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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徽等地试点为农村房屋颁发房产证
中广网北京5月3日消息(记者庄胜春)据中国之声(微博)《新闻晚高峰》报道，农民自家的房子，什么时候也能和城里的商品房一样，可以办个红本本，到银行办抵押贷款？这个悬在很多农民心中的希望，最近正在多地成为现实。4月28日上午，铜陵市首批56户农民领到了《房地产权证》，集体土地房屋在铜陵从此有了“合法身份”。而在此前，河南多地也已经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赋予了农村居民拥有房产证的权利。
今天，安徽铜陵给10万户农村居民发放了宅基地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此前的4月28日上午，铜陵市还举行了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房地产权证》的集中颁证仪式，56户农民第一次领到了《房地产权证》。铜陵市郊区灰河乡五洲村的农民侯万喜就是其中一员。
侯万喜：对我们农民的财产实现了保护。再一个方面，农业生产方面做贷款、抵押，对我们发家致富带来了更多的好处。
一个月前，河南舞钢市尹集镇张庄社区首批21户居民也在全省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领到了房屋所有权证和集体土地使用证。河南省舞钢市委书记高永华表示，下一步，当地要给所有入住新型农村社区的居民全部发放两证。
高永华：房产证通过抵押可以得到二十到三十万的资金没有问题，把“死资产”变成了“活资本”，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创业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要把所有入住新型农村社区的居民全部发放两证。
在去年年末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要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利。2011年5月，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农业部也曾联合下发通知，要求2012年底实现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全覆盖。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副主任李国祥认为，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农房的身份问题，的确到了应该有所突破的时候。
李国祥：我们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来了，要建立统一的土地市场，要建设这个市场的话，房屋跟土地是连在一块的，必须要有证，所以这是我们改革当中必须要进行的一项突破。
安徽和河南的类似举措，其实并不是个例，据了解，广东、重庆、陕西等地也都有相应的尝试。然而，不同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有关农房的产权，国家截止目前却还没有统一的布置。那么，这一政策试水的推进，面临着怎样的阻力，是不是颁发了红本本，就万事大吉了呢？
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副主任李国祥介绍，他在浙江等地调研时还发现，因为大多数的农民建房是采取传统的方式，无法出具相关部门要求的测绘图纸，所以无法拿到房产证。
李国祥：房屋如果给你发证你是违规建筑还是符合国家建设标准呢？这一系列当然就需要进行论证，当然作为建设部门，我们在农村调查的时候，一个是结合新农村建设免费给对农民提供一些图纸，农民按照这个图纸，选择具有本地特色的又符合农村习惯的建设房屋。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深受农民的欢迎。
集体建房，一方面解决了农房的产权问题，另一方面实现了农地的集中和转移。不过，李国祥也指出，过去两年，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农房集中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伤害农民权益的行为，这样的所谓确权，就并不可取。
李国祥：一是地方不希望农民自己来建房子，然后各个乡镇他们自己通过开发商来建设一套房子，逼着农民自己去买房子，去年的时候中央专门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停止一些地方的定点试点。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人庆进一步指出，其实除了技术层面的确权问题，长期来看，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农房“房产证”究竟有多少含金量。目前的房产证，是基于集体所有制下的个人资产，虽然可供抵押、继承，但是还不具备真正的自由流通、或者说买卖的市场价值，这就限制了它的价值体现。
李人庆：在集体土地所建设的房屋我们通常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小产权。那么小产权跟国家征地的土地建设物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农民的权益能不能对等的对待，这也是未来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新疆小县城再现天价羊 一只竟被卖出千万元(图)
