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数小时后，土豚宝宝便遭遗弃

布什花园的员工成了土豚宝宝的代理父母

　　中新网5月9日电 据外媒报道，近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的布什花园的一头无毛土豚宝宝首次亮相。

　　这只小土豚在出生后就惨遭母亲遗弃，布什花园的员工不得不担负起抚养这个“小胖墩”的责任。

　　公园发言人说：“我们本想顺其自然，但后来发现它的妈妈并不称职，所以我们只能干预。”“我们担心它会碰巧踩到宝宝，或者一不小心就把宝宝埋掉——因为土豚一般刨坑搜寻食物、建造居所。”

　　一般而言，雌性土豚每年产一胎。这头土豚宝宝还没有名字，而它也是北美所有公园中仅有的35头土豚中的一员。

　　土豚以昆虫为生，食量惊人，每小时就能吞掉5万只虫。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任何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物，都有可能变成现实，就像在100年前，当时的人们无法想象到如今繁荣的互联网一样。那么在接下来的100年内，又有哪些可能会出现的新科技呢？

　　下面列出了当今科学家对2100年前生活的十大预测，如果这些预测能够变成现实的话，将会让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能上网的隐形眼镜

　　出现时间：2030年前

　　预测者：来自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的巴巴克·A·帕尔维兹教授

　　你能想象有一天上网只有眨一下眼睛那么简单吗？帕尔维兹教授目前正在研究的一款隐形眼镜或许会让你明白一切皆有可能。这种新式的隐形眼镜上排列着一个LED集合。帕尔维兹表示：“这些LED组合可以在眼前形成各种图像。这种眼镜的大部分材料半透明，人们可以戴着它自由活动。”

　　这种眼镜还将识别人的面部特征，并显示所见者的生平，还能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这样人们就可以看懂镜片上显示的字幕。 也许准备参加期末考试的学生们会是这种隐形眼镜的首批顾客，相信它也同样会受到科幻迷们的喜爱。

    2.人体器官商店

　　出现时间：2030年前

　　预测者：维克森林大学安东尼·阿塔拉博士

　　若不幸遭遇车祸或疾病，人们可以从“人体器官商店”订购用自身细胞培育的备用器官。

　　科学家现在已经可以培育软骨、鼻子、耳朵、骨骼、皮肤、血管和心脏瓣膜。4年前，他们培育了第一个膀胱，去年又培育了第一根气管。在未来大约5年内，科学家将能够培育出肝脏。阿塔拉博士表示：“我们可以预见的是今后将能够提供现成的器官，人们只需取出受损的器官，然后按照需要植入培育的新器官。”

　　3.读心术

　　出现时间：2030年前

　　预测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肯德里克·凯伊

　　目前的技术可以实现往中风瘫痪的患者的大脑中植入芯片，并将这个芯片同笔记本电脑连接。这些患者最终将学会如何利用意念编辑电子邮件、玩视频游戏和上网。

　　凯伊正在编订一本“意念词典”，他已经研发出了一个可以破解脑电波信号的电脑程序。他说：“从一大堆影像中识别出患者看到的特定影像将成为可能，而且仅仅通过检测其大脑的活动，就能够将这一影像还原。”

　　日本的本田公司曾制造了一个机器人，戴着头盔的员工可通过意念控制机器人的活动。

　　4.灭绝动物复活

　　出现时间：2070年前

　　预测者：美国先进细胞技术公司罗伯特·兰扎博士

　　未来我们将能够拥有饲养灭绝动物的动物园。兰扎能够从已死亡25年的动物尸体上提取可用的DNA，将这些DNA植入到母牛卵细胞内，9个月后，一只克隆动物就诞生了。这样，这个物种就算是复活了。

　　即使尼安德特人已经消亡了数万年，但是他们的DNA已经被破译了，所以有科学家正在讨论要不要让他们复活。兰扎认为：“如果我们有了控制基因的工具，那么从理论上来讲利用基因复活物种就将成为可能。问题是，我们应该这么做吗？”

　　5.延缓衰老

　　出现时间：2070年前

　　预测者：麻省理工学院莱昂纳德·瓜伦特博士

　　虽然没有人能够找到长生不老药，但是科学家现在可以从遗传学和分子学的角度分析梳理出细胞衰老的过程。很多影响衰老快慢的基因已经在酵母细胞、果蝇及蠕虫内被发现。

　　科学家已经通过“热量控制”延长了昆虫、老鼠、兔子、狗、猫及猴子的寿命。也就是如果在喂养它们时减少30%的热量摄入，那么就能将它们的寿命延长30%。瓜伦特发现了SIR2基因，这个基因有可能解释“热量控制”的奥秘。

