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地震文化遗产早破坏

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建筑被破坏 

　　当地时间20日4时03分(北京时间10时03分)，意大利北部一个历史建筑密集的地区突然遭遇5.9级地震袭击。地震导致至少6人遇难，数十人受伤，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建筑被破坏。

　　教堂钟声同时响起

　　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和火山学研究所的监测数据显示，地震震中位于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米兰多拉市附近，震源深度6.3公里。地震持续大约20秒。由于震源离地面很近，整个意大利北部都有强烈的震感。

　　6名遇难者中，有3人是在工厂上夜班的工人，地震震塌了厂房，将他们压在废墟下。地震导致数十人受伤，但伤势并不严重。

　　一名正在当地的媒体记者汤普
森称，地震将她从睡梦中惊醒，“震感很强烈，好像持续了一分钟，可能更长。”

　　汤普森说，在死一般的寂静后，城里教堂的钟声突然同时响起，撕破沉寂。此后，余震接连不断地袭来，直到5点50分仍有很强的余震。地震后，许多人走上街头躲避余震。由于酒店、商店的电灯在震后全部打开，当地有如白昼。

　　文化遗产破坏严重

　　一名英国游客戴维称，地震刚发生时，他正在做梦，震感甚至变成了梦境，“最开始的几秒钟，我梦见了地震，这时我醒了过来，隔了几秒钟才意识到真的发生了地震。”

　　戴维说，他在黑暗中摸索着出口，“房间剧烈摇晃，天花板上不断落下泥灰，现在我还感到很害怕”。

　　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城镇大都分布在震中附近，包括费拉拉、摩德纳、曼图亚等，这些地区有着许多的艺术、历史建筑。

　　当地官员称，20日凌晨发生的地震破坏了部分教堂的屋顶，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塔楼也被震坏。“地震给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文化遗产造成严重破坏。”意大利文化部长说，文化保护部门人员已经开始着手调查文化遗产受破坏的程度。

　　上一次是在700年前

　　意大利许多地区都处在地震带上，3年前发生在中部城市拉奎拉的6.3级地震导致约300人遇难。但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较为强烈的地震并不多见。意大利地震专家格雷戈里说，上一次该地区发生同级别地震的时间是14世纪。

　　“对人类而言，700年的时间可谓漫长，但对大自然而言，只是弹指一挥间。”格雷戈里说。(百千)

　　对人类而言，700年(一次强震)的时间可谓漫长，但对大自然而言，只是弹指一挥间。 ——意地震专家格雷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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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

昨天，于丹新作《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在北京图书大厦首发，这是她的首部古诗词鉴赏作品。现场，于丹与2000多名读者一起深情重温中国古诗词之美。签售结束，于丹接受了扬子晚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知道月球真相忽略了嫦娥

“今天很多人都在抱怨我们这个没有，那个没有，我们还能去赊一点月色。我有时候觉得科学某种程度上它带给我们文明的同时也助长了我们狂妄，甚至有的时候它也破坏了我们对于童话的那种信任。”于丹说，她十分欣赏诗人李白的天真，“我就特别喜欢他的奇思异想，买酒的钱都没有了，他还自得其乐，‘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我在洞庭湖边跟月亮商量先赊我点月光，我拿这点月光上白云边买酒喝。他是在天地之间享受快乐无极的心情。”

为何现代人不再问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于丹解释，那是人们都知道月球的真相了，“于是我们就忽略了嫦娥，忽略了它的碧海晴天夜夜新。”在她看来，理想的生活，就是一方面笃信科学，秉持着理性让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不放弃对诗意的信任，“我们让这些童话，让这些意象还活在我们心里，让中国最美的诗意跟今天的时代达到一个平衡。”在新书中，于丹以“明月”、“清风”等古诗词常见意象为线索，导向人生大境界的感悟与情怀，希望帮助当代人找回生命的诗意。

主流文化也应是大众文化

谈到今天的文学创作，为何没有了古代人那样的从容和真切？于丹认为，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被伪命题绑架，人为的设置了很多对立的前提，我们因此而烦恼不已。她强调，作家们要了解今天的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放下一些概念，然后去做一些实事。

