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加强文学批评、积极引导创作”座谈会。与会作家、评论家、出版人和作协领导，对当前“文艺创作与社会现实脱节现象”以及文学批评声音的弱化，或多或少表达了各自的忧虑。

回首近30年的光景，有人感慨“当下的报告文学好作品不少，但社会影响比起上世纪80年代有所减弱”。同样让人感到惋惜的还有诗歌，“诗歌应该对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现在基本被歌词和短信取代了。”

其实，与30年前相比，这依旧是一个在急剧变革和转型的时代，社会和生活本身依旧层出不穷地在给每一个创作者和记录者提供足够丰富的素材，其中有些素材的精彩程度甚至远远超越了创作者本人的想象力。然而，有些遗憾的是，这些素材并未进入一些创作者的视野，他们宁愿选择躺在时代的怀抱里装睡，清醒地闭着眼睛，自然便对这些素材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那些能够取代诗歌的歌词或短信，无非是从生活中取材，触摸到了人们真实的情绪，才能表达世人共同的心声。它们从现实生活中来，然后到人们的内心中去；让醒着的人会心一笑，释放心中的快乐或缓解内心的无奈；让淡漠的人不至于在麻木中昏昏睡去，误以为眼下的世事与自己的生活无关。

一部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其功用则远胜于这些，甚至可以跨越历史和种族的隔阂，消除现实的敌意，弥合时间的伤痕。有作家在会上做了这样的对比：美国人创作出的《辛德勒名单》和《美丽心灵》等作品，深深地感动了德国人，但“我们的抗战题材作品，没有一部能打动日本人。”

这多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也理应促使这个时代的创作者警醒。当历史的车轮滚滚碾过，面对那些飞扬的尘土和深浅的车辙，一个有良知的创作者不应无动于衷，亦不应只留下一些无关痛痒的文字。

漠视现实中的重大事件，以及在重大事件中每个卑微个体的焦虑、痛苦、无奈、失望甚至是绝望，在需要为公平和道义呐喊时，作家及其作品佯装出一副睡眼惺忪的状态——这样，如果是这样——文学乃至文艺便失去了在现实中存在的最重大的意义。这样的创作，甚至可能辱没作家在社会中尚存的名分。

毕竟“作家”这两个字，在一定程度上还代表着这个社会的良心，被寄予了记录时代、反映世态、抚慰人心的使命。

作家和作品，不仅不应自己装睡，而且有责任唤醒那些昏昏欲睡或装睡之人，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对这个时代的责任和使命。

同样不该睡去的，还有围绕着创作者和作品而进行的文艺批评。有多位评论家忧心忡忡地表示，在当下一些座谈会上，更容易听到的是一团和气的溢美之词。在真心批评与假意奉承之间，不少人选择了后者。殊不知，有勇气公开表达批评意见的人，往往是认真研究了创作者和研读了作品的人，这样的阅读和批评才是对创作者和作品本身最大的尊重。

真正的文艺批评，就应该唤醒那些装睡的创作者，提醒他们如果一味地无视时代最真实的喜怒哀乐，只是乖巧地躺在时代的臂弯里做熟睡状，写一些梦呓般的文字，一旦他“醒”来，会发现自己已被抛弃。迎合某些短暂的幻象，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

文学，或者说文艺的价值，用专家学者的话说，在于“既为时代保存精神标本，又为社会剔除精神垃圾”。即便不能实现作品这种“扬善去恶”的价值，至少也应该做到“扬善述恶”。因为对善的忽视，便是冷漠；对恶的回避，某种程度上便是参与恶。

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评论者，甚至是读者，在这样一个变化多端的时代，谁都不应躺在时代的怀里装睡。面对那些装睡的人，需要给他们的是上满发条的闹钟，而非深情献唱的催眠曲。

唯如此，文艺方能自重，创作者和作品也才可能赢得尊重。

自2008年起定居香港的北岛，目前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那个身穿皮夹克、戴一副黑墨镜的文艺男青年，到眼前这个灰西装、银边眼镜、一脸沉静的中年人，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7月20日下午，曾以诗歌影响一代人精神走向的诗人北岛，静悄悄地在香港书展回归大众视野。他以《古老的敌意》为题做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表达作家与时代、母语及自身的关系，不仅梳理了他20多年旅居海外的精神历程，更为当下文坛的种种弊端敲响警钟。

一个更大的“语言危机”

北岛的演讲当天下午5点举行，入场人数限制为300人，现场爆满，座无虚席，更多未能提前预约的读者，或涌在走廊上，或席地而坐，听完了整场讲座。有趣的是，当主持人问台下有多少人是在内地受教育的，有四分之三的观众举手，年轻人占大多数。

演讲题目叫“古老的敌意”，取自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安魂曲》中的诗句：“正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为此次演讲，北岛专门写了长文。所谓“古老的敌意”，他说，作家首先要跟时代充满紧张关系，“也就是说，作家要远离文化主流，对时代要批评。作家是手艺人，但也是知识分子，这一双重身份是写作的动力。很多作家说，‘我只对文字负责’。这是空话、废话。作家必须有复杂的视角才能面对复杂社会，所以他不能只停留在政治层面，政治是短暂的，应该要有更广阔的视角。”

