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是一种偏离现实的非理性的东西，但为什么我们还是孜孜以求并为此兴奋不已？我们眼中的未来总是绚烂缤纷如玫瑰花般美好，是因为我们戴着一副与生俱来的“玫瑰眼镜”？为什么我们的大脑有时候会无视所有的负面影响，把天平朝着积极的那一头倾斜呢？英国研究人员塔利·夏洛特给你一个科学的解释。

　　如果我们的大脑神经机制中没有这么一种偏离现实的乐观倾向，可能所有人的大脑都会出现轻度抑郁。

　　人类自认为是理性的生物。我们会小心提防一切，我们遇事会权衡利弊，我们还会未雨绸繆。但是，无论是神经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表明，我们的乐观超越了现实。

　　一般来说，希望总是比现实更美好。人们往往低估离婚、失去工作或被确诊患癌的可能性；人们总是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天才，常怀望子成龙之心；人们想象自己有一天会比周围的同事都更成功；人们还可能高估自己的寿命，有时想象的寿命比实际上多出20年甚至更多。据美国一项统计数字显示，1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能够活到一百岁，但实际上，美国百岁老人所占的比例仅为0.02%。

　　相信未来会比过去和现在更好，被称为乐观倾向。人们在小时候都做过许多“当我长大后要如何如何”的梦，表现出很强的乐观倾向，其实成年人也是这样。

　　人们可能会认为，暴力冲突、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龙卷风、洪水，以及人生所面对的所有威胁和所经历的挫折失败，冲击着人们的世界观。在这过程中，乐观精神会渐渐被侵蚀和消磨掉。以人类全体而言，我们的悲观情绪在增长，比如对国家提高教育水平和减少犯罪现象的信心，但对于我们个人未来的看法，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充满了弹性。200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70%的人认为这一代人不如自己的父辈那么成功，但76%的受访者都对自己家庭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过分乐观的设想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错误判断，比如，它会阻碍我们适时地进行健康检查，必要时忽略使用防晒霜，甚至有可能作出错误的投资决定。但同时，这种乐观的偏向性也在保护和激励着我们，它让我们保持勇往直前的精神，没有这种乐观倾向，我们的祖先可能就不会冒险远离自己的部落去开辟新的天地，我们至今仍然可能还是穴居人，蜷缩在洞穴中，梦想着光明和温暖。

　　为了发展，我们需要能够想象另一种现实，更好的现实。我们需要相信，我们能够实现这些目标，这种信念有助于激励我们去追求自己的目标。一般来说，乐观之人工作时间更长，挣钱也更多。杜克大学的经济学家发现，乐观的人甚至更节俭。虽然他们的离婚率不见得更低，但他们再婚的可能性却更大，希望战胜了曾经的不幸经历。

　　虽然更美好的未来往往只是一种幻想，但乐观情绪在眼前来说却是有利的。希望让我们放松大脑，舒缓压力，有益于身心健康。研究人员在对心脏疾病患者进行研究时发现，与不乐观患者相比，乐观患者更有可能多服用维生素、多吃低脂肪饮食和加强锻炼，从而降低其发病危险。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人类的这种乐观倾向可能在进化中已经固定在我们的大脑中，成为我们的一种本能反应。对于乐观倾向的科学研究，是研究人类意识的一个新的窗口，它所显示的一切有可能燃起一场心理学上的革命，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的大脑不仅印着过去的记忆，还不断地受着未来想象的影响。

　　选择性忘记过去

　　本文作者，伦敦大学学院维康基金会神经成像中心的研究员塔利·夏洛特对研究人类天性中的乐观倾向感兴趣源自于一次偶然。9·11事件之后，夏洛特开始调查恐怖袭击在人们脑海里留下的记忆，令他感到好奇的是，在事件发生11个月后的调查发现，人们对当时发生事情的回忆，与他们最初的叙述只有63%是相符的，他们不太能想起一些细节，如航班的名称等。大脑记忆的失误从何而来？

