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将拉开帷幕，全世界媒体的目光再次集中到这座小城之中。据法国当地媒体估计，今年在戛纳电影节期间光临的电影界人士和游客预计将会达到15万人次，创下历史之最。

即将到来的繁华景象难掩批评的声音，“戛纳沦为商业的秀场”，媒体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而由于欧债危机的影响，不少人预测今年的交易额度几乎不可能超过去年。

好莱坞电影大举入侵 被批商业气息浓厚

在今年戛纳电影节的六大电影单元中，有超过30部好莱坞电影。加上《马达加斯加》等影片要在戛纳电影节期间进行展映，不少媒体开始质疑戛纳电影节举办的目的，认为原本应为电影艺术表彰领地的戛纳电影节，已经沦为了商业的秀场。

不少媒体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巴结好莱坞的感觉太浓厚，有点沦为好莱坞秀场的感觉。《印度时报》这样写道：“在戛纳，我们能看到妮可·基德曼，能看到玛丽昂·歌迪亚，却感受不到电影艺术的气息，反而四处弥漫着好莱坞的铜臭。”

不少美国媒体也斥责戛纳电影节商业气息过于浓厚。《波士顿邮报》在文中直接指出，今年的戛纳电影节有点失去了自己的风骨。不少媒体表示，希望迈克尔·哈内特、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等电影大家的新作能拯救被铜臭腐蚀的戛纳电影节。

欧债危机影响加深 电影市场交易额恐降低

尽管有着无数的明星大腕到场压阵，但是由于欧债危机，今年戛纳电影节的电影市场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据法国本土媒体报道，虽然今年参加电影交易的展商依然维持了去年过万的数量，而且影片数量也比去年有较大的增长，预计将达到4500部左右，但是总交易额有可能出现较大的下滑。

据《好莱坞报道者》报道，由于欧债危机持续性的影响，不少来自欧洲本土的电影商都打算放弃此次戛纳电影节，不参与电影市场的交易。而很多参加过多次电影节的交易大户，如法国的Studiocanel公司，也将会减少自己参加市场交易的影片数量，缩小交易规模。

不少法国国内的电影界人士也对此次戛纳电影节的电影市场表示不看好。很多人坦言，今年的交易额度几乎没有可能超越去年的10.2亿美元。

文化体制改革大趋势下，投资者誉为“中国官网第一股”的人民网遭遇市场疯狂追捧，上市三日股价比发行价上涨翻倍，并创造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两个第一。相比人民网，知音传媒则欲文化传媒领域创下“中国期刊第一股”的记录，但中新网证券频道梳理媒体公开报道显示，走情感路线并坚持27年风格不变的知音引发了市场和舆论对其是否应该上市的争议、质疑，知音未来能否成功上市尚是未知数。

知音欲上交所上市

大众耳熟能详的《知音》杂志也有意登陆资本市场。据中国证监会网站4月27日公布的《发行监管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企业基本信息情况表》显示，湖北知音传媒目前真处于新股上市流程中的“初审中”阶段，其拟在上交所上市，保荐机构为长江证券，保荐代表人为王芳和何文熹。

据长江日报报道，我国内地现有1926种报纸、9490种杂志。如果知音传媒上市成功，它将成为国内期刊上市第一股。

中新网证券频道5月4日在湖北知音传媒网站看到，其介绍称，知音传媒集团前身是知音杂志社，1985年1月创办，2000年1月经湖北省政府批准成立湖北知音期刊出版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8月经中宣部同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组建“湖北知音传媒集团”。

网站披露资料显示，知音靠3万元起家，现总资产7.94亿元、净资产6.32亿元，2009年实现净利润1.098亿元、年创利税1.47亿元。集团下属9刊2报，刊报月发行总量1000余万份，核心产业《知音》杂志现月发行量达600余万份。旗下网站知音网自称为“中国第1情感门户”。

上市遭遇三大质疑被指缺乏道德底线

坚持27年风格不改和定价4.5元的《知音》杂志，尽管在国内掀起一阵“知音体”风潮，但近年来又因与名人对簿公堂，并衍生出媒体公信力的社会讨论而遭到了非议。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知音上市面临缺乏道德底线；内容灰色低俗；公信力充满危机三大质疑。

另据北京日报报道，《知音》通过大量复制悲惨曲折的爱情故事，以及名人轶事，与精英文化形成对垒，占据广大农村市场。有业内人士认为，《知音》长期传播欲望故事并侵犯名人隐私，缺乏媒体的社会担当，不应该被批准上市。

