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肯尼亚的博格里亚湖都会出现大量火烈鸟集结的壮观景象，数量排在全球前列

几百万火烈鸟前往这里繁殖，将博格里亚湖变成一片粉红色的海洋

博格里亚湖比较浅同时阳光明媚，孕育出大量藻类，成为最吸引火烈鸟的一个所在

52岁的摄影师史蒂文-加维将这一壮观的景象永远定格在镜头中

几只火烈鸟正在飞往有着“火烈鸟城”的博格里亚湖保护区

这只火烈鸟即将在博格里亚湖降落，加入巨大的鸟群

几只火烈鸟在岸边徘徊

　　北京时间5月2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在肯尼亚的博格里亚湖，52岁的苏格兰摄影师史蒂文-加维捕捉下百万火烈鸟集结在一起的壮观景象。每年的这个季节，数量惊人的火烈鸟都会飞到博格里亚湖，形成罕见的自然奇观。亲眼目睹到这壮观的景象时，加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博格里亚湖国家公园的火烈鸟数量排在全球前列，也因此获得“火烈鸟城”的称号。每年的这个时候，有多达200万只火烈鸟飞到这里繁殖，形成世界上最令人惊异的自然奇观之一。博格里亚湖比较浅同时阳光明媚，孕育出大量藻类，成为最吸引火烈鸟的一个所在。它们的到来将博格里亚湖变成一片美丽的粉色海洋。

　　加维家住苏格兰丹弗姆林。他说：“我与妻子和女儿到肯尼亚度假。我们已经决定了，下一次还来博格里亚湖。在此之前，我们就来过这里，但并没有看到如此惊人的景象。这一次，我们终于如愿以偿。抵达博格里亚湖时，我们被眼前的壮观景象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博格里亚湖的湖水呈生动的绿色，数量惊人的粉红色火烈鸟在湖中聚集，那种景象让人永生难忘。”

　　加维称：“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火烈鸟的数量在150万到200万之间，博格里亚湖的环境很好，因此吸引了如此多的火烈鸟。虽然博格里亚湖中并没有鱼，但我还是问到一股淡淡的好像鱼一样的气味。由于数量惊人，耳朵来传来的火烈鸟叫声非常吵杂，但那也是一种非同一般的体验。不过，真正吸引我的并不是叫声，而是火烈鸟的粉红色与湖水的绿色勾勒出的视觉奇观。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景象，完全被惊呆了。架好相机拍摄时，我才意识到我们的周边聚集着200万只火烈鸟。能够目睹这种自然奇观是我们此次非洲之行的最大收获。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我永远不会忘记。”(秋凌)

　　江弱水教授近影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编者按

港台图书一直是大陆出版界、读书界的一大热点，尤其是近些年来，受大陆读者追捧的港台作者更是层出不穷。以其地利之便，不少港台作者具有独到的传承、视野、思想，往往能为大陆读者提供别具风格的汉语写作。但潮流滚滚，不免泥沙俱下。最近，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江弱水接连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对台湾作家蒋勋的几本图书进行了文本细读式批评，指陈其中许多错误。对于港台图书到底应该抱持什么样的“拿来”态度？

台湾瞎吹大陆乱捧成“大师”

羊城晚报：您怎么会发现蒋勋的作品中存在的问题的？蒋勋的作品中存在多处硬伤，但这样的书却在读者中很受欢迎，您认为原因何在？

江弱水：名字听多了，书又印多了，免不了买一本回来看看，一看大吃一惊，所以不辞劳累，写了系列文章，为这样的文字消毒，结果我知道，我伤了蒋勋大师很多粉丝的心。至于蒋勋硬伤累累的演讲在读者中广受欢迎，原因我想引用我在台湾大学里的朋友的来信解释一下吧：“蒋勋的东西一向如此，他在台湾的主力读者是不太读书的，偏偏他们很担心自己跟不上，就喜欢去听听蒋勋演讲，教学生买他的书，这样就懂得美了，懂得艺术了。台湾瞎吹大陆乱捧，蒋勋就这样成了美学大师。他是被营销出来的，也许富而好礼的社会正需要这样的人。有了蒋勋，证明了国人心中对美和艺术有多向往，纵然那是被歪曲颠倒过的。”

羊城晚报：像蒋勋这样的例子在风行于大陆的港台作品中是个别现象还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就您的阅读所见，还有哪些港台作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江弱水：不多，也不少，按比例跟大陆比也差不多吧。南怀瑾不也受到很多质疑么，多少荒腔走板的地方啊。还有龙应台。我看龙应台的《大江大海》，看到她说要跳到铁轨上，俯身去听一听从遥远的过去传来的声音，矫情得让人掷书长叹。台湾的文化很成熟，但里面却有不少滥情的因素，动不动就好感动耶。他们东西做得好，可是太爱惜那个好，把这个好放大到了不得了，久而久之形成一种自我遮蔽。就像我写过一本《陆客台湾》，里面有一篇，讲到以永康街为代表的好与自以为好。永康街是好，但是太恋物，太自恋。我说得很拗口：“当恋物者恋着自己的所恋甚至恋着自己的恋的时候，恋物的文化便成为自恋的文化。”令人不胜低徊，于是自身也有意低徊而不能自已。蔽于自身的立场和视野，不去理会别人的历史现实形成的感受，一种让人讨厌的优等生腔调。但是话说回来，龙应台也没蒋勋那么多硬伤。那就叫她“软伤”吧。

有什么样的受众就有什么样的卖家

羊城晚报：也有观点认为，蒋勋的作品本身就不是学术书，就不该以学术书的规范来要求，您认为呢？

江弱水：普及读物怎么能犯常识性错误呢？说蒋勋的作品是启蒙读物，我不同意，他自己还蒙查查呢！古语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怎么可能？非学术著作在基本知识的对与错上并没有豁免权。请蒋勋用饱满的错误把大家忽悠到美的历程上，然后你自己摸索一条正路，我们需要这样的不择手段吗？先污染，后治理，是不是？

