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适应形势之急需、群众之热望，一套“倒逼”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联系服务群众的强力措施，正在重庆火热推行：

　　数以十万计的机关干部“三进三同”，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1.1万个村社党组织落实定期接访、进家入户走访、群众意见限期办理反馈“三项制度”，力求把群众的急难苦困化解在源头。

　　这套震撼力大、覆盖面广的措施因何出台？干部们进村下乡、走家入户后，是应景作秀，还是真正地和群众人对人、面对面、手拉手、心连心？

　　“走下去”是群众之盼

　　“五六十年代同吃住，摸得到脚；七八十年代上广播，听得到声；九十年代坐小车，看得到烟；现在只能在电视上瞧到影”———这是群众对少数党员干部作风蜕化的讽刺。重庆市委也曾给一些脱离基层的干部“画像”：不下基层，下情不清，村级干部住乡镇，乡镇干部住县城，心思不朝下。

　　有53年党龄的重庆市云阳县黄石镇中湾村老党员刘厚贵说，群众对党员干部有三盼：政策不打折，有事不推脱，平时能上门。三件事做不好，大家就生气，小问题可能酿成大矛盾。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发展，也给群众工作带来新挑战。“集体人”变成“社会人”后，群众和组织的联系减弱；乡村管理范围扩大、人口流动频繁，亦使社会管理难度增加。

　　干部农户“结穷亲”

　　为了让党员干部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重庆大力开展“三进三同”，要求机关干部每年一周、新提任领导干部和新招录公务员在试用期内用一个月时间，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带着“把群众当亲人”的热情和使命，两年之间，25万人次机关干部走下田间地头，不但握起农具干活，端起粗瓷碗饮水，而且集智助力，帮农民解决出行、饮水、就业等难题。按照刚性规定，他们一律不准事先“踩点”；一律吃农家饭、睡农家床；每人每天按不低于25元的标准向农家交伙食费；干部和农户要“结穷亲”，穷亲不脱贫，帮扶不脱钩。

　　他们全力以赴，建立干群鱼水之情：合川区委组织部长郭小忠住到最偏远的联珠村，帮助八旬老党员宋安富修房子、治病；荣昌县检察院检察长梁经顺来到偏僻的昌州村，为孤儿周星星筹资盖房，帮他重返校园；九龙坡区编办主任李登富和因病致贫的农民廖兴文“结穷亲”，一手为他修鱼塘、买鱼苗，授人以“渔”；交巡警女子特勤支队队员张菂西成为留守儿童孙立的“干妈”，主动挑起了送孙奶奶看病的担子……

　　农民们说，多年来头一回看见干部卷着裤腿下田，和大家围坐吃汤圆、聊致富经。老党员刘厚贵表示，县委书记李洪义来到自己家，吃农家饭，不搞特殊，真心帮扶自己，这种干部自己欢迎。

　　群众手里有“王牌”

　　尽管“三进三同”“结穷亲”措施给力，但解决群众诉求的根本渠道仍在基层一线。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存根说，必须着力夯实和老百姓接触最频繁、联系最直接的基层党组织工作，听民声、解民忧、化民怨，服务管理进户到人。

　　从2008年起，重庆全面推行联系服务群众“三项制度”，即村社党组织书记每周接访群众、班子成员每年两次进家入户走访群众、群众意见定期办理反馈。办法简单易懂，规定却很硬：接访要一人一记，一事一记；走访要分片包干，填写《民情日志》，一家一户建民情档案；对群众意见要限时办结反馈或作出解释说明，由群众评价签字。

　　一篇进家入户的《民情日志》，往往就是一个触动人心的故事。空巢老人周为珍病倒家中，奄奄一息，幸亏被前来走访的社区干部邓丹发现，挽回了生命；八旬老人李伦长独居深山，几乎与世隔绝，干部走访到他家，他惊讶得落泪。

　　数年耕耘，“笨功夫”收到了惊人效果，目前已帮助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235.6万件，大量矛盾和怨气消弭无形，社会服务管理到了人头。云阳县双江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泽江说，2008年辖区群众到街道信访投诉数百件。扎扎实实搞了两年“三项制度”后，这一数字骤降到46件。

　　重庆将“三项制度”落实情况纳入基层党建工作考核，3次开展大规模专项督察。张年全说：“现在群众手里有签字评价、电话回访等几张‘王牌’，干部戴上了‘紧箍咒’，谁也不能开小差。现在做好群众工作就是干部最大的事！”