天价羊被卖出1200万
天价羊被卖出1200万
近日，新疆英吉沙县的一只具有阿富汗血统的羊被开出了1200万元的天价，成为有史以来最贵的一只羊。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只羊，能卖出1200万元的天价。
在英吉沙县芒辛乡3村看到，这只学名叫做纯种瓦格吉尔羊，身材魁梧健壮犹如一头小牛犊，体长约1.7米，高1.4米，全身雪白，四肢健壮有力，硕大的鹰钩鼻子高高隆起、宽大的的耳朵，有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
羊的主人帕尔哈提说：“这只羊是去年是3月份买的，现在11个月了。这个品种纯得很，耳朵40公分以上，宽度20公分，白是白、黑是黑，这种羊可以说是一等的彩色的纯白，这个羊的净毛率是60以上，每个羊长胖可以长到130到140公斤在4岁到6岁时候。”
这只羊是帕尔哈提去年3月份从阿富汗买进来的纯种瓦格吉尔羊，目前纯种数量很少，在国内目前只有他家有这样的纯种瓦格吉尔羊。前两天，一位库尔勒的客商专门赶来，想出价1200万元购买，但帕尔哈提考虑到羊即将进入配种期，就谢绝了。
帕尔哈提说：“这只羊我也想卖，但是我想的这个品种全中国就我家有，再别的地方不好有的。他们现在一只羊500到1000块钱，杂交这个羊了以后，最少也要10万以上，我们农民都喜欢喂羊，就是每家配一下，杂交一下，免费的帮助他们，对英吉沙农民来说有好处。
在新疆南疆地区，历史上有着养殖刀郎羊的传统，近些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地群众不在局限于养殖传统的普通羊，血统纯正、出身名门的刀郎羊也被炒作了起来。现在，在南疆很多刀郎羊养殖区，朋友见面不是问“你吃了没有？”，也不是问“你有几间房、几辆车、多少存款？”而是问“你家里有几只纯种的刀郎羊？”
之所以有人开价1200万购买刀郎羊，一方面是因为刀郎羊非常稀少，据一份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球也只有1000多只刀郎羊，再加上当地火的一塌糊涂的刀郎羊交易市场，一只纯种的、出身名门、用来配种的刀郎羊售价超过百万元在当地并不稀罕，而20万、30万的刀郎羊，更是常见。去年的6月7号，新疆阿克苏地区6只刀郎羊的成交额达到了200多万元，平均每只33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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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要求督查农村计划生育乱收费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文，要求各地和有关部门严格管理涉农收费和价格，规范实施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深入治理加重村级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问题，严肃查处涉及农民利益的违规违纪行为。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总体要求，规定面向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相关规定收取，严禁向农民“搭车”收费或摊派各种费用。严格执行涉农收费文件“审核制”，防止出台加重农民负担的政策文件；全面推进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制”，及时更新公示内容、创新公示形式，提高收费透明度。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计划生育、农民建房、婚姻登记、生猪屠宰等领域乱收费的重点监督。
为深入治理加重村级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问题，《意见》严禁将应由政府承担的建设和服务费用、部门工作经费转由村级组织承担，严禁地方有关部门或单位委托村级组织向农民收取费用。村级组织不得擅自设立项目向农民收费，严禁用罚款和违规收取押金、违约金等方式来管理村务。
国务院：涉农违规违纪收取款项要坚决予以退还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12〕2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近年来，随着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实施力度的逐步加大和农民负担监管工作的不断加强，农民负担总体上保持在较低水平，由此引发的矛盾大幅减少，农村干群关系明显改善。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对减轻农民负担工作重视程度有所下降，监管力度有所减弱，涉农乱收费问题不断出现，向农民集资摊派现象有所抬头，惠农补贴发放中乱收代扣问题时有发生，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实施不够规范，部分领域农民负担增长较快。为进一步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切实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明确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总体要求
