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杜甫很忙”系列漫画走红网络，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尚永亮昨日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年青一代进行的一次“解构经典”。

“解构经典”在文学和艺术领域较为常见。“解构经典”的目的不仅仅是颠覆经典，而是在颠覆中去寻求一种符合当代意义的更新的经典形式和内容。

在尚永亮看来，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但一直都以正统的“诗圣”形象出现。年青一代通过对杜甫形象进行“解构”，能够表达他们的一些想法。

“对此，不能从绝对多好还是不好来评价，这是当前文化多元的一种表现。”尚永亮介绍，在杜甫之前，也有“英雄人物”被“解构”。王朔早年的小说，具有“解构”的色彩。

尚永亮说，对传统“英雄人物”进行多元“解构”，有利于贴近年青一代。借助网络进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又能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也并非完全没有积极意义。

但尚永亮也认为，对千百年人们已经约定成俗的“英雄人物”进行多元“解构”，有时也不一定合适，尤其是一些粗俗式的“解构”。

“我对文学的前途是有信心的，因为世界上有一种独特的感受，只有文学才能赋予我们。”这是卡尔维诺的名言。1985年，当他去世时，被公认为最好的寓言作家、最有魅力的后现代主义大师。

卡尔维诺的创作，是对“迷茫的20世纪”的忠实写照，在前所未有的断裂与喧嚣中，他的小说传达了深刻的焦虑：救赎真的可能吗？所谓彼岸，究竟在哪里？

20世纪西方小说的星空如此灿烂，更新鲜的思考，更深入的解读，更巧妙的隐喻，构成了人类文明新的财富，不了解这些，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现代化背景下的野蛮人。

读卡尔维诺，就是在触摸时代之痛，就是在这纷繁而平庸的世界中，为心灵留一扇窗口。值此《卡尔维诺文集》再版之际，为更深入解读这位大师的经典与传奇，本报专访了译林出版社文学部副主任姚。

独特的卡尔维诺

北京晨报：卡尔维诺的写作风格很另类，既不是现代主义，也不是传统写实主义，该怎么去理解他呢？

姚燚：卡尔维诺是欧洲精英知识分子，是严肃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创作多基于欧洲文化丰厚的遗产，加上他奇特的想象、诠释，形成了“观念寓言”的风格，他特别善于用平实的语言传达极其抽象的道理，这种写法确实很独特，既是“寓言式的现实主义色彩”，又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寓言”，对此，只有多读才能读懂。此外，可以参考一些背景资料，只是国内译介的不多，毕竟意大利语翻译很少，有水准的评论者就更少了。

北京晨报：为什么他要选择这样的写作风格？

姚燚：卡尔维诺人生经历丰富，当过记者，参加过“二战”，又有很深的文化修养，所以面对既往的历史和文化，他选择了一条很真诚的解读方式。与他相比，英国文学在此领域很炫技，但不真诚，美国文学则远离这一题材。一位作家要站在文化的高度去反思，“观念寓言”的写作手法比较有艺术震撼力。

不是人人都能读懂的书

北京晨报：读卡尔维诺要不断思考，对于很多中国读者来说，可能有点累。

姚燚：是，所以说不是人人都能读懂卡尔维诺的，他的创作属于真正在思考历史、文化、人生的读者，“观念寓言”有很丰富的文化内容，需要读者掌握较多的背景知识，这是一个挑战。从目前市场销售的情况来看，《为什么读经典》这样介绍性的书最受欢迎，而在小说中，《树上的男爵》、《巴黎隐士》等比较受欢迎，因为想象力丰富、天马行空，容易得到高端读者的共鸣。

北京晨报：很多中国读者觉得，卡尔维诺小说缺乏生动的人物，不好看。

姚燚：因为我们习惯了人物描写比较清晰的作品，对卡尔维诺的写作缺乏亲近感。其实，欧洲许多国家小说都有这个特征，荷兰、德国都不注重写人，而是有很浓的哲学意味，这就要靠个人的悟性去解读了。如果你希望看到一些普世的道理，那么，卡尔维诺小说就能给你带来滋养。

