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佛诞日庆典仪式在悉尼情人港举行
农历四月初八, 自古以来是大乘佛教纪念和庆祝佛教创始人佛祖释迦牟尼诞生的日子，又称为佛诞日。每年的佛诞日当天佛教庙宇都会举行一连串盛大的浴佛仪式，祈求佛祖庆祝活动。
今年在澳洲的佛诞日，在悉尼著名的情人港举行浴佛仪式，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蒙古、西藏、韩国、日本、越南等地的信众纷纷前来参加此次庆典祈福活动。
主持僧人在众多信众观礼下点灯、上香、摆供、三跪九拜，五体投地。全体僧众念经，鼓乐齐鸣，诵谒成章，赞誉释迦牟尼对人类世界的伟大贡献。经完，则用香汤沐浴太子像。浴完，再诵经，亦舞亦唱，反复多次，此次治佛法会隆重、庄严，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为同一个信仰聚在一起，为万千众生祈福，场面很是震撼。 文字/摄影 （澳视传媒Wendy Wu,Austin Wang)
文交会为博物馆文化传播提供平台
4月27日，故宫博物院展位在第九届中国(义乌)文化产品交易会开幕首日即火爆异常，吸引中外游客纷纷驻足。记者就故宫的参展意义、自身定位、行业发展、文化传承等问题，采访了正在展会现场给来宾和游客演示、讲解故宫特色文化产品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问：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是文交会的两大重要元素，故宫博物院作为我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前来参展有何全新意义?
答：当前人民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趋势，而文交会为博物馆文化和大众生活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提供了可能。长期以来，故宫一直把文物收藏、研究、展览当做最重要的文化工作职能，而在今天我们的职能正在发生着转变。我们要通过故宫特色文化产品的研发把故宫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传播给社会，过去我们侧重关注展品、产品的学术性和知识性，而今天我们的研发要更侧重趣味性、观赏性和实用性。这些举措，可以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时尚的结合，引起社会对故宫文化及其产品的关注。
问：请您预测一下博物馆衍生品行业的市场前景和发展趋势。
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民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升，文化衍生品已成为延伸博物馆生命力、加深观众对博物馆理解与认识的信息传承载体。目前，全国博物馆文化产品研发整体水平都在提升。就故宫博物院的自身实践而言，我们要本着社会效益第一、兼顾经济效益的经营理念，将一些营收积极投入到新的产品研发中。而在产品研发方面有两点是重中之重：一是加强市场调研，重视群众需求，我们的文化产品一定要与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紧密契合，这也是故宫的社会文化责任;二是产品一定要注重品质，博物馆应充分立足于自身独特的文化、文物藏品资源的品牌优势，无论什么档次，都要力求打造精品。只要牢牢把握这两点，这部分的市场前景我们还是十分看好的。
问：本届文交会的主题是转型升级，突出互动性和平台性。故宫博物院在参展过程中是如何利用文交会的这些优势的?
答：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可以展示和宣传故宫博物院研发的文化产品，促进文化产品创意设计信息交流，更加充分地发挥故宫文物藏品的文化传播功能。横向我们可以强化与各个文化企业的联系，探索一些新技术、新理念。而纵向我们可以加深与观众的联系，使得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市场需求。故宫博物院希望通过这一平台，更好地学习其他文物博物馆单位的先进经验，提升文化产品研发的质量和水平，让参观故宫的观众以及更多的社会公众能够将“故宫文化带回家”。同时，我们也倡议全国博物馆多参加此类展会。
问：“构建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是2014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重点内容，故宫博物院应该承担起怎样的责任?