羊城晚报：港台作家的作品在大陆流行是否与近两年港台地区与内地交流日益增多，大众对“港台”持一定的陌生化想象有关？

江弱水：既然交流日益增多，对港台的陌生化想象就愈发减少。台湾的文学30年来滋养了大陆的无数作者，香港的电影30年来愉悦了大陆的海量观众，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对港台还存在多少神秘感。

羊城晚报：抛开作品本身内容不看，近两年来港台作品在内地受到热捧，是否也与媒体或整个出版界的热炒有关？背后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江弱水：包装，营销，我对粗糙的精神产品的这一类炒作方式不耐也无奈。有什么样的受众，就有什么样的卖家，你可以这样归咎于读者。但是，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了，供给创造需求，这又得从更深的层次来理解我们出版界的职责。

仍须提倡鲁迅的“拿来主义”

羊城晚报：您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比如相同时期、相同领域、相同体裁）进行比较，港台学者、作家是否优于大陆学者、作家？

江弱水：我没有资格评判。但总体印象是有的。1949年后，前30年流行的作家，港台比大陆优秀得多；后30年流行的作家，各有各精彩。你说的港台许多作家我看过不少，也良莠不齐。蒋勋不说了，蔡澜好在哪里？陶杰的专栏文章切肤甚至入骨，但是内地出版社能给他不加删汰地出版么？不可能的。

羊城晚报：无论是纯文学作品、史学论著还是综合性作品，港台作家受到的禁锢较少，相较之下大陆的作家受到的限制相对较多，这是否造成大陆读者认为港台作品优于大陆作家的原因？

江弱水：我不认为存在多少外在的限制，特别是对纯文学作家。自律或者内心的禁锢是另一回事。港台学者的史学论著热卖，主要是因为他们看历史的角度不一样吧。我们读港台作家，大抵上都是想了解对同样一个对象，用另外一种视角会怎么看。比如齐邦媛的《巨流河》，提供给我们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叙述，真令人感慨万千。

羊城晚报：您认为，在大陆出版界引入港台作品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什么问题？读者在选择港台作品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江弱水：港台自有连城璧，争奈我们识碔砆。碔砆像玉，其实是石头。这就要求我们在拿来的时候，像鲁迅先生说的，“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读者如果珠玉满前，他选择石头的机会就小得多。

何晶

4月27日，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在与复旦大学学生交流时透露：人民日报人在新媒体格局中强烈的“危机意识”。一次社内编辑记者培训，有一场讨论对我们触动很大。一位年轻编辑说，人民日报现在的发行量是280多万份，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多，但是相对而言仍较少。他举出了我们的“对手”：“微博女王”姚晨，粉丝1955万，这意味着，她每一次发言的受众，即便不算微博“转发”后的间接传播，比人民日报发行量多出近7倍。（4月27日人民网）

一个是国内影响力最大、发行量最大、权威性最高的党报，一个是人气最高、粉丝最多、传播最广的个人微博。人民日报作为纸媒，是属于传统媒体，微博作为最近几年兴起的“自媒体”，是新兴的媒体形式，如果从各自的受众群来说，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但又不是完全类似，应该区分来看，笔者认为，从两个媒体的构成形式、传播方式以及受众群特点等几个方面来看，“微博女王”姚晨非但不是人民日报的“对手”，而且还弥补了党报等传统媒体互动不够、传播不及时的特点，尤其是在互动方面，微博更是具有其他媒体所不具备的优势。

首先从媒体的构成来看，人民日报社作为党的机关报社，是党的喉舌，具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实力，在新闻的采访编辑方面具有个人“自媒体”完全没法比拟的优势。而姚晨的个人微博很多时候所展示的内容都是姚晨个人的一些生活感悟或者从别人的微博上转发的一些新闻，新闻内容的严谨性不能和人民日报相比，很多转发的微博在真实性方面可能连姚晨本人也未必能亲自求证，因此作为新闻的生命底线——真实性这方面，个人微博的力量还是太弱小。

其次是从传播方式来看，人民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发行量超过280万份，这个数字在纸媒式微的当下来说，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如果从机关报纸对党政机关的覆盖面来说，基本上这个数字可以涵盖全国所有的乡镇以上党政机关。而姚晨的个人微博虽然说粉丝一千多万，但是其中的“不活跃用户”，也就是所谓的“僵尸粉”有多少，恐怕难以统计，但是肯定会有相当比例的存在，IT界的估计一般是二八比例，即“僵尸粉”的数量会占到八成。

最后从受众群来看，姚晨的草根风格也恰恰极好的诠释了她的微博的定位：保持个人真性情，让粉丝有互动交流平台。人民日报作为权威党报，自然受众群体都是社会管理精英，而这些人对推进整个社会某项事业的发展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我们能够看出，作为两种不同的媒体形式，姚晨微博的草根气息让她具有了极高的人气，而人民日报的严肃面孔和权威地位也让很多人对之生出诸多误解，但不管怎样，获得受众认可，反映百姓心声，还原新闻真实，这是一个媒介或者媒体单位生存的最终法宝，没有新闻真实的底线，无论是个人微博还是传统媒体，都会失去信任，而没有信任，就谈不上谁是谁的“对手”。（王丽）

最近，有一项调查显示，只有不足一成的人还自认为读书很多。更多的人不仅读书不多，而且恐怕也已经不拿读书多当作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来看待了。

读书很多的人，叫做饱学之士，在汉语中曾经有不少美好的形容，比如博学之儒、学富五车、腹笥丰赡等等，这样的词汇，如今日见稀少。稀少的原因不但是饱学之士已经成为稀有物种，而且词汇本身是否还受社会钟爱也值得怀疑。当VIP、身价、富豪、什么什么级、点击率成为社会的评价标准和追捧目标时，谁还会在乎“饱读”呢？