　　6.变形

　　出现时间：2100年前

　　预测者：美国英特尔公司贾森·坎佩利

　　在电影《终结者2》或《X战警》中都有外形变形的情景，而这也是研究“可编程物质”的科学家们的梦想。他们制造出了与大头针的针帽一样大小的电脑芯片，这是一种纳米级的微型电脑，被称作“catoms ”。将这些电脑芯片进行编程，这些芯片根据既定电荷的不同有不同的组合方式。

　　坎佩利表示：“比如，我的手机放到口袋里显得太大，如果拿在手里玩又太小。如果我有200至300毫升那么多的（可编程）芯片，那么我可以随时让手机变成我想要的形状。英特尔公司高级研究员贾斯汀·拉特纳称：“在未来40年内，这将成为一个很普通的技术。”

　　那么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为我们的礼物下载软件，然后按一下按钮，礼物就出现了。

　　7.建造星际飞船

　　出现时间：2100年

　　预测者：康奈尔大学梅森·佩克博士

　　恒星离我们太远了，就连最近的恒星也需要我们的火箭花费7万多年才能到达。但是佩克相信，第一艘星际飞船会是一个微型的电脑芯片，只有指甲盖大小。

　　即使只有少量的芯片到达了恒星，这就足以发回有价值的信息。佩克博士的设想是，向木星周围发射数百万的芯片，这样木星周围强大的磁场将能够将它们加速到“每秒上万公里”，而且他认为这一速度还可以无限增加直至接近光速。

　　8.战胜癌症

　　出现时间：2100年前

　　预测者：西雅图系统生物研究所勒罗伊·霍德

　　如今，当人们发现在胸部发现肿瘤时，可能这个肿瘤已经有了100亿个癌细胞。但是在未来，区区几百个癌细胞释放的蛋白质就能被安装在厕所内的DNA芯片识别出来，而这将肿瘤的发现时间提前10年。从此以后，“肿瘤”这一词就将从世界上消失了。

　　人们的体检方式也会发生改变。霍德曾写道：“2018年6月，萨莉拿出一个小型设备，在手指上按了一下，取了一小滴血。利用这滴血，可以进行2000项不同的检测，并将数据无线发送到远程计算机上进行分析……微型设备将检测数千种血液成分，而且DNA测序仪将能够快速破译个人的基因组。”

　　此外，科学家已经研制出了“纳米粒子”，它是一种微型分子。这些分子可以像智能炸弹一样摧毁癌细胞。在过去的试验中，用这样的方式杀死过90%的癌细胞，这将使得癌症治疗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9.人类与机器人融合

　　出现时间：2100年前

　　预测者：麻省理工学院罗德尼·布鲁克斯

　　未来的几年，机器人可能拥有与老鼠、猫或狗甚至猴子一样的智力。到那个时候，有人觉得机器人可能很危险。有人建议我们应该在它们的“大脑”中植入芯片，这样一旦当它们产生了恶念，就可以将它们关闭。但是也有人说，为什么不同机器人融合呢？而这正是布鲁克斯的想法，他曾是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负责人。

　　他表示：“从现在开始的50年内，我们将能够通过基因改造看到人类身体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类种群将会以今天人们想象不到的方式发生改变。我们会发现自己再也不受达尔文进化论的限制了。我的预言是，到2100年前，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将充满智能机器人，而且人类无法将自己同它们区分开来，我们也将是机器人，同机器人互相联系。”

　　这样的优点是，有一天当你醒来时，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很完美：美丽、超级强壮而且长生不老。

　　10.太空电梯

　　出现时间：2100年前

　　预测者：“碳设计”公司创始人布拉得雷·爱德华兹

　　设想一下，有一天你走进电梯，按下上升按钮就到了外太空，是不是很酷？这就是太空电梯，它将使向游客开放宇宙的梦想成为现实。

　　目前，将一个重约2.2千克的东西发射到近地轨道就需耗资约5.3万元人民币，但是太空电梯却可以大大降低成本，让普通人可以在太空中旅行。

　　太空电梯的载人舱能够在数千万米长的电缆上移动，而电缆则靠地球转动产生的离心力来固定。碳纳米管的出现又朝这一梦想的实现前进了一步。爱德华兹已证明利用纳米技术可以做出能够支撑太空电梯的超强力电缆。

　　他表示：“建造一个200吨的电梯是个合理的设想而且具有商业价值。一个200吨的太空电梯的大小相当于一架大型的商务飞机。太空电梯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意愿，不受任何物理层面的限制。”

