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社会学家李银河，说同性恋研究，忆王小波先生，谈奇书《太后与我》——

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以性研究，尤其是中国的同性恋研究蜚声海内外。她，也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曾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李银河还有一个特殊身份，那就是已故中国当代文学家王小波先生的妻子。今年4月11日，是王小波逝世15周年祭。

与此同时，近日一本名为《太后与我》的奇书风行大江南北。这本书由已去世69年的英国人埃蒙德·巴恪思爵士撰写，以自传体回忆录的形式详尽叙述了作者晚清时寓居北京期间与慈禧之间的性爱关系。作者本人是个著名的男同性恋者，书中大量同性性行为、虐恋、以及同性恋男妓等的描写，也颇具性学价值。

基于以上双重理由，4月9日，本报记者专访了李银河。

关于《太后与我》——

性学价值大于史学价值

记者：你认为，在历史真实中，慈禧恐怕真的并不是守身如玉的。据你所知，有没有这方面的史实证据？

李银河：这方面的历史我还真不熟悉。这样说，只是情理之中的一种猜测。你想想，太后这样一个君临天下的人，连当时的皇上在她面前都哆哆嗦嗦的。如果她有这方面的需要，应该说也是正常的。

记者：作者与太后交往时是30多岁，太后已是70岁上下。你在书评中说，在这种年纪还保持旺盛性欲，应当说是比较惊人的，但是从性学角度看，并非全无可能。按照两性交往的一般年龄规范，年轻的作者是相当屈辱的。正是从这点上看，书中所写可能是真事。换言之，仅从年龄规范上看，作者把这些写出来，并没有给自己贴金增色，反而是自曝其丑，如果不是真有其事，又何苦来呢。

有两个问题，一是作者书中并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上。相反，一方面他享受与太后的性爱。另一方面，他非常尊重和爱戴太后，视其为伟人。我们是不是可以反推出，作者不但不屈辱，反而以此为荣呢？

李银河：太后与作者的身份差很多，得到太后垂青，看起来好像是他被宠幸。但不要忘了，巴恪思本人是一个男同性恋。从一般的性心理上讲，他喜欢的只是男人。与太后的交往，只是他在为别人服务，享受不到作为一个同性恋者的乐趣。每次与太后发生性关系，他都是靠吃药来进行的。我所说的屈辱，主要是这个意思。

记者：另一个问题，众所周知，巴恪思本人具有超强的想像力，记忆力和联想能力，他有没有可能把发生在西方的事情以及他在其他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加在他与太后关系的描写中？况且作者在这方面已有前科，他的另一部作品《太后统治下的中国》所依赖的主要资料——所谓的《景善日记》，已被证明是伪造的。

李银河：《太后与我》完全有可能就是一部小说。

记者：你认为，《太后与我》这本书即使不是记录真实历史，而只不过是虚构的作品，但它对于想了解彼时彼地的性风俗、性观念以及一般百姓和社会上层人士的性活动状况的人来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这就是这本书除史料价值、文学价值之外的性学价值。

如果作者是把大量的东西方的东西交汇而成，有的还是凭空想像的，那么除了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外，本书的史料价值乃至性学价值是不是就大打折扣呢？

李银河：如果它仅仅是一部小说，那么它的史学价值基本为零。但它的性学价值，还是比较大的。

书中所写的关于同性恋的内容，既有世俗社会中同性恋男妓的活动，又有宫中太监的同性恋类性活动，写得相当翔实可信，比如当时同性恋类买春活动的嫖资细节，以及对活动的详尽描写。史家有一种说法，解释清末同性恋类性交易的兴盛：由于当时政府禁止官员嫖娼，所以不少官员转向少年，大城市中出现了很多相公堂子，以及被叫做“相公”、“像姑”的男妓。社会学界的老前辈潘光旦先生在相关著作中亦有提及。这至少能证明，当时同性恋不是非法的，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非法过。不像西方，有的国家历史上曾判处同性恋者死刑。英国作家、同性恋者王尔德还被判入狱。

