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功夫熊猫》国内公映的时候，艺术家赵半狄就抵制过一次，那次他的抵制理由是，“不容许好莱坞在劫后余生的中国捞金”。三年后，《功夫熊猫2》（以下简称《熊猫2》）公映再次遭到赵半狄的“阻击”，这次他的抵制理由是，“《熊猫2》》并不是好莱坞写给中国的情书”。赵先生的抵制口号两次都喊得很响亮，也很有技巧，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裹挟着一股散发着腐烂气息的力量，可惜，在奔腾的时代洪流冲击下，他的抵制声音和那股力量，如扔进河流里的石子，转眼就没了影儿。

在抵制《熊猫2》的队伍中，还出现了北大教授孔庆东、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孙立军的身影，他们联名发表《致家长和孩子们的信》，呼吁孩子们要到自然中去，不要去看《熊猫2》。这封信的用意十分可疑，到自然中去固然要提倡，可这与看电影有什么利害关系？自然可以陶冶孩子的情操，看一部《熊猫2》也不至于损害孩子的身心健康，况且，那么多孩子喜欢看动画片，剥夺孩子看动画片的选择权，也是非人性化的。与其说这是抵制某部电影，不如说这是对一种再平常不过的娱乐行为的粗暴干涉，什么时候开始，人们进影院看场电影也得听人说三道四，甚至冒着戴“汉奸”帽子的风险了？

作为艺术家，赵半狄今年的抵制行为表现出活跃的行动力，他自费在几家都市报上购买了广告版面，来宣传自己的观点。但事与愿违，虽然赵半狄在微博上宣布“《熊猫2》首个周末票房在北京、山东、广州、成都等多地受到重创！全国票房缩水”，但两天过亿、刷新《阿凡达》首周末票房纪录的消息，让赵半狄的“精神胜利法”完全破灭。赵半狄的“事迹”被网友认为，他帮助《熊猫2》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可以写进教材的反向营销，抵制者成为被抵制对象最重要的推广人，这种效果颇富反讽意味。

一部电影能不能在国内上映，取决于我们的电影审查部门。而去不去看这部电影，取决于观众用脚投票。既然《熊猫2》拿到了公映许可证，说明其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对待这么一部纯粹娱乐性的电影，向其身上捆绑民族主义炸药的做法很可笑。作为一名成功的行为艺术家，赵半狄深谙此道，他将炮火集中到遥远的好莱坞身上，并没有“极左”地把看《熊猫2》的人称为庸众，对好莱坞开炮很安全，而对民众开炮的后果如何，赵半狄比谁都清楚，所以尽管他抵制《熊猫2》很糊涂，但在做法上很聪明，即稳固了自己“熊猫代言人”的身份，又规避了成为舆论“炮灰”的风险。

赵半狄抵制《熊猫2》，是觉得好莱坞挖走我们的文化宝藏，转身又过来赚我们的钱不对。用这个逻辑看的话，赵半狄整天把熊猫戴在头上，开商店卖熊猫工艺品，这算不算对熊猫形象的强行占领？是不是也可以以此为理由抵制赵半狄？文化是流动的，尤其是伴随着经济行为流动的文化，其纯粹的目的说白了只有一个：赚钱。把流动的文化冠以“侵略”的名义，是没有自信的表现，如果具备先进的制作能力、普世的文化价值，那么我们也可以制作出精美的作品实现观念和审美的输出，而当你没有这样的能力，成为干枯无水的文化洼地时，就应该以包容和欣赏的态度接纳并学习外来文化。《熊猫2》是不是好莱坞写给中国的情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部电影增加了人们对熊猫、对动漫艺术的喜爱，与此同时，也刺激我们产生知耻后勇的力量。

在2008年的时候，国家级的动漫产业基地就达17个，打造“动漫城市”、举办“动漫文化节”的城市层出不穷，动漫生产企业一路飙升至5400家，但迄今为止，尚未出现任何能被国际认同的卡通形象或卡通影视作品。举国上下都在搞动漫，但却产不出拿得出手的作品，这岂不是很奇怪的现象？想象力和创新力是驱动动漫产业发展的核心，但观察我们的动漫产业，却只能看到简单的自我复制以及被附加在这个产业身上的政绩观，动漫产业本该具备的新鲜活力并没有得到充足的释放空间。包括《熊猫2》在内的一些进口动画片，其实是一面镜子，如果不能从这面镜子上发现自身的不足，那么也别指责别人把这面镜子做得如此好看。