我们的卡尔维诺在哪里

北京晨报：以当下国内读者的阅读能力，推出《卡尔维诺文集》，岂不是费力不讨好？

姚燚：是的。今天国内读者更喜欢看故事，用故事来验证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而没有通过阅读小说来学习的习惯，不过，中国正走向世界，我们接触到国外的东西越来越多，阅读习惯总是要慢慢培养的，这需要很多年的努力，短时间无法成功。将国外高端的创作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是出版社的责任，这样的工作，译林出版社还会继续做下去。

北京晨报：读卡尔维诺会有一种焦虑，这样的小说，中国作家为什么就写不出来呢？

姚燚：能不能写出来，不好武断地说，但国内这样的创作确实比较少，译介过来，对中国新一代作者是一个好的借鉴。欧洲文化源远流长，制度也一直在催生着作家，一代代人形成了文化积累，而我们出现了文化断层。

从《为什么读经典》开始

北京晨报：对于刚刚开始阅读卡尔维诺的读者来说，您有怎样的建议？

姚燚：阅读经典作家，需要更多思考，而不是把它当消遣，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只有经历了这些折磨，你才能真正认识到生活的本质。相反，读穿越小说很轻松，但给你的都是假象，人是可以轻易满足并获得快感的，但你离生活的核心会越来越远。总之，多读多想，就会有收获。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从哪本入手比较合适？

姚燚：还是先从《为什么读经典》开始比较好，能大致了解卡尔维诺对文化的态度，此外是《树上的男爵》、《巴黎隐士》等，读这些书适合在书房里，用比较完整的时间，一个字一个字去读。陈辉/文

作为中原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两大历史名城，古都洛阳和开封正遭遇“记载于书本之中、埋于黄土之下”的发展瓶颈。

4月11日，中国南北四个各具特色的旅游名城，洛阳、开封、桂林、常州的主要负责人齐聚此间，对话特色文化城市发展论坛，探讨特色文化城市建设与发展。

洛阳是特色文化城市建设的早期实践者。迄今为止，洛阳的牡丹文化节已经连续举办三十届，为洛阳赢得了“牡丹花都”的美誉。近年来，洛阳市政府更是提出，打造“千年帝都、河洛之根、牡丹花城、丝路起点”四张文化名片。

不过，洛阳市市长李柳身表示，洛阳作为13朝古都，文化资源确实非常丰富，但是大多数都“记载于书本之中，埋于黄土之下”，在地上能看到的好东西确实很少。

与此同时，与文化旅游相配套的一些功能，比如交通、食宿，还有购物、娱乐、休闲，相对比较滞后。

李柳身掌握的数字，洛阳目前的旅游人均消费只有500块钱，游客在洛阳，人均只待上两天时间。他说，这在中国的旅游城市当中只是一个中等水平，说明洛阳的文化旅游资源还没有转化成发展优势。

与洛阳相似，开封作为中国古老都城的代表，也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但开封市委宣传部部长秦保强坦言，该市对于文化产业的地位和如何发展的认识不足，缺乏创意人才和经营人才、缺乏资金投入，是目前开封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秦保强表示，文化产业由于其投资大、收益慢、周期长等特点，如何能够做活、做强，使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才是现在城市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最要关注的。

“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资源、文化、特色都认识到了，但是无法做到很好的整合”。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表示，如今的文化发展已经到了深水区，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需要有科学的规划，需要项目支撑，每个城市都要有自己的文化地标，突出城市个性。

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司长刘玉珠在此间表示，文化部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加强对特色文化城市的调查研究，研究出台有关政策，进一步加大鼓励和扶持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特色文化城市建设的工作力度。

“我们自己不尊重自己的文化，全世界没有人会尊重我们。”昨日，国学泰斗季羡林的弟子、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来汉，与湖北大学学子畅谈“文化自尊”。

“中国的文化产值所占GDP比重只有2.5%，甚至不如公款吃喝占的比重高。”王岳川在题为《大国形象与文化创新》的讲座中说，“目前中国在经济上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文化上缺乏实力和自信，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漠视和‘全盘西化’的思想让中国文化迷失了方向。北京798的艺术全部是从美国批发来的。《百家讲坛》讲了10年，还没把古人的四书讲完。”

中国应更重视在思想文化输出上对世界的贡献。王岳川提到，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翻译西学著作1.6万多部，西方翻译中国著作才180部。他认为，这与学者缺乏文化自觉有很大关系。“现在一些学者过多地把精力放在私利上，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文化使命”。

