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说，“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但如今，爱情不知何时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甚至成了文化或者商业借助的噱头。2011年的情人节，文化名人拿“情”在电视讲坛上“开涮”，自称“永不谈情”的电影明星跑到网络上搞公益，而图书出版商也毫不犹豫地呼吁大家“带本书去约会吧”，“情人节”礼品书成了近日图书市场上的一大热点，“扎堆”现象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现象“情人节”礼品书扎堆

早在春节前，各出版社就开始忙活推荐情人节“读书套餐”，有套用电视相亲节目创意推出系列图书的，有别出心裁出版“礼品书”的，有专攻“婚姻秘诀”和“幸福密码”的，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使得图书市场上一时间出现了多不胜数的“情人节”应景图书，扎堆现象引起了读者热议。

其中，北京新华先锋图书公司推出的创意系列“带本书去约会吧”最早受到关注，电影小说《浓情巧克力》、言情小说《合江亭》以及郭敬明最世文化“黄金军团”首次联手打造的长篇小说《我们约会吧》均抢先亮相；南方出版社出版的“情人节礼品书系”则涵盖了国内外热点图书，包括：《换个姿势爱》、《亲密的艺术》、《正妹心理学》、《型男炼成术》、《上弦月小女子美丽说明书》等；而一贯在情感类图书出版方面颇有特色的重庆出版社也推出了几本“情人节重磅书”，分别是台湾人气美女作家女王的《一辈子做女王》、专栏作家杨瑞霞的《幸福就是嫁对人》以及情感作家尚轩的《我结婚前真想知道的事》等。此外，涌思图书等出版公司也不甘示弱，适时将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言情系列”推向读者：婚恋长篇小说《半婚》在经过1月份的宣传热潮后再次入选该系列，青春小说《流年带不走夏伤》、《爱情真的来过吗》以及读者年龄层偏低的《童话转个弯》和《我爱你，与你无关》等校园情感小说也备受青睐。

严邦镇表演绝活的资料照片。

传承人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因普遍存在高龄化、后继乏人和生活困难等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面临挑战。我们保护“非遗”，首先要保护传人。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绝非一时之举，也非一日之功，目前尤须构建更加成熟、科学的传承人保护的长效机制，一方面能够赋予“非遗”项目以活力和生命力，另一方面给予传承人一个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突然人亡艺绝

1月22日,94岁的严邦镇与世长辞。作为浙江省衢州西安高腔的“活化石”,严邦镇以“一个人演出一台戏”而闻名,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高腔是明代弋阳腔与后来的青阳腔流变派生形成的诸声腔剧种,2006年文化部将西安高腔在内的五种高腔腔调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严邦镇16岁开始学唱西安高腔,一直唱到87岁。他能同时演奏锣、鼓、二胡、笛子等13种乐器,一人集吹、拉、弹、唱于一身。87岁之前的10年时间里,他每年有七八个月在外奔波,杭州、温州、瑞安、乐清、金华等地都留下过他的足迹。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文化局文化管理科科长余仁洪说:“严邦镇作为一名民间艺人,终身献身民间艺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大力传播西安高腔,让这一濒临灭绝的剧种发扬光大。他的去世,标志着一部西安高腔传奇的终结。

“绝唱”屡响几多无奈

《朱三与刘二姐》是流传在富春江畔数百年的民间叙事长诗,长达1000多行,被专家认为是汉民族中罕见的艺术瑰宝。在2007年浙江省首批公示的271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朱三与刘二姐》长篇叙事民歌的两位传承人名列其中。

20多年前富阳会唱《朱三与刘二姐》的民间歌手有37人,当时年龄已在57至92岁之间。20年后,这些歌手大多过世,后继乏人。而这次公示的“刘二姐”传承人均已80高龄。

面临“人亡歌亡、人走技绝”之忧的不仅是《朱三与刘二姐》。在浙江省包括平阳木偶、杭罗、瑞安木活字印刷术等在内的226个申请保护的“非遗”项目大多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

身怀绝技的老艺人时刻都有可能去世,保护传承人要争分夺秒!列入浙江省首批传承人公示的271人中,年龄最大的98岁,最小的41岁,平均年龄65.3岁。也就是在申报公示期间,宁波北仑有近百年历史的民间曲艺“唱新闻”第三代传人顾阿火以98岁高龄去世。而他唯一的弟子也已68岁,而且只能表演片断,不能像顾阿火几天几夜唱全本。