作家评论家直面小说创作现状———

本报记者张玉洪自广州报道　“我现在不喜欢读小说。它们的虚构完全无力，正在为安全而回避……”昨日，在广州出席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沙龙”时，现居深圳的诗人王小妮直言不讳地说。她说，“我看了非虚构的《巨流河》、《寻路中国》等书，认为它们是虚构作品作家学习的对象。”文学评论家郜元宝则认为，小说的阅读难度与吸引力应成正比。

昨日“文学沙龙”的主题为“我们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文学”，不过，话题讲座中，“文学”更多地转换成“小说”。著名作家马原头一个发言，重提几年前的观点“小说已死”：“我是说过去意义的小说已经死了。经典小说的价值论、方法论，还能延续多长，我不知道。我对小说的前景一点也不乐观”。在他看来，“现在电视剧作家在一定意义上取代了了21世纪前小说家行使的职能”。

对马原的观点，张炜回应说，“他说的是事实，小说有死亡的症状。但我认为，只要有人类，就需要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回溯文学史我们会发现，文学天生就是死去活来的。马原的悲观，可能是基于目前的现状，还与认知的坐标系有关。我觉得应该不要局限于十年、二十年和五十年这么短的时间来考察。比如大师就是几百年才产生的。我们有时太着急。我喜欢里尔克的话：你要爱你的寂寞”。

在诗人欧阳江河看来，“现在文学处于一个分众的时代，不少人把文学当成读物，读和写都是消费。所以出现‘读的是署名’这种‘粉丝现象’”。在他看来，文学面临一个“如何向死而生”的问题，“我觉得文学只活在被社会尊重的状态，未必是好状态。其实文学应保留两个特权：一是获得多的尊重和阅读；另一个是愤怒的特权，甘当少数中少数的特权，也就是当时没多少人理解”。

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则认为，“当代文学的特权在于表达当下。但好多文学家把自己给埋葬了，语言没有切近生活是一大原因”。他也感慨说，“我和赵长天一样，都看《古炉》，但看了几个月才看了二十几页，因为里面人物已多达30多个，实在看不下去了。可能它是一部好作品，但阅读难度与吸引力应该成正比才对”。

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昨在广州揭晓

本报讯（记者　张玉洪）昨天，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广州揭晓，著名作家张炜因去年推出的多卷本长篇小说《你在高原》，获2010年度杰出作家。颁奖词称：“该作品在豪情与壮丽下面藏着的是难以掩饰的孤寂。他二十年来不舍昼夜，体恤世情，辨析恶，想象存在的悲欣，寄情乌托邦，见证人类无处还乡的漂泊际遇……”张炜海外演讲集《午夜来獾》昨日也在广州首发。

据悉，获年度作家提名的还有迟子建、张大春、齐邦媛、刘再复。齐邦媛因作品《巨流河》获得“年度散文家”；“2010年小说家”颁给了魏微。她七年前曾获提名，去年发表了中篇小说《沿河村纪事》和短篇《姐姐》。与她同获此奖提名的是韩寒、韩东、杨争光、刘亮程、董启章。其他奖项方面，欧阳江河因《泰姬陵之泪》获年度诗人，这也是他十多年来在国内首次获奖。张清华获年度文学评论家，七堇年获年度最具潜力新人。

又到毕业季，庆祝走出象牙塔的仪式却在改变。若干年前，到女生宿舍门口唱歌，曾经是毕业族的专利；从窗口把伴随四年的热水瓶高高摔下，也是大四生野蛮的发泄。这些冲动而又单纯的纪念，如今越来越显得小儿科。用一场婚礼来庆祝毕业吧，两年前“毕婚族”的出现还让人有点惊讶，现在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流行。

宽泛一点来说，我大概也算是个毕婚族，甚至算是校婚族，因为我是在毕业前一年和女友领了结婚证。那时候正在办出国留学，摆在面前的选择就是一起出国或者一方留守。我们选择了结婚，以陪读的方式一起远赴异国。为了避免家人担心，我们甚至没有告诉双方父母，悄悄办了结婚证和出国手续。两年后我们回国办了婚礼，老爸老妈直到现在还以为我们是那时才结的婚，却不知道儿女已经老夫老妻了。

在我们那时候，结婚还要开单身证明，好在我是研究生，所以没有障碍，如果是本科生，那基本上没戏。后来国家取消了结婚需要单位开单身证明的要求，这其实也是为校婚族、毕婚族打开了通道。说实在的，放到我的大学阶段，校婚还真是不太可能。就拿我们班级为例，在大学阶段谈朋友的不在少数，但真正出双入对，都是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大概是时代比较单纯，在大学之前，同学们少有恋爱史，因此大学恋爱可以说还在学习男女相处之道，离谈婚论嫁相去甚远。而现在的孩子，基本上在高中时代就已经普及了生理知识和恋爱知识，马路上的初中生恋人都堂而皇之了。甚至家长都不再畏惧“早恋”，看淡男女交往，这是我们这代人远远没法儿比的。