　　据新华社

　　在这里我也想说一点对房地产商的话，我没有调查你们每个房地产商的利润，但我认为房地产商作为社会一个成员，你们应对社会尽到应有的责任。你们的身上也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我还有信心。如果我没有信心，不去努力，那就是失职，就是对人民不负责。我不仅要做这样的表态，而且要付诸实际行动。

　　前不久，国务院主持各地与中央签订了保障性住房的责任书。关键不在一张纸，而在于决心。没有决心，眼前到处都是困难。我想中央已下了这个决心。

　　本报综合报道 网友“想不到的多”昨日向总理提问：去年2月，总理在回答网友关于如何平抑房价的问题时说：“我有决心，本届政府任期内能把这件事情管好。”面对居高不下的房价，我想问，抑制房价，总理，您还有信心吗？

　　温家宝明确表示：我还有信心。如果我没有信心，不去努力，那就是失职，就是对人民不负责。我不仅要做这样的表态，而且要付诸实际行动。

　　第一，必须增加有效供给。大家知道，去年我们投资兴建了保障性住房590万套，竣工370万套。今年，我们将要计划建设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1000万套。

　　前不久，国务院主持各地与中央签订了保障性住房的责任书。关键不在一张纸，而在于决心。没有决心，眼前到处都是困难。我想中央已下了这个决心。我们计划在今后五年，新建保障性住房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应当以公租房和廉租房为主，再加上棚户区改造，不要走偏方向。

　　第二，还是要下决心毫不动摇地抑制投资和投机性住房需求。我们采取经济和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主要是用差别化贷款利率、税率以及土地供应政策。我相信，我们经过一段时间努力，我们会在抑制投机、投资用房上见到效果。

　　第三，要管好市场。政府管好市场主要是用法律和经济手段防止捂盘惜售，圈地不用。

　　在这里，我也想说一点对房地产商的话，我没有调查你们每个房地产商的利润，但我认为房地产商作为社会一个成员，你们应对社会尽到应有的责任。你们的身上也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处理房价问题要分清政府应该管的事和市场应该管的事情。对于政府应该管的事情，我们毫不含糊；对于市场应该管的事情，我们也要密切加以关注，充分利用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合理作用。同时，抑制那些不合理的房价。

　　■ 实录

　　【户籍改革】

　　户籍改革文件已经过中央讨论

　　[网友 春天来了吗] 我是在上海打工的流动一族，感到现在有大城市户口的好处越来越多，户口好像更值钱了！我们流动族的孩子被区别对待，中考高考都要回户籍地。一些地方还推出了一些跟户籍挂钩的政策，比如说买房、买车。户籍制度改革还会推进吗？

　　[温家宝] 我们正在出台一个文件，就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这已经过党中央国务院讨论。这个文件的要点实际上是三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根据中国的国情，还是主张农民工首先要在放开的县以及所在镇解决户口。对于大城市，我们还是应根据城市的承载能力，逐步地先解决那些长期在城市工作、有固定职业、有固定住处、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社会保障的。

　　但也应该有一定限度。我相信农民工朋友会理解，许多大城市，特别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社会承载能力已到极限。

　　第二，我们还是要解决农民工存在的现实问题，这最重要的就是农民工及其子女就业、义务制教育、培训都不应因户籍而受到歧视。

　　第三，就是要维护农民工土地的合法权益，这最重要的就是指农民工进入城市，包括落户以后，他们是否放弃宅基地和承包地，要由农民工自愿作主，而不能强迫。

　　其实我们这是在解决一个问题，我们知道2.4亿农民工当中，有许多已经成为大工业的主体力量和城市的建设力量，但是也有许多工人职业并不稳定，只有保障他们在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合法权益，才能使他们进退有据。也就是说宅基地和承包地是农民工的最大的社会保障。

　　【随迁入学】

　　农民工子女教育不能受户口影响

　　[网友 月下听风] 我和老婆都是80后农民工，每天工作很辛苦，不过我们还能承受，最担心的是孩子。孩子今年3岁，放在家里老人带，我们也想让他跟着我们，可一想到在城里孩子入园、上学都是个大难题，就犯愁。真希望政府能帮我们想想办法。