着迷于在意识形态上打倒竞争者，而非用实际行动去击退“侵略者”，让各路高喊“抵制”口号的人成为空想家。比如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孙立军，作为专业人士，他在产业观察、制作差距以及如何学为我用等方面，都应有自己独立的判断，这位动画学院院长也参与到抵制《熊猫2》的队伍中来，有些匪夷所思，如果抵制《熊猫2》可以帮助中国动漫迅速提高水平，那我们大家都不去看好了，但谁都知道，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笑话。

抵制《熊猫2》是各种抵制思维中的一种，在其他领域，也存在一些抵制的观念，而这种观念的滋生，无非是弱者心态在作祟，是恐惧竞争、缺乏勇气的表现，这种人最适合生存于闭关锁国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围墙高筑，大可以躺在围墙内做唯我独尊的美梦。（韩浩月）

两名攀岩者攀登葡萄酒瓶形巨岩。

　　科学网(kexue.com)讯 北京时间6月8日消息，位于乍得的恩内迪高原(Ennedi Plateau)长久以来被誉为“攀岩爱好者心中的圣杯”，在这片人迹罕至的荒漠，攀岩爱好者吉米-奇恩(Jimmy Chin)等人向高度达1000英尺(约304.8米)的岩壁发起冲击并完成挑战，成为世界第一批征服此处岩石结构的攀岩者。

詹姆斯-皮尔森攀爬恩内迪沙漠城堡形巨岩。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在其中一幅照片中，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两名攀岩者的存在。在岩石上他们就犹如两只小蚂蚁。奇恩表示：“感觉我们就像走进糖果店的孩子，对于攀岩爱好者来说这如同发现新大陆，这里的地貌让我吃惊。”恩内迪高原面积2万平方英里(约51799平方公里)，置身其中让人不免联想到犹他州的纪念碑谷。

皮尔森在攀爬比谢科勒石拱

　　38岁的奇恩为了此次行动准备了3辆卡车和可维持3周的物资。晚上攀岩队睡在沙漠，还曾面对手持武器的强盗。在飞行了8000英里来到乍得后，攀岩队驾车行驶数百公里进入偏远的几乎从未被人触及的恩内迪高原。

利用绳索从石拱上降落

　　攀岩队成员经验丰富，除奇恩外还包括24岁的英国人詹姆斯-皮尔森、30岁的美国人蒂姆-开普勒、30岁的莱纳-奥兹图克，25岁的亚历克斯-霍诺尔德以及他的好友马克-希诺特。此次攀岩探险由希诺特组织，尽管对乍得的岩柱及石拱门了解甚少，希诺特还是成功说服奇恩加入。

红色区域为恩内迪高原

　　奇恩说：“从没有人在这里攀岩，部分原因在于这里很难到达。马克说服了我加入探险队，我们都知道恩内迪拥有令人疯狂的地貌。如果知道和马克一同此次冒险之旅，你就会知道此行难度有多大。即使在12月，当地温度也非常高。在夏季温度可超过47摄氏度。这里很像犹他州峡谷，我们看到了石拱门，岩柱和岩壁，从没有人在上面攀爬。”

希诺特在整理装备。

　　团队对于攀爬对象进行了系统的选择。奇恩说：“我们最终决定攀登12个令人印象最深的岩石结构，我们攀登了寓言中的阿洛巴拱门，高度达到700英尺(约213.36米)，宽度达到300英尺(约91.44米)，是世界最高的独立式拱门结构。”

一名队员凝视着美丽的夜空

　　奇恩表示乍得之行是最令他兴奋的时光。他说：“在这里遇到的危险和挑战与纪念碑谷不相上下，我一共拍摄了5千多幅照片。我是第一批探索这片未被开发的攀岩路线的人之一，这是我一生之中最快乐的时光。”

　　(KT)

发育不良：这是一张对比图，可以看出火星的个头和她的太阳系“姐妹”金星和地球相比明显小了一大截

死寂的世界：这张照片由勇气号火星车拍摄，显示了火星荒凉干燥的表面

气态大个子：这是木星和土星，太阳系里的大个子，现在它们的轨道都远远位于小行星带外侧

太阳系的建筑材料：左侧是欧洲罗塞他探测器拍摄的鲁特西亚小行星，右侧是池谷-张彗星，这颗彗星于2002年由我国河南天文爱好者张大庆和日本彗星猎杀池谷熏共同发现

红色的行星：火星

　　据国外媒体报道，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很困惑于为何火星的大小只有地球的一半，而质量更是仅有地球的十分之一。

　　这两个太阳系姐妹几乎同时形成，并且紧紧相邻，按理说她们应该更加相似才对。也就是说火星应该和地球和金星差不多大小才对。美国宇航局西南研究所近期进行的计算机模拟同样显示，太阳系的形成过程中，火星将具备和地球相当的质量。那么为何火星会变得那么小呢？