还记得当年看达斯汀·霍夫曼的《毕业生》，上世纪80年代美国大学生就流行毕婚族。如果承认社会发展是有一定规律的，那么对于毕婚、校婚，其实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不过，在毕业结婚的潮流中，又未必都是生理、心理早熟所致。从各种例子看，至少有一些毕婚族并不幸福，或者把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最典型的就是 “贫困夫妻百事哀”，面对留城、就业、买房等一系列生活挑战，不能够靠自己解决经济来源的毕婚族并不少。要么还得依靠父母资助来买房，要么干脆住到父母家去啃老。我就曾看到，一对小夫妻毕业一年就结婚，次年就生孩子。两人把孩子扔给70多岁的父母，一点工资快乐“月光”，可怜老人的一点退休金还要补贴他们的生活费。还有一则案例来自报端。一对毕婚族小夫妻刚生了孩子就闹离婚，原因竟然是年轻父亲不能适应身份，丝毫没有当爸爸的觉悟。“毕婚族”成了“闪离族”，这大概是没有人愿意看到的。

一位走入“毕婚族”女孩对自己的选择辩白：“就算一无所有，但至少还有爱情。 ”是啊，一纸婚书通向只属于两个人的自由之海，不过在自由的背后还有现实的火焰。每对夫妻都是如此，然而对于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变数只会更多。

被戏称为“胡桃钳人”的原始人类属鲍氏傍人

安德烈•凯瑟尔博士2000年在约翰内斯堡附近发现的原始人类化石

　　被戏称为“胡桃钳人”的原始人类是人类的远古近亲，因其强大的颚部和巨大的牙齿而得名。科学家表示他们可能更喜欢吃草。这种原始人类属鲍氏傍人(Paranthropus boisei)，100万年前曾与人类的直系祖先共同生活在非洲大陆。

　　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波尔得分校的马特•斯波海默教授指出，科学家长久以来一直认为鲍氏傍人喜食坚果、籽和硬果，原因就在于他们长有强大的颚部肌肉和巨大的臼齿。在人类学记录中，这种原始人类的臼齿个头和扁平度是所有已知原始人类中最大的。根据最近几年有关“胡桃钳人”牙齿磨损痕迹的研究发现，这种原始人类可能更喜欢吃软果和草。

　　在进行一项新研究过程中，科学家对牙齿化石中的碳同位素进行了测量。测量结果以及新发现的证据显示，粗壮的颚部以及巨大的扁平牙齿结构帮助“胡桃钳人”一次碾碎和吞咽大量绿草或者莎草。斯波海默表示：“坦白讲，我们并未想到会发现人类族谱中的一个远支会拥有与牛类似的特征。我们非常幸运，过去几年多个研究小组的工作已开始挑战有关早期人类饮食结构的主流观点。如果20年前在科学会议上公布我们的发现，我们一定会遭人嘲笑。”

　　为了进行此项新研究，研究人员清除了22颗“胡桃钳人”牙齿上的少量珐琅质。这些牙齿化石是在肯尼亚中部和北部发现的，每一颗都含有咀嚼食物时吸收的碳同位素。在热带环境下，所有的树木和灌木丛——包括果实和叶子在内——利用所谓的C3光合作用路径，将光转换成能量，大草原上的草和一些莎草则利用C4光合作用路径，将光转换成能量。

　　斯波海默表示，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胡桃钳人”更青睐于C4草和莎草，而不是C3树和灌木丛。在至少50万年时间里，草和莎草在“胡桃钳人”饮食结构中的比重平均达到77%左右。此外，研究小组同样对傍人牙齿中的碳同位素与生活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食草哺乳动物牙齿中的碳同位素进行了比较，其中包括古斑马、古河马、古疣猪和古猪。比较结果显示，这些哺乳动物主要以C4草为食，与“胡桃钳人”相同。

　　傍人是人类近亲中的一支，被称之为“南方古猿”，其中包括著名的埃塞俄比亚“露西”，生活在300万年前。一些人认为“露西”是现代人的祖先。大约250万年前，南方古猿分离出人属，人属又进化成现代智人和傍人，后者最终走向灭绝。斯波海默指出：“我们得出的一个重大发现是，这种原始人类的饮食结构不同于当前所有猿类，他们当时所处的生存环境与现在的猿类截然不同。了解原始人类的生存环境和饮食结构有助于我们揭示一些早期原始人类为何未能留下后代。”

　　第一个“胡桃钳人”头骨化石是1959年在坦桑尼亚发现的，发现者为研究论文合著者玛弗•里奇的姻亲玛丽•里奇和路易斯•里奇。研究论文刊登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孝文)