“饱读”需要社会的支撑。过去的那些个年代，文盲虽然占很大的比例，但崇尚读书是社会风气，一个人或许目不识丁，却能对读书心存一份温情与敬意。白居易的诗“老妪能解”，不仅仅是他的诗通俗易懂，更在于那是个崇尚诗歌的时代。今天是个文盲与饱学之士同样稀少的时代，人人都能阅读，却不以“饱读”为荣，究竟是什么原因？其实，只要你比较一下，在机场候机楼里的大众座椅中埋首阅读受人尊敬，还是昂首挺胸走进贵宾休息室靠在沙发上喝杯免费饮料更受注目？是挤在地铁车厢里捧一本书有意义，还是开辆宝马更具吸引力？便可看出个大概。

“饱读”是做学问的基石。读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你能知道这是遍阅隋唐史料、反复考证的结果；读黄仁宇的明史研究著述，你可以发现这是仔细翻阅《明实录》后的一份厚重心得；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立誓通读三遍《二十四史》，虽然只及一半，却已是成就斐然；通读“前四史”是从前文人的基本，没有这样的根基就别做什么学问。可是现实中，我们的教学和著述都不需要“饱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每年出书的数字才是标准，而这些的背后与“饱读”又多半无关，涉嫌抄袭还是一大景观，连许多大学教授都未必读过“前四史”。

阅读还要经得起诱惑，是苦读经典名著有意思，还是每天晚上对着电视机傻看电视连续剧更带劲？是一字一句地细读清史著作有价值，还是欣赏明星表演的“康熙大帝”、“雍正王朝”更有乐趣？而两者之间有着质的区别，盯着荧屏绝对培养不出饱学之士的。

“饱读”讲究潜心，然而，年年月月需要面对的职称、级别、住房、收入都不允许你潜心，不随波逐流就意味着清苦，在这样的环境中，“饱读”还有多少吸引力？饱学之士多半成不了富豪，“饱读”追求的是境界，这只是对个人而言，但对社会来讲，应该提倡阅读，鼓励阅读。为了让大家多读，就需要创造阅读的条件，至少不能让教师、研究者因“饱读”而贫而苦，保持中等生活水平是必要的基础。他们只有“饱读”才有后劲，只有“饱读”才能培育人才、创造更高深的成就。

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阅读方式，阅读内容是第一位的，但如今的网络在线阅读和手机阅读的内容最多的是信息和娱乐。十多年前乘飞机，聊天和打牌的比较多，如今进了一大步，读报纸和时尚杂志的比较普遍，但在很多国家，飞机上、地铁里、休息室中，读书的更多一些。读信息、看娱乐与读书的结果根本不同，对人的精神培育完全不一样，如何提升国民的阅读层次，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历朝历代的饱学之士，曾经是我们文化的一种宝贵财富，“饱读”也曾经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今天，阅读的内容尽管可以改变，阅读的方式也不妨更新，但“饱读”仍然不能被遗弃。事实上，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里，阅读的多寡依然是多数人对生活质量的评判标准和人生境界的衡量尺度。有一年，我在厦门鼓浪屿游览，游客们都在海边嬉戏和餐馆享受美味，但就在一栋小房子前面的花园里，却坐着两位异国的男孩，十七八岁的模样，一人捧着一本书，沐浴着海风，静静阅读，那情景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3月份，“深海挑战者”潜水器在太平洋小环礁尤利提海岸附近海域进行下潜试验。

　　新浪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4月11日消息，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报道，上个月，美国著名电影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成功独自下潜到地球海洋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驾驶单人潜水器到达如此深度的探险家。数周后，这位勇于探索的大导演期望能够再次重返马里亚纳海沟，去探索号称是“地球最深处”的“挑战者深渊”。

　　在上一次的探险中，卡梅隆为人们带来了“月球一样”的深海景观图片和描述。这一次的探险目的地“挑战者深渊”是马里亚纳海沟中的一条深海山谷，被认为是地球上已知的最深点。

　　卡梅隆表示，“仅仅匆匆一瞥，你根本无法说明白那里的情形。我无法做到的，就是到达遥远的北坡。我正在寻找一个有缝隙的悬崖，但是在我返回之前仍然未能找到。因此，我希望能够再回去一次，更深入地探索这条海沟。”

　　目前，卡梅隆和他的团队正在规划“深海挑战者”计划第一阶段的任务。“深海挑战者”计划是由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和劳力士三方联合开展的一项海洋科学探险活动。卡梅隆介绍说，“我们已经将计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工作是论证和修正相关技术。一旦我们有了经过验证的平台，第二阶段我们将更着重科学研究。”

　　比如，在4月1日，专为该计划定制的“深海挑战者”潜水器在太平洋小环礁尤利提海岸附近完成了一次1000米深的下潜试验。在下潜过程中，该潜水器的联合设计师劳恩-阿鲁姆拍下了大量海洋生物的图片和视频，并利用潜水器的机械手臂采集了部分岩石标本。

　　探险队成员、夏威夷地球物理与行星学研究所海洋地质学家帕特里克-弗莱尔介绍说，“这些岩石标本很有趣，其中一块采自海山的侧面，上面有珊瑚生长的特征。因此，我们应该为这些珊瑚标明日期，这将有助于我们计算出这些珊瑚礁究竟下沉得有多快。”

　　海沟探险

　　卡梅隆也是美国国家地理协会探险家之一。他表示，探险团队最初计划，在第一阶段可潜入马里亚纳海沟十二次。然而，2月份的一次意外导致两名队员死亡，加上一次技术故障及不配合的天气，各种因素促使他们将下潜次数大幅减少。最后，在3月25日创记录的下潜过程中，由于液压机液体泄漏导致潜水器机械手臂失灵，及推进器故障限制了潜水器的机动性，卡梅隆本来期望长达6小时的海底下潜时长被缩短。

