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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南方农村报》评论版发表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写给袁隆平院士的公开信,信中,李昌平希望袁老在有生之年,放弃杂交水稻研究,转向培育常规水稻品种,并佐之六大理由,呼吁还给农民自由选择种子的权利。
此文被网络广泛转载,引发热议,有人支持,也不乏反对之声。27日晚,记者连线正在农村调研的李昌平。
李昌平,曾任湖北监利棋盘乡党委书记,在农村工作17年。2000年3月致信朱镕基总理,反映当地突出的三农问题。现为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并不反对杂交稻
京华时报:这封公开信的观点你是第一次发表吗?
李昌平:去年老家受灾,大面积的中稻被水淹没,绝收,农民撂荒,补不上种子,那时也写过一个千字小文说这个事。
京华时报:为什么写信给袁隆平先生?
李昌平:袁隆平做了很多贡献,但种子其实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种子了。我觉得要保住常规稻,最合适的人就是他了。
京华时报:您建议袁隆平先生放弃研究杂交水稻?
李昌平:我并不反杂交稻,信里也充分肯定袁隆平先生的贡献,见报的只是一部分。杂交稻不是无条件生产的,如果要产量高,相应肥料就必须追加很多东西进去,像袁隆平先生搞超级稻,一亩可产两千斤,要相应条件,也要钱,还对土壤有破坏。他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应该回过头来提醒人们,为农民保留一些种子。
杂交种无力抵灾害
京华时报:农民没有自己的种子会带来什么危害?
李昌平:农民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会大大下降,这对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是个威胁。像我家乡去年受灾,中稻绝收后,农民没办法补种。以前可以用自己种过的早稻种子播种,再收一季。我们国家的灾害其实很多,比如像现在北方玉米已开始播种,这时一场冰雹一打,就需补种,但种子公司种子已经卖给你,就补不上了,不仅仅是水稻。
京华时报:为什么种子公司补不上?
李昌平:种子公司出售按季节,而且是一种商业行为,不会多储备。如遇战争、天灾等,就无法保障,除非是国家行为。国家如果没有“传宗接代”的种子,都可能导致威胁。
应保留30%常规稻
京华时报:常规水稻也能高产,且品质也好,这个怎么得出的?
李昌平:很多常规稻,经过千百年选育出来,兼顾常量和品质,达到一个自然的最优平衡点,又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抗灾能力强。我在农村当过十几年乡干部,在常规稻和杂交稻比较中,常规稻过千斤非常普遍,而且品质好,抗灾性强,只是政府、科研部门都不愿花钱去培育常规品种。留常规稻的观点,我不是最近才有。90年代中期,我们乡里“胡选”水稻品种,10年不衰,一直打败杂交稻,后来政府不投入等多方原因被淘汰了,那个时候就一直想,要怎么保留部分农民自己的种子,品质好又能降低成本。
京华时报:信里,您呼吁有关部门进行立法规定,保留30%的常规种子,这个30%怎么来的?
李昌平:从粮食安全角度看,我们国家现在不是生产不足,去年粮食产量历史最高,我保守估计留70%杂交稻就不影响全局,能保证粮食安全,不会导致短缺。
京华时报:为什么需要政府介入?
李昌平:要有国家战略,全国应该留10个县种常规稻,政府应收购种子,放在仓库里,遇到灾害就拿出来给农民种。在日本,主粮一定用本国种子,像水稻绝不会用外国的,其次一定会留有常规种子。
自信观点将被认同
京华时报:信交给袁先生了吗?
李昌平:还没有,打算回京后,给他发一封邮件。
京华时报:你觉得袁先生会认同你的观点吗?
李昌平:我觉得他会的。袁老从事研究并不是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他一定会认真思考国家种子战略,这是个大问题。
■网友观点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支持李昌平老师的倡议。虽然杂交稻总的来说单产高于传统种子,但是应该加强常规育种的研究和推广,保障农民种粮的自主性和经济利益。
yao:我想,作者是认为杂交种的种子已不是什么高科技了,某些特定环境下常规种也有优势。然而现在,由于杂交种不能留种,每年播种时,农民都需高价买杂交种子分薄了农民的利益。此文章是为农民说话,作者好人!
匿名IP:115.236.50.*作者对杂交育种似乎不太了解。事实上大面积栽种的植物会天然杂交的,“胡选”实际上就是杂交优选的过程。这与转基因育种有本质不同,不能同论。而且,杂交也不一定非要高产,也可以按人们的需要,做杂交抗病等。
匿名IP:123.67.62.*种子问题需要完善的制度去进行管理,这个问题不是科学家能解决的。在有限的土地上种出能满足需求的粮食,才是真正严峻的科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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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亮