答：让故宫的优质文化资源得到更多展现，使其发挥更大社会效益是我们根本的责任。参加文交会就是我们向社会进一步展现优质文化资源的有效手段之一。故宫的优质文化资源有三大部分：一是古建筑群，我们不但要管理好，还要使其文化元素充分融入文化产品中;二是文物藏品，我们文物藏品中的珍贵文物占全国的近42%，如何思考让这些文物活起来是我们的使命;三是世界上只有一座博物馆每年观众超过1000万人，最近几年故宫的观众每年都在1500万人左右。故宫有责任让他们不虚此行，要通过新媒体、新技术等多元化手段让中华传统文化长久地留存在来访者的记忆之中。
编辑：Rena
“感受中国”澳中文化周拉开序幕
人民网悉尼2月25日电 （记者 李景卫）澳大利亚澳中文化友好协会25日宣布，澳中文化友好协会将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悉尼市政厅及超过300家华侨华人社团和工商团体合作，于近期举办以“感受中国”为主题的澳中文化周。中国当代名家艺术展、精典文艺演出、艺术品投资讲座、文化创新及商务发展高峰论坛等多种形式的系列活动将登陆悉尼，全方面地展现当代中国繁荣创新、海纳百川、多元包容的文化魅力。
澳中文化周承办单位澳视传媒运营总监索江表示，澳中两国于2010—2012年成功互办了文化年。今年的文化周可以说是对澳中文化年精神的延续。这次“感受中国”的核心在于通过对中国当代名家大家的艺术作品展示，并借由目前最受欢迎的流行歌手、人气选秀明星的演出，让更多的澳大利亚本地居民更直观地了解当代中国的魅力与感染力。
感受中国魅力，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创新，提升青少年族群对传统文化学习与继承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是“感受中国”这个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不变的主题。传播文化，传承经典则是澳视传媒对自身的一贯定位与始终追求的目标。正因如此，澳中文化友好协会在本次活动安排上特别考虑到青少年的喜好。
土耳其开始强势追讨历史文物 意在重塑大国形象
土耳其正在加紧向美国等西方国家追索文物的相关工作。日前，土耳其政府强调，包括洛杉矶的J·保罗·格蒂博物馆(以下简称“格蒂博物馆”)在内的所有美国博物馆，必须归还原本属于土耳其的文物，否则，土耳其将采取法律等一切措施进行追索，直至成功。中东媒体普遍认为，充满自信的土耳其开始向西方国家强势出击，“文化斗争”是其启用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其塑造大国形象的重要依托。
位于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西部圣莫尼卡山巅的格蒂博物馆，是世界上馆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根据“中东在线”网站披露的土方索要文物清单，格蒂博物馆至少有10件镇馆级藏品属于土耳其，其中包括4座大理石缪斯女神雕像。这些弥足珍贵的文物都是通过拍卖行、收藏者或中间商等渠道流入格蒂博物馆，其总价值达100多万美元。格蒂博物馆发言人罗恩·哈特维希证实该馆收到了土耳其政府的索要照会，强调博物馆正在与土方沟通商谈。
报道说，除了格蒂博物馆，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哈佛大学敦巴顿橡树园研究图书馆及馆藏库，法国卢浮宫，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等，都被土耳其指控非法收藏来自东方的艺术珍品。为此，土方还出具了相关文物证据，证明其中不少馆藏系来自土耳其，其中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就有12件。土耳其还要求归还被警察查封的该国被盗古董，它们现存于法兰克福、佛罗伦萨等地。
成功迎回多样珍宝
作为一个文化底蕴丰厚、历史和文化遗存俯拾皆是的国家，土耳其极其珍惜自己的文物。早在1884年土耳其就出台了一部法律，规定所有文物都是国家财产，不得带到国外。随后，该法律进一步修改，增加了打击文物犯罪的内容，此后制定的相关法规和行政条例也禁止文物走私和流散，同时对非法流传到国外的文物要求索还。
行政手段、外交途径、拖延颁发外国考古发掘许可证、诉诸法律等，都是土耳其在追讨文物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方法，也取得了一定成效。譬如经过不懈的多方努力，土耳其去年9月成功地让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归还了珍稀文物“疲倦的赫拉克勒斯”雕像。土耳其媒体当时自豪地说，这是“幸福的回归”、“历尽流浪和劫难后含泪的团聚”。当时，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还亲自护送“疲倦的赫拉克勒斯”雕像返回土耳其。
