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付林）

本报讯 自去年12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启馆歌征集活动至今，共收到应征作品100余件，吸引了全国23个省份专业音乐人及音乐爱好者参与。昨日，评委之一、著名词曲作家付林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虽然收到的作品不乏“专业性”，但是词曲“老套路”明显，而实际上“当下的红歌也可以很叙事很细腻很动人”。

作为全国唯一一家全面综合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纪念馆、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首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抗战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5周年、抗战馆成立25周年之际，向社会征集“一批歌词曲调优美、贴近抗战馆实际、具有火热激情、体现鲜明时代特性和民族特色、易于群众传唱的优秀歌曲作品”。 据馆方介绍，截至目前收到应征作品超过百件，其中电子稿件32件、纸质稿件48件。由于征歌活动要求词曲一体，不乏词曲作者跨省合作；有些作者同时寄来精心创作的多首作品；一首来自宝岛台湾的应征歌曲是曾创作全球慰安妇主题曲《殇》的台湾歌手张穆庭专为此次活动创作，歌曲名为《最后关头》。

审阅了过半稿件，曾写出《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妈妈的吻》、《小螺号》等诸多传唱歌曲的付林，感叹创作者的“热情”和“专业”，“‘翻开岁月的记忆，抗日烽火燃烧大地，多少英雄儿女，前赴后继奋斗到底。百折不挠和衷共济，热血染红了战旗，驱散乌云太阳出，中华民族从东方站起’，这样的词虽是激荡人心，但是也难免‘概念化’。和平年代，我们应该站在什么角度用什么样的语言铭记这段历史，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曲调赋予一个纪念馆甚至是一种精神符号以广泛的传播力与凝聚力，这确实是难题，也是需要集思广益去实现的。”付林说：“如果我来写，可能会写一对恋人，他们漫步在卢沟桥上，满目可及的是安宁，心里填充的是甜蜜，而继续试问听者，这样的青春和美丽，是什么换来的呢？”据悉，馆歌征集活动将于今年5月底截稿。

1933年在北平

1999年早春，季羡林访台，祭扫胡适陵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相隔半世纪后重逢，“心情不足为外人道也”。

20世纪一前一后两位“大师”，一个是当年的校长，一个是当年的学生，于1948年12月北大50周年校庆之际别过，从此分道扬镳，天各一方，承接各自的命运。

季羡林回望自己“八十多年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而胡适后来在大陆的待遇，他是亲历者，“……到了1954年，从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起，批判之火终于烧到了适之先生身上。这是一场缺席批判。……他的名字仿佛已经成一个稻草人，浑身是箭，一个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陆上众家豪杰，个个义形于色，争先恐后，万箭齐发，……在浪费了许多纸张和笔墨、时间和精力之余，终成为‘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乱哄哄一场闹剧”。

20世纪尚未走完，胡适渐渐被“苏醒”、被“还原”，终至正面登场。

三个多月前，学者周质平在纪念胡适诞辰120周年时感慨：胡适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和中国人重见的时候，他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温和，再度成为中国思想界久旱之后的甘霖……一个“五四”时期的“应时之人物”，一变而成改革开放初期的“先时之人物”，不是胡适思想进步了，而是中国社会倒退了。

张爱玲面对“适之先生不在了”，有暗喻：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

禁忌不再，新史料浮出，只是提供了胡适生命旅程的整体图像。重读七八十年前胡适先生的那些言论主张，不知应该鼓舞还是沮丧：话还是那些话，问题还是那些问题，结还是那个结。

今天，面对胡适不曾面对过的错综复杂的现实，我们还想从他那里找出省思当代中国及其未来进程的何种答案？

2012年2月24日，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借此机会，我们祭奠这位姓名可直译为“向何处去”的故人，不是因为他的思想显得进步了——他的思想在青年时代就已成形，再未更改——而是正当关于中国道路和问题的分歧日渐显明之时，正当众声嘈杂之时，我们不妨回到中国现代思想的源头，回到最初的争执与共识。