余姚有个“雀咚咚”的民间曲艺品种,2003年还有4位传人,到2005年初已全部去世。文化部门在慈溪普查时意外发现一敬老院里有一位82岁的老人还会演唱,立即组织抢救性保护。不久,这位老人也去世。景宁畲族传统祭祀仪式中的做功德等民俗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是畲族民众礼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极具个性的民族艺术。一位畲族老艺人最擅长主持这样的仪式,有关部门得知后登门时,老人刚刚辞世。后来景宁畲族传统祭祀仪式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由于没有正宗传承人,申报录像体现不出畲族原生态的韵味而名落孙山。

保护传承人刻不容缓

传承人的去世,让原汁原味的“唱新闻”成了“绝唱”,以后也许只能在文字、录像中寻找独特的韵味。因为“非遗”是以人的声音、形象和技艺作为表现手段,并以口传心授得以延续。如果抢救保护不利，因传承人的消失，一些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会“人亡艺绝”。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特点是在于以人作为载体进行传承,因此,对“非遗”的保护必然要强调对传承人进行保护。

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曾经这样评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看不见的,它需要以人为载体传承,传承人的身上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薪火。”

多年来关注和参与民间文艺抢救工作的作家冯骥才也曾这样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十分脆弱的,往往是“人死艺亡”。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如果没有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根本不会存在。

然而,现在的一个现实却是,有些“非遗”项目后继乏人。

有关专家指出,由于学艺时间长、要求高、收入低,现在许多年轻人不愿“入行”。如东阳木雕,传承人的子女都觉得这一行艰难。与川剧“变脸”媲美的宁海“耍牙”,堪称我国戏曲表演艺术之一绝。而练“耍牙”常常要磨破嘴皮、蹭烂牙床,从2颗牙练起一天天增加到4颗、6颗……所以学的人很少,不得不从外省招徒。

近年来,浙江省“非遗”保护走在全国前列,并较早开始重视解决“非遗”传承难这一现实问题。各地采取诸如入校园、进课堂等措施。如泰顺职业高中设立了青田石雕班,培养青田石雕制作的后续人才;湖州尝试剪纸进入小学劳技课,乐清建立民间工艺实验基地,让“黄杨木雕”、“细纹刻纸”走进中小学第二课堂等。

在浙江省衢州市,记者了解到该市对国家级、省级的传承人每年可以拿到相应级别的传承补贴,以帮助传承人更好地开展传承工作。市县文化部门还根据上级部门要求和当地非遗传承人现状建立了相对成熟的传承人的保护机制。该市各级文化部门还在每年伊始开展“服务传承人月”活动。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传承经费补助、建立传承基地(传习所)、访问制度、服务月活动等工作结合,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非遗传承人保护机制。

但是，该市从事非遗研究的工作人员说，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绝非一时之举，也非一日之功，目前尤需要构建更加成熟、科学的传承人保护的长效机制，一方面能够赋予“非遗”项目以活力和生命力，另一方面给予传承人一个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本报记者 严红枫 通讯员 杜大强）

中新社长春2月12日电 (张天虎 李彦国)正在此间举行的政协吉林省十届四次会议上，吉林省政协委员施立学呼吁加强对濒临失传的满族文化的保护，抢救范家满族四合院等满族遗址，珍视这份难能可贵的满族民间文化遗产。

中国历史上，满族是唯一两度建立中原王朝的少数民族，满族的前身女真族建立了金朝，满族建立的清王朝则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族文化的渊源肃慎文化当时可与中原文化相媲美。施立学表示，遗憾的是，如今满族文化已到了濒临失传的境地，保护满族文化遗产显得十分迫切，因此对现存满族遗址、村落的发掘保护也显得尤为重要。

四合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一部分，它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诸多现象。位于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景台镇的范家大院，建于清朝嘉庆年间，是典型的满族民居建筑四合院。据了解，晚清时，范家主人范仁德、范树仁均为读书人，范家后人今多寓居海外，大院南山现存一座年代待考的儒林郞石碑。这所满族四合院，曾先后做过乡村小学和敬老院，多次易主，如今院主为刘国忠，2007年花十几万元人民币买下此院，但并无利用，今已无力支撑。