《太后与我》特别有性学价值的是有一章专门写兽交，其中涉及多种动物，包括狗、鸭、鹅、猴、牛、羊、狐狸等等。比较值得关注的是人们对兽交的态度和规范。从书中的描述看，当时的人们对此类活动视为寻常事，并无任何焦虑感或负疚感。性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是“原欲”，宣泄出去就好，无论对象。很多皇帝有男宠，但并不是说皇帝就是男同性恋。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福柯的一个说法，东方国家都有各自的性爱艺术，唯独西方有的是事事要分出对错的性科学。

在没有电视，报纸版面极小，杂志种类又少的时代，商业的广告意识从来不缺。上海，作为中国最大最开放的城市，大批欧美资本大量输入。外国资本家很快借鉴和运用了中国传统的民间年画中配有月历节气的“历画”样式，融入商品广告。

这就是月份牌的由来。画面除了商品宣传外，表现的大都是中国传统题材的形象，或中国传统山水，或仕女人物、或戏曲故事场面等。后来则发展为画面以表现时装美女为主要形象。

当时中外厂商投巨资采用“月份牌”做商品宣传，涌现了一大批以月份牌为生的画家。可以说，上海的“月份牌”画是整个民国时期（1912年至1949年）一个时代生活侧面的记录。虽然作品月份牌以表现时装美女形象为主，然而通过时代女性的社会生活，如女大学生的校园活动，女性驾驶摩托车、游泳、骑马、赛马、划船比赛，以及参加社会救助的慈善义举，从侧面反映社会的进步，女性地位的提高。

我们从当时这些老月份牌的绘画上，可以看出当时人的审美。显然，比起满清的格格们，民国的人们审美观与我们现在已经相差不大。不过，显然对美女身材偏好丰腴。

我们从这些发黄的老月份牌，可以看出，当时的美女们已经很“潮”！

书摊遍布林书豪79.0%公众痛感图书跟风炒作严重

专家指出，跟风出版不仅损害出版业形象，最终会让读者对传统出版丧失信心

据新华网等媒体不久前报道，辽宁各地中小学生开学之际，大小书店及学校周边文具店抓住时机，上架的教辅书销售火爆。知情人曝教辅书“最快三天编出一本”，错误百出，质量难以保障。漫画：勾犇

今年年初，在美国NBA当红华裔球星林书豪红遍全球时，他也正遭受着我国出版界一场声势浩大的“滥造”。据《合肥晚报》日前报道，从3月中下旬开始，国内出版社计划集中推出十几种林书豪的传记、写真集与成功学书籍，而这些图书作者大多没有真正采访过林书豪。其中一本名为《林书豪！从哈佛到全明星》的书，洋洋洒洒10万字，据说作者仅用10天就写完，这里面还算上了出版社排版校对的时间。

跟风出书现象并非个别。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网、民意中国网与新浪网，对15744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79.0%的公众痛感当前出版社出书跟风炒作现象严重，其中27.8%的人认为“非常严重”。调查中，20.5%的受访者经常买书，49.7%的人有时会买书，27.8%的人很少买书。

为何跟风书越来越多

湖南衡阳市民陈春凤去年怀孕时听说《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一书写得不错，让亲戚代买一本。结果她发现，买回来的书上多了“大全集”三个字。后来她去书店时看到，和《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名字相近的书籍有许多种，有的书在版式上都几乎一模一样。从那之后，她买书时养成了一个习惯——将作者、出版社及版式都记得清清楚楚，以防止再买到跟风书或盗版书。

资深图书策划人、北京出版人沙龙发起人张振忠告诉记者，当前国内出版行业中跟风问题非常严重。以家教类图书举例，近几年，家教类图书中的跟风出书问题主要集中在妈妈教育、性别教育及哈佛教育等几大主题上。其中，妈妈教育源于《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一书，现在市面上跟风书籍不下8种；性别教育源于《男孩穷养，女孩富养》一书，目前跟风书籍不下50种；而哈佛教育则源于《哈佛家训》一书，跟风书籍不下50种。

