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空前密集，然而，虽然人们之间的链接增加了，研究却发现，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或是更自恋）这可能让我们身体和心理出现严重问题。

　　去年8月，前花花公子玩伴兼小成本影片明星伊维特·维克斯应该年满83岁，但是没有人知道她死的时候究竟多大。根据洛杉矶验尸官的报告，邻居发现维克斯的邮箱中的邮件已经发黄，于是通过破碎的玻璃窗打开门，穿过成堆的垃圾邮件和衣物来到楼上，发现她的尸体已经变成了木乃伊，旁边一个暖炉依然在工作，她的电脑也开着。

　　《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一则新闻，标题是《前花花公子玩伴伊维特·维克斯的干尸发现于她的家中》，很快消息在网上疯狂传播。两周之内，维克斯孤独死亡的消息在Facebook上被讨论16057次，被微博转发881次。她一直是恐怖影片偶像，现在她象征着另一种恐怖：我们对孤独的恐惧。显然，维克斯死后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她死前最后几年。没有子女，没有宗教信仰，没有任何亲密的社交圈子，她开始从其他地方寻求友谊。发现尸体的邻居女演员苏珊·萨维奇后来告诉《洛杉矶》杂志，她试图从维克斯的电话账单中寻求导致其结局的答案。在她死前的几个月，维克斯没有给任何朋友或家人打电话，她联系的都是那些通过网络或粉丝大会认识她的影迷。

　　维克斯的交际网变得更大也更空洞，正如我们所有人一样。我们过着先辈们无法想象的孤立生活，然而人与人的联系从未如此便捷。过去30年里，技术的发展赋予了我们一个每分每秒都不会失去联系的世界。2010年，为了节约3毫秒的交易时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和纽约证交所之间连接了一条耗资3亿美元的光纤电缆。然而在这个不受时空限制的实时通信时代，我们却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孤立：联系越广，我们愈加孤独。我们被承诺了一个地球村；事实上却生活在灰暗的死胡同里。

　　在这种矛盾现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Facebook.这家拥有8.45亿用户的社交网站去年的收入达到37亿美元，预计在5月IPO （首次募股）中筹集50亿美元，成为历史上最大一次IPO.据最近的估计，该公司的价值高达1000亿美元，超过全球咖啡产业。Facebook的规模之大触角之远实在难以估量：去年夏天，Facebook成为月网页浏览量超过1万亿的第一家网站。在2011年最后3个月，用户每天张贴27亿条评论。无论用哪种尺度来衡量Facebook———作为一家公司、一种文化、一个国家———它都大得超乎想象。

　　虽然极受欢迎，或许正因为如此，从一开始，Facebook就备受怀疑。电影《社交网络》将马克·扎克伯格描绘成一个患有阿斯伯格症的混蛋，完全是胡扯。却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真。很符合Facebook给人的感觉。这部影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甚至可能是为它赢得奥斯卡奖的情节，是最后一幕，扎克伯格向前女友发出朋友邀请，然后一边敲击鼠标一边等待———凝固在银幕上的网络时代的寂寞时刻。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紧盯着电脑屏幕，渴望答复。

　　当注册Google+，建立起朋友圈子，软件会提醒你只包括“你真正的朋友，可以分享私人信息的朋友。”“你真正的朋友”，这个短语完美概括了社交媒体带来的焦虑：Facebook可能干扰我们的正常交往，让我们远离他人，让我们更加孤独；社交网络可能正在传播它意图征服的孤独。

　　Facebook诞生于人类孤独感倍增的时代，正因为如此，网站承诺的广阔人际联系才颇具吸引力。美国人比任何时候更孤独。1950年时，不到10%的美国家庭只有一个住户。到2010年，近27%的家庭只有一个住户。当然，独居未必意味着不幸福。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探讨独居现象的书中，纽约大学的社会学家埃里克·克莱恩伯格写道：“大量研究显示，社交的质而非量最能够预测孤独与否。”没错。但是在我们开始想象独居者的快乐生活之前，应该知道急剧增加的不仅是独居者，孤独也在呈直线上升。而孤独会让人痛苦。

　　我们知道孤独和独处并不是同一回事。独处可能很惬意。喧闹的派对可能让人痛苦。感谢大量的相关研究，我们还知道，孤独并非外部条件，而是一种精神状态。2005年对荷兰双胞胎的纵向研究显示，孤独和神经质、焦虑等其他心理问题一样有遗传成分。

　　然而，孤独依然是一种很难界定和诊断的状态。迄今为止，评估这种状态的最佳工具是加州大学的“孤独天平”，这套评判系统包含20个问题。全部以“你是否经常感到……”开头。比如“你是否经常感到和周围的人步调一致？”、“你是否经常感到缺乏伙伴？”通过类似衡量方法，各种研究显示，在近年来，人们的孤独感急剧上升。2010年的一份调查显示，35%的45岁以上的成年人长期感到孤独，10年前这一比例只有20%.根据该领域权威的研究，约20%的美国人———约6000万人———因为孤独，对他们的人生感到不满。在所有西方国家，医护人员开始公开谈论孤独流行病。

　　关于孤独的一些新研究开始得出令人惊讶的初步结果。几乎所有我们认为导致孤独的因素都是有时间和条件限制的。一篇论文称，已婚者较少感到孤独，但前提是他们的配偶也是可以交心的人。相反，婚姻并不会减少孤独感。1990年的一项德国研究发现，宗教信仰也许有助减少孤独，但并非绝对。将上帝视为抽象的朋友而非苛刻的惩戒者的信徒比较不会感到孤独。“单纯的信仰上帝，”研究者结论认为，“和孤独并没有必然关系。”

　　但是，真实的社会交往却和孤独有必然联系。孤独并不等同于独处，但两者的比例都在增加。我们见的人少了。我们聚会少量。当聚在一起时，相交变得困难。过去25年里，人们的知己数量急剧减少。根据一份调查报告，个人知己的数量从1985年的2.94人下降到2004年的2.08人。类似的，在1985年，只有10%的美国人说他们没有可以讨论重要问题的知己，15%的人说他们只有一个可以交心的好朋友。到2004年，25%的人没有可以交心的人，20%的只有一个知己。

　　对应社交的瓦解，我们雇佣了一支替代知己的军队，一个新的职业看护阶层。罗兰·德沃金在2010年为胡佛研究所撰写的论文中指出，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有2500名临床心理学家、3万名社工、不到500名婚姻和家庭顾问。到2010年，美国有7.7万名临床心理医生、19.2万名临床社工、40万名非临床社工、5万名婚姻和家庭顾问、10.5万名精神健康顾问、22万名毒品上瘾顾问、1.7万名心理咨询护士、3万名生活教练。大多数接受心理治理的病人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精神疾病。大量心理医护人员帮助解决的的都是一些日常问题。我们已经将日常关爱工作分包给职业人士。