报道称，著名作家毕淑敏认为，《知音》杂志缺乏道德底线，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作家的尊严，缺乏对作家的起码尊重。《知音》曾数次因侵害作家、明星的名誉权被告上法庭。比如，2009年，《毕淑敏母子环游世界114天：眺望更高远的人生》在《知音》面世，署名为毕淑敏。毕淑敏说“这完全是一篇伪作，肆意捏造了我的口吻来攻击我的儿子。”

北京大学教授、社会学家夏学銮认为，《知音》不能仅靠虚假信息赢得眼球，不能只靠煽情内容吸引。“应该提高文化品位、文化档次，引领读者的文化消费品位，真正成为一本弘扬健康向上文化、高品位的杂志。”

报道称，27年来《知音》的成功，依靠的是媒体不发达，游走在二三线城市、城乡接合部、农村读者群的路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应用理论研究室主任徐升国认为，大众期刊如果不进行内容提升，品牌升级，会越来越边缘化，在社会中的话语权就会逐渐降低。

支持声音称认为上市与否和道德无关

中新网证券频道梳理各媒体报道发现，在对知音上市遭遇质疑同时也不泛支撑知音的声音。

中国青年报评论称，不是每个人都要爱看《知音》，抛开语体与叙事上的“农村烙印”不说，一家合法传媒企业，按程序谋求上市之路，当非“道德”之内的事。资本市场自有资本市场的逻辑，你可以不买它的刊物、甚至可以鄙视它的故事，却不能以道德之名阻碍其上市之路。

另沈阳晚报晚报报道称，资本市场自有一套资本逻辑，上市企业里不分有品无品，只有守法企业和违法企业之分。任何一家企业只要具备了上市的法律条件，按正常程序通过审批，任何人都不能剥夺其上市的权利。《证券法》、《公司法》也好，证监会部门规章也罢，没听说过“上市必须有品位”这条规定。知音其600万份发行量、国内期刊的翘楚地位如何解释？强大的群众基础已经是《知音》存在价值的最好证明。

而燕赵晚报报道认为，《知音》杂志上市不只是一个文化课题。报道称，上不上市，《知音》都始终存在，用道德标准去评判商业行为不尽合理。《知音》格调高低与否是一个道德命题，而其能否上市，则是法律框架内的市场行为，将两者混为一谈并预设条件，这样的社会心态并不健康，这样的社会情绪也不理性。

上市之路尚是未知数

来自证监会披露信息显示，知音传媒目前处于“初审中”状态，知音传媒上市还需经历上会发审委闯关等环节。知音传媒能否成功过会还需等待证监会进一步公告。

据山东商报报道，事实上这并不是知音传媒第一次传出上市的消息，甚至一度传出借壳、赴港上市等不同路径选择。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薛胜文接受采访时表示，知音传媒上市可能遇到的障碍中，政策问题或许最为棘手——“从此前国内媒体上市经验来看，知音集团的广告、发行业务已经符合上市标准，因而关键在于一些政策上的限制，对出版行业的限制将体现在掌握出版业务的终审权方面。”

一袭奢华装束的刘晓庆气场惊人，一句高亢的“hello everybody”足以惊艳四座，一出《风华绝代》的好戏就在此刻呼之欲出。近年，由明星主演的话剧越来越多，他们换上戏装，登上舞台，扯着嗓子，过上一把“话剧瘾”的同时，也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观感，明星的“舞台欲”从未这样强烈地集中爆发过。“明星话剧”给话剧事业注入新鲜血液，带来新的商机和人流，使得观众慕名而去。然而，在话剧一片星光灿烂背后，也应该看到其中潜在的危机。

话剧渐成明星“群英会”

近期，除了影坛“常青树”刘晓庆融入话剧大舞台，香港歌手何韵诗与内地演员谢娜也分别带着话剧《贾宝玉》和《十三角关系》登台献艺。这三个曾与或正与影视走得很近的女演员，为观众带来了三台风格迥然的话剧，也向观众展示了曾被影视遮蔽的她们的另一面。而在此之后，演员郭晓冬还将出人意料地带来电影《钢的琴》话剧版。话剧舞台可谓星光耀眼。

早在2009年，人艺首演大戏《窝头会馆》就因汇集了濮存昕、宋丹丹、杨立新、徐帆和何冰这“五星上将”，36场演出创下1020万元的票房纪录，个别单场票房收入甚至超过经典话剧。“明星参演话剧是一种吸引观众的商业化行为，演员选择舞台对他们来说也是继续‘充电’。”国家话剧院“80后”导演王剑男把明星参演看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群英会”。