为何出书跟风问题严重？调查中，62.8%的受访者认为根源在于“出版社追求利润最大化”，51.2%的人认为是由于“中国出版界缺乏原创性”，46.0%的人认为原因是“一般图书没利润，畅销书才赚”，38.5%的人觉得是因为“出版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36.8%的人认为是由于“著作权保护制度不健全，存在容易被利用的模糊地带”，30.5%的人将原因归结为“当前出版市场竞争激烈且无序”，29.7%的人觉得原因是“出版社迎合公众胃口”。

书评人韩浩月指出，出书跟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利益驱使。跟风出版“创作时间”短，出货和销售速度快，并且销量平稳，相对而言风险较低。跟风有利于降低包括宣传在内的各项成本。由于这些原因，跟风出版的短期效益不仅吸引实力不强的出版社，也让一些实力较强的出版社半遮半掩地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韩浩月说，有需求才有市场，部分读者热衷购买热点畅销书也是原因之一。此次调查也显示，77.7%的受访者表示会去购买跟风书。

中国编辑学会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罗紫初教授认为，出书跟风问题是社会环境、出版体制、出版者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当今社会人们心态浮燥，许多人不愿静下心来做学问、搞原创；其次，出版社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变使出版企业与员工面临的经济压力加重，许多出版社为了完成经济指标主动走上了盲目跟风的道路；此外，当前许多出版从业者缺乏进行出版策划所需的知识与能力，特别是缺乏创新思维，他们只能被动跟风。”罗紫初说。

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刘春田曾表示，当前我国对著作权的保护力度不够，也是造成出书跟风问题日益严重的重要原因。现有的著作权保护存在容易被利用的模糊地带，单独的书名不在著作权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书名相似或雷同一般不违法。此外，即便目前书的版式是受著作权保护的，但受害人在索赔时还存在举证难等问题。

1983年，《推销员之死》在首都剧场首演，一时轰动。将近30年后，经典重排，依然那么富有现实性。

高高的阳台从灰白的墙面上伸出来，空洞而冷漠。绚烂的无根之树悬浮在舞台右方，脆弱而无助。一束强烈的光线仿佛一扇门，走出来的是推销员威利，一个在这个行业干了三十几年已经老了的威利，疲倦，恍惚。故事开始了，所有的观众在进入剧场的时候都知道最后的结局，而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看着他怎样死去。

1983年5月7日当《推销员之死》在首都剧场首演的时候，中国观众还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有房有车，还那么穷困潦倒；而现在当李六乙重排这部作品的时候，分期付款、推销、保险已经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常态。但这部作品并未过时，已经形成的中国中产将会在这部戏里发现自己的影子：拼命工作以换取体面的生活，怀揣梦想随时准备跃入上流社会，年华老去被冷酷的资本主义抛弃。

是的，威利老了，开车不能集中精力，思维跳来跳去，唯一的一点幽默变成了唠叨。妻子最担心的就是他有一天会自杀。当老威利去散步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正在卧室里聊着天。比夫，一个不断遭遇挫折的失败者，不断反省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哈皮，周旋于纽约女人之间玩世不恭的流氓，忽然发现自己想要一个像妈妈那样忠贞的女人来结婚。两位年轻的演员并未躺在床上，而是坐在椅子上，为自己不停地解释、抱怨、幻想，在舞台上疾走。既然这是一部充满了表现主义风格的戏剧，谁还管他俩在剧中是不是睡在床上呢！他们是威利曾经的梦想和寄托，如今也像威利一样一事无成。到底什么地方出错了？