　　数日后，卡梅隆似乎又开始藐视这些小故障。“根据我的潜水经验，除非你乘坐一艘旅游潜水器，每天重复同样的上上下下的动作，否则你肯定会遇到技术故障。”在回忆起那次短暂的“挑战者深渊”经历，卡梅隆表示他第一眼看到海底时，那种感觉类似于一种神圣的经历。“当你顺着聚光灯昏暗的光线，你知道它们已被从海底反射过来。你也开始知道已经没有比这更深的底部了。”卡梅隆还透露，在潜水过程中他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身体或心理问题，不过一回到水面上后马上感到很疲惫。卡梅隆表示，“无论在精神上，情绪上还是身体上，我都精疲力尽了。”

　　卡梅隆表示，如果计划允许，他将驾驶“深海挑战者”潜水器实施更多的潜水探险。“我喜欢继续这种潜水，但是在接下来数年中如果拍摄《阿凡达2》或《阿凡达3》，我不敢肯定还会不会有这么多时间。”

　　现在“深海挑战者”潜水器已经证明它适合用作科研平台。卡梅隆表示，他不会拒绝其他科学家替代他潜入深海。“我并不是这艘潜水器的唯一驾驶者，其他人也可以使用它进行潜水。”弗莱尔也表示，她希望能够得到这个机遇。

　　为第二阶段寻求赞助

　　卡梅隆表示，未来的下潜次数以及何时下潜，将取决于能够吸引多少赞助。“我们已经有了装备，我们所需要的是有赞助支持这项科学探险。”2009年曾经研发遥控潜水器“海神”号下潜到“挑战者深渊”的安迪-鲍文认为，“深海挑战者”计划能够吸引赞助的多少将依赖于该团队科学家所提出的方案质量。

　　“深海挑战者”计划首席科学家道格-巴特利特表示，他能够想像到这项计划会遭遇科学界的阻力。“他们都比较保守，而卡梅隆的潜水器恰恰相反，什么条件都具备，就是不保守。现在卡梅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伟大的机遇。我们只想将这个机会充分利用，深入到最深的海底采集素材，这些素材对于科学研究的价值将是永恒的。”

　　比如，科学家近期派出一个无人驾驶潜水器潜入到“挑战者深渊”一个未被探索过的区域，成功地捕获了大量的小型片脚类动物。在上一次卡梅隆下潜过程中，他看到这些动物，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捕获。巴特利特表示，“在这次下潜中，我们拍摄了许多精彩的视频、静止图片以及3D视频，非常成功。”

　　尊重海洋前沿

　　卡梅隆表示，对于未来的深海潜水，还有许多的侯选地点。“如果你要计算所有的超深渊区域，那总数将可能与美国本土的州一样多。还有许多海洋区域从未被探索过，仍然等待像‘深海挑战者’之类的机器去完成这项工作。”

　　卡梅隆的潜水器近期完成的一系列有人驾驶下潜试验证明它可以胜任潜入到“挑战者深渊”这样的深度。另外还有两家公司也声称他们的潜水器能够完成此类下潜任务，并希望有一天向普通游客开放，这两家公司分别是理查德-布兰森的“维珍海洋”公司和Triton潜水器制造公司。

　　不过，卡梅隆怀疑这项业务是否可行，他担心人们可能无法完全理解其中的风险，因此他不希望“深海挑战者”潜水器为他人提供潜水娱乐服务。卡梅隆表示，“要在科学探险和旅游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在它成为一种旅游业务时，深海探险将不再是一个前沿。对于我来说，当它是一个前沿时，当它还未被探索时，它应该得到适当的尊重。这才是正当的。”(彬彬)

　　如子弹般迅速

　　为了到达这一深渊，卡梅隆和他的团队已经谋划了整整7年用来设计一款能够完成这项使命的深潜器，这些努力的结果便是这台长24英尺(约合7米)的“深海挑战者”号。

　　这台深潜器专门被设计成“直上直下”——它一头扎向海沟底部，然后直直的上升，下潜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500英尺(约合150米)。根据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海洋地质学家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Stern)的说法，这一速度是“非常惊人的”。

　　在下潜之前进行的估算认为整个下潜至海渊底部的过程将需要大约90分钟。而斯特恩表示，一般那些不载人的遥控水下机器人(ROV)的下潜速度仅有每分钟40米。

　　在2009年时，一台自动深潜器曾经下潜至挑战者海渊进行过考察，当时来自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科学研究所的安迪·勃文(Andy Bowen)是这一项目的项目经理和首席研制人员，他称赞此次“深海挑战者”项目是“一次载人深潜探测的绝佳方案”。他说：“根据设计，这台深潜器可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海面抵达海底。”

　　而这一点正是工程师们当初设计的目的：只要卡梅隆能尽快抵达海底，那么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留给科学工作。同时对速度和科学的追求，让深海挑战者项目的测试下潜，乃至此次在马里亚纳海沟的正式下潜，都看起来和这台深潜器一样偏离正统。

　　卡梅隆解释说：“一般而言你会首先对一台深潜器进行测试，看看它是否适合，然后就会围绕这台设备提出一些科学课题。而我们完全打破了这个传统，将所有一切都拧到了一起完成，因为我们很有信心，这台设备绝对行的。”

