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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百年,比拼的不该是出了多少名人,更应该盘点培养了多少国家栋梁,作出了多少学术贡献。此时此刻,争论胡适究竟是否清华毕业生,实在没有多大意义,或者说有些不合时宜。

时值清华大学百年纪念,坊间出了本书《毕业生:百年清华的中国年轮》,以清华人物为纲,缅怀清华历史,追述清华精神。这本书与阐发北大精神的《北大传统与自由主义》一样,对当下具有重要的人文意义。

不过这本书也引起了一点争议。该书在腰封上引用胡适那句著名的“争自由”语录,并介绍称“他是胡适,他是清华毕业生。”由此引发了一些“胡适是不是清华毕业生”的争议。书评人柳已青认为,严格意义上说,胡适不是清华毕业生。他称,胡适于1910年考取第二批庚款留美生资格,而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创立于1911年。

胡适到底算不算清华人呢?我也认为,胡适确实算不得清华人,但应补充一点,胡适和清华却也并非一点渊源都没有。

说胡适不是清华人,理由如下:第一,正如上述,胡适考取庚款留美生之时还没有这个学校,何来清华毕业生之说?第二,今年正值学校百年校庆,就是说清华大学自己也把创校时间定于1911年。第三,胡适生前似乎未提及自己是清华人。

但胡适和清华确实也有一定渊源。清华学堂与游美学务处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游美学务处附设的“肄业馆”即为清华学堂的前身。庚款项目启动后,胡适属于第二批留美学生,第三批留学生则直接从清华学堂学生中录取。可见,胡适和清华具有不可否认、难以割裂的内在关系。

尽管如此,把胡适说成清华人或清华毕业生仍然不合适。百年来,清华名流辈出,无论是对清华大学发展作出贡献的,还是在清华执教过的,抑或从清华毕业的,胡适都不是最好的形象代言人。胡适勉强可以说是从“清华的前身”出来的名人,试问,这样又将置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梅贻琦等人于何地?

《毕业生》这本书的本意或许是想借胡适来阐发清华大学的精神。就此而言,本书其实已经提供了不少具有重要意义的文本和案例。例如,梁启超在清华演讲时提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已经被定为清华校训;陈寅恪的名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今留存于清华园内;至于老校长梅贻琦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也早已传播海内外。这些精神遗产不仅是清华的宝贵财富,也已被许多学人奉为圭臬。

清华百年,比拼的不该是出了多少名人,更应该盘点培养了多少国家栋梁,作出了多少学术贡献。这正如《毕业生》书中所写的:“清华大学百年之中,最为珍贵的财富就是培养出了数以万计的优秀毕业生,他们造就了新清华,也亲历了百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禁想起,抗战期间国内大学艰难度日,但仍有大批学者专注于学术,作出不朽贡献。今日的教育和学术环境并不差,可钱学森却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此时此刻,争论胡适究竟是否清华毕业生,实在没有多大意义,或者说有些不合时宜。

