（第十卷，第862页）

【麦饵】麦饼。用小麦浸泡后连水磨成麦糊（不去麸皮），然后做成饼，贴锅上烧烤而成。宋陆游《邻曲》诗：“拭盘堆连展，洗酺煮黎祁。”自注：“淮人以名麦饵。”（第十二卷，第862页）

词典里的“麦饼”没有说是“新麦”，而且还要经过“烧烤”。 显然同我前面说的“连展”是不同的食物，那么词典中和生活中的“连展”哪个对呢？考察三个过程如下：

1、从“连展”到“善连”。

我国编写地方志起源于东汉时期，宋元以来几乎各地都有志书来记载地方风物和饮食。由于词典里提到的王士禛是山东新城人，我们就从山东的地方志查起。查到，民国24年的《莱阳县志》说“磨熟麦粒成条曰连展。”民国17年的《胶澳志》说“青麦穗上磨谓之连展。”可以看出连展是“磨”出来的，没有说要再“烧烤”；并强调“青麦穗”。

但是，清光绪18年的《邹县志》说“王本仲的《邹鲁岁时记》：“大麦初黄，农以为饵，名曰善连。”这里“大麦初黄”正是连展的季节。那么什么是“善连”？《广韵》说：“善，大麦新熟作善连也。”《集韵》说：“善，善连，屑新麦为饵。”“新麦”和“新熟”，即是吃连展的季节。

2、从“善连”到“碾转”。

根据上述《邹鲁岁时记》，联想到查找其他“岁时记”系列，结果找到。清人潘荣陛的《帝京岁时记》“麦青作碾转，麦仁作肉粥。”出现了“麦青”时节的“碾转”。再查的陈刚《北京方言词典》收录“碾转儿”并注明是“碾碾转儿”。

在北京的其他材料没有找到详细记载，通过文学地理学查找：一是被胡适称为“十七世纪的写实小说”的《醒世姻缘传》第三十六回：“沈裁的婆子拿了一盒樱桃，半盒子碾转，半盒子菀豆，来看晁夫人。”二是满族文学家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三回：“麦子一熟，吃新鲜面不算外，还带着不掺假，要拌个碾转子吃，也不用买。”根据“樱桃”和“菀豆”的季节“麦子一熟”可以推断出是吃连展的时分。

3、“连展”、“碾转”与“善连”是同一种“麦饵”。

北音学是以1324年成书的周德清编写的《中原音韵》系统的韵书为研究对象的音韵学分支。上面已经提到音韵学古书《集韵》和《广韵》提到了“善连”，再查《乡严正字·饮食》：“烧新麦曰善连，音讹为碾转。”就更加证实了“善连”就是“碾转”。

再验证词典词条里的《唐诗字音》“连读如辇”，如《金瓶梅词话》第38回：“故意的连我”就是“撵我”之意。又由于根据北音学“转”可以变读为“展”，所以“连展”就变成了“碾转”。至此，可以说“连展”“碾转”和“善连”都是同一种“麦饵”（用麦做成的食物）。可见，北音学的研究关系到普通话语音形成和词汇变化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从以上方志学、文学地理学和北音学的推理考证，可以得出结论：《汉语大词典》对于“连展”和“麦饵”的释义错误，对于“善连”和“碾转”则失收漏收。错误的原因可能是把“饵”解释为“饼”（应为“食物”的意思），把王士禛的“条食”望文生义成“面条”。

但是运用古典学的方法和过程的考证却能够给我们一些学术启示，以便我们能够匡正目前的学术误解和误读，比如光明日报“国学系列访谈”《国学=中国古典学》（2009年10月18日国学版）中的以下两种表述：

一是：“‘国学’其实就是‘中国古典学’。如果我们用‘中国古典学’来定义‘国学’,可以解决‘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两个难题。”严格说起来，地方志不能算作“国学”，但可以算作“古典学”；即便“国学”作为独立学科也不能包括各类方志（学）。所以上述表述不严谨。

二是：“我们可以借助梁启超等前代学者的提示,借鉴西方‘古典学’的界定方法,把研究以古汉语为工具记录的文献的学问称为‘中国古典学’”。考察从“连展”到“碾转”的读音变化研究的北音学，不是“记录的文献”，但依然是“中国古典学”。所以上述观点不全面。