　　我们越来越需要职业看护，由于社交的瓦解，曾经的怀旧感伤变成了公共健康问题。孤独极不利于人的健康。孤独的人更可能早早住近养老院。他们更可能不爱锻炼、肥胖、抑郁、失眠、内分泌不平衡、记忆力功能减退、患老年痴呆症。他们更可能被病毒感染，手术后死亡。杀死伊维特·维克斯的也许不是孤独，但它却和导致她死亡的心脏疾病有关系。

　　然而，虽然不利健康，独孤却是普通美国人花钱追求的第一件事。有钱之后，人们逃离拥挤的城市，在郊区买房，不可避免地在车里花费更多时间。孤独腐蚀美国的心脏，是美国人追求独立的副产品：移民离开欧洲，远离不能接受他们的信仰的社会，也抛弃了原来的牵绊。他们没有追求孤独，但接受孤独是独立自治的代价。探索西部广阔边疆的牛仔们同样放弃了个人牵绊换取骄傲和自尊。终极的美国偶像宇航员更勇敢，也更孤独？自主和自立的代价往往是孤独。但美国人一直甘愿付出这一代价。

　　今天，庆祝摆脱家庭、国家束缚、乃至摆脱一切限制依然是美国社会的一大特色。最伟大的美国诗歌是惠特曼的《自我之歌》。最伟大的美国散文是爱默森的《自力更生》。最伟大的美国小说是梅尔维尔的《大白鲸》，讲述一名男子执着于不为周围人所理解的孤独征途。美国文化，无论高雅低俗，全是关于自我表现和个人率真。富兰克林·D·罗斯福称个人主义为“最伟大的美国生活格言。”

　　然而，自力更生只是美国故事一半。独立的冲动和抱团的渴望一直在斗争。早期移民虽然提倡精神反叛，也提倡凝聚力。回头去看，萨利姆女巫审判和麦卡锡听证会都像是强制团结的企图。美国历史就像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研究》中提到著名寓言《寒冬的箭猪》———全身长刺的箭猪们为了取暖而靠近，却有因为疼痛而分离，它们总是在不停地靠拢又分离。

　　我们现在正处于长期的分离阶段。在2000年出版的《独自玩保龄球》中罗伯特·D·普特南将二战后社交资本———个人交际网络的力量和价值———的下降归咎于美国生活各种新趋势的相互影响：郊区扩张、电视主宰娱乐生活、战后一代的自私自利、传统家庭的解体。他发现的趋势随着时间推移日益明显：2011年，工会成员占员工比例再次下降；看电视的时间增加；社团组织的影响力日益下滑。我们孤独因为我们想要孤独。我们是自作自受。

　　未来的问题是：Facebook的作用究竟是分离还是凝聚；是靠近取暖还是刺痛分离？

　　早在Facebook出现之前，数字技术已经在助长空前的孤立。早在上世纪90年代，学者们就开始将通信联系的增加和人际接触减少的对立现象叫做“互联网悖论”。1998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与互联网使用率增加相伴的是孤独的蔓延。该研究的批

　　评者指出，根据统计，研究所调查的两个群体———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新闻专业学生和社交活跃的地区开发董事会成员———本来随着时间推移就容易变得孤独。于是一个基本问题冒了出来：究竟是网络让人孤独？还是孤独的人更受网络吸引？

　　在Facebook时代，这个问题更加迫切。澳大利亚（有一半居民是活跃的Facebook用户）最近一项名为《谁在用Facebook？》的研究发现，孤独和社交网络之间存在复杂的、令人疑惑的关系。Facebook的用户“社交孤独感”（感觉和朋友缺乏交流）较低，家庭孤独感（感觉与家人缺乏交流）较高。原因可能在于，Facebook鼓励加强和家庭之外的人联络，却牺牲了家庭关系。又或者，本身家庭不和睦的人更倾向于通过其他渠道———包括Facebook———寻求陪伴。研究者还发现，孤独的人倾向于花更多时间在Facebook上：“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神经质和孤独的个体每天泡在Facebook上的时间要大于不孤独的个体。”他们还发现，神经质的人更喜欢用板报（W all）功能，而外向的人更喜欢用聊天功能。

　　不久前从卡内基-梅隆人类计算机学院毕业的莫伊拉·伯克对Facebook用户做过一个纵向研究。这项依然在继续，针对的是大学生之外的更广泛用户群。伯克的结论认为，Facebook对用户的影响取决于你的投入。正如老话所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你用Facebook直接与他人交流———通过使用“喜欢”按钮，评论朋友的帖子，等等———则可增加你的社交资本。个性化信息，或是伯克所说的“撰写式通信”比懒惰的点击式信息———类似点击“喜欢”按钮———更令人满意。“收到个性化信息的人比较不容易感到孤独，而收到点击式信息的人孤独感并不会改变。”因此，你应该用文字信息告诉你的朋友，她儿子脸上涂满蛋糕的样子多么可爱。她拍摄的照片多么有趣。她参加的音乐会多么酷。这是我们都想听到的东西。比私人信息更好的是半公开对话，一种忽略其他听众的交流方式。伯克说，“在Facebook上收到半公开信息有助帮助人们减少孤独感。”

　　另一方面，Facebook的非个人用途———浏览朋友的状态更新，在板报上更新自己的状态，或是伯克所说的“被动消费和广播”———反而造成疏离感。在朋友和伪朋友编造的身份迷宫中游荡，思考要呈现自己的哪一面、谁在关注我、他们将听到什么？这一切反而让人感觉孤独。“如果两个女人和朋友交谈的时间一样多，但其中一个花更多时间在Facebook上浏览朋友信息，她反而可能比较抑郁。伯克的结论说明，Facebook有时带给我的不愉快感比我意识到的更多。当我浏览朋友们板报，看他们滔滔不绝地炫耀他们的孩子多么聪明；她们的丈夫多么体贴；他们的生活方式多么健康，他们休闲方式多么时髦，我会变得有点难受。很多人有着和我一样的感受。

　　然而，伯克的研究并不支持Facebook导致孤独的观点。在Facebook上觉得孤独的人，离开Facebook同样感到孤独。我向伯克提到，一位斯坦福研究生的研究显示，相信其他人拥有更强大的社交网络也会导致抑郁。其他所有人在Facebook上看上去如此快乐，拥有这么多朋友，相比之下，你的社交网络感觉如此空虚。这难道不会让人觉得孤独？伯克说，“如果人们发现别人的人生被他们自己的更幸福，会有两种情况：他们会感觉更糟糕，或感觉更有动力。”今年，伯克将作为数据专家，开始在Facebook工作。