相关报道见昨天A35版

本报特约评论员魏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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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下半年起,复旦大学的学生将有机会正式赴联合国实习。5月5日,复旦大学方面透露,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已于近日同联合国训练研究所(The 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UNITAR)签署了关于选拔复旦大学学生赴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实习的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复旦大学将每年定期选拔一定数量的赴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实习。该实习项目的时间为6个月。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成立于1965年,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是一个致力于为联合国成员国提供专业培训和学习,帮助其在环境、外交、和平、安全和治理等领域能力发展的机构。该机构每年为将近3万7千名国际公务员提供200多种训练,同时对信息化知识系统做深入研究。
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张贵洪教授表示,经过长期的协调与沟通,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已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此次签署的合作协议将提高复旦大学的国际化水平,也有利于为中国培养更多的国际公务员人才。
目前,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已经启动了“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实习项目”的报名和选拔工作。2011年下半年,将派出第一批赴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的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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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诗词朗诵、现场书法展示、古典曲目演唱……5月5日,武汉大学校园内经过“乡试”脱颖而出的40位“举人”使出浑身解数,展示个人才艺。这是该校首届汉语文化节“新科举”大赛“会试”环节上演的精彩片段。
武汉大学文学院副书记王怀民称,以往该院汉语文化大赛主要是诗词吟诵,内容和形式单一,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在广泛征集学生意见后,今年推出“科举考试”的形式,增强趣味性的同时提高学生参与度。
此次汉语文化节“新科举”大赛分为三个环节,分别为“乡试”、“会试”、“殿试”,仿照中国古代科举考试模式。此前举行的“乡试”共有294名学生参与,记者在“乡试”试卷上看到,全卷共100道选择题,要求考生在30分钟之内完成。
“妇女为何被称为巾帼”、“张艺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谁的作品”、“中国传统小年通常人们吃什么”等问题均出现在“乡试”试题中。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郭婷婷介绍称,这些试题主要以文学常识、语法知识为主,考察学生基本文学素养和语言能力。第二场“会试”则侧重展现学生综合素质,通过才艺表演、知识问答选拔优胜者。
武汉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一学生杨柳青,现场演唱自己填词的《珞珈山歌》。赛后他告诉记者,以“科举”考试的形式进行汉语言知识竞赛,相比以往更加有趣且吸引人。
据介绍,当天选拨出的12名“进士”将于5月14进行“殿试”比拼,成绩前三者将被授予“状元”、“榜眼”、“探花”的称号。王怀民强调,“大赛仅仅借用古代科举考试模式,以提高比赛趣味性与参与性,让更多学生关注汉语、了解汉语、热爱汉语,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考试内容均与科举无关,既不要求学生写八股文,也没有涉及封建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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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排名像是悬在中国大学校长头上的一把剑,很多大学校长为了得到体面的学校排名,不得不按照大学排名的各项指标进行学校建设,导致中国很多大学没有了特色。”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说。
5月4日,在武书连发布的2011中国大学排行榜中,浙江大学夺得全国高校综合实力冠军,这是自1993年《中国大学评价》发布至今浙大首次夺得综合实力冠军。北京大学蝉联亚军,曾经连续14年冠军的清华大学屈居季军。同日,包括大学排行榜等话题在内,针对教育界的热点问题,许智宏做客由东北师范大学主办的“文蕴东师系列讲座”,以《社会转型期大学精神的重塑和创新人才的培养》为题作了一场报告。
许智宏表示,在担任北大校长时,他对大学排名看得比较淡,他也不赞成大学为追求好排名,刻意改造大学的做法。从一定程度上讲,学科排名更能够反映一所学校的教学科研水平和实力,比大学排名更加科学。
此外,许智宏还指出一些高校和老师片面重视多媒体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使课堂教学没有了活力,很多大学生都戏称PPT为“骗骗他”。
许智宏透露,北京大学仍有很多文科教授拒绝使用PPT,还在使用黑板板书教课,这些教授认为写板书的过程给同学们留下足够的思考时间,由于PPT演示的速度非常快,给学生回味的时间太少。他说:“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现代技术的应用无疑促进了大学课堂的教学效率,却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师生间的距离,这与大学的理念是相悖的。”
许智宏表示,大学生在大学不仅仅要学习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国际视野,架起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肩负起传承中国文化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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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北大最破校门”的北京大学东门将进行改建。改建的4套设计方案5月4日起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一层展厅公示。
5日上午记者在展厅看到,甲、乙、丙、丁4套方案分别以实物模型和图像展板的形式展现,不少学生和老师在填写意见征集表,对各方案满意度进行排序。
4个方案均突出了传统色彩,无论是甲方案“国之栋梁”理念下的桥梁设计,还是乙方案的“院落”色彩。丙方案则强调了风水,丁方案映衬了北大西门的古雅色彩。不少同学青睐乙方案,来自法学院的一名学生告诉记者,该方案简洁大气,同时在功能性上,行人、自行车的通过性好,使北大和校外的交通能循环起来,缓解目前成府路口的拥堵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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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 05 5月 2011 12:50