著名语言学家、105岁的周有光先生曾在论述“汉字是古典文字”时说：“‘古典’是classic的翻译，原意：‘古雅、典雅、典范’。例如：‘古典音乐’。又译：‘经典’”（《香港语文建设》，2006年第12期第20页），这句话值得我们在探讨、理解、构建“中国古典学”时参考借鉴。

舞剧《千手观音》没有用通常的幕场结构解析故事，而是用十二首颂歌逐一展开观音慈悲修成的过程——为救病重的父王惠远，三公主出门寻找莲花，历经千辛万苦，深入众生苦难，最终了然顿悟，将寻到的莲花施与苍生，自己则幻化成了闻声赴救的大慈大悲千手千眼观世音。

这是一个走向世间万象的同时走向本心深处的历程，是一段段悲悯智慧不断感悟升华的经历的递进。可以说，这里强调的是一连串电石火花光芒骤起的心灵事件，而不是戏剧故事首尾贯通的叙述。故事情节未见紧张的戏剧性，心灵事件电石火花光芒骤起的状态，也并非逻辑上环环相扣的思辨演绎，于是乎，观赏阐释的线索构架似乎随之悬空了，笔者唯有随之自由奔走的种种断想。

参悟可以临空而来，无迹可求，断想似乎就同样可以有些道理。因此，姑且就让断想自己奔走吧！

一、觉悟

在去看舞剧《千手观音》之前，笔者期待中潜藏着些许担忧：对太熟悉他的艺术创造路数的我，张继钢还能创造出什么令我惊奇的艺术表现？在过往的层面，他天才的艺术创造力已经有点溢出来，除非他在内容境界上有所突破。

看完舞剧《千手观音》，释然，因为它让我产生新的感动，心灵的感动，这种感动走在前面，将我对张继钢艺术创造非凡才华的赞叹和担忧搁到了后面。

艺术创造者张继钢，似乎正在进行一次新的升华，正在潜心成为一个在更普世化的人类生命经验上行走的深度体验者，艺术创造只是这种体验从内部带出来的光彩。其实，这样的升华，在张继钢，一个真诚的、始终充满人性关怀的艺术家，是自然的结果。在他近期总是念念不忘的“静静地震撼”的期待中，已露出端倪。

二、超越

六年前，雅典，残奥会闭幕式“中国八分钟”，舞蹈《千手观音》以令人叹为观止的东方绚丽惊醒了世人的眼睛。在一个限定的单行纵队上，四十二只手臂伸缩舒展抑扬顿挫，竟然创造出如此气象万千的境界，让观音的神奇活脱脱地呈现在舞台上。

这一刻，张继钢创造了经典，同时，也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悬崖。他已经接受委托，创作舞剧《千手观音》。要超越舞蹈《千手观音》的极致绚丽，创作一个容量更大的舞剧《千手观音》，也许，他只有从这个悬崖顶上纵身一跃，完成一次艺术的涅，才有可能寻求到通向另一种气象万千的道路。

观音，以无碍的智慧体现无边的慈悲。为观音造像，须走进观音，走近你内心的观音，在那里可以聆听到大智慧。为此，张继钢踌躇、挣扎、冲动、淡定，走了七年。

三、奇观

一如张继钢一贯的风格，语不惊人死不休，舞剧《千手观音》出手就在巅峰上。从舞蹈画面到舞美画面，到音乐构成，处处匠心独运。每一种因为内在感悟而锤炼出的意象原点，都要在舞台上展开成极尽灿烂的视听奇迹！

张继钢满怀巨大的内心期待，并且，他的确实现了他的期待。

群舞“慧心妙悟”，三公主静坐禅悟，背后无尽的暗夜中，无数只手构成的远山、近水、飞鸟、藤蔓、繁星，次第浮现，蜿蜒生长，倏然而来又戛然消隐。其灿然可谓极尽奇妙，其蕴蓄却无限宁静。只因为某种深沉的激情，这样的意象才会生生不息，那是对宇宙生命的虔诚礼赞。