北岛还认为，作家要有和母语的紧张关系。他以“文革”式语言为例，官方话语将词与物的关系固定下来，比如说到太阳就想起领袖人物等。这种词与物的固定关系是汉语的危机，当代新诗的兴起起到了拯救作用，推动了汉语发展。“3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正面对一个更大的语言危机，一方面‘行话’横行，政治、学术、商业等充满‘行话’，另一方面，新媒体、网络、娱乐的语言泡沫沉渣泛起，减弱了语言表现力，这样的语言同样是苍白无力的。作家必须正视它，重新为世界命名。”

作家要跟自己过不去

“作家不仅要跟世界过不起，要跟母语过不去，还要跟自己过不去。”最后一层“敌意”，北岛认为是作家和本人创作的紧张关系。在他看来，严肃的作家要对自己的写作警惕和反省，“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写作是孤独的、诚惶诚恐的、如履薄冰的，我看到太多同时代的作家、艺术家沉沦，为金钱、为权力，我为他们痛心。他们被自己打垮，不再和自己较劲，向这个世界投降了。”

谈及此，北岛提起“粉丝文化”。“‘粉丝文化’本是娱乐界的事，现在逐渐向文学艺术侵蚀，这与我们整个文化的‘低幼化’倾向有关。”在他看来，“粉丝文化”基本是一种“小邪教”，充满鼓动和煽动性，“教主骗财骗色，而教徒则得到不同程度的心理满足。”北岛认为，“粉丝”是一种商业化的阴谋，“粉丝”也应保持一种“古老的敌意”，怀疑他们所热爱的作家，给作家一定压力，“诗歌如果有大众读者，那将是一种灾难，但散文是需要读者的。”

《今天》杂志今天还在卖

2010年，北岛的新书《城门开》先后在香港和内地出版。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北岛说到：“2001年底，因父亲病重，我回到了阔别了13年的北京。即使再有心理准备，也还是没想到，北京已面目皆非，难以辨认，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城市。”

自2008年起定居香港的北岛，目前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从欧洲到美国，再到香港，漂泊对北岛而言已成一种生活方式，他说如今的生活是20多年来最安定的，离北京也最近。而对于故土，他说除了牵挂在北京的90岁老母亲和亲朋好友外，对北京已毫无依恋。

“我随便找了一条我刚写的微博，发现居然有195人一字不漏地抄袭，几乎都没有标注出处！ ”近日，创新工场CEO李开复发的一条微博，再次让“140字版权”进入人们视线，与他有相同烦恼的还有作家郑渊洁、六六。与名人为原创微博维权形成鲜明对照，普通用户大多不以为然，不少人认为，“用你的话，是看得起你”。140字的微博版权到底该不该较真？

作者：微博再短也是创作

“拜托您百忙中哪怕改一个标点符号啊。文章素材虽来源于新闻，但文字形成过程需要视角、判断和文字的排列组合，是创作！ ”作家郑渊洁近日批评某网站高管只字不改地照搬自己的微博。 《读者》杂志引用六六在微博上的一句话，“女人从求新、求变、求美到求舒服的时候，就是老了”，既没告知也没支付稿酬，六六干脆委托律师为自己维权。

随着微博影响力扩大，微小说、微散文、微童话、微诗歌层出不穷，许多原创语录被各大文摘类报刊书籍采用。名人明星微语录更成了抢手的香饽饽，甚至有专门栏目作汇编。他们都告知原创者并且支付了稿费吗？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用户注册微博已有条款注明，上传到可公开获取区域的任何内容，网站拥有免费使用、复制、修改、改编、出版、翻译、创作衍生作品的权利，换言之，和网站打过招呼就可以。作家石康曾说，他把微博当创作草稿，整理后用于结集成书，稿费最低一个字两元钱。有心人如果想“偷”，作家损失不轻。

读者：不想被偷就别发

微博犹如人际传播的会客厅，一段有趣的文字一天内被成千上万地转发，已不是新鲜事，在这种看上去既原始又现代的交流方式下，人们创作使用文字、摄影、美术、音像作品，对传播效果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版权。对于普通用户而言，如果自己的原创被转发引用，除了高兴，很少会考虑版权。而一些名人视微博为宣传工具，自然也不介意原创“遍地开花”。

很多网友认为，一条微博仅140个字，完全没必要为此较真。有人认为，“引用名人名言写作文时，怎么没想到去征求他们的意见？ ”还有人说，“微博就是个开放平台，你既然选择了它，被人关注和转发也就正常，不愿意公开自己拥有专利的言论，就请收起来，回家对着镜子跟自己说。 ”过去名人们以博客抒发见解，博客篇幅长，旁人想“落地”引用，只能小心摘录一部分。而今微博短小精悍，像专栏般整条登载已司空见惯。