　　约翰·卡西奥普是芝加哥大学的认知和社会神经学中心负责人，是世界权威的孤独专家。在他的2008年出版的里程碑著作《孤独》一书中，他解释了孤独泛滥给人类健康带来的巨大影响。他发现，在孤独人的晨尿中压力荷尔蒙肾上腺素水平增高。孤独的影响极其深远：“当我们抽取老年人血样，进行白细胞分析，”他写道，“我们发现，孤独的影响深入细胞内部，影响基因的表达。”孤独不仅影响大脑，甚至影响最基本的D N A转录。当你觉得孤独时，你的整个身体也是孤独的。

　　在卡西奥普看来，互联网只允许虚假的亲密。“养宠物，结交网上朋友，信仰上帝，是一种天生群居动物为了满足强制需求所作的可贵尝试，”他写道，“但是替代物永远无法弥补真品。”“真品”是指有血有肉的人。当我和卡西奥普交谈时，谈到Facebook对社会的影响，他的观点极其明确。是的，他承认，一些研究显示，一个人拥有的Facebook朋友越多，她/他越不会觉得孤独。但是，他认为这可能给人留下错误印象。“多数时候，”他说，“人们将他们的老朋友、孤独感或交友广阔的状态带到Facebook上。”一个网站能够创造一个更友善，联系更紧密的世界是胡说八道。Facebook之外的社交网络的深度决定了个体在Facebook上的社交网络深度，而不是反过来。用社交媒体不能创造社交网络；而只是将已经建立的网络从一个平台转移到另一个平台。大多数时候，Facebook不会破坏友谊，但是也不能创造友谊。

　　在一个实验中，卡西奥普寻找个体孤独感和Facebook、聊天室、在线游戏、约会网站使用频率以及面对面接触之间的关系。结果毫不含糊。“面对面互动的比例越高，个体越不觉得孤独。”我问，这是否说明Facebook之类网站不可避免让人变得孤独。对此，他并不赞同。Facebook仅仅是个工具，他说，像任何工具一样，它的效率取决于使用者。“如果你用Facebook增加面对面接触，则有助增加社交资本。”那么，如果社交媒体帮助你组织一场朋友间的足球赛，这绝对是健康的。相反，如果放弃踢足球，沉迷社交媒体，则是不健康的。

　　“如果用法得当，Facebook可以非常棒，”卡西普奥说，“它就像一辆汽车。你可用它来搭载朋友。也可以独自驾驶。”但是，汽车难道没有导致孤独？汽车创造了郊区，也创造了孤独。“这是我们的用法导致的，”卡西普奥说，“如果用法得当，技术可带来融合而非孤立。”(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问题是，我们欢迎孤独，虽然这让我们感觉痛苦。技术的使用历史就是渴求独立和实现独立的历史。当大西洋和太平洋茶叶公司的A & P店开张，赋予美国人自助式的购物服务，消费者不再与杂货店主交流。当电话发明之后，人们不再敲响邻居的大门。社交媒体终结了更多的私人联系。

　　惠普社交计算实验室（H P SocialC om putingLab）的研究者在研究人们在Twitter上的联系之后得出一个令人压抑却并不惊讶的结论：“从互动的角度看，T w ttiter上的多数链接根本毫无意义。”我不禁好奇：那么从什么角度看是有意义的？

　　孤独显然并不是Facebook或Twitter或其他的任何社交媒体造成的。罪魁祸首是我们自己。我们决定如何使用我们的机器，而非反过来。

　　无处不在的新技术引诱我们奔向日益肤浅的联系，与此同时让我们轻松避免人际交往的麻烦。Facebook的奇妙之处，它的力量之源，在于它让我们享受社交，同时避免了现实社会的尴尬———在派对上的失言，尴尬的冷场、放屁、打翻饮料，以及面对面接触的所有笨拙。相对的，我们拥有了一台似乎完美的社交机器。一切都那么简单：状态更新、照片、个人板报。

　　但是这种完美社交的代价是不断声明自我快乐与成就的强迫症。我们不仅要接受他人雄厚的社交资本，还必须伪造出资本雄厚的表象。永远快乐，假装快乐，尝试快乐———这一切让人筋疲力尽。去年，丹佛大学的艾利斯·莫斯领导的研究小组发表了一项研究———《重视快乐的矛盾结果》。人生的多数方面显示，重视和成就之间有着直接关系。研究发现，重视好成绩的学生相比那些不看重成绩的人考分更高。然而，快乐似乎是个特例。研究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重视快乐未必等于更加快乐。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正好相反。在生活压力较低的情况下，越看重快乐，心理状态、生活满意度越低，抑郁症状越严重。

　　正如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所说：“你越努力追求幸福，就越不幸福。”

　　Facebook将对幸福的追求摆在了我们这个数字时代的生活中心。它对个人身份和成就的重新界定比它对个人隐私的侵犯更令人担忧。Facebook的两位批评家———两人都不是勒德分子（仇视新发明技术的人）———表达了类似观点。《你并非机器》一书作者雅龙·拉尼尔是虚拟现实技术的发明者之一。他对社交媒体的看法，读起来就像科幻小说：“我担心我们开始重塑自我，以满足数字版的自我。我担心这个过程将导致同情心和人性的丧失。”拉尼尔争辩说，Facebook将我们桎梏于自我表现业务，在他看来，是这个网站不可接受的致命缺陷。

　　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文化教授雪莉·特克尔在她2011年出版的《孤独的相聚》（A loneT ogether）一书中对网络社会深表怀疑：“这个时代，人们不信任感情，害怕亲密，求助于技术寻找爱情，同时又竭力让自己免于为情受伤。”虚拟亲密的问题在，它终究并不完整：“我们通过互联网形成的纽带并不牢靠，但却享有优先地位。”她写道，“我们不愿意过多打扰别人，我们却在不断打扰别人，只是不是在现实世界中。”

　　拉尼尔和特克尔是对的。Facebook上的呈现的自我经过不断刻意的修饰，故作冷淡，毫无自发性。（“看我随便张贴的3张派对照片，我一共拍摄了300张！”）策划个人展览变成了全天候职业。难怪澳大利亚的“谁在使用Facebook？”研究发现Facebook的使用和自恋之间有着巨大关系：“Facebook用户相比非用户更自恋、暴露癖更严重，更好为领导。”研究报告写道，“事实上，可以说，Facebook满足了自恋个体对自我吹嘘和肤浅行为的沉迷。”

　　作为所有其他倾向背后的倾向，膨胀的自恋算不上一种趋势。在准备2013年版的诊断手册时，心理医生们在界定自恋人格障碍时遇到了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心理医生们认同，自恋的表现为招摇显摆、渴望关注、缺少同情心。2008年的一次调查中，3 .5万美国受访者被问到，他们是否有自恋人格障碍的某些症状。在65岁以上的人中，3%有自恋症状。20多岁的人中这这一比例接近10%.在所有年龄组中，16个美国人中有一个表现出自恋人格障碍症状。孤独和自恋有着紧密联系：对瑞典妇女的一次纵向调查发现，年轻时自恋程度和年老时孤独程度之间有巨大的联系。自恋是孤独的反面，两种症状都试图逃离与他人真实接触的麻烦。