　　本周发表的一篇论文对这一现象提出了一种解释，并且这一理论和小行星带的一些奇特性质也吻合的相当好。

　　我们今天的太阳系中，各个大行星的轨道是相对稳定的，可预测的。但是在太阳系在大约46亿年前开始形成时，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木星的轨道很有可能经历过比较剧烈的变化。今天在我们对其他太阳系进行观测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存在一类被称为“热木星”的气态巨行星，它们和木星类似，但是距离它们的中央恒星非常近。而在我们的太阳系中，木星距离太阳大约为地球的5倍，即5个AU(天文单位)。

　　西南研究所的凯文·瓦尔希(Kevin Walsh)博士领导的一个国际天文学家小组经过复杂的计算机模拟，发现如果木星也曾经移动到距离太阳较近的位置，那么火星的质量异常便能得到解释。

　　根据这项模拟，在太阳系形成后的最初数百万年内，由于和原始太阳吸积盘的作用，木星的轨道逐渐向太阳靠近，在这一过程中清空了沿途的原始物质，这导致了火星在形成过程中无法获得足够的物质供应，从而变成这样一个小质量行星。

　　瓦尔希博士表示：“如果木星向内移动到大约1.5个天文单位处，随后又在土星的摄动作用下逐渐外移，到了今天的位置。这将导致内太阳系大量固态物质被清空，这导致了火星形成过程中物质来源的不足。”

　　他说：“问题在于，我们必须了解木星在2~4个天文单位之间发生的移动是否能解释这里小行星带的存在及其性质。因此我们需要进行大量的模拟计算。”

　　而这样做的结果是惊人的。

　　“我们的模拟结果不但显示木星的迁移会导致小行星带的形成，并且发现这样的迁移还能首次为我们解释小行星带为何会具有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奇特性质。”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位于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主要由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小行星组成，一种是“干燥”的岩石块，另一种则富含水冰和其他挥发性物质。

　　甚至对于地球也是如此。地球形成的位置太过靠近太阳，当原始地球形成时，其过高的温度不允许水的存在。因此科学家们普遍猜测地球上的水很多来自彗星和小行星的撞击。而这些来自太阳系外侧寒冷空间的小天体应当就是被木星引力摄动带进来的。

　　瓦尔希博士和同事们演示了木星是如何清空并随后又为小行星带输入物质的：当木星向内太阳系移动时，它从太阳系外侧的寒冷空间带来许多富含水冰和挥发性物质的小天体，而当它进入内太阳系后，它又对这里的“干燥”的岩石小行星产生巨大的引力影响，当它逐渐往外退出时，就把很多小行星体一并往外“拖拽”。最终在今天的小行星带位置造成了两种形成位置截然不同的小天体混杂共处的奇特现象。

　　研究者们将他们的这项工作称为“大转向理论”(Grand Tack Scenario)，以此来说明木星出现的运动方向骤变，就如同大海上航行的帆船转变航向。

　　这一名为《由于木星早期掠夺性迁移引发火星低质量》的论文发表在了6月5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他们的研究得到了霍尔姆兹联盟(Helmholtz Alliance)，法国国家科学中心和美国宇航局的资助。

2011年5月31日 成都

这天，Christo Kaftanjiev教授走上金沙讲坛，这是金沙讲坛开坛118场以来请来的第一位外籍嘉宾，而且谈的是中国文化。

Christo和来这里的所有嘉宾不同，这个光头教授噔噔噔跑上台，脱下西服随手往地下一扔就开始讲座。更好玩的是他并不打算滔滔不绝地“讲”出他的课题，而是一上来就把灯光打暗，播放他收集的一段段有关中国元素的广告视频。场内很安静，台上的他话很少，偶尔做一点怪相，倒像一个明星。感谢翻译陈燕小姐的尽职，他绘声绘色的点评我几乎都实录于后。说实话，平时我很少看电视，但喜欢看广告，尤其国外的，听Christo教授的讲座就像看一场西方广告的饕餮盛宴，感受到极大的视听享受。这天赶来金沙剧场的一帮新闻系学生和我一样很兴奋，不知道成都的广告界人士来了没有？如果没来，真有点为他们遗憾。

金沙讲坛5月迁址金沙剧场我是第一次来。这座为音乐剧《金沙》而建的剧场，整体呈皇冠造型，场内再现了三千年前的古蜀王国场景。我问Christo，置身其中有何感觉？他说：妙极了，如同穿越时空隧道，我在与你们三千年前的老祖宗对话。