施立学介绍，范家满族四合院占地2800平方米，属于四合院中最为宽阔的一类。门楣与屋脊建筑中的砖雕、石雕、木雕民俗文化与民间美术，今仍清晰可读。范家大院不啻为一所小型的民居建筑博物馆，就其规模与形制，均为吉林省现存为数不多的满族四合院。

“研究与保护范家大院无论对历史还是将来，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施立学表示，此地毗邻清康熙年间始建的柳条边，可辟范家大院为满族民居或柳条边文化展览馆，并可整合附近的儒林郞碑，作为伊通满族文化旅游路线中的一个独特景点。(完)

周汝昌字玉言,1918年生,天津人。著名学者、资深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1953年版《红楼梦新证》为其第一部,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被誉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其后有《曹雪芹小传》、《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红楼梦的真故事》等十几部红学专著问世,取得了创造性成果。同时,还有《杨万里选集》、《范成大诗选》、《书法艺术答问》等著作,显示了其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及超众的学术见解和境界。历任全国政协五、六、七、八届委员。

2005年出版新书三部:《定是红楼梦里人》、《和贾宝玉对话》与《我和胡适先生》;再版书三种:《红楼真梦》、《红楼无限情》;文集四种:《红楼十二层》、《周汝昌梦解红楼》、《周汝昌红楼内外续红楼》、《神州自有连城璧》。

几场秋雨,暑气褪尽。一个清爽的午后,记者拜访了周汝昌先生。

“我们抛开世俗的客套,海阔天空地聊天。”周先生拉紧记者在右手边落座。多年来,老人左眼几近失明,右眼视力不过0.01,左耳听力全无,单凭右耳在助听器的帮助下与人沟通。“秦楼人月,相对不眠,月正凄迷,人犹惆怅,梦中之情,眼前之境,交相引惹……”这是周先生在《唐宋词鉴赏辞典》中对李白《忆秦娥》的一段品鉴文字。这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辞典,荟萃了诸多名家的鉴赏文章,周先生细腻秀美的文风依旧卓然其间,令人叹服。十多年前记者上大学时曾以读辞条、猜作者为戏,猜中周先生者竟十之八九,一度颇为得意。不经意间,记者的这段故事正触动了老人心思。“很多人给我贴上了‘红学家’的‘标签’。其实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中国诗词。”先生自言,平生最佩服三圣人:“诗圣”杜甫、“书圣”王右军、“稗圣”曹雪芹,而自己在诗词、书法、红楼三方面研究用力最专,是因为它们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的“神”与“韵”。

去年出书7部,今年是9部,近两年周先生著述颇丰。除了偶尔被会客打断,老人每天“办公”三次:晨起后将昨夜睡前的想法记下来;午休小睡后,总要再写一些;晚饭后,告别白日喧嚣,正是写作的黄金时间,辍笔时经常已过子夜。寒暑不误。“我没有节假日,我不爱休息。”先生道。视力所碍,老人写的字往往叠在一起,只有几个女儿辨得出大概。因此女儿整理文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老人写作的速度。对于自己的文稿,周先生自评只是“中等水平”,“我的年龄、我的眼睛不允许我精雕细琢、打磨润色,有时有些粗糙、有些简略。但我勤勤恳恳,不胡说八道。”

尽管视力极差,周先生却依然坚持自己写作,不愿走口述的“捷径”。“怎么说就怎么记,那是白话,不是文。”当年与胡适先生关于“白话文”的“争执”,老人至今仍然坚持。在他看来,书面语的音韵美,是口语所不能比拟的。因此,老人更愿意享受那种“扑在纸上的感觉”。

谈话间,老人手里一直在把玩一个小葫芦,“一个朋友送的,我很喜欢。”他解释道。虽然自言“不会干别的,只会动笔”,但事实上,吹拉弹唱,都曾是周先生早年的爱好,唱小生曾有过登台表演的经历,甚至对射箭、武术两门“武功”亦有所长。只是随着视、听渐弱,不但对戏曲的爱好无法延续,就是一生颇为自负的书法也不得不终止。

“如果视力尚好,您最想做的是什么呢?”记者问。

“我要旅游。”思索片刻,老人用斩钉截铁的语气答道,“亲身感受那些滋养了中国文化的名山大川。我不想闷在自己的斗室里。我要走出去。”