大约一个世纪之前，德国考古学家在土耳其中部地区发掘出土了一尊大型雕像，经过甄别和鉴定，发现这就是青铜器时代著名的赫梯帝国古都哈图萨的狮身人面像。德国人把它运到柏林，陈放在柏林的佩加蒙博物馆。2011年伊始，土耳其正式索讨这一狮身人面像，强调如果德国不归还，就不再更新德国考古研究所在土耳其的工作执照。去年5月，德国不得不与土耳其签署了归还协议，当年底，狮身人面像在离开土耳其故土100多年后，终于实现了回归的夙愿。
为有效追讨文物，土耳其甚至宣布暂停向外国一些博物馆出借艺术品。此举确实让一些急于办展览的博物馆很难堪。比如，大英博物馆正在举办一个主题为“麦加朝圣：伊斯兰腹地之旅”的展览，需要从土耳其借到35件反映该主题的文物。
对此，土耳其文化遗产和博物馆主管穆拉特·旭斯吕强调说，土耳其“无意挑起事端”，也愿意与上述博物馆“发展合作关系”，希望对方“能够理解我们对文物归还的关切”。有阿拉伯媒体评论说，土耳其这招“很妙”，可能会最终收获成功的喜悦。
折射大国十足信心
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此番做法颇有微辞甚至是批评，指责土耳其当局“正在掀起一波文化扩张的浪潮”。他们指出除追索流失文物，土耳其还新建博物馆、修复奥斯曼帝国时代的遗迹、加大考古发掘力度等。有报道称，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将在2023年建成一座气势恢宏的大型博物馆，“可以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及大英博物馆相媲美”。
土耳其文化旅游部部长图鲁尔·居纳伊回应说：“我们不是在发动战争，不过这的确是文化领域的斗争。我们的努力将会更坚定、更持久”。事实上，土耳其启动的“文化斗争”，得到了国内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尤其是考古界人士及各博物馆馆长的力挺。
“阿拉伯人在线”网站评论说，在当下不少中东国家频频出现动荡的情势下，土耳其却“独善其身”，“风景独好”，这为土耳其增加了底气，为其拓展外交空间、提升在中东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塑造和凸显大国形象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地缘环境支持。实际上，土耳其在埃及政权更迭后，大有取代埃及、沙特而成为中东地区举足轻重大国的趋势。
埃及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赛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土耳其是一个很有历史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的国家，土耳其人对他们称雄欧亚数百年的奥斯曼帝国历史念念不忘，一直想续写昔日辉煌。他指出，在不少土耳其人看来，奥斯曼帝国很好地传播了伊斯兰文化，到了近代，凯末尔带领土耳其走向民族复兴，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很多土耳其人认为，他们的民族能量远远没有释放出来，甚至有被冷落的苦恼。不过，现在无论是在巴以问题上向以色列频频发难，还是在叙利亚问题上对巴沙尔政权不依不饶，抑或在利比亚问题上很早就反对卡扎菲，转而又在文物保护和文化建设上“大做文章”，都是土耳其主动出牌。
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在他的新书《战略纵深》里这样写道：“一个崭新的中东即将诞生，我们将成为新中东的主人，我们要引领新中东，我们要为新中东服务”。中东媒体称，这番话，是土耳其民族心理的表露，也很能诠释土耳其加大马力、开动隆隆轰鸣的“文化战车”的原因。(记者 黄培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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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伟大的时代 为什么缺少伟大的文学作品？
伟大的时代，为什么缺少伟大的作品？
——从讲话精神看当下我国文学创作的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成就不菲，但是相比于高歌猛进的经济建设明显滞后，缺乏力透纸背、影响深远的经典大家与旷世力作。
伟大的时代，为什么缺少伟大的作品？毛泽东同志70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批评的文化创作中存在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经典与大家，在哪里？
经典与大家，是衡量一个国家文艺成就的重要标准。今天，人们置身丰富至极的文学作品中，却有些四顾茫然：经典与大家，在哪里？
一方面文艺作品名类繁多、创作踊跃，长篇小说创作甚至呈井喷之势，但另一方面提供给读者、观众的精品力作并不多，能够震撼心灵、流传后世的伟大作品更是缺乏。同时，随着一些文艺大家的先后辞世，人们在感叹进入了没有大师的时代，近年来虽然涌现一批年轻的优秀文艺人才，但他们尚不足以担当重任。