核心提示：老实说，我不觉得正在上映的《关云长》是近年来古装片里拍得最差的，至于它上映没几天在豆瓣网上的评分就降到5.2，几乎触到了史上三国题材影视剧得分的最低线，我更愿意理解成：它很不幸地引发了观众们对于这些年来华语古装大片习惯性失望的总爆发。

图为《关云长》海报

看《关云长》，最突出的感受是关羽变矮了——虽然直接以人物名字命名的方式看起来很是高大宏伟。这不仅仅是指向来以身长九尺的威武形象出现的关公，此番变成了一个身高不及曹操的小个子——这点差距完全可以用技术手段解决；更重要的是，一个忠义千秋的精神象征被彻底矮化了。千里走单骑护嫂寻兄的英雄，硬是被描画成一边暗恋嫂子一边和曹操玩暧昧的武夫；坚持汉贼不两立、降汉不降曹的忠臣，则摇身成为顾念曹操恩义却与皇帝决裂的黑帮分子。而一句借曹操之口说出的“好马为什么不吃回头草？因为回头草不新鲜。刘备已经过时了，我才是新鲜货色”，更是直接给关羽贴上了喜新厌旧的标签。对了，说到曹操，也没能逃脱被矮化的命运：影片中有个情节，说曹操为留下关羽，一边在关羽的酒里下春药，一边把他未过门的嫂子点穴后放到关羽床上，指望两人能生米煮成熟饭，断了关羽回到刘备身边的后路——如此下三滥，是曹操这样的人干的事么？即便不是英雄，人家到底也是枭雄不是？

借还原真实人性为借口，把历史上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物降格以待，这已经成为近年来华语古装片创作的标准招数。《赤壁》把曹操兵败赤壁的原因，归结到了贪恋小乔手中的那一杯茶；《赵氏孤儿》把程婴从英雄“还原”成了凡人，抹去了原先涂抹在救孤义举上的那层忠义光亮，原先报效家主的动机变成了替儿子报仇。与其说这是一种矮化，不如说是创作者不相信原有的历史叙述，不相信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那样的舍生取义和杀生成仁的存在。陈凯歌在阐述《赵氏孤儿》的创作意图时就表示，自己完全不接受纪君祥在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里强调的大忠大义，他也多次在片中借人物之口质疑：“谁信呢？”

不可否认，这样一股潮流很大程度上有其萌生的时代土壤：我们正陷入对过去数十年英雄神化的逆反心态，反映在艺术创作上就是高大全似的人物越来越不为人所接受；更何况历史从来都是被重新解读的，西方近年来也生产出不少以全新视角解读历史的影片。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誓把英雄打回原形、想以所谓现代价值观来迎合观众口味的华语古装电影，却没有获得观众的普遍认可，原因恐怕只有一个：大家不能接受的不是改编历史，而是这种改编背离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和本质，沦为了亵渎。回到《关云长》，编导可以尝试展现人物更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若颠覆那个年代由兄弟义和君臣忠构成的基本伦理秩序，就是触了底线。

当年黑泽明拍《七武士》险些让东宝映画破产，靠的是对历史题材的真正兴趣；世界范围内二战影片常拍常新，不仅是历史事件的重新阐述，更是一种历史观的表达。而纵观华语影坛，这些年来虽然古装大片层出不穷，却没有在此基础上诞生新的历史主义，只能说明编导们既缺乏当代历史观，更没有对历史人物发自内心的喜爱和探索。他们看上的不是那些令人回肠荡气的历史人物，而只是历史人物所具备的注意力资源，然后充当着关云长们的狗仔队和八卦党，打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旗号，瞄准的却是我们的钱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但是，英雄真的存在过。而现在，看着那些只属于我们民族的高尚和坚毅、血腥和耻辱、英雄和义举正在所有人面前渐渐变矮直至了无踪迹，我不得不担心拥有世界上最完整信史的我们，会有一天彻底失去历史，忘了英雄。

宇航员们拆卸下了勘测者-3号的相机和几件其他部件运回地球进行分析

这是1969年11月阿波罗-12号任务后被送回地球的勘测者-3号着陆器相机设备

这是一帧当年的16毫米胶卷中的图像

今天的美国宇航局太空取样返回计划样本分析小组

　　一个一直以来流传的关于月球细菌的谜团最近终于得到了澄清。当年美国执行阿波罗-12号月球着陆任务时，其选择的着陆点距离之前降落在月面上的勘测者-3号飞船(Surveyor 3)很近。