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为中心，以规范涉农收费为重点，以强化监督检查为手段，将农民负担监管工作融入到统筹城乡发展、加强农村社会管理、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中，将农民负担监管领域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面延伸，创新监管思路、拓展监管范围、强化工作措施、加强制度建设，严格禁止各种不合理收费和集资摊派，坚决纠正违反政策规定加重农民负担的行为，确保农民负担继续控制在较低水平，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二、严格管理涉农收费和价格
面向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相关规定收取，严禁向农民“搭车”收费或摊派各种费用。严格执行涉农收费文件“审核制”，防止出台加重农民负担的政策文件；全面推进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制”，及时更新公示内容、创新公示形式，提高收费透明度。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计划生育、农民建房、婚姻登记、生猪屠宰等领域乱收费的重点监督，深入开展行业专项检查，解决农民反映的突出问题。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要坚持学生自愿征订教辅资料的原则，不得突破“一教一辅”；突出学生食堂的公益性，合理控制饭菜价格，不得按学期或年度向就餐学生收取餐费；严禁以赞助、捐助的名义向村级组织摊派教师工资和活动经费。对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生育子女的农民，除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外，严禁收取其他费用。对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新建、翻建自用住房的农民，除收取土地和房屋权属证书工本费外，严禁收取其他费用。对办理婚姻登记的农民，除收取婚姻登记证书工本费外，严禁收取其他费用。对生猪养殖户，严禁在屠宰环节多收乱收费用。对农民的各种补贴补偿款，不得抵扣和代缴其他费用，不得“搭车”收费或配售商品。要在总结农业综合水价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措施，降低农民水费支出。
三、规范实施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
开展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严格规范议事程序，准确界定适用范围，合理确定限额标准。各省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本地区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实施办法。从2013年开始，一事一议筹资筹劳限额标准按绝对数额确定。一事一议项目不需农民投工或农民投工难以完成的，不得筹劳；确需农民投工的，要按实际需要合理确定筹劳数量；自愿以资代劳的，要严格控制数量、比例及工价标准，防止用自愿以资代劳名义变相向农民筹资。完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操作程序，按照民主议事、方案审核、政府补助、验收检查等环节操作，规范组织实施。加大专项检查力度，坚决纠正层层下放限额标准权限，乡镇统筹使用、县级集中管理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资金以及套取、挪用政府补助资金等违规问题。全面推进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加大奖补力度，扩大奖补覆盖面，完善制度办法，促进村级公益事业健康发展。
四、深入治理加重村级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问题
加强对向村级组织收费事项的日常审核监管，防止乱收费和各种摊派行为。严禁将应由政府承担的建设和服务费用、部门工作经费转由村级组织承担，严禁地方有关部门或单位委托村级组织向农民收取费用。村级组织不得擅自设立项目向农民收费，严禁用罚款和违规收取押金、违约金等方式来管理村务。严格执行村级组织公费订阅报刊“限额制”，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向村级组织摊派发行报刊、图书和音像制品等出版物，逐步加大主要党报党刊向村级组织免费赠阅力度。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监管，深入治理乱收费、乱罚款和集资摊派等问题，加大动态监管和跟踪督查力度，推动落实各项优惠扶持政策。
五、建立和完善农民负担监管制度