摩挲着友人送来的小葫芦,老人眼中闪过一丝落寞。

余秋雨 文化学者

核心观点

文化被淘汰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所有文化都不被淘汰，那它完全是止步不前，或者说，永远没有往前走的态势了。我们不断讲创新，创新要有空间，空间哪里来？淘汰以后，新的空间就创造出来了。

近些年，不少地方剧种的传承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后继无人，或者受众萎缩，濒临灭绝。相应的，保护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据了解，中国现存172个剧种。如果全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下来，我个人认为太多了，必须做减法。这个减法的标准是：非常重要的，要传承；今天观众还在享受，而且也能够靠卖票养活自己的剧种，要传承。

我这样说，不是糟践我们的地方戏曲。我对中国戏曲非常了解，但我必须明白地讲，如果把所有的地方戏曲全部保留下来的话，有问题。理由很简单，所有的文化艺术都在新陈代谢，都有一个生存竞争的自然过程。有一些东西，需要我们以国家力量保存，比如在我心目当中，昆曲、京剧因为沉淀了太多的东西，属于此列。但是，不是所有剧种都要以此类推，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以设想一下，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剧种之一就是元杂剧，但只活了大约70年，当它觉得应该消亡、被替代的时候，它像英雄一样非常壮丽地倒下了。而不是已经没人看了，却躺在床上，非要靠打“强心针”维持。艺术不应该是通过这种道路走出来的。

广东省曾经有一位领导做过这样一件事，我觉得很受启发。他认为在中国这么多剧种里，有8个剧种有可能活到21世纪，他就把这8个剧种的首席演员请过来演出。是不是可以再缩小一点范围，或者再扩大一点范围？我觉得都可以商量，但是至少，他提供了一种思路：我们正处于一种选择的过程当中，不是一切东西都必须长命百岁。

保护，对于破坏来说是好词汇，对于改革来说却不一定是。我们过去不太尊重地方剧种，现在去尽力保护，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要继续把中国文化推向创新之路的时候，非要保留那么多的东西是有问题的。能不能有更多的年轻艺术家，比如说像我的学生的学生，不要再分到一个已经没有太多希望、两年也没有一个观众的剧团里面去？有没有可能让他们汲取一些流行音乐、西方音乐剧的元素，创造出一种新的剧种，为当代人所喜欢？

一些文化被淘汰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所有文化都不被淘汰，那它完全是止步不前，或者说，永远没有往前走的态势了。我们不断讲创新，创新要有空间，空间哪里来？淘汰以后，新的空间就创造出来了。

来源：人民日报 编辑：邓京荆 于姝楠

冯骥才

对旧城的改造让众多城市趋于一致，越来越多的城市缺了那一份独特的韵味，多了份钢筋水泥的现代化气息。古村落的消失、民间艺人的减少、民间文化的失传，渐渐地，承载文化的物质载体便将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首先一个消失的文化是在我们的城市。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我们的660个城市在改造的口号下已经变得完全一样了，千城一面，但是没有人感到可惜。文化的另外一个丧失在于中国古村落的消失。现在中国的村落，除去西塘、南浔、周庄、同里、乌镇这些所谓的江南六镇，保护得还比较好，其余基本是在消失。

世界上有许多古老的国家，你去意大利、奥地利、瑞士，就会发现这些古老的村庄像诗一样的优美。而我们呢?我们现在的古村落，包括西递、宏村，这种已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进去一看，基本上都是新东西。他们不是喜欢新东西，只是因为卖老东西能够赚更多的钱——这些古村落基本上被那些文物贩子们给掏空了。我观察北京潘家园已经十几年，后来写过一篇文章——《从潘家园看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最早这些人往外卖东西的时候，是家庭的细软，再发展为卖墙上的字画、卖家具、卖房子里面的文房具，最后卖什么呢?卖牛腿、卖柱子，到最后房子全没了。所以现在还保留的这些地方，我把它叫“文化空巢”。

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出现了“空巢”现象，这是很令人痛惜的事。我经常想，我们的后代一定会骂我们是无知的，因为在文化转型期，我们所做的远不如欧洲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在还是比较穷，先解决肚子问题，等富了后再去思考文化、精神层面上的问题。可什么时候才能想到文化呢?一个国家富，当然好，但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富到哪儿去才算是一站呢，才能联系养育我们生命的文化呢?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之所以能够交流，是因为有共同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不只是语言，不只是我们所用的词汇，我们很容易用同一种表情、同一种方式来进行交流，那是因为我们有一种感应，这种感应是共同的文化所造就的。(来源 ：解放牛网)