主持人语

金沙讲坛开坛以来，迎来了第一位外籍嘉宾——来自保加利亚的Christo Kaftanjiev教授。Christo专业研究的是市场交流和公共关系，而此次讲座，他通过西方人做的一段段充满中国元素的广告，向大家展示了西方人看待中国文化的不一样的视角。

本期嘉宾

Christo Kaftanjiev（克里斯托·卡夫坦基耶夫），教授，博士学位，研究市场交流和公共关系。在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新闻系及俄罗斯托木斯科大学工作。主要研究对象为英国、荷兰和爱尔兰。

实录

西方市场营销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开场白

克里斯托·卡夫坦基耶夫（以下简称克里斯托）：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非常荣幸在金沙这个中国古代的文明代表前做这个讲座。我呈现的讲座和中国有关的，是关于中国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我要提一下我的手提电脑、手机、皮包、还有西服，你们猜是哪里生产的？中国。什么意思呢？现在中国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越来越大，研究中国的文化是大势所趋。

集体主义：中西观念差异

我的题目是中国文化对西方广告和市场营销的影响。今天所有的案例是西方人做的广告，所以它代表的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我们可以了解西方人看待中国文化的角度。

一个案例是2008年阿迪达斯的几段广告，这些广告不仅是面对中国的观众，也面对西方观众，向西方展示中国的文化。（记：这些广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传达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人山人海的观众被虚化为一种背景）。可以说从欧洲人、美国人的观念中，广告表现的集体主义是不易理解的行为，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中国的集体主义精神有点奇怪，因为我们保加利亚人习惯于独立完成事情。但从中国人来看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也许正是由于这种集体主义，才使中国这么快成为世界的一个领军力量，并将在10年后带来更大的改变。

此外，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的价值观，以及“和”的思想、对中庸的推崇等，也在西方广告中得到广泛使用。采用了这些素材的广告，往往显得古典而具有吸引力。

中国元素渗透到全世界

西方的思维模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生态，西方社会非常关心生态以及环保的各个方面。接下来的这些广告表现出中国人也非常关心生态问题，这一点与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一致。有的广告使用的熊猫形象非常可爱，熊猫对世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元素，它对中国与外界的交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世界自然保护组织的一个标志形象。现在中国元素已经渗透到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比如正在上映的《功夫熊猫2》，没有人能够忽视中国元素对全世界的影响力。

这是关于节约水的一个广告，它呼吁人们捐钱为缺水的孩子们提供水。这是中国一些关于反对吸烟的广告案例，体现的是吸烟有害健康。还有其他动物的形象，比如鳄鱼，向我们展示不应该猎杀这些动物。这是展示汽车的尾气在污染我们城市的环境，一棵被砍倒的树，我们的肺，大陆逐渐在消失。如果我们不注意保护环境，由于温室气体和温室效应，大陆真的会逐渐消失。

还有一些在中国制作的广告，表现了反对对妇女的暴力伤害，关心女性的权利是西方社会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龙的形象：

广告里的幽默诉求

接下来我要谈广告里面的幽默诉求，广告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诉求。诉求是广告的驱动力，在不同的文化中幽默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西方广告也通过中国形象来体现这种幽默，比如这个广告，也许各位认识这个中国有名的影星，很有力量把所有坏人都打败了，但最后他用的是比萨，因为他把餐馆的东西都打坏了，他要赔很多钱，比萨出现了，可以把所有的问题都搞定。很多西方广告像这些，不仅在西方很有影响力，在中国也是。刚才大家已经目睹到这个影星有多厉害了。

同时我们应该用不同的动物形象来表达不同的观念，比如中国的观念常常用熊猫来表达，这是其中的一种。另外很多西方人也开始做一些符合中国文化观念的广告，比如龙的形象。在欧洲，其实龙的形象是邪恶的，在基督教的神话中，那些士兵常常要屠杀龙。但是在这个广告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用龙的形象在中国做广告，像中国人一样把龙当成正义的神兽在宣传，其实美国人是希望把他们的技术卖给中国人。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

用长城来表现全球性

接下来这个广告是BBC制作的，是中国神话中最受欢迎的人物孙悟空，这是关于中国奥运神话的广告。我们也可以用很多科学的方式来表达文化中的一些观念，美国的一些科学观念可能和中国的观念是相冲突的，但也有一些观念使得两个国家联系在一起，比如可口可乐的广告。这个广告显示有了可口可乐之后我们就可以共存。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符号是长城，所以自然而然长城的形象被应用到这个广告中，有时候甚至是以非常幽默的形式体现的，有时候则是非常严肃。现在我们来看幽默的墨西哥的方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不仅影响了西方欧美的广告界，也影响到南美的广告界。

