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节前，山西作家曹乃谦又“被诺奖”了，这已不是他“差点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次了。

不少媒体都报道了曹乃谦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复评名单的消息，报道称，来自世界各国的210名入围作家中有20人进入复评，山西作家曹乃谦就名列其中。但很快，作家本人说话了，称其未接到通知或是邀请。相关专家随后辟谣，诺奖和茅盾文学奖不一样，从未有过宣布200名、20名或者5名入围名单的规矩。作家李洱因此为曹乃谦打抱不平：“我与曹先生有过一面之缘，知道曹是个好人、老实人，请不要随便拿老实人开玩笑。”

63岁的曹乃谦说话是山西雁北口音，外表像个地道的“乡巴佬”，他那篇带着浓厚乡土风味的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早在几年前就被读者熟知。

其实，曹乃谦跟诺奖扯上关系倒也并非空穴来风。数年前他就曾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的马悦然称为“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之一”。作家王蒙也曾在公开场合传递过类似的消息。2005年10月，马悦然还到曹家一叙，结果曹乃谦家的门槛快被媒体踏破了，有报道称“各地记者三更半夜堵在他家门口，熟的不熟的邻里见了他都笑着贺喜”。2008年，甚至还曾出现过一个纯粹搞笑的“新闻”段子，以媒体记者的口吻发出了长篇消息，“报道”了曹乃谦获得了当年诺奖后，来自各方的反应。可以说，曹乃谦隔三差五地总是和诺奖扯上关系，甚至被铁定为中国作家最逼近诺奖的人。时至今日，曹乃谦距诺奖终于“只有一步之遥”了。

在一次次“被诺奖”之后，曹乃谦不再单纯是一位作家，已然变身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一个虚幻符号，而且这个虚幻的符号在逐步添加着内容和作料，让一些人一次次获得虚假的满足感。

正是因为这个虚幻符号的存在，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勾连。当然，这个诺奖符号必须由曹乃谦来完成，因为他不是体制内作家，让他来扮演这个角色不用冒太大的风险，更何况他还是个公认的老实人。

但我们不得不说，曹乃谦一次次“被诺奖”，跟那个名叫“中国诺奖情结综合征”的病不无关联。每年10月是诺奖颁奖的日子，中国各方人士对诺奖的关注度比谁都高，谁是获奖者，哪些出版社出过获奖者哪些作品，获奖者是否来过中国……这些话题会被一一细致梳理，就怕漏过一丁点儿细节。很快，读者会发现，即便是从未听说过的获奖者的作品也会很快上市。周而复始，年年如此。

可以说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内，已经建构起一个自成体系的链条，媒体、作家、评论家、出版机构、书店，甚至是一些地方官员都是这个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组成了一个奇妙的利益共同体，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患上“诺奖情结综合征”并不为过。

“诺奖情结”就像一股暗流，平时看不出丝毫动静，在不经意间它总会露出峥嵘，显示其倔强生存的秘密。而在这个“情结”面前，作家被无情地利用，而我们的文化自信也被一点点消减掉。

4月27日，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在与复旦大学学生交流时透露：人民日报人在新媒体格局中强烈的“危机意识”。一次社内编辑记者培训，有一场讨论对我们触动很大。一位年轻编辑说，人民日报现在的发行量是280多万份，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多，但是相对而言仍较少。他举出了我们的“对手”：“微博女王”姚晨，粉丝1955万，这意味着，她每一次发言的受众，即便不算微博“转发”后的间接传播，比人民日报发行量多出近7倍。（4月27日人民网）

一个是国内影响力最大、发行量最大、权威性最高的党报，一个是人气最高、粉丝最多、传播最广的个人微博。人民日报作为纸媒，是属于传统媒体，微博作为最近几年兴起的“自媒体”，是新兴的媒体形式，如果从各自的受众群来说，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但又不是完全类似，应该区分来看，笔者认为，从两个媒体的构成形式、传播方式以及受众群特点等几个方面来看，“微博女王”姚晨非但不是人民日报的“对手”，而且还弥补了党报等传统媒体互动不够、传播不及时的特点，尤其是在互动方面，微博更是具有其他媒体所不具备的优势。