　　研究记忆的科学家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回答：记忆很容易产生错误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负责记忆过去发生事情片断的神经并不单独为记忆而存在，相反，记忆系统的核心功能实际上是想象未来，让我们能为未来将发生的事情做好充分准备。研究人员称，记忆系统回放过去事件的设计并非完美，却是为我们的大脑灵活地构建未来情景而设计的。因此，记忆作为一个重建过程，细节与其他插入的信息偶尔会被删除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证明这一点，夏洛特决定观察志愿者在想象未来时的脑部活动，不是像9·11这种大事件，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将观察结果与自愿者回忆过去事件时的大脑模式进行比较。令夏洛特意想不到的是，一旦人们开始想象未来，即使是最平凡的生活事件似乎在未来也会向着最美好的方向发展，平凡的场景被罩上了一层玫瑰色的光彩，一些细节犹如精心打造的好莱坞剧本。

　　你可能会觉得，想象未来的一次剪发行动是非常沉闷无聊的，事实并不尽然。以下是一位自愿者对未来一次剪发的想象：“我准备将头发剪了捐赠给“青丝之爱”慈善机构，让因化疗失去头发的年轻癌症患者能重新拥有一头时尚假发，需要很多年我才会重新长出这样一头秀发，我的朋友们和我相聚在一起，庆祝我的这一善举，我们去了我最喜欢的理发店，然后又去了我们最喜欢的餐馆吃饭。”

　　另一位自愿者想象乘坐飞机的情景：“我想象着飞机起飞的那一刻，那将是最令我激动的时刻，八小时的航程我可以打个长长的盹，最后当飞机降落在波兰的克拉科夫时，我们为驾驶员鼓掌，感谢他将我们安全送到终点。”在她的想象中，没有停机误点，没有尖声哭闹的婴儿，在想象的世界里，一切都那么美好。

　　如果所有的自愿者在想象未来时都有这种乐观倾向，那么这种偏向性是否与大脑结构有关呢？

　　大脑中的时间机器

　　积极乐观地想象未来，我们必须首先想象的是未来的自己。想象未来是人类最为非凡的能力，心理上的时间旅行，在想象的时空中来回飘移，尽情畅游。虽然我们大多数人对于这种能力觉得理所当然，但实际上对不同时空的想象能力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

　　这种能力是进化过程中的一种自然选择，它让我们能够未雨绸缪，在预见到未来有可能到来的艰难生活时，就提前做好保存食物和其他资源的准备，它还让我们能够预测我们目前的行为将会如何影响到我们的后代。如果我们不能想象百年或百年以后的世界，我们会关注全球变暖吗？我们会努力争取更健康的生活吗？甚至我们会生育孩子来延续人类吗？

　　虽然心理上的时间旅行在生存上明显占有优势，这种意识上的预见性也让人类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都知道，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死亡在等待着我们。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生物学家阿吉特·瓦尔基认为，意识到人终有一死会将进化引向绝路，这种绝望会干扰我们的日常功能，停止一切生存所需要的活动。人类的心理时间旅行得以在进化过程中应运而生的是唯一可能就是，与非理性的乐观倾向携起手来，于是，对死亡的认知与想象美好光明未来的能力并驾齐驱地发展起来了。

　　构想未来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大脑里的海马状突触，对于记忆来说，海马是大脑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大脑海马部位受损的患者无法回忆过去，也无法构建未来的详细图景，他们的思维似乎被静止地定在了现在。而我们其他人的意识则不断地在时空中来回移动，我们的思维可能一时会想起昨天夫妇间的谈话，下一刻却突然飘移到今晚的晚餐计划。