于丹还推荐大家去读读《主流》这本书，因为它的副标题很好“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这是我们大家今天都关心的一个话题。《主流》这本书提出一个最重要的观点：主流文化就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实际上就是所有人都认可的文化，这句话让我们突然间打开了一扇窗，过去我们经常把几种文化人为的区隔开来。比如说大众文化，比如说精英文化，比如说主流文化。不是说一提主流就人为的反弹，就排斥，也不是说主流一定是跟大众是对立的。”于丹认为，我们大家作为动词文化活着，这在当下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去做化的事情，能够化入民生也许这就是一种主流。”

最后，于丹引用孟浩然登蚬山诗作“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表达了她与读者相通的心情。　扬子晚报记者蔡震

中国的“镀金时代”？NO，“中国藏家时代”

成长于传统文化断裂年代，启蒙于全球拍卖场上，腰包鼓了不过十余年的中国富人，能否经由艺术收藏完成自我升华，承担一个阶层对于文化的责任，最终由富而贵？

2012年4月2日，香港苏富比春拍的预展上，一队队内地口音的参观者兴致勃勃。这些看上去像旅行团的参观者，几乎都有“专家”陪同，这些“专家”的话题能从一幅画的来历讲到中医养生。“我刚才摸了一下那件龙袍上的珠子，不知道是怎么弄上去的。”一位来自义乌的女老板兴奋地说。如今即便在安徽泾县这样深入中国腹地的小县城，公路边也常能看到“古玩交流”的指示牌，目力所及，不过是最寻常的农家院舍。

如果没有2009年以来艺术品价格的飙涨，收藏能否如此快速地在中国普及，是个未知数。根据欧洲艺术基金会发布的《2011年国际艺术市场：艺术品交易25年之观察》，2011年，中国以占全球艺术品拍卖和销售总额30%的成绩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与古董市场。

推动这一切发生的，是几个财富金字塔顶端的富人，但又好像不止于此。自从2009年《十八应真图卷》在保利春拍上拍出1.69亿的第一个亿元天价以来，中国艺术品市场一日千里、高潮迭起地进入了“亿元时代”。2011年的嘉德春拍上，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以4.255亿的天价成交，仅次于2010年黄庭坚《砥柱铭》的4.5亿。

这些承载着中国文化基因的方寸之物，突然爆发出来的财富效应，让很多人为之痴狂。媒体用艳羡的口气，描述一幅画的传奇经历：两年前300万，现在已经6000万；高级理财顾问在向客户们兜售他们的艺术品投资基金；忙着买进卖出的老板们，甚至来不及打开看一眼拍到手的东西，就将它转手卖出。

“价格上的崛起，并不代表我们在文化上崛起。”中国艺术品拍卖行业开创者、嘉德拍卖董事长陈东升说。事实上，并不是文化有没有崛起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人谈论文化。触底反弹、板块轮动、价格指数、坐庄……这些股市上“舶来”的名词，被生动而贴切地使用到艺术品市场，其出现频率之高，让人错觉正在谈论的是股票或房产，并非书画古董。至此，上千年来中国文人雅士陶冶性情的书画古玩，变成了聚光灯下、拍卖市场上被财富群体追逐的投资硬通货。资本正像无人管束的野马，肆意攻击着既没有产业完整度、也没有形成文化风范的收藏。

“都是关于钱，他们不爱艺术。”用美国电影《摇摆画廊》(Boogie Woogie)里这句经典台词，来形容这两年来人心浮动的收藏界，再恰当不过。

陶醉在拍卖场里的中国富人们，用一种竞赛的方式，向世界展示着他们与艺术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艺术品拍卖是一场混杂着装点门面的虚荣、横刀夺爱的快感以及高额投资回报的金钱游戏。没错，这里才是真正的名利场—中国的财富阶层正在以一种复杂的心态成为高雅艺术品的主人。

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将艺术品的价格门槛提高到与常人无关的程度后，中国收藏界的“大佬”们也已悉数登场—上海新理益集团董事长刘益谦、新疆广汇集团董事长孙广信、浙江徐龙集团董事长徐其明、山西企业家赵心……他们做收藏的动机很复杂：有些人是因为热爱，有些人是因为投资、投机，甚至，泥沙俱下中还有人利用艺术品行贿或者洗钱。最终，有些人开始筹划或已经建立自己的美术馆、博物馆。占有欲之外，他们似乎开始懂得分享。