业界：微博虽小，确有版权

因为短，因为放到开放的平台，微博就没有版权了吗？对此，法律界人士予以否定。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朱巍撰文表示，只要具有作者的独创性思维表达，而且这种表达是“有形并可复制的”智力成果，那么就应该享有版权。可见，法律并没有对版权保护作品的文字数量做出限制性规定。所以，微博虽小，确有版权。在网络版权案最集中的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给出两项微博著作权侵犯认定标准：一是转发者在主观上应当具有“显而易见”的恶意，二是转发行为应当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后果。同时法院指出，一旦侵权认定，微博运营商也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窃书不为偷？孔乙己的谬论仍有市场，似乎任何争议打上了传播文化的幌子，都变得万事好商量。在赞美微博影响力之余，还是要提醒140字的拥趸们：非商业性质的引用微博，只要注明出处，一般不会涉及版权问题。如果是商业性质引用，不跟作者打招呼，赤裸裸地偷，随时可能触碰法律警戒线。

《海底斑斓》 虞兰因 画

黛琪出版《红楼本事》后，“才女”名头更响。不久前，我和他们夫妻二人见了面。由于其夫君是我的老乡，我比他们年长又喝高了酒，便“训诫”才女说，《红楼梦》充满虚无思想，研究时千万不要如民间故事所言，憨婆娘缝被子把自己缝进去了！黛琪极具涵养，矜持而优雅地回答，我是业余写着玩哩！

业余，玩。说得好！说去说来，就说到现在的作家，能够买房买车的极少极少；书不好销，除非实权人物向下属单位分摊“大作”。

不久前，上海作协副主席陈村算了一笔账，他说：一个作家一年写一部长篇，算是很高产的作家了。他的收入是多少呢？以每一部小说印一万册，作家拿10%版税算，就是两万块；还要上税，落到手里一万多块钱，平均每个月一千多一点儿，根本不可能养活自己！

在文学圈，陈应松可谓知名作家，但时任湖北省作协文学院院长的他，去年底居然发微博寻找“懂行的经纪人”帮他销书。也许有人会认为他想赚更多的钱，但听他在湖北作协农民作家培训班上对农民作者泼的“冷水”，他对农民作家说，听了这么多作家教授讲课，这并不能解决你们写作的问题。由于生活压力太大等等原因，你们可能成为作家的终不会多。我在这里不想作太多的鼓励，鼓励你们那可能是害你们！

两年前，一位三十多岁的农妇，写了一部近二十万字、名为《憨媳泪》的“长篇小说”，报社同事介绍她找我。我一翻稿件，估定她只有小学水平。也许她见我皱眉，就在一旁解释，这是写的她自己。她的婆婆喜欢大儿媳，经常整她，可现在还是她做农活养活婆婆。我说，你将这事写个千儿八百字就行了，何必拉这么长？她刻满沧桑的脸突然涨红：我要靠文学翻身！许多人鼓励我，只要坚持，就会成功！

不是说小学水平的农妇就写不出作品。高玉宝当年近乎文盲，却写出控诉周扒皮的《半夜鸡叫》。那是新中国建国初期，亟须政治教材。通过编辑重点培养，他才成为战士作家。现在步入网络写作时代，博客、QQ私人空间等文学表达方式应运而生。文学爱好者将作品公布于众，已经轻而易举。出版社及报刊选择作品的途径也更加宽阔。鼓励先天有不足，后天无条件的人写作，不是把她往火坑里推吗？

我出版过几本拿版税的书，时常在大小报刊发表文章，但如果没有工资，在小城也买不起房子。诚然，我也耳闻熟识的作家声称自己很有钱。我知道，多数是打肿脸充胖子。他们在抬高自己的同时，还想靠美名到社会上“诈”点油水。然而，媒体偏听偏信进行宣传，影响许多不知内情且急于摆脱贫困的人，或不事稼穑地写作，或卖掉房子自费出书，殊不知滋生了新时代的“孔乙己”！

故此，我想向媒体进言，不要怂恿缺乏条件者当作家。何况即便出了书，也难养家。黛琪“业余写着玩”写出了《红楼本事》，因为她有不错的工作加文化素养。对于没有解决温饱的人，“以文为裘，煮字疗饥”固然脱俗，但高雅不起，还是实在点好。相传法演禅师黑夜里率三位弟子赶路，一阵大风将灯吹灭。法演问徒弟们心境如何？佛槛高谈“裁缝舞丹霄”，佛眼阔论“铁蛇横古路”，而大弟子佛果只说了一句俗语：“看脚下！”

孙晶，复旦大学出版社常务副总编，文学博士。

推荐图书：《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

王德威认为：“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纷呈，但以内容的繁复和影响的深远而言，首推写实主义。”正如他所说，小说本为虚构，原本是不必当真的文字书写。但在近现代中国这一段历史上，却因了写实主义的缘故，小说竟成为各方机构争取发言权力的所在。而由此产生的小说文本内外的各种互动，便为一个世纪的文学史铺陈出一则又一则的故事。