他表示，自己计划每年在国内作100场传统文化学术报告，并安排1个多月时间在国外讲学，做一名合格的“中国文化传播使者”。

王岳川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同时兼任日本金泽大学、澳门大学、复旦大学、中南大学等10所名牌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当代文化研究，著有《发现东方》、《艺术本体论》等50余部著作。

听到“中心内爆”和“相对位移”，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宇宙天体物理学论述的高能粒子的撞击，还是大陆漂浮学说讲座？其实，这是一篇文化批评中一个句子的用语。你是不是有点惊诧，觉得有点“妖”？

这里，不妨再摘引一句以饷同好：“文化在一次全社会的文化解码间完成着若干现代性话语之大叙述的编码，在一场意识形态的祛魅式中布下重重新的雾障……这是‘中国’魔环内循环历史（非历史）的终结，是加入‘人类’线性进步历史的全新开端……”不要说列位读者读得累，我抄得也很累。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虽然每个字都认识，但要读懂还是要颇费脑筋。

因为各种新的文化力量和处于艺术与社会交界处的新的文化现象，进入20世纪后半叶，文化批评应运而生成为近年的一门显学，热闹非凡。但是恕我直言，这些文化批评和研究大都发表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局限在所谓的学院里，困囿于越来越狭隘的学者圈子里，对于真正的文化发展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介入和推动作用。

我认为，文化批评的搁浅现象，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的言说方式。文化批评要脱下学者“高贵”的冠冕，用寻常百姓的身份和话语，同芸芸众生用真心、诚心、热心去交流。

文化批评要说的不是象牙塔里的经院哲学，不是被术语包裹得严严实实或者云遮雾罩的高头讲章，因为它面对的是大众日常生活困惑的文化现象，应该是大众释疑解惑的良师益友。文化批评要说的不是简单直白搬用意识形态用语的官话，不是藻辞华丽排比连连的套话，也不是诸如“太阳天天从东方升起”一类正确的废话，也不是漫无边际却甜得发腻没有方向瞎抚慰的“心灵鸡汤”，比如对生活失望者说永远不变的“明天会更好”。文化批评提供的不只是希望而是生活的意志和勇气。文化批评要说出实实在在、结结实实的“人话”。每一个文化批评从业者，要坚守高尚的职业操守，把蕴含着真善美的价值，用最亲切、最感性、最直通人心的表述，送抵每一位读者的心灵深处。

“共变”这个词，是我从陈原的《社会语言学》中学来的。作者说，“共变是现代语言学常用的一个新术语”，“语言是一个变数，社会也是一个变数，语言和社会这两变数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互相接触而引起的互相变化。”（陈原《社会语言学》北京，商务，2004年2版，页3）社会语言学就是研究这两个变数的互相关系的。

我不懂语言学，但是对“共变”却多有体会。比如，近十年来，“老师”的称呼泛滥成灾。不管干什么的，只要一上电视，就都成了老师。我的邻居在外企当会计，物业对他也是一口一个老师。形势所迫，我也“老师”起来——去采访导演李文化，张嘴闭嘴李老师，而李文化的太太也就成了侯老师。

有人说，杨澜是始作俑者。她在电视上一口一个赵忠祥老师，把“老师”推向了全国。“老师”之泛化，电视作用巨大，不过，如果它传播的语言在“共变”之外，恐怕也推广不开。

批评杨澜的人的理由是，赵忠祥的职业是电视主持，不是老师。其实，“老师”这个称谓身兼数职，它既是职衔称谓，又是关系称谓。职衔称谓说的是职业，关系称谓说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就关系而言，杨澜称赵为师，并无不妥——在主持上，当时的赵忠祥确实可以做杨澜的老师。

新世纪以降，“老师”成了社交称谓。被称为老师的，大多数不是干教育的，称呼者跟他也没有师生关系。“老师”成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敬称。这种敬称与古代的“公”有些类似。“公”本来是对有贵族爵位者的称呼，比如秦庄公、齐桓公、宋襄公。后来，演变成跟爵位毫无关系的敬称。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载苏东坡的话：“凡人相与呼者，贵之则曰公，贤之则曰君。其下则尔汝之。”“老师”比“公”进步，还包括女性。无论男女，在“老师”面前人人平等。