“话剧肯定是要卖票的，我们虽然是所谓的明星，但我从未离开过话剧舞台。”尽管杨立新在电影、电视剧里转了一大圈，但他还是钟情于话剧舞台。他表示，话剧应该是多样的，有嘻嘻哈哈的欢乐，也有严肃与思考，“我更倾向于严肃话剧，能给人冷静、客观的思考。尽管现在很多闹剧充斥市场，但我并不担心严肃话剧没人看，有的观众喜欢芭蕾、有的喜欢交响乐、有的喜欢京剧，我相信每一类话剧都有自己的观众群”。

“明星”各有不同，“话剧”亦有优劣之分。话剧是演员的艺术，优秀的演员可以使一部剧本平凡的话剧演“活”。吸引观众走进剧场的，首先是演员。但如果觉得“明星”就一定是优秀的演员，这可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明星无疑能提高话剧的娱乐性，但话剧还有它更为重要的艺术性。“明星+明星+明星”，策划者需要明星效应来达到票房收益，而当观众是来看“明星”，不是来看“话剧”的，他们就会因“明星”而走进剧场，也会因“明星”而远离剧场。

“明星话剧”不是根本出路

有人提倡“明星话剧”，有人反对“明星话剧”。著名导演查明哲曾说，“用明星剧培养话剧观众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这不是争取话剧观众的真正途径。人们做明星剧时，普遍对经济、名利效应考虑得比较多。”他称自己不排斥话剧舞台上出现影视明星，“不过说到底，明星只是舞台艺术的一种表达手段，不应在争取话剧市场效益方面成为决定性因素。话剧走明星演员这条路，总有一天会走到死胡同尽头”。

北京剧协秘书长杨乾武表示：“从大剧院到边缘小剧场的话剧，都在启用明星，这是话剧的卖点与看点，但是市场过度依靠明星肯定是不健康的，这表明创作者的不自信。”他介绍说，一般话剧的第一周靠宣传，后期就靠口碑，至少演出20场才能得到市场的检验。“国内文化市场还处在培育、过渡期，相信市场经过充分竞争后会形成好的剧目，像孟京辉这样依赖自己的品牌卖票的导演还太少，现在编剧、导演也在慢慢树立自己的品牌。”

“明星话剧”会带来表面的繁荣，却不能从根本上拯救话剧市场。培养话剧观众，并非只是让观众花高票价去近距离目睹所谓“明星”在舞台上的娱乐秀，反而将真正能让话剧立足的“剧本”给忽略了。原创作品匮乏是不争的事实，但至少要在话剧最重要的剧本环节首先保证不失分，再在宣传上增加噱头，整体市场运作才不失真诚。

另一方面，著名演员焦晃说：“有的‘明星话剧’根本没有排练时间，演员各自拿剧本背台词，临到演出大家串一遍就算完了，装腔作势做做样子不能称之为话剧。高票价吓走了真正的话剧观众，有钱人来了是凑热闹，舞台不需要这样的热闹。”一位专业话剧演员表示，他们平时都得练功，不仅练形体，还练台词，更要练运用气息的方法，以及合理的发声方式。这样在没有麦克风的舞台，才能做到声如洪钟，“振振有词”。而明星毕竟是抽空来排演话剧，这些舞台基本功多少还不能与专业演员相比。所以，观众也无须把明星的“玩票”太当真。

“明星”演话剧，要看“明星”的舞台功力，要看“明星”的参与态度，要看“明星”是否适合剧中的角色，一切都需要用塑造人物与展示剧本内涵来征服观众。不可否认，他们增添了话剧的观赏性，但这不能以丧失应有的艺术性为代价。而能创造出自己品牌的创作者，才是话剧舞台真正需要的明星。

丁武

核心提示：作为中国著名的摇滚乐队“唐朝”的主唱，在音乐生涯开始前，丁武曾是一个画家及美术教师。近年，他重新恢复了绘画创作。但这批绘画的画面中，出现的不是音乐及当代生活，而是关于过去一个时代的成长前史。