　　[温家宝] 作为父母，最关心的是孩子的成长，是孩子的上学。

　　现在进城农民工多达2.4亿，如果这些农民工都把孩子带出来，那么城市的学校负担就很重。如果不把孩子带出来，那么在农村就存在着一老一小问题，孩子得不到父母直接的关爱。这是我们中国存在的一个独特问题，我们必须采取“两手”。

　　一手就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把农村的学校建好，使优质教育资源不要都留在城市，让好的教师到农村去支教。另一方面，我们对农民工进城、孩子上学不因户口而受到影响，特别是义务教育。

　　我相信你的孩子不管是留在家里还是随你出来，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家庭生活】

　　爱听孙子讲脑筋急转弯

　　[中国移动手机尾号7776] 很多百姓都好奇，作为总理生活跟普通百姓有什么不同？您会像普通父母那样经常跟子女聊聊工作生活吗？

　　[温家宝] 我和大家一样，也有一个家，上有90多岁的父母，下有儿孙。我有时觉得一件遗憾的事情，就是我和家人团聚时间太少，不仅仅是这八年，包括此前在中央工作的一二十年当中，我几乎没有假期。

　　但我还是希望全家人一起吃次饭，在吃饭时听孙子给我讲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我经常比不过他。我也愿意在他们过生日时，看看他们唱唱歌、跳跳舞。

　　总之，我和大家一样，我是个恋家的人。

　　【青年理想】

　　毕业时写血书要去西藏

　　[网友90后] 我是一名“90后”，有人说我们缺乏理想，没有责任，可我并不这么认为。有些人不理解我们，是因为不了解这个时代的我们心里想什么。我们有自己的理想，我们更期待国家繁荣富强。总理，您年轻时遇到过不理解吗？您能理解我们吗？您最想对我们说什么话？

　　[温家宝] 绝不能说我们的青年缺乏理想、没有责任，我不这样认为。而且我认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我们民族的未来寄托在青年的身上。说句老实话，现代的青年人比我们那个时候懂得多了，掌握现代知识、技能的本领、各方面的条件也好多了。

　　我不仅承受过不理解，甚至承受过挫折，我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没有一天屈服过，屈服困难、屈服压力。我总是想，我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当我上地质学院的时候，正赶上困难时期。第一学期就患上了肺结核，休学半年。学地质又患上肺结核，还要休学半年，那时又吃不饱，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当时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能到边远的地方去，我在毕业时候曾写过两份血书，要志愿到西藏去。但后来学校留我做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后，即使有留在北京的条件，我依然到了西北。到西北以后，开始在农村劳动一年，后来开始从事专业工作，第一年是淘重沙，这是一个专业名词，很多人可能不懂，就是通过淘沙，把重金属物质分离，然后我就开始接触业务，先是做小组长，然后做大组长；先是记录，然后能写报告。冬天整理的时候，有了空闲，我每年都要做一个计划，今年学力学，明年学数学，后年学英语，再有时间学点历史，我从来没有灰心过。

　　我想青年人只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 新闻背景

　　总理三次网聊民生 从“紧张”到“责任重大”

　　温家宝总理继2009年和2010年2月底后，昨日是第三次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这次网聊的重点仍然是保障和改善民生，而且此次的问题与大家更直接相关且更细化。

　　“住房保障”连续三年在网聊中被重点提及。2010年，总理表示知道“蜗居”滋味，承诺在任期内管好房价。温家宝总理也谈了收入分配、就业形势、医改以及教育问题。在谈及三鹿奶粉问题时，他说，“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我们整个民族应汲取这个教训。”

　　对于2010年经济形势，温家宝总理表示，这是中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并表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抱有信心。信心成为当年的一个重要关键词。

　　2009年是温家宝总理第一次参与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的联合访谈，金融危机话题一直贯穿在线交流。此外，他还回答了医改、外地子女读书、农村养老保险以及收入分配等方面的问题。在腐败与权力的问题上，他直言，要实行政务公开，也要对官员的财产收入实行公开。此次再次谈及。

　　回忆三次网聊，总理昨日说：如果说第一次和网友们在线交流我感到有点紧张，第二次我感到十分珍惜，那么这次我感到责任重大。本报记者 张静

　　本报讯 (记者 钟晶晶)记者昨日从国资委召开的央企农民工工作会议上获悉，目前央企直接使用农民工和通过劳动派遣等形式使用的农民工人数已达680多万人。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会上要求，央企建立薪酬监控体系，坚决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并坚持同工同酬的改革方向做好农民工工作。