历史总有某种相似感。19世纪末，资本主义高速发展、被称为镀金时代的欧洲，也是私人收藏的全盛时期。煤炭、钢铁、棉花等领域取得成功的欧洲企业家(被当时的贵族称为暴发户)开始投入大量金钱进行艺术品的购买，成为了新艺术运动的支持者和推动者，并成就了一批与以往古老的欧洲皇室收藏完全不同的新一代收藏家。他们的藏品直到现在仍是欧洲许多著名博物馆的核心收藏。

中国企业家的特殊性在于，这些人大多数在中国传统文化断裂年代成长，在拍卖场完成艺术启蒙。对于只富裕了短短十几年的他们来说，是否能够经由艺术品收藏完成自我的升华，承担一个阶层对于文化的责任，并最终由富而贵？

17日，一则福建省新华书店卖茶叶的消息引起了广泛热议。据记者观察，随着大环境日益严峻，最近各地书店“不务正业”之举正在泛滥，而有关中国书店如何坚持书店本质，又能觅得生路的讨论越发热烈。记者采访了上海几家书店，这些著名书店的负责人都表示，书店“不务正业”很不应该，开影院或成“底线”。

集体“不务正业”：书店卖锅又卖茶叶

在“减税”举措还停留在“说说而已”的阶段，本报5月16日又报道国家将对教辅暴利动刀，而这可能将使书店最后的救命稻草不复存在。可以说，实体书店的境况而不是在变好，而是在变坏。这便逼迫书店不得不另觅生路了。

昨天传来消息，福建省新华发行集团开始向茶叶、瓷器和红木等领域“进军”，他们已经成立了一家茶文化发展公司，料想不久，茶叶、瓷器和红木将摆上福建省新华书店的柜台。

不过，茶叶进书店还算是理智的，毕竟正如福建新华发行集团的负责人表示，茶叶红木都还能归为“文化产业”。

据本报记者所知，各地书店“不务正业”或成一种趋势。在图书不赚钱甚至亏损的情况下，还有新华书店开卖电饭锅、微波炉等小家电，甚至还卖保健食品的。通过售卖其他商品利润的贴补，来维持“书店”之名。但也有读者忧虑，如此堂而皇之的集体“不务正业”，虽可以保留一个书店的躯壳，但书店的尊严和功能也在逐渐丧失。

期待守住本分：开影院或成“底线”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上海很多书店也正在拓展卖书之外的业务，但似乎都挺讲究与卖书相得益彰。比如张爱玲故居下的千彩书坊和绍兴路汉源书店中的咖啡和茶就很有名。上海书城福州路店二楼的咖吧也顾客盈门。这些书店的另辟蹊径，大多与氛围相辅相成，并不刺眼。不过一杯茶和咖啡的利润毕竟有限，如何实现大规模利润，又避免“不务正业”，正是目前正让上海书店绞尽脑汁的。

从今年接下来几个月将相继亮相的几个重大书店项目来看，书店与影院结合或成为一种“上海模式”。如1.5万平方米营业面积的静安图书影视城，除了有图书专柜、生活馆和儿童乐园之外，还会有一个影院。本报今年2月独家报道，博库书城宜山店将在2楼辟出800平方米做一个4D影院。两大书店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由于影院属于真正的文化产业，书店放电影无论如何也算在做文化，所以开影院可能已经成为上海书店收好本分的“底线”。

但是开影院毕竟对书店的面积要求极高，普通小书店根本无法涉足，而仅靠卖咖啡和茶又难以为继，所以“中小微”书店前途究竟在哪，尚且十分模糊。

近日，在“一声所爱·大地飞歌”2012民歌大赛南宁赛区启动仪式现场，15年前打造《快乐大本营》、被誉为“快女之父”的著名电视人汪炳文表示，“民歌”是指歌词、谱曲、意境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所有歌曲，只要歌里有传统元素的都算。在这个定位下，包括周杰伦的《青花瓷》，也可以被归入“民歌”。