春节过得好不好，实质上就看有没有满足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有没有带给人们幸福感。在今天，文化需求已经逐步超越物质需求，成为大多数老百姓过年的首要着眼点，成为新时期春节的一个重要特征。年味儿之味，在于文化，文化内涵永远都是春节这个传统佳节最厚重的根基和底色。这一点，应当牢牢记住。

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还未消散，辛卯兔年的新春长假却已悄然过去。挤春运、吃年夜饭、看春晚、放鞭炮、拜新年……短短一周左右的时间里，既有共叙亲情友情的温暖，也有体察国情民意的感慨，滚烫的情感宣泄集中展示着中国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黄金周一过，从政府到公众都自有一番盘点，不过对于这两年来说，人们对经济数据、消费水平等物质符号的关注有所下降，而对“鞭炮是禁还是放”、“春晚向何处去”等社会文化符号的议论则在不断上升。

春节过年讲究个年味儿，而年味儿在哪儿？众所公认，放鞭炮是一个重要载体。过年放鞭炮是几千年民俗，不放不行，但放多了又有安全、空气污染、噪音等问题。有段时间不少城市曾经尝试一禁了之，但后来看禁不住，现在北京是五环内限放，政府部门和老百姓都在逐步适应新规则。从实际情况来看，除了三十、初五、十五等几个高峰时点外，老百姓并不是毫无节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放鞭炮更多地属于人们的文化需求，其行为受到文化的内在约束而往往显示出一种有序性、规范性。有关部门应当从这种认识中汲取管理智慧。

近三十年来，年味儿的另一个典型载体就是春晚。开创先河的央视春晚至今已成全民话题，而近年来崛起的地方台春晚也精彩纷呈。这两年不少人对春晚的看法是，央视不如地方台——央视财大气粗却有些江郎才尽，春晚不办不行，但众口难调，办好了不易，说好的不多；地方台花样百出新鲜不断，赚的不少，口碑不错，但一哄而上、你争我夺也招人烦。老百姓的评价虽然简单直白，实际上却是理性心理的表达：春晚的核心功能是满足文化需求，娱乐、热闹虽不可少，但并不是越奢华、越夸张就越好，更关键的是文化内涵。

从老百姓对春节符号的诸多反馈之中，足以透露出不少时代变化的信号。一方面，老百姓对生活的期待和追求越来越高，对过节的要求发生了变化。在过去，人们更多地想从节日中得到一种物质上的“补偿”，穿新衣、吃大餐、收红包是很多人过年的记忆。到了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说，物质标准上几乎天天能过年，春节的意义已经更多地体现在文化价值的满足上。春节虽然少不了商业和娱乐的因素，但老祖宗更想通过这个节日将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自然常识、伦理道德、哲学思想、民族精神等文化基因传承下去，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实际上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遵循和承担这一使命。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愈发强烈，对传统节日创新嬗变、与时俱进抱以更多的担忧和促动，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对春晚的热议，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另一方面，春节本身也在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传统文化中不断融入新的内涵。进入21世纪，经济社会的发展令中国日新月异，春节所处的环境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往，人们在适应和推动时代变化的过程中，更希望让春节在更好地继承传统中发展创新。回家方式不一样了，年货不一样了，拜年手段不一样了，年节的内容和形式都在变化，并且随着华人的脚步被带到了全世界。在这种大背景和大趋势下，我们传承传统文化，既不能够因循守旧、全面复古，也不能沦为商业利益第一、娱乐至上，而应该更多地为传统节日增添新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夯实传统文化在未来时代和世界中的适应性和竞争力。对燃放烟花爆竹的争议，不妨可视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博弈融合的一个必然话题。

春节过得好不好，实质上就看有没有满足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有没有带给人们幸福感。在今天，文化需求已经逐步超越物质需求，成为大多数老百姓过年的首要着眼点，成为新时期春节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大量事实也说明，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满足这种需求，群众满意度不够高。尤其是对传统节日的过度商业化、娱乐化开发，充斥着商机炒作、节庆消费的浮躁与喧嚣，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只重经济指向而忽视文化指向，是对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极大损害，老百姓不满意。从更大的视野看，只有认真对待广大群众对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需求，注重文化内涵的日常投入和保护，才能够通过春节等传统节日载体，不断增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加快推进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