艺术品并非奢侈品

凤凰文化：看了这些作品，有一个挺直接的问题——现在市场方面怎么样？

丁武：这是多复杂的一件事啊，我只能回答你，我作品的当代性不强。这个市场在中国美术界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就是这样，包括有些藏家，包括有些领军人物，包括一些画展、画商，他们带给艺术家很多不好的一些信息，让他们用这样的技法去表现。因为什么？因为这样的画好卖，它没有内容空洞，没有内涵的艺术品只能用技法，这种技法表现出的是什么，是一种工艺品是一种复制的工艺品，复制的工艺品适合放在什么地方，适合摆在家里或者是配合沙发的场景去奢侈，人人产生一种奢侈感。艺术品不应该是这样的，真正的艺术品，艺术品应该是给你一个震撼让你去思索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就把它放在仓库里，时不时的你拿出来看一眼，应该是这样的，并不是变成一个奢侈品，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整个市场现在大家左右不了的东西，就是普遍会认为艺术品就是应该是奢侈品，或者应该用技法去表现。

凤凰文化：市场某些条件下肯定是劣币逐良币，从你的角度来讲讲？

丁武：会影响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年轻的艺术家。80后他想挤进这个市场，他没有办法，他只能背道而驰。

凤凰文化：所以其实你知道那么多评论家，也不能说人家是恶意的，肯定善意的提醒说丁武你就怎么怎么画吧，然后我帮你卖出去？

丁武：特别多，但我不能这么复制我的东西，音乐也是一样，我从来不复制我的作品，我觉得作品是不能复制的，这个年代表现的这个主题，唐朝他们表现的是另一个年代的主题，我不能到了2002年的时候我还梦回唐朝，那不符合那个事情。

凤凰文化：复制是最方便的？

丁武：这个童年这张画好卖，过两年我有这张画复制一百张，你不就是画钱嘛，但是你的灵魂怎么就不想想说，我们这么画是不是就不行呢，其实是可以的，是吧，你不能想得太局限了，所以说还是要有一些牺牲和尝试性。另外，乐观的想，其实买家他也存在有些是比较好的。有些买家是出于商业目的这个东西都可以理解，完全可以理解。

凤凰文化：前两天蒙克的那张画又飙出高价了，我知道你个人被他作品刺激过？

丁武：我倒不能对人家怎么说，因为完全不是一个，完全不能而论的事情，但是，我个人看那张画我紧张。我现在看也紧张，生理上的反应，紧张然后心慌，然后躁动。

凤凰文化：你会挺正经的、然后跟画商谈资本运作之类的？

丁武：有些时候你就会，我不是一个主动去提这个谈这个事情的人，我不太喜欢谈这些东西，有些人比较善于谈这些东西，我不太善于表达，我还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比较好，有些人可能他出于学术方面，他有这个责任于己任的话，以责任去评估一些是好事，需要这样的评论家和批判家，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或者说作为一个画家，或者说画画是一个艺术爱好者，你做好你自己份内的事情就行了，你有非常鲜明的观点，当别人问起你的观点你可以这么说。你也可以去表达你对某些方面认知的理解，影响这个市场，这是一个责任问题。有时候我也会，去阐明我的观点吧，说我的一些观点，我阐明观点目的是什么，仅仅是阐明我自己。

尽管实体书店风光不再，这样的场景仍让人觉得温暖。

◆阅读提示网络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购书渠道的多样化让实体书店步履蹒跚。有人说，好的书店是城市的文化地标，实体书店的消失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方式的消失；也有人认为，实体书店不过是城市文化的一种点缀，可有可无。针对要不要拯救实体书店，如何拯救实体书店等问题在社会上引起热议。然而，实体书店的逐渐萎缩已是不争的事实。

沦为网店“免费体验区”

“越来越多的人来书店只看不买，或是记下书名或是拍过照片，回家再从网络书店上下单购买，实体书店几乎成了网店的免费体验区。”三联书店济南分销店负责人白锋坦言，网络书店在搜索、价格等多方面都有显著优势，网络书店对实体书店构成了很大的冲击。

白锋告诉记者，网络书店从出版社能拿到5折甚至更低折扣的进价，而实体书店最多6.5折左右。去年曾有网络书店为争夺市场份额，不惜低于进价销售，实体书体在价格上根本不可能与之抗衡。网络书店之所以敢进行如此疯狂的价格战，源于它的盈利模式。网络书店进行图书销售只是盈利模式中的一部分，而且多数网络书店在图书销售层面都在赔钱。它们要的是市场份额，是交易量、点击率。一旦有了这些，就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盈利，例如虚拟店铺的出租、网站广告费的收取、在途资金的利用等等。通过其他盈利点获取的利润要远大于图书低价销售的亏损。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曾出台过相关规定，经销商可进行图书优惠促销，但价格不得低于版权页定价的85%。“但业内执行效果并不明显，几乎无人监管。只是有规定，而没有具体处罚措施。目前国内没有相关法律，是导致业内不正当竞争、无序竞争的根本。”白锋说，网络书店以一种新型业态的模式出现，和实体书店之间竞争不可避免。但这种竞争不应以牺牲实体书店为代价，两者之间应该寻求共识，共同发展。