汪炳文先生是与湖南卫视变成中国最强娱乐频道的过程息息相关的大佬级人物，尽管我非常仰慕他，然而，作为一个对民间文化研究略具基本常识的学子，不能不说，对他关于“民歌”的这种定位，我实在无法苟同。

在我看来，《青花瓷》充其量不过是“流行歌曲”罢了，根本算不是什么“民歌”。为何有此一说呢？顾名思义，所谓“民歌”，是指产生于民间的歌曲，而非流行于民间的歌曲——有些歌曲可能在民间很流行，但却不能称之为“民歌”，而有些歌曲在民间可能并不那么流行，却是不折不扣的民歌。

从历史上看，古代有流行歌曲吗？大约是没有的罢，至少没有严格现代意义上的流行歌曲。古代有民歌，有时调，但似乎还称不上是“流行歌曲”。《诗经》里的“国风”是民歌，那是在民间自然地生成的东西，不过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其主要功能在于“言志”或抒情，虽然并不排除其中有娱乐的成分。很多民歌是民间诗人的即兴创作，不像现代的歌星，大都是唱别人作词作曲的歌，甚至演唱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别人导演的。那时没有麦克风，也没有电影与电视，既便诗人有心想让自己的声音“流行”起来，恐怕也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才做得到。至于“时调”，似乎是流行歌曲了，然而并非如此。现在所能看到的明代市民社会流行的“山歌”、“挂枝儿”、“银绞丝”、“打枣竿”之类，跟现代的流行歌曲确乎有某种类似之处。但如果比较一下他们的内容，你会发现明清的时调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而现代的流行歌曲的词，大多是“意义抽空”的，也就是说，你所看到的只是字词的编码与组合，而与现实生活未必有多大的关联。

在很大程度上，流行歌曲是现代商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产物，与现代传媒及现代都市的产生与发展密切相关。流行歌曲的功能在于“消费”与“娱乐”，而不是抒情言志，它所追求的并不是“意义”。流行歌曲的产生并不是自下而上的，而是自上而下的。

与流行歌曲相比，民歌则是农业文明的产物，由于它来自民间“草根”阶层个体或集体的创作，往往很难追溯到其原创者的真实姓名，不像流行歌曲一般都会注上作词何人，作曲何人——民歌是情感驱动的。此外，民歌往往地域性很强，在现代传媒产生以前，一般不会大范围流行。而流行歌曲虽有词作者与曲作者，或出版发行商，但却超越了地域的概念，往往会产生大范围流行——如果一首流行歌曲不能大范围流行，换言之，没有很好地完成其商业使命，那就是一首失败的流行歌曲，甚至称不上流行歌曲。

随着农业文明的渐行渐远与现代文明的发展，产生民歌的社会现实条件已不复存在，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基本上不可能产生新的民歌。民歌是民族文化之瑰宝，因此，对目前还流传于民间的民歌的收集、纪录与抢救的工作，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汪炳文先生认为，“民歌”是指“歌词、谱曲、意境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所有歌曲，只要歌里有传统元素的都算。”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认识，因为“中国文化”或“传统元素”是多元的，异质的，包罗万象——“民歌”拥有“传统元素”，可以归属于“中国文化”，但并非凡歌里有传统元素的都是“民歌”。如古代的宫廷歌曲，或由文人创作的，流行于上层社会的雅乐，就不能算是民歌。至于《青花瓷》，不过是一些古典意象的拼凑罢了，其词空洞、做作、华而不实，若也算是民歌，简直就是对民歌的亵渎。

鉴于上述理由，我觉得，既然是民歌大赛，就不能“挂羊头，卖狗肉”，因此，“一声所爱·大地飞歌”2012民歌大赛对于参赛歌曲应该有严格的规定——至少在决赛阶段，所谓的“新民歌”，换句话说，就是“伪民歌”，以及《青花瓷》这类流行歌曲，我看就免了罢。

如今，随着各种信息渠道的发展，许多人不再将精力专注于某一个领域，而是让自己的关注点，浅浅地散布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如煎饼一样薄而大。这样的人被称为“煎饼人”。中国青年报一项调查显示，88.6%的受访者坦言自己身边多是一知半解的“煎饼人”。（5月15日《中国青年报》）