结尾处，三公主修成正果，可如何才能给予“千手千眼”新的呈现呢？大象无形，况已有舞蹈《千手观音》在前！意念沉下去，神思飞起来，持续的关照获得心灵崭新的“看见”。张继钢再度给了我们足够的惊奇。那是一段超大型群舞—— 三百多位少女仰身而卧，以你完全预想不到的方式，构造出另一种极限的仪态。当我们调匀呼吸，直视光芒四射的初日，我们会发现，一片炫目里其实精微充溢，它们自由自在地勃发，于大光明中幻化出无穷的绚烂！正是在这里，张继钢眯着眼寻找到观音千手千眼的新境界。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真正的奇观，语言只能描述其万一，笔者此处已是多余赘笔，得你自己到剧场中去感受。

我们不担心“年”本身，而是担心满含先民智慧与情感的“年文化”会丢失

记者：辞旧岁，迎新春。春节将至，我们一边欢喜，一边担忧：春节是不是式微了，年味怎么会变淡了……为什么“年”对我们如此重要，它仅仅是个节日吗？

冯骥才：其实静下心想一想，国人对“年”的感情并没有淡薄，淡化的只是今天不再适用的传统年俗方式；我们担心的也不是“年”本身，而是满含着先民智慧与情感的“年文化”会丢失。

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春运。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会为了过年这样调动“千军万马”？又是什么调动着“千军万马”？是我们的传统。可见对年的感情依旧根深蒂固，这不是别人给你的，是你血液里面蕴含着的，是你自己精神的基因，到时候就要“发作”，一年“发作”一次。

我们说年味淡了，并为此着急，主要是因为感受到了旧日年俗的淡薄。年俗里有我们文明的传统，有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命观、生活观、理想信仰、道德准则、价值审美，等等。春节本身是中华民族一个伟大的创造,因为在农耕时代，人们生活生产的节律跟大自然的节律一致，大自然有春夏秋冬，于是人们春播夏养、秋收冬藏，一轮以后，又开始新的一轮，所以，在新旧更替时，人们总是对未知的生活充满了期盼，形成了过年的两个主题——避邪与祈福。你可以看看，我们的年俗里充满了避邪祈福的符号，春联、门神、年画等，都是这两个主题的表现。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主题——团圆。

总之，在农耕社会，人们就是这样使劲儿亲近着年，为了表达生活情怀、表达对年的盛情，创造了一整套独特而丰富的年文化。现在，生活方式改变了，原有的文化受到冲击，于是我们开始害怕，怕迎福的祈求、生活的理想没有了，年的意义丢失了，这是我们着急的心理根源。

我们缺少过年的新载体。春晚算一个，但远不够

记者：一种习俗，固然称得上是民族的瑰宝，可城市化的进程已经遍及中国，我们的生活在变，环境在变，观念思维也在变，习俗又怎能有一成不变的空间呢。

冯骥才：我们已经眼见了许多变化的发生——比如家居装修，我们现在的墙上都贴着墙纸、湖湘绸，没法再挂木版年画了；大门不是两扇而是一扇了，自然就没法再贴一对的门神；没有影壁了，也就没法贴影壁上专用的福字了……在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时候，文化习俗里自然有要消退的东西。这是正常的。

节日文化是生活文化的一部分，而人们的生活需求是自己创造的，不是别人给你的。真正属于老百姓的文化，是自娱自乐、自我满足的文化。年俗也一样，是百姓自己创造的，他不需要了，自然就放弃了。

从古到今，年俗一直在变，有的产生了，有的消亡了。就拿年画来说，并非上下五千年一直都有。中国汉代就发明了纸，但到了明朝以后年画才全面兴起，这说明社会有需求了，才产生相应的节俗。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缺少新的过年的载体。过去的一些载体不适用了，但我们还没有找到适用的，对年的盛情没有地方安放，所以渐渐有“年味淡了”之感。

张仃（右）与毕加索

1947年，周有光在美国的一家银行工作，同时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一天，他的朋友、当时也在该校做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对他说，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他现在很空闲，你可以去跟他聊聊。

爱因斯坦早在17岁时就因憎恶军国主义而放弃了德国国籍，希特勒夺取德国政权（1933年）后，他为了躲避法西斯迫害，接受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数学学院的聘请，做终身学者。爱因斯坦自称：我无法把自己从我的研究工作上撕下来，我已经被物理学抓得牢不可破了。

周有光见到爱因斯坦那年，他已68岁，因积极呼吁禁止使用原子弹、谋求世界和谐而成为和蔼可亲的“崇高老人”。周有光在《百岁口述》中回忆道：“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为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随便。我们在银行界，穿衣服都很讲究，他在大学里，大学的风气跟银行不一样，大学教授穿衣服马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还没有我讲究。他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给我的印象非常好。”