其实威利虽然嘴上不承认自己是个社会的失败者，但其心里一直非常自卑，以至于他要靠多年不见的那位17岁进丛林的发财的哥哥，来支撑自己的梦想；甚至对每一个成功的人士，他都满怀希望地讨教成功的秘诀，“你是怎么做到的”。终其一生，威利都没有成功，他甚至没有像比夫那样觉悟，发现一个真实的自我，现实和虚荣毁了他。这不是一个成功学的教学课，说到底，老威利崇拜的丛林生存哲学，已经被资产阶级的城市法则代替。他的失败是注定的，除了他以积极自杀完成的那场向城市法则的挑战。

阿瑟·米勒坦陈自己的剧本受到表现主义影响，新版的《推销员之死》也在舞台设计上与英若诚版做了决裂，抛弃了老版的写实主义风格，让整个舞台的情节转换更加流畅。不过，坦白地讲，丁志诚扮演的老威利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感觉他其实不是一个推销员，而更像一个得了老年痴呆症的精神错乱者。尤其在下半场，高潮来临时，丁志诚扮演的老威利，一下子竟然衰老到丧失了那种中产阶级生活训练出来的有条不紊，惊慌失措地奔向死亡。他内心的那种被抛出世界的凄苦、失败感被慌乱所代替，他的死没能做到中产阶级的体面和尊严——而死亡恰恰是他用来挽救家庭，挽救个人声誉的一种方式。

□MR.WHO（北京媒体人）

马原画作《老婆是个狗东西》。

八十年代是文学的盛世，中国内地文坛涌现出众多闪亮的名字，这些名字构成了当代汉语写作的景观和骨架。三十年过去，这些当初以“作家”之名出现的人，被社会脉动、经济流变裹挟，他们成了这个时代碎片生存中的模型或面具，他们变成了商人、电影人、音乐人……有的人还是作家。

“作家访谈录”着眼于这些身份发生裂变的作家，试图从他们身上，梳理和展现曾经的时代书写者的个体命运和时代痕迹，而这无疑也是文学的命运。我们该如何看待刚过去的几十年中的文学和中国？他们与文学并肩同行或渐行渐远的三十年，会给今天以怎样的启示？

与马原谈话是一件比想象中简单的事情，他没把自己当作公众人物，并不拿起架子。只是对谈时，他心思倏忽间就飘走了，开始在空中指点划写，默念某个汉字。

他坐在沙发里，眼看手指的划写，然后猛醒一下。“我从少年时期写小说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定。我知道小说有训诫的作用，但我不会去这么做，”他说，“我这一辈子是个现象论者，只说表，不说里。”

然后分神，继续在空气里写字。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马原对形式和表象的迷恋形成了一系列被称为“先锋小说”的作品，比如《冈底斯的诱惑》等。这给他带来了名誉、粉丝，走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来的待遇。发现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热潮和他的理想不再是一回事，同行和朋友纷纷进入主流以后，他停笔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不断尝试在小说上自我突破，始终失败。

“我们自己不尊重自己的文化，全世界没有人会尊重我们。”昨日，国学泰斗季羡林的弟子、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来汉，与湖北大学学子畅谈“文化自尊”。

“中国的文化产值所占GDP比重只有2.5%，甚至不如公款吃喝占的比重高。”王岳川在题为《大国形象与文化创新》的讲座中说，“目前中国在经济上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文化上缺乏实力和自信，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漠视和‘全盘西化’的思想让中国文化迷失了方向。北京798的艺术全部是从美国批发来的。《百家讲坛》讲了10年，还没把古人的四书讲完。”

中国应更重视在思想文化输出上对世界的贡献。王岳川提到，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翻译西学著作1.6万多部，西方翻译中国著作才180部。他认为，这与学者缺乏文化自觉有很大关系。“现在一些学者过多地把精力放在私利上，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文化使命”。

他表示，自己计划每年在国内作100场传统文化学术报告，并安排1个多月时间在国外讲学，做一名合格的“中国文化传播使者”。

王岳川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同时兼任日本金泽大学、澳门大学、复旦大学、中南大学等10所名牌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当代文化研究，著有《发现东方》、《艺术本体论》等50余部著作。