抓紧建立健全涉及农民负担政策文件会签、信息公开和备案制度，各级有关部门出台涉及农民负担的政策文件必须会签同级人民政府农民负担监管部门。全面推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核制度，对各级部门实施的建设项目，应由政府投入的，要及时足额到位，不得向农民和村级组织摊派；需要农民筹资筹劳的，必须经过同级人民政府农民负担监管部门审核，防止向村级组织和农民转嫁负担。建立农民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机制，提高农民民主议事能力和管理水平。进一步完善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及时更新内容，标明举报电话，便于农民监督和反映问题。建立和完善农民负担监测制度，扩大监测范围，提高监测质量，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六、加强涉及农民负担事项的检查监督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对减轻农民负担政策落实情况和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落实中涉及农民负担情况进行年度检查，检查结果在适当范围内通报，对发现的问题要跟踪督办。要结合实际，选择突出问题和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治理，强化治理措施，确保治理成效。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谁主管、谁负责的部门责任制，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切实解决本系统、本部门加重农民负担问题。中央和省级有关部门要选择问题较多的市(地)、县，省级和市级有关部门也要选择问题较多的县、乡，联合开展农民负担综合治理，督促制定治理方案，排查突出问题，限期整改到位，切实防止区域性、行业性农民负担反弹。加大对涉及农民筹资筹劳事项的专项审计力度，及时公布审计结果，接受农民群众监督。进一步畅通农民负担信访渠道，加强综合协调，推动解决信访反映的重点难点问题。
七、严肃查处涉及农民利益的违规违纪行为
加大对涉及农民利益违规违纪问题的查处力度，对向农民、村级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违规违纪收取的各种款项，坚决予以退还；对违规使用的农民劳务，按当地工价标准给予农民合理补偿；对擅自出台、设立涉及加重农民负担的文件和收费项目、建设项目，坚决予以撤销；对擅自提高的收费标准，坚决予以降低。严格实行农民负担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政策规定，加重农民负担或影响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落实的相关责任人员，要依照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八、加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组织领导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的工作制度，加强组织领导，层层落实责任，坚持实行减轻农民负担“一票否决”制度，继续保持减轻农民负担的高压态势，绝不能因为农业税的取消而思想麻痹，绝不能因为农民收入增加和农民负担水平下降而工作松懈。要健全减轻农民负担工作领导机构，加强队伍建设，保证工作经费，确保农民负担监管工作的顺利开展。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掌握并妥善解决统筹城乡发展中涉农负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防止苗头性、局部性问题演变成趋势性、全局性问题。要加大对基层干部的宣传培训力度，不断提高其农村政策水平，增强服务能力。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各地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情况的督导，及时通报结果。各省级人民政府要根据本意见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抓紧制定具体实施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二○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国家贫困县湖南桑植试水农民看病全报销
据新华社长沙4月2日电（记者帅才 谢樱）只要缴纳一定的“门槛费”，“参合”农民因病在乡镇卫生院住院“全报销”。自2011年8月起，国家贫困县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试水”农民看病“全报销”，让农民看病就医发生了巨大变化。
桑植县洪家关乡农民刘远运和老伴患阑尾炎和胆囊炎疾病多年，但因为家里拮据很少上医院看病。当他得知只出150元“门槛费”就能在乡镇卫生院免费住院后，拉着老伴一同住进医院。出院时，刘远运两口子总费用为2367元，新农合报销2067元。“按以前的报销比例，自己要掏1200元左右，现在省了一大笔钱，农民终于敢住院了！”
桑植县卫生局局长陈俊文介绍说，通过将新农合资金用好用足，改革基本没有增加桑植县的财政负担。为了防止过度医疗，桑植县农合办和乡镇卫生院签订了服务协议，加强对患者入院审查、住院治疗、出院报销等各个环节的监管，对各乡镇卫生院人均住院费、药品比例、检查阳性率、日均住院费用、人均住院天数等项目定期考核，严格奖罚，保证新农合基金的安全运行。
过去，在我国的老少边穷地区，由于医疗基础差，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况普遍。新农合作为全世界覆盖人口最多的医疗保障制度，被参合农民形象地称为“健康保护伞”。为了让全省农民均享受到医改带来的实惠，2012年3月，农业大省湖南正式在全省推行参合农民免费乡镇住院付费机制改革，让4600多万“参合”农民实现乡镇卫生院住院费用“全报销”。