除了网络书店带来的冲击，成本的逐年递增成为了压垮实体书店最后一根稻草。爱书人、红袖书屋等民营实体书店在省城已难觅影踪。三联书店在济南县西巷泉乐坊商业街的店铺租金一年是40万元，合同一签就是三年。“3年的房租都打了水漂，现在干一天赔一天，到今天已经赔进去两套房子了。”白锋告诉记者，连供孩子出国读书的钱都赔了进去。他说，2004年实体书店就开始走下坡路，2009年突然之间整个市场进入大萧条。房租、人工费用几乎占了成本的全部。“照这样下去，今年租房合同期满后就关门不干了。”

该不该拯救

实体书店的相继倒闭，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热议。有人说，好的书店是城市的文化地标，实体书店的消失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方式的消失；也有人认为，实体书店不过是城市文化的一种点缀，可有可无。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又有代表提出拯救实体书店。拯救实体书店是怀旧情结还是城市文化需要？

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刘学民认为，实体书店的倒闭是行业内部充分竞争的必然结果，是市场需求所决定的，不应人为地加以干涉。政府的干预，或许短期内有效果。但违背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对整个行业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实体书店作为纯商业机构，就应该交由市场决定，充分的竞争就像是大浪淘沙，总会有精品存活下来。

“时至今日，实体书店的意义已经不在于买书卖书，而是读书人的怀旧情感所在。如果连这种读书的情怀都没有了，对于国家、民族都是很可怕的。”济南市文联副主席韦辛夷说，面对实体书店的衰败感到既无奈又可惜。无奈的是网络时代的到来不可阻挡，可惜的是当前能静下心读书的人越来越少。读书是一个过程，深度阅读更是一个享受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看完内容。快餐文化终究是缺少了沉淀。实体书店作为一个精神寄托的场所，或是一种生活态度，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记者了解到，从去年底开始，杭州市每年安排300万元专项资金扶持民营实体书店。上海推出出版物发行网点建设，每年划拨1500万元支持，其中500万元直接投入扶持实体书店。近日，上海鹿鸣书店、季风书园等首批35家实体书店已接受了共500万元资金扶持。山东省新闻出版局相关部门高姓负责人表示，目前我省相关实体书店工作正处在调研阶段，还没有具体措施出台。

三联生活周刊：将个人经历的和自己的电影作品贴近，在中国电影中是很少数派的存在，很多人用“坚守”之类的字眼形容王小帅电影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其中诚实地从自我出发的态度是最难得的。

王小帅：确实是我们很少拿电影当艺术叙事工具来看，在我们的语境里，电影好像永远得和文学之类的叙事工具有决绝的区别，电影里不能说自己，要么娱乐观众，要么得说工农兵的事。但我觉得所有人都不能正视自己，反而是创作理念上的一个大漏洞，不看自己的内心，便不能把自己的内心在作品中相应地投射。

事实上我也是很懵懂地走上这样一条路。最早拍《冬春的日子》，还真的是为满足对拍摄感觉的迷恋，刘小东是朋友，就图方便拿摄影机拍他，当初他就是内心很苦闷，我也一样，也只好这么拍。当然后来也一点点发现以个人为出发点的价值所在，体会到个人的体验其实是组成历史、艺术景观的根本，也是其丰富性所在。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你从来不会对主流商业片产生兴趣？

王小帅：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常常体现为一窝蜂，东风西风地吹来吹去，但我觉得自己性格里有自闭的一面，除了自己闷头做自己喜欢的电影，别的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这该算是无奈。前一段我读了一段黑泽明的访谈，好像黑泽明都遇到这个问题，有人说你赶快拍个商业电影，让老百姓看看，黑泽明说没办法、无可救药，我就喜欢这么做电影，《七武士》大受欢迎是碰巧和大众产生了共鸣。连大师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也没法过分要求自己（笑）。

三联生活周刊：显然《我十一》依旧用的是“电影书写”的方式来处理严肃话题，但不仅影片本身故事性很强，中间甚至闪过些好莱坞儿童探险片式的烂漫童趣，这无疑很大程度上舒缓了面对历史的沉重和痛楚，这种极好的平衡能力来自你的性格么？