从“打工难”到“民工荒”,从“天之骄子”到“农民工”,农民与大学生的形象反差在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中出现了一种“颠覆性”的角色转换,它折射出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拐点,需要对此慎思明辨,剥离出对现象的“无批判主义的实证描述”,而能够切中问题的实质对其进行“公共性批判的”推进,无疑这是一个根本性方案。这一点在当下“民工荒”与“大学生”之间对接的话题日渐涌现的时候,尤为值得注意。
因为,依照一种停留于现象层面的流俗的看法只能拘泥于认为“应该填补”与“不该填补”的二级思维中。在赞成应该填补“民工荒”的一方则是认为这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使然,而另一方则认为,填补则根本无法触及产业结构性调整。依照我的看法,两者之间的讨论都无视讨论的前提,即“大学生”与“民工”的明确定位。
有人说,“民工”还要什么定位,不过就是做一些无技术性工种,主要出体力活的人吗?当然这种说法没有错,不过太表面了,这也是在讨论该不该填补的时候总是纠结于“无技术性”工种不该让大学生做的原因。实质上,“民工”这个说法是一种矛盾。
首先,“民工”是“农民”而不是“工人”。这种说法可能有人不能够接受,实质上从现在成熟的工人制度的体系中,可以看到,工人劳动所得的报酬中,包含除了基本的工资之外,还有医疗费用、住房补贴费用、教育子女的费用等等,即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可以肯定地讲,目前农民工的工资普遍地低于劳动力价值。所以,有人说同样的订单在“香港”要比在“深圳”劳动力低廉得多,原因就在于在“深圳”是按照“农民”兼职的“工人”发的工资,在香港则必须按照真正的“工人”来发工资。
其次,“民工”自身的更新换代。现在的“民工”潮中,随着第一代,即上世纪80年代末生活窘迫走向发达地区打工者的慢慢退出,新的一代,即“80后”的民工逐渐成为了主体。他们自身由于观念与生活背景的缘故,对于城市生活的追求更多地要甚于第一代农民工,因为在第一代那里,他们做完活就回去“种地”,这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本分”。但是,在新生代农民工这里,则有着一种愿意留城,但是由于自身的“工资”还依旧是按照一种“农民”的兼职“工人”的工资发放的,城市的住房、医疗是他们所无所及的,这样一来,只能最后还是失望地退出“城市”。
同样,我们再来看“大学生”,依照教育自身的目的来讲,大学本身意图是要培养两种人,即美国学者艾尔文·古德纳所区分的“技术性的知识分子”与“人文性知识分子”。在今天看来,这两者都出现了偏差,前者的“技术性”往往表现为书本的“技术”早已淘汰而现实的“技术”必须重学;后者的“人文性”更是十分的吊诡,因为市场经济中,人们似乎被膨胀在“货币拜物教”中顶礼膜拜,哪里还谈什么天命与良知。教育只能尴尬不知所措地来回周旋并唯“市场”马首是瞻。
现在,借助于这两个主体的分析,我们回到大学生填补“民工荒”的话题上就更清楚了。
首先,真正的“民工荒”是个伪问题,昭示了政府的“缺位”。如果还依旧崇尚市场这只看不见的“万能”手的话,那么“民工荒”最后必然导致的是企业结构转型升级成为“空谈”。
于是,应该清醒地认知“民工荒”中政府的职责。政府在做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民工”如何处理“民”与“工”的关系问题、相应地就是农业政策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故而,政府应该促进在“工”的岗位上,必须按照“工人”的工资来执行。更进一步,政府应该在促进产业调整的同时,提供更多的企业扶持,推进“民工”的技能培训,生活状况等,不能让他们的梦想只在“春天里”,排除农民工定位的尴尬窘境,让其能够在企业真正留得住。
其次,由于“大学生”目前的就业难,其实更多地折射与反讽了教育的现状。在“民工荒”中,留下的位置依然是一些“无技术含量”的工种,以这种岗位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从短期来看,大学生总要吃饭的,但是,我们可以反问一句,那还要大学做什么,这样还不如直接将大学换牌为某某工人培养基地来的更有效。
教育的现状是不断地将学生往学历层次上赶,并且又在高校里再设立个三六九等的什么“211”、“985”之类不知所云意欲何为的称呼,让学生不断地追求只有读了这个或者那个才能够就业,停留于追求形式,而实质性的素质能力的提高方面离社会越来越远的教育现状。如何不让“民工荒”以大学生填补,这是教育部分待解的难题。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博士)
《科学时报》 (2011-04-21 A4 观察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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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脸、橘黄身子的绵羊在碧绿的草场上分外醒目