　　全副武装

　　现在，正在洋底深处的深潜器正在接受着考验：填充了特制泡沫材料的外壳，加上最适合抗压的球形座舱设计让深潜器可以抵御每平方厘米高达1125公斤的巨大压强。

　　在深潜器携带的所有设备中，有一台沉积物取样设备，这是一个机械抓手，还有一台专门用于捕捉小型海底生物的设备，除此之外还有测量海水温度，盐度和压强的各种仪器。

　　尽管这一切看上去很酷，但是卡梅隆表示，他“将不得不掌握好优先级”。

　　他说：“我的操作系统运行正常吗？我的样品槽中还有存放空间吗？我还有没有能力再进行一次钻芯取样？整个深潜器一共只允许进行3次钻芯取样操作，因此我必须决定在哪里实施钻芯操作。”

　　相比之下，深潜器上搭载的3D摄像设备则将几乎不间断的工作，但是这并不仅仅是为了给未来计划制作的纪录电影提供更多的原始素材。

　　卡梅隆解释说：“这些镜头具有科学价值，因为它们拍摄的3D画面将可以帮助判断前方物体的距离远近和真实大小，而这些在2D的画面中是很难分辨的。”

　　而来自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巴特莱特则表示：“这并不仅仅是一段录像。”深潜器上安装了一根长约2.5米的桅杆，上面搭载了一台大功率的LRD灯，它能照亮黑暗的海底。因此巴特莱特说道：“它很美丽，这是你在其它潜艇或遥控深潜器拍摄的画面中所无法看到的。”

　　寻找生命

　　现在关于卡梅隆在这片海底究竟能看到什么，抓到什么，拍到什么还是一个谜团，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我们对于挑战者海渊的情况知之甚少。

　　我们对这一区域仅有的认识来自之前的两次自动遥控机器人下潜考察，它们传回的画面中显示这里的海底被一片亮灰色的淤泥覆盖着。

　　丽萨·列文(Lisa Levin)同样来自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她是一位参与此次考察的海洋生物学家，她正密切关注着卡梅隆的此次下潜考察。她说，卡梅隆或许会探查到些许生命的迹象——洞穴，爬痕或者粪便痕迹。

　　她说，如果水质清澈，卡梅隆或许会看到水母或一种名为“xenophyophore”的奇异单细胞动物，这是一种外形像是蜂巢般的奇特生物，科学家们之前在马里亚纳海沟的其它地方曾经观察到它的存在。

　　在下潜之前，卡梅隆说：“如果我们交好运的话，我们或许会发现海底冷泉，这样我们呢就有可能发现管状蠕虫。”所谓海底冷泉，是海底某些区域存在的类似水热喷泉的现象，但不同的是它喷出的是一些富含碳氢化合物的液体，并且其温度和周围海水相同。

　　本月早些时候，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的一次测试下潜中，卡梅隆从8000米深的洋底带回了很多样子很像虾类的某种生物的样本。这些奇怪的生物体长大约17厘米左右，首席科学家巴特莱特称这是“我见过最大的片脚类动物。”但是在深潜器拍摄的画面中，他们甚至还看到了比这大上一倍的个体。

　　然而，在挑战者海渊这样的深度下，这种动物的钙质外壳将很快融化。因此科学家们判断卡梅隆几乎不可能会在那里发现任何有壳生物。但是如果他最后真的发现有这类生物的话，那将会让科学家们大跌眼镜。

　　列文说，即使只是描述说：“我看到一块岩石上有帽贝，或者被某种双壳类钻出的孔，光是那样就将让人兴奋不已。”

　　深海中的奇异生物

　　科学组中还有一位来自美国宇航局的宇宙生物学家凯文·汉德(Kevin Hand)，他认为卡梅隆此番在海底可能发现的生物将帮助科学家们更好地搜寻地外生命。

　　举例来说，天文学家们认为木星的卫星木卫二的表面冰层下方可能隐藏有一个全球性海洋，这个海洋的情况和挑战者海渊存在相似之处——处于完全黑暗之中，温度接近冰点，以及巨大的压强。

　　通过研究卡梅隆采样带回的生物样本发出的反射光谱，汉德将能够了解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生物将需要何种化学物质。这些数据将反过来帮助宇航局科学家们规划未来对木卫二冰层下方海洋的下潜考察。

　　他说：“地质学上有一句格言：最好的地质学家一定是看过最多岩石的那位。而我想宇宙生物学同样如此。如果我们想要有朝一日在其它星球上找到地外生命，并且在我们真的看到它们时能辨认出它们来，那么我们就必须对地球上各种生活在极端环境中的生命形式有很好的认识。”

　　而对于德州大学的斯特恩来说，深海挑战者项目的成功将为他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来了解地球内部的运行机制。他说：“挑战者海渊是地球表面最深邃的伤疤，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最大限度的看到其深部的情况。”

　　一旦所有此次深潜考察计划所获取的相关数据，样本和图像分析结束，《国家地理》计划在明年1月份左右专门出版一份特刊，完整详细地对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介绍。

　　转折点

　　此次人类时隔半个世纪重返马里亚纳海沟，可能将代表着人类深海考察行动的重新复苏。无人驾驶深潜器同样可以下潜到这样的深度，并且其耗资要小得多 。那么为何还非要进行载人深潜呢？考察队成员帕特里克·菲尔(Patricia Fryer)说：“重要的是，要让人类的智慧身临其境。让你可以真切的四处张望，观察这个环境中各种生命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的行为。关掉所有的灯光，就静静地坐在那里观察而不去惊扰到动物们，这样它们才会表现出正常的行为。”他说：“所有这些，自动驾驶无人深潜器做不到。”菲尔本人供职于美国夏威夷的地球物理和行星学研究所。

　　事实上，卡梅隆本人对他的这次下潜信心满满，他甚至在下潜开始之前便已经开始设想后续的下潜行动了。他设想第二阶段的下潜行动中，深潜器上应当加装一些光纤，这样海面上的科学家们就可以通过光纤数据传输看到洋底的实时画面。他说：“而第三阶段的话，或许就是建造下一代更先进的深潜器了。”