清德化白瓷仙人乘槎摆件

清乾隆碧玉云龙纹洗

马未都

中国古董在国外的博物馆中总是披着神秘的东方面纱。从1840年到1949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古董通过各种渠道流向欧洲及美国。西方各国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大约都是在这一个多世纪中完成的，那时的中国可能是两千年以来的最低谷，所以艺术品价格极低，都是外国买主说了算，正因为如此，博物馆中的中国艺术品少有失窃。

这些年情况有些改观。由于中国的崛起，艺术品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迅猛涨价，美国金融危机后，最热闹的艺术品拍卖往往都是中国艺术品，收藏家关注，窃贼也会关注，这叫与时俱进。中国人过完清明节一上班，英国窃贼也上班了，4月5日夜，窃贼潜入英国达勒姆大学东方博物馆(Durham University Oriental Museum)，盗走了两件中国古董，一件是清乾隆碧玉云龙纹洗，一件是清德化白瓷仙人乘槎摆件，两件古董据该馆长说，价值两百万英镑，损失惨重。因为这个意外，达勒姆大学东方博物馆临时闭了馆。

国外博物馆的安保设备往往不如中国，中国现在什么都使一流的，而国外的设备常常是个摆设。我去国外参观博物馆时发现这类不大不小的博物馆参观者少，展品也经常平摆浮搁，顺手牵羊很容易。国外小偷少，所以多年以来他们防范意识松懈，他们不知这些年中国古董成了肥肉，成了大窃贼的觊觎目标。

但在欧美艺术品销赃很难，买销赃的艺术品不管买家知情与否都可能坐牢。东西一旦被窃，警方马上会发出失窃通报，详情告知社会，如果仍有人买了失窃物，就会惹上官司，许多人因此入狱。这种事在西方屡见不鲜，喊冤也没用。这一点中国人听了可能不甚理解，其实外国讲究东西来源清晰。

纪录片导演陈为军结合《世界上最大的中国餐馆》谈中国食文化

“在吃吃喝喝中可见国人对事业、婚姻、伦理的观念”

《世界上最大的中国餐馆》剧照，西湖楼中的一场喜宴，在陈为军看来，中国人“在吃吃喝喝的状态里中，把所有的事情都办了”。

陈为军

现供职于武汉电视台，纪录片制作人。1969年生，1994年开始从事纪录片创作，2004年反映河南艾滋病家庭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获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等多项国际大奖。2007年，讲述小学生班级选举的《请为我投一票》入围2008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还获得过英国国家纪录片奖等荣誉。

《说狐》，(美)康笑菲著，姚政志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版，38.00元。

《四大门》，李慰祖著，周星补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25.00元。

栗月静

□媒体人，北京

《围城》里的孙柔嘉用一张红嘴和十个尖而长的红指甲画出了汪太太的“提纲”。虽然提到狐狸精人人会意，寥寥数语却难以刻画其精髓。不过明朝小说《封神演义》里那段对苏妲己临死前的描写估计正好契合男人心目中的狐狸精形象：

“话说妲己缚绑在辕门外，跪在尘埃，恍然是一块美玉无瑕，娇花钦语，脸衬朝霞；转秋波无限风情，顿歌喉百般妩媚……那军士见妲己美貌，已自有十分怜惜，再加他娇滴滴，叫了几声将军长，将军短。便把这些军士，叫得骨软筋酥，口呆目瞪，软痴痴作一堆麻，酥酥成一块，莫能动履。”