这篇报道，第一次令得“煎饼人”，为人熟知起来。但此概念的“真伪”，实则有待考量。在报道中，“煎饼人”既被借指那种“门门通，门门松”的知识结构；又被用来形容“快餐式阅读”的资讯获取方式；甚至，以“碎片信息和酒精”作社交中介的应酬文化，也被划入适用范畴——只是，一个单薄的词汇，何以承载太多？

在新意十足，却自我错乱的“概念”之外，何为问题的核心？“许多人精力不再专注于某一个领域，而让自己的关注点，浅浅地散布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如煎饼一样薄而大”——此类表述，天然缺乏说服力。一方面，其混淆了“职业行为”与“个人行为”。须知，所谓“关注点的分散”，必定只能发生于“个人时间”里；而另一方面，在“个人时间”内，个体关注对象的多元化，又何足怪哉呢？

分工深化的时代，社会人注定高度专业化，基于职业要求，就必须“将精力集中于某一领域”。在此基础上，工作之余，个人兴趣的分散化不仅无害，且本就再正常不过。“煎饼人”一说，潜台词无非是“个人时间内，兴趣点的分散，是需要警惕的趋势”。毋庸讳言，这又是个口说无凭的“判断”！其实，抛却花哨的包装，“煎饼人”所引发的忧虑，本质还是针对老生常谈的问题，即“公共媒介令个体智识下降”、“去高雅化的社会文化堪忧”……

对上述趋势，试图逆转多半徒劳。文化，一贯有其自发、内生的秩序，大众传媒时代、信息冗余泛滥，公共趣味经历再塑造、再成型，实则是只可静观、难以经营的事情。在真实的世界之外，大众传媒建构起了另一个世界：传播学意义上“拟态环境”。当公众沉溺于“拟态环境”，渐而远离真实世界，个体思辨力的消弭、注意力的迷失，终究只是一种必然后果。

那么，或可作此理解，既有的“煎饼人”概念并不成立，而严格界定之后，此一概念却也能言有所指——“煎饼人”，指那些在个人时间内，兴趣趋于分散、多元的人群。其说明，大众传媒制造的资讯浪潮，使得受众难以形成明显、固定的信息偏好。这之后，高尚的个体修养，以及优雅的社交文化，失去了滋养土壤。

横空出世的天津大剧院吸引了众多世界级的艺术家纷纷慕名而来。日前，中国小提琴学会会长、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客座教授、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专程来津参观天津大剧院。

大剧院贵在经营模式创新

当日下午2点，盛中国一行来到天津大剧院时，正好看到木兰童声合唱团一群身穿黑色礼服的孩子们在中心湖边与乐团艺术总监、英国作曲家安德鲁练习合音。此情此景，让盛中国兴奋不已，“这幅画面太美了，晴日暖风，湖水清清，耳旁萦绕着孩子们的美妙童声。这是艺术的教育，也是美的教育，这些孩子从小就能受到这么好的艺术熏陶和培养，可以想见，他们今后会成为有艺术修养和气质的青年，更会成为天津大剧院的忠实观众。”

在随后的参观中，盛中国不时地点头赞许，“天津大剧院是天津在文化意义上的标志性建筑，仅从外观上就令人印象深刻，它大气、雄伟，与周边的建筑相呼应，很协调；硬件设施上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座顶级的大剧院。”

对于天津大剧院日后的经营，盛中国说：“能不能干成一番事业，关键在体制。天津能够创新体制，在剧院方面引用专业化的管理团队来经营，而不是靠政府输血，这在全国都有开创性的示范意义。如果天津大剧院的经营模式成功了，那它不仅仅是天津的，更是中国的大剧院，这个意义是无限的。”

要引领观众的艺术追求

对于天津大剧院未来的演出方向，盛中国说：“有了好的剧场，更要有好的节目。现在有一种误区，就是把娱乐消费替代了文化消费。我作为中国社会音乐研究会的会长，也特别希望在此呼吁，传播文化和艺术需要方方面面的爱护和支持，尤其是对文化的投资，建议天津大剧院可以成立有关的基金会，持续不断地、持之以恒地把世界最优秀的节目引进来，要引领观众的艺术追求，而不仅仅是只满足他们的娱乐愿望。目前，天津大剧院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做得很好，像刚刚来津演出的莫斯科国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芭蕾舞团，它是现在世界上艺术界学院派所公认的最具有专业水准的团体，能观看他们的演出真的是一种幸运和荣耀。我想，只有不断地提供一流演出，市场才会逐渐被培养起来。天津是一座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市民对艺术是有需求的，大剧院的前景令人充满期待。”