1949年至1966年，全国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只有二百多种，而现在一年的长篇小说书目就达千种，加上网络上的新作，更是数不胜数。但这些作品，有多少能够像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创业史》、《红旗谱》、《红岩》等作品那样家喻户晓？著名作家王蒙说：“我们缺少力透纸背的经典力作，缺少振聋发聩的文艺高潮，缺少学术创新与文化发现，缺少大师式、精神火炬式的文化权威。”
著名作家冯骥才认为，伟大作品有几个标准：第一，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的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第二，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第三，要影响深远，不是一部电影一时轰动取得高票房然后就完了，也不是一幅画卖得好价钱就行了，“你问老百姓，近年对哪幅美术作品印象深刻？基本上没有一部作品，老百姓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卖高价画家的名字。”
冯骥才说，如果一部作品，没有深入人心成为一个国家灵魂的凝聚力，没有成为这个时代创新力的表现，没有成为这个时代人们可以仰视的、崇敬的对象，“那最后它就不可能成为经典。”
浮躁的“文艺生态”下能诞生经典名家吗？
文艺界人士在分析阻碍经典大家诞生的客观原因时表示：在商品经济冲击下，文艺界同样出现“GDP至上”，助长拜金主义与浮躁之风；网络等新媒体对传统文学冲击严重，年轻读者的阅读方式与兴趣发生较大变化；缺乏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红包评论”等现象正在侵蚀文学批评应有的功能；此外，文艺创作中的“官本位”等弊病依然存在，违反文艺创作规律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构成了“文化生态”的复杂与多变性。
来自于网络、影视传媒等的冲击，使今天的文学正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年“全国同读一本书”的盛况已很难发生，传统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的读者分流严重。《萌芽》主编赵长天说，以年轻读者为主的《萌芽》受的冲击尤其大，年轻人都到网上去看小说了。
不少人对文艺界“以经济效益论英雄”的现象忧心忡忡，“码洋至上”、“收视率至上”、“上座率至上”，只要能够吸引眼球，哪怕庸俗、低俗、媚俗，也不遗余力炒作，这样势必造成文艺生产中“劣币驱逐良币”。
上海作家丁宝德经过长达13年的深入生活与艰苦写作，完成90万字的长篇小说《龙家故事》，将人的命运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来审视，既感人肺腑，又昂扬向上。但是这部作品被全国多家出版社拒绝出版，原因是“现在市场不看好工人题材”。丁宝德认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背后，是思想与艺术的贫乏，正在蚕食我们健康的文化，使我们的价值观和正常的审美情趣发生可怕逆转。
复旦大学出版社董事长兼总编辑贺圣遂近年来积极倡导“科学出版观”，他说：一些出版社编辑缺乏鉴赏力，要么重版经典，要么追捧已成名作家，“希望每出一本书都赚钱的心态，其实害了出版界。”
不接地气，出何大作？
文学界人士认为，缺乏与时代相匹配的经典、大家的原因非常复杂，除了创作生态客观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主观原因，即文艺创作的心态问题，比较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创作理念混乱，价值观缺失，甚至人格萎缩；创作态度浮躁，缺少虔诚，或高高在上，或闭门造车，生活积累少；个人素养不足，缺乏观察世界的胸怀，即使艺术表现能力高超，也因为缺乏思想深度而无法成为精品力作。
上海市作协副主席、文艺理论家王纪人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涌现出鲁迅等一批伟大的作家，这些大家都有共同的特点：既有扎实的国学根底，又有海外留学经历，一些大作家同时还是翻译家，因此他们既有中国情怀，又有世界眼光，当前的中国作家群里很难找到这样学贯中西的人了。
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何建明认为，现在作家辈出，但难见大家，首先是中国当代作家缺少与伟大时代相称的博大或宽阔的胸怀，其次是一些作家生活和体验社会的方式不对，此外，有些作家缺失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深刻性的大情爱。