　　人的大脑中有两个特殊的区域——杏核体和rACC，掌控着我们的“乐观神经”，我们的积极心态都来源于此。

　　但大脑的时间旅行并不以随机方式进行，它往往涉及某种特定类型的想法。我们想象我们的孩子如何过得更好，我们想象如何获得一个好工作，如何攒到足够的钱买套像样的房子，如何找到完美的爱情，我们想象我们的球队会赢得一场关键性的比赛，我们想象如何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想象自己如何在牌桌上连连获胜。当然，我们也会想象如果失去亲人怎么办，工作失败怎么办，我们还会想象是否会死在一场可怕的飞机坠毁事件中。但研究表明，我们大多数人花在想象乐观未来的心思要比花在想象不幸后果上的心思多得多。当我们想象失败和不幸时，我们往往还会将重点放在如何避免之上。

　　夏洛特在几年前与杰出神经学家伊丽莎白·费尔普斯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引导我们乐观地想象未来的是前额叶皮质与大脑深处皮质下区域沟通的结果。前额叶皮质是人类大脑中最近进化的部分，人类大脑这一部分比其他灵长类动物都要发达得多，是人类大脑拥有许多复杂功能的关键，如语言能力和和目标设定能力等。

　　研究人员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仪，记录志愿者想象未来特定事件时的大脑活动，包括高兴的事（如某个重要的日子或赢了一大笔钱），或不愉快的事（如丢失钱包或恋爱关系结束），根据志愿者们的叙述，对高兴之事的想象图景显然比不愉快事情的想象图景来得更丰富更生动。

　　这一结果与对大脑另外两个关键区域的观察结果相符合，一个是大脑的杏核体，也叫脑扁桃体，是大脑深处处理情绪的一个小结构，另一个是前扣带回皮质喙部（rACC），是前额叶皮层中调节情绪和动机的一个区域。rACC就像一位交通指挥员，调动和强化大脑中的乐观情绪，越是乐观的人在想象未来时，这些区域的活动越是活跃，这两个大脑结构之间的联系也更为密切。

　　这一发现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正是这两个区域，杏核体和rACC，是抑郁症患者大脑内活动异常的地方。健康的人对未来的预期总是往好的方面想，而严重抑郁症患者的大脑却往往偏向于悲观，他们的预期比实际情况更糟，而患有轻度抑郁症的人对未来的预测却相对比较接近现实，他们看到的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大脑神经机制中没有这么一种偏离现实的乐观倾向，可能所有人的大脑都会出现轻度抑郁。

　　乐观如何改变现实

　　临床抑郁症患者的问题是，他们有可能改变未来，消极的预期以负面的方式造成不良的后果。那么预期是如何改变现实的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认知神经科学家莎拉·本特松，设计了一个实验，她安排学生进行积极预期和消极预期的实验，同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并要求他们完成一些认知测试任务。为了诱导学生产生成功的期望，在他们进行认知测试任务之前，用一些诸如聪明、智慧和伶俐之类的话语鼓励他们，为了诱导学生产生失败的期望，她用愚蠢和无知之类的话刺激他们，得到她肯定的学生测试成绩显然更好。

　　对脑成像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后，本特松发现，学生在测试中出现错误时大脑不同的反应，取决于得到肯定的鼓励还是否定的刺激。她观察到，得到肯定鼓励的学生在出现错误时，前额叶皮层负责反思和回忆的部分活动增强，而受到否定话语刺激的学生，在测试出现错误时，这部分大脑活动并未增强。显然，大脑预期的结果本来就不会太好，出现错误与大脑预期结果并无冲突，所以大脑不会因惊讶而活跃起来。

　　没有良好期望的大脑不会发出“注意，答案出错！”这样的信号，这样的大脑无法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也不太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进步。通过改变我们的表现和行动，期望起到一种自我完善的作用，最终影响到未来发生的事情。然而在通常情况下，期望只是单纯地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而并没有改变世界本身。