　　黄淑和表示，目前央企将按时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作为保障农民工权益最直接和最基本的要求。国资委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目前央企在农民工工资发放上做得较好，一些出现问题的企业主要是因为其下属的承包商没有将工资发放下去。

　　昨日部分央企介绍了目前农民工管理方面的经验。中铁工程总公司表示，公司与农民工全员签订劳动合同，并设定了以岗定薪机制，实现与企业自有员工同工同酬。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在会议上表示，公司已设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并由专人保管，集团要求分包商定期提供农民工考勤表和工资表，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中国海运披露，目前有162名农民工进入管理层，占管理层总数的3.8%。国家电网公司给农民工上三险的覆盖面达到了92.66%。

　　黄淑和在会议上表示，今后央企要在做好农民工工作中起到表率作用，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央企要坚持以同工同酬的改革方向，严格执行国务院和地方政府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稳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探索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鉴于一些承包商没有发放工资的情况，他要求央企要建立农民工劳动报酬支付监控体系，定期了解农民工报酬支付情况，督促劳动派遣单位和业务分包单位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坚决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的发生。

　　新华网北京2月20日电（记者王敏）与传统的农民工相比，他们更注重自我，更注重权益保护，更注重发展前途……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既和过去的农民工一样面临共同的问题，同时具有自身的新特征和新诉求。

　　中华全国总工会20日发布的一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面临的困难以及助其发展的对策，希望唤起全社会对他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关爱。

　　新生代农民工的五个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目前全国约1亿人。报告显示他们有五个特点：

　　——受教育时间较长，专业技能较欠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为67．2％，比传统农民工高18．2个百分点。拥有中专（中技、职高）、大专（或高职）、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重分别是过去农民工的1．6倍、2倍与2．3倍。尽管受教育年限普遍更长，但绝大多数仍停留在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

　　——过半未婚，生活经历简单。处于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59．9％尚未结婚，而传统农民工中已婚比例为93％；务工前他们的生活经历更简单，74．1％外出务工前“在学校读书”。

　　——多在东部、沿海地区就业，外出谋求发展动机强烈。七成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前往东部就业，高于农民工整体水平。42．3％的外出务工动机是为了“寻找发展机会”，出来见世面的比重为6％；而传统农民工中55．1％的人是为了“赚钱养家”。

　　——多聚集在第二、第三产业就业。调查显示，81．7％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于第二产业，近两成在第三产业就业。从行业分布来看，73．9％的新生代农民工集聚在制造业。

　　——绝大多数从业于外商投资企业，在国企就业比重近期有所攀升。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聚集度最高，为58．2％。从发展趋势来看，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纳能力较2009年有所增强，分别上升了17．9和3．4个百分点。

　　六大问题亟待破解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劳动权益保障等一些共同的问题，但其面临的问题又有特殊性。

　　——整体收入偏低。据调查，他们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3046．61元）的57．4％；同时也比传统农民工低167．27元。

　　——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84．5％，低于城镇职工4．1百分点。合同签订质量较差，执行情况差。68．2％的合同对于月工资数额没有具体约定。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合同后，16．8％未持有正式的合同文本，这为他们与用人单位一旦发生争议时认定劳动关系、维护合法权益埋下隐患。

　　——工作稳定性差。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后更换工作的平均次数为1．44次。且每年变换工作0．26次，是传统农民工的2．9倍。

　　他们更倾向于采取主动与用人单位结束合同的行为。换工作中，88．2％主动提出结束合同。37．6％的主动辞职是因为工作“没什么发展前途”。同时，他们更换工作的意愿更强烈，19．2％的人表示近期有换工作的打算。职业发展空间小，无法满足实现自我发展的愿望，导致他们工作满意度较低。

　　——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率为67．7％、77．4％、55．9％、70．3％和30．7％，分别比城镇职工低23．7、14．6、29．1、9．1和30．8个百分点。总体看，他们的社会保险接续情况较差，对于所在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知情程度不高。

　　——职业安全隐患较多。调查显示，36．5％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高温、低温作业问题，41．3％的人工作环境中存在噪音污染，36％的人工作环境存在容易伤及肢体的机械故障隐患，存在粉尘污染问题的为34．7％，但是用人单位为其采取防护措施的比重低于传统农民工。其保护条件堪忧，职业病检查、安全培训落实较差。

