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中国的作家基本上都是大学教授，而在100年后的今天，作家与教授几乎成了两个不相关的职业。

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突曝聘刘震云和阎连科为特聘教授，引起诸多热议。实际上，近年来进入大学当教授的作家几乎都曾引起过类似的争议，比如金庸、马原、王安忆等。

然而，作家真的是大学培养出来的吗？又为何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进入学校？

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

大学中文系培养不出来作家，这几乎成了许多关心文学和教育的人内心共同的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面对文学院聘请两位作家一事时也说，目前中国大学的文学院学的都是理论，培养不出大作家。

孙郁说：“真正的作家从来都是社会培养出来的，不是大学里培养的。”一个成熟的作家、一部好的小说所需要的眼界、素养和经验需要更多的生活经历和社会阅历，而尚未出茅庐的学生要具备这些，显然需要更加漫长的积累和沉淀。正如作家李春平所说：“文学艺术是个特殊的行当，是件富于创造性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在于自己的天赋和努力，而非道之所传，师之所授。他们的创作能力往往是大学里培养不出来的。”

不过，在今天，中文系教育也确实存在问题，这正是延请作家进入大学的原因，孙郁说：“今天的大学中文教育，更偏重于文学理论，而对写作本身的重视不够。我们邀请两位作家也是一种尝试，让学生知道，原来文学中还有另外一番天地，还有这样的方式。其实文学院邀请作家已经很久了，阎连科来人大上课有两年多了，而刘震云也有几个月了，原本我们并没有张扬，被媒体发现也是偶然的因素”。

文学创作不是教育的目标

既然大学中文系不是专门培养作家的地方，那么中文系究竟是干什么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在他的文章中曾说：“现在似乎一谈到中文系，就是作家、文学，这样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大学中文系主要不是培养作家，作家的生成是自然的，也不是‘培养’出来的。也许大学中文系可以生成作家，但不一定要把培养作家作为最主要的目标，还是主要培养语言、文学、文献等方面的研究型的人才，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很明显，教育，必然要有客观的标准，而文学创作不是一个可以放在框中用标准衡量之的领域。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学教育，本就长于理论，真正的动手能力，则需要更多的实践而非教育。

对于中文教育，作家李春平曾说：“大学的中文系是学习文学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的，是一个较为完备的知识结构系统。至于文学创作方面，老师只能教给你基本的创作方法，进行适当的引导，但要成为一个作家，仅掌握系统的知识固然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则是自身的创作实践。虽然中文系也确实出现过不少作家，但是作家的出现有很大的偶然性，是反常规的，是没有规律的。所以，任何大学的中文系都不敢提出培养作家的计划。”

作家更多的是传授经验

民国时代，作家往往本身也是学者、教授，如鲁迅、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他们集创作和研究于一身，不仅留下了经典的文学作品，同样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学术贡献。然而，在今天，随着作家专业化的加深，如同鲁迅等身兼学者和作家两重身份的人越来越少。作家进入大学当教授也逐渐被人诟病，当年金庸入浙江大学、王安忆入复旦大学等都曾引起过争议。

那么，今天的作家进入大学，究竟能教什么？孙郁说：“作家是文学的实践者，他们给学生上课，能让学生感受到文学的另外一面，和文学理论不同，作家的创作风格，写作经验各有特点，可以发散学生的创作思维。所以，作家讲课，不仅有助于学生了解创作实践，培养创作的兴趣，对于理论本身，也是一个互相映照的过程。”

在同济大学任教的作家马原也曾表示：“作家的学识、经验的积累方式，可能和学者有些不一样，我想这些也许会对学生有所启发。学者可能更理性化些，作家可能更经验些，作家把他们的经验讲出来的时候，对学生不仅是学问的积累，也许还会有别的帮助。”