不少人忧心忡忡：“快餐文化”“娱乐至上”正在侵蚀作家，传统文学赖以生存和吸引读者的重要审美原则正被消解或颠覆。
何建明说，与前辈作家相比，今天一些作家在创作动机、态度和方法上都出现了异变，“一些作家以为在家里看看网络、报纸，加上自己的‘睿智’的目光就足以了解时代、了解生活，其实，这样只是过着‘二手’、‘三手’的生活。作家一定要贴近生活‘接地气’。”(记者肖春飞、刘旸辉、孙丽萍)
建筑“诺奖”得主王澍：中国建筑师生产了大量垃圾
图为王澍与他的代表作宁波历史博物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2012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奖授予王澍，是因为其作品的杰出特性与品质，同时，也出于他始终致力于建筑的坚定与责任，那份坚定与责任出自于一种特定文化及区域的归属感。
——普利兹克奖评审辞
我热爱我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文化。在多年孤独地坚持之后，获奖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王 澍
我“恨”死象山校区了，费了很大劲通过考试进了城，却发现又回到了乡村。
——中国美术学院学生
“为何取名‘业余建筑工作室’？因为对于中国糟糕的建筑和新城市建设，专业建筑师需要负很大的责任，他们生产了大量的垃圾建筑。既然这样，那我干脆当一个业余的好了。”中国建筑师王澍，在2012北京建筑论坛上如此“放炮”。
一天后，5月25日，这位“业余建筑师”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普利兹克建筑奖的颁奖。
有着建筑界“诺贝尔奖”美誉的普利兹克奖，自1979年设立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颁奖典礼，而王澍，是首位获得该项“世界建筑界最高奖”的中国建筑师。
该奖的评审辞称“2012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奖授予王澍，是因为其作品的杰出特性与品质，同时，也出于他始终致力于建筑的坚定与责任，那份坚定与责任出自于一种特定文化及区域的归属感。”
面对质疑，他相信，时间能帮助人们认清优劣，愿意自称“业余”
折桂普利兹克建筑奖，意味着王澍与悉尼歌剧院的设计者约翰·伍重、卢浮宫“金字塔”的设计者贝聿铭等，一同载入了世界建筑史。
在颁奖典礼上，49岁的他，穿着标志性的黑衣，发表了获奖感言：“在多年孤独地坚持之后，对一个在获奖之前没有出版过作品集的建筑师、一个只在中国做建筑的建筑师、一个自称为业余的建筑师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那些他多年“孤独地坚持”的段子，近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学生时代便宣称没有老师可以教他、曾与建筑工人一起做工、每年只接一个项目、至今只做过一个商业项目、从不跟风西方潮流、热衷于文化保护……有媒体甚至用了这样的标题来报道他：“异类的胜利”。
对于这个“异类”的胜利，普利兹克奖评委会主席帕伦博勋爵的评价是：“在他的作品中首次看到了中国当代建筑的价值，扎根中国传统和文化，他的建筑语言如同其他伟大的建筑体系，指引我们的内心。”
2011年开始担任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的张永和则称“王澍的作品扎根本土并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他证明了中国的建筑不全是平庸的批量生产和张扬设计的复制。”
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旧砖弃瓦中“悠然见南山”；宁波历史博物馆的瓦爿墙，引得一位老太太4次前往追忆“家的痕迹”；唯一的商业作品“垂直院宅”，希望让困在钢筋混凝土牢笼里的都市人寻回邻里温情……凭借东方的一砖一瓦，王澍用现代建筑这门西方语言，向世界展现着中国的传统与当下交汇所迸发的精彩。
“在全球化、商业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多是对于西方建筑和城市发展模式的盲从。很多外国学者比我们自己还关心中国是否有本土的新建筑。”于是，王澍一直有意识地远离“主流”。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看懂这份“非主流”：宁波历史博物馆使用瓦爿墙，曾引来甲方一阵“怒吼”；不少杭州市民觉得“垂直院宅”长得很丑、楼里的公共小院落无人使用……但帕伦博勋爵说，“所有伟大的建筑一开始都伴随着质疑声成长，但时间能帮我们辨别它们是否伟大”。
王澍的胜利不仅在于获奖，更在于“如果以10年的期限来看，很难发现哪个中国建筑师有自己稳定的价值观，因为他们总跟随西方建筑风格的潮流而变化。而我有着自己的作品脉络、独特的探索。”
面对潮流，他认为，对传统的破坏，让人们看不清未来