　　——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和企业能够紧紧相融。96．1％的人表示他们关心企业发展，但认为企业“不怎么关心”或“完全不关心”他们的达16．9％。认为管理者和普通员工之间关系不融洽的最主要原因是“管理者不关心职工疾苦”，而传统农民工认为是“收入及福利待遇差距过大”。他们更渴望得到来自企业管理者的关怀和关注。

　　此外，职业培训不理想、加入工会比例较低等因素，也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不利因素。

　　四项措施助其发展

　　春晚舞台上，一首来自农民工的《春天里》引发社会热议。专家认为，要学会倾听且真正弄懂农民工的呼声，解决问题才会有的放矢。

　　薪酬问题是农民工关注的主要问题。中国工运研究所所长吕国泉表示，首先要建立健全工资支付、增长、共决机制，加强对其工资的劳动监察力度。建立和完善工资支付保障机制，预防和解决工资拖欠问题。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吕国泉建议，要以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集中的非公企业和中小企业为重点，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区域谈底线、行业谈标准、企业谈增长”的薪酬工作格局。在行业集中度较高、小企业密集的地区，积极开展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努力提高协商覆盖范围，使之成为企业工资决定的主要形式。

　　其次，推动社会保险政策法规的落实，扩大农民工参保面。重点加强在非公有制企业工作的农民工的参保工作，提高社保统筹层次，实现社保关系顺利转移和接续。多渠道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保障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后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住房权益。

　　第三，可鼓励各地探索户籍制度改革，结合“十二五”规划，力争全国每年至少解决400万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

　　第四，实施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对他们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同时，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加入工会，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加大维权力度，增强工会组织对他们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春节过后，东南沿海的劳动力缺口再次出现，“用工荒”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今年的“用工荒”比以往来得早、来得猛，甚至蔓延到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安徽、河南等地。

　　在中西部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增加，东南沿海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劳动者和企业都被推到了一个再次选择的十字路口。劳动力缺口的背后已经不再仅仅是企业能否招到工人的问题，产业布局、薪资水平、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开始在“用工荒”的大背景下逐渐显现。

　　今年“用工荒”来得早来得猛

　　缺口较往年激增 制造业普工最缺

　　“今年部分企业的招工难、‘用工荒’现象，比往年来得早，而且会去得晚。”在长三角经营多年人力资源业务的上海天都人力资源公司总经理昌梦晨说。

　　眼下，长三角地区部分企业用工短缺再一次“如期而至”。天都公司共管理8000多名派遣制外来务工人员，但去年年底约有800人离职。目前100多家企业客户中，相当一部分“急着要人”。

　　上海新坤豪职业中介所负责人仇玉俭告诉记者，春节后至今，已经有30家单位来登记招人，约20种岗位，需求约10000人，而前来登记的求职者在3000人左右，缺口约7000人。

　　“招工单位都是急于用工，需求量大的是制造业的普工。如松江区一家电子厂需要招5000名一线工人，目前只能招到2000人。此外，不少企业急需电焊工，一般只能招到总需求量的1/10。”仇玉俭说。

　　在出口加工型企业集中的昆山，遭遇用工短缺的企业也比比皆是。昆山仁宝电脑工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介绍，目前仁宝电脑在昆山拥有大约4万名员工，50%-60%员工为外来务工人员。春节以前，许多员工返乡。目前，该公司一线工人用工缺口在5000人左右，技术工人的缺口为40-50人。

　　1月初深圳市宝安区劳动部门启动的一份春季企业用工需求调查结果显示，523家参与调查的企业中有475家企业表示春节后要招工，新招员工达15.3万人。据宝安区劳动部门推断，宝安区节后用工缺口在20万人左右。

　　承诺优越条件 展开劳动力“争抢”

　　面对“招工难”，多数企业开始提高薪酬，希望尽快招到人。深圳人才大市场调查显示，71%的参会单位提供的职位薪酬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同样，在佛山、顺德记者调查发现，这里的劳动服务中心给出的最低工资是1500元左右，较去年有大幅的提高。企业给的工资待遇普遍增长了20%左右。

　　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是世界毛织业的重要基地。春节假期刚过，记者在大朗镇象山工业城看到，不少工厂门前挂出横幅或贴出告示，“急招大量男女普工”等。很多公司提供了包吃包住、月薪过两千元等条件。有些公司不仅承诺提供免费食宿，还有年终奖、带薪年假、带薪婚假、生日奖金、社会保险等。