　　Facebook的巨大吸引力部分源于它魔术般地将距离与亲密结合，或是造成二者结合的假象。Facebook的真正危险并非在于它允许我们的孤立，而在于它同时满足了我们对独处和虚荣的需求。它威胁到独处的本质。这种新的独处，并非美国人曾经崇拜的孤独———骄傲的新教徒们的寂寞、思想的独立、自力更生的坚韧，或是探索新世界的宇航员的孤寂。Facebook的孤独是一种折磨。Facebook的惊人之处不在于它的量———每周有7.5亿张照片上传———而是它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的分量。超过一半用户———全球每13个人中就有一个Facebook用户———每天登录。在18岁至34岁用户中，近一半在起床几分钟后就会登录Facebook，28%的人在起床前登录。Facebook永不休息。我们也永不休息。人类一直需要自我表现，但不是随时随地的，不是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伊维特·维克斯死的时候，她的电脑是开着的。

　　怀恋互联网出现之前的日子不仅毫无意义，更不知感恩。但是，新机器的神奇能力，它们的效率和便捷掩盖了一个事实：机器无法提供一切真正重要的东西。Facebook揭示的人性说明，网络连接未必等于人际交往，通信高度发达并不能带来一个更幸福美好的世界。孤独曾经有利于自我反思，自我改造。但现在，我们不停在想着如何表现自己，却从没有真正思考自己到底是谁。Facebook剥夺了被我们所低估的一种快乐：暂时忘记自己、暂时与世隔绝。(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暗物质被认为占宇宙总质量的大约83%，但是最新研究并未发现暗物质的踪迹，这令我们的宇宙是由什么构成的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拉息拉望远镜(是安装在里奇–克雷季昂望远镜上的一个叉状结构)是由卡尔蔡司集团制造的，它从1984年开始在拉息拉天文台投入使用

暗物质被认为在星系周围形成一个“晕”，并“构成”太空里的很多天体

　　北京时间4月26日消息，被认为把整个宇宙“粘合”在一起的神秘物质——“暗物质”可能并不存在，这种情况令当前的宇宙论陷入一片混乱。人们认为暗物质的质量大约占宇宙总质量的83%，并把星系紧紧“束缚在一起”，但是对我们太阳附近的400颗恒星进行的扫描，并未发现暗物质的踪迹。

　　这项利用智利的拉息拉望远镜进行的研究，是有史以来实施的这种类型的最大规模研究。地球上的很多科研项目都在寻找暗物质，其中很多采用的是深埋在地下矿井里的探测器，但是智利科学家表示，它们可能找不到这种物质。对银河里的恒星运动进行的迄今为止最为精确的研究，并未在太阳周围的广大区域发现暗物质的迹象。一个科研组利用欧洲南方天文台拉息拉天文台的2.2米口径的MPG/ESO陆基望远镜和其他望远镜，已经扫描了太阳周围13000光年范围内超过400颗恒星的运动情况。他们通过这些最新数据计算出太阳附近物质的质量，这个空间的体积比以前认为的大4倍。

　　该科研组负责人、智利康塞普西翁大学的克里斯迪安-莫尼-比丁说：“我们追溯到的物质质量与我们在太阳周围区域看到的恒星、尘埃和气体的质量非常相符。但是如果是这样，我们期望存在的物质——暗物质就没有存在的空间。我们的计算结果表明，它应该在我们的测量结果里非常明显的显示出来。但结果并未发现它的踪迹。尽管有了最新研究数据，但是真正的银河确实比只有可见物存在的银河的旋转速度更快。因此，如果暗物质并未出现在我们期望的地方，那么我们就需要找到能够解决这个质量短缺问题的办法。”

　　莫尼-比丁说：“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当前公认的模式相抵触。暗物质之谜由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进一步的研究将是超越这一点非常至关重要的，例如欧洲航天局的盖亚(Gaia)卫星任务。”暗物质是一种看不到的神秘物质，但是它能通过对周围物质产生的引力呈现自己。宇宙里的这种额外成分，最初用来解释为什么包括我们的银河在内的星系的外部会旋转的如此迅速，但现在暗物质也是星系是怎样形成及进化理论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暗物质的质量占宇宙的80%，尽管它令所有试图查明它的自然属性的尝试全都落空。迄今为止在地球上的实验室里发现暗物质的尝试也都以失败而告终。

　　该科研组小心翼翼地对很多恒星的运动进行测量，尤其是那些远离银河平面的恒星，可以向后推测出有多少物质存在。无论是恒星等正常物质，还是暗物质，这种运动是所有物质之间的引力导致的结果。天文学家的现有星系形成及旋转模型指出，暗物质晕围绕在银河周围。他们无法准确预测这个晕的形状，但是他们确实希望能在太阳周围区域发现大量该物质。但是只有存在可能性很小的暗物质晕形状(例如被极度拉长的形状)，才能解释新研究发现的暗物质缺失的原因。(孝文)

先生去新加坡做项目，我随行而去，停留了数周。其间，有个叫海莉的女同事热情邀请我们去她家吃饭。

今年40出头的海莉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在公司里任职中层。听先生介绍，她有两个女儿，大的6岁，小的3岁，先生做贸易，常年出差在外。去年她母亲过世后，父亲小中风，也被她接来同住。

想到这上有老下有小、丈夫又不在家的一大家子，我觉得去做客实在太过烦扰，于是建议说还是在外面找间饭馆聚聚吧。但海莉却再三坚持一点也不麻烦，一定放心过来，尝尝她的南洋菜手艺。

去了才发现，海莉真没有跟我们客气——秘密在于她家有个效率极其强大的印尼籍女佣。不管是随时需要照顾的老父，还是鸡飞狗跳的两个调皮女娃儿，这个名叫米娅的女佣都能搞得妥妥帖帖。而这还只是她工作的一小部分而已，她还擦地、洗衣、熨烫、做饭、接送孩子上学、陪送老人看病，甚至还整理花园和洗车！

有客人来访，海莉也很轻松。只需要交待米娅买好菜、洗净切配好，她炒煮一下即可。于是酒足饭饱之后，我们马上告诉海莉，非常艳羡她有个这么好的帮手，并诉说了我们在上海痛苦的“阿姨经”。

数年前我外婆去世后，外公逐渐脑筋不清楚，但自理能力尚好。因走失过一次，便特地雇了个阿姨来看护他。这位安徽阿姨40来岁，大字不识，我们只是希望她能照顾好外公的一日三餐、换洗衣物，以及看住他不要外出乱跑即可。