每一类称谓都有自己的交际功能和适用范围。“老师”适用于比自己年纪大，不适宜称哥道姐的人身上。公务员、白领尤其是文化人最容易被“老师”。“老师”具有表示亲热、套近乎之功能，称人为师者，虽然不像称哥道姐那样可以拉上血缘关系，但也可以挤入门生故旧之列——天地君亲师，我把你放在五伦之内，你还不关照关照我吗？

但是，与真正的老师不同，这种泛化的称谓不产生连带效果。比如，学生到导师家去，管导师的夫人叫师母。而泛化的老师之夫人则享受不了这种待遇。她们得到的称呼，多半还是“老师”。这里似乎透露出一个消息：人家称你老师只是出于礼貌客气。就像前面说的那个“公”一样，“虽王公之贵，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则进而君公，退而尔汝者多矣。”（《容斋随笔·卷十五·“呼君为尔汝”》）即使授业解惑的老师，学生们当面叫老师，背后尚且直呼其名，何况那些跟你套近乎者呢。如此说来，被老师者也别真的好为人师起来。

这种泛化的老师在使用上也有讲究，它似乎一生下来就上了城市户口，纵然腾于众口，也就只用在城里人身上。没见过哪位主持人或记者走基层时，管村民们叫“老师”的，而村民之间再客套礼貌也不会称对方“老师”。倒是那些见过世面的村民，看到走基层的媒体人会称他们“老师”。你看，城乡差别多么精明，连这些细微处也不放过。近些年，好些地方都搞“城乡一体化”，如果真搞成了，“老师”就会跟着“共变”——打破城乡界限，纵横于村民之口。

为什么国人这么热衷于“老师”呢？有人说，这是因为教师成为全社会受尊敬的职业，所以，“老师”就跟着走俏。还有人说，这是传统文化复兴的标志，过去讲究的“天地君亲师”躬逢如今的太平盛世，重新焕发了青春。我的看法，略有不同。

本来属于职衔称谓和关系称谓的“老师”，不但跑到了社交称谓里夺城劫地，而且磅礴万里，深得人心。这说明什么？说明原有的社交称谓不够用了。你看，“同志”萎缩了，“师傅”下岗了，“老板”适用面太小。按理说，先生/女士应该大行其道了，可是，这种称谓除了太正式之外，还有个大缺点：太平等。中国的称谓系统以等级为核心，等级以尊卑为内容。因此，社交称谓的第一要务就是在谦敬上下工夫。说白了，就是千方百计地贬低自己以及与自己有关的一切事物：在下、鄙人、荆妻、贱役、犬子、拙著、寒舍……与此同时，想方设法地抬高对方及与对方有关系者，阁下、大人、令夫人、令郎、令嫒、贵庚、府上……先生/女士的称谓，缺乏尊敬感。

更重要的是，先生/女士不能与时俱进。近些年来，所有的社交称谓都在使劲地套近乎，张嘴张哥，闭口李姐，“亲”也从淘宝网，走向了纸媒。先生/女士板着面孔，冷冰冰的，一点亲热劲也没有。落后于时代潮流，难以担当交际之重任。

社交称谓不够用，就需要外援。既有尊敬感，又有亲热劲。既符合传统，又适应潮流的“老师”入选。称谓市场上有了这个生力军，先生/女士就只好退避三舍。

其实，先生女士在以前很有市场的，北大数学系教授徐明曜先生告诉我，他在北京四中上学的时候，老师们上课提问，都管学生叫先生。这让我想起了美国电影中的场景，一个小屁孩，大人也管他叫先生。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西化，曾在中国扎根，深入到了中学生的心目中。

语言学家说，称谓是时代的风向标。为什么半个世纪后，“老师”走俏，“先生/女士”受冷落呢？这种文化现象透露出什么信息呢？称谓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明了社会等级结构。这个关系和结构是文化系统的一部分，“老师”插足社交称谓，说明称谓的紊乱，而称谓的紊乱，又表明了文化系统的张皇失措，一个社会的不成熟亦由此可见。

因此，我相信，“老师”这一称谓不能长久。

争宠用香、害人小产用香、迷惑皇上也用香……随着清宫剧《甄嬛传》在安徽卫视的热播，剧中各角色使用的各色香料令观众津津乐道，但也有观众对剧中动辄闻香就流产的桥段很害怕。前天，早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原著作者流潋紫以及安徽卫视的有关负责人，流潋紫表示，剧中的这些用香用药皆有科学依据，但有夸张成分。安徽卫视则将在跟剧节目《石破天惊说甄嬛》中，对相关植物和香文化做科普详解。