　　东莞市泰业纺织制品有限公司招聘点的业务部经理告诉记者，该厂提供的招聘条件甚至包括了报销返程车票，并承诺新手和熟练工分别涨薪300元和500元，不过即便如此，这家公司如今仍旧处于经常性的缺工状态。

　　东莞市的情况在整个珠三角已较为普遍，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主任张宝颖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广州地区企业求人倍率约为1.36：1，即每个求职者有1.36个岗位空缺。岗位多于工人，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情况明显。

　　记者近日在上海火车站、职介所等地采访发现，这几天回流的外来务工人员有增多趋势。但一些中介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年后一些企业农民工补员较快，一些企业在上半年基本上能达到平衡；而从这几天的情况看，今年很多企业用工缺口填补难度加大、周期更长，形势不容乐观。

　　招工难蔓延 劳务输出大省也“荒”

　　用工荒还进一步向安徽、河南等传统的农民工输出地蔓延。据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安徽全省缺工超过50人的企业达2300余家，缺工总数达到25万人。今年春节后，全省企业还计划招工25万余人。

　　“以前去安徽、河南等地中专技校招人，学校常会在校门口拉上横幅，写着‘热烈欢迎上海企业来我校招人’等。这两年就不再有这种‘待遇’了，因为很多当地的用人单位也在抢着要人。”昌梦晨所述颇能说明问题。

　　记者最近在甘肃省两个劳务输出大县秦安县和陇西县举行的两场劳务用工洽谈会现场看到，参加招工的企业月平均工资都在2500元到3000元之间，比往年大幅度增长，不比东部一些地区给农民工开出的工资低。尽管如此，这些企业还是受到了冷遇，部分企业竟然连一个工人都没有招到。

　　加薪使小企业难以承受成本压力

　　然而要付出更高的工资，提供更多的承诺，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投入。

　　在广东东莞和江苏昆山经营着两家精密五金制造企业的张卫东告诉记者，最近两年为了能够保证企业正常运转，他给工人开出的工资已经越来越高了。“以前完成100万元产值需要支付的工资大概是8万元，现在已经上升到了12万元，50%的工资成本涨幅对于我们这些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取胜的小企业而言压力已经大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宣布，从3月1日起，广东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将提高18.6%，其中广州市的标准将增至每月1300元，为目前全国最高。虽然大部分企业开出的工资早已远远高出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可是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意味着加班费和社会保险金支付基数的提高，对于企业而言同样意味着成本的大幅上涨。

　　一些工人在受访时表示，各地大幅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给他们要求提高待遇以底气。此外，不断上涨的物价，也使很多打工者的薪酬预期“水涨船高”。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年轻劳动力对生活质量要求提高，即使企业主动涨薪，仍然难以满足员工的期望值。

　　企业对策

　　“千方百计”只为招人

　　订单在增加，工人却流失，春节后集中显现的招工难、用工荒让长三角不少企业“头疼不已”。为缓解矛盾，各企业使出了“三十六计”。归纳起来主要有：

　　加薪为“上计”

　　中智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管理咨询中心针对上海地区的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离职的劳务工中，薪资因素占58.8%的权重。可见，直接或间接提高工人的待遇，能在一定程度上“拴住”员工的心。

　　江苏谷登工程机械装备有限公司的招聘专员陆善峰告诉记者，去年已给员工涨了10%工资，目前普工月薪在3000元左右，公司还为新员工安排培训。

　　记者了解到，目前长三角部分集装箱驾驶员月工资已涨至4000元，部分汽车修理工在1500元-3000元，快递员的综合工资也能达到2500元。

　　急招“寒假工”

　　一些春节期间面临严重用工缺口的企业，从大中专、技校中招聘一批“寒假工”解燃眉之急。上海天都人力资源公司总经理昌梦晨说，一家从事手机电线生产的企业为填补春节期间用工缺口，特地委托天都公司从河南商丘、平顶山等地大中专院校学生中“紧急”招聘了一批“寒假工”，为期一个月。记者了解到，上海闵行、奉贤等区多家制造企业都临时招聘了不少技校学生工，在年前上岗。眼下开学在即，这批“寒假工”即将离厂回校，一些企业生产线将再次出现人手不足的情况。

　　鼓励“老乡带人”