记者深入一些推行“全报销”的贫困县调研发现，群众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价廉的医疗服务，因而对这项政策“赞不绝口”。当地乡镇卫生院门诊、住院人数和业务收入逐步增加，医患关系也更加和谐。实现了农民得实惠，政府得口碑，医院有利润的“三赢局面”。
甘肃3名农民杀人抢劫500元救灾款被判死刑
据新华社4月2日电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农民王增得协同另外2名村民，半夜潜入救灾帐篷房内勒杀两人，抢得救灾款500元。陇南市中院日前以抢劫罪一审判处3人死刑。
甘肃省陇南市是“5·12”汶川大地震中甘肃省受灾最重的地区。据介绍，在灾后重建中，该市武都区柏林乡农民王增得因自己未被列入重建援助对象而迁怒于村委会主任。2008年10月27日，王增得看到村委会主任王某正在自家帐篷里向村民发放救灾重建贷款，遂萌生抢劫歹意。随后，王增得叫上同村村民郭和平和王正才于次日凌晨持绳索、木棒前往王某的帐篷，在附近潜伏近3个小时，待灭灯后，撕开门帘进入帐内，3人合力将王某夫妇用绳索勒颈后又持木棒击打致死。王增得抢得现金500元，后分给郭和平300元，而王正才负责将作案工具带回家中烧毁。
2008年11月6日至8日，郭和平、王正才与王增得先后归案。警方在王增得帐篷内搜出非法储存的爆炸物导火索70余米、雷管2枚以及TNT炸药3000克。2009年4月2日，陇南市检察院对王增得等3人提起公诉。
陇南市中院审理认为，3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为抢劫救灾款杀害被害人，3人均系主犯，且抢劫的财物属救灾款，社会危害性极大，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严惩。据此，法院以抢劫罪判处3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了解，3人不服判决现均已提出上诉。
冯小刚：时代没有深刻作品 朱军：影视卖低级趣味
中新网北京8月26日电 全国政协26日在此间政协礼堂召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专题协商会，冯小刚、冯巩、朱军等众委员发言(或书面发言)，直陈文化热点，不乏精彩观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丹增：当前文化发展中的不良倾向随处可见：传统文化随意商业包装，历史文化随意打造商品，革命文化随意经商赚钱，文化遗产随意商业占用，文艺创作随意低俗媚俗，文化活动随意嘲弄喧嚣。特别是全国范围城市的大拆大建，造成历史遗迹无法挽回的破坏，弄得从南到北所有城市文化形象千人一面，所有城市文化设施千篇一律。文化产业园区、文化广场、文化标志性建筑等等，以文化产业的名义折腾城市的新游戏正在上演，加上城市文化创作上的盲目，传播中的倾轧，审美时的迷失，出现了种种千奇百怪的“城市文化病”。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出版产业首先是出版的产业，肩负着文化使命和责任，应当坚持挺拔主业……要防止“出版产业壮大了，出版却没了”和“内容产业没内容、文化产业没文化”的现象发生。
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导演冯小刚：作为一个导演，一个创作者，我们正经历着民族复兴的大时代，近些年来没有能够拍出几部记录这个时代的深刻变革的作品，我们是有愧于心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创作者的视野和能力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应该认真检讨一下我们的审查给创作带来的伤害和桎梏。这个问题不解决，想要拍出经得住时间考验，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将是一句空话。
全国政协委员、央视知名主持人朱军：当前的电视娱乐节目，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俱佳的精品之作还太少，充斥荧屏的多是平庸的电视剧，甚至低俗的娱乐节目。数量说明不了问题，更诞生不了美……(综艺和娱乐节目)是以“低级的趣味”吸引人，还是应该以“高级的娱乐”引导人？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比拼刺激和感官愉悦，还是多创精品使人感觉到人生美好与真正的快乐？答案不言自明。因此，对于某些以商业味太浓甚至有低级趣味之嫌的电视节目，应加强政策规范与引导。
全国政协常委、知名相声演员冯巩：从总体上看，农民工基本文化需求满足程度低，文化生活单调匮乏，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在农民工代际转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的背景下，农民工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比如，农民工处于“农民”向“市民”的过渡之中，自我认同模糊……再比如，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强烈，对文化的需求层次不断提升，但他们较为普遍地感到情感孤独，有的甚至出现心理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