　　1969年11月19日，阿波罗-12号宇航员彼得•康拉德(Pete Conrad)和阿兰•比恩(Alan Bean)在月面风暴洋(Oceanus Procellarum)一处平坦地点精确降落。这一地区距离勘测者-3号残骸仅有区区163米。他们很轻易就抵达了现场。勘测者-3号是美国在实施阿波罗计划之前进行的一系列月面详细勘察任务之一，于1967年4月20日在月球表面软着陆，并发回了6315张电视图像。

　　宇航员们拆下了勘测者-3号的相机并在无菌状态下带回了地球。当地面的科学家们对这一样品进行分析时，他们惊讶的在相机的内部检测出了微生物有机成分。

　　简单的说就是，他们发现有一个缓症链球菌(Streptococcus Mitis)菌落在相机内部存活了下来。

　　科学家们据此推测，大约有50~100个细菌个体在经过火箭发射，太空真空，将近3年暴露于月面辐射环境，以及月面零下253摄氏度的超低温环境考验之后仍然生存了下来。另外还要考虑到在这期间它们没有任何食物，水或其他任何能量来源。

　　美国宇航局的肮脏小秘密？

　　时间很快就到了现在。一个勤奋的科学家小组对这一事件展开了调查。他们查阅了宇航局的历史文档，甚至调阅了阿波罗时代的16毫米胶卷，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搞清真相。

　　他们调查的结果是：当年阿波罗计划中进行分析时，无菌室的除菌条件非常有问题。

　　约翰•拉米尔(John Rummel)是太空研究委员会(COSPAR)行星保护分会的主席，他说：“那些宣称有微生物挺过了2.5年的月面环境暴露的说法是非常站不住脚的，即便从当时的标准来看也是这样。这一说法从未经过同行评议，但却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了媒体和互联网上并大肆传播。”

　　勘测者-3号的相机检测小组宣称他们发现了细菌菌落，但拉米尔告诉太空网的记者说：“其实他们只是检测到了自己导致的污染。”

　　拉米尔曾经担任美国宇航局行星防护方面的官员，他现在还在美国东卡罗林纳大学海岸科学和政策研究所任职。

　　拉米尔和他的合作伙伴，来自美国宇航局约翰逊航天中心的朱迪斯•埃尔顿(Judith Allton)以及前宇航局月球样品接收部门官员唐•莫里森(Don Morrison)一起发表了一篇论文，名为《月面上的细菌？关于勘测者-3号及其对我们未来太空取样返回任务的启示》

　　糟糕的分析环境

　　他们的这一结论是在“太阳系取样返回任务对行星防护的未来”会议上进行宣读的。这一会议由美国宇航局行星科学部门以及月球和行星研究所资助，在德克萨斯州伍德兰德(Woodlands)召开。

　　他们形容当年对勘测者-3号的分析时说：“如果像‘美国偶像’大赛那样来评选当年的那种检测，那帮人早就出局了。”或者更加具体的说，正如论文合著者莫里森所说的那样：“现在的情况是不能排除出现污染的情形。”

　　比如，根据埃尔顿的报告，当年参与检测的分析人员竟然穿的是短袖的手术外罩，这样他们的双臂就是暴露的。另外，他们外罩的下摆高出手术台，这样一来衣服里面的各种微粒就很容易散播出去。

　　其他的防护措施也没有到位。总之，认为在勘测者-3号的细菌检测过程中发生了污染情况的推测是非常有依据的。

　　敲响警钟

　　一方面，拉米尔也强调我们现在的检测标准和方法相比当年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然而，勘测者-3号检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拉米尔表示：“我们必须要比当年的勘测者-3号检测小组在细菌污染控制方面更加谨慎。因为如果我们不那样做，我们就有可能污染未来取回的火星样品，那样我们就没办法检测出来可能存在的火星生命迹象。”他强调说：“我们可以，也必须在火星样品取样返回计划中表现的更好。”(晨风)

本报讯（记者金力维）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评说曾国藩家训正在央视《百家讲坛》播出，《曾国藩家训》中的教育思想再次撞击每况愈下的现代社会教育现实，带给人们许多反思和借鉴。日前，郦波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售同名新书《郦波评说曾国藩家训》，现场遇到的大学生向他提出了犀利的问题。

签售前的读者见面会上，郦波表示，原本在《百家讲坛》讲完大明名臣系列，讲完张居正按计划是要讲王阳明的，但社会新闻中的很多悲剧事件，譬如“药家鑫案”让他感觉到当前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就与栏目组协商改讲《曾国藩家训》。他看到曾国藩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大家，尤其在对子女教育是世所公认的成功典范。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在曾国藩的鼓励和支持下潜心研究西学，成为出色的外交家，做过出使英、法、德、俄4国的钦差大臣；次子曾纪鸿则是一位数学人才，喜爱自然科学，精通天文、地理，最精代数，计算出了100位的圆周率。更为难得的是，不光曾国藩的儿子成才了，他的后代子孙，大都很有成就。