　　这样一来，深海挑战者号深潜器或许就只是这样昙花一现了，但至少它已经创造了奇迹。对于巴特莱特来说，这次马里亚纳海沟的考察“代表了我们看待海洋科学态度的转变”。他说：“我绝对认为我们现在所目睹的仅仅只是整个项目的最初开端，不会只有这样一次伟大的远征。”(晨风)

卡梅隆只身驾驶“深海挑战者”号深潜器下潜至世界海洋的最深处。

当地时间凌晨2点，一台船载吊车正在将卡梅隆的深潜器吊放入太平洋

　卡梅隆的绿色机器

　潜艇侧视图

这是计算机模拟显示的“深海挑战者”号潜艇两侧的侧视图，可以看出其灯光布置上的不同，其中包括一盏2.4米长的LED灯。

这台深潜器专门被设计成“直上直下”——它一头扎向海沟底部，然后直直的上升

　　新浪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3月26日消息，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报道，经美国《国家地理》确认，关岛当地时间7:52，即北京时间今天早晨5:52，电影导演卡梅隆已经驾驶其单人深潜器“深海挑战者”号成功下潜至世界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的挑战者海渊底部。

　　他此次下潜的深度是35756英尺(约合10898米)，这是全世界海洋无可比拟的深度极限。

　　在抵达洋底之后，卡梅隆以《国家地理》探险家和电影制作者的身份向海面上为他此次行动提供支持的团队成员们发出讯号：“各系统一切正常。”

　　这位探险家现在正“蜗居”在他的深潜器那个圆形的狭小驾驶舱内，对这片陌生的神秘海底进行考察，这里对于人类的陌生程度丝毫不亚于月球表面。要知道，卡梅隆是抵达这一位于关岛附近深邃海沟底部的第三个人，也是单独下潜的第一人。

　　卡梅隆现在正在海底进行数据采集，收集样本，并进行大量的拍摄工作，这些工作在1960年人类首次抵达这里时是无法想象的。当时，一个两人小组驾驶深潜器抵达这里并稍作停留，他们只目睹了这里被深潜器泛起的阵阵泥沙而已。

　　根据计划，在海沟底部停留大约6小时后，这位《阿凡达》的导演将会让深潜器抛下负载的金属块减轻自身重量并迅速上浮至海面。与此同时，此次远征队的科学支持小组正在他上方11公里的海面上停留的“蓝宝石美人鱼”号和“巴拉库达”号考察船上等候卡梅隆的上浮。

　　在卡梅隆下潜之前，随行的海洋生物学家道格·巴特莱特(Doug Bartlett)告诉《国家地理》说：“我们现在是兄弟姐妹。人们经过数月甚至几年的努力才让整个事情进展到这一步。” 巴特莱特是“深海挑战者”项目首席科学家，供职于美国加州圣迭戈的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深海挑战者”项目是在《国家地理》以及劳力士公司的赞助下进行的。他说：“我认为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希望抵达那里，我们希望一切能顺利成行。”

　　海底交会

　　当下潜开始之后，卡梅隆的第一个目标是寻找在此之前数小时放置在海底的一个电话亭般的不载人“着陆器”。这个着陆器上搭载有化学饵料，卡梅隆将利用声纳探测找到这个着陆器。他告诉《国家地理》：“我将尝试找到那个设备，这样我就能观察被诱饵吸引过来的生物。”

　　随后他将驾驶深潜器沿着一条规划好的路线行进，这条路线将带他经过尽可能多的不同海底环境，不仅对沉积物覆盖下的海底进行考察，还可以查看考察队中地质学家们感兴趣的某些海底悬崖峭壁。他说：“我将会沿着海沟做一些纵向方向上的观察，随后旋转90度向北方前行，沿着岩壁向上攀升。”

　　尽管由于电池功率和超远的水下距离限制了他和海面上随船科学家之间的通讯，但是看起来他仍然非常有信心。他说：“我会非常简明扼要地描述我所看到的情景。”

　　六岁的双胞胎约翰和萨姆是如此想像，又如此不同。它们都患有自闭症，具体表现确实背道而驰的两个极端。约翰不大说话，只是拍打双手表示兴奋，萨姆却以激光般集中的全部注意力摆弄着一部iPad。

　　生于中国的吉莉恩-肖和莉莉-麦克劳德在襁褓中被两对，加拿大夫妇收养，像这种由知情者把一对双胞胎分开抚养的案例很少见。两家人常常聚会，让两姐妹一起玩，弥补她们损失的亲近时光。

　　“我们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唐-沃尔夫这样形容自己和兄弟戴夫，解答了他们何以能亲密无间地运作了18年之久的卡车货运搭档。“他的臭毛病比我多。但我们喜欢同样的音乐，而且有着同样的幽默感。”

　　两个都是一岁半，德克兰-康拉德的体重却比双生兄弟菲尼安沉了将近十斤。两个男孩自打在娘胎里就以不同的速度生长，他们公用一个胎盘，血流和营养的供给确却是厚此薄彼的。

　　迈克和鲍勃-布莱恩的双打组合有六个年头是世界排名第一，夺冠73次，包括2011年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33岁的两兄弟的默契程度，令对手硬是说他们之间有心灵感应。

　　戴安娜-博扎在弗吉尼亚州一家护理院中安抚着同卵双生的姐妹德博拉——她于八年前被诊断出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如今以完全失去行动能力，而戴安娜仍毫无患病的征兆。