正基于这样的理念，《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一书对三十年代——“写实”主义小说全盛时期——的三位作家茅盾、老舍、沈从文作了研究。这三位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文学背景极为不同，从事创作的动机也各有因缘。茅盾早年介绍西方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进入中国，同时投身小说月刊的编辑事业和左翼运动；老舍出身北京满族，英国任教期间接触狄更斯等人作品，开始走上创作之路；沈从文则来自湘西苗乡，早年从军，后因新文学的感召来到北京，进入文坛。背景如此不同的三位作者之所以被选为统一的研究对象，其根本就在于其笔法风格都可归于写实主义的大旗之下。

不过，正如书中所揭示的，这三位作家虽然都承袭了十九世纪欧洲写实叙事的基本文法，但其不同仍旧显而易见。不仅在题材和风格的差异，更在于他们对“写实”和“小说”的意义与功能各有独到的解释。王德威以为，这三位作家示范了中国现代写实主义书写的三个面向，茅盾的作品凸现历史、政治、叙事虚构三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茅盾本人充满矛盾的经历尤其为他的创作添加出虚入实的意义。老舍的作品则引领我们思考写实主义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和动人感（affectivity）。从涕泪交零到嬉笑怒骂，现实的“效果”显然不是“文学反映人生”这样的口号所能体现于万一，而有赖作者对读者情绪和意向的调动。沈从文的作品不但建构“原乡”的空间，也同时颠覆这一空间。他更藉此叩问写实主义叙事的另一底线：在穷尽客体物象后，写实叙事是否仍有安顿主体想象——尤其是抒情主体想象——的余地？

王德威认为“如果中国写实主义经过一个世纪以后仍然生机蓬勃，那是因为作家们早在世纪的另一端就曾以不同的眼光、信念和技巧，试图为中国的现实主义作出多彩多姿的造像”。与此同时，这一文学研究的背后，体现出的是王德威教授对于现代性的深刻理解。

但早在写实主义发轫之初，鲁迅及其同辈对写实主义叙事典范就成了一个吊诡：写实主义一方面质疑事物必当如此的定律（the real），一方面却又对内在真理（the Real）的存在，信之不疑。而这一矛盾始终贯穿于中国现代写实主义小说的创作中，本书的主要关怀也在于这三位作家如何面对这个矛盾。

中国今天的现实，与文学而言，就是一片巨大的泥浆湖中淹没着无数的黄金和毒汞。有作家从那湖中摸到了黄金；有作家只在岸边嗅到了发着奇味异臭的气息；而有的作家，笔下只有毒贡的液体。以文学的口舌，议论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简单地说“人心不古”，根本无法理解今天“人”在现实面前的遭际境遇。

谁都在抱怨，我们没有无愧于时代的大作品和伟大的作家，可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注重于描摹现实，而不注重于探求现实。

当代作家，在写作中走向人和中国经验的深层真实时，第一要面对的是我们现实主义写作中控购真实对深层真实的隔离和控制；第二要面对的是世相真实的经典对生命真实和灵魂真实无言的诱惑与劝导——这在通向生命真实的途道上，远比控购真实对作家写作意志的消解、融化来得温顺和汹涌。

久而久之的写作习性，每个作家的内心，无论你承认与否，其实都有了一道自我与深层现实隔离的屏障，在写作中点点滴滴地养成了自我的写作管理和本能的写作审查。一边是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人心世界，另一边是阻拦作家抵达这种丰富、复杂的社会屏障和作家写作的本能约束。我相信，每个作家都在这种矛盾和犹豫中写作。都明白，当代文学创作中描摹现实的现实主义无法抵达我们渴望的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现实主义只停留在一部分可以感知的世界上，而那些无法感知的存在的荒谬与奇异，现实主义则无法深求与探知。而作家努力冲破这种束缚屏障的挣扎，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中最大的疲劳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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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犯着一个巨大的忌讳：总是以为中国当代文学中已经存有与现实主义和二十世纪西方文学都尽不相同的写作，至少说是那样一种倾向的苗禾已经存在，且正在成熟，但因为批评家的懒惰，没有耐心去对那种写作进行细分析结，从而，是那种独特的倾向与端倪，总是处于被忽略和笼统归类的一盘散沙之中。这种被忽略或被归队到他流旗下的文学，就是当代文学中的——神实主义。

神实主义，大约应该有个简单的说法。即：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现实的精神和事物内部关系与人的联系）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有一说一，不是它抵达真实和现实的桥梁。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

神实主义绝不排斥现实主义，但它努力创造现实和超越现实主义。

神实主义既汲取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现代创作经验，而又努力独立于二十世纪文学的种种主义之外，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生根和成长。它在故事上与其他各种写作方式的区别，就在于它寻求内真实，仰仗内因果，以此抵达人、社会和世界的内部去书写真实、创造真实。