继中国品牌的服装、牛奶、电脑等在《变形金刚2》《变形金刚3》中集体亮相之后，在全球热播的美剧《生活大爆炸》中，近日也出现了中国的广告。在该剧第五季第17集中，“科学天才”谢耳朵和他的朋友们继续“卖萌”，而他们面前茶几上则摆着“漂洋过海”而来的中国品牌的牛奶广告。由此，中国广告植入外国影视片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出口”意在内销

在《生活大爆炸》中，中国的牛奶产品广告出现在谢耳朵家中的茶几上，这一镜头持续了约三分钟，没有台词点明，甚至连个特写也没有，这与去年好莱坞电影《变形金刚3》中出现的中国牛奶广告不仅有特写镜头，甚至有演员台词吆喝相比，显然还不够给力，但这个镜头立刻在微博上引发了热议。不少眼尖的剧迷们还发现其他美剧也有类似中国产品植入广告，比如在军事题材的《反击》第4集中，在美军的大本营中就出现了来自中国的电脑品牌。

中国广告为何青睐美剧？如这是想“借船出海”进军国际市场，恐怕是自欺欺人。实际上，这些美剧虽然没有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公开播映过，但却在国内各大视频网站上被引进并热播。美剧在中国网民中影响不小，这使得中国企业不再把眼光只放在国产电视剧上，而是把大笔广告费砸在了美国片商身上，干脆来它个“出口转内销”。有消息说，该牛奶品牌与美剧《生活大爆炸》的合作还将持续半年时间。

瞄准更多目标

中国品牌广告热衷于进入美剧，显然看中的是美剧在中国网民中的影响力。喜欢看美剧的大多是年轻白领，拥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其次，中国广告喜欢植入美剧，还有其成本低的优势。据促成这些中国品牌和美国影视剧结缘的幕后推手——北京影工场公司总裁刘思汝说，中国企业进军国外影视剧是整个植入广告市场的新机会。随着国内视频网站纷纷购买美剧版权，美剧收视正在国内合法化，它们的植入成本也比大片更低，广告投入费用不高，但回报不错。广告植入美剧比植入好莱坞电影更加实惠。据悉，该公司瞄准的植入目标还有《特种部队2》《敢死队2》《钢铁侠5》等16部海外大片及热门美剧。其中，一家中国服装品牌已被植入最新一季的美剧《绯闻女孩》中。

质量把关重要

据业内人士介绍，植入式广告在欧美影视片中非常普遍，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崛起，中国元素进入乃是大势所趋。细心的网友发现，如今美剧中的中国元素已变得层出不穷，不仅有中国菜、中国功夫等“经典元素”，连开口说中文的美剧明星也越来越多，如《生活大爆炸》中的主人公们极爱说普通话，第一季首集就有霍华德说的“洗个痛快澡”，笑料令人捧腹。在最新一季中，谢耳朵除了喝中国牛奶，还戴起耳机学起了普通话。如今，接连在美国影视剧中出现中国广告，让中国元素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据推算，中国植入广告市场现在每年以40%至50%的速度猛增，这种爆发式增长已催生了一大批专门从事品牌营销的传播公司。可见，中国元素在美剧中已渐成一种时髦。

眼下，这些中国广告的海外植入都靠“出口转内销”来争夺国内市场，随着时间推移，进入国际市场的中国品牌会越来越多，世界各国对中国品牌的关注度也会越来越高。但鉴于国内一些品牌时常闹出质量风波，一些明星频频闹出为虚假广告代言的丑闻，谁来为这些“漂洋过海”的中国广告进行质量把关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否则，一旦出现染色馒头、地沟油、瘦肉精、毒牛奶、霉大米等事件，脸就丢大了。

乔丹骑摩托去西藏，展开一段宣传南京的“西游记”。

父母从剧中了解中国菜谱

《Nexpats》发布至今网络点击量已过5万，而电视剧的片尾曲更是被南京网友疯狂转载。乔丹目前是南京财经大学的一名外教，上学期期末考试监考的时候，一名学生悄悄问他：“我昨天在网上看了一部电视剧，主演是你吗？”乔丹尴尬地回答说：“不，那不是我！”乔丹说自己去拍这部电视剧并不是想成为明星，“我不喜欢大家都盯着我看的样子，我觉得还是平和一些好。”