全国政协常委、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文化产业和其它产业一样，依然存在玻璃门、弹簧门现象，国企民企不能做到平等对待。比如万达院线是亚洲最大的电影院线，明年将成为全球第五，虽然市场份额远远大过国有企业，但仍然无法获得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待遇。目前国内仅有中影、华夏两家国有企业获得许可进口外国影片。希望有关部门给万达院线影片进口许可，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同等待遇。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文化的缺失不会显现在任何一级政府当年的统计表中，但日久天长便峥嵘于各种社会弊端上，并积重难返。因此说，政府的执行层面的文化自觉成了关键。若要使这一层面具有文化自觉必须有切实办法。否则，文化在这个层面必然化为几场大轰大嗡、明星云集的文化节和一大片斥资数亿的文化场馆。因为，当前文化的遭遇，往往是要不依附于政绩，要不与经济开发挂钩，化为GDP；文化失去了本身最神圣的功能——对文明的推进，还有自身的发展与繁荣。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张和平：实践证明，人艺要发展，必须坚守住自己的品味，品质，品格！所有明星们的“回归”，陈道明等功成名就的艺术家肯于“镚子儿不要”地在人艺舞台上连演18场。他们图的是对艺术的追求，向往的是人艺的品牌。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主席王立平：搞文化产业不能搞跟风、赶潮流，前些时发展动漫产业，真有些轰轰烈烈，全国上百所大专院校都设立了动漫专业。我曾带考察组了解情况，当时学动漫的学生就有40万，绝大多数培养的是技工、制作人才。许多地方向我们介绍动漫产业发展情况，大多是以生产了多少分钟来体现成绩，搞了不少，就是看的人不多，卖不出去，不挣钱。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外宣办原主任赵启正：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不能永远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分享祖先的荣光。文化不是化石，化石可以仅凭借其古老而价值不衰。文化也不是文物，可以只强调其考古价值。文化需要在发展和传播中获得持续的生命力。(完)
以文为生不靠谱：不要怂恿缺乏条件者当作家
《海底斑斓》 虞兰因 画
黛琪出版《红楼本事》后，“才女”名头更响。不久前，我和他们夫妻二人见了面。由于其夫君是我的老乡，我比他们年长又喝高了酒，便“训诫”才女说，《红楼梦》充满虚无思想，研究时千万不要如民间故事所言，憨婆娘缝被子把自己缝进去了！黛琪极具涵养，矜持而优雅地回答，我是业余写着玩哩！
业余，玩。说得好！说去说来，就说到现在的作家，能够买房买车的极少极少；书不好销，除非实权人物向下属单位分摊“大作”。
不久前，上海作协副主席陈村算了一笔账，他说：一个作家一年写一部长篇，算是很高产的作家了。他的收入是多少呢？以每一部小说印一万册，作家拿10%版税算，就是两万块；还要上税，落到手里一万多块钱，平均每个月一千多一点儿，根本不可能养活自己！
在文学圈，陈应松可谓知名作家，但时任湖北省作协文学院院长的他，去年底居然发微博寻找“懂行的经纪人”帮他销书。也许有人会认为他想赚更多的钱，但听他在湖北作协农民作家培训班上对农民作者泼的“冷水”，他对农民作家说，听了这么多作家教授讲课，这并不能解决你们写作的问题。由于生活压力太大等等原因，你们可能成为作家的终不会多。我在这里不想作太多的鼓励，鼓励你们那可能是害你们！
两年前，一位三十多岁的农妇，写了一部近二十万字、名为《憨媳泪》的“长篇小说”，报社同事介绍她找我。我一翻稿件，估定她只有小学水平。也许她见我皱眉，就在一旁解释，这是写的她自己。她的婆婆喜欢大儿媳，经常整她，可现在还是她做农活养活婆婆。我说，你将这事写个千儿八百字就行了，何必拉这么长？她刻满沧桑的脸突然涨红：我要靠文学翻身！许多人鼓励我，只要坚持，就会成功！
不是说小学水平的农妇就写不出作品。高玉宝当年近乎文盲，却写出控诉周扒皮的《半夜鸡叫》。那是新中国建国初期，亟须政治教材。通过编辑重点培养，他才成为战士作家。现在步入网络写作时代，博客、QQ私人空间等文学表达方式应运而生。文学爱好者将作品公布于众，已经轻而易举。出版社及报刊选择作品的途径也更加宽阔。鼓励先天有不足，后天无条件的人写作，不是把她往火坑里推吗？
我出版过几本拿版税的书，时常在大小报刊发表文章，但如果没有工资，在小城也买不起房子。诚然，我也耳闻熟识的作家声称自己很有钱。我知道，多数是打肿脸充胖子。他们在抬高自己的同时，还想靠美名到社会上“诈”点油水。然而，媒体偏听偏信进行宣传，影响许多不知内情且急于摆脱贫困的人，或不事稼穑地写作，或卖掉房子自费出书，殊不知滋生了新时代的“孔乙己”！
故此，我想向媒体进言，不要怂恿缺乏条件者当作家。何况即便出了书，也难养家。黛琪“业余写着玩”写出了《红楼本事》，因为她有不错的工作加文化素养。对于没有解决温饱的人，“以文为裘，煮字疗饥”固然脱俗，但高雅不起，还是实在点好。相传法演禅师黑夜里率三位弟子赶路，一阵大风将灯吹灭。法演问徒弟们心境如何？佛槛高谈“裁缝舞丹霄”，佛眼阔论“铁蛇横古路”，而大弟子佛果只说了一句俗语：“看脚下！”
华夏地理：中国沙漠的速度
撰文 · 摄影：韶华 SEAN GALLAGHER
翻译：章元佳
“干旱严重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称为‘黑色灾难’——就是没有草。在草原上，我们很害怕这种灾难。”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草原生活了一辈子的农民扎木苏说。