研究显示过瘦也易患结肠癌

一项针对新加坡华族的研究显示,过瘦人群与过胖人群一样,患结肠癌的风险均比较高。
据新加坡《海峡时报》5月3日报道,这项研究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人员合作完成,研究对象是5万多名新加坡华族人,论文将刊登在美国《癌症》杂志6月号上。
研究人员根据身高体重指数(BMI)区分研究对象。他们发现,身高体重指数低于18.5的过瘦人群,罹患结肠癌的风险比身高体重指数在21.5至24.4之间的“理想体重”人群高33%,而身高体重指数高于27.4的过胖人群则比“理想体重”群体高46%。
身高体重指数是衡量人体健康状况的一个参考指数,其计算方法为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米)的平方。
研究人员在其论文中提出的一项解释是,过瘦人群罹患结肠癌的风险较高,可能与一种叫做“DNA氧化应激损伤”的轻微炎症有关,这种炎症破坏患者的免疫系统,让癌细胞得以增殖。(来源:新华网 陈济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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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人看来,80后大学生,深入井下的采煤工,这两者几乎不可能有“交集”。但在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六矿有个“采煤班”,全班12人全都是大学生,不仅有大专生,还有本科生、硕士生。

  80后大学生拿着遥控器采煤

  采煤是个力气活,在蜜罐子中长大的80后文弱书生,如何能胜任?

  这群大学生采煤工和普通的采煤工不一样,他们下井采煤不用撬杠不拿钻,玩的是高科技。

  他们工作的方式也与众不同:在地下800多米的矿井下,六矿“采煤班”工作的地方有个铁皮箱搭起的“集中控制室”,那里有电脑和操控设备。只需要在这里发出指令,便可实现割煤、移架推溜、喷雾的自动化操作。除辅助人员外,在正常情况下,整个采面只需要2人便可完成工作。

  整个班平均年龄只有25岁

  2008年8月,六矿领导班子开始组建大学生采煤班。

  很快,来自7所院校、8个专业的9名毕业生组成了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采煤班”。

  如今两年多过去了,目前的六矿大学生采煤班共12人,其中硕士学历2人,本科学历2人,大专学历8人,主要来自机械制造、计算机等6个专业。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杨双林不过29岁,年龄最小的刘培才22岁,整个班平均年龄只有25岁。

  “年轻人脑子活,就是中”

  截至2010年年底,大学生采煤班已累计安全采煤300多万吨,占同期六矿原煤总产量的1/3。

  这群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知识可以转化为生产力。

  大学生采煤班的杨双林经过长期观察,运用轧面条机的原理,就能完成整个传梁作业,既省力又安全。这个方法让老师傅们一试用,他们顿时啧啧称赞:“年轻人脑子活,就是中。”

  在大学生采煤班的首任班长谢绍伟看来,大学生安全意识较强,学习能力也超过普通矿工,对操作规程的理解更到位,更重要的是,他们善于观察,能够及时排查安全隐患,处理问题敢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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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 01 5月 2011 20:58

放牛、养猪也是必修课

 

放牛、养猪也是必修课。

在外人看来,这是一所与世隔绝的大学,它坐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东部沙漠的山谷里;这又是一所神秘的大学,学制2年,每年招收不超过15名学生,且是清一色男生,这些小伙子在这里能获得全额的助学金,但同时又必须每周付出20个小时的劳作,放牛、种草,过着牛仔式的生活;这还是一座传奇的大学,这里的学生不少都是放弃了耶鲁、哈佛的录取机会投奔而来,毕业后又会被世界顶级名校争相录取……这就是深泉学院,被称为优秀学生的“乌托邦”,又是美国高等教育实验的成功典范。南京外国语学校的万欣将有机会拥有这样一次不同寻常的大学经历,他被深泉学院录取了!(4月28日扬子晚报)