原作者：

剧中药方经过核实

古代医学不发达，想要悄无声息地达到目的，香料成了宫廷女子唯一的武器。《甄嬛传》热播不到三分之一，就有3位小主相继小产，还有妃子迟迟未能有孕：甄嬛从自己寝宫的树下挖出名贵麝香，从而知晓前任妃子小产的原因；皇帝为防止华妃的年氏家族独大，长年特制的“欢宜香”导致华妃以及与华妃住得近的敬妃始终不孕；甄嬛被猫抓伤，安陵容送来含有极少量麝香的舒痕胶，加之其早先在华妃宫中熏到的“欢宜香”，导致其小产；之后，自保的甄嬛发起反击，借安陵容宫中侍女之手，将“暖情香”涂在百合花蕊上，而含有狐尾兰花粉的“暖情香”竟是催情之物，令其宠幸过激而导致小产……

这些桥段让期待产子的准妈妈胆战心惊，担心有些可致人流产的东西在现代也一样使用，比如麝香。不过也有人质疑，仅凭一点香和一点花粉之类的药物，是否真能让人流产？

“我先生是中医药大学的老师，所以麝香、红花会导致孕妇流产是有医学根据的。不仅是麝香、红花，包括《甄嬛传》中涉及的其他药方，也都是他去查了很多资料，我才写进书里的。”流潋紫告诉早报记者，并非是要宣扬这些，“后宫女人为了生存，无所不用其极，但这不是《甄嬛传》想要表达的，我想说的是在那个封建制度下，女人不能自主的悲哀命运，希望观众能看到甄嬛正面向上的人格力量。”

学者：

电视剧有想象成分

不过上述说法，未得到部分学者的认同。

著名清史学家马勇在接受《扬子晚报》采访时称，后宫为了争夺，下毒流行，这是现代人的想象。据其介绍，皇帝之所以要那么多妃子就是要多生孩子保证继承，而皇权体制下，继承就是对大位的争夺，而历朝历代确定了长子继承和顺位继承制，这让毒害别人孩子的事情变得没有意义。而对于皇后来说，不管是哪个妃子生的孩子，都必须叫她母亲，其他妃子只是生母，只有皇后才是法律意义上的母亲，毒害妃子不让其生子对皇后来说更加没有意义。

马勇还认为，后宫安保严格，毒药不能轻易取得，且为了保护皇帝安全，不可能很容易弄到毒药，下毒也不容易。

卫视：

制作特辑普及知识

在安徽卫视的网站上，不少网友留言想向“小主”学习用香之法，也有人怀疑编剧本人是否特别精于香道。对此，流潋紫称，自己对香料研究不多，也没有条件试验，“小说和剧本创作的时候，更多的是借鉴前人的智慧加上自己的想象。”

除了香文化，《甄嬛传》中还有对于各种植物、花粉药性的“神奇”运用，比如木薯粉能令幼儿肠胃不好，夹竹桃的汁液能令孕妇小产，含有桃花、珍珠粉、鱼骨胶、蜂蜜、玉屑、琥珀、白獭髓的舒痕胶能令伤疤消除。

针对观众对香料使用产生的担忧，安徽卫视表示，因为戏剧效果，电视剧可能会夸大，为了普及正确的科普知识，安徽卫视特别安排节目《石破天惊说甄嬛》，普及历史知识和诸如香料等专业知识，目前正在考虑制作涉及香与植物内容的特辑。由于《石破天惊说甄嬛》收视率连续数日位列全国同时段收视第二，安徽卫视希望今后播剧时延续这种做法。

纪录片导演陈为军结合《世界上最大的中国餐馆》谈中国食文化

“在吃吃喝喝中可见国人对事业、婚姻、伦理的观念”

《世界上最大的中国餐馆》剧照，西湖楼中的一场喜宴，在陈为军看来，中国人“在吃吃喝喝的状态里中，把所有的事情都办了”。

陈为军

现供职于武汉电视台，纪录片制作人。1969年生，1994年开始从事纪录片创作，2004年反映河南艾滋病家庭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获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等多项国际大奖。2007年，讲述小学生班级选举的《请为我投一票》入围2008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还获得过英国国家纪录片奖等荣誉。