首先从媒体的构成来看，人民日报社作为党的机关报社，是党的喉舌，具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实力，在新闻的采访编辑方面具有个人“自媒体”完全没法比拟的优势。而姚晨的个人微博很多时候所展示的内容都是姚晨个人的一些生活感悟或者从别人的微博上转发的一些新闻，新闻内容的严谨性不能和人民日报相比，很多转发的微博在真实性方面可能连姚晨本人也未必能亲自求证，因此作为新闻的生命底线——真实性这方面，个人微博的力量还是太弱小。

其次是从传播方式来看，人民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发行量超过280万份，这个数字在纸媒式微的当下来说，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如果从机关报纸对党政机关的覆盖面来说，基本上这个数字可以涵盖全国所有的乡镇以上党政机关。而姚晨的个人微博虽然说粉丝一千多万，但是其中的“不活跃用户”，也就是所谓的“僵尸粉”有多少，恐怕难以统计，但是肯定会有相当比例的存在，IT界的估计一般是二八比例，即“僵尸粉”的数量会占到八成。

最后从受众群来看，姚晨的草根风格也恰恰极好的诠释了她的微博的定位：保持个人真性情，让粉丝有互动交流平台。人民日报作为权威党报，自然受众群体都是社会管理精英，而这些人对推进整个社会某项事业的发展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我们能够看出，作为两种不同的媒体形式，姚晨微博的草根气息让她具有了极高的人气，而人民日报的严肃面孔和权威地位也让很多人对之生出诸多误解，但不管怎样，获得受众认可，反映百姓心声，还原新闻真实，这是一个媒介或者媒体单位生存的最终法宝，没有新闻真实的底线，无论是个人微博还是传统媒体，都会失去信任，而没有信任，就谈不上谁是谁的“对手”。（王丽）

最近一位草根明星出镜率很高，他叫朱之文，昵称“大衣哥”。原是农民，因电视台选秀，身穿军大衣，而一唱成名，登陆龙年春晚后，更成了家喻户晓的农民歌手。不过这位明星，走红后却对媒体大叹苦经，说自己身心俱疲：“春晚后压力太大了，不想再接那么多的演出，我真的快崩溃了！很多时候别人请客一天就得吃三四顿，我不想吃，可逼得没办法……”

能看出，“大衣哥”说的是大实话，一下从悠闲的乡村生活进入繁忙的演艺、通告状态，可能还不大适应。不过翻看以前的报道，朱之文倒是屡屡对娱乐圈萌生退意，不过随后又会对记者解释“只是累了，发发牢骚”。这抱怨倒像是“大衣哥”对媒体和观众的撒娇。

“大衣哥”红了后，生活变化确实很大，家里的地也不种了，孩子也上了县城的寄宿学校。据说“大衣哥”商演价格已开到每场16万元以上，只是能到他手中的演出费可能不多，他自己称有两三千的，有一万两万的，即便这样，唱几首歌，也要比他过去做半年农活的收入高。

“大衣哥”还找了个堂哥打理自己的演出事务。对草根明星来说，随着知名度扩大，后面的路如何走，肯定会成为他们的困惑。如今专业明星背后都有公司与团队的力量，靠个体经营想闯出一片天下，确实难上加难。像“大衣哥”这类草根明星，因担心经纪公司分账太多，或被控制自由，多不愿与经纪公司签约。结果缺乏对演艺生涯的规划与选择，想有持久的艺术生命力，难上加难。

另外，在专业发展上，草根明星也受诸多限制。娱乐时代，明星众多，观众的关注度来得快，散得也快，如果没有明显的艺术特色，或形成别的艺术家难以超越的艺术实力，极易被观众遗忘。近年来，各类海选诞生的草根明星不少，但保持热度的却并不多。超女中仍有众多粉丝的，大概只有李宇春和周笔畅了。而前年上过春晚的西单女孩和旭日阳刚，已显出星途的暗淡。 “大衣哥”朱之文无论是歌曲或唱法，都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之所以引起观众和媒体的兴趣，还是因为他的农民身份和质朴。如果他因常年的演出，丢掉了自己的本钱，与别的歌手就处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也就优势尽失。

对“大衣哥”来说，如想使自己的演艺生涯长久，更重要的不是借当下名声演出，而是如何在音乐圈中拜师学艺，提升自己的音乐水准与实力。或者干脆回归农民本色，回到自己平静质朴的生活，独自寻找自己的艺术风格。一旦被商演和媒体过度消费，观众很快会感到兴味索然，到那时，想东山再起可能就难上加难了。