接下来是关于长城的非常严肃的一个广告，法国电信的广告，法国最大的电信公司，他们想展示世界级的全球性品牌，这个全球品牌的效应通过长城来表达。众所周知，天文学家说过那句话：在太空中人类可以看到地球上唯一的建筑物是中国长城（记：根据后来的发现所谓看见长城不过是个美丽的误会，但遥感卫星可以看到长城）。这个字母说的是全世界，体现了这一品牌的全球性，体现全球性肯定要用长城来表现。

　　年仅4岁，因患有罕见疾病几乎不知痛为何物，容易因此陷入危险境地。父母为照顾她想尽办法，堪称“世界上最小心的父母”。

　　格雷丝出生于2007年4月。母亲埃玛回忆说，出生后12天，医生就告诉她，格雷丝患上史密斯-马吉利综合征。这种疾病由染色体异常引起，会影响身体多个部位，导致智力缺陷、面部表情异常、睡眠障碍以及行为问题。这种疾病上世纪80年代首次在美国被发现，发病率约为二点五万分之一，至今没有有效治疗办法。

　　英国《每日邮报》5日引述埃玛的话说，夫妻俩为照顾格雷丝寸步不离。

　　格雷丝对危险没有概念，“比如我们一起走在路上，连弟弟查利都会注意看车，她却不会”。另外，格雷丝的痛点高，“她可以握住发烫的散热器或者开水壶，意识到疼时已经太晚”。

　　受疾病影响，格雷丝夜不能寐，这让她沮丧，“有时我们能听到她用头撞墙”。埃玛说，这会影响哈里休息，有时，他打开收音机，试图掩盖“噪音”。为解决这一问题，夫妻俩不得不用软布把格雷丝卧室的墙面包裹起来。

　　尽管格雷丝服用药物帮助睡眠，但她每晚仍要醒来三四次，此时，父母就要去安慰她。

　　“有时很艰难，格雷丝不喜欢别人碰她，她会突然情绪失控，失声尖叫……她不能控制自己”。

　　在父母精心呵护下，格雷丝从没有受过伤，还进入布雷斯特殊学校学习。“（照顾格雷丝）让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小心的父母，如履薄冰”。

　　父亲马克说，一些与格雷丝患有同样疾病的孩子在电脑方面颇具才华，格雷丝在学校使用触屏电脑时也表现出独特天赋，“可能有我们未知的潜力，我们正在试着寻找”。　　 据新华社

无论是将南科大当做教改的试验田，还是高考时间的修改，都是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利于民生，有关部门应及时跟上民意，迈出自己的“第一步”。

十年磨一剑，今日试刀锋。在36摄氏度的高温天，2011年高考开始。和年复一年的高考一样，中国高考依旧引来全社会的目光。

因为与端午节假期后首个工作日重叠，北京市交管部门此前就有预警，今天考点周边交通压力将异常严峻。而很多有孩子参加高考的父母，想必已给单位请了假，为如何保证孩子不迟到、如何给孩子做好“后勤”而操心。

民间早就有“把高考改到周末”的呼吁——如果周末高考，交通问题、学生家长请假陪同等问题，都会得到大大缓解——但就是这样一个调整时间的小小的改革，公众呼吁了这么久，却触动不了相关部门，实在令人不解。

今天，还有一个让人们睁大眼睛关注着的新闻：南方科技大学的45名学生会不会依照“规定”回头去参加高考。尽管此前这些学生已发出拒绝高考的公开信，校长朱清时也公开表示支持。但这些学生“胳膊能扭过大腿”吗？

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事情，有内在联系：和高考相关的任何改革，推动起来都非常困难；尽管，改革的好处一眼可以看到——

高考的时间早一天改革，学生、家长、乃至整个社会，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高考制度早一天改革，南科大的45名学生、乃至全国的学生，同样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因此，总得有人迈出改革第一步。回顾改革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创造性的“第一步”都来自民间，来自基层。我们今天也正用这样期待的眼光，去看南科大这45名拒绝参加高考的学生，以及朱清时校长。

30年前办特区时，有个很悲壮的口号叫“杀出一条血路”；闯过去回头后，才发现其实不过是遵循了某种常识，路上没有什么“血”。

走出教育改革的第一步，甚至根本没有“杀开一条血路”之类的风险，因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明确提出，要“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但纲要通过近一年之后，南科大“自主”招来的学生却还要为是否参加高考而纠结。