《说狐》，(美)康笑菲著，姚政志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版，38.00元。

《四大门》，李慰祖著，周星补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25.00元。

栗月静

□媒体人，北京

《围城》里的孙柔嘉用一张红嘴和十个尖而长的红指甲画出了汪太太的“提纲”。虽然提到狐狸精人人会意，寥寥数语却难以刻画其精髓。不过明朝小说《封神演义》里那段对苏妲己临死前的描写估计正好契合男人心目中的狐狸精形象：

“话说妲己缚绑在辕门外，跪在尘埃，恍然是一块美玉无瑕，娇花钦语，脸衬朝霞；转秋波无限风情，顿歌喉百般妩媚……那军士见妲己美貌，已自有十分怜惜，再加他娇滴滴，叫了几声将军长，将军短。便把这些军士，叫得骨软筋酥，口呆目瞪，软痴痴作一堆麻，酥酥成一块，莫能动履。”

虽然如今都认为媚人、惑主、祸国的苏妲己是个九尾狐，但是康笑菲在《说狐》一书里告诉我们，在汉代的文献里，九尾狐是吉祥的征兆。据成书于西汉的儒家经典《礼记》所载，因九尾狐在死去时会将头朝向其出生的巢穴，可见其不忘本，是仁德的典范。给《山海经》作注的晋朝人郭璞本身也是出名的预言家，他有一首著名的《九尾狐赞》：“青丘奇兽，九尾之狐。有道祥见，出则衔书。”(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不但有着颠覆性的改变，中国的狐仙信仰还模糊不清。虽然主要以美丽女人的形象留在文学故事里，但是《说狐》一书还告诉我们，狐精的形象，亦男亦女，亦老亦少。狐精活跃于各个角落，骚扰住家、旅店和官署中的人。狐仙承担着不同的神职：财神，个人家庭灵媒的保护神，娼妓和优人的守护者，监守官印的大仙，有时是碧霞元君的侍者，有时候是其使者。在这位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笔下，狐仙信仰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棱镜，通过这个棱镜可以透视、理解中国的宗教和中国的社会文化。

狐仙的田野调查

古生物学的研究发现，中国全境几乎都有狐狸存在，但是，自中古时代以来，华北地区的人就相信狐狸具有灵性。现存的中古狐精传说，几乎都以华北为背景。即使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狐仙信仰已经流传到中国的其他区域，但是特别兴盛的狐仙信仰还是在华北地区。(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20世纪30年代末，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大学生李慰祖对当时北京郊区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发现，虽然受到国民政府的打压，但是包括狐仙信仰在内的四大门依然香火旺盛，从最近出版的《四大门》一书来看，北京城郊简直到处是狐精。就在燕京大学男生宿舍楼后面曾经有一个狐狸练过丹，蔚秀园(北大西门对面)也有一对狐狸炼丹。燕京大学宗教楼西边有一个小土丘，里面住着一个得道的狐仙，往往在午后一点左右，到土丘附近一个荷花塘去饮水。在圆明园里面，有许多的狐仙，时常化作老人的形状，到附近的店铺中买杂物，携着物品走到烧毁了的殿基下面就不见了。

《说狐》一书虽然以笔记、志怪、小说、方志等古代文献为主，不过也有1997年在陕北榆林地区一个名叫波罗的村子里所做的田野调查。波罗村里有座香火久远的寺庙，名为波罗接引寺。与别处的寺庙相似，这里也有金刚像，七大金刚个个面目狰狞，手持武器，身穿铠甲。但是另有一座金刚是身着儒袍和冠冕的中年人的模样，这尊金刚竟然是狐仙。名为金禅老祖，曾经一世为狐。

作者还采集了当地狐巫雷武的故事。1927年出生的雷武，不识字，直到20岁还在替人放羊。这时，来自波罗接引寺的狐精首次找上了他。每当狐精附体时，雷武必定发疯，在最寒冷的冬夜，赤裸着身子到处乱跑，在夏天最热的大太阳下，穿着厚重的外套，并睡在肮脏的粪堆中。当他回过神来，全然不知发生的事情。两年后，狐精要雷武成为一个灵媒，一开始，雷武和他的家人都反对狐精的要求，但是狐精持续作祟，让他的屁股的疮越长越大，连走路都成问题。没办法，雷武只有答应。此后雷武一直为人治病，收取费用，据说狐精可以据此修成正道。