王小帅：对，这也是我的毛病，就是中庸。我不是人们说的“艺术家疯子”那种，而且我觉得恰恰电影是需要控制和平衡的，比如想最大程度上传递你的概念，便需要控制，让观众在一种不要太传统，也不要太各色，同时也有作者趣味的情境里接受你的信息。

实际上《我十一》也在极力避免社会给大家传递的电影观念，我不欣赏要么笑抽了风、要么哭瞎了眼的电影表意方式，这是我所不认同的，也是我所避免的，我觉得电影书写中渗透的感动，是要心跟心地对应，不见得要哭出来。生活里，我看到别人哭是很害怕的，我会躲远，不打扰哭泣的人，所以我不愿用哭和笑来和观众交流，我更愿意在一种相对理性的角度，相对可控地、优雅地打动观众。

所以从第一个电影开始，总有些“专业人士”会为我惋惜和叹息，说“就差一点点，眼泪刚要出来你又给剪掉了，功力就差一点点”。但我始终想尊重观众自给自足自立，理性地看待我的作品，而不希望煽动别人的感情达到自己的目的。后来的很多阅读经历，比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等，都使我更坚信自己的态度。

三联生活周刊：当年你的《扁担姑娘》，曾经因为没有通过审查而放弃了海外电影节的入围资格，当时这对于一位起步阶段的年轻导演的损失可想而知，甚至你也曾一度自嘲为“出手必伤人导演”，而如今看来《青红》、《我十一》这样的电影也都获得了市场的准入资格，这算是所谓的转暖迹象么？

王小帅：我觉得对于一个年轻导演或者是想做纯粹的电影的人来说，其实环境是越来越恶劣了。因为中国电影工业化其实刚刚开始，处于原始积累阶段，从10亿票房到30亿、50亿、100亿、130亿元，市场化速度确实惊人，也似乎空间无可限量，但工业化建设必须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大量的投入和精力，所以现在优秀的导演，有能力的制作和投资人，都在致力于这个，这是无可非议的。但这个过程中，我们容易忽略市场本身的健康、均衡和善意。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第六代”中难得态度温和而乐观的导演，相对于别的“第六代”导演对于体制和市场文化环境的控诉，你甚至反而常说自己是幸运的。

王小帅：我是幸运的。当初拍《冬春的问题》，虽然也有政策的问题，制度相对滞后，但特定的环境下也产生了一些所谓的影响，毕竟从一开始自己做的东西引起了关注，于个人成长意义重大，比现在很多年轻人拍出作品，便在商业大潮中淹没要幸运得多。

所以我始终用感恩和回馈的态度拍片，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市场，因为觉得自己没有这样的资格。每个片子拍出来后，我都会“不要脸”地放到电影院去宣传，哪怕只能是碎碎叨叨地去传播，我也不放弃，因为观众给我拍电影的资格。

即便如此总有人会疑惑我怎么生存，我觉得是把对生存的期望放低吧，看别人拍电影拍出了十几个宅子的时候，能真心无所谓的话，那就也还可以活吧。我希望能做到把用成功换得的物质回报看低一点，从而不自欺地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也试过努着劲儿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比较难以坚持，而把内心想要拍的东西通过自己的三拳两脚拍出来，却是一种幸福的生命体验。

策展人，从“curator”一词翻译而来，又称“展览策划人”，原是指在美术馆等艺术机构里，负责展览策划的专职人员，后来衍生成所有组织策划艺术展览的人。策展人是个受过艺术训练的学者，能够写文章，还得筹集资金；平衡人际关系，还要有推广的能力。所以既要读书又要思考，既要写作还要筹钱，还要会跟商人、媒体打交道，真不是件容易的差事。

在国外，“独立策展人” “independent curator”的独立有三重涵义：一，不隶属于任何机构组织，二，能以前沿、独立的问题意识策划展览的人，有独特的学术眼光。三，策展人是个知识分子，所谓的“独立性”，是能独立于商业之外，保持态度的中立。

在中国的策展人有几种：一，在美术馆专职的展览策划人。二，业余策展人。可能是美术杂志的编辑、美院的学者或是艺术家兼作策展。三，把策划作为职业，作为谋生手段的人。策展人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策展费与稿费，但目前策展制度不完善，资金来源狭隘。精心策划规模较大的展览，忙了几个月，平均也就拿个两三万元。很多策展人，甚至多数时间必须“无偿”劳动，再加上收入不稳定，所以还得为三餐温饱而忧。但因为要生存，有时必须妥协，这就影响了策展的水平和质量。但这形成了个悖论，“独立策展人”虽然身份独立，却不表示他就比体制内的策展人更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独立策展人”反而变成个痛苦的职业，因为没有机构可以领取资金，所以必须一年到头为策划展览找钱。在机构中的策展人，虽然身份不能独立，附属于体制，可能在某些议题上不能充分表达，但可能反而有比较大的发挥空间。