高考改革，我们说得多了，做得少了。我们不能再等待了。

教育改革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必要的情况下需要冒点必要的风险。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应当支持南科大的招生改革尝试，不但要鼓励他们跨出这第一步，而且要允许可能出现的失败——没有这样的胆识，走不出新路，也不可能办出理想的大学。

其实，无论是将南科大当做教改的试验田，还是高考时间的修改，都是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利于民生，不给地方其他部门添麻烦，对有关部门来说，更是“举腿之劳”。不能仅仅把“改革”喊在嘴上，也应该及时跟上民意，迈出自己的“第一步”。

相关报道：

　　今年高考试题难易与去年持平

今天，北京市76007名考生将正式走进高考考场。今年是北京高中新课改第二年高考，高考命题思路仍以考察素质教育为主，试题难易程度与去年持平。业内专家表示，不会出现偏、难、怪题。语文特级教师提醒考生，写作文须慎用“网络用语”。　　

　　“放开高考 需考虑北京人口状况”

今年北京两会期间，针对非京籍学生在京不能参加高考的现状，市人大代表朱丽俐等13人联名提交议案，建议放开“准入”门槛，允许具备一定居住和就读年限的考生，在父母提供相应年限的社保和纳税证明后，允许其在京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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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011年高考将开始。不过，中国高校改革“实验校”——南科大首批“实验班”45名学生备受关注。昨日，一名南科大学生受访时表示，45名学生不参加高考，他们将继续留校学习。校长朱清时表示，学校并不完全了解所有学生的想法，学校会尊重学生们的意愿。因此，学生是否参考今日才有定论。　　

　　高考1980：梦的开始

1977年冬天，中断了十年又重新恢复的高考制度，开始改变这个庞大国家无数人的命运。一纸试卷废除了“推荐上大学”，给当时渴望改变命运的人们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很多人借此叩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走上辉煌的人生道路。　　

在上周的新闻里，“回归”成了关键词。在这个匆忙的社会，很多东西真的临到失去了才感受到它的重要。而回归，让迷失了的记忆慢慢浮回脑海，让那颗失魂的心又寻着了归宿。

清查会所

故宫建福宫事件一波未平，万寿寺又被指租给风水先生敛财。上周，国家文物局终于坐不住了，一纸通知，要求各地文博单位清查私人会所。故宫到底是谁的宫，博物馆究竟是谁的馆？原来，这些地方都是我们普罗大众的，不是某些特权阶层的“天上人间”。

名画合璧

分开了三百多年的《剩山图》和《无用师卷》如今正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合璧展出。《富春山居图》的“庐山真面目”终于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家余秋雨说，现代人靠着自己的小聪明撕裂了很多东西，他希望最终可以靠着爱把撕裂的东西弥合。的确这幅作品中蕴含的中国文化终于愈合上了两岸悲欢离合六十多年的裂口。

“神马”扣分

“给力”、“神马”、“有木有”……这些网络语言一旦进入上海高考作文，将会以错别字扣分。在这个e时代里，新新人类已经把我们的中文说成了“鬼话”。当年上海流行“洋泾浜英语”，有个翩翩男厨和外国女主人论工钱和食宿，说：“Twenty dollar one month，eat you，sleep you。”意思是月薪20元，吃你的，住你的。一句话说得女主人春心荡漾。这个是反面教材。扣分，其实就是要提醒我们莫把中文妖魔化。

5月29日，江苏南通大学生举办端午祭祀活动，身着汉服的大学生将特制的香粽投入濠河中。（CFP供图）

林少华，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亦从事文学创作。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端午节又到了。时值春夏之交，风和日丽，莺飞草长。同中秋一样，都是一年中的最好时节。自唐宋以来，便是官民重大节日，只是从上个世纪中期才趋于没落，以致一些年轻人只知“五一”而不知端午。说得极端些，直到被邻国“抢注”了，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还有这么一个宝贝节日。官顺民意，两三年前端午节终于恢复法定节日地位。虽然一度有地方政府和网友为了促进消费而呼吁恢复“五一”长假，所幸国务院高瞻远瞩，重申法令，不予认可。

在所有传统节日里，我尤其偏爱端午节。因为它是传说中唯一同文学、同纪念一位诗人有关的节日。这样的节日在世界范围内也绝不为多。足可见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文学、对诗人，特别是对屈原这样忧国忧民正道直行的孤独诗人怀有非同一般的尊崇之情。端午节不仅仅意味吃粽子、划龙舟和插艾蒿，而更是一个文化符号，一个唤起我们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的独特符号。