“我热爱我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文化”。王澍这样解读他的坚持源自何方。
在他看来，自己的作品引发争议，是因为触动了社会的两根神经：一是中国快速的现代化城市发展，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二是在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后，文化能否自然地“被发展”。显然，他的思考已经超越了建筑本身，延伸出一个“新世界”。
在建筑之外的“新世界”里，王澍看到北京城1900年的老照片，会忍不住潸然泪下，“北京那些有记忆的建筑已经拆到不可再拆了”；他关注本土文化的传承，“你去复制别人，别人不会觉得有意义，他们想看到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国家，在今天到底是什么模样”；他提出“中国文化是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模式，我们没有理由抛弃它去追寻其他模式”；他更警醒传统文化的日渐式微，“对传统过度破坏，就看不清未来”。
谈起中国的当代建筑，王澍认为，“现在，大量的建筑使我们看不到自己的传统包括乡村文化。应该相信，多条文化线索并存对城市文化发展是有好处的。”
他从乡村中受益匪浅，于是在城市中重筑乡村建筑。中国美院的一位学生来到象山校区，一下子愣住了，“我‘恨’死这个校园了，费了很大劲通过考试进了城，却发现又回到了乡村。”
王澍说，更生态的或者是更平民化的、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仍然大量存在于中国的乡村，“如果城乡的发展平衡或者是乡村被建设好，是对中国现在城市化最大的贡献。”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对世界具有某种样本意义：如何既保持悠久而独特的文化传统，又关注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而将本年度的大奖颁给王澍，则表现了评委会对于王澍建筑思想的认可。
建筑界“诺贝尔奖”首次将颁奖地点设在中国，也是因为“我们的使命就是来传播建筑的重要性，在过去的几十年以及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一直会是世界建筑界最重要的地点。”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说。
“王澍获奖是众望所归，他是第一个获奖的中国建筑师，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帕伦博勋爵的这句话让不少人为之一振。
获得普利兹克奖，王澍成为年轻建筑师心目中的榜样。在2012北京建筑论坛结束后，他被很多年轻人围住，签名、合影、提问……“比我做几个作品更重要的，是会有一些青年建筑师看到，用我的方式还能生存。”这位“孤独的”建筑师已经听到很多后辈表达了像他一样进行探索的心声，他的一个学生，无偿给客户做设计，甚至垫付材料费，只因为希望实现自己的理想。
“中国的快速发展中有这么多问题，如果只有一种主流思路在解决这些问题是不行的，多一些‘异类’对中国的发展有好处。”这样的“王澍效应”，对于中国建筑界来说，或许比首位中国人获奖本身，更值得惊喜。
制图：蔡华伟
作家蒋子龙：好的诗词产生于官员 而不是专业作家
中新社惠州5月27日电 (张量 康孝娟 邱宏伟)“官员写诗”可谓是中国文坛的独特现象，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地方官员，崇文之风从未断绝，同时，社会上对“官员写诗”一直以来也颇多争议。26日至27日在广东惠州市举行的中华诗词高端研讨会上，文坛名家却认为，历来好诗多出自“非专业”诗人之手，并且乐见官员、公务员写诗的现象出现。
当今中国诗坛，新诗与旧诗各行其道，官员中写新诗的，以温家宝和李肇星最具代表，而写旧诗的，则更是多不胜数。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张炯指出，旧体诗词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等老革命家十分喜好旧体诗词的创作，并以他们的旧形式、新内容的作品，获得广大读者的欢迎，鼓舞和激励着许多旧体诗词的作者，如今，全国上下写旧体诗的作者，从国家领导人到各级干部和民众，人数多不胜数，中国诗词学会拥有会员19000之众，就是一个证明。
据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司长忽培元介绍，早在1941年，延安就诞生了一个以写古体诗词为主的团体，叫“怀安诗社”。据说是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在一次文人雅集时倡议成立的。其中有不少是老一辈革命家和著名民主人士，如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等，被尊称为“怀安诸老”。