天津在文化上的投入有远见

参观结束后，年过七旬的盛中国颇有兴致地驻足中心湖边远望大剧院全景，他饱含深情地对记者说：“天津市委、市政府是非常有远见和眼光的，要繁荣文化，就必须要投入，为天津老百姓打造这样一座传播艺术和文化的净土，让天津成为中国艺术界在世界上的名片，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这样的投入，值！”

近日有媒体称中国已将五月第二周的星期天定为“母亲节”，此消息被证不实。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专家学者们认为，中华民族有重视人伦亲情的优秀传统，呼吁确立“中华母亲节”，而不能把美国母亲节视作世界的母亲节，最终被“西化”。（5月13日新华网）专家学者的民族自尊心值得肯定。不过，美国有母亲节，我们就也设立一个，这似乎也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就算不在同一天，会不会也有“西化”的嫌疑呢？

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其本身就是不断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结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才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仍然在新世纪充满活力的原因。如果我们至今还只是采取“农历”而拒绝“公历”，虽然没被“西化”，但显然是荒唐可笑的。

不管哪个国家的母亲节，其主题无非都是一个“孝”字。找一个合适的日子，向伟大的母亲表达我们的敬意，感谢她们为我们做出的辛勤付出，这是人性的自然流露，和“西化”没有关系。既然我们同样有这种情感，我们大大方方地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也在同一天过个母亲节，这无可厚非。

而且从时间上讲，把孟子母亲的生日农历四月初二作为中华母亲节，其操作性并不更具优势。因为农历的节日恰巧是双休日的概率并不大。说到这儿又想起来了，所谓的双休日、星期天，这本身就是舶来品，就是我们被“西化”的结果。

鲁迅先生曾经也写过类似的话题：“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

可见，只要东西有营养，不管是大葱还是洋葱，辣椒还是胡椒，吃就是了。只要有利于弘扬孝道，就算是起源于西方的母亲节，过就是了。想跟人家学着过母亲节，还扭扭捏捏弄一个“中华母亲节”的称呼，就像放着洋葱不吃非得开发一款“中华式葱头”，总让人感觉有点不伦不类。

一壶盖碗茶，一把青藤椅，一出老川剧。透过神秘的变脸、藏刀，还有那声响彻老巷子的“咿呀呀”，细细嚼一嚼川渝文化。可惜，这样的场景在山城重庆已越来越少。

尽管重庆市川剧院以《金子》等多个国家精品剧、优秀保留剧目而令业界惊羡，但其依旧难逃人才断层、新剧创作乏力、名角儿稀缺等“疑难杂症”。在正举行的重庆两会上，两度“梅花奖”获得者、中国剧协副主席、重庆川剧院院长沈铁梅向重庆数十位人大代表介绍川剧现状时一度含泪感叹：“一肥岂能遮百丑，川剧艰辛谁人知？”

青年演员月收入仅千元大批“好苗子”流失

“院长，对不起，我也要生存，所以我得离开。”一位川剧青年演员这句话像尖刀一样刺穿了沈铁梅的心。

沈铁梅痛心地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培养一个川剧演员的路漫长而艰辛。最近为了留住一个小演员，我陪她吃饭、聊天，大半夜还想尽办法开导她，可最后还是走了。”

川剧“苗子”嫌收入低选择转行，这在重庆川剧院已不是新闻。在川剧变脸界已小有名气的徐超告诉记者，1996年，他和三十多名演员一起进入重庆川剧院，如今，三十多人已有大半因生计被迫转行。

沈铁梅说，川剧演员不比歌星影星，一场几十元的演出费加上基本工资，构成了其普遍偏低的收入框架。重庆川剧院四百多人，月入两千以上者寥寥，青年演员每月的收入仅1000元左右，且没有住房等福利。