虽然如今都认为媚人、惑主、祸国的苏妲己是个九尾狐，但是康笑菲在《说狐》一书里告诉我们，在汉代的文献里，九尾狐是吉祥的征兆。据成书于西汉的儒家经典《礼记》所载，因九尾狐在死去时会将头朝向其出生的巢穴，可见其不忘本，是仁德的典范。给《山海经》作注的晋朝人郭璞本身也是出名的预言家，他有一首著名的《九尾狐赞》：“青丘奇兽，九尾之狐。有道祥见，出则衔书。”(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不但有着颠覆性的改变，中国的狐仙信仰还模糊不清。虽然主要以美丽女人的形象留在文学故事里，但是《说狐》一书还告诉我们，狐精的形象，亦男亦女，亦老亦少。狐精活跃于各个角落，骚扰住家、旅店和官署中的人。狐仙承担着不同的神职：财神，个人家庭灵媒的保护神，娼妓和优人的守护者，监守官印的大仙，有时是碧霞元君的侍者，有时候是其使者。在这位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笔下，狐仙信仰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棱镜，通过这个棱镜可以透视、理解中国的宗教和中国的社会文化。

狐仙的田野调查

古生物学的研究发现，中国全境几乎都有狐狸存在，但是，自中古时代以来，华北地区的人就相信狐狸具有灵性。现存的中古狐精传说，几乎都以华北为背景。即使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狐仙信仰已经流传到中国的其他区域，但是特别兴盛的狐仙信仰还是在华北地区。(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20世纪30年代末，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大学生李慰祖对当时北京郊区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发现，虽然受到国民政府的打压，但是包括狐仙信仰在内的四大门依然香火旺盛，从最近出版的《四大门》一书来看，北京城郊简直到处是狐精。就在燕京大学男生宿舍楼后面曾经有一个狐狸练过丹，蔚秀园(北大西门对面)也有一对狐狸炼丹。燕京大学宗教楼西边有一个小土丘，里面住着一个得道的狐仙，往往在午后一点左右，到土丘附近一个荷花塘去饮水。在圆明园里面，有许多的狐仙，时常化作老人的形状，到附近的店铺中买杂物，携着物品走到烧毁了的殿基下面就不见了。

《说狐》一书虽然以笔记、志怪、小说、方志等古代文献为主，不过也有1997年在陕北榆林地区一个名叫波罗的村子里所做的田野调查。波罗村里有座香火久远的寺庙，名为波罗接引寺。与别处的寺庙相似，这里也有金刚像，七大金刚个个面目狰狞，手持武器，身穿铠甲。但是另有一座金刚是身着儒袍和冠冕的中年人的模样，这尊金刚竟然是狐仙。名为金禅老祖，曾经一世为狐。

作者还采集了当地狐巫雷武的故事。1927年出生的雷武，不识字，直到20岁还在替人放羊。这时，来自波罗接引寺的狐精首次找上了他。每当狐精附体时，雷武必定发疯，在最寒冷的冬夜，赤裸着身子到处乱跑，在夏天最热的大太阳下，穿着厚重的外套，并睡在肮脏的粪堆中。当他回过神来，全然不知发生的事情。两年后，狐精要雷武成为一个灵媒，一开始，雷武和他的家人都反对狐精的要求，但是狐精持续作祟，让他的屁股的疮越长越大，连走路都成问题。没办法，雷武只有答应。此后雷武一直为人治病，收取费用，据说狐精可以据此修成正道。

康笑菲是在北京听着母亲讲的狐精故事长大的。与本土的研究稍有差异，像本书作者这样在中国长大，后到海外留学，并依然在中国做田野，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华人，犹如水陆两栖的族类，他们学会了用另一种眼光来回审自己的母文化，有了对母文化的陌生化的敏感。所谓的“另外的眼光”主要是指，他们戴着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眼镜再来透视传统的中华文化，以纳入西方的解释体系。

狐仙的社会学阐释

18世纪中国官员和文人纪昀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说，人物异类，狐则在人物之间，幽明异路，狐则在幽明之间，仙妖殊途，狐则在仙妖之间。一语道尽狐精的复杂与丰富，可以说，狐仙信仰为理解中国的宗教和文化滋养了一块多重意义的大肥肉，开启了许多阐释的可能性。