在此次研讨会上发布自己第二本诗词集《颖川诗草》的陈文玲女士，正是官员写古诗的典型。作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司长、著名经济学家，陈文玲在短短两年的时间接连推出两部高质量的诗词集，诗词创作几乎伴随她赴全国各地考察的脚步，产量和质量都是官员诗人中罕见的。其中更有不少对最新时事的关注，如上海世博会、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等等，提供了独到视角，并对新题材与旧诗体的融合进行了有益尝试。
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李文朝对此指出，事实上，公务员特别是在国家高层机关担负高级或重要职务的公务员，由于其社会视点高，宏观信息量大，一旦突破了诗词技术层面的困扰，他们在诗词创作尤其是主旋律诗词创作上，就会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的诗作《抗洪十首》、《抗雪十首》、《抗震十首》等，就是突出的代表。
此前，社会上也曾对官员写诗、官员作家获大奖有不少非议。对此，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说：“媒体说某个地方的纪委书记写了一首诗，结果给某某机构评了奖，我说你可以讨论这个诗写得好不好，但是不是说当官的不能写诗，那么做官的写诗有什么好处呢？公务之余能写诗，在公务的时候，你有情感，转化为亲民，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所以我主张干部要写诗。”
忽培元也指出，中华诗词的不朽之作，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强烈的文化认同，凝聚了民族心灵，也支撑着民族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体诗词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精神的血液，是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的，是万万不可断代和失去传承的。从这一点来讲，公务员写诗有更深远的意义。
中华诗词学会驻会名誉会长郑伯农说，诗词界的人没有什么专业诗人，都是业余写诗词，这大概是传统，屈原也不是专业诗人。
著名作家蒋子龙指出，现在好的诗词依然产生于官员、经济学家，或者是企业家，而非专业的学者、作家。
王安石后裔怒斥“拼祖宗”质疑：当今价值观太扭曲
引发争议的“拼祖宗”照
日前，唐宋八大家后人在北京举办联谊活动，流出的穿汉服合照遭网友调侃，“开始拼祖宗了” 。对此，当事人之一王安石后人王新年气愤地对扬子晚报记者表示，“传承文化何需拼？为何要拼？如今社会价值观的扭曲令人无语。”他只希望通过这种民间交流，让家乡的文物保护得到关注。王新年介绍，上池村1985年就被江西省政府列为王安石故里，村内现存大量古建和与王安石有关的遗迹，因不被外界所知，缺乏维护而毁坏。现存100多栋古建筑群，绝大部分也都面临倒塌。
汉服由其中一位后人赞助
据报道，5月16日，自称唐宋八大家后裔的几位人士齐聚北京，就筹备“唐宋八大家宗亲联谊会”进行协商。几位后人身着汉服，坐在沙发上的姿态遭网友调侃，“开始拼祖宗了”。“一群缺好爹的人物，为了利益，不惜到处认祖宗，哪怕千年前的唐宋古人也不放过，拼爹时代有发展了，开始拼祖宗。”
“传承文化何来拼？何需拼？为何要拼？试问八大家离世已经近千年，早已不当政、不为官，也没有留下任何有形资产，唯一财富就是流传千古的诗词和优秀的人文精神。”在座“八大家后人”中来自江苏、从事数字文化产业的王新年，祖籍是王安石家乡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根据当地王安石家族族谱，他是王安石家族的36代孙。他表示，之所以办联谊会是为了继承和弘扬八大家的人文品格和文化成就。为什么“传承祖宗文化”的事件，却被冠以“拼祖宗”的字眼？“拼”的概念在当今社会却成了变态的主流，成了当代社会文化的丑陋符号。“看到这个消息，家里人也骂我，给家族抹黑了。”王新年十分委屈，他认为网友评论完全偏离了他们“文化寻根”的初衷。“我们并没有炒作和牟利的想法。网上流传的引起争议的汉服照片有很多偶然因素。做活动的钱都是各自出的，我们穿的汉服，就是其中一位后人拿过来的，他是开汉服店的。当时也没想那么多，甚至没有把白衬衫领子塞进去，因此记者拍出来的照片给人不好的感觉。”
“八大家后人”概念宽泛
柳氏后裔柳哲也对扬子晚报记者表示，“一张照片很难涵盖我们在文化传承方面的努力，大家一看就以为几个农民聚在一起认祖谋利！我偶然发现家族收藏的一套17卷《蜀山柳氏宗谱》，就迷恋上了家谱文化。从家谱记载得知，我竟然是元代‘儒林四杰’之一、著名学者柳贯的21世孙，还是赫赫有名的‘和圣’柳下惠的后裔。”柳哲说，20多年来，自己把时间都花在了姓氏文化研究上，追寻祖先的足迹，寻找柳宗元的后裔，后来扩展至寻找八大家的后裔。10多年前，柳哲的长文《唐宋八大家后裔今何在》，引起全国各地的八大家的后裔注意，先后带着家谱找上门来。