她透露，虽然两度摘得“中国戏曲梅花奖”，但她个人的月收入也仅维持在2800元左右，而这已算是同行望尘莫及的“巅峰”。不少演员自嘲称，重庆川剧院是“房奴”、“孩奴”和“啃老族”扎堆的地方。”

低收入造成川剧人才流失的同时，也使引进人才举步维艰。沈铁梅说，现在重庆川剧舞台急缺演员，“生旦净末丑”五个行当无法凑齐，名角更是少之又少。因没有年轻演员顶班，许多老演员无法退休，人才断层现状令人堪忧。

面对自己四处碰壁求援，几乎“跑断腿”才修建起来的重庆川剧艺术中心，沈铁梅感叹道：“如果没有了演员，修建这么漂亮的舞台又有什么用呢？”

川剧病在“人财”两缺但再难也要坚守

川剧发端民间，其表演杂融云贵川等多地民俗风情，表现川话诙谐幽默，更传承了变脸、藏刀、吐火、踢袍等诸多蜀地绝活儿。“这么好的艺术，为什么现在就活的这么艰难呢？”沈铁梅这样感叹。

“重庆川剧院的艺术家们在不足两百平米的排练厅里排出了传世佳作《金子》，甚至有演员因排练厅没钱买地毯而摔掉门牙。他们为川剧付出的太多了，得到却只是清贫的生活。”沈铁梅讲这句话时眉头紧蹙，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沈铁梅这番话未完，在场的重庆市川剧院党委书记雷学刚的眼圈开始泛红。雷学刚说，始建于1951年的重庆川剧院属差额拨款事业单位，这就意味着川剧院要自负盈亏找“钱途”。然而，川剧是传统文化艺术，其受众面本身就不大，加之通俗文化、外来文化、网络文化的冲击，川剧的市场份额被越挤越小，收益也甚微。资金短缺导致人才引进障碍和已有人才流失，人才短缺又遏制了川剧发展。

川剧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大浪淘沙流传了四百多年，其文化瑰宝地位不可动摇。“我们再苦再难也要负重坚守，不能让老祖宗的文化断送失传。”面对重重困难，沈铁梅满怀期待地说，她希望重庆能加大投入并出台扶持政策，吸引艺术家们为川剧倾力创作，以振兴生于巴蜀民间的传统文化——川剧。

“川剧可以活下去，而且能活得更好。”沈铁梅在“金唱片”川剧《李亚仙》发布现场看到自己的年轻粉丝后忍不住这样感叹。她说，都说川剧粉丝已两鬓斑白，可川剧《金子》赴昆明等地巡演却场场爆满，大学生们如雷般的掌声让她看到了川剧的明天。

眼下，重庆川剧院正紧锣密鼓地排练着2011年赴重庆各高校巡演的剧目，一轮向年轻人灌输川剧知识、营销川剧剧目的活动即将拉开帷幕。

然而，令人心酸的是：川剧演员们“唱念吹打”辛苦排练的一天的排练费只有10元，而10元只够到重庆路边摊上吃一碗零星带肉的面。

文化体制改革大趋势下，投资者誉为“中国官网第一股”的人民网遭遇市场疯狂追捧，上市三日股价比发行价上涨翻倍，并创造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两个第一。相比人民网，知音传媒则欲文化传媒领域创下“中国期刊第一股”的记录，但中新网证券频道梳理媒体公开报道显示，走情感路线并坚持27年风格不变的知音引发了市场和舆论对其是否应该上市的争议、质疑，知音未来能否成功上市尚是未知数。

知音欲上交所上市

大众耳熟能详的《知音》杂志也有意登陆资本市场。据中国证监会网站4月27日公布的《发行监管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企业基本信息情况表》显示，湖北知音传媒目前真处于新股上市流程中的“初审中”阶段，其拟在上交所上市，保荐机构为长江证券，保荐代表人为王芳和何文熹。

据长江日报报道，我国内地现有1926种报纸、9490种杂志。如果知音传媒上市成功，它将成为国内期刊上市第一股。

中新网证券频道5月4日在湖北知音传媒网站看到，其介绍称，知音传媒集团前身是知音杂志社，1985年1月创办，2000年1月经湖北省政府批准成立湖北知音期刊出版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8月经中宣部同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组建“湖北知音传媒集团”。