  在过去数年陆续丢失200多只绵羊后,英国农民约翰·赫德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防小偷的好办法:把羊涂成橘黄色。

  据英国《每日邮报》4月12日报道,这位48岁的德文郡农民把他养的250多只母绵羊的身体全部涂成醒目的橘黄色,让它们即使在几公里外也很容易被发现。赫德使用的涂料非常环保,对绵羊毫无伤害。


赫德(左)和他的儿子、爱犬和绵羊在一起

  “给羊染色的主意是我儿子想到的,染色之后,小偷再也不敢对我的羊下手了,”赫德高兴地说。据他介绍,金融危机导致英国的羊肉价格上涨,每只母绵羊现在价值140英镑左右,偷羊的事情在农场时有发生。


约翰·赫德和他的羊群

  许多饲养牛羊的农民听说赫德的高招后纷纷准备效仿。英国全国农民联合会也对赫德的办法大加鼓励,并提醒英国消费者不要因贪图便宜而通过不可靠的途径购买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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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人员于1937年在延安合影。左起,后排左三为毛泽东、前排左二为张宗逊。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了。起义军以长沙为攻击目标,三个团分途出击,沿途惩办了土豪劣绅,消灭了地主武装,声势浩大。我所在的第一团分两梯队,团部率第二、三营为第一梯队;师部率第一营为第二梯队。部队从修水出发后的第二天,我率十连为尖兵连,向平江县长寿街前进。部队进到金坪,由于刚收编不久的邱国轩部叛变而失利。以后我奉命带十连到龙门厂附近的天主教堂与主力会合,部队在那里进行整编,卢德铭就任起义总指挥,宣布起义部队的正式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整编时,把第一团受损失的二、三营和其他失散的人员合编为第一团第二营,我任第六连连长,何长工任党代表。第一团在天主教堂整顿三四天后,转向起义军第三团靠拢。第三团是由铜鼓出发进攻浏阳,占领东门镇后遭敌人反扑,因寡不敌众,被迫撤至上坪。起义军第二团一度占领醴陵县城,主动撤出后又攻占浏阳县城,因等待三团前来遭敌围攻而失败。鉴于三路进攻部队均受挫,毛泽东于9月17日下午命令各路起义军向浏阳东南之文家市集中。19日晚,毛泽东召开前委会议。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迅速脱离平、浏地区,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地。9月20日上午,起义部队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集合,师长余洒度宣布:请毛泽东委员讲话!这个突然宣布,使我立即想起春天在武汉分校学习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的情景,心情为之一振,不停地用敬仰的目光上下打量着这位群众爱戴的毛委员。只见他身穿蓝色粗布服装,面部消瘦,目光炯炯有神,脚蹬草鞋,健步走到队伍前面,热情地向部队讲话。他那种高瞻远瞩、催人奋进、鼓舞士气、指引方向的讲话,不断被起义军指战员的欢呼声、口号声所打断。我听得出了神,顿有久渴饮甘泉之感,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上午开完大会,下午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出发,24日在萍乡以东的芦溪遭敌袭击,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29日,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这时,部队人员不足一千,组织很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决定召开前委会议,对起义部队再次进行了整顿和改编:第一,资遣了一部分不愿意留队的人员,将起义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在起义部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第三,在起义部队中实行民主,规定官长不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还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的管理,协助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部队改编后,我调到团部任参谋。我看到改编后的部队,组织精干,连队充实,政治工作得到了加强,出现了一派新的气象,更使我坚定了跟着毛泽东革命到底的决心。

部队继续向南转移,10月3日进到宁冈县古城。我参加了前委在古城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起义部队在古城镇休整了一个星期,把伤病员安置在茅坪后继续前进,经过砻市、十都,抵达酃县城郊。这时,我调到住县城附近的第四连(即特务连)任副连长,连长是曾士峨,党代表是罗荣桓。两天后,部队开到水口圩,在那里休整了一个多星期。一天,我正在十分认真地教战士们练射击,毛委员走过来,微笑着问大家:“能打中敌人吗?”“能打中!”大家齐声回答说。又问:“能打中多远的敌人?”有的说:“能打中三百米。”有的说:“能打中四百米。”毛委员很高兴,用信任的目光看着我和战士们说:“很好!就这样练,把本事练好。”