《四大门》的作者李慰祖深受涂尔干社会学的影响，认为狐仙信仰是一种社会制度，有其存在的功能和理由。康笑菲则认为，狐仙为追求不分是非、个人和地方利益者提供了机会，让人们免受官方权力和道德的干扰。比如狐仙信仰庇护了游走在道德灰色地带的欲望追求，像是性交易或是偷这家给那家。狐仙在中国文化中具体呈现了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定义的“官方”秩序和“非官方”习惯之间的张力。

狐精的祭坛通常设在不重要且私密的场所，像是后院、门边，或者卧室，而且是以像木箱、无名的木牌，或是干草堆等极为简略的形式来呈现。在传统上，中国官方对于奉祀狐仙的行为，视之为淫祀(意思是非法的，不道德的，不成体统的)。据《宋史》记载，金人入侵之际，有狐狸进入宫禁，据御榻而坐。宋徽宗因此下诏摧毁全国的狐王庙。但是事实证明，类似的官方作为始终是徒劳无功的。

因为，国家、僧、道和儒家精英也无法针对狐精提出一致性的阐释。狐仙信仰中不只是夹杂而是水乳交融地包含着佛教、道教等诸多复杂因素。比如，从道家的观点来看，狐精是修炼成仙的灵物。从萨满、灵媒的观点来看，是专事魅惑的精怪。狐文化虽然发端于古代的民间俗信，生长于民间文化的泥土之中，但是历代知识分子也积极参与了相关的创作。袁枚的《子不语》就有40余篇，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多达180多篇。

狐仙信仰正是通过精英、官僚、僧道和平民百姓，在地方、区域和国家的不同层级上，以崇拜、驱逐、讲述和记载的方式才兴盛起来。(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外国也有狐仙

东亚儒家文化圈和西伯利亚的文化中都能发现狐仙信仰和狐精故事，不过《说狐》告诉我们，最突出的是日本的狐狸崇拜。稻荷神是日本神话中的谷物和食物神，主管丰收。商人们也向稻荷神祈求成功和财富。这个神的佛教形式是一个跨坐在白狐上的女菩萨，虽然法师坚称狐狸是稻荷大神的灵界信差，但有神道教背景的日本信徒一般都将狐狸作为稻荷本身来崇拜。《说狐》中的比较视野仅此而已。

虽然从形式和丰富性上，中国的狐仙崇拜独一无二，但是如今狐狸精的核心代表着“人们企图控制无止境的性欲望而不断挣扎的镜像”。从《聊斋志异》收录的83则狐精故事来说，大约有36则记述的是凡人男子和狐女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而狐女式年轻美貌和仁慈者，占到30则。

从这个意义上，别的文化中也有中国狐狸精的对应物，比如欧洲的女淫妖(Succubus)，源自中世纪的传说认为她们会在男子睡觉的时候降临并与之交媾，一般形象为有翼有尾的妖艳女子，会吸取男人的精气。在北美民间传说中，女淫妖依靠吸食凡人男子的性能量来积蓄力量。加拿大播出的灵异剧《妖女迷行》正是以此为基础。因为《哈利·波特》而为人所知的媚娃(V eela)，产生于东欧民间故事，是一种能够变形的女精灵。迷恋上她们的男人会忘记世界的一切，不吃不喝，不睡觉。

美国评论家温特顿(B radleyWinterton)认为，在美国当今唯一能跟狐仙一较高下的恐怕就是外星人了。狐仙和火星人都无可争议的有些可怕，也有些吸引人。这两种神话传说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性交行为，但是两者都不太有高教育水平的人涉及其中。被狐仙或者火星人附体或许是一种补偿，没成为一名儒家学者或者拥有一张哈佛文凭，如果拥有一段被广泛报道的经历，或许能增加社会性筹码。