在我们国内众多高校热衷追求所谓的“全面发展”的时候,美国的深泉学院竟然这么多年来一直崇尚学生们必须一周20小时的劳作和天天养猪、放牛,这样的教学理念对于国人而言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但偏偏这样的大学又人才辈出、优秀学生趋之若鹜 ,这说明了什么呢?这样的大学的教育模式和理念,有必要让国内大学学习。

这种反“传统思维”的大学教育理念,恰恰是教育的本质回归。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培养学生们尊重和呵护自然的一种习惯和思维。我们高等教育过于功利,在定位和成才上往往以金钱、名利和官位来衡量成功,但却较少以一个学生是不是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来衡量。美国的深泉学院,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该学院自觉不自觉引入的“环境教育”,让学生们多亲近大自然,多懂和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正是在这样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塑造了学生们完善的人格,也具备了现代人理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反观我们的国内大学,或可以让学生们“皓首穷经”、孜孜不倦于书的海洋,却鲜有如此生动强烈的以养猪、放牛等劳作模式为“必修课”的。我们的大学生社会和生活实践的缺乏,又恰是制约他们走向成功、被社会接纳的短板所在。无数事实证明,“实践”的过程就是一个教育和接受教育的过程,以劳动实践来担当大学生的必修课,这个定位极为准确,而我们的大学教育在“劳动实践”教育方面显然已经迷失。