她来时，说好每月给3000元，包吃包住，一周休息一天。两个月后，她提出要加月薪200，理由是外公老是跟她闹着要出门，她觉得甚是烦恼。我们体谅她的不易，便同意了。谁知后来一次偶尔探望外公，竟发现他被阿姨绑在床架边，反锁家中，阿姨则自去会了老乡。外公身上的衣衫已是臭不可闻，尿布也已几天没有更换。可怜老人神志糊涂，也不知被这样对待了多久。

愤然辞退阿姨时，她还破口大骂，说她“拿着这点钱干这种活”几乎是当自己在“做善事”，临走还顺手牵羊了外公一件簇新的厚羽绒服。

海莉听罢惊呼：“这样的情况你们政府不管吗？”我们听了更吃惊——啊？这种老百姓的小事也该政府管？

海莉这才跟我们细细说起米娅的情况。如此的一个印尼女佣，是要经过新加坡政府专门部门的工作准许、培训和介绍，才能被新加坡的普通家庭雇佣。海莉家是米娅来到新加坡的第一户“东家”，新加坡法律规定，在未来两年内，她没有一天假期，两年后如果得到雇主好评，她才能拥有每月一天的假期。

而海莉也不直接发薪水给米娅，而是付给政府的专门部门，其中还包括必须缴纳的相关税费，米娅则从政府那里领取薪水。当海莉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全能保姆”一个月的全部费用时，轮到我们惊呼了——竟然只要600新元，折合人民币3000元左右！这笔钱，对于海莉这个月收入在3万新元的新加坡中产家庭来说，几乎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零头。

我们印象中中国阿姨不老实但“便宜”的印象，看来根本是一个错觉。

摘要：4月21、22日，由北京夜语剧社带来的美国著名剧作家桑顿·怀尔德的经典剧目《我们的小镇》在广州话剧艺术中心U 13连演两场。《我们的小镇》曾获得1938年美国普利策奖。

黎继德。资料图片

4月21、22日，由北京夜语剧社带来的美国著名剧作家桑顿·怀尔德的经典剧目《我们的小镇》在广州话剧艺术中心U 13连演两场。《我们的小镇》曾获得1938年美国普利策奖。除剧目本身外，夜语剧社《我们的小镇》职业演员和非职业演员联袂诠释的形式也引人注目。非职业演员身份五花八门，他们的表演并没有拉低《我们的小镇》的表演力度，相反，由于年龄、身份的差异，非职业演员反而更好地诠释了《我们的小镇》所要探讨的生命价值问题。

演出前，中国戏剧家协会《剧本》杂志主编、著名戏剧评论家黎继德也专程赶到广州支持，接受南都专访。

非职业剧团飞速发展是近年趋势

南都：首先，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国内职业剧团同非职业剧团的大概情况？

黎继德：近十年以来，中国的专业剧团和非职业剧团的变化很大。一个减少一个增加。减少是指国有院团，十年前，国有的和业余的比例基本上是一比一。2004年，全国各类剧团大概有2600个。到现在，业余剧团越来越多，同国有院团相比，比例在二比一。几个大改革影响很大：第一，部队院团撤销；第二，儿童院团合并到地方剧团中；再有就是全国院团改革，到今年为止，除了文化部明确保留的149个剧团外，其他的全部改制，很多剧团都撤销或者改名。

与此同时，非职业在飞速发展。相对保守来说，全国现在有大概八千到一万个非职业剧团。非职业剧团包括自负盈亏的民营剧团，另外还有纯粹的业余剧团，如农村、社区、高校、企业自发组织的，不需要靠演出来养活自己，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

南都：城市中的非职业剧团主要集中在哪里呢？

黎继德：城市中自发组织起来的非职业剧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北京举办了好几届青年戏剧节，很多社会人士都在参与进来，它的具体数量也没法统计。北京这两年的演出有两方面能说明情况。第一，非职业剧团占到市场演出的50%以上；第二，民间剧团演出大大超过专业剧团，这个每年的速度都是两位数。

中国戏剧未来发展的方向，其中之一就是社区戏剧发展。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很多有名的戏剧运动都是从社区演发出来的。比如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戏剧就是直接从社区发展而来。当城市化程度和社区发展足够成熟时，会有自己的剧场，为居民提供服务。从而形成一个趋势、潮流，甚至是运动。

“还戏于民”，让戏剧成为生活方式

南都：你怎么看非职业剧团现在在国内发展的情况？

黎继德：戏剧是一个城市文化的重要标志，有跟没有，它就是不一样。你像柏林，它有1200个剧院，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在东京，每天能有100个不同剧目在同时上演。北京根本达不到，一天能有20个不同剧目在演出就不得了。

光有剧院不行，必须要有非职业的人去从事才行。戏剧的真正繁荣，要“还戏于民”。这不是说，让老百姓能看到戏，而是让他们自觉自发地来从事这个事情，把戏剧作为生活的重要内容，甚至是生活的重要方式。

非职业人才是需要培养的，但我们从小到大，没有什么戏剧教育。你不去培养，我们的观众、市场、创作人才从哪里来？没有人才，没有观众，戏剧就没有未来。戏剧不像电视，它的本质特点在于剧场性。戏剧是活的艺术，必须要在剧场，同观众互动，从而形同一种精神场。我们为什么需要戏剧，在于人有交流的需要。

南都：你怎么看广东话剧的现状？

黎继德：无论是专业还是业务，广东这些年的发展不如以前了。就专业剧团的创作情况来说，广东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之所以说不是最好的，因为没有出现新的、在全国影响很大的剧目。另一方面，广东也缺少自己的创作人才，大部分的本子都是请外面的人在写。戏剧，不仅是让老百姓来看，也要让他们来演，当他们把这些看成自己生活重要组成部分时，才能说是真正的息息相关，成为他的生存方式。

“民谣”最近被较为频繁地提起——因为作为民谣代表人物之一的高晓松，将在本周六（4月28日）在万事达中心（五棵松体育馆）举办一次带有回顾性质的音乐会。他将把自己在校园民谣时期的作品重新整合，带着老狼、叶蓓、刘欢等歌手一起“重弹”那些熟悉的旋律，回忆“此间的少年”。

由此，专属于内地民谣的一些记忆都涌回了许多人的脑海中，从1992年城市民谣打破“西北风”“港台潮”开始，到校园民谣的兴起，再到其逐渐式微，“民谣”其实从未远离我们，即便许多时候它并不那么流行。到底什么是民谣？如今中国内地的民谣现状怎样？我们不试图给一个固定的答案，只是通过采访一些民谣的领军人物、歌手，去听听他们所理解的民谣，听听他们的“歌声”。