　　夏洛特举了一个例子，一位准备到奥地利滑雪度假的朋友从希思罗机场给他打来电话，由于目的地暴雪成灾，航班被推迟三天，他的朋友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呢？“我想这是一件坏事，但也是一件好事，”他说。滞留机场确实不那么愉快，但他最后却说，今天的大雪意味着明天更理想的滑雪条件，他的大脑将滞留机场的不愉快与对滑雪胜地的期盼有趣地联系在了一起。

　　航班取消算不上什么悲剧性的事件，但即使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可怕变故降临到我们身上时，大脑也会自动寻找证据来证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从来不会去预期失去工作、生病或离婚，当这些事件真的发生时，我们也会往乐观的方面去想，在经历不幸的过程中，我们日渐成熟，比如，可能因此而拥有更多的工作体验，或在未来建立一个更理想更稳定的家庭。以这种方式解读不幸，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乐观的期望是正确的，毕竟事情最后还是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即使一些意想不到的可怕变故降临到我们身上，大脑也会自动寻找证据来证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点石成金”的本领

　　如何透过暴风雨的层层黑云看到一丝光亮？夏洛特和他的同事、著名神经科学家雷·多兰和塔玛拉·夏纳做的一项实验中，让志愿者想象一系列病症，从骨折到阿尔茨海默症，并想象生了这些病以后会多么痛苦，生活会变得多糟糕，同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然后夏洛特问他们：如果你不得不忍受其中一种疾病的痛苦，你会选择哪一样？断腿还是手臂骨折？胃疼还是哮喘？于是他们重新衡量这些病症哪个相对好受些。几分钟后，许多人都从众多疾病中选择了一种特定的疾病，志愿者们突然发现，他们所选择的疾病实际上并不那么太可怕，比如说断腿，在做出选择之前认定它“很可怕”，但是选择了它的自愿者会从断腿的痛苦中发现一线曙光：“如果我的腿断了，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躺在床上看电视了。”

　　我们的大脑似乎拥有“点石成金”的本领，能将不利转变为有利，将不幸转变为幸福。大脑天生会对我们经历的事情赋予更高的价值，并对作出的选择充满信心。在不利情况下被迫作出选择时是如此，在一些理想条件中作出选择时也是如此。想象一下你要在两个同样有吸引力的工作机会中作出选择。选择决定也许很难，但一旦有所决定，奇迹就会发生。你会像大多数人那样，突然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最好的，其他未被你选中的却未必有多么好。据社会心理学家莱昂·费斯廷格所说，选择后的重新评估是为了舒缓在做决定时因难以取舍而产生的压力。

　　在2009年的一次实验中，自愿者要求想象一次度假，并对80个不同的目的地进行评估打分，然后要求他们从得分相同的两个目的地二选一，比如，你会选择巴西还是巴黎？在选定了某个度假目的地几秒钟后，再要求他们对所有的目的地重新评估，结果自愿者对自己选定的目标评估得分比之前要高，而对放弃的那个目的地的评估得分却比之前更低。

　　脑成像数据显示，变化发生在尾状核，一个主管奖励机制并发出预期信号的神经细胞群，如果我们知道即将发薪水或吃到美味的巧克力蛋糕时，尾状核就像一个播音员，将信息广播到大脑的其他部分，“好事即将到来，准备接收。”当我们收到奖励时，评估价值迅速更新，比如，要是蛋糕令人失望，它的价值下降，下一次我们对蛋糕的预期值就会降低。

　　在实验中，两个目的地的选择一旦作出，尾状核迅速更新了其信号。在选择之前，想象希腊和泰国为目的地时，发出的信号可能会是“都不错”，而在选择了希腊之后，它播出的关于希腊的信号变成了“太棒了”，而关于泰国的信号则变成了“还行”。

　　有时我们会为自己做出的决定感到遗憾，这也是事实，我们的选择最后带来失望。但总的来说，当你做出了一个决定，即使它只是一个假想的选择，你也会赋予它更高的期望价值，并希望这种期望给你带来快乐。