电视剧上线之后，乔丹把视频放到了自己的facebook页面上，不少美国朋友都觉得很酷。“其实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都分不清寿司是不是中国的。有一些美国朋友能从这部剧里认识中国、了解南京我觉得很好。”乔丹告诉记者，他的父母第一次来中国吃饭，看着菜单竟不知道该点什么，“中国的菜名翻译很怪，拉面就是‘la mian’，外国人看这些翻译对中国菜完全没有概念。不过他们看过剧已经了解了不少，我妈妈、祖母和哥哥9月份还会来一次南京。”

反对电影渲染南京“悲情”

乔丹非常想把《Nexpats》当做一张南京的国际名片，“对于外国人来说，可能北京、上海知道的人比较多，但是了解南京的确实很少。”提到南京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乔丹表示有许多人知道南京是因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我觉得不应该总是提这件事情，用它去做宣传会适得其反。

《金陵十三钗》这部片子我没看，我也不想看。我知道这个历史，但我不想在银幕上看到。这对于南京和南京人来说是一块伤疤，不能一次又一次揭开。”乔丹表示，南京有那么多年的历史和文化，为什么总是要提令人伤心的年代呢？“应该更多表现那些积极的历史。”乔丹大学时在北大主修国际关系，他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中日关系的论文，“我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不能拿它来赚钱！”

对于南京被扣上“悲情”的帽子，乔丹表示很不理解，“我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太原、大理、西安、成都……我觉得都没有南京好。北京、上海就是翻版的纽约和洛杉矶，人们对利益看得比较重。而南京不是，你看这里这么安静，绿化这么好，为什么要觉得这座城市很悲情呢？”

准备骑摩托西游宣传南京

接下来，乔丹将和朋友们着手拍摄《Nexpats》第三到第六集。然而他觉得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南京的爱还不够给力！“暑假的时候，我准备骑摩托车去西藏！先从南京到内蒙古，然后到新疆，最后抵达西藏。”乔丹从10岁开始就骑摩托车，这个“疯狂”的念头是因为他想去看一看没有见过的中国，也想在路上对南京进行宣传。“我准备在摩托车后面挂一个青奥会的旗子！”

对于摩托车，乔丹有着强烈的偏爱，“我不喜欢开车，因为我骑着摩托车可以看到脚下的大地，可以感觉到流动的空气，我是和自然融为一体的。”骑摩托车和演戏哪一个更喜欢？乔丹说：“这两者有相通的地方，都能让我感觉很刺激，有挑战性！”乔丹目前已经购置好了他的座驾，他告诉记者还希望征集两三个同伴一起西行。如果想参与乔丹的西游计划或者对《Nexpats》的拍摄提供帮助和支持，可以登录www.nexpats.com联系乔丹。

去年底，本报对一部外国人主演的电视剧《Nexpats》(expat意思是移居国外的人，N代表南京，中文译名《南京站》)做了报道，这是一部以西方人视角来看待南京和在南京的生活的电视剧。目前电视剧已经在网络上发布了两集，剧中男一号乔丹·迈尔斯的人气在网络上水涨船高，时隔几个月，记者再见到乔丹时，他表示不仅要继续把电视剧拍下去，还要骑摩托车到西藏，展开一段宣传南京的“西游记”。

本月初，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中间代”文学突围研讨会，会上提出了“作家的中间代”这一新概念，并推出冯唐、慕容雪村、路内、曹寇、阿乙、苗炜等一批出生在1968-1978年间的“中间代”代表作家。这一拨“中间代作家”为什么会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这个时候提出“中间代”这个概念有什么必要？我们来听听身为“中间代”作家之一的曹寇先生的观点。