回国后周有光一直没有提过与爱因斯坦见面的事情。事实上，周有光是中国为数不多与爱因斯坦面对面说过话的人。他们见过两次面，聊过两次天。但有意思的是，这种如此值得炫耀的事情却被遗忘了50多年，直到晚辈们为周有光整理百岁华诞的贺册才被“挖掘”出来。

“小辈们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讲爱因斯坦的事情。我忘掉了。”周有光说，“我们是一般的谈话，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随便讲讲。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事情忘掉呢？因为谈话内容没有特点。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一样。”

如果说周有光与爱因斯坦的两次见面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那么同时代的另外两位中外名人的会面就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他们就是张仃与毕加索。1956年，张仃在巴黎见到了自小崇拜的毕加索。张仃生前回忆当时情形：毕加索刚睡起午觉，穿着短裤、背心从楼上走下来热情欢迎我们。原以为他的工作室一定很豪华，因为他已是最富有的画家，一张作品值几十万美元，没想到工作室里除了画作是新的，几乎一切陈设全是破旧的，墙上灰迹斑驳，沙发已经露出弹簧。可他好像熟视无睹，墙上、地上到处都是他的画作。

第一次见面，张仃将一套水印的《齐白石画集》作为礼物送给了毕加素。这份礼物给毕加索很大的震撼，因为在张仃访问毕加索之后不久，张大千也去拜访了毕加索，毕加索向张大千展示了自己临摹齐白石的中国画习作，说：“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样的问题似乎依然耐人寻味。不过，历史显然让我们变得宽容，每种缘分都值得珍惜，每种追求都值得尊重。

“藏身”79年前《武汉文艺》

胡孙华

多篇现代文学名作孤本

“藏身”79年前

《武汉文艺》

本报讯（记者胡孙华）武汉藏家姜小平昨日向记者展示了一本79年前出版的期刊《武汉文艺》。该刊曾发表多篇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所憾只出6期即停刊。而该期所登的陈瘦竹、维特女士、问鹃的几篇作品在后来他们的专著中都没有收录，以致后来有研究学者发出“只是存目，文字未见”的感叹。

创刊于1932年1月的《武汉文艺》，主编是时在武汉大学读书、后成为我国著名戏剧理论家的陈瘦竹。记者看到的是第3期。主要篇目有：《剪发的社会学》（王任叔译），《上帝的孩子》（陈瘦竹），《变》（维特女士），《怎样写戏剧》（陈瘦竹），《从上海到汉口》（问鹃），《前哨》（问鹃）等，足见当时武汉文艺之繁荣。王任叔是民国时期著名文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任驻印度尼西亚首任大使；维特女士就是被誉为民国女杰的沈蔚德；问鹃即是褚问鹃，学者，中国著名性学家张竞生的夫人。

记者看到，问鹃的《从上海到汉口》一文中记述了作者从上海到汉口一路的见闻，在文末，作者这样描述：在赏鉴自然界最美丽的风景和听杀人的最残酷的战报这两重矛盾状态下经过了五天之久，方到达目的地，这里（汉口）有的是零落的敌人，褴褛的民众，和那劫后的江山！虽然也是都市的空气，却比上海要清静多了。问鹃的中篇小说《前哨》在她的文集中也再没出现。

据《武汉市志》记载：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前，在武汉发表的小说作品有陈瘦竹的《薄暮》、《惜兵》，沈蔚德的《家》，谢冰莹的《离别之夜》，褚问鹃的《前哨》等，可见《前哨》在当时的影响力。

据藏家姜小平考证，该期刊登的陈瘦竹，维特女士，问鹃的几篇文章在后来他们的专著中都没有收录，现在这本杂志足可满足一些研究学者发出“只是存目，文字未见”的遗憾。

该期刊编辑者写的《最后一页》也很有特色：“居然《武汉文艺》出到了第三期了，而且是如期地出版了！我们实在没有一件比这再快乐的事情了！我们并不敢说这期武汉文艺的内容又是怎样怎样，因为这是读者的事呀！但我们却绝不自足，将永远努力努力，使这刊物能一期一期的出来。”从这些语句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当时编辑在办此刊时的责任心很强。