　　对所作决定的肯定可以帮助我们从自己的选择中获得更多的快乐，虽然实际上可能很寻常。没有这种肯定，我们的生活很可能会充满犹疑：我是否做了正确的决定？我是否要改变主意？然后，我们就会故步自封，犹豫不决，甚至无法再前进一步。

　　谜一样的乐观倾向

　　过去几年里，对乐观现象的神经科学研究已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但仍然有一个久而未决的谜。为什么即使在相关信息与乐观期望值明显相左的情况下，人们仍然抱有这种乐观倾向？直到最近，科学家才破解了这个令人困惑的谜，在一项实验中，对同时处理积极信息和负面信息的大脑进行扫描时的发现令人惊讶：当人们在学习新东西时，大脑神经元对积极信息忠实地编码储存，以提高乐观偏向性，但对于不在期望范围内的负面信息，则未能成功纳入。举例来说，当我们听到被人们冠以“盖茨第二”美誉的马克·扎克伯格的成功故事之后，我们的大脑就会产生这种想法：我们有一天也有可能会成为和他一样的巨富，但在听到离婚率几乎高达一半的统计数据时，我们却不认为自己也有可能步入婚姻失败者的行列中。

　　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天生会这样？一个很令人诱惑的猜测就是，进化选择了乐观，因为总的来说，积极的期望可提高生存几率。研究发现，乐观者更长寿更健康，事实也表明，大多数人天生具备乐观倾向，一些新的数据资料表明，乐观精神与特定的基因有关，所有这些都强烈地支持了这一假设。然而，乐观倾向是非理性的，并有可能导致一些不好的结果。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保持乐观，从乐观中获益，同时警惕盲目乐观可能带来的隐患。我们相信，明天会是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但若要出远门，还是要记得带上一把伞。

　　我们对未来的期望值，往往要比现实来得美好。

　　10% 十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自己能够活到100岁，但实际上，美国百岁老人所占的比例仅为0.02%。

　　0% 一项对去申领结婚证的情侣的调查显示，没有人认为他们有一天会离婚。

　　76% 70% 尽管有70%的人认为自己这代人不如父辈那么成功，但76%的人都对自己家庭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93% 这一百分比所代表的绝大部分人认为，自身所拥有的能力处在人群整体的前50%。

山田恭晖面对“老年行动队”的成员侃侃而谈，他们愿意用自己的余生解决核泄漏问题

穿防辐射服的“老年行动队”成员

　　7月1日，一支由400余名退休核电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老年行动队”宣告成立，他们将于近期开赴核电站第一线。

　　在日本参议院会馆，面容清瘦的山田恭晖先生宣布，将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扑灭核泄漏。“我们都已经是老人，不再担忧核辐射问题，我们将尽自己的智慧和技术，为扑灭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问题作最后的贡献。”

　　他是这支“老人敢死队”的领队和组织者。当他对着世界媒体侃侃而谈后半生“理想”时，显得那样的意气风发，丝毫看不出他已有72岁高龄。只有他左边额头青黑色的老人斑，是遮不住的岁月痕迹。

　　对“核”感情复杂

　　像很多上了年纪的日本人一样，山田恭晖对“核”始终有着复杂的感情。当美国人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时候，6岁的山田并不在日本，而是在韩国汉城。但这同样给他带来了儿时的心理阴影。

　　在东京大学求学期间，山田加入了左翼学生运动团体，经常参加反对核武器的示威游行，还担任其中的领头羊角色，这使他甚至被警察逮捕过。

　　1962年大学毕业后，山田进入住友金属公司工作，这是全球五大钢管公司之一。在那里，山田担任精英工程师，一工作就是28年。工作期间，山田始终没有放弃对核问题的关注。每当右翼试图修改和平宪法，违反无核武器三原则的时候，他都会随同人群上街表达抗议。