文学养不起作家

这些年来，许许多多的作家开始进入学校，有评论家认为，这和当今社会作家生存艰难有关，虽然畅销书作家收入百万已不是稀罕事，但是纯文学作家，却处境堪忧。

几年前，心理学家周正的“先养家再当作家”的理论曾引起很多争议，然而这些恰好说明今天作家的生计艰难。

目前，中国大部分纯文学杂志的稿费还维持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准，去年《收获》等著名文学杂志曾酝酿提高稿费，而在之前，稿酬标准是千字80—100元，这是二十多年前定的，二十多年来，一直没变过。实际上，直到如今，千字几十元的稿酬仍旧是文学杂志普遍的标准。而纯文学作品的小众，使得出版小说的版税也同样承担不起作家的生活，作家陈村说：“文学的生态在恶化，严肃文学无法让作家生存。”

生存的艰难让作家不得不另寻生计，文学养不起作家，而教书显然是一个既和文学有关又能获得生存资本的职业。不过，直到如今，虽然已经有很多进入大学教书的作家，但这些作家大多都是比较知名的，实际上也是生存压力比较小的一部分。

近日，有作家在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上哀叹“文学已死”，其潜台词恐怕是认为新型文学都是不入流之物。对此，与会的著名作家韩少功并不能认同。他昨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对文学新事物采取宽容态度。

谈新文学：传统作家应宽容以待

身为海南省作协主席的韩少功，经常要看来稿。他昨天告诉记者，有一日来了一位高中生说带了些作品要请韩少功指正。“我想高中生写小说，最多也就是一些中短篇，没想到他拿出一个优盘，里面竟赫然存着7部长篇小说，原来现在高中生写小说都是论斤称的！”更让韩少功意想不到的是，这7部长篇全跟高中生自己的生活无关，一部写的是唐代，一部是明代，一部是火星人的故事。

一位不起眼的高中生都能写出如此众多的长篇作品，这让韩少功感到全民文学的时代真的来了。在正统文学界，有不少作家对这“全民的时代”感到忧虑，尤其是那些出自普通网友之手的网络文学，不仅挤占了传统文学的阵地，更把正统文学拉下圣坛，使作家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职业。“文学已死”的哀叹，也许正体现了传统作家的担忧。“应该对全民文学保持宽容。”韩少功说：“文学不是某些人的特权，在远古时代，谁都可以写文学，那些志怪笔记，我们甚至于都不知道作者是谁。”也正因为宽容，即便看到那位高中生写得如此不着调，韩少功也忍下了，还对他表示鼓励。

谈微博：零食怎么可以当主粮？

不过在韩少功看来，艺术创作全民化的时代不代表没有坏好的标准。“现在一些民间写手对自己的要求太低了。有的网友写歌，写的是什么歌呢？像小和尚念经。还真敢拿得出手！”全民时代必定是泥沙俱下。如果丧失评判标准，韩少功认为文艺有倒退的危险。

比如微博，现在就俨然成为了一个全民的工具。就连不少传统作家也纷纷开博。此次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还有不少与会作家微博现场直播，很是热闹。然而，韩少功至今拒绝开博客和微博。“我不开微博，是因为没时间，聊不过来。而且有人进入会场发条微博，喝口水也发条微博，这有什么意义呢？”韩少功告诉记者，微博固然有迅捷的一面，但它却使生活“零碎化”。“现在很多人成天拿着一个手机发微博，都不习惯专心致志了。这就像我们开电脑，总是要开四五个窗口，看电视不仅看节目，还看下面滚动的字幕新闻。一心多用，是在损耗自己的智能，很危险。”

在韩少功眼里，微博和博客都不过是生活的小零食，现在如果将零食当成主食，患上了“微博控”，就会弊大于利了。

上周，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揭晓，备受关注的作家韩寒凭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获得“年度小说家”提名，最终无缘奖项。去年，他的博客杂文集《可爱的洪水猛兽》同样获得提名，空手而归。据《华西都市报》报道，该文学奖创办人之一、评委团团员谢有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肯定不是对他（韩寒）这个人或作品有偏见，反而我觉得他的《1988》非常好。我自己也很意外，我自己是投了他的票的。”