创造真实，是神实主义的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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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实而言，文学最终是它的附属之物——什么样的现实，决定什么样的文学。与文学而言，现实最终是它的原材料，当生活成为文学之后，它就不再是生活，而是文学。把生活写成生活，一如一个工厂把原材料加工成了没有变化的原材料，仿佛把田野凌乱的柴草，搬移到整齐的库房堆码起来。可那整齐的码放，也最终还是一堆柴草而已。因为这样，才要柴草在作家的心里燃烧，能量转化，生成别的奇异之物——文学。生活就是那一堆、一片田野上的柴草，有人从中看到了春夏秋冬、岁月枯荣和生命的流逝；有人从中看到家长里短，烦恼人生；还有人从中看到了诗和宇宙星辰。可也有人，只是从中看到了凌乱和无聊。今天中国的现实样貌，已经到了不简单是一片柴草、庄稼和楼瓦的时候，它的复杂性、荒诞性前所未有。其丰富性，也前所未有。中国今天的现实，与文学而言，就是一片巨大的泥浆湖中淹没着无数的黄金和毒汞。有作家从那湖中摸到了黄金；有作家只在岸边嗅到了发着奇味异臭的气息；而有的作家，笔下只有毒贡的液体。以文学的口舌，议论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简单地说“人心不古”，根本无法理解今天“人”在现实面前的遭际境遇。“道德沦丧”、“价值观混乱”、“之所以人还为人的底线”，这些带有对今天社会生活和人生准则抱怨的文化叹息，只证明文学对这个社会把握的无能为力，证明我们在文学上抱残守缺的摇摇欲坠，并不说明我们对这个社会和人的认识之新鲜深刻。谁都知道，今天现实生活的丰富与复杂，怪诞与奇异，远远大于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复杂与荒诞。谁都在抱怨，我们没有无愧于时代的大作品和伟大的作家，可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注重于描摹现实，而不注重于探求现实。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中被简单理解为生活的画笔，作家的才华是那画笔的颜料。描摹现实的作品肩扛大旗，一路凯歌；而探求现实的作品，则被不断的疑问、争论所棒打与喝斥。因为我们的现实主义以描摹现实为己任，表达对人与社会的颂扬和在颂扬中简浅的忧伤。美与温暖——则被过分放大的颂辞吹向了天空。所以，我们很少有那些对人和社会敢于真正叩问和怀疑的作品。一面感叹我们没有如托尔斯泰那样描写伟大时代变改的作品，一面又为那些浅简描摹社会现象的作品树碑立传；一面抱怨我们没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叩问灵魂的作家，一面又在为与灵魂无关的作品大唱颂歌、鸣锣开道、评奖发奖。

当代作家，在写作中走向人和中国经验的深层真实时，第一要面对的是我们现实主义写作中控购真实对深层真实的隔离和控制；第二要面对的是世相真实的经典对生命真实和灵魂真实无言的诱惑与劝导——这在通向生命真实的途道上，远比控购真实对作家写作意志的消解、融化来得温顺和汹涌。因为温顺，更能诱惑和腐蚀；因为汹涌，更能带走和冲垮作家探求深层真实的理想和意念。第三，必须要面对我们今天开放与封闭并举共存的最特殊的现实和最特殊的写作环境。

在我们的写作环境中，每个作家在写作中所面临的是经济开放后金钱诱惑的包围和特权的诱降与新意识形态的约束。这是中国当代文学无法、也不愿走向现实主义深层真实的特色阻拦。这种新意识形态约束，不是改革开放前政策的“不准”、“不能”和“不允许”，而是今天经济急剧发展后政治和金钱共同作用，促使并作用于作家本能的、无意识的“不愿”。它使作家自愿放弃心灵对某种真实的探求，不去主动让灵魂抵达社会现实的最内部，抵达人的最真实的内心。久而久之的写作习性，每个作家的内心，无论你承认与否，其实都有了一道自我与深层现实隔离的屏障，在写作中点点滴滴地养成了自我的写作管理和本能的写作审查。一边是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人心世界，另一边是阻拦作家抵达这种丰富、复杂的社会屏障和作家写作的本能约束。我相信，每个作家都在这种矛盾和犹豫中写作。都明白，当代文学创作中描摹现实的现实主义无法抵达我们渴望的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现实主义只停留在一部分可以感知的世界上，而那些无法感知的存在的荒谬与奇异，现实主义则无法深求与探知。而作家努力冲破这种束缚屏障的挣扎，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中最大的疲劳和不安。

有一次，一群朋友慷慨激昂地在谈文学，旁边正好有位做生意的朋友，他后来对我说：我不知道你们在谈些什么，不知道你们说的那些作家是干什么的，那些作品还有谁在看？更不明白这样(无聊的)问题，你们怎么居然当做天底下头等大事说得津津有味？！道不同不相与谋，我抢白了几句，讽刺他平生只关心两件事情：投资和回收投资。甚至想起“商人重利轻别离”，觉得他们都是无“心”无“情”的人。其实，这位老兄并非酒色财气的暴发户，相反，他算一位喜欢阅读的人，除了投资学、管理学、成功学之外，酒酣耳热之际，他也会大谈老庄，倒背李杜，痛批余秋雨、易中天、于丹、刘心武等等。当然也难免有几分自负，对于当代文学，他感到陌生又提不起兴趣，阅读仅限《国画》、《蜗居》之类，翻过《废都》，觉得“不过如此”；翻过《兄弟》，认为“写得太简单”。与现实挨近的作品，他认为都写得简单、幼稚、不真实；远一点的，统统斥为无病呻吟、胡编乱造……