火星人的传说也许还将在美国民间流传，但是狐仙要想重回人间，只能等到中国的生态环境恢复到一百年之前了，而这一天也许永远都不会到来。

近来，上海、浙江等地都曾发起保护汉语方言的相关活动。汉语方言保留了很多古汉语成分，是语言文化的重要载体。研究汉语方言，不仅对保护汉语的多元性和历史连贯性有重要意义，还有助于理解各地区的传统文化。有关汉语方言的消失、保护及发展等问题一直未有定论。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学者。

汉语方言尚无确切统计

专家介绍，根据汉语方言的不同特点，可以将其划分为七大区，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和客家方言。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把汉语方言分为十个区，在原分区基础上又划分出山西晋语、皖南徽语和广西平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主任、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长周磊表示，《中国语言地图集》把汉语方言分为五个层次：大区、小区、片、小片、点，统计了我国汉语方言的分布、人口使用状况。但每个方言区具体有多少人，说什么方言，还没有具体数字。

“目前我国方言调查只达到县一级，以城关为主。乡村的方言分布，还不是很清楚。”周磊指出，我国地区人口分布不一，方言分布十分广泛。在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相对来说方言比较复杂。我国对方言的家底还没有摸清楚。

“方言消失说”不符合发展规律

一方语言养育一方文化，几乎所有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现象都和方言有关，例如苏州弹词、河南豫剧、安徽黄梅戏、山东快书等都是建立在方言基础上的。

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乡音情愫正在淡化。

“我国的汉语方言正在‘褪色’”，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树铮表示，我国从幼儿园就开始推广普通话，这对汉语方言影响很大。例如，学校语言、公务语言、服务用语等都在推行普通话，很多城市孩子已不会说地道的方言，成为“无方言族”。

2011年底，在上海语文学会召开的上海市语文学会第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2011年学术年会上，82位学者发布联名倡议书，提议幼儿园、中小学学生在课外时间说上海话或其他方言。

在普通话日益普及的今天，如何保留汉语方言成了学者关注的话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小凡表示，有些年轻人不会讲方言，并不意味着那个地方的方言行将消亡，只是使用范围缩小了。如果一个地方的发展还有本地特色，那里的方言就不会先行消亡。北京话是普通话的基础，其新旧语言的代谢速度并不比其他方言慢，同样需要立照存档，但却不会消失。

“方言消失，不符合事实和发展规律。”张树铮表示，方言发展和消亡都有一个过程，现代方言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所谓“纯粹、地道”是相对而言的，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无需太担心。

现在讲方言的人越来越少，方言的社会功能日渐退化。周磊认为，在提倡普通话的同时，也要给方言留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例如我们要保留并鼓励在家庭中、老乡间说方言。

用现代化技术手段保存方言十分必要

在我国，文盲曾长期占人口数量的大多数，以致在方言的变化过程中，一些方言本来“有音有字”变成了“有音无字”。例如，作为我国最古老语言之一的吴语，由于普通话的“冲击”，部分吴语正在退化。

其实，在现代化进程中，有些欧美国家也出现了语言资源危机。例如一些原始的印第安语正在消失。记录传统语言文字成为一项紧迫任务。据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全球濒危方言的概念，并开始积极抢救。

保护方言，科技手段必不可少。2008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科学、统一地调查收集了我国当代汉语方言。浙江、河南、上海等地也都积极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保存方言。日前，首个沪语手机输入法在安卓系统上线，上海著名语言学家、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对此表示肯定，认为沪语手机输入法对科学保护上海话贡献巨大。

周磊表示，早期学者记录方言的方式是口耳并用，然后是用国际音标为其标注发音。随着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发展和声学设备的完善，用语音技术保存方言文化已经非常普遍。另外，由于每个人的分辨和识别能力不同，以录像的形式记录方言发音的口型，也可以使人们更好地记录方言文化。

目前我国方言研究工作者正在为方言文化的研究、保留做努力。去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中国语言资源与信息实验室，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永久保存的数字化汉语方言多媒体语料库及相关数据库，并将在此基础上建立网上数字化语言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