以“独立、公正、创造”、“反抗遮蔽”为原则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迄今仍被认为是当今国内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文学奖项之一，评委集合了国内文学界有分量的评论家、文学研究者与文学编辑。所评对象或为大家，或为被遮蔽的新人新作。同时，这也是惟一一个把评奖过程对媒体与公正人员开放的文学大奖。按理说，任何一个奖项，只要坚持稳定、独立的价值评判标准，就是“公正”的，即使有作家数度被提名又落选，也不至招来“阴谋论”的揣度，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评奖的价值标准是不是真的明晰？也就是说，既然被提名，那么得奖与落选的原因最好有个说法。

翻查了网络旧闻，发现去年关于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报道中有一则写道：“本届文学传媒大奖的评委分析韩寒杂文与该奖失之交臂的原因时表示，韩寒在文章里敢说，如果在网络上进行浅阅读可能还可以，但是作为纸质媒体出版，里面的观点和行文还需要打磨，提炼得更精深才行。与梁文道这类作家相比，他的语言表达方式有差别，文字深度不够。”这位评委具体是谁，在报道中隐去了。

两条新闻引起的联想是，好像有一种现象，很少看到某个人对韩寒的直言批评，无论在哪个领域里。毋庸置疑，韩寒的博客直言社会问题，言辞幽默，观点犀利，曾有人把他比作童话故事《皇帝新衣》里的那个小孩，说了别人都看到但却没胆子说的话。他拥趸者众，乃至在挑剔的文化知识界，也尽得褒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韩寒各个方面都只能被夸赞，也不意味着他就此被剥夺了受“批评”的权利。从长远来看，对一个年轻作家，严肃、中肯的批评指正显然比泛滥的夸赞更有帮助，大家仿佛都觉得这是个触霉头的事。

稍有人生阅历的人都懂得“批评”的价值，绝不是单向“负面”的，至少表明一个人受到重视，不然谁会浪费时间来琢磨你呢。但另一方面，我们阶级斗争的文化思想余留至今，又让人很容易‘歪曲’批评的善意。上周看导演冯小刚的微博，得此启发，他写：“陈光标做慈善有点高调，引起一些人的批评甚至还被一些媒体讨伐。行善的人接二连三被肆意攻击，被审查被逼着晒发票，捐了钱却像是干了伤天害理的事，真是比窦娥还冤。”你看，在愤怒的情绪里，“批评”很容易被穿上马甲，叫“讨伐”、叫“攻击”，变得很不“善良”，如此“面目可憎”，怎敢枉自出门？J187

昨天，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一场题为“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的沙龙，最后竟引发出“文学已死”的感叹，作家评论家如此悲观的论调历年实属罕见。

“文学已死”最坚定的支持者是担任本届大奖终审评委的著名小说家马原。昨天他对人们说，1980年代文学最火的时期，有一次他坐火车没买到卧铺，就向列车长出示了自己的中国作协会员证，结果列车长免费给了他一个卧铺，还兴奋地对马原说：“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活着的作家！”当时作家的地位就有那么高。

可是最近几年，不要说马原走在路上很少再有机会被人拉住合影，就连他的那张中国作协会员证似乎也变成了鸡肋，一些作家退出了作协。在马原看来，这就是文学已死的表现，“过去文学中那些悲怆、宏大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网络等新媒体培养出了新的作家，但是他们写的东西，和传统文学相比，已经不是同一样东西了！”

事实上，“文学已死”之说，已成为作家们的一个心结，让他们对自己创作的意义产生怀疑。本届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张炜就坦言，自己曾为此深深痛苦，直到看到一些资料上显示，莎士比亚和左拉在他们的时代，都曾被问及“文学都死了，你们该怎么办的问题”，这才稍感欣慰。本届大奖年度诗人欧阳江河表示，文学也许就活在“你以为它已死的状态中”。