20年前，当草原上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被禁止，取而代之分给农民固定大小的土地时，这种恐惧的情绪就产生了。过去20年，同样的地方政策让人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同一块土地上放牧，青草在农民和动物的踩踏下渐渐消失。近年来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压力加快了草原环境恶化，沙漠化威胁正步步紧逼中国。
“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我们土地的三分之一正面临着沙漠化的威胁。”七月的北京，一个潮湿闷热的晚上，胡跃高博士坐在他创建的中国农业大学沙漠化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诉说着这个事实。该中心旨在寻找办法应对当前的危机，任务比想象中更艰巨。据估计，中国土地面积的20%(约174万平方公里)已经成为沙漠。仅上世纪90年代，沙漠化土地增加了1.04万平方公里，受其影响的人口约达4亿。
究竟什么是沙漠化？它是指可耕种和(或)可居住土地逐渐转变为沙漠的过程，通常是由人口过剩、水资源管理不当、低效的农耕方法、工业破坏性使用土地及气候变化造成的。这本是自然现象，然而中国在过去五六十年，不顾环境代价大肆发展经济，导致沙漠化程度加剧。
要知道，不管对中国还是全世界来说，沙漠化都不是一个新问题。因未成功应对沙漠化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例子在历史中比比皆是。公元前12世纪至前 10世纪，巴比伦文明的衰落正处在中东环境干燥和变暖的某个时期，人们认为巴比伦文明的衰落和环境变化密不可分。
“从对过去五六十年做的研究来看，”胡博士说，“降水量未发生多大改变，可能中国北部还增加了一点儿。我们认为问题在于人口增长，同时现代工业和农业都影响着地区的沙漠化。”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干燥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的农民和内蒙古的牧民有着类似的情绪。人口增长的压力使这个中国最贫穷的省成为遭受沙漠化灾害最严重的地区。
在一篇关于宁夏沙漠化的科学论文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胡霞写道：“沙漠地区最大的人口承载量是每平方公里7 ～ 20人，而宁夏南部山区20年前就达到了平均每平方公里125人……为缓和人口压力，改善农民的生活生产条件，改进农村生态环境，中国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在西北开展了生态移民项目。”
红寺堡是坐落在省会银川南部150公里的偏僻小镇，生态移民项目中的主要城市。10年前，耗资20亿人民币的红寺堡从沙漠的顶端建起，政府为其命名为“红寺堡开发区减贫项目”，20万人从当地山区被陆续安置到这里。
镇上宽阔的大道空空荡荡，似乎没什么生气，镇上的生活节奏也很慢。为躲避沙漠的热浪，居民都不出屋。红寺堡的建成是为了与沙漠化作战，安置沙漠化山区的人们，以便能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然而这并不是所有科学家都同意的办法。胡博士说：“关于重新造林，有很多争论。宁夏的年降水量约200至 300毫米。而年降水量在300至400毫米以下时，树木的灌溉率是相当低的。即使10年后，树仍长不大。在这样的条件下，植树不可能解决沙漠化问题。”
总体看来，红寺堡的居民对搬迁还是积极的，尤其是那些从贫困山区搬来的农民。虽然红寺堡仍面临许多挑战，但成千上万在这里开始新生活的居民乐观地憧憬着未来。
“这个镇子现在还不完善，依照目前的发展来看，几年后这里会很好。”在镇中心开着一家餐馆的马女士说。春天，当风吹过纵横交错的街道，周边沙漠被刮起的沙尘笼罩了整个镇子。“三月开始刮风，”马女士叹了一口气，“刮风的时候，真的什么也看不到。每年都一样。”
每年春天，来自中国北部沙漠的沙尘暴开始入侵，在向东迁移的过程中，会时常降落在首都北京，将整个城市包裹在它那奇异的黄色光线之中。近年来，沙尘暴已经造访过朝鲜半岛、日本、中国台湾，甚至到过美国的西海岸。
在内蒙古，耕地变得越来越干旱和贫瘠。20年前，新的“土地合同政策”有效地阻止了农民的游牧活动，并分给他们属于自己的土地。“在过去50 年，我们把草原一步步变为耕地，”拥有草原管理学硕士学位的胡博士说，“我们在部分草原上开发了城市和工业，通常是在高质量的草原上做，同时饲养更多的牲畜。于是人口增加了，动物牧群的数量也增加了。草原面积越来越少，每只牲畜可食用的草地也越来越少。渐渐地，变化就这样发生了。”
在红寺堡西几百公里处，一个不太显眼的建筑紧挨在腾格里沙漠中一座悬崖状沙丘旁。它是沙坡头沙漠研究中心，许多专家在此进行沙漠控制的研究，联合国于1994年将其列入“全球500个环境保护中心”之一。
(《华夏地理》2010年4月号)
善用涓滴：水荒造就环境难民(组图)
撰文： 伊丽莎白 · 罗伊特 ELIZABETH ROYTE
翻译： 白晔
路易斯 · 佩普家住新墨西哥州北部的圣菲，属于高地沙漠区，她一周洗浴三次，像军训一样速战速决：把身体弄湿，关掉水，擦肥皂，冲洗干净，结束。她的水杯一连用几天都不清洗，还用洗碗水浇植物，用没烧热的洗澡水冲厕所。大多数美国人一天大约要用400升水，而佩普大概只用40升。她说：“我节约用水是因为感觉到地球正在走向末日，我不想成为制造问题的一分子。”佩普在做一个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新闻博客。其实就算你不是一名像她那样热诚的环保人士，也该看得出水资源便宜且充足的时代正在终结。不过地球还远远没到因水资源枯竭而灭亡的地步。无党派环保智囊机构“太平洋学会”的主席彼得· 格莱克说：“我们总有一天得整治水资源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在前往理想状态的路上，我们可以避免多少痛苦。”