　　双生吉姆

　　利用双胞胎来衡量遗传影响的想法可追溯至1875年，是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 高尔顿首先提出的(将先天、后天影响并立的英文词语“nature and nurture”也是他造的)。但双胞胎研究在1980年代出人意料地拐了个弯，缘由是：人们在许多自出生即被分开的同卵双生子身上发现了异乎寻常的现象。故事始于一对都被起名叫吉姆的双生兄弟，美国媒体对此曾广泛报道。他们1939年在俄亥俄州皮奎市出生，于襁褓中被两对夫妇分别领养，后来一个叫吉姆· 斯普林格，另一个叫吉姆· 路易斯，两边的养父母无意中给他们起了同样的名字。1979年，当39岁的斯普林格跟兄弟重新联系上时，他们在彼此身上找到了一连串其他的巧合与类同之处。两人都是身高一米八，体重82公斤。年少时，他们都养过名叫“玩具”的狗，都随家人到佛罗里达州的圣皮特海滩度过假。长大后，他们都跟名叫琳达的女人结过婚又离了婚，第二任妻子又都叫贝蒂。他们给儿子起的名都是詹姆斯· 艾伦(虽然拼写中有一个字母之差)。他们都当过业余警察，都喜欢在家里做木工活儿，都爱犯严重的头痛，都抽塞勒姆牌香烟，喝米勒牌淡味啤酒。虽然他们的发型不同——斯普林格额前有刘海，而路易斯梳了个大背头——微笑的表情却一样，都是把嘴咧向一边；他们说话的嗓音完全分不出彼此，而且都有着满屋子给老婆留情话纸条的做派。

　　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家小托马斯· 布沙尔刚一听说两个吉姆的事，立刻就把他们请进了自己的实验室。他领着一帮人给两兄弟做了一系列测试，确证了他俩的相似之处。虽然这对双胞胎分别设计了各自的人生，却似乎仍走了同样的路。

　　“我记得他们刚来的时候，大家一起坐在桌边，”布沙尔说，“我见他俩手上的指甲都被咬到了根儿。我暗想，没有心理学家问过哪对双胞胎，是不是连咬指甲的习惯都一样。可这就在眼前明摆着了。”

　　后来有些心怀疑忌的人说，这类细节被媒体吹得太夸张了，或者说这毕竟不过是巧合。但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南希· 西格尔力证“双生吉姆”确实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我大约在他们重聚的一年后见到这两兄弟，他们绝没有弄半点虚假。”西格尔说，她于1982年加入了布沙尔的团队，“即便他们的发型不同，我印象中仍分不清谁是谁。”

　　接着，研究者们又发现了其他于年幼时分开、成年后重聚的双胞胎。在20年里，共有137对双胞胎进过布沙尔的实验室，而这个项目也发展成了闻名远近的“明尼苏达失散双胞胎研究”。双胞胎们被测试的方面包括脑力技能——如词汇量、视觉记忆、算术、空间旋转想象——还有肺功能和心脏状况；他们被测过脑波、性格特点和智商，被盘问过以往的性生活史。算起来，每个双胞胎都被1.5万个以上的问题“轰炸”过。“我们连人家七舅姥爷有没有脚气都问了。”布沙尔说。

　　靠着这堆积如山的数据，布沙尔、西格尔和同事们开始剖析人类本性中一些最纠缠难明的谜题：为什么有的人快乐，有的人烦怨？为什么有的人外向，有的人羞怯？人的一般智能从哪里来？其研究方法的关键在于一种叫做“可遗传性”的统计概念。泛泛来讲，一项特征的可遗传性指的是：某个人群的成员之间在这项特征上的差别，能在多大程度上用基因的差别来解释。通过比较同卵双生子共享某一给定特征的机率与异卵双生子共享该特征的机率，研究者便能计算其间的差别有多少是基因差异造成的。例如，对人类身高的可遗传性估值通常是0.8，也就是说，特定人群中个体之间的身高差别有80%是缘于各人基因结构的不同。

　　当布沙尔等人审视双胞胎智力方面的数据时，得出了一个争议性的结论：对于在同一文化下长大并被赋予同等机会的人来说，智商的高低所反映的大多是遗传上的差异，而不是培训或教育的不同。他们用来自四项不同测试的数据，得出智力的可遗传性数值是0.75，表明基因的强大影响。这直接抵触着行为学家们的普遍共识——人类的大脑最初如同一块空白的石板，等待着被经历雕琢。更使有些人疑忌的是，对智力与血统之关联的暗示令人想起20世纪初在英、美兴起的那场不光彩的优生学运动，当时曾鼓吹通过选择性婚育来增强人口集体的基因优越性。

　　“学校里的极左团体曾想方设法让我滚蛋呢。”布沙尔说。

　　研究者们也探讨了家庭教育对智力水平的影响程度。他们把成长于不同家庭——如“双生吉姆”——和同一家庭的同卵双生子作了对比，发现每一对双胞胎都具有相近的智商，就好像由哪个家庭来养育都无所谓似的。布沙尔等人又立刻指出，这并不意味着父母对子女全无影响；如果没有充满关爱和支持的成长环境，任何孩子都无法发挥其全部的智能潜力。但是，如果要探究一个特定的儿童群体为何后来拥有了参差不齐的智商，那么，75%的原因还是要在遗传上找。

　　除了明尼苏达州的这个项目以外，还有多项其他研究利用双胞胎审视了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和态度。例如，一项调查发现，同卵双生的二人中如果有一个是罪犯，那么另一人在同样境况下犯法的机率要比异卵双生子高50%以上，说明基因是犯罪行为的一个潜在肇因。另一项研究发现，人信仰宗教的热烈程度受遗传的影响相当大，但对宗派的选择——比方说对于信奉基督者，是成为一名循道宗教徒还是罗马公教教徒——却鲜有遗传。

　　无论科学家们放眼何处，似乎总能发现一只无形的基因影响之手在塑造着我们的生活。

　　多道安全保障

多道安全保障

　　如果决定回到水面，卡梅隆只需按下驾驶舱内一个按钮，随后潜艇将会自动抛下吸附的钢片减轻重量并开始上浮，正如这张图像上所表现的那样。这种跟软木塞一般的上浮方法预计将耗时90分钟左右才能让深海挑战者号潜艇回到海面。如果钢片抛弃过程出现故障，那么卡梅隆和他的潜艇将被困在洋底，在那里他的氧气供应将会逐渐耗尽。