李岚清

2011年1月12日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校中，曾经传唱流行过许多著名的中外歌曲，中国歌曲如《送别》、《毕业歌》、《梅娘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长城谣》、《渔光曲》、《嘉陵江上》、《秋水伊人》、《天涯歌女》、《夜半歌声》、《山那边呀好地方》、《玫瑰，玫瑰，我爱你》等；外国歌曲如《念故乡》、《我的家庭真可爱》、《老人河》、《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友谊地久天长》、托塞利的《小夜曲》、德尔德拉的《回忆》等。由于这些歌曲旋律流畅优美，内涵丰富，动听感人，富有魅力，且朗朗上口，易学易唱，深受师生们的喜爱，因此，演唱这些中外歌曲蔚然成为一种流行的校园文化。时至今日，尽管岁月流逝大半个世纪，有些歌曲仍然在一些老年知识分子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许多老同志能哼唱其旋律，有的还能完整地吟唱整个歌曲。记得多年前，在一次小型聚会中，江泽民同志要我弹奏钢琴，虽然我一再申明我不会弹琴，只是“乱弹琴”，也只好硬着头皮即兴弹奏了德尔德拉的《回忆》，弹着弹着一时忘记了下面的旋律，于是我就信手转到了托塞利的《小夜曲》。我的这一“转换”很快被江泽民同志发现了，他说：“你怎么弹《回忆》转到托塞利的《小夜曲》去了？”接着他便用英语唱起了这首歌曲。

去年夏天的一天，我接到江泽民同志的电话，他问我有没有托塞利《小夜曲》的英文歌词，当时我手头没有，答应帮助找一下。我通过国内外各种渠道进行了认真的查找，找到两个版本的英文歌词，但都不是当年在国内流行的那个版本。江泽民同志也亲自请几位老音乐家帮助寻找，同样没有结果。

说到小夜曲，人们不免会想起莫扎特歌剧《唐·璜》中放荡不羁的贵族青年唐·璜拿着曼陀林在艾尔薇拉小姐的窗下轻唱小夜曲的场景。男主人公唐·璜企图用歌声吸引艾尔薇拉小姐的女佣采琳娜，他演唱的是一首轻柔的情歌——《打开你的窗，心爱的人》。这一幕真实地再现了行吟诗人演唱小夜曲的情景。这首又被后人称为《唐·璜小夜曲》的著名歌曲，曲调优美淳朴，情绪温存热烈，成为歌剧《唐·璜》中的经典唱段。

托塞利的《小夜曲》也是一首世界名曲，它表达的却是凄美的爱情主题，哀婉悲伤，百转千回，感人至深。

作曲家恩里科·托塞利（Enrico Toselli），1883年3月13日出生于意大利艺术名城佛罗伦萨，1926年1月15日逝世，年仅43岁。作曲家出身于富足优越的家庭环境，自幼受到母亲的艺术熏陶，音乐天赋得到很好的发展。他10岁首次登台公演时，其演奏才华就震惊乐坛，博得人们的广泛好评。随后，托塞利师从李斯特的门生——意大利著名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乔瓦尼·斯甘巴蒂（Giovanni Sgambati），以及作曲家朱瑟普·马图契（Giuseppe Martucci）继续深造，钢琴演奏艺术愈益精湛。托塞利的青年时期，一直从事钢琴演奏，在世界各地巡回举办音乐会。他的才华也得到了贵族阶层的赏识。1907年，24岁的托塞利与奥地利萨克森公主露易丝·安托瓦妮特·玛丽（Louise Antoinette Marie）相识相爱，不久就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露易丝公主十分热爱音乐和文学，并有着很高的艺术修养，她与托塞利还合作写过一部歌剧。可惜好景不长，由于种种矛盾，1912年托塞利与露易丝公主的这段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对于托塞利来说，失去心爱的人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积郁成疾的托塞利英年早逝，年仅43岁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托塞利一生创作了不少轻歌剧、管弦乐曲、室内乐曲和歌曲，但留传下来的作品寥寥可数，最为著名的就是他的《小夜曲》。正是这一曲优美的《小夜曲》，让他永远活在世人的心中。这首动人心弦的《小夜曲》，不仅被广为传唱，而且常被改编为小提琴独奏曲和管弦乐曲。从作品中，人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作曲家那深沉的感情和凄婉的爱意。