策展人与市场关系三阶段

2005年前：纯粹期

这是美术馆专职策展人，与兼职策展人为主的时代。那时市场没出现，尚无太多商业干扰，策展人反而能安心做些纯学术与推进艺术的展览，不太会去涉及能不能卖的问题。艺术家通过作品表达新的观点，策展人以敏锐的判断推介了这些作品，很多重要的大展因此产生深远的影响。

此时还没出现能孕育独立策展人的土壤，中国的美术馆本来不多，而且大多数展览有专职策划人，所以没有独立策展人的空间；况且双年展、三年展也不是常有的事，还没有足够的展览能养活独立策展人。

2005-2009年：火热期

但当2005年艺术市场火热了以后，新画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因此出现了大量的策展需求，每一个画廊都需要学术的头衔灌顶加持一下。所以原有的美术编辑、美术史学者、批评家们倾巢而出，全摇身一变为策展人。那几年在北京798艺术区随便一走，就能遇到好几个身挂学术主持与艺术主持的独立策展人。那几年是策展人泛滥时代，从老到少，好像艺术圈是个人物就是个策展人。

此时，策展人们利用专业优势，通过学术眼光的引导，把优秀的作品推向市场，供市场选择，的确推动了艺术市场的全面繁荣。但是如此却等于是所有的人都去关注交易和销售领域的事情，策展人变成一个只是写广告词的角色。如果把艺术品比作商品的话，那策展人就是找货来卖的人。

但是，尴尬的事情发生了，因为策展人并不在艺术产业链里面；产业链里面的是“经纪人”，而不是“策展人”。市场火了，与这些策展人无关，策展人拿了点微薄的策展费与稿费，白花花的银子都落进了画廊老板的口袋里。而且镁光灯聚焦在艺术家身上，少有人会想起这些幕后推手。而且，独立策展人必须受制于出钱画廊老板的品位与意见，拿人钱财的手短，独立精神此时更成为一种妄想。所以当时有些有良知的策展人处于一方面荷包充实，一方面又精神痛苦的状态。

这时有其他两种不同的选择，第一，例如著名策展人栗宪庭此时很少参与策展，自外于市场，开始从事其他艺术文化事业。第二，开始有些策展人说我不干了，去找了合作资本，转身为画廊老板或经纪人，自己进行实质的商业操作。我不会以什么职业道德和道德准则这类假清高的话语去谴责这些经营画廊的策展人。他们要选择以什么角色出现在艺术圈的生态链中，这不过是他们自己的人生选择。良好优质的艺术经纪人是艺术市场的重要环节，画廊是营利机构当然得挣钱。最怕的是明明做了画廊，还要刻意去强调学术定位的独立清高，这就让人无法接受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原来有学术身份的画廊老板，在选择艺术家上的确较有学术眼光，这也未尝不是一股良性的市场力量。

2009年之后：沉寂期

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买家收手，市场忽然一片沉寂，画廊消失一大半。画廊连存活都有问题了，何况是养活策展人，一下展览全没了。再加上金融风暴以后，拍卖市场艺术家的价格越来两极化，当年各种大小策展人力捧的一些艺术明星竟然变成票房毒药，价格每况愈下，有些画廊老板仓库里还没卖出去的画不值钱了。画廊一方面是请不起策展人，一方面是觉得真不必请策展人了。因为经过几年市场的历练洗礼，已经习惯了艺术市场的操作规律，再加上闲置资本大量进来，大家都不再耻谈商业，不再需要挡着一块学术的面纱了。此时，艺术圈进入了以画廊、经纪人和藏家为核心的时代。重要画廊已拥有自己的学术眼光与藏家群体，策展人的力量明显在被削弱与边缘化，扮演主角的时代仿佛过去了。目前，学术的力量越来越弱，学术在与商业的互动关系中呈现明显的失衡，这是艺术发展未来的隐患。

困境与解决

在这资金泛滥时代，策展人该何去何从？我觉得应该桥归桥，路归路，也就是市场与学术还是得划分清楚。策展人得办出超越市场理解的前沿性展览，推进当代艺术的发展。例如实验艺术具有探索性、批判性和不成熟性，可能是对现有秩序的不满，但不断的实验终究能推动艺术的发展。策展人应选择符合学术评价的艺术家，树立学术权威，给未来市场提供准确的判断标准。市场需要策展人找出有未来性的潜力艺术家，但不是让策展人去为画廊找出好卖的作品。那是拍卖公司的事。策展人一定要与市场保持一定的距离，才有独立可言。