毫无疑问，经过洋务运动和五四运动，一百年来我们一度亲手斩断了传统文化这个自己的根；同样毫无疑问，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元素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文明进程。作为证据，我们有了各种标以MADE IN CHINA的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工业产品。那么文化产品呢？总不好意思说我们有“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以及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吧？总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笛卡儿、叔本华以及阿里斯托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卡夫卡和村上春树吧？只能说端午节和屈原。

问题是，眼下即使把端午节和屈原喊得再响，恐怕也很难引起多少回声。就连美国许多社会学家都在忧虑日本卡通的流行影响美国的下一代，可忧虑我们什么呢？孔夫子？花木兰还是红高粱、大红灯笼？依我看人家什么都不忧虑，因为我们在文化上没有什么可叫人家忧虑的。此乃我们的文化焦虑所在。但作为当务之急，更在于如何完成深刻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而其重要载体之一，就是传统节日，就是端午节，就是屈原，就是《离骚》。我们固然需要长假拉动消费，但我们更需要端午节和屈原。这是我们的根，我们的“出生证明”，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DNA，我们的文化血脉。文化上的混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固有的血被“透析”掉。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们只知道圣诞节而不知道端午节，只晓得风骚而不晓得《离骚》，那么我们算什么呢？所幸，我们还可以重拾端午，重新出发。

随着经济力量的日益强大，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很多乐观的人认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开始了。这是高瞻远瞩的洞见，还是将愿望当作了现实的美好想象？或许答案还要交给历史。

需要澄清的是，对于我们的历史而言，特别是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历史，那些基本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并没有被克服。只是，在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或许我们可以尝试回答、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精英阶层的折磨、压迫，正是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因此，让我们回到这些基本的历史脉络中来吧。只有从一个较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来看今天的中国，才能对当下的争执更从容，对种种诡异的突变更多些理解，对未来也更多些自觉。这也是本系列专栏力图追求的目标。

1860年，当中国的政治精英初次意识到西方冲击的严重性的时候，朝廷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政治辩论，辩论的结果奠定了清廷的现代转型基本政治路线。辩论因“同文馆”之设而起，恭王和李鸿章等人主张设同文馆，教习士子学习西文。反对的代表人物为负一时清望的大学士倭仁。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恭王嘲讽他如果只知道“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事情的结果是倭仁受到了公开的羞辱，在政治上完全失败。但京师的舆论也开始公然嘲笑洋务派“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洋务派在道义上居于劣势。

如果超越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来看这场争论，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论辩双方的困境。倭仁对于立国之道的重申，事实上是对中国在文化上和政治上主体性的坚持，如果稍微夸张一点，或许也可以说是在捍卫中国在政治上、文化上的独立性。而恭王则是从现实出发，认为改革就是硬道理。没有改革，就面临战败，割地赔款，乃至亡国，其他一切都免谈。从现实情况来看，没有恭王的改革，则倭仁的坚持一定会落空，按照倭仁的办法，很显然中国无法度过危机，更谈不上发展了。不过，若只有恭王，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合法性、统一性、历史延续性都必然面临挑战，说严重点，不割地不赔款，则国已亡。从后人的角度看，倭仁的主张实在太过迂腐颟顸，不明事理，而恭王的主张又有些急功近利。

这场争论不仅仅是两种文化观念之间的冲突，至少不应当被简单视为文化保守主义与全盘西化派之间的争论。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政治分歧，是由哪一群人来主导中国命运的分歧。其要害在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要依靠与外部世界深入交往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如何在维护国家的统一性、文明的延续性的同时，获得发展的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分歧被不断引申、扩大，其实质越来越鲜明地被揭示出来。国共两党都曾经为这个问题所苦恼，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中国。不同的发展模式、经济形态往往视为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抗。在传统还是现代的争论背后，人们更为纠结的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

为了维护自己的历史正统，蒋介石搞了新生活运动，并不断地强化经过戴季陶改造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而且鼓励大规模的国有化，抑制民营资本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为了维护政治上的统一性，无产阶级专政被不断强化。毛泽东在评论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苏共二十大报告的时候说，赫鲁晓夫丢了斯大林这把刀子，“这么一来，我们几十年来英勇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我们会失去共产党人的威信、失去信仰……”。在他看来，这把刀子是维持中国统一的必要工具，宁可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革命不止。

在这之后，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时代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似乎短暂地遗忘了这种困扰。正是借助这种短暂的遗忘和不争论的态度，中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问题本身并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到了今天，矛盾又一次显现出来了。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强大，中国自己的文明主张开始不断地强化，不管怎么样，中国经济独特的成功模式为这种主张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在中国和外部世界融合的程度、交往的深度达到历史空前顶峰的时刻，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对立却越来越尖锐，也越来越有了现实基础。