这样一首曾为人们广为传唱的名曲，其英文歌词的失传无疑是件憾事。所幸江泽民同志至今还能用英语基本完整地吟唱这首歌曲，他怀着对这首名曲的钟爱之情和保护高雅音乐艺术的责任感，亲自为恢复抢救这首名曲原来的英文歌词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首先默写出当时的英文歌词，为慎重起见，又请几位同志共同推敲校核，不但再现了这首《小夜曲》的英文歌词的原貌，还将它翻译成中文。为此，江泽民同志又给我写了下面这封信：

岚清同志：

托塞利小夜曲乃世界名曲。我在大学期间，同学们经常吟唱，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绝大部分唱词我都能写得出来。但少数唱词只能哼其声而不能知其意。近几年我遍访京沪等地音乐学院、过去的老同学、老教授乃至九十几岁的周小燕同志，均未有结果。

最近，在北戴河学习英文期间与外交部翻译室副主任许晖、处长曾嵘及首都博物馆馆长郭小凌教授共同追忆，再三推敲，几经修改，遂成此稿。托塞利小夜曲有意大利文、英文等唱本。但找不到我们唱的歌本。可以说这份唱词是最忠于我们说的唱词的。今晚与许晖、曾嵘同志一道又将其译为中文。现送上中英文本各一份，请查收。

江泽民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五日读了江泽民同志这封信后，我深受感动，对他认真、严谨的精神更加钦佩。我将曲谱和歌词交给男高音歌唱家顾欣，请他试唱，以便填词。谁知最初唱出的旋律、节奏与当年的完全不一样。于是，江泽民同志又与我们一起研究推敲，由他示范吟唱全曲，并进行录音，又逐句指导顾欣反复模唱，作填词记录。这样经过多次反复终于模唱成功，并“找回”了一首失传的优美的英文歌词，还增添了一首新的中文版歌词。

在模唱和填词的过程中，我们感到这首英文歌词及其中译本的价值，还在于它与作曲家的创作主题更加贴近。这首小夜曲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情绪明朗，充满幸福的回忆，歌词中唱道：“你的身影翩然而至，带着芬芳，让我无限憧憬。谁能举杯奉献给温柔的爱情……”第二段曲调低沉，明显地带有小调色彩，采用了模进的作曲手法，表现出一种惶惑不安的情绪。当歌词中唱道：“我的微笑藏在你深邃的双眸，我看到天堂在眼前升起”两个乐句之后，突然出现跳音：“请让我狂热的心再次安歇。哦，我为你祝福。我永远爱你！愿每一天都幸福欢乐直到永远。”这是感情的波澜。随着感情越来越激动，呈现歌曲的高潮，最后缓慢地停留在深沉的音调上。第三段是对乐曲第一段的再现，缓慢、轻柔的旋律中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哀伤，好似作曲家已陷入痛苦的回忆之中，歌词中唱道：“我心中你沉重的身影，我将在梦中把你永远怀念！”将人们带入无限的遐想之中，也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对美好爱情充满向往的和谐画面。音乐超越了时光，跨越了地域，将人与人的心灵和感情联系在一起。在悠扬的歌声中，你是否也感受到了朦胧的山间月色，树影婆娑？你是否也听到了琴声中诉说的凄婉爱情故事？你是否也看到了半空中一轮明月下相约的那对恋人，获得了一种美的享受？

当教育、文化部门和音乐界的同志们知道这件事以后，都十分高兴。大家认为，江泽民同志这种对音乐艺术的热爱之情，对抢救音乐艺术财富的执著和严谨的精神，令人感动。大家都知道江泽民同志本来就会讲英、俄、罗等外语，即使这样还如此认真地坚持学习，这种精神更值得大家学习。江泽民同志不仅完成了一件重要的音乐考证、挖掘、抢救工作，也为广大音乐爱好者增添了更完整地欣赏和歌唱这首名曲美的享受。我相信，当人们听到这首乐曲熟悉的旋律和优美的歌词时，都会由衷地感谢江泽民同志所作的贡献。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所属的高等教育出版社，特别为这首名曲制作了精美的CD、DVD光碟，并赠送给许多高校、文艺团体和一些音乐工作者，相信这将是一份珍贵的新年贺礼。

(原载1月26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