确实如此，在早已成名的60后和80后作家之间，确实存在一个灰色的写作群体，说白了，他们就是70后。虽然写作者大多讨厌将自己纳入某个代际或某个类别中去，但70后作为60后和80后之间的那一代亦为客观事实。而且考虑到每代作家的成长环境、知识结构对他们写作的影响，剔除清高和矫情而接受中间代这一说法也未为不可。此外，70后与上下两代人的差异也是有目共睹的。迄今没有一位70后能像60后作家那样获得广泛的文学认可，在60后已被誉为经典之际，70后仍然被视为没有让人信服的“力作”的一群。而在市场份额上，他们不及80后明星作家的一个零头。也就是说，他们既“没有文学成就”，也不够时尚，大多是图书市场的赔钱货。

因为这一概念涉及本人，我不便对自己提出辩护，更无意“申冤”。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还颇为认可上述这种文学市面上的、显得十分粗暴的认知———无论是在文学史上或受众那里，70后的作品均可有可无。事实上我认为中间代概念的提出，完全是基于文学利益分配问题之考量。言下之意不外乎，相比于60、80后，70后没有受到公正待遇，故有“突围”一说。

在我看来，70后这一代人与60后基本保持着兄弟关系，也许正是因为在精神层面和审美趣味上与兄长们有着因循相袭以至兄终弟及的降序，所以长期以来“弟弟”这一角色构成了70后的宿命，那就是在早已功成名就的兄长们高大身躯后，70后的一切行为都只能被视为跟随和协从，一如少年斗殴场景中大哥和小弟的形象。

60后的幸运不仅在于他们的职业水准，也在于他们赶上了好时候。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可谓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我们的兄长纷纷抛出了成名作和代表作，加之50后正值文学壮年（一如现今的60后），在整个国家被市场主义吞没之前，他们基本消费完了人们对纯文学的热情。就算后来纯文学的市场边缘化了、小众化了，他们的余热仍然占据着大部分份额。对于70后这些弟弟来说，所能享受到的文学利益之贫瘠毋庸置疑，可谓空气稀薄、营养不良。

其实有一点不可遗忘，70后也曾闪亮登场过。不过，因为一片基于政治和道德等各种因素的骂声，诸如“私人写作”，诸如“身体写作”，诸如“下半身”等罪名……这些“美女作家”和“美男作家”转瞬即逝。硕果仅存者大概也就是安妮宝贝和若干以书写校园青春和都市情感的流行作家了。换言之，70后最初是以“美女作家”（《上海宝贝》）和“网络文学”（《第一次亲密接触》）进入文学视界的，它们的“低级”迄今仍像饭后油渍一样残存于文学判官们撇着的嘴角。也可能正是因此，对70后的失望情绪构成了对70后的基本无视，长期被遮蔽由此而生。如果说70后确实迄今没有创作出值得信任的好作品，那么是否可以将这个问题存在的前提理解为：人们究竟有没有无论骡马把他们拉出来遛遛然后去阅读他们的兴趣或勇气？我想正基于此，中间代这一概念才带有某种怒气横空出世，虽然它并不新鲜（诗人安琪曾提出过这个概念，南京作家李樯和朱庆和也办过名为《中间》的民刊），但此时抛出，大肆渲染，既体现了提出者的文学嗅觉和商业头脑，亦可谓恰逢其时。那么，这一“时”又是什么呢？

新世纪以来，市场主义的泛滥和时代进程的加速度，促成了急需换代的迫切愿望。80后就是在此环境下现身，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到了蛋糕那最大的一块。不要说70后了，连“霸占”文学利益多年的50、60后都感到利益受损而纷纷羡慕嫉妒恨。也就是说，80后的迅速蹿红是一次呼应市场主义的换代行为，但它并非是针对70后的换代，而是直接代谢掉50、60后，70后作为60后的弟弟，不仅像页码那样被顺手翻过，简直不足道哉。文学批评家张柠多次强调70后作家过早衰老，我认为一方面是70后长期处于半明半暗的境地，如病退的老公务员（50、60后则属于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另一方面囿于张先生对70后的阅读还显局限。如前所知，这并非张柠存在蓄意遗漏，而是可呈现的70后作品是那么有限———即便有中间代概念的一声巨响，本人对未来也并不乐观。