　　2010年，在东京大学组织各种反核武器游行的左翼团体举行了一次50周年大聚会，山田先生还专门向这些昔日的“战友们”发送了2000多封电子邮件，呼吁他们继续关注日本的和平运动。日本地震发生后，山田先生在电视上和电脑上反复观看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爆炸及核泄漏的画面，对核电站的未来忧心忡忡。当看到年轻的工作人员忍受着高辐射从事维修工作时，一个念头在山田心里逐渐成形。“看着孙辈们的脸，却什么都不做，这样的事情我不会干，”他对自己说。

　　今年4月，山田先生自己制作并成立了一个名叫“阻止核电站爆炸”的网站。他向2500多位同龄人发出邮件和电话邀请，希望他们加入。这个网站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公开招募进入福岛第一核电站从事抢修工作的“老年行动队”志愿者———以此为标志，“老年行动队”逐渐成型。

　　获得福岛“入场券”

　　截至6月27日，“老年行动队”已经招募到400余名志愿者，他们中有大学教授，也有消防员，年龄从30多岁到82岁不等。按照山田先生的想法，老年行动队主要面向60岁以上的技术人员，其他年龄层的志愿者不会进入核电站。

　　山田介绍说，他们都是志愿者，不要政府和纳税人的一分钱，做这件事纯粹出于良心。由于看到核电站的危险，以及最近地震、海啸接连发生，经济一直没有复苏动力，山田先生感到十分痛心，他说：“这里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安心养老的国家了”，所以想着要为社会发挥一点“余热”。

　　根据计划，他们将选择5人组成一个“福岛核电站调查团”，7月中旬将进入福岛第一核电站进行现场调查。之后再根据情况，将志愿者们分成小队，轮流在核电站里实施抢修或者冷却机房等技术性工作。目前山田先生正在向日本政府以及东京电力公司申请“放射线管理”手续，一旦取得许可后，最早就会在7月10日出发，主要调查的内容是当地作业的环境。

　　调查团队囊括了众多专业人士，他们退休后，依然选择发挥余热。

　　石田和彦，是来自滋贺县的63岁建筑工人，曾参与了建造福岛第一核电站一号核反应堆的外壳。他说3月11日地震和核电站反应堆爆炸那一刻，自己感情非常复杂。此后得知山田先生的团体后，就决定加入。

　　石田和彦回忆作出决定的那一刻的时候说，“我告诉妻子我想去现场抢修，妻子说那就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吧。”

　　不过，除了专业技术人员、核电站前工作人员之外，山田先生的团队里还有很多纯粹的业余人士，比如1名酒吧歌手、2名厨师。

　　伊藤道雄就是其中的一名业余人士。他的工作是小学老师，退休后在一间咖啡馆帮忙，主要是传授一些待人接物的经验。

　　在山田先生看来，福岛第一核电站在招募维修和冷却专业人员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对年龄、经验进行考虑。而他利用网络招募的一些志愿者，都是专业的退休人员，有过一辈子的技术经验，所以“用这样的团队去进行修复工作的话，我觉得不会比现在的差。”

　　行动感动日本政府

　　对于这支民间力量，日本政府的态度也在转变。

　　当山田先生刚刚招募“老年行动队”队员的时候，首相菅直人助理细野豪志将其称为“决死队”，这个词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山田先生本人曾多次表示，自己并不是带着自杀使命组织这个“老年行动队”的，他只是想到了最坏的结果而已。他说：“行动队的队员们都会尽全力保护自己，要活着回来。”

　　当5月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出现中暑和受到核泄漏污染的状况后，细野豪志对山田先生的建议逐渐认可。他在一个记者会上赞扬道：“就算可能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为了国家做贡献，这种精神是十分宝贵的，不过首先我们要对他们进行身体检查，确保不会轻易受到辐射影响。”

　　6月初，负责核安全的日本经济财政大臣海江田万里还专门和山田先生举行了会晤。山田说，海江田万里也支持老年行动队。

　　东京电力公司和相关专家们曾预测，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整个维修计划或许长达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样放射性物质的泄漏才能基本上消除。山田先生也按照这个时间表来规划“老年行动队”的未来。