明星与名人总是和民众连在一起的，没有了民众追捧，明星便丧失了地位。但民众情绪的变幻无常，注定明星的影响力只是一时的。

普通民众不可能接触到明星的生活，媒体起了中介作用。民众通过媒体披露的有关明星的八卦、生活花絮、访谈，感到自己仿佛与某个明星生活在一起。所以明星的身体或生活，绝不是指他实际拥有的，而是他在媒体中存留下来的那些影像或传闻。他真实的身体或生活，反而被隐藏起来。明星需要警醒的是别被媒体虚构的那个自我奴役，一旦他信以为真，便会丧失真正的自我。

对于“大衣哥”同样如此，如何不被媒体虚构的那个自我奴役，如何保持自己对音乐和歌唱的真诚热爱，如何能回到自己的悠闲而本色的生活中，才是 “大衣哥”如今真正要思考的问题。

网络媒体连续第三年获奖受到广泛关注，网络开始瓜分传统媒体新闻报道的影响力已是不争的事实。从普利策奖今年的评选变化来看,它究竟体现出了怎样的媒体发展趋势?

早报记者专访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谈新媒体的出现对新闻业的影响。

东方早报：从获奖名单来看,今年普利策奖的评选体现出什么特点?

陆晔：从普利策新闻奖的角度看，其实总的理念并没有什么变化，仍是秉持了一贯的原则，即奖励那些“主动发掘新闻、唤醒公众注意力”的新闻作品，彰显的是新闻媒介的自由意志，客观公正的报道立场，满足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社会责任，人道主义、同情心，当然还有良知和勇敢。另外，《纽约时报》、《费城询问者报》、《芝加哥论坛报》这些主流报业的常青树，也跟以往一样占有一席之地。

东方早报：突发新闻图片奖颁给了法新社摄影记者马苏德·侯赛尼，普利策奖颁给外国新闻机构，在普利策近百年的历史上可谓极其罕见。对此你怎么看待？

陆晔：新闻至上吧。全球化极大地打破了新闻机构的地域限制，尤其是新闻通讯社。稿件来源也很难绝对分清彼此吧。

东方早报：美国著名网络媒体《赫芬顿邮报》获普利策国内报道奖, 成为获奖的首家新闻博客网站，同时还有《政客新闻网》获最佳社论性漫画奖，这也是网络媒体连续第三年获奖。你觉得这体现了媒体发展的什么迹象?

陆晔：网络媒体得奖总是会受到很大的关注。其实网络开始瓜分传统媒体新闻报道的影响力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个人其实一直觉得，用这点事儿来欢呼或者慨叹网络取代报纸什么的其实是很无趣的。公众需要严肃新闻，无论来自网络还是报纸。记得2009年在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的普利策获奖记者工作坊上，因有关美国南部民权运动《种族斗争：传媒、民权运动与民主觉醒》一书获得2007年普利策历史类奖项的Hank Klibanoff说过，新闻业有它自身的实践标准，报纸也好网络也罢，只要能达到这个实践标准，并达成服务公众利益、推动社会进步的目标，那么它究竟是以什么形式呈现出来的，其实完全不重要。

东方早报：从普利策奖今年的评选变化来看,它体现出怎样的媒体发展趋势?比如社交媒体出现在本次普利策奖多个类别中，尤其是即时、突发性报道中。本届普利策奖的评审作品只接受数字形式的内容，这在普利策奖上史无前例。

陆晔：社交媒体为新闻报道的操作实践带来新的可能性。这一点值得关注。作品采用数字形式报送这些只是手段问题，不影响本质。技术毕竟是工具，关键是记者的价值立场、专业水准如何在新闻报道中体现出来。

东方早报：你觉得今年获奖报道的题材体现出什么特点? 比如宾州的《爱国者新闻》因为对于宾州州立大学橄榄球队性丑闻的揭露性报道获得了地方新闻奖、《费城问询报》因报道费城地区学校暴力事件促进了一系列关于学校安全措施的教育改革而赢得分量最重的公共服务大奖。这体现出该奖一个怎样的评选标准？而这样的评选标准又会对业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陆晔：公共服务奖每年的分量都很重。标准从未改变。在美国新闻业内部，专业认知也很一致。谈不上什么特别格外的影响吧。

（陆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传播媒介与社会研究所”所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传播学研究分会秘书长，国际中华传播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