在文学不景气的当下，不少作家纷纷改行当收入高一点的编剧，这引发了文坛众人的不屑。按照坊间的说法，诗是用血写出来的，小说用汗，电视剧就是用口水。中山大学教授、华语文学大奖终审评委谢有顺就曾这样揶揄过一个转行的作家，谁料对方反问谢有顺，“你想过没有，90多年前的小说是什么地位？”当时小说还没进入主流，是“不入流”的低贱之物，变得高贵是后来的事。这话点醒了谢有顺，“我在想，今天的电视剧是否就是90多年前的小说？”在传统文学已死的今天，电视剧可能正是文学存在的另一种形态。

年度杰出作家

张炜：文学回不到黄金年代

“现在整个环境都变了，不仅呼吸的空气也不一样了，连吃的油也不一样，是地沟油，所以今天的文学绝对没法达到过去黄金时代的水准。”张炜昨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一语惊人。这位山东作协主席刚以450万字的超级长篇《你在高原》，成为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杰出作家，独享10万元奖金。他的演讲集《午夜来獾》也同时首发。

22年手写450万字

有的作家一辈子作品也不超过100万字，但张炜的一部《你在高原》就有10卷450万字，所以当这部作品宣告面世，引得人们惊呼中国史上最“重量级”的小说(据称有十几斤重)诞生。《你在高原》写得是一个家族的历史。整个创作过程非常隐秘，交稿之前，张炜没有透露任何消息，而且写了22年之久。

“30多岁，年轻气盛时，我就想写个长的，计划10年完成，结果写到40岁体力就不行了，就拖到现在才写完。”张炜完成《你在高原》时已经54岁了。在中国文坛，有两位一线作家至今保持着手写的习惯，一位是贾平凹，一位就是张炜。张炜告诉本报记者，那450万字全部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由他的大姐帮忙输入电脑。

贾平凹是不会用电脑才手写，但张炜对高科技却是有意躲避。“我其实1988年就用电脑了，但除了写论文和散文用电脑外，我其他均用手写。”他对本报说：“总觉得手写下来的文字的个性更多一点，而涵盖了大量词语联想功能的电脑，更多的却是共性。”

吃地沟油写不出好作品

和贾平凹一样，张炜的手粗糙且变形，这都是写字写出来的。所以很多人认为，即便《你在高原》不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光凭张炜这双手，也应该给他颁一个“勤奋奖”。毕竟，在这个讲究“高产”年代，能用22年专心写一部长篇的作家近乎绝迹。

不过，张炜倒不认为写的时间短就一定很粗糙，“歌德写《少年维特之烦恼》几乎是一气呵成，时间很短，却是举世名作。现在一些80后写手虽然也很高产，但写得很有灵气。”问题不在于创作时间长短，而在于整个文学环境已变，在张炜看来，这正是文学不可能再回到19世纪黄金时代的原因。“屠格涅夫写《白净草原》时，当时文学享有崇高地位，人们谈论文学，有很多文学沙龙。但现在谈文学的人少了，呼吸的空气改变了，连吃的油也是地沟油，这些东西吃下去真的可能改变我们的思维。”

张炜认为，“现在作家写作考虑的事很多，要为读者写，赢得发行量，要为社会写，赢得社会肯定，想得事情太多，放弃了个人化写作，反而使作品枯燥乏味。”

据了解，《你在高原》已由作家出版社申报今年的茅盾文学奖，成为最具竞争力的作品之一。

作家评论家直面小说创作现状———

本报记者张玉洪自广州报道　“我现在不喜欢读小说。它们的虚构完全无力，正在为安全而回避……”昨日，在广州出席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沙龙”时，现居深圳的诗人王小妮直言不讳地说。她说，“我看了非虚构的《巨流河》、《寻路中国》等书，认为它们是虚构作品作家学习的对象。”文学评论家郜元宝则认为，小说的阅读难度与吸引力应成正比。