网站披露资料显示，知音靠3万元起家，现总资产7.94亿元、净资产6.32亿元，2009年实现净利润1.098亿元、年创利税1.47亿元。集团下属9刊2报，刊报月发行总量1000余万份，核心产业《知音》杂志现月发行量达600余万份。旗下网站知音网自称为“中国第1情感门户”。

上市遭遇三大质疑被指缺乏道德底线

坚持27年风格不改和定价4.5元的《知音》杂志，尽管在国内掀起一阵“知音体”风潮，但近年来又因与名人对簿公堂，并衍生出媒体公信力的社会讨论而遭到了非议。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知音上市面临缺乏道德底线；内容灰色低俗；公信力充满危机三大质疑。

另据北京日报报道，《知音》通过大量复制悲惨曲折的爱情故事，以及名人轶事，与精英文化形成对垒，占据广大农村市场。有业内人士认为，《知音》长期传播欲望故事并侵犯名人隐私，缺乏媒体的社会担当，不应该被批准上市。

报道称，著名作家毕淑敏认为，《知音》杂志缺乏道德底线，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作家的尊严，缺乏对作家的起码尊重。《知音》曾数次因侵害作家、明星的名誉权被告上法庭。比如，2009年，《毕淑敏母子环游世界114天：眺望更高远的人生》在《知音》面世，署名为毕淑敏。毕淑敏说“这完全是一篇伪作，肆意捏造了我的口吻来攻击我的儿子。”

北京大学教授、社会学家夏学銮认为，《知音》不能仅靠虚假信息赢得眼球，不能只靠煽情内容吸引。“应该提高文化品位、文化档次，引领读者的文化消费品位，真正成为一本弘扬健康向上文化、高品位的杂志。”

报道称，27年来《知音》的成功，依靠的是媒体不发达，游走在二三线城市、城乡接合部、农村读者群的路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应用理论研究室主任徐升国认为，大众期刊如果不进行内容提升，品牌升级，会越来越边缘化，在社会中的话语权就会逐渐降低。

支持声音称认为上市与否和道德无关

中新网证券频道梳理各媒体报道发现，在对知音上市遭遇质疑同时也不泛支撑知音的声音。

中国青年报评论称，不是每个人都要爱看《知音》，抛开语体与叙事上的“农村烙印”不说，一家合法传媒企业，按程序谋求上市之路，当非“道德”之内的事。资本市场自有资本市场的逻辑，你可以不买它的刊物、甚至可以鄙视它的故事，却不能以道德之名阻碍其上市之路。

另沈阳晚报晚报报道称，资本市场自有一套资本逻辑，上市企业里不分有品无品，只有守法企业和违法企业之分。任何一家企业只要具备了上市的法律条件，按正常程序通过审批，任何人都不能剥夺其上市的权利。《证券法》、《公司法》也好，证监会部门规章也罢，没听说过“上市必须有品位”这条规定。知音其600万份发行量、国内期刊的翘楚地位如何解释？强大的群众基础已经是《知音》存在价值的最好证明。

而燕赵晚报报道认为，《知音》杂志上市不只是一个文化课题。报道称，上不上市，《知音》都始终存在，用道德标准去评判商业行为不尽合理。《知音》格调高低与否是一个道德命题，而其能否上市，则是法律框架内的市场行为，将两者混为一谈并预设条件，这样的社会心态并不健康，这样的社会情绪也不理性。

上市之路尚是未知数

来自证监会披露信息显示，知音传媒目前处于“初审中”状态，知音传媒上市还需经历上会发审委闯关等环节。知音传媒能否成功过会还需等待证监会进一步公告。

据山东商报报道，事实上这并不是知音传媒第一次传出上市的消息，甚至一度传出借壳、赴港上市等不同路径选择。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薛胜文接受采访时表示，知音传媒上市可能遇到的障碍中，政策问题或许最为棘手——“从此前国内媒体上市经验来看，知音集团的广告、发行业务已经符合上市标准，因而关键在于一些政策上的限制，对出版行业的限制将体现在掌握出版业务的终审权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