他还说，引发网友质疑的“八大家后人”只是广义概念上的后人，并不一定是直系子孙。只要是八大家家族的宗亲，无论是直系还是旁系后裔，只要本人愿意支持祖先文化研究与宣传，都可以参与进来。正在筹办的“唐宋八大家文化传承协会”，就不局限在宗亲，只要倾慕八大家文化的社会各界人士都欢迎参与。
扬子晚报记者 张 楠
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如何让传统延续和再生
宁波历史博物馆是王澍的代表作品
中新网北京5月24日电 据BBC中文网消息，2012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奖颁奖仪式将于星期五(5月25日)在北京举行，获奖建筑师王澍在颁奖仪式举行前夕通过电话接受了BBC中文网的采访。他表示，我们亲身经历了这个国家文化的变化，看到传统在眼前消失，如何能让传统延续和再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
普利兹克建筑奖1979年由美国普利兹克家族在芝加哥创立，每年颁奖一次，表彰一位在世的杰出建筑师。普利兹克奖被认为是建筑界的最高奖项，甚至有人称其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
2012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王澍是位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其代表设计作品包括宁波历史博物馆和杭州中国美术学院香山校园。他是自普利兹克奖设立三十多年来首次获奖的中国人，尽管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曾在1983年获奖。
负责评奖的凯悦基金会主席普利兹克曾在今年2月份获奖人选公布时说，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评委会决定把奖项授予一名中国建筑师，这标志着中国在建筑理想发展方面将要发挥的作用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现年49岁的王澍在星期三(5月23日)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他自己还很年轻，对获奖感到非常惊喜。他说，建筑师是个老人行业，一般40岁起步，60岁出成果，自己不到50岁就获奖了，感到惊喜。
传统和未来的矛盾
普利兹克奖评审委员会曾表示，王澍的建筑设计表现出聪明才智、想象力和责任感，并超越传统和未来的矛盾，成为永不过时的世界性建筑。
王澍对BBC说，他对如何能让传统延续下去，能够让她在几乎结束的状态下再生这个问题感兴趣，因为这就是生活。
他说，“我们亲身经历了这个国家文化的变化，看到传统在眼前消失，大家失去了自己文化的自信的判断，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是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建筑需要探讨这个问题。”
他还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和变化的国家，文化在快速地变化，国家在快速地发展，所以使得建筑师能在社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他的工作影响到了很多人的生活。在在中国做建筑师，需要在思想和价值观方面有深入的思考和判断，而不只是用设计做简单的服务就可以了。”
王澍说，中国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人工的东西和自然的冲突都是非常激烈的。在这种状况下，需要探讨到底做什么样的建筑，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需要重新讨论。
湖南发现野生古茶树群落 800岁茶树生在岩壁上
百年古树长在岩壁上
近日，茶陵县洣江乡青呈村发现了大面积野生古茶树群落。最大的树龄达八百年之久，树围有2尺多长，高达3米多，这些古茶树大多生长在岩壁上。
茶陵是炎帝神农氏种五谷、尝百草之地。相传，炎帝就是在茶陵云阳山发现茶叶的。茶陵也是全国唯一以“茶”命名的县，茶文化历史悠久。《茶经》里提到，“茶陵者，陵谷间多生茶茗焉”。古茶叶树生长在岩壁上，枝壮叶茂。林业工作人员介绍，茶陵县野生茶树资源分布广、数量多、保护好。岩壁这种贫瘠的生长环境与茶树的清高禀性十分吻合，有利于茶树的生长。
“这些野生茶叶是真正的绿色生态茶。挖掘野生茶叶资源，对茶陵茶产业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茶陵县林业部门表示，将出台相关措施，对野生茶树资源进行保护和利用。目前，当地已在这些古茶树上挂上了铭牌加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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