昨日“文学沙龙”的主题为“我们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文学”，不过，话题讲座中，“文学”更多地转换成“小说”。著名作家马原头一个发言，重提几年前的观点“小说已死”：“我是说过去意义的小说已经死了。经典小说的价值论、方法论，还能延续多长，我不知道。我对小说的前景一点也不乐观”。在他看来，“现在电视剧作家在一定意义上取代了了21世纪前小说家行使的职能”。

对马原的观点，张炜回应说，“他说的是事实，小说有死亡的症状。但我认为，只要有人类，就需要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回溯文学史我们会发现，文学天生就是死去活来的。马原的悲观，可能是基于目前的现状，还与认知的坐标系有关。我觉得应该不要局限于十年、二十年和五十年这么短的时间来考察。比如大师就是几百年才产生的。我们有时太着急。我喜欢里尔克的话：你要爱你的寂寞”。

在诗人欧阳江河看来，“现在文学处于一个分众的时代，不少人把文学当成读物，读和写都是消费。所以出现‘读的是署名’这种‘粉丝现象’”。在他看来，文学面临一个“如何向死而生”的问题，“我觉得文学只活在被社会尊重的状态，未必是好状态。其实文学应保留两个特权：一是获得多的尊重和阅读；另一个是愤怒的特权，甘当少数中少数的特权，也就是当时没多少人理解”。

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则认为，“当代文学的特权在于表达当下。但好多文学家把自己给埋葬了，语言没有切近生活是一大原因”。他也感慨说，“我和赵长天一样，都看《古炉》，但看了几个月才看了二十几页，因为里面人物已多达30多个，实在看不下去了。可能它是一部好作品，但阅读难度与吸引力应该成正比才对”。

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昨在广州揭晓

本报讯（记者　张玉洪）昨天，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广州揭晓，著名作家张炜因去年推出的多卷本长篇小说《你在高原》，获2010年度杰出作家。颁奖词称：“该作品在豪情与壮丽下面藏着的是难以掩饰的孤寂。他二十年来不舍昼夜，体恤世情，辨析恶，想象存在的悲欣，寄情乌托邦，见证人类无处还乡的漂泊际遇……”张炜海外演讲集《午夜来獾》昨日也在广州首发。

据悉，获年度作家提名的还有迟子建、张大春、齐邦媛、刘再复。齐邦媛因作品《巨流河》获得“年度散文家”；“2010年小说家”颁给了魏微。她七年前曾获提名，去年发表了中篇小说《沿河村纪事》和短篇《姐姐》。与她同获此奖提名的是韩寒、韩东、杨争光、刘亮程、董启章。其他奖项方面，欧阳江河因《泰姬陵之泪》获年度诗人，这也是他十多年来在国内首次获奖。张清华获年度文学评论家，七堇年获年度最具潜力新人。

张越在纪念史铁生朗诵会现场，她说在地坛纪念史铁生，也可以说是陪他在他喜欢的园子里春游。　本报记者杨天啸摄

本报讯（记者袁洪娟）“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这是史铁生《我与地坛》中的一句话。4月11日是作家史铁生去世第101天，史铁生生前的朋友、读者在他生前喜欢的园子——地坛方泽坛用朗诵的方式纪念这位已故作家。央视主持人张越说：“我们是陪铁生在他喜欢的园子里春游。”

当天，方泽坛活动现场竖立着巨大的浅红色背板，背板上的史铁生微笑着。史铁生从儿时到青年时期，再到中年的几张大照片，散放在会场周围。当天，史铁生的家人在台下默默倾听着朋友、作家、读者的朗诵。他们中有黄亚洲、祝勇等知名作家，也有大学生以及各行各业的普通读者。他们自由选择朗诵的文字，有的摘自史铁生著作，有的是自创的诗歌、散文，还有人只是简单说几句话，表达内心的激动。