我没有精英心态，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世界和位置，虽然与他无法对话，但我清楚持有相同看法的不是一两个人。我没有把他的话尽当妄语，有时反倒认为这也是打量当代文学的另一副眼光，毕竟他们也算当代文学的一类读者。还有更多人，在他的一生时光中接触到的当代文学都寥寥无几。这与我们张口莫言，闭口余华恰成对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大家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都有喜怒哀乐，甚至共同组成了当代的精神图景。那么，研究当代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除了关心花坛中的那些花草之外，该怎么看花坛之外的那么大一片荒原？坐井观天，我们眼里那点事情就是世界的核心、世界上最重要的，但跳出这口井，再看它，尤其是认识到它仅仅是世界上很不起眼的一部分时，再高谈“发现……”、“创造……”、“具有……”、“标志……”时，你是不是有些羞于出口呢？

用这副眼光下来反思写作实质意义和价值会更理性。几位同好坐在一起，也会谈论：当代文学作品都没有几个人看，还会有谁看你的文学评论呢？我也会调侃，至少有一个忠实读者，一个被动读者。前者是你评论的对象，经验证明越是声称从不看评论的作家，看得越仔细，甚至都过目成诵；后者是编发你文章的责任编辑，为了不扣工资，还不得不读上三遍。(在此致以崇高的敬意！)我是苦笑着说出，但不完全是开玩笑，现实往往就是如此。每个人都爱惜自己的羽毛，但对于那些为了一个字反复折腾编辑的朋友，我实在不敢恭维！但我也遇到有人说读过我的什么文章，是很喜欢，证实了这不是客套后，我不是感激涕零，而是大吃一惊：还有这样的人？因为连很多做批评的同行都不大相互读对方的文章，甲兄前年的高论，被乙兄在昨天的研讨会上兴致勃勃地讲着。请相信良心，乙兄绝对不是剽窃，他连看甲的文章都没看，哪里去剽啊？！这也是我们的现实和处境。

文学在当今已是夕阳的一抹余晖，连很多靠他吃饭的人都提不起热情。巴黎上层社会的沙龙中都在谈论着一本书，贵夫人们把某作家当成座上宾追捧的事情，早已成为传说。今天，少男少女们追捧的是影星、歌星，每个搞文学的人看看那股疯狂劲儿，一定会灰心丧气。还不仅仅是歌星们的粉丝数量，而是他们的虔诚度，是他们对这个歌星的作品的熟悉和热爱程度，常常是前奏响起，台下已经是一片跟唱声。如今的文学爱好者，对他喜欢的作家能达到这样吗？曾经——那不是传说——提起某一首诗，举座同诵；还有很多名著的片段，很多人也倒背如流。过去是衣食不足，以精神充饥；现在是丰衣足食，打不起精神。文学土壤的墒情不断受到破坏，比如只有细嚼慢咽、不计功利，文学才会水气丰沛、精神饱满，但文学的产业化、作家的职业化岂容这样的慢吞吞？

诗歌的处境就是最好的例子，当代诗歌比小说、散文更能纯粹地体现文学精神，但读诗的越来越少，为人熟悉的作品就更少，诗真正成为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其实，单纯从创作而言，这没有什么，但从传播和接受的角度，诗歌所要求的阅读状态与当代读者相去甚远，他们连翻一遍的耐心都没有，更别指望味之再三。诗人纵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工夫也都白费了。

精致的文学莫不需要悠闲的心境和品读的耐心，匆匆浏览永远也领略不到优美的风景，当“好读”成为一条文学标准时，那就意味着高傲的作家开始放下身段，小媳妇一样看着读者的脸色过日子了，文学在这种迎合中浑然不觉地粗糙起来。——这愈发给了很多人鄙视文学的理由。

我不想跟经商的朋友争论什么，倒想扪心自问：在文化粗鄙化的浪潮中，我扮演了什么角色？重读自己写过的文字，唯一安慰的是，匆匆时光中，我没有写那种应付、应酬的随意文字。文学批评在当下颜面尽失，在很多人眼里，它不过是研讨会上的唾沫星子、图书公司的宣传广告，或者是高校中评职称的香火。我觉得这倒也好，置之死地而后生，毕竟还有很多为它付出心血的人：我常常告诫自己，它越是不招人待见，我们越要有自尊和自爱，这是批评家最后的底线。让那些有雄才大略的人去高高的讲台上指点江山吧，我唯愿青灯下静静地读着自己喜爱的作品，兴尽之余，抒发一点小小的感想而已。

解放日报讯 （记者 姜小玲）上海签约作家沈飞龙历时六年、十四易其稿、删减18余万字才“磨”出来的长篇小说《书远堂六年记》，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作品一书两版——普通话版和崇明话版，在近日举行的作品研讨会上引出一番争议：方言写作，对文学作品来说是锦上添花还是多此一举？方言写作该怎样把握“度”，才不至于让不熟悉这一方言的读者“雾里看花”？