郦波认为，在古代，家庭教育才是真正的主流教育，而且曾国藩家训又非常独特，突破了家庭教育的层面，上升到社会教育层面，它可以成为针对当前的社会教育问题寻求一个解决的切口。

见面会上，有位大学生质疑郦波，古代人读书为当官，可现代社会，我们要做很多实际的应用型工作，儒家这种“士文化”的教育体系还有用吗？听到这话，郦波首先鼓励了学生勤于思索的精神，随后他说，“世界时刻在变化，从古代到现代，从昨天到今天，然而只有在精神世界里做一个强人，才能以不变应万变。现在，我们的教育是在做‘树人才’的事，而古代儒家讲的是‘树人’，‘树人’是培养一个人的品性，不带有功利性，不管你读书多少，都可以成为‘士’。我们和传统文化割裂太久了，须知一个国家只有经济崛起是可笑的，必须有思想文化的引领。《曾国藩家训》是我们民族的根性文化、精神的呼唤，对每个人都非常有意义。” J187

短短几年，“国学”一词似乎被人请上神坛又推进沟壑，“大师”一词给人几多崇敬又几多迷惘。

因央视《百家讲坛》走出书斋走进百姓生活的清史专家阎崇年因校注的《康熙顺天府志》身陷“悬赏门”，他以“一字疏误视作羞、一句错断引为耻”自勉，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挑出一个错，奖金一千元”，孰料山西大学副教授白平竟前后发现该书“错误”690处，要求获得奖金69万元。

曾被誉为“国学奇才”的18岁少年孙见坤被报道10年间阅读了2000本古籍，可出名总是伴随着质疑，关于其文章抄袭的批评也越来越多，一波三折、高潮迭起的“破格录取”也一度沸沸扬扬。

人们不禁要问“国学”怎么了？学术究竟是束之高阁的典籍，还是名利双收的工具？恐怕学者在其中应该担当的责任以及如何担当，这问题不可小觑。

我们不妨简单回头看看，前些年随着传统文化热潮的兴起，《百家讲坛》、《文化中国》等一系列节目受到老百姓的推崇和喜爱。我们很多原来在书斋里搞学术的学者，走上电视、网络、报刊，甚至不惜纷纷“亲自”走向全国各地去宣讲，以自己的所学、所研究、所获得，向百姓普及中国的历史、文化、思想，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庆幸和欣慰的。但是伴随着这些学者走向媒体，走向大众，问题也接踵而来。

第一，我们很多的学者满天飞，再也沉不下心来研究什么，天天在外开讲，早就顾不上作学术还需坚持严谨之风，文化知识的普及更应严谨。

因为年代久远，我们的祖先总结并流传下来的很多智慧、思想、文化已经随历史的流逝，其面孔一同模糊在时空的深远处。如果没有科学严谨的态度，务实的学风，很容易把我们传统中一些精髓的东西从历史渊源中割裂开来。

胡适与顾颉刚说过，“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古今学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动……新的呈现，定然为旧的吸引而出，断不会凭空无因而至”。

中国的文化及其思想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而且自古以来，中国对文化的传承与研究，都是非常注重保存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说中国很早以前就有重视训诂的先例。《左传》即有“夫文，止戈为武”、“故文，反正为乏”、“于文，皿虫为蛊”等训诂文字之例。东汉郑玄、马融、许慎等古文大家便先后殚精竭虑，以训诂方法遍注五经。至宋代，朱熹将“格物致知”阐释为“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发展到清代有朴学。到了近代，更是有了“整理国故运动”。如胡适所言“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是非，不还它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它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

我们作学术，是为了挖掘其思想，有利于其传承。所以，我们在挖掘其思想之前，必须弄清楚其本来的面目应该是怎样。我想，这是我们学术研究者的本分、职责，也应该是我们的良心。

第二，“食古不化”或“食而不化”也不是我们学问人的理想与追求，学者还应该走出书斋，寻找适当的形式和时机，将学术普及于众。

在当代，我们不乏学术作得非常严谨、成果累累，依然故我的杰出学者。更不乏学术研究平平甚至根本不及一提的所谓“学术明星”，他们在媒体中叱咤风云，在老百姓中粉丝甚众。

前者在拼命研究传统的时候，忘记自己作为一个学者，还有经世、教育、普及的职责。而后者在拼命普及中国传统的时候，忘记了自己首先应该是个学者，应该严谨求实，而不是信手拈来、且拾且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并非“穿上西装就很儒家，穿上休闲装就很道家”这么简单。西装和休闲装是西方的东西，孔老夫子、老子生活的年代，连西方都还没有这些服装。