作家黄亚洲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作《在地坛，惦挂作家史铁生》。他说，史铁生是较早关注生命意识的当代作家，他的作品因此很容易深入读者内心。“今天，在这里纪念他，我希望对他表达一种敬意。”

专栏作家司马南朗诵了史铁生病床笔记中的一段文字，并为其取名《天堂》。他说他很认同史铁生关于死亡的观点，这样的纪念活动既是对史铁生的纪念，对参与者来说，也能获得精神文化的提升。

当天的纪念活动由央视主持人张越主持，她也是史铁生的朋友。她称，史铁生每到冬天就很难过，身体某些部位就出问题，甚至以为挨不过冬天。“但是春天一到，他就好了，想着去哪玩。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他，也可以说是陪他在他喜欢的园子里春游。”

纪念朗诵会由精典博维公司与史铁生研究会（筹）共同举办。据史铁生研究会（筹）会长解玺璋透露，该研究会正在注册中，是众多网友自发组成的。他介绍，纪念朗诵会是史铁生研究会（筹）策划的活动之一。除此，他们还在进行《史铁生已发表作品总目》《史铁生年谱》的统稿编辑工作。

本报讯（记者袁洪娟）作家出版社3月17日透露，日本著名作家渡边淳一长篇小说新作《孤舟》中文简体版已由该社出版。在《孤舟》中，渡边一改此前驾轻就熟的情爱文学套路，将目光投注于退休后深感寂寥的“孤舟族”。

在《孤舟》中，大谷威一郎从常务执行董事职位退休，时间终于完全由自己掌控，他憧憬着全新的美好生活。孰料，一系列麻烦就此开始。几十年上班形成的快节奏，顿时停下来让他极不适应，不再为公司所需更让他心中茫然、精神萎靡。妻子洋子面对天天在家的丈夫，生活习惯亦遭破坏，患上了“老公在家精神紧张综合征”。夫妇二人都觉得对方陌生得可怕，无法忍受。女儿居中调停，只落得两头受气。一场大爆发之后，女儿搬了出去，妻子也随之离家。一夜之间，美好生活变成了孤家寡人的凄凉晚景。大谷在明白了“衰老是一种学习，人生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开始”之后决定再次出发，找回自己。

渡边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他经常听朋友诉说60岁退休后，从早到晚无处可去，内心极度失落，又不想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变得越发不知所措。渡边将这样的人命名为“孤舟族”，“他们还要走过平均20年的人生之路，如果一直这样迷茫下去，将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渡边认为，越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退休后的落差就越大，他们自尊心很强，很难实现再就业，久而久之，就成了被遗弃的“孤舟”，只得独自品尝寂寞的滋味。谈到自己的老年生活，渡边说：“作家尽管没有退休一说，然而我也孤独，找不到跟我有相同价值观的同龄人。我想用小说来排遣这份孤独。”

日本媒体认为，这部小说进一步揭示了孤舟族问题对家庭的影响，这是退休前一切以公司为中心的日本男人最大的悲哀。还有媒体认为，今年76岁的渡边淳一以描写男女热烈情爱的作品打动读者，《孤舟》象征着他步入老年之后创作风格的转变，小说自始至终漂浮着主人公只能从爱犬身上得到精神慰藉的哀愁，散发着与以往作品截然不同的韵味。

图为韩寒

一年一度的华语文学奖日前启动了第九届评奖，记者前日获悉，韩寒获得本届年度小说家提名，多位港台作家首次进入提名名单，其中包括齐邦媛、张大春等。

经过11名提名评委的推选、投票，本届华语文学奖提名名单前日揭晓，从150多个候选作者中，共产生30位作者进入终评。张炜、迟子建、张大春、齐邦媛、刘再复五位作家获得华语文学奖2010年度最高奖“杰出作家”提名，韩寒、周云蓬、慕容雪村、江弱水、李娟等25人则分别入围年度小说家、年度诗人、年度散文家、年度文学评论家和年度最具潜力新人五个单项的提名。