10月21日,工农革命军离开水口圩向遂川县的大汾圩前进。在行军路上大休息的时候,毛委员走到我跟前,用帽子垫着坐在田埂上,让我坐到他身边。随后他亲切地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怎么参加革命的。我一一作了回答。毛委员听了幽默地说:“啊,你是姜太公的老乡呀,姜太公钓鱼于渭水嘛。”接着他又说:“我在广东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有不少陕西学生。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我国有广大的农村,众多的农民,只要把他们动员起来,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听了毛委员的这番话,我感到心中特别豁亮,好像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10月22日,工农革命军主力攻占大汾圩。当天晚上,毛委员来到四连亲自做发展党员的工作,先向连党代表罗荣桓询问了新党员的情况,然后又指导罗荣桓召集新党员举行入党仪式。入党仪式就在四连宿营地一家地主的楼阁上举行的,参加人除八名新党员外,有党员干部罗荣桓、曾士峨和我。阁楼上气氛很庄严,桌子上点了一盏煤油灯,墙上挂着一面红布做的党旗,上面临时写上“CCP”三个英文字母。毛委员亲自主持仪式,他先向大家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义,然后带领新党员面向党旗宣誓: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服从党纪,保守秘密,永不叛党。这次入党仪式时间虽短,但我受到的教育是极为深刻的,使我终生难忘。在此之后,我以毛委员为榜样,做了大量的建党工作,为使“支部建在连上”落到实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部队离开大汾圩之后,毛委员跟四连一道向井冈山前进。我奉命带一个排护卫毛委员。由于长途行军,毛委员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了,行动很困难,战士们要绑担架抬他,他坚决不肯,自己拄着竹棍子坚持步行。

10月24日,我护卫毛委员到达井冈山大井村。深秋季节井冈山天气变冷,战士们还穿着单衣,晚上睡在门板和禾草上。我和罗荣桓、曾士峨三人挤在一起,共盖一条毯子。当时,部队的衣着是靠沿途打土豪来补充的,搞到什么穿什么,五花八门。吃的是山上出产的红米和南瓜。生活虽艰苦,但我们一直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我经常和战士们一起高唱脍炙人口的民歌: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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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面对“用工紧张”时不少单位给农民工开出待遇高于大学生的现象,成都人才市场的现场调查显示,45%的被调查应届生求职者认为这是正常的。
大学生要放低身段
湖北读者 丁寅
大学生学会理性看待“起薪不如农民工”现象,是一件好事。希望大学生们认识到,将现有的知识变成未来的发展空间,还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还可能遭遇比较多的挫折。从曾经的“天之骄子”变成普通的求职者,大学生接受起步薪酬不如农民工的这个过程,也是他们学会放低身段的过程。
大学生起步工资失去优势,是社会薪酬体系对劳动力市场变化所做出的合理调整。过去大学生享受较高的起步工资,是源于“物以稀为贵”的市场定律。现在,高等教育普及,有大学学历的人越来越多,起步薪酬相比过去不再有优势,这是对知识普及的正常反应,也是对刚步入工作岗位的大学生所能创造价值的合理体现。 一个合理的薪酬体系,应该既能让大学生摆正起步者的心态,又能激发他们的拼搏后劲。
理论知识是价值,工作经验中获得的实践知识也应该体现出应有的价值;脑力劳动是价值,体力劳动也同样在创造价值。如果我们一味在薪酬上向理论知识和脑力劳动倾斜,也不符合社会的实际需要。
低工资其实很无奈
江苏读者 李劭强
大学生能够心平气和地看待农民工工资超过自己,反映这个群体的成熟和务实。由于大学扩招以及产业结构的原因,大学生早已不再“物以稀为贵”,不能期待只因一个学历就“旱涝保收”。可以说,大学生的认同其实是一种自省——在市场化的坐标中,以农民工为比较对象,更清楚地衡量自身价值。
农民工工资待遇的提升值得庆贺,大学生对此的认同和接受也值得欣慰。不过,这种认同也可能传递出负面影响。大学生付出了更多教育成本,本应通过工作的选择和报酬的高低来体现。如果认可了大学生的低工资,难免在更大范围内滋生出“读书无用论”。因此,大学生就业的问题,不仅关系大学生,更关系整个社会。为了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也为了重塑社会对教育的信心,当正视大学生这种“低工资认同”背后的无奈。
脑体倒挂亟需铲除
浙江读者 汪彦玲
毕业生薪水不尽如人意,并不是市场规律的结果,而是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尚不完善带来的恶果。众所周知,当前产业集中在加工制造业等第二产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更需要农民工这样的劳动力。各种统计数据都显示,当前的产业结构依旧吃着“人口红利”,农民工的工资比大学生高,是产业结构失衡、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的表现。
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不如农民工提醒我们,当前的产业结构如果不升级的话,更多的人才将沦为更低级更廉价的打工者,沦为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曾出现“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种“脑体倒挂”的现象。如今,大学生的工资不如农民工和上述情况相差无几。尽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强国”等口号常常挂在口头上,可“脑体倒挂”的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铲除。只有摆脱“茶叶蛋经济”,升级产业结构,才能让各级各类劳动者都有尊严地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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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广州3月12日电 (记者 赖少芬)由共青团广东省委联合北京大学等单位共同发起的“圆梦计划·北大100”项目进入后期遴选阶段,广东1715名新生代农民工12日分别在广州、东莞、深圳等8个市参加统一入学考试,角逐100个免费参加北京大学现代远程教育的名额。