《书远堂六年记》以崇明岛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宅为背景，通过众多人物在1960年至1966年不同命运的描写，展示了极为特殊的恶与善并行的画卷；通过展示小主人公全面发展的成长历程，引发人们对中国学校教育“唯分数”怪圈的深刻反省。小说以多元的生活积累提炼和丰富的细节描写见长，大量崇明方言入书尤显新奇独特。作家赵丽宏认为，崇明方言要用文字还原是很难的，如果不加解释，一般读者根本看不懂。 “但作者这一尝试很有价值，因为那些地方风俗只有用崇明话来描写才更贴切、更生动。 ”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认为，小说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历史文化传承，体现了作者自觉的文化追求和执着的价值立场，对于开放的时代和市场化的社会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不要把普通话和方言对立起来

陈建功提出，不同地域文化的融合与汲取，对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一个福音。但在这融合与汲取中，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有着信息单行道的格局，因此造成了原本缤纷的地域文化有被强势文化“同质化”的危险，由此引出对地域文化包括方言的抢救。其实，这种抢救的自觉，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了，2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风俗研究会所组织的，由顾颉刚、容庚、容肇祖、孙伏园和庄尚严进行的“妙峰山调查”，从各学科不同角度对北京走会民俗事象的探究，就有某些抢救性质。在文学创作方面，老舍、李吉力人、沙汀等作家，也都有意识地保留方言特色。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博导张振兴提出，吴语是方言写作最强大的一种语言体系，很多有影响的作品都用方言写作，比如《海上花列传》至今仍是一部经典。用方言写作是吴语地区的传统，我们不要轻易把这个传统丢掉，更不要把普通话和方言对立起来。

方言写作需要把握好“度”

中国的白话小说确实有掺用方言的传统，如《金瓶梅》、“三言二拍”等。但主要掺用在对话之中，而且很少确定其流行的具体区域。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崇明方言研究专家张惠英认为，沈飞龙不但把方言的掺用扩大到对话之外的整个叙述，而且全部用真实地名，这就增加了使用方言的难度。

不过，在肯定方言写作带来“耳目一新”感受的同时，专家也提出，对一些不熟悉方言的读者来说，读这些作品颇有些艰难。比如记者随手翻阅看到一句：里场心聚了勿少小囡，一个小胖子轻蔑地扫了兄弟俩一眼说：“原来两个小娘精，剥卵脬打八折（没用）。 ”确实让人不知所云。作家叶辛认为，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方言运用得好，可以凸显地方特色，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但弄得不好反而弄巧成拙。当年小说《欧阳海之歌》也因融入方言引发争论。后来，陈毅出面说了一句：叙事用普通话，对话可用方言突出地方特色。总算平息了这场争论。由此可见，小说用方言写作要把握好一个度，否则难以让读者接受。

国内一个知名文学奖项最近又搞了一次评奖颁奖。在现场，人们又一次遇见了那几张熟悉的面孔，那是在隔三岔五举办的各种文学评奖活动中频频出现的面孔。其中一位，桌边靠着行李箱，一问，果然是刚从机场直接赶到。

16日在天津，19日去广州，21日又要飞回北京，十分忙碌的他很是神采奕奕，似乎把赶场子、凑档期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全然没有别人印象中文学评论家那副“苦大仇深”的模样。近两年，大小文学奖项纷现文坛，好似密匝匝蚂蚁排兵；而随着“小圈子”评奖、分奖、领奖、颁奖的游戏越玩越热闹，质疑之声越来越响亮。“小圈子”能玩到什么程度？某奖项某次评出的获奖作品的一位作者，同时就是评委。如此“举贤不避亲”，如此堂而皇之地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让人们对许多文学评奖的公正公平，无语。

“最权威”的文学奖也被喝倒彩

一位青年作家在一次青创会上无奈指出，现在的文学评奖已经被“特定集团”垄断了，年轻人想要冒出头来，就得投入那几个大牌的“职业评委”门下。有人曾说“人际关系也是生产力”，这句话在如今文坛还真是“真理”：你要先努力被“圈子”接纳，才可能“入围”文学评奖。记者了解到，这位20岁出头的年轻作家的慨叹，其实已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共识。

从茅盾文学奖到鲁迅文学奖，这几个“最上档次”，屡屡被表述为“最具权威性”的文学奖，这几年中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甚至喝倒彩，被公众直指“排排座分果果”。文学奖的公信力受到嘲弄，作家和批评家群体脸上无光。为此，清华大学教授肖鹰最近尖锐提出：某著名文学奖应该停办10年。其实早就有学者指出，文学评奖的赢家现在只是评奖者与获奖者：评奖者借着当评委，确立和巩固自己的话语权；得奖者获取文学地位，并获得短暂的注意力。谁是输家？文学，和还痴心爱着文学的读者。

在各种评奖中，最乱的是那些“民间奖项”，从小说奖、诗歌奖，到新秀奖、潜力奖，五花八门。有人干脆地说：“许多时候，只要看一看评委名单，就能把获奖名单猜个八九不离十。”总是自己人评自己人，或者就是干脆评自己。无非是在“小圈子”里分配、交换直接和衍生的利益。还有一种情况，是“看主办单位猜获奖名单”，那是人家花钱捧自己旗下的作品和作者，评委们当然会识相地演好自己的角色。