【记忆中的经典专辑】

《校园民谣1》

歌手：老狼、沈庆等时间：1994年

《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青春》等经典歌曲均出自这张专辑，开启了内地民谣音乐的重要时代。

《恋恋风尘》

歌手：老狼时间：1995年

老狼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比老狼《同桌的你》更为成熟，也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民谣专辑之一。

上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在京公布。调查显示，由于受数字媒体的冲击，报纸、期刊等传统媒体的阅读量与阅读率均有所下降，而手机阅读等数字化阅读方式增长迅猛，特别是手机阅读，呈现出学历越低，阅读率越高的趋势。针对这一情况，有专家解释说，这与阅读内容有关，手机阅读主要是网络小说、穿越小说等大众化的内容，所以读者多集中在年轻人和学历较低的群体中。但也有值得高兴的新气象，即纸质图书的阅读率和阅读量双双上升，虽然幅度不是很大，但至少也说明，传统阅读方式在广大群众中仍旧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且有近六成的受访者表示，当地相关部门应该多举办一些阅读活动，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良好的阅读氛围。由此看来，对于阅读，公众们终于有了自觉意识。

重视阅读是城市乃至国家的一种正确抉择。有人讲，阅读关乎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关乎我们的精神生活，更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话或许说得有点大，但文化的传承，又多一半是靠文字或者说阅读来完成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国人，基本是在阅读纸质媒介中长大的，生于七八十年代的人，多半跟着电视一道成长，而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则与电子文本和电子游戏更加亲近。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千百年来，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经典，几乎多是以方块字的形式延续的，而文字与视觉对受众的内心浸染毕竟是两码事儿，疏远了阅读，若干年后，我们的文化是否会再次出现断裂？近些年来，我也接触过很多大中学生，不客气地讲，他们的汉字书写水平每况愈下，知识结构也很单薄，遇到搞不懂的问题，唯一的选择就是到网上查找，假若网上没有，就只好瞪着眼睛抓耳挠腮了。网络搜索这样的“捷径”，方便是很方便，但它也极易摧毁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进而是创造能力。

现如今，已经有了网上图书馆，经典也已被数字化，一些新出版的纸质图书也有电子文本等，电子阅读已成为一种大趋势和新工具。关键是我们是否会充分地去利用这个新工具。人类之所以能够不断地进步，正是借助了各个历史时期全新的科学成果。但有一个前提我们必须搞清楚，也即根与花的关系。没有根，花是开不了的，更不会结出果实。我们当然可以“移花接木”，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嫁接到先进的形式上。

几年前，在下从拥挤嘈杂的黄山溜下，穿行于山野之中，行走于古村小巷之间，鸟在飞，雀在叫，同时伴着远处传来的朗朗书声。有位白发老农，还把他写的“书”送给我，并说，一天读10页，少了些，但天天读，就积下了。从那天起，我就认为，真正能把书读懂了的人，或许真的不在城市，而在乡间。

　　据“中央社”报道，22日是“世界地球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期待6月在里约热内卢的可持续发展会议有助于解决世界当前面临的食物、能源与就业问题，并呼吁大家更加尊重自然。

　　潘基文说，这个年度节日为“我们独一无二的地球”赋予了荣耀。他表示，“世界地球日”旨在呼吁人民采取行动，改善人类对维持生命所需的自然资源与生态漠不关心的情形。

　　联合国大会2009年宣布4月22日为世界地球日，以达成当前与未来世代经济、社会与环境需求间的平衡为信念，认为有必要提倡与自然和地球间的和谐。

　　潘基文指出，巴西里约热内卢6月即将举办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里约+20”，适时提供迫切需要的典范转移机会。

　　潘基文说，“在未来20年，全球至少需要再多50%食物、45%能源、30%水和数百万个新工作。”“我们在‘里约+20’及以后所面临的挑战，正是采取全面整合的方法应付这些挑战，利用它们彼此的关联，使问题的解决方案能转而促进全面进展。”

　　潘金文还说，“我们必须通过‘里约+20’提倡更加尊重自然，培育所有儿童都觉得安全、所有人都能繁荣发展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地球属于我们所有人；‘里约+20’是一个世代中仅有一次的机会，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好好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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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 收藏专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畅销书作家。

我一直认为，人一生中应该是系统地读书的，像我们这种完全凭着个人兴趣去读书的，不是人生读书的必然途径。

读书是人一生中的必由之路，我们要想在社会上能够有质量地生存，读书是一个捷径。

那些无书可读的日子

我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上过中学。1966年的时候我11岁，“文化大革命”刚开始，1978年的时候，我23岁，改革开放开始，这人生中最该读书的黄金12年，我不上课，随着父母去干校劳动，回家待业，然后又去农村插队，最后回城当工人，完成了这样奇妙的人生旅程，这期间没有系统读过书。

我一直认为，人一生中应该是系统地读书的，像我们这种完全凭着个人兴趣去读书的，不是人生读书的必然途径。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天父亲带回来一本书，书是淡黄色的封面，写着三个大字，叫《天演论》，我拿起这本书懵懵懂懂地去读，也没读大明白，但是知道了作者叫赫胥黎，那一年我只有13岁。

从东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邻家的一个女孩偷偷地借给我一本书，你们知道那个年月是没有书可读的，她偷偷借给我的这本书叫《红楼梦》。 我那时才知道人生还有一种感情叫爱情，也可以如此惊心动魄，那一年我16岁。

后来我下乡，百无聊赖，心中苦闷，偶然在一个农民家里看到一本书，它是用来糊墙的，这书没有封面封底，甚至没有书脊，因此没有书名，我拿到这本书呢前后都缺很多页，拿回去之后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几个馒头，一壶热水，看了一天一夜，看完了很久，我才知道这本书就叫《简·爱》。那一年我只有19岁，今天读书的人不会体会到我们那个年龄，我们那个年月没有书可读的苦衷的。

读书是人生中的必由之路

后来我就回城了，回城后相对比较宽松，我有一个表哥，比我大几岁，他带我去了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先生家，当时我大概20岁的样子，我跟他的孙子叶桑武混得很熟，他们家有一些书，我在他们那儿厚着脸皮借出来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这本书扉页上，翻译家傅雷先生亲笔用毛笔写着圣陶先生校正，傅雷。那是我在十年动乱期间读的最奢华的一本书，硬封面，精装。

《高老头》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的序幕，巴尔扎克一生中写了将近百部小说，他描绘的是法国社会的宏大的生活画面，《高老头》这本书是序幕的开始。

这本书我后来借给了一个朋友，我看到书时非常兴奋，跟他炫耀，他就厚着脸皮从我这儿借走了。借走后，他夹在自行车后架上弄丢了，这个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从这以后，我就理解了古人为何永远在书架上写一行字，书与太太恕不借人，不能随便借，容易丢掉。