但是，与市场保持距离，那怎么解决独立策展人的温饱问题呢？在西方，策展人的学术后盾是美术馆，而经济后盾是基金会。艺术策划有一套完善成熟的机制，各种艺术形式都有专门的展览基金会，只要申请得到通过即可得到相应资金支持。但目前国内并没有学术体制与基金会资助策展，只有寄望未来中国各项基金会事业能更加蓬勃，能成为艺术赞助的主要力量。

另外，在西方，企业的资金资助也对推进艺术发展大有助益，而中国大部分的赞助方都只是想通过展览获得广告效应，或者赚钱，但很多艺术展览很难做到，所以也不容易拿到企业赞助。目前只能希望大环境条件随着国家各方面的逐渐成熟而更趋于完善，从而改善整个策展的环境。

马未都

故宫博物院日前发出声明称，该院在职、离退休人员参加社会文物鉴定等活动时应获得故宫博物院的书面授权，否则属个人行为，后果由本人承担，故宫博物院对此不承担责任。去年以来，文物市场上“金缕玉衣”和“汉代玉凳”赝品事件均有故宫专家，令故宫声誉受损。收藏专家马未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职人员要为所在单位的信誉负责，不能透支单位信誉。

收藏专家马未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故宫博物院发表声明表明了一个很好的态度。但能否有效实施要看今后。他认为，不光是故宫博物院，所有国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出去，都是代表单位。像“金缕玉衣”、“汉代玉凳”这样的事件其实都在透支单位的信誉。他认为，作为公职人员，应该考虑个人行为是否会为所在单位带来负面影响。

马未都在博客中说：“我们处在一个假象环生的时代，有朋友对我说，你们古董行不好，净卖假货。我深刻反省，究其原因，文物的文化含量太大，难以一目了然。自古文物收藏凭的是眼力，玩的是心跳，至少宋代以来许多国宝就在真假之间争论，翻来覆去者并不罕见。历史上被判了死刑的文物又起死回生也不是凤毛麟角。由于人类对自身文化认知的局限而对文物发生错判，只要不是故意，情有可原。”他说：“今天假象环生的现象都是故意而为，绝大部分很难得以有效的惩治，古董自古以来就是真假难辨，当一个社会药都有假的，就千万别指望其他东西都是真的了。”

对于文物鉴定市场的乱象，马未都建议，个人要对个人负责，单位要对单位负责，单位的公职人员也要对单位承担责任，不能透支单位的信誉。他说，现在有很多不具备鉴定能力的人，打着所在单位的名誉在外面接“私活”，所以，应该要建立相应的管理和惩处制度。

鉴定行业乱象丛生

“95%的人用95%的钱买了95%的赝品”

近年来，央视《鉴宝》等一批文物鉴定的电视节目让许多鉴定专家火了起来，已退休的或是在职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更成为这类节目的座上宾。“故宫专家”这一身份也让许多观众对此深信不疑。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于目前市场上的文物鉴定乱象丛生，故宫专家利用业余时间奔波各地鉴宝的活动早已不鲜见，而出于商业性的目的“接私活”，已数次影响到故宫博物院的声誉，正因为如此，为了维护声誉，故宫博物院特发此声明。

“现在中国的收藏市场，95%的人用95%的钱买了95%的赝品。”有“收藏界深喉”之称的文化学者吴树在日前一场收藏论坛上如此表示。

近来文物市场上先后发生的两起赝品鉴定事件，分别是“金缕玉衣”和“汉代玉凳”。去年，“古玩收藏家”谢根荣托人自制了“金缕玉衣”，并找来5位文物鉴定专家，其中包括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5位专家给这件“金缕玉衣”写了个文字说明，出了一个评估价：24亿。据悉，谢根荣给了专家几十万的评估费。随后用这份鉴定报告向银行骗贷。

去年年初，一套“汉代玉凳”被拍出2.2亿天价，成为当年拍卖市场的“最贵玉器”。但时隔一年，江苏邳州一赵姓老板承认该玉凳为其组装制作。据媒体报道，当初鉴定的专家周南泉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两起文物市场上的赝品鉴定案，均跟故宫博物院的专家有关，为了维护故宫博物院的声誉，日前特发表上述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