“圆梦计划·北大100”项目2010年底启动,面向广东全省遴选100名符合相关条件的新生代产业工人,资助他们进行为期2.5-5年的本科学历教育,提升新生代产业工人的文化素养和工作技能。

据共青团广东省委介绍,自今年1月1日以来,“圆梦计划·北大100”项目共有2501名新生代农民工报名。在12个候选专业中,新生代农民工偏爱管理类专业,近两成报名者选择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此外,行政管理、市场营销、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也颇受青睐。

12日,主办方分别在广州、东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江门、汕头等8个市统一组织入学考试。考试内容包括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及行政管理、会计学原理等专业课,均由北京大学统一命题,考试范围参考成人高考的考试大纲,考生需根据所选专业参加三门考试。

23岁的付胡芳从乳源县赶到广州参加考试。只有高中学历的她目前是乳源一家企业的品质管理员。付胡芳说,她报考的是国际贸易专业,希望这次考试能被录取,通过远程教育取得本科文凭,多学点知识,进一步提升自己,以后在工作上能有更好的发展。

记者从主办方了解到,笔试之后,北京大学将统一组织阅卷,按全部考生20%的比例确定343名笔试成绩优秀的考生。通过网络公示后,还将进行两轮面试选拔,对考生的党团知识、理解表达、分析判断及应变协调能力等进行考察。最终遴选出的100名优秀新生代农民工,将获得全额资助参加北京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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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文静)昨天,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表示,目前统计部门发布的CPI统计的是全民的。他建议CPI应分农民工CPI、公务员CPI等,这样更合理。

  许善达认为,不同生活水平的群体肯定是不同的CPI,比如月收入两万元的人群和月收入两千的人群,消费投入肯定是不一样的,消费品的重点也是不一样的,低收入群体可能食品是每月的最大支出,而高收入群体则不同。他建议,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建立不同的样本,分别抽样测算。“这样出来更多的CPI,就会让百姓感觉到与实际生活相符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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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报讯(记者 朱烁 首席记者 崔红)针对有关中国刚毕业大学生薪酬不如农民工的言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昨天回应:“刚毕业大学生整体工资水平高于农民工。”

  近年来,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日益突出。与此同时,珠三角和长三角“民工荒”现象,迫使一些企业为农民工提薪。有报道称,不少高校毕业生就业起薪低于农民工。尹蔚民说,根据有关调查,2010年中国农民工工资水平约1670元,而毕业半年之内的大学生平均薪金在2000至2200元。

  他同时强调,不排除个别岗位和个别情况,企业是以岗位定薪金,由于不少技能工人也是农民工,那么他的薪酬水平就会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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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记者顾展旭摄 厉以宁。记者顾展旭摄

  “农民对农村房屋没有产权证很有意见,这导致农民的房子不能为农民带来收益”,昨日上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在政协分组讨论中发言表示,农村住房体制必须改革,要研究农村宅基地转为个人的问题,要给农民发房产证。

  文/记者于梦江、李栋、何涛、张莹

  房产证:房子应当能给农民带来收益

  厉以宁说,去年自己带两个组去山东等地调研农村住房制度改革,发现农民对农村的房屋房产证非常有意见,城里的市民房子都有产权证,可是农民是集体用地,他们没有产权证,房子不能抵押、转让甚至出租都困难。在昨日上午全国政协经济组的小组讨论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谈到了这个问题:“农村的住房制度需要改革,应该给农民发房产证,增加他们的财产性收入。政府卖地财政的这条路不能再走下去了。”