然而生机也正暗藏此处。70后无论在文学判官那儿还是在图书市场里的全面溃败，已致使其中部分人开始全面抛弃这两块土壤，他们通过不同行业的工作渐已成为这个国家“人民群众”的中坚力量，文学作为他们隐秘的欲望，渐次成为青灯黄卷，来自世俗事务的经验和收入保证了他们的文学审美和精神活动。换言之，既然写作养不活他们，那么少数保持文学热情的顽固分子，不同层次的生活现场（地气）却滋养了他们相对纯粹的写作。在“文学青年———成名成家”这条类似科举制度的当代中国文学体制中，他们彻底成为了局外人，我认为却更有可能深入了文学的核心部位。与其说他们被中国文学抛弃，不如说他们组织了中国文学的民间力量，抛弃了腐朽平庸的文学官衙和名利比拼。鉴于官方和市场的浮华和浅薄，我倒觉得他们的真诚势必成为每况愈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希望。

此番抛出中间代，除了上述背景，还在于新世纪十年来80后明星作家所提供的文字产品的销量业已回落。少年明星们的粉丝已然长大，而偶像却“青春常在”，审美疲劳和厌倦情绪正在与日俱增。偶像幻想嬗变，却又贻笑大方、丑态百出。简言之，无论是官方还是市场，对于文学新贵都虚位以待。恰逢其时，盖此谓也。

不过，此番中间代的一时喧嚣，并不意味着70后会被另眼相看，恰恰相反，需要警惕的是，它也可能成为新一轮遮蔽的开始。就我所知，不仅70后这一群体，被遮蔽的80后作家同样众多。一群人遮蔽另一群人，这就是我们的历史真相。从文学理想上而言，再考之当代中国文学生态，被宣扬未必就不是坏事，被遮蔽未尝就不是好事。作为此番中间代概念的“受益者”，我作如上观。

孙皓晖

在《大秦帝国》之后，孙皓晖这次带给我们的是厚厚的三卷本《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新书里他第一次提出了“原生文明”的概念，他承认这本书在思想上其实是《大秦帝国》的延续。一直力挺秦文明的他，这一次想要说些什么呢？

新书 《大秦帝国》史观的延续

新京报：如果说《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在思想上是《大秦帝国》的延续，你同意吗？

孙皓晖：这两本书是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的。《大秦帝国》以历史文学的形式呈现了中国原生文明最高峰的时代。而《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是以理论的形式全面理清了前三千年的文明史，其中也包括了对秦帝国的梳理。两者在史观上是一致的，都是大时代的问题，整个原生文明的问题。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了原生文明这样一个概念，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孙皓晖：原生文明是我在理论上新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指的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的整个演变中那一段生长、成熟、沉淀、稳定的时期，这就叫做原生文明。这种文明就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一样，一旦形成，便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比如中国统一文明之后，就在两千多年之中没有变化，所以中国统一文明就是中国原生文明的最高峰。

新京报：那秦朝之后的两千年呢？

孙皓晖：后两千年，从西汉独尊儒术开始，我们的文明就渐渐走下坡路，可以说是一种瀑布式的巨大的落差。尤其从宋明理学开始，中国有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体系，我们的思想便越来越僵化。所以前三千年的最大不同，就是它的创造性、它的跨越性、它的时代原创性，都非常浓烈。而后两千年虽然也有一些技术性的突破，在社会化方面是比之前发达了，比如局部的科技，四大发明等，但在以政治文明为核心的整个文明形态上我们并没有大的跨越。

新京报：你觉得历史上对秦朝的评价总体上是不公的？

孙皓晖：历朝历代想客观地看待秦，为秦说几句好话的人也有，但都被“暴秦论”的主流所淹没。后世客观评价秦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近代以来，对秦的态度虽然有所改观，但都不是震荡性的，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文革”期间，曾经对秦帝国对法家作出了正面的肯定，几乎在当时来说是达成了全社会的共识，但是因为它是革命化的、阶级斗争化的、政治化的简单方式，后来这些观念也就被否定了。很多知识分子回到了传统的非秦道路上去了。对秦的彻底否定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悲剧，现在我们对秦还刚刚重新审视，对秦形成局部肯定，但在整体上，还远未形成共识。