　　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工程师们设计了多道安全程序以确保这一关键性步骤成功进行。比如说，如果潜艇遭遇意外电力不足的局面，那么钢片将会被默认自动抛掉。卡梅隆还可以手动启动一个工具，它可以用高热烧毁固定住钢片的螺栓从而让潜艇脱身。甚至连卡梅隆本人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任何意外的情况也已经被考虑在内，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海面上的控制人员将可以通过遥控的方式让潜艇自动抛弃钢片并上浮。

　　弯月形深渊

　弯月形深渊

　　马里亚纳海沟大致位于西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附近海域，呈现一道弯月形，绵延超过2550公里。其最深处被称为“挑战者深渊”，深度达到11公里。

　　由于这样的极端深度，这里或许是地球上最难以生存的地方：这里处于永恒的黑暗和刺骨的寒冷之中，压强极大，温度接近冰点。在这里，卡梅隆的潜艇必须经受住平均每平米1125万公斤的巨大压强。

　　帕特里克·费伊尔(Patricia Fryer)是夏威夷地球物理和行星地质学研究所(HIGP)的地质学家，同时也是深海挑战者号项目成员，她告诉《国家地理》说：“这就差不多相当于将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整个倒过来，把它的尖尖头放在你的大脚趾上的感觉。”事实上在下潜过程中由于巨大压力的作用，整个潜艇艇身直径将会缩小大约6.3厘米。

　　前辈和后生

前辈和后生

　　图像左侧是美国海军相对笨重的“的里雅斯特号”深潜器，它于1960年进行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载人下潜到挑战者深渊的探索行动。当时的两位乘员只在洋底停留了20分钟便上浮返回，他们在洋底的观察视线被潜艇下潜扬起的泥沙阻挡，视野受到影响。

　　由于载人下潜到如此深度经受的巨大风险和技术困难，重新进行的里雅斯特号这样的深潜行动受到质疑，尤其是当遥控的无人驾驶自动深潜器也能完成同样的任务时，载人深潜的必要性便岌岌可危。然而夏威夷地球物理和行星地质学研究所的费伊尔则坚持认为无人探测器是无法取代载人深潜器的。

　　她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让人的智慧身临其境，能够让你环顾四周，去观察这里各种有机体之间相互的关系，观察它们的行为，关掉所有的灯光，安静的坐在那里观察，不要去惊动这些生物，好观察到它们最真实的行为。”

　　卡梅隆本人也希望自己的探索行动将能帮助科学家们解开一些有关深海海渊的基本科学问题，比如鱼类是否可以在这样大的深度下生存。他说：“我们将下潜到那里，带着我们的相机和我们的灯光。我们将找打这些问题的答案。”(晨风)

　　3.古道尔发现黑猩猩秘密

古道尔发现黑猩猩秘密（图片来源：Vanne Goodall, National Geographic）

　　一幅未标注日期的照片，展示了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古道尔和一只野生黑猩猩。1961年起， 古道尔便在国家地理学会的帮助下进行具有开拓性的黑猩猩研究。根据她的研究发现，黑猩猩懂得使用工具。长久以来，科学家一直认为这是人类特有的行为。

　　弗朗西斯说：“对于珍-古道尔，很多人并不知道当时的她还是一个未经考验的新人。但她的激情和求知欲点燃了国家地理学会当时的领导者的兴趣。相比之下，现在的我们更关注那些在所在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研究人员，也更愿意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为了鼓励新人，我们制定了年轻探险家资助计划，我们帮助新冒出的探险家进行研究，在每年举行的讨论会上向他们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我们一直在寻找新的未经考验的人和想法。”

　　4.秘鲁古城马丘比丘

秘鲁古城马丘比丘（图片来源：Hiram Bingham, National Geographic）

　　照片展示了富有传奇色彩的秘鲁古城马丘比丘，建在山顶之上。1911年，耶鲁大学考古学家海勒姆-宾汉姆在国家地理学会提供的资金支持下进行发掘。弗朗西斯说：“马丘比丘是古印加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绝大多数西方人对它一无所知。资助马丘比丘考察是我们在考古学领域的第一批重要冒险之一。令人兴奋的马丘比丘挖掘工作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是国家地理学会资助探索计划的一个标志。”

　　5.受到保护的红杉

受到保护的红杉（图片来源：Paul Zahl, National Geographic）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红木溪，两名科学家正在测量世界上最高的红杉的周长，其中一人是国家地理学会的受赠者切斯特-布朗(中)。1963年，就职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布朗获得国家地理学会提供的资金，他帮助成立了红杉国家公园。几十年前，《国家地理杂志》曾在成立公园管理局过程中扮演角色。弗朗西斯说：“1916年4月出版的《国家地理杂志》插页中登载了‘谢尔曼将军’的照片，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巨杉。这一期的《国家地理杂志》是美国通过国家公园管理法的一个促进因素。”

　　6.资助南极考察

资助南极考察（图片来源：Admiral Richard A. Byrd Polar Center）

　　南极洲，海军上将理查德-伯德检查飞机的日光罗盘。1929年，伯德和4位同伴成为第一批驾机飞跃南极的人，飞机上搭载着这个日光罗盘以及国家地理学会的会旗。当时，他们在空中对面积6万平方英里(约合15.54万平方公里)的南极区域进行拍照。弗朗西斯说：“进入极地地区的难度超过地球上的其他地区，也因此成为科学考察的热门。在南极考察中，伯德拍摄了一系列照片，帮助绘制南极地图。现在的极地考察利用很多新设备，例如各种远程传感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