  厉以宁说,在调研中听到了“两个老鼠”的故事。什么叫两个老鼠?农民带着老婆孩子到城里打工去了,屋上挂着一把锁,可是村干部路过发现屋子里还亮着灯,一看空屋子变成了赌博的、炼地沟油的;农民们进城又没有钱,一家子只能住在地下室,被称为“鼠族”。

  他认为根本的问题是:农民的房子不能为农民带来收益。“我去上海嘉定调研,每户农民三套住房,分别是110平方米、80平方米、60平方米,农民可以选择出租,收入马上提高了。”厉以宁表示,这样即使农民进城,也是带资进城,与以前农民单纯进城打工就不一样了。而且房屋出租能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从另一个方面讲,农民有钱了,又可以进一步扩大内需。

  小城镇建设:可引入民间资本发展农村金融

  厉以宁在发言中表示,今年要继续调研小城镇建设问题。“建设就要投资,但政府卖地财政的这条路已经不可能走下去了,卖完了怎么办?还有地方债务这条路也有问题,因为欠债总是要还的。”

  厉以宁对此给了一条出路:可以参照国外城市的一些经验,用公共投资基金的办法,或者引入一些民间资本,大力发展农村金融,来解决资金问题。

  政协委员宗庆后:

  应明确住宅地使用权

  期满之后的处置办法

  据新华社电 “在‘买房等于交70年租金’的政策背景下,老百姓无法拥有真正的恒产,这既不利于提升、改善人民福利和生活品质,也不利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建议,应尽快对有关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满后处置办法的法律进行修订,予以明确。

  根据相关规定,我国现行的居住用地使用权最高出让年限为70年。而《物权法》又进一步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宗庆后代表认为,《物权法》关于“自动续期”的规定仅仅是笼统而原则的,并未涉及广大群众关心的在续期时使用权人是否再需要支付费用这一问题。

  宗庆后建议应当以“到期后自动无偿续期”为原则,进一步明确《物权法》关于“自动续期”的规定,确系因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的情况亦要按当时的市场价予以补偿。

  个税征收:应计算家庭抚养人数

  谈及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这一问题的时候,厉以宁表示,随着这些年物价的上涨,这么低的税收起征点实际上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他认为,真正合理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办法应该把家庭抚养人数计算在里面。“一个人要养家、养孩子,如果家里有老人,负担是比较重的,所以应该考虑到个人负担问题。”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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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用工荒”时不少单位给农民工开出待遇高于大学生的现象,成都人才市场专门开展现场调查。调查结果显示,45%的大学生求职者认为这很正常,是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华西都市报2月26日)

严格说,这可能还不能称之为“现象”,只是一些个例而已。同时,将大学生和农民工工资进行这样的比较,既没有意义也容易误导。确实,作为起步价的大学生薪酬,根本不能反映出知识的合理价值,却常常会在这样的比较中,陷入“读书无用论”的泥淖。好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最终让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学会理性看待这个问题,也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重视知识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件好事。

但强调知识的后劲和发展空间的同时,更希望大学生们不仅仅是接受起步薪酬较低的现实,而是要认识到,将现有的知识,变成后来的发展空间,还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这一过程可能不是一帆风顺的,更可能遭遇比较多的挫折。所以,大学生学会接受起步薪酬不如农民工的这个过程,不如说是让他们在步入社会前,先学会放低身段的一个过程,学会从曾经的“天之骄子”变成普通的求职者。有了这样的起步和思想准备,才更有可能让自己的优势变成更高的报酬。

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大学生起步工资渐趋弱势,也是社会的薪酬体系更趋合理、更能反映个人价值的一个表现。应该承认,过去大学生享受较高的起步工资,一定程度上是源于“物以稀为贵”的市场定律。现在,高等教育的普及,让具备大学学历的人越来越多,起步薪酬相比过去不再有优势,既是对知识普及的正常反应,也是对刚步入工作岗位的大学生所能创造的价值的合理体现。毕竟,理论知识是价值,工作经验中获得的实践知识也应该体现出应有的价值;脑力劳动是价值,而体力劳动也同样在创造价值。如果我们一味在薪酬上向理论知识和脑力劳动倾斜,那显然不符合社会的实际需要。

一个合理的薪酬体系,应该是能让大学生摆正起步者的心态,同时又能激发出他们拼搏后劲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生起步薪酬不如农民工”能得到大学生的接受,应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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