后来我到了航天工业部的工厂做工人，那个工厂有一个非常大的图书馆，但是那个图书馆里是没有人的，我生活中能挤出来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图书馆里度过的。

再后来，我就调到了出版社，因为写小说，那时候全社会刚刚改革开放，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命运，没有途径，只有靠手中的这一支笔，所以我写了小说，小说很快发表了，我就因此调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它前身是太平书店，跟中国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并称为民国时期三大出版社，解放后跟青年出版社合并，成为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我到这个出版社去做编辑，那时书越来越多了，但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人生就是这么奇怪，当你有机会获得这个机会，你就知道，读书是你一生中最应该早做的事情。

读书是人一生中的必由之路，我们要想在社会上能够有质量地生存，读书是一个捷径，古人把自己的智慧通过书本流传下来，延续文明，我们去读书也是为了延续这种智慧，我们都试图在生活中，一个人独立于社会的时候，希望自己能有高质量的生存，那么只有通过读书这个最经济的捷径，我们获得知识，获得生存的本领，有两个途径，一个是通过书本获得知识，另一个是靠经验去积累，经验一定是你自己积累的，别人告诉你的只是知识。

最美不过读书声

人生有两种乐趣，一种是物质，一种是精神，物质的乐趣很容易填满，但是物质生活的改善一定是有边界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种边界在哪儿。

多好的饭，你吃完了后不想马上吃下一顿，物质空间非常容易填满，但是一个人的精神空间永远填不满，在学习当中就知道知识永远不够。中国文化浩如烟海，一个人在某领域中有所建树就非常不易，不要说在各个领域，读书一定是先苦后甜，当你能够感受到读书的甜度的时候，这就是你人生中一个极大的进步。

古人过去说，学海无涯苦作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是每个人听到这句话时就能够深刻地理解，我小时候看书，坐半宿，躺着看半宿，一直到天亮，很长一段时间晚上不敢拿书，只要拿起一本书，只要没读过，一定读到天亮，一读书就非常兴奋，不容易入睡，后来我发现如果我想睡觉，读已经读过的书，就容易入睡。今天回忆起这些都成为遥远美好的记忆，今天拿起书来我估计读不到三十分钟就困了，就要睡了，但年轻时不是这个状态。

今天想想，凡是能够熟知，随手就说出来的事情，往往是年轻时读的书。

宋代一个大臣叫倪斯，关于读书有一段高论。他说自然的声音，人为的声音，都是很美妙的声音，但这其中，读书声为最。他最后总结，人间之事凡事都是利害相伴，有利就有害，只有读书，有全利而无一害。

人生读书有三个阶段

古人对读书做过一种规划，就是人生读书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有十年。第一个阶段就是你6岁到16岁，这个时候要诵读，你懂不懂都要背下来。第二个十年，16岁到26岁，这个时候读书要加进自己的研究，边读边要想。第三个十年，26岁到36岁，是涉猎，要广泛地去读书。

今天，不管你学什么，一定要读一些其他类型的书，如果你是学文科的，不妨读一些理论的书，多枯燥都要读，要弄懂它。如果是学理科的，也该去读一些文学书，建立自己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

一个人今天要走向社会，有时候跟人家不沟通，或者觉得别人不跟你沟通，是为什么呢？是两个人不在一个逻辑上，没法去沟通。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要锻炼自己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能力，这十年涉猎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走过人生读书的这三个规划后，再读书一切变得游刃有余，就会理解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

人生只要有书相伴，你又愿意读它，就会知道你的人生道路，虽崎岖也平坦，即便你一生清贫，依然有乐趣相伴。

白岩松 央视主持人

书是什么呢？我们可能会给千百个答案，我选择两个，一个是生命前行的推动力；一个是生命回望的坐标。

1968 《新华字典》影响一生

在食指写下《相信未来》的1968年，我出生了，上世纪60年代剩下的那两年在文字上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刚来到这个世界。当我拉开70年代的书架，会把哪本书从生命坐标中拿出呢？确切地说，在70年代我没有书架，只有一本《新华字典》。很多人问过我，到现在的生命历程中，哪本书或哪个人对你影响最大？我的标准答案：书，是《新华字典》，人，就是我妈。没有我妈，没我；没有《新华字典》，我走不进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它的博大精深，让我从文化意义上开始一步步成为真正的中国人。《新华字典》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昨天看到一个有趣的对比，不知道是真是假——在中国这几十年的历程中，《新华字典》始终伴随着一斤猪肉，非常奇妙。

1957年，《新华字典》1块钱一本，当时的猪肉是9毛4一斤，到了1998年，《新华字典》是11块钱一本，而猪肉是10块钱一斤，现在的《新华字典》有很多版本，但大致平均下来是20块钱一本，而猪肉居然也达到了20块钱的标准。我们很难说一斤猪肉会改变哪个中国人的命运，但是一本又一本跟它同样价值的《新华字典》，却推动着一个又一个中国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的中国人。对于我同样如此。

1980 《朦胧诗选》激发独立思维

当我拉开80年代的书架，会把哪本书抽出来呢？我印象太深，那是1986年的一个春天，我刚刚走进大学校园半年，来到了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当时王府井新华书店几乎是所有读书人的天堂，在那儿我找到一本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的朦胧诗选，当我打开书，扑面而来的是两句话：“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当我读到了这两句诗，以及书里那么多诗之后，才真正从草原上来的年轻人变成了北京人，从中学生变成了大学生，变成了开始思考中国各种问题的、有责任感的、并且开始拥有自己独立思维方式的中国人。

1990 《曾国藩》读多元曾国藩

90年代中期，我走进了《东方时空》，20多岁成为《东方之子》主持人。我知道在自己的生命历程里当然是没有这样的底气的，因此要不断去学。阅读在帮助我，其中有一套厚厚的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唐浩明《曾国藩》，唐浩明和曾国藩家书打了多年交道，最后变成了三卷本小说。

我幸运地走进了《东方之子》世界，始终在阅读这一套书，最初的阅读非常快，因为书太好了，当快要读完的时候我恋恋不舍。我永远记得那一个秋日的下午，在我租来的地下室里头，墙上斑驳的光影一寸寸移动，这本书我也一页页地看完了，每个喜欢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概念，当你真的喜欢一本书，并且被深深地打动，告别是一件依依不舍的事情，但是终究要告别。

当合上最后一页时，我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开始更有勇气去面对一个又一个摄像机前的《东方之子》，为什么？因为在这套书里头我看到了最复杂的人性，有让我尊敬的曾国藩，有让我气愤的曾国藩，有在文化上非常大家的曾国藩，也有钻进了牛角尖的曾国藩，在一个人的身上人性竟然如此复杂，让我对人，对人性开始有了更充分的了解。