格莱克认为，我们有两条路可走。硬性路线几乎完全侧重于发展新的供水方法，例如超大型水坝、高架渠和远距离输水管。而他倾向于软性路线：开发一套综合方案，使节约与效率相结合，推行社区规模的基础建设，保护水生态系统，按照水域范围实施管理而不受政治边界的限制，并采取健康的经济模式。
阿尔伯克基位于佩普家的所在地西南方约100公里外，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得天独厚的城市还对供水问题的紧迫性一无所知。该地区水利局的资源保护主任凯瑟琳· 尤哈斯说，水文地质学家曾认为这个城市的地下蓄水量像苏必利尔湖一样巨大，令其城市建设理念格外偏重绿化：房产经纪人依靠植物葱郁的景观吸引来自湿润地区的潜在购房者，住宅建筑规范中也要求纳入草坪。但是后来的研究结果令人大吃一惊：阿尔伯克基的地下含水层远不及原先估计的大，并且被抽取的速度高于降雨和雪融水回补的速度。
该市警觉起来，并马上采取措施应对。它修改了用水规章，付钱让房主参加节约户外用水的课程，并且为安装低流量的用水及滴灌系统和去除草坪的人提供优惠。现在，阿尔伯克基成了以软性路线解决用水问题的楷模。在这座广大的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居民和业主用桶和地下蓄水池保存雨水，几乎每一个人都使用低流量的马桶和淋浴。
通过这些努力，阿尔伯克基的每日人均家庭用水量由惊人的530升下降到了大约300升。尤哈斯说：“即使人口不断增长，这个城市利用精打细算的可持续性供水模式，预计还可以保证50年的用水。”等到50年后，还可以选择对附近咸水进行淡化处理的办法，或采用新技术如双重管道系统：一套管道输送经过高度处理的可饮水，另一套管道回收简单处理过的脏水，用于冲厕所、浇草坪等非饮用事务。阿尔伯克基已经在利用来自水处理工厂和工业设施的废水来浇灌高尔夫球场和公园了。其他一些城市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把厕所排出的废水也收集起来，经过极为严格的过滤和消毒，再输回当地的地下含水层作为补给。世界范围内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工业领域也正在适应较为不确定的供水。菲多利食品公司即将在其位于亚利桑那州卡萨格兰德的工厂中回收利用几乎全部废水；给他力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用压缩空气代替水来洗涤饮料罐；谷歌则回收自家的废水来冷却巨大的数据中心系统。
这一切都令人欣慰——直到你想起灌溉农业占了人类淡水消耗的70%。以这个特大用水份额来看，农户们显然拥有最大的节水潜力。晒得黝黑的大胡子唐· 巴斯特斯站在一条小灌溉渠的岸边，讲解他怎样在圣菲北部的几亩土地上灌溉价值13万美元的作物。他指着河沟里一块当作闸门的厚木板说：“我把这块板子抬起来，然后把一根棍子戳进去支着它。”水自然就往低处流了。
不消说，大自然有时是很无情的。我们要学着在她那越来越变化无常的性情中过活，要么迁离，要么死亡。
400年来，美国西南部干旱地区的农民都依靠这种由社区经营的水渠网络来灌溉庄稼。这种灌溉渠从河流主干引水，然后用人造水道把水分成若干份细流，引到田地里。巴斯特斯说：“要是没有灌溉渠，这里就没有农场。”他还修了一个连着滴灌胶管的水箱，把一部分渠水直接浇在作物根部，这种方法能够减少三分之二的用水量。
在其他地方，思想超前的农民已经用微喷灌系统代替了漫灌，应用激光测量技术整平土地，并安装土壤湿度监控器来更好地安排灌溉时间。“太平洋学会”表示，在加利福尼亚州，这些改良技术每年有望节省大约60亿立方米的水，足以满足3700万人的家庭用水需要。遗憾的是，大多数农户无意安装高效但昂贵的灌溉系统，因为政府补贴使得农业用水价格低廉，但专家认为更符合现实情况的水价和改进的水管理手段能大大减少农业用水。
不管采取哪种办法，发达国家对水虽不能予取予求，至少还能满足基本需要。我们可以通过海水淡化、废水回收、收集并过滤暴雨中落在路面上的水，以及重新分配农业、工业和城市用水权等方法来寻找新的水源。我们也可以通过节约和提高效率相结合，提高浪费者的用水价格，改善管理政策，来以低成本快速地大幅削减用水需求。
那么世界其他地方呢？在贫困地区，问题通常在于缺乏基础设施——井，管道，污染监控和消毒系统。尽管尚有政治方面的难关，解决办法却相当简单直接：投资开发规模适当的技术，更好的治理，社区协作，适当的水价，以及培训用水者维护系统。在由于过度抽取地下水而造成匮乏的地区，更好的管理和用水效率能使最后的储水得到充分利用。以印度南部的农民为例，把漫灌改为滴灌，不仅为他们节省了水源，也节省了燃料；其他一些社区在山坡上造林留住雨水，便可以回补地下含水层。
尽管如此，许多农民仍已到了举步维艰的关头，正在重新思考该种植什么作物——甚至该不该务农。在澳大利亚焦渴的墨累-达令流域，农民已经在弃家搬走了。
水荒造就“环境难民”，这绝对不是第一次。1000年前，在距今之圣菲不到200公里的查科峡谷，居民用岩石垒砌的水渠、闸门和水坝来管理周边广阔水域的溢流。从公元1130年开始，一场持续很久的干旱到来了。缺水或许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是在几十年内，查科峡谷变得杳无人迹。不消说，大自然有时是很无情的。我们要学着在她那越来越变化无常的性情中过活，要么迁离，要么死亡。
(《华夏地理》2010年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