　　他是一个十分严谨的人，几乎将自己后半生的生命时间都计算的一清二楚，并且和福岛第一核电站联系了起来。他说，之所以承担这项任务是因为年纪很大了。“我现在72岁，根据日本平均寿命，我还有13-15年的生活。”因此虽然泄漏核电站里高辐射性的物质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乃至患上癌症，但他却说：“癌症发病要到20-30年左右，或许得癌症之前，我就已经死了。”

　　相反，“对年轻人来说，他们还有未来，还要生儿育女，不能让他们来承担这样的任务。”

　　他说，核电是他们这一代人开发出来的，也享受了核电的便利，同时向社会推广了“核电安全”的理念，因此出现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后，他们这一代人更应该做出表率。“这也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下一代的义务。”(张乐)

1997年5月11日，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在和计算机“深蓝”对弈时宣布失败

　　随着翻译技术的发展，人类在未来是否可以克服巴别塔之咒，真正实现对语言障碍的消除？最近《赫芬顿邮报》的记者对著名的发明家，作家，未来学家雷·科兹威尔(Ray Kurzweil)进行了采访。

　　根据科兹威尔的看法，到2029年时机器就将达到人类的翻译水平。然而他也再次强调即便是最先进的自动翻译技术发展也无法取代语言学习，因为即使是最高级的翻译技巧也无法真正实现伟大的文学作品之间的语言转换。他指出：“有些东西就是不能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个性，因此阅读文学著作的原始语言版本将好于任何，哪怕是最好的翻译版本。”不过他也承认人类一般只能掌握很少的几门外语，但是他指出随着科学的进步，将帮助我们找到更好的方法，更快的掌握更多的语言。

　　除了纸面的语言翻译，近来对于语音翻译技术的进展也是日新月异。在他的新书中，科兹威尔预言到2019年时，语音翻译技术应用将变得非常普遍。他说：“这样的预言完全取决于你期望的翻译水平是如何的。”他补充说：“即便现在这种技术便已经存在，但是我不会说这已经是‘普遍’的了，如果你真的想找到那种能捕捉人类细微感情表达的语音翻译，那么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普遍’的应用。”

　　在他的另一本书中，科兹威尔表达了他对弗朗茨·奥奇(Franz Och)所做工作的看法，他是谷歌翻译项目的负责人。当被问及为何他高度评价奥奇博士的工作时，他评价说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棒的方法，即借助数据检索的力量才创建一套智慧系统。”他解释说，这种基于数据搜索的方法似乎要比费尽心思开发基于人类语言语法体系的方法要来的有效。他还指出，如果谷歌翻译的语言素材数据库在未来进行进一步的扩容，那么其翻译质量还有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科兹威尔长期以来对语言转换的自动化感兴趣。早在20年前，他的公司就曾开发出一种实现语音翻译的技术。当被记者问及那项技术时，他说：“那种水平远远达不到人类翻译的水准，但是对于小型简单的对话或者商业谈判那样的场合倒是会挺实用。可能它翻译出来的话没有那么诗情画意，也缺少浪漫感觉，但是这是技术的主流，它将慢慢变得越来越好。”他解释说，一般而言当一种新技术问世时，它通常都不会表现地太好，于是就是受到公众的轻视和鄙夷，但是这种新生的技术会不断完善直到接近完美的境地。“这些技术就像是突然冒出来的。当他们真正达到革命性水准的那一天，你就会发现它似乎是一夜之间已经遍布大街小巷了。可是事实上它已经存在超过20年了。”