2000 《道德经》里的中国智慧

新世纪这10年，如果在书架中让我抽出一本记忆中的书会是什么呢？那当然就要回到老祖宗那儿了，我们远没有老祖宗聪明，人家没有读万卷书，也没有行万里路，但是像老子就写出了5000多字的《道德经》，当你有机会重头去翻开这本书时你发现，老祖宗几乎把今天的什么都写入其中。书一打开，可能中国人都知道，道可道，非常道。但是有一个人跟我开玩笑说，别这么读，那个时候没有标点符号，你换一种方法读，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说一件事儿，有人说对，有人说错，这是常理，这个解读也许是错的，但它却开启了我的思维，原来有很多问题你可以换个角度去想，《道德经》在我快进入到中年的时候对我帮助很大，想得开很多事情，比如说它会告诉你杯子如果满了，就把它倒掉，否则再也装不进去任何东西，于是我就在2003年把我三个制片人全部辞掉了，就像计算机一样，不管你运作多大的数都要把前面的运作复零，然后才可以重新开始，是《道德经》帮助了我。当然最最重要的是，其中还有五个字让我对其中很多的事情豁然开朗，无私为大私。当你真正做到无私的时候你得到的是最多的，这是与人生有关的。

今天我们谈到读书，不妨把这五个字转化一下，无私为大私，转化成无用为大用，回头看我过去提出的众多书籍中，有四个坐标和四个代表，其中可能只有《新华字典》是真正被人们认为叫有用的书，是工具书。后来的三本书，一本诗集，诗有什么用呢？有人会开玩笑说，诗没有用。可小说有什么用呢？老祖宗的《道德经》都泛黄了，在现今的中国人一心为钱，一心为名，一心为权的时候，只去相信有用的学说，于是你到书店里会发现迎面而来的都是有用的书，考级、考试要用的，养生健康、还有工具书，无用的书则显得很寂寞，卖不出多少本，在各处摆放着。一个只为钱，为名，为权而阅读的民族，终究有一天会没钱的，也会有恶名的，更重要的是会失去推动人类进步的权力。当初牛顿要不是有无用的时间，闲散地躺在苹果树下被苹果砸到，会有万有引力吗？现今的中国人有谁会像牛顿那样躺在树下呢？因为大家认为那没有用。当我们只读有用的书，有可能就会把读书变成苦役。要知道，在很多无用的书里却有真正的大用，这个民族要向更大的梦想去前进，每一个成员应该多读一些看似无用的书，在无用的书里有思想，有哲学，更重要的是有乐趣。

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与读书有关的日子里，我相信，富起来的中国人，吃饱了穿暖了的中国人，不会天天只是卡拉OK的，不会把自己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物质的获得上，我们已在物质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也许很快，一个真正与精神，灵魂，信仰有关的、中国人追求的时代会开始。所以当好多人沮丧地说，在中国读书的好时代过去了，我想说：不！它可能才刚刚开始。

易中天

我是个底线主义者，说真话便是我的底线之一。

说真话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难，很容易，你要理解我说的话，也许脑残听不懂，但是有点脑子的都应该会理解，如果你觉得真话对你不利，那你就有权保持沉默，正如康德说的：“一个人所说必须真实，但是他没有义务将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

只有先不撒谎，才有善意

你只有先不撒谎，才有善意。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而不羞愧，才能更加友善地面对他人。

善意的谎言是你家有一个老人病入膏肓，你到医院去看望他，你不能说刚才医生说了，你最多能活一个星期，你只能说，医生说你越来越好了，这是善意的谎言，善意的谎言一定是对别人好的，这是一个标准，善意的谎言一定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一定是利人而不是利己的。所以说善意的谎言永远都是毫无利己、专门利人的，我们一般说恶意的撒谎是利己的。

所以，在管教孩子方面，我一直秉持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这个社会诚实的真知教育则是：

第一个，以身作则。出去演讲有人问我，有什么办法让我的孩子像你一样爱读书，我说很简单，你像我一样爱读书，他就像我一样爱读书。

第二个，守住底线。有些东西是不能的，不可以的，你必须得告诉他。你至少不偷不抢，不撒谎。

三是真实、善良、健康、快乐。善良不是要你天天做好人好事，帮人做这个做那个，帮老奶奶洗澡，扶残疾人过街，善良的底线是恻隐之心，也就是不忍之心，只要有这个心就够了，如果要再加上一条，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健康包括两个方面，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你不能扼杀他的童心，这样他们内心才是阳光的，我们需要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教育造假是有为而治给“逼”的

教育的精神原本是培养真才和传播真知的，但大学教育碰到体制，便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比如所评级，讲师、教授、副教授这都是可以有的，现在还要往上加--博导；原来学士、硕士、博士，还要往上加--博士后。博士后不是学历，也不是学位，它只是经历，然而现在弄得博士后似乎比博士还高。

当然还有最高称谓--院士，这也不是学位和学历，于是有人就说如果你再这么评下去，可能就会出现壮士、烈士甚至是圣斗士。这种评级方式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我们古代的科考，你说这是进步还是退步，不好说。

大部分人循规蹈矩地生活，在学者队伍当中，大部分人的任务应该是文明的传承，他传下来就行了，就像火炬接力，你接过来跑到地儿就可以了。你不要让他跑出花样来，我要有个创新型的跑法，这不是扯淡吗？

你如果逼每个学者都是创新型人才，他的结果是什么？那便是无休止的弄虚作假，要不就是胡说八道，就只有这两个出路。于是你就可以看到四野之内大规模的学术造假、学术剽窃、学术不端。

问题又来了，你又不提倡学术创新，你又觉得我们国家需要创新，该怎么解决呢？其实解决的方法很简单，政府和相关的科研教育部门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学术自由，没有自由，哪来的真知呢？

关于给不给学术自由，政府有一件事情想不通，这钱是我给你的，如果你没有个结果，我这钱不是白给你了吗？所以他规定教授一定要发表多少篇论文，上多少门课，才觉得自己掏钱掏得不冤枉。

但是在民国的时候，一个学者一辈子可能才出一个成果。政府只要想通这个就行了，所以说政府应该不怕养懒人。我养了一百个懒人然后出一个创新型人才，就够本了，你该有这个思维。舍不着孩子打不着狼，现在是又想要孩子，又想套狼，世界上哪来那么多好事儿，那你就只有空手套白狼了，最后套出来的是什么呢？是假冒伪劣，一群黄鼠狼，专吃自家的鸡。

毛泽东的位置绝对不是谁规定出来的，而是他从山沟里打出来的。所以说，能打造出的所谓学术的创新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规范化的东西是可以打造出来的，比如说插座，但是你能用插座创造出一个如美国强大的国家吗？创新型人才绝对不是你发掘或者打造出来的，而是那些不被你毁坏的，不被你扼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