康笑菲是在北京听着母亲讲的狐精故事长大的。与本土的研究稍有差异，像本书作者这样在中国长大，后到海外留学，并依然在中国做田野，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华人，犹如水陆两栖的族类，他们学会了用另一种眼光来回审自己的母文化，有了对母文化的陌生化的敏感。所谓的“另外的眼光”主要是指，他们戴着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眼镜再来透视传统的中华文化，以纳入西方的解释体系。

狐仙的社会学阐释

18世纪中国官员和文人纪昀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说，人物异类，狐则在人物之间，幽明异路，狐则在幽明之间，仙妖殊途，狐则在仙妖之间。一语道尽狐精的复杂与丰富，可以说，狐仙信仰为理解中国的宗教和文化滋养了一块多重意义的大肥肉，开启了许多阐释的可能性。

《四大门》的作者李慰祖深受涂尔干社会学的影响，认为狐仙信仰是一种社会制度，有其存在的功能和理由。康笑菲则认为，狐仙为追求不分是非、个人和地方利益者提供了机会，让人们免受官方权力和道德的干扰。比如狐仙信仰庇护了游走在道德灰色地带的欲望追求，像是性交易或是偷这家给那家。狐仙在中国文化中具体呈现了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定义的“官方”秩序和“非官方”习惯之间的张力。

狐精的祭坛通常设在不重要且私密的场所，像是后院、门边，或者卧室，而且是以像木箱、无名的木牌，或是干草堆等极为简略的形式来呈现。在传统上，中国官方对于奉祀狐仙的行为，视之为淫祀(意思是非法的，不道德的，不成体统的)。据《宋史》记载，金人入侵之际，有狐狸进入宫禁，据御榻而坐。宋徽宗因此下诏摧毁全国的狐王庙。但是事实证明，类似的官方作为始终是徒劳无功的。

因为，国家、僧、道和儒家精英也无法针对狐精提出一致性的阐释。狐仙信仰中不只是夹杂而是水乳交融地包含着佛教、道教等诸多复杂因素。比如，从道家的观点来看，狐精是修炼成仙的灵物。从萨满、灵媒的观点来看，是专事魅惑的精怪。狐文化虽然发端于古代的民间俗信，生长于民间文化的泥土之中，但是历代知识分子也积极参与了相关的创作。袁枚的《子不语》就有40余篇，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多达180多篇。

狐仙信仰正是通过精英、官僚、僧道和平民百姓，在地方、区域和国家的不同层级上，以崇拜、驱逐、讲述和记载的方式才兴盛起来。(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外国也有狐仙

东亚儒家文化圈和西伯利亚的文化中都能发现狐仙信仰和狐精故事，不过《说狐》告诉我们，最突出的是日本的狐狸崇拜。稻荷神是日本神话中的谷物和食物神，主管丰收。商人们也向稻荷神祈求成功和财富。这个神的佛教形式是一个跨坐在白狐上的女菩萨，虽然法师坚称狐狸是稻荷大神的灵界信差，但有神道教背景的日本信徒一般都将狐狸作为稻荷本身来崇拜。《说狐》中的比较视野仅此而已。

虽然从形式和丰富性上，中国的狐仙崇拜独一无二，但是如今狐狸精的核心代表着“人们企图控制无止境的性欲望而不断挣扎的镜像”。从《聊斋志异》收录的83则狐精故事来说，大约有36则记述的是凡人男子和狐女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而狐女式年轻美貌和仁慈者，占到30则。

从这个意义上，别的文化中也有中国狐狸精的对应物，比如欧洲的女淫妖(Succubus)，源自中世纪的传说认为她们会在男子睡觉的时候降临并与之交媾，一般形象为有翼有尾的妖艳女子，会吸取男人的精气。在北美民间传说中，女淫妖依靠吸食凡人男子的性能量来积蓄力量。加拿大播出的灵异剧《妖女迷行》正是以此为基础。因为《哈利·波特》而为人所知的媚娃(V eela)，产生于东欧民间故事，是一种能够变形的女精灵。迷恋上她们的男人会忘记世界的一切，不吃不喝，不睡觉。