　　然而，科兹威尔并不认为人类翻译将会因此而“失业”。“这些技术无法取代全部，它们所能改变的只是我们应用它们的方式。”他提到了音乐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音乐人们非常担心新出现的音乐合成器将会挤占他们谋生的音乐市场。但是正如科兹威尔指出的，他们最后发现自己并没有失业，只是他们的职业方式发生了些许的改变。他说：“如果你现在去参加一次音乐会议，你就会发现这就像是一个计算机技术会议一样，这里有很多先进的音乐设备，借助这些设备，音乐家可以指挥整个乐队演奏，还能做其他很多事情。事实上由于这项新技术的出现，音乐变得比以往更加充满活力，而音乐家也变得比以往更加受欢迎了。”

　　由于需求模式的变化，那些拒绝新技术和经营模式的翻译服务提供商可能将面临危机。然而科兹威尔对于语言服务市场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我认为对翻译服务的需求会持续上升，这些工具将会增进人类的能力，借助机器的帮助来驾驭更多的语言。”近期由“常识咨询机构”(Common Sense Advisory)发布的一份报告也证明了这一点，其调查显示市场对翻译服务的需求呈现出加速上升的趋势，甚至在经济危机期间也仍然保持了增长的态势。

　　很多翻译服务从业者都认同一种观点，即翻译是作品的再创作，是一种艺术。因此科兹威尔在机器翻译和人类翻译之间划出的平行线受到了即便是最极端的“反技术人士”的欢迎。事实上，科兹威尔认为翻译是“人类可以想象到的最高水平工作”。他解释说：“人类智慧的一个缩影就是我们能够驾驭语言。这就是图灵要进行他著名的图灵测试的根本原因，图灵测试的目的便是判断计算机是否是依据和人类相似的思维方式进行工作的，而不是简单的命令体系。”

　　当然，正是由于翻译工作的高度复杂性，因此人类需要借助机器的帮助来改善这种技术。“这些机器技术的应用将提高我们的能力，去使用，创造，理解，复制并翻译语言。”科兹威尔解释说，“我们要做的不是抵制技术的运用，而是更多的使用它们。”(晨风)

科学家最新研究认为一些类地系外卫星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

　　2004年卡西尼-惠更斯号探测任务抵达土星卫星——土卫六附近，我们开始意识到太阳系之外可能还存在着类似的卫星环绕较大的行星。这些系外卫星可能很难通过我们当前的勘测装备进行辨别，但近年来我们的技术得到的显著提高。目前，最新研究表明，类似土卫六的系外卫星不仅存在，而且它们很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

　　众所周知，目前我们并不缺少可能孕育生命的候选行星，到目前为止已发现至少40颗类地星体，经过观测凌日时间和摇摆震动，科学家探测到行星的卫星仅是时间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发现巨型行星，那么观测发现它的卫星也将是很容易的。

　　美国洛厄尔观测台的西蒙-波特和亚利桑那州大学的威廉-格伦迪说：“近期科学家已将系外行星的卫星系统作为天体生物勘测目标，由于行星系统适宜居住区域的巨行星被认为可存在生命迁移至卫星。很可能他们会发现一颗类地行星或者小行星体。”

　　虽然我们知晓可能孕育生命的系外行星存在，但我们并不能确信它们的所在太空位置。模拟实验显示这些星体可能存在濒临状态的冰水物质，但也可能是不适宜生命存活。这些星体也可能拥有让生命无法忍受的温度，且与主恒星距离很近。科学家提出一种理论称，在星体“混乱洗牌”阶段，一些微行星可能处于“交换状态”。

　　波特和格伦迪说：“因此我们尝试模拟行星系统适宜生存区域内环绕一颗巨行星的类地星体的动态进化模型，我们发现在不足几百万年历史的稳定圆形轨道存在着近似一半的松散椭圆轨道。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些轨道多数具有低倾角，但没有逆转迹象。”

　　目前，最可能孕育生命的系外卫星是环绕在类似海王星的行星周围，且该系统环绕一颗类似太阳的恒星运行。一旦这样的类地球质量卫星稳定地进入持久的轨道周期，使用凌日变化性将很容易地发现它们，即使它们与主行星的轨道非常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