其中年度杰出作家一项的奖金是10万元，其他5个奖项的奖金各为2万元，年度奖金总额20万元。今年有四位台湾作家进入提名委员们的视野，最后齐邦媛(《巨流河》)、张大春(《四喜忧国》、《离魂》)两位作家获得年度杰出作家的终评提名。而年度小说家提名名单则呈现出风格的多元，不仅有畅销作家韩寒，有纯文学作家韩东、杨争光、刘亮程，还有来自香港、“走极端写作路线”的作家董启章。

新京报讯 （记者金煜）英仕曼亚洲文学奖2月14日宣布了进入最后决选的作者名单，五位作家中，不出意外的依然有毕飞宇和大江健三郎，与另外一名日本作家和两位印度作家“鼎力三国”。

从去年年底评审团评出的十人初选名单中，五人进入了决选，其中，受人关注的中国作家毕飞宇凭小说《玉米》，以及日本作家，诺奖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凭借《换取的孩子》不出意外地继续挺进决选名单，另外三位入围作家为日本作家小川洋子、印度作家曼努·犹瑟夫(Manu Joseph)和印度作家塔毕瑟·凯尔（Tabish Khair），其中，印度记者作家曼努·犹瑟夫的入选作品《严肃的人》是他的首部小说。

五位作家中，四部作品都与家庭题材有关，毕飞宇的《玉米》讲述三个姐妹的命运，被评委称为“扣人心弦的爱情和家庭冲突故事不仅映照了个人的生命，更映照了整个社会。”大江健三郎的入围作品《换取的孩子》则被评委称为是“一部情节丰富、复杂的作品”。

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董事局主席大卫·帕克（David Parker）表示，五部作品各有优胜和过人之处，正好代表了三大亚洲国家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化建树。

本年度的英仕曼亚洲文学奖有54部亚洲小说参选，三位杰出评审为小说家莫妮卡·阿里，哈佛大学文学评论家霍米·巴巴和作家张思敏，文学奖将于下月17日在香港宣布最终获胜者，并颁发3万美元奖金。

春节后，惯常略显冷清的图书市场上，郭敬明以其团队的两部新书，显示出一股创新的劲头。一部是由年轻漫画家林莹创作的系列漫画版梅兰芳传记，将国粹与漫画、传统与青春进行融合；一部是由郭敬明、笛安、落落等七位畅销作家共同创作的爱情小说《我们约会吧》，他们以联合创作的方式书写剧情，将其对于爱情的不同理解倾注到故事中。该书还被包装成一个礼盒，包含一本小说和一本漫画，小说交代故事的主要内容，而最后的结局部分将由漫画呈现。

就创意本身来看，这两部书比去年郭敬明《爵迹》出版时宣布推出限量版豪华包装礼盒的点子无疑更有新意。比起众人皆可复制的礼盒、附赠，这次则是进入到内容层面，更增加了“创”的技术含量。类似的创新，近两年来还可见到的有，作家颜桥的《女人森林》就是以古代的酒牌为整部书的框架，书写女人的故事；青春文学作家饶雪漫不再仅引入靓丽书模，而是结合其组织的夏令营中的案例，使自己的新书更具有心理辅导的功能。

目前，出版界在仍然普遍存在选题雷同、跟风粗暴、营销缺乏智慧甚至只等同于炒作的背景下，看到一些图书渐渐创出了些“意”，当然是件不错的事。“创”的不仅仅是形式，还有“意思”、“意味”。不过总觉得，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回归文艺作品的本质，看看创意可否更进一步，即创出“深意”。对于一部文学作品，一个好故事就是好创意。人们蠢蠢欲动放飞想像力的本能，就是它的源动力。从去年到今年年初，不少读者迷醉在村上春树“两个月亮”的创意中，探讨着他“创意”背后的“深意”。对于近年来被“创作乏力”阴影笼罩的纯文学领域，这尤其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刘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