结果，今天文坛奖项虽多，却并没有拓展文学的天地，因为容不下新的艺术探索和真正的新秀。

“评八股”十分华美、异常朦胧

评奖是一本正经的闹剧；颁奖，则往往弄成不太正经的闹剧。眼下时兴用“颁奖语”或“授奖辞”来装点文学评奖，关门评奖时“小圈子”里说的肉麻话上不了台面，不够时髦、不够“文学色彩”，所以要刻意写几段。“人生只是歧路，内心业已沦陷，生之快乐与死之悲哀，纯真和污秽，面对这种新的青春供词，出版于2010年的《××》，不再是轻浅的自怜与合唱，而是作家对生活所作出的一次低沉抗议。”这是某文学奖项，写给摘得“最具潜力新人奖”之作者的颁奖辞。十分华美、异常朦胧，似乎说了些什么，又仿佛什么都没说。更绝的是，明眼人一望即知：这段话适用于任何一部“青春文学作品”。

评委们的心机和水平就在这儿。一方面，他们太忙，没时间细读作品、分析思考，恐怕也没兴趣——他们最清楚这评奖是怎么回事，何必辛苦地字斟句酌？

另一方面，混在“小圈子”里久了，他们已经深谙言之无物最安全。评委会里也有派系和对手，批评当然会得罪人，但表扬也会得罪人。写些“评八股”，既省心省力，又能皆大欢喜，何乐不为？这就叫长袖善舞，这就是世故和圆滑。

近日，作家张炜在获得“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后说道：“文学奖和文学一样，要一起经历时间的检验。只有行业里的傻子才会为某个奖赏去奋斗且沾沾自喜。”张炜说出的道理并不新鲜，这本是从事文学创作、评论乃至评奖的人都应该明白的常识。但遗憾的是，在当下文坛，常识和底线反倒有了难以企及的高度。

无论在任何时代，文学奖之设，都应该是为新的文学经典打造舞台，始终要有反对粗制滥造和迎合市场的姿态，要张扬文学的思想性、艺术性、探索性，鼓励作家的首创精神，否则，弄再多的文学评奖又有何意义？

图为茅盾文学奖得主

随着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参评名单的公布，角逐正式拉开战幕，未来将鹿死谁手？本届“茅奖”能否给在大众视野中久已黯淡的文坛带来新的气象？让我们猜测一下其未来的走向。

猜想之一：

网络公示或能增加透明度

茅盾文学奖从1982年第一届评选起，就伴随着争论一路走来。此前，对茅奖“不公开”、“不透明”的批评不时见诸报端。而对于这一大“病症”的根治，这届的评委会显得很有决心。其方法是一改过去的评委匿名投票的形式，采取实名制投票。对此，评奖办公室主任胡平表示实名制投票最大的优势就是评委的个人意见可以更加公开，而这有利于增加评奖的公正性和透明度，看不见的人情票可以由此避免。

有评论说这实际上是承认了匿名投票存在的弊端，而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实名制最终会提高评奖的公正性吗？由此，有网友提出或许将评奖过程发布在网络上接受公众的全面监督才是良方。就此，记者昨日致电中国作协新闻发言人陈崎嵘，他表示网友投票的方式已在商讨之中，但现在不便透露细节。

猜想之二：

新锐作家出头恐怕还不乐观

目前，在官方网站公布参评作品目录的举动可被视为本届茅奖接受公众检阅的决心。但由此引发的，评委是如何遴选的？评委们所代表的读者群是哪些等问题却还是没有明确的解答。此前，中国作协曾表示本届评奖将扩大评委的地域性，增加其代表性。让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作协都推选出一名评审代表，加入到这次的评委队伍中。而本届针对评委的另一举措是，取消初评评委和终评评委的明确划分，以便保障评委眼光的持续性，增强每个人对整体作品情况的全面了解。但在评选规则本身没有与时俱进做出调整，评委仍由中国作协内部决定一种方式产生时，新锐作家、年轻作家的作品最终能否获奖，仍是前路未卜。

猜想之三：

或有更多作家分享“茅奖”荣誉

本届评比中，新修订的《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显示：“评奖委员会在对参评作品阅读、讨论的基础上，经三轮投票选出不超过20部提名作品；在提名作品中经两轮投票选出不超过5部获奖作品。投票、计票在公证机构的监督下进行。各轮获选作品篇目向社会公布”等内容。“提名”这个概念是本届评奖的另一个新变化。此前，该奖项每一届的得奖篇目数都在5部左右，而据本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主任胡平介绍，“过去没有‘提名’这样一个称呼，这个称呼加重了这20部作品的分量。四年的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就，如果仅以最终的5部来代表，显然不如20部来代表显得更丰富更全面。 ”

但他同时也强调，“此次的‘提名’不叫奖。尽管这15位作家不一定都喜欢在自己的简历里写上”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家，但让更多的作家分享茅盾文学奖的荣誉或许是扩大茅奖影响力和话题性的又一种方法。同时，可以分担评选结果造成的争议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