政治的问题需要历史来解决，任何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或许应该从倭仁与恭王的争辩中意识到一点，这种争论和分歧已经持续了一个半世纪，论辩的双方互有胜负，并在观点上、阶级基础上不断地相互渗透，但谁也没有彻底消灭、瓦解对方，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这种争论和分歧是历史的必然，双方都有存在的历史合理性，而不仅仅是因为某一群人的人品和心地有问题？

此外，对于中国而言，与传统上任何时代都不同，我们置身于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之中，如同宋明理学消化佛教的方式，或许很难再奏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问题，必定是世界的问题。我们要有面对人类共同问题的雄心，而不是在文化心态上的冷战思维。

过分强调中国文明的特殊性，作为30年来对自身文明特性过分忽视的一个纠正，还有情可原。但如果仅仅是用这种特殊性遮掩自己的问题，甚至将这些问题虚骄地夸大为一种优越性，或者如果这样做只是为了区别中国与西方，作为一种解决自己文化身份焦虑的手段，那么与150年前倭仁和恭王的争论相比，我们的进步也太微不足道了。或许我们都应该从反思自己开始，在反思基础之上的思想争论，对于中国的政治未来而言，更有意义，这种“批判的武器”或许有可能使得“武器的批判”温和些。比如曾经预言中国崩溃的人们是否应该检讨一下自己的判断，而那些曾经激烈地反对中国加入WTO的人们，似乎也不应该一转身成为中国模式论的鼓吹者。而且，当下的中国，是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的自然延续，许多困扰我们现在的问题，在这一个半世纪里曾经反复出现，我们也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才能真正理解当下中国。

（本文作者高超群，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曾任《战略与管理》杂志执行主编。2009年5月起任《文化纵横》杂志执行主编。本文原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它虽然写的是拉美，但每个中国人似乎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生活……我就再一次想起了从祖父的棺材里传出来的声音，听到了山林中的鸟叫。

这真的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百年寓言。万物疯狂生长，欲望遍野升腾，这不就是在说我们吗？

“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对不起，我写到这里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吐了？因为《百年孤独》这个开头，已经成了伪文青必备良药，动不动就“许多年以后”，好像景区商店货架上挂的切格瓦拉相框。

那么，下面这一句呢？“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段杜拉斯的《情人》的开头，基本上连骗子都会背了，如《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的老骗子潘知常。这是我看过的被模仿得最滥的小说开头，当然是由于他们的精彩。

我这么笨拙费劲地开头，完全是为了引出马尔克斯老师。

44年前的5月30日，《百年孤独》首次在阿根廷出版，而前几日，它的中文版，被马尔克斯授权的中文版，正式来到中国。这就是说，在这之前所有你读到的《百年孤独》，都是盗版。不管怎么编辑，说没加入《伯尔尼版权公约》，那还是盗版。也难怪马尔克斯老爷子愤怒，在那个白衣飘飘的上世纪80年代，中文的《百年孤独》的销量是个天文数字，这得多大损失啊。

记得第一本非法翻译过来的中文版是1984年出的，至今37年了，这期间，起码在《百年孤独》的版权方面，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外，享受了37年的孤独。

有多少中国作家是吃《百年孤独》的奶长大的，没法得出准确答案。莫言、余华是一向承认的，有很多作家没说过，但不代表没受影响。我曾约李洱写一篇回忆他读《百年孤独》的文章，李洱在稿子里情不自禁地用起了“马氏写法”，以向马尔克斯致敬。李洱甚至认为这部小说是写给中国人的：“它虽然写的是拉美，但每个中国人似乎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生活……我就再一次想起了从祖父的棺材里传出来的声音，听到了山林中的鸟叫。我仿佛也再次站到了一条河流的源头，那河流行将消失，但它的波涛却已在另外的山谷回响。它是一种讲述，也是一种探究；是在时间的缝隙中回忆，也是在空间的一隅流连。”

过去的一周，《百年孤独》是唯一的文化事件，其他的是文化市场、文化政治以及文化忽悠，如当代艺术作品又拍出高价了，《富春山居图》两部分到台湾完成“统一”了，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将《少林武功医宗秘笈》赠送给美国国会图书馆，赵半狄还在说《功夫熊猫2》“文化侵略”。台上的演员喧嚣热闹，台下的观众孤独彻骨。

翻开一位年轻翻译家翻译的《百年孤独》，虽然开头可能已没了那个经典句式，但该书的深邃与社会批判，还是能让我们心里震惊一下，这真的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百年寓言。万物疯狂生长，欲望遍野升腾，这不就是在说我们吗？马尔克斯老爷子，想请教您这样的智者：我们一百年的孤独还不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