在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人文的”、“人性的”教育内容的匮乏,除了培养出物欲的、自私的、缺乏爱心和同情心的学生,恐怕不会有其它。我们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在知识和理论上不逊于任何一所国外名牌大学,但论到大学生的长远发展、论到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使命感、责任感方面,以及关系民族发展的创造力和创新力方面,显然是有差距的。在教育和高等教育上,我们不必妄自菲薄,但对于西方国家大学教育的长处,我们还是应多一些借鉴和反思。一个将养猪种菜和放牛当成必修课的大学,已不仅仅是节约社会成本的考量,而已经上升到了触及教育本质的问题。看一看“养猪放牛”另类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的优秀和优异,我们的高校教育模式真该好好反思了。(毕晓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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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手拂云 千眼观虹——季羡林、钱学森、陈省身、侯仁之、杨绛、黄万里的人生比较》,卞毓方著,作家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定价:35.00元
历史有各种各样的写法,譬如以朝代更替为框架,譬如以重大事件为核心,譬如以社会发展为经纬。我不是搞历史的,写不来那些“学”“术”并重的论著。我写散文,一般只对人物感兴趣,涂鸦之余,兴之所至,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人物的事迹,把他们从时间的深处请回来,组合排列,纵向展示,横向比较,在我看,亦不失为断代史的两三注释,三五补白。
这是2007年7月13日的事。那天,在位于京城西郊的301医院,笔者看望住院治疗的季羡林先生,趁兴谈道:“您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元老,在清华读书时就受吴宓的启发,把陶渊明和一位英国的浪漫诗人加以分析研究,我现在受您的启发,也想作一篇关于您那一代人的比较文章。”
季先生转过头来,寿眉上挑,目光似乎有点警惕:“我那一代,你怎么比?”
“您是1911年生的。”我说,“当初,为了写您的生日,我查了很多资料。对于您,1911年有两件大事,一、辛亥革命,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二、清华正式建校(之前是清华学堂)。1911年诞生了很多名人。” “那范围太大了,你没法比。”季先生说。
“我只挑与清华有关的。”
“你都挑了谁?”
“第一个是王竹溪。”我说,“他是1911年6月7日生的,大您两个月。1929年进清华,高您一级,学的是物理。1933年毕业,入清华研究院,当周培源的研究生。1935年8月31日,王竹溪与您,还有乔冠华等六人一起去欧洲留学。您在《留德十年》中说,王竹溪是象棋高手,你们五个人,单独跟他下,不管下多少盘,总是输。输急了,五个人联合起来跟他较量,结果还是失败。哲学家乔冠华的哲学也帮不了忙,在车上的八九天中,你们就没有赢过他一局。”
“王竹溪这人很好,学问大大的有。他象棋厉害,但不是清华顶尖的,顶尖的是彭桓武,他只是老三。”季先生说,“前些年我碰到彭桓武,说起当年清华园的象棋比赛,彭桓武奇怪,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是王竹溪讲的。”
“当年六人同行,您去德国,王竹溪去英国,他比您先回,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是杨振宁、李政道的导师。”我说,“这事很出名。”
“当然啦,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季先生欲说还休,粲然一笑。
“我的所谓比,是比当事人一生的轨迹。”我说,“山不转水转,1952年院系调整,王竹溪转入北大物理系,又与您成为同事。‘文革’中他去了江西鄱阳湖鲤鱼洲‘五七干校’,在那儿患上了血吸虫病。”
“我没有去鲤鱼洲,不是不想去,是不够格,留下来,当批判的靶子。”季先生停顿,没有继续说下去。 “杨绛也是1911年的,生日是7月17日,比您大半个月。”我说。
“她入清华时叫杨季康。”季先生记得清楚,“她是研究生,我是本科生。”
“杨绛1932年入清华,先是借读,第二年考上清华研究生。”我说,“她研究生没有念完,1935年陪钱锺书出国留学,杨绛和钱锺书去的是英国。”
稍等,我又说:“钱学森也是1911年出生,生日是12月11日。他大学不是清华,是上海交大。1934年毕业,1935年去美国留学。”
“钱学森跟清华没关系吧?”季先生反问。
“有关系。”我讲,“他1934年从上海交大毕业,考取了清华当年留美公费生。2001年清华九十周年校庆,在历届学生中选出二十位知名学者,其中就有钱学森。”
“噢,你弄得很细。”季先生说,“你想比的,还有谁?”
“还有侯仁之。”我答。不待我说下去,季先生就讲:
“侯仁之我知道,比我小四个月。”
“您记得很准。”我笑了,“您生日是8月6号(公开的说法实际是8月2号),侯仁之是12月6号。”
“他不是清华的。”季先生说。
“侯先生是燕京大学历史系出身,念书时旁听过清华的地理课,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又兼过清华的《市镇地理基础》课。1952年转到北大。去年(2006)年底,侯先生和您,以及其他十位教授一起荣获北大首届‘蔡元培奖’。”我答。
“林庚去年10月走了,要是晚走俩月,‘蔡元培奖’应该有他。”季先生神情转为黯然。