美国评论家温特顿(B radleyWinterton)认为，在美国当今唯一能跟狐仙一较高下的恐怕就是外星人了。狐仙和火星人都无可争议的有些可怕，也有些吸引人。这两种神话传说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性交行为，但是两者都不太有高教育水平的人涉及其中。被狐仙或者火星人附体或许是一种补偿，没成为一名儒家学者或者拥有一张哈佛文凭，如果拥有一段被广泛报道的经历，或许能增加社会性筹码。

火星人的传说也许还将在美国民间流传，但是狐仙要想重回人间，只能等到中国的生态环境恢复到一百年之前了，而这一天也许永远都不会到来。

近来，上海、浙江等地都曾发起保护汉语方言的相关活动。汉语方言保留了很多古汉语成分，是语言文化的重要载体。研究汉语方言，不仅对保护汉语的多元性和历史连贯性有重要意义，还有助于理解各地区的传统文化。有关汉语方言的消失、保护及发展等问题一直未有定论。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学者。

汉语方言尚无确切统计

专家介绍，根据汉语方言的不同特点，可以将其划分为七大区，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和客家方言。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把汉语方言分为十个区，在原分区基础上又划分出山西晋语、皖南徽语和广西平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主任、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长周磊表示，《中国语言地图集》把汉语方言分为五个层次：大区、小区、片、小片、点，统计了我国汉语方言的分布、人口使用状况。但每个方言区具体有多少人，说什么方言，还没有具体数字。

“目前我国方言调查只达到县一级，以城关为主。乡村的方言分布，还不是很清楚。”周磊指出，我国地区人口分布不一，方言分布十分广泛。在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相对来说方言比较复杂。我国对方言的家底还没有摸清楚。

“方言消失说”不符合发展规律

一方语言养育一方文化，几乎所有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现象都和方言有关，例如苏州弹词、河南豫剧、安徽黄梅戏、山东快书等都是建立在方言基础上的。

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乡音情愫正在淡化。

“我国的汉语方言正在‘褪色’”，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树铮表示，我国从幼儿园就开始推广普通话，这对汉语方言影响很大。例如，学校语言、公务语言、服务用语等都在推行普通话，很多城市孩子已不会说地道的方言，成为“无方言族”。

2011年底，在上海语文学会召开的上海市语文学会第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2011年学术年会上，82位学者发布联名倡议书，提议幼儿园、中小学学生在课外时间说上海话或其他方言。

在普通话日益普及的今天，如何保留汉语方言成了学者关注的话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小凡表示，有些年轻人不会讲方言，并不意味着那个地方的方言行将消亡，只是使用范围缩小了。如果一个地方的发展还有本地特色，那里的方言就不会先行消亡。北京话是普通话的基础，其新旧语言的代谢速度并不比其他方言慢，同样需要立照存档，但却不会消失。

“方言消失，不符合事实和发展规律。”张树铮表示，方言发展和消亡都有一个过程，现代方言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所谓“纯粹、地道”是相对而言的，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无需太担心。

现在讲方言的人越来越少，方言的社会功能日渐退化。周磊认为，在提倡普通话的同时，也要给方言留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例如我们要保留并鼓励在家庭中、老乡间说方言。

用现代化技术手段保存方言十分必要

在我国，文盲曾长期占人口数量的大多数，以致在方言的变化过程中，一些方言本来“有音有字”变成了“有音无字”。例如，作为我国最古老语言之一的吴语，由于普通话的“冲击”，部分吴语正在退化。

其实，在现代化进程中，有些欧美国家也出现了语言资源危机。例如一些原始的印第安语正在消失。记录传统语言文字成为一项紧迫任务。据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全球濒危方言的概念，并开始积极抢救。

保护方言，科技手段必不可少。2008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科学、统一地调查收集了我国当代汉语方言。浙江、河南、上海等地也都积极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保存方言。日前，首个沪语手机输入法在安卓系统上线，上海著名语言学家、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对此表示肯定，认为沪语手机输入法对科学保护上海话贡献巨大。

周磊表示，早期学者记录方言的方式是口耳并用，然后是用国际音标为其标注发音。随着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发展和声学设备的完善，用语音技术保存方言文化已经非常普遍。另外，由于每个人的分辨和识别能力不同，以录像的形式记录方言发音的口型，也可以使人们更好地记录方言文化。

目前我国方言研究工作者正在为方言文化的研究、保留做努力。去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中国语言资源与信息实验室，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永久保存的数字化汉语方言多媒体语料库及相关数据库，并将在此基础上建立网上数字化语言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