　　上海徐汇区一家餐饮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饭店服务员十分紧俏，公司常年使用“老乡带老乡”的办法补充员工。每个老员工，如果能带一个老乡来饭店上班且干满三个月，便给老员工200元-300元/人的奖励费。不少人力资源中介也采取这样的办法扩大招聘面。不过，一些求职中介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前农民工往往和亲戚、朋友一起结伴出外打工，“老乡链条”紧密，但近年来，进城农民工中“80后”、“90后”明显增多，不乏一些独生子女，独立性强、流动性大，“老乡带人”难度越来越大。

　　增设“工龄工资”

　　浙江金华的今飞集团今年设立“工龄工资”，以后员工按照工龄，每年上涨120元的工龄工资。记者了解到，民企主动设立“工龄工资”制，最早出现在宁波的一些企业。两年前，宁波鑫洋电器公司率先实行工龄工资制度，使得该企业职工流动率不到3%，远低于行业内20%的水平。目前，工龄工资制已被浙江、上海等地一些企业效仿。

　　大打“温情牌”

　　上海华日服装公司的工会主席朱雪芹说，为留住更多农民工，节后公司向员工发放每人200元—300元的“开工红包”，加班费也有所上涨，“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让员工感受公司的温情和诚意”。记者在长三角采访发现，这几年不少企业为员工盖起了宿舍，设置篮球场、游泳池等设施，增加有组织的旅游、娱乐活动，逢年过节甚至还为前来探亲的员工亲属报销来回路费。

　　这些招人、留人的办法，一定程度上能让企业“缓一口气”。但不少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保险等费用都面临上调，用工成本可能增加30%左右；而原材料成本也在不断攀升，利润空间有限，企业为员工加薪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

　　热点透视

　　剖析“用工荒”背后的深层原因

　　为何用工如此紧张？从表面看，这与外贸需求复苏、一部分外向型企业订单增加，致使劳动力“供不应求”有关。但连年不断的招工难、用工荒有着更深刻的原因。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是在沿海地区近年来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劳动需求结构变化与供给相对不足这一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例长期偏低而城市生活成本又大幅刚性上涨导致的必然结果，还跟内地不少省市经济快速发展、就业机会增加、薪资待遇提高，使农民工纷纷“回流”返乡有关。因此，随着产业调整转移进程的加快、区域之间比较优势的弱化，部分地区劳动力资源供不应求的问题将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存在。

　　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终结

　　今年的“民工荒”“招工难”比以往来得早、来得猛，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说：“当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加速提升，农村劳动力加快向工业转移，长期受压抑的劳动力收入不可持续。种种迹象表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已经结束。”

　　目前，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发表过类似观点。所谓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这一理论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无限劳动力供给终结后，我国劳动力市场开始进入存量劳动力竞争时代。在剩余劳动力消化殆尽，劳动力增量受限的情况下，各产业必然要在既定劳动力中展开竞争，劳动力因各产业间的生产力变化而进行再分配或许将成为常态，由此带来的‘摩擦性失业’也将不可避免。”

　　报酬长期偏低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记者近日在济南举行的一些招聘会上看到，拿着大堆推荐材料的大学生依旧是求职主力，一些学生表示，要想找一份满意的工作比较困难，一般本科生毕生后每月1500元即可满足。但在劳务市场上，却出现截然不同的情况。一些农民工工资已超过100元/天，并且他们对找工作充满信心，对涨工资充满预期。

　　记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就业偏好不同，他们更倾向于劳动强度不大、工作环境相对舒适的工作。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例长期偏低而城市生活成本又大幅刚性上涨的情况下，对比留在家乡的同乡人的生活，重新外出的农民工纷纷要求老板涨工资已不奇怪。

　　农业收入、留守儿童留住部分农民工

　　记者在山东农村采访发现，除了外出务工的以外，许多人选择在家发展蔬菜种植或养猪养牛，间或在附近工厂干点零工。

　　近年来，正是国家惠农政策力度的加大及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上升，使农业对劳动力的吸引力日渐增强，更多的农民开始选择留在家乡创业。

　　另外，随着我国东中西产业的梯次转移，劳动力在东中西部之间的竞争今年尤其明显。东部企业自雇大巴车开进村接人的现象并不少见，四川、安徽、湖南等一些劳务输出大省的部分企业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招工难”现象。东中西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导致劳动力“截留”，成为导致东部民工荒加剧的原因之一。