写作 用现代人能听懂的语言

新京报：《大秦帝国》采用了小说叙事，《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原本是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的解说文字，都是很生动，饱含感情的，与我们以前看到的对于历史的书写都不太一样。

孙皓晖：我之所以要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是因为我们国家，尤其从明清两代开始形成了一股考据风，把历史学著作都写成了艰深的考据著作，对社会起的作用极小，只在圈子里流传。但现在真的要影响民众思想，或者说思想要走入民众，我们必须要以表达自己的思想为基本方面，当然我也引证了大量的史料，但史料不是以注释的方式出现，没有排列大量的参考书目，这样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就很容易阅读。其实我的这种书写方式，对于学者来说是更大的挑战，要把史料完整的消化在自己的思想里，然后又要把消化以后的东西重新制作成自己的思想，交给社会和读者去检验。

新京报：这种消化的过程是不是很具挑战？

孙皓晖：这种消化的过程是很难完成的，这样的方式应该是对治学，对文明史研究的真正挑战。如果写成传统的学院派那种报职称的文章，实在太容易了，那种都是八股和教条的方式，原封不动的引证一段史料，之后加一写评述，其实真正的思想是并没有多少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最主要的写作方式，就是一面呈现历史，一面解析历史。而对于历史的叙述，是用现代人听得懂的语言来说话。可能和传统的学院派文章有所不同，但我相信读者读后，对于其中的学术含量、思想含量，自会有所评估。

新京报：你觉得在现在社会的背景下谈原生文明的意义何在？

孙皓晖：我在书中讨论两大时代不同的意义在于我们继承中国文明遗产要寻求那些良性的、美好的东西。用一种形象的说法就是我们的目光要越过两千年，直接和我们的原生文明对接。如同西方的文艺复兴，它越过了沉闷的中世纪，与古希腊、古罗马对接，所以文艺复兴才如此蓬勃地发展起来。我们现在研究原生文明的意义就是要明白原生文明和后两千年文明的不同点，现实的意义就是继承那些健康的、阳光的、创造的精神，寻求我们民族优秀的核心价值观。

自评 首次清理中国文明根基

新京报：你曾说写作《大秦帝国》是要超过《史记》这座大山，你觉得你成功了吗？

孙皓晖：我的意思是要跨越《史记》这座大山，这主要是指在史观上，这点我当然是成功了。其实这也不是目标，而是说要写《大秦帝国》，对秦文明有个正确的认识的话，是必须要超过《史记》的。我认为我对《史记》的史观了解得还是很透彻的。《史记》中对于所有有创造性的，敢为国家负责的人都是贬低的，比如商鞅、蒙恬、王翦、王贲等等，却对明哲保身、急流勇退、不对国家负责、临阵逃亡的人高度赞扬，这就是其史观的一部分。我觉得我的看法对于传统史观应该是一种挑战吧。

新京报：对这部新书你的目标是什么？

孙皓晖：《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的目标就是理清中国前三千年的文明史，我自己觉得这已经是个很大的目标了。在史学界还没有一部认真研究文明史的著作，我们的历史著作可以说汗牛充栋，但是将中国历史作为文明史来研究，这样一种意识在学界却还没有普遍形成，重大的成果就更少了。中国各个领域的人文知识分子，或者史学家，在涉及中国文明的时候，都会见诸一些章、节，或者片段的言论，但对一个大的时代，对中国文明的根基进行全面的清理，我这个应该是第一部。

其人

孙皓晖 共和国同龄人，出生于陕西三原。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1993—1997年，基于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思考，历时16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秦帝国》，共6部11卷，504万字。这是目前唯一一部全面、正面表现秦帝国时代的长篇历史小说，并被拍摄成了电视连续剧。2011年，获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2011年，获茅盾文学奖提名。新著《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中下）近期出版。