冷场。双方都没有说话。我想到林庚,他是1910年出生的,1928年上清华,先学理科,后改文科,林庚个性鲜明,和季先生渊源很深,要是小一岁的话,倒是个理想的比较对象。
过了一会儿,季先生问:“还有吗?”
“陈省身。”我说,“他上学早,1930年就从南开大学毕业,然后到清华任助教,并读研究生。1934年研究生毕业,去德国留学。回国后,任清华教授。”
“我们见过,在南开大学。那一回,是出席范曾搞的一个活动。”季先生笑笑,“是为范曾撑腰,壮门面,碰上的。陈省身已经过世了吧。”
“是2004年。”我答。
鉴于讲话时间已长,我赶紧长话短说:“还有黄万里,黄炎培的儿子,清华水利系教授,‘右派’;还有钱钟韩,钱锺书的堂弟,他考上清华,没上,念了上海交大;还有孙毓棠,清华历史系的,诗写得很好,在文学圈里相当活跃;还有董同龢,音韵学家,他1932年进清华中文系,担任过《清华周刊》编辑,以及中国文学会主席,后来去了台湾。不谈了,不谈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黄炎培我熟悉,黄万里不清楚,孙毓棠熟悉,钱钟韩、董同龢知道一点,不多,你点的这些人,都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我等着看你的文章。”季先生微笑颔首。
然而,2007年下半年,外加整个2008年,我已移情语言文字探源,且在推出《季羡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之后,又完成了一本《季羡林图传》,同时趁热打铁,着手撰写《天意从来高难问——晚年季羡林》,因此,前面所说为季先生那一代同龄大师作比较文学的事,一直没能提上日程。其间,也曾把题目交给我的学生赵枫莲女士,她作了努力,写出部分初稿,后因故未能完成。2009年岁初,我做美国之行,便中探访、游览了钱学森、陈省身、黄万里当年留学、工作之地,往事袭来,怦然心动,遂决定亲自动手,以上述与季羡林先生的谈话为契机,写一本比较文学的专书。
在1911年出生,而又与清华有关的名人中,我最终挑选了六位,分别是:季羡林、钱学森、陈省身、侯仁之、杨绛与黄万里。王竹溪其实是个好例子,才气好,人品也高,但在写了一半以后搁下,原因在于他去世太早,只活了七十一岁。七十一岁,拿“古尺”衡量,也是过了“古稀”,高寿了,但在今天,只能算中寿,和上述六位比,更是小来兮。本书最终确定的六位主人公,都活到九十岁以上,而且在笔者着手“比较”的时候,其中四人业已九十晋八,百岁在望——光凭这一大把年纪,就够“巍巍乎高哉”的了;按生日先后排列,分别是杨绛、季羡林、侯仁之和钱学森。以上六位大师,都是二十世纪漩涡湍流中的砥柱,在历史的花名册上,是要用粗犷的字体特别标示的优秀分子。他们都是与清华学校同庚,大学毕业后转向海外,而后又叶落归根,在各自的领域撞响黄钟大吕。鉴于出身不同,秉性迥别,机缘殊异,他们的人生曲线,既有交叉,重叠,更多的则是犬牙交错,参差不齐。所以阅读他们,就像从直升机上鸟瞰一场高水平的马拉松赛,道路的每一处转折、倾斜,选手的每一程战术、发挥,都看得一清二楚。
六位大师,每一位都是一部大书,把他们组合在一起写,工程未免庞大,我投机取巧,只挑他们关键时刻的典型表现——即便如此,有一些地方,也只是点到为止,有那个意思就行了。现在干什么事都讲究互动,我把更多的思考留给读者,我相信读者的眼力。
(本文为《千手拂云 千眼观虹》自序)
《科学时报》 (2011-04-28 B3 社科 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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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日前与清华大学签署清华大学—IDG麦戈文人脑研究院捐建协议。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将捐赠1000万美元与清华大学共同建设清华大学—IDG/麦戈文人脑研究院。此外,IDG及IDG资本管理团队还将分别设立“IDG中国基金会”与“和谐基金会”,为该研究院提供长期的支持与资助。
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创始人及兼董事长、麻省理工学院(MIT)麦戈文人脑研究院创始人麦戈文(Patrick McGovern)表示,人脑研究院设立后,全面认知人脑将不只是梦想。他相信今后10年内,研究院将会产生一系列治疗脑疾病的科研成果。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希望在未来的多年内,清华大学与麦戈文夫妇、IDG以及MIT麦戈文人脑研究院的合作能取得丰硕的成果。
IDG是世界最大的信息技术出版、研究、会展与风险投资公司。麦戈文夫妇一直致力于对教育与科研事业的支持,特别是在脑科学研究领域。2000年成立的麦戈文人脑研究院致力于提高人类交流水平,专门研究人脑的工作机理及相关疾病,包括孤独症、帕金森氏症、精神分裂症、语言障碍等。
清华大学发挥综合性的学科优势,在脑科学研究领域包括神经生物学、神经工程、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及脑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医学研究等方面已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研究群体。这次与IDG的正式合作,标志着清华大学在脑科学研究领域与世界知名企业及一流科研机构的合作又迈出了新的一步。(赵路)
《科学时报》 (2011-04-28 A4 国际)
发表在栏目: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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