所以，有时候缺乏严谨的治学精神很荒唐，虽然普及了知识，但是却在人们心目中种下了错误理念的种子。而我们另一些学者对这些却嗤之以鼻，或不闻不问，继续坐在自己的书斋里，做着一种孤芳自赏，或者只有一个很小的圈子里能够自娱自乐的学问。

周泽雄

“我很反感‘国学’这个词，那是过去针对‘西学东渐’而提出的，所以你们在我的书中看不到这个词。国学作为学术不可能热，哪有‘学’热的呢！只能叫传统文化热。”在推介新书《中国智慧》时，易中天先生如此回答记者关于“国学热”的提问。说得太对了！虽然我并不反感“国学”这个词，我只反感“国学热”这个现象。是否任何一种“学”都不会“热”，我不敢断言，但“国学”不会“热”，我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口。

一幢百年老宅倘若热起来，意味着什么呢？最可能的答案是：老房子着火了。国学亦可作如是观，只要我们承认那个“学”字等于“学术”或“学问”，再结合识得繁体字的国民正与日俱减的事实，我们就得同时承认，国学的门槛正在日益增高，它越来越成为一种静穆且专业的学问。

“国学热”是一个背逆人文自然的现象。依我看，只有借助某种偷天换日的方式，将其中“学”的成分最大限度地稀释掉，人们才可能见识到某种国学热的“伪形”。常见方式有三：一、把学术问题运动化；二、把学术问题时尚化；三、把学术问题偶像化。

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还在读小学三年级的笔者，就见识过学术问题运动化的路数了。在名为“批林批孔”的运动中，我们这些连孔丘与仲尼都无力辨别的小孩子，竟然被唆使充当了“砸烂孔家店”的急先锋。我还记得当时唱过的一首歌，歌词是：“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耍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要复辟。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要狠狠批。”今之国学热，虽然方向不同，由批孔改为尊孔读经，但操作原理并无二致：借助广泛的舆论咋呼和社会动员，不求实质裨益，但求以势夺人。今日咿呀读经的小学生，与昨日咻咻批孔的红小兵，唯一的共性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都是一种道具，以满足那些社会运动家的奇特癖好。

学术问题时尚化与学术问题偶像化，乃是同一战略的不同战术应用。在“国学热”的鼓噪下，说来可悲，我们连些微学术成果都不曾听说，所见无非这里矗起了一座孔子像，那里立起了一座老子像，某个大学开设了国学班，某个组织以“剪刀加糨糊”的方式编辑了一套超级国学丛书，某个开幕式上出现些可疑的古典元素。在考察国学热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经济喧阗甚至还多于文化折腾。作为学术的国学尚在原地踏步，以国学名义拉动的地方GDP，或许已成果斐然。

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大师，公推“五四”及民国诸贤。拿前贤在国学问题上的胸襟见识，烛照今日浪言国学之衮衮诸公，我们还可能被两者间的强烈反差，气歪了嘴。人们经常提及钱锺书《谈艺录·序》里的一句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同样的意思，王国维先生早著先鞭，他在自己26岁撰写的文章《叔本华像赞》里，已有“人生如轮，大道如轨。东海西海，此心此理”的卓见。若非《叔本华像赞》晚近才被发现，人们或许还会疑心钱锺书涉嫌抄袭呢。

事实是，前贤由于站立的高度相近，他们面对国学的态度也容易趋同，他们一致认为：今之国学非昔之国学，国学虽是一国之学术，国学研究却唯有以一种统摄中西的超凡眼光，方有望别开生面。换言之，把目光专注于国学本身，以为但凭读经诵典即能重振中华文化，若非急功近利，则属腐儒陋见。

王国维当年为《国学丛刊》撰写的发刊词，几可视为对今日国学倡导者的正面棒喝：“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作为学术的国学，注定是静穆的，其价值也只有在静穆的书斋研习及“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中，才可能显现一二。至于弘扬民族文化，固属吾族吾民的煌煌大义，但那显然不可能经由社会动员的方式得到改善。尝见一国学热的倡导者，在谈到“传统国学的当代价值”时，以一种超学术的态度声称：提倡国学“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知道，以夸诞不实的宏大意义代替求真务实的学术论证，乃是江湖术士的老套惯技，王小波还曾撞上把耍猴视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的卖艺者呢。说到对传统文化的信守，台湾人远比大陆做得好，依这位国学大仙的见解，难道这竟然意味着，台湾人将会比大陆人更快地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倘若国学热的发动者多是些说话托不住下巴且时刻准备把学术与政治强行嫁接的家伙，我辈对他的态度，就不仅仅是鄙夷了。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