满足好文化需求，春节才更给力。年味儿之味，在于文化，文化内涵永远都是春节这个传统佳节最厚重的根基和底色。这一点，应当牢牢记住。

资料图：蔡武 中新社记者 刘舒凌 摄

中新社北京2月10日电 (记者 应妮)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10日在此间表示，中国将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为理念，加强与世界各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文化部10日晚在此间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央大厅举办新春招待会。

蔡武在致辞中表示，2010年中国文化建设取得长足发展。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大大激发了文化发展内在的动力；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建立，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文化产业蓬勃兴起，日益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文艺创作生产进一步繁荣，精品力作不断涌现；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得到弘扬；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日益紧密，文化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文化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十分活跃。

他介绍，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共有来自225个国家和地区的文艺团体在世博园区内举办了22900余场演出，令世博会成为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多元交融的跨文化交流盛会。2010年文化部还举办了“欢乐春节”、“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意大利中国文化年”、“瑞士文化风景线艺术节中国主宾国”、俄罗斯“中国文化节”、中印互办“中国节”与“印度节”、“泰中一家亲”等重大文化年节活动。这些活动使中国民众与世界各国的民众充分感受到了彼此的文化魅力，加深了国民情感的交流。

他指出，中国文化部将继续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跨文化交流，按照费孝通提倡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念，加强与世界各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深化同世界各国的文化关系，相互借鉴，共谋发展。

70多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各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部分国际组织和国际文化产业集团的驻华代表、港澳驻京机构负责人等400多人出席招待会。

天下雄关剑门关

从剑阁至川陕交界的棋盘关，两百多公里的剑门古蜀道上，三国文化遗址众多，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有“三百里程十万树的皇柏古道”翠云廊，有原汁原味的古驿道拦马墙，有“巴蜀第一县、蜀国第二都”的昭化古城，有先秦古栈道明月峡等，这些文化遗产是三国蜀道历史文化长河中的精彩篇章。

剑门蜀道天下扬

“如果说天府之国是古人对蜀地风采的绝佳描绘的话，那么，剑门蜀道则是把锦绣天府向世界敞开的一扇最重要的门户。”剑门关风景区的导游介绍，1000多年前，诗仙李白题《蜀道难》，便使剑门蜀道名扬天下。剑门蜀道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风景名胜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古蜀道的核心组成部分。

“古蜀道北起陕西汉中宁强县，南到四川成都，全长450公里，入川经广元、剑阁、梓潼、绵阳、德阳等地。”据风景区导游讲，近年来，广元市正在全力打造“古蜀道文化”，古蜀道沿线地势险要，风光旖旎。沿蜀道分布着众多的名胜古迹，剑门关位于景区中段，是蜀道上最重要的关隘。

“这里山脉东西横亘百余公里，72峰绵延起伏，形若利剑，直插霄汉，连山绝险，独路如门，素有‘剑门天下雄’之说，是兵家必争之地。”景区的导游透露，2004年5月，著名古建筑专家、国际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文物学

会会长罗哲文徒步考察剑门蜀道后说：“我走了世界上几十个国家，还没有见到这么好的古道。文化内涵的丰富，自然生态的优美，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罗哲文并由衷发出感慨：“剑门蜀道无处不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

三百长程千万树

沿剑门关南行10公里，就来到国家AAAA级景区翠云廊。翠云廊是始建于西周的古驿道，以古柏夹道，青石铺路，两旁古树参天，千姿百态，古称“三百里程十万树”。

据古籍《阿房宫赋》记载：蜀山兀、阿房出。秦始皇修阿房宫时曾在蜀中大量伐木，使得四川的百姓怨声载道，秦始皇为平息民愤，就倡导百姓在驿道上栽植松柏，所以翠云廊的柏树又有“皇柏”之称，历史上翠云廊经过六次大规模的植树，成为了现在著名的翠云廊，被誉为陆上交通活化石。清代诗人乔钵有诗赞“剑门路，崎岖凹凸石头路。两行古柏植何人，三百长程千万树……”文/图华西都市报记者苗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