　　另外，记者走访河南安徽发现， 留守儿童问题是许多农民工不愿再外出主因之一。一些农民工已经意识到留守儿童引发的严重问题，并开始采取行动。

　　全国妇联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近三成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年限在5年以上。对许多留守儿童来说，爸爸妈妈就是电话里的声音，长期亲情缺失，代管不力，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了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的严重关切。

　　专家支招

　　给钱补贴不如营造“留人的软环境”

　　劳动力的日益短缺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会挤压企业的生产经营利润，增加成本负担，但另一方面也会逼使企业提高劳动效率，转向用工更少、产出率更高的高附加值行业，进而推动整个产业升级与进步。上海社科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认为，应对“用工荒”，政府部门应积极作为，营造好“留人的软环境”。

　　应用“服务优势”对冲“工资劣势”

　　上海宝山区外地劳动力管理所于去年9月针对1200多名进城农民工进行过调查。调查显示，75.9%的来沪求职人员在35岁以下；在所有被访者中，79.8%的人关注岗位发展前景；有57.0%的人要求企业提供培训，36.3%的人要求政府提供培训。

　　郁鸿胜认为，政府不应直接用资金补贴等手段去帮助遭遇用工荒的企业，而应更多地从提升“软环境”入手，加快医疗、教育、培训等公共资源覆盖农民工群体，这实际上就是在提升企业的吸引力。沿海地区的公共资源优势比较明显，对更关注发展的年轻农民工更有吸引力。

　　打破农民工求职的“信息壁垒”

　　上海蓝云保洁有限公司行政人事部部长李影告诉记者，招聘中常发现“有活没人干”与“有人没活干”同时存在的情况。公司跑遍街道、社区、职介机构等四下招人招不到，不少农民工却因找不到工作而犯愁。记者采访发现，很多求职者对政府公共职介机构的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一无所知；一些专为农民工设置的政府职介机构以及相关招聘会，则常常由于“知名度不够”等原因而显得人气不足。

　　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劳动就业部门的服务意识、服务能力，“走出办公大楼”，深入企业、农民工居住区等基层一线，掌握一手的就业市场信息；同时，应该创新手段，提高就业信息传播的到达率和有效性，让劳动力供需双方充分“对接”。

　　利用机遇助推产业升级

　　上海宝山区外地劳动力管理所的调查显示，来沪务工人员中大专及以上的人员已占13.1%，且有不少人员拥有较高等级的技能证书。该机构负责人说，沿海地区对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还是很突出的。历年的跟踪调查显示，近年来来沪求职人员的素质有明显提高，且其从业志趣和岗位选择也在变化，一些条件较好的“高素质农民工”更趋向于在劳动条件好、人力资源回报率高的行业工作，有向高端产业、高端岗位发展的动向，体现出该群体体面劳动的诉求。

　　专家建议，相关区域应进一步大力扶持、发展高技术含量的第二产业及新兴的第三产业，合理吸纳、引导外来求职人员，适当满足其择岗择业要求。在应对“流出”部分劳动力的过程中，应吸引更多高素质、高技能劳动力“流入”。(综合新华社报道)

　　新华网北京2月17日电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17日宣布，将从下个月起组织为期两个月的全国涉农价格和收费检查，检查范围包括今年以来各项涉及农民增收、强农惠农的价格和收费政策执行情况(对连续性重大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可追溯到上一年度)。

　　据发展改革委介绍，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大对农产品流通环节各项收费的检查，在农村水价、电价、燃气价格、农村医药价格、农村建材价格、农产品收购价格、农资价格、邮政电信资费、农民建房收费、农村有线电视收费、农村中小学收费、涉及村组织的收费、农村殡葬服务收费、农产品检验检疫收费等方面，因地制宜确定重点检查的行业或部门。

　　发展改革委还要求各地结合春耕备耕和抗旱工作，加强对灌溉用水、用电以及化肥等农资价格的监管，严厉打击坑农害农价格违法行为，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发展改革委强调，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要突出工作重点，对自立项目、超标准收费；以签订自愿服务协议等方式变相强制服务并收费；不执行国家定价、指导价擅自涨价等突出问题进行严厉查处；加大对农产品流通环节收费的监管力度，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降低流通成本，严厉查处恶意炒作农产品价格行为。

　　对检查中发现乱收费的情况，发展改革委要求各级价格部门责成被检查单位立即清退给农民，对相关责任人要及时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对屡查屡犯的单位、性质严重的违规收费问题要予以公开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