其文

孙皓晖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

我把中国文明分为两个大的时期，一个是前三千年，一个是后两千年。前三千年就是我们原生文明的根基时期，它和后世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创作性、连续不断的文明跨越性。前三千年我们有七大时代，第一是五帝时代，第二是夏、商、周这三个时代，然后是春秋、战国、秦帝国这三个时代，在这七大时代中我们中国文明可以说有两次比较大的跨越，而具体到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政权在他所经历的历史阶段中也都完成了自己所应该完成的文明跨越。这两大文明跨越第一指的是大禹时代，中国由此走进了国家文明时期，第二个大的跨越就是从春秋开始，历经春秋、战国的酝酿，实现了统一文明的跨越。

孙皓晖对秦帝国的看法

秦灭六国，在当时的华夏世界获得了极其热烈而广泛的拥戴。这种天下归心的历史情形，曾经被后世的非秦烟雾长期遮蔽，以至于今天在许多人的历史意识里，秦帝国统一给社会带来的只是灾难。

秦帝国整合民生的系统政策，是推翻秦暴政说的最基本事实。直至秦帝国灭亡之际，其财富积累与富庶程度，都要远远强于后来的西汉强盛时期。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姜妍 实习生 江楠

本版图片/CFP

文学批评研究面临重大考验

说起文学批评，真正了解的人并不在多数，而大多也将它归入到“中文系”专业的专属名词，其实，从古至今，文学批评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最近几十年也在不断拓宽边界，向国外学习，就连我们平日读到的小说，也与文学批评有着分不开的关系。而近几年，文学批评也渐渐成为辽宁文化宣传的重点工作之一，为了推动辽宁文艺事业的发展，形成更浓郁的文化氛围，3月20日、21日在沈阳师范大学举行了第四届中国当代文学高端论坛，旨在推动“重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

这次论坛吸引了格非、陈众议、范小青、王尧、吴俊、孙郁六位学者和知名作家，畅谈自己心中对文学批评的理解，以及该如何的重建。在现场，记者发现，不仅有专家和学校的老师，还有不少研究生和大学生。他们告诉记者，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老师们的演讲很精彩，他们也从作家、学者们的分享中，体会到了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独特光彩。

陈众议：重建首先要做自我批评

在论坛的第一天，陈众议谈到了重建，他说到：“重建就有很多问题，首先我们要做自我批评，今天我是来做自我批评的。 ”此话刚一落下，就引来了一片笑声，但笑过后每个人都在心中重新思考起了“重建”这个严肃而又棘手的问题。“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当然不是截然分家的，现在我们的文学批评确实是没有完全肩负起它本身所应该具有的职责。西方从古希腊一直到现在，文学批评一直在引领着时代，担当时代文化理论的先锋。中国古代也是这样，我们看成就最大的非孔子莫属，孔子的《论语》有点儿类似于现在的于丹、余秋雨的文章。

在今天谈‘重建’，其实我们的条件已经越来越成熟了，第一，无论国学是热还是冷，现在大家都已经越来越重视，很多书籍触手可及。第二，这30年，受西洋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我们也基本摸清了一些路数和脉络，所以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准备，无论是心智上的准备，还是学术上的建构。 ”陈众议说。

陈众议表示，重现建构就必然会有所突破，也就会打破一定的传统，这些归根结底也是时代的选择。他希望得到大家认同的观点是：一切文学都是当代文学，一切文学理论也都是当代的文学理论。今天，学习古典文学，也是在现有的状况下再去研究，这其实既有它的当代性，也有难点藏于其中。曾经认为对的很多理论，多年过去之后，它们就应当是被辩证的来看，重建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陈众议，中国知名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代表作品有 《拉美当代小说流派》、《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博尔赫斯》、《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等。

范小青：当下是文学创作最好的资源

“写作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我一直非常崇拜有天赋的作家，他明明生活在当代，但是他能够把历史的一些东西，过往的一些东西写的那么活灵活现，那么让人佩服，那么让人相信，这种作家我觉得是非常有天赋的，他非常有自信，想象的虚构能力非常强。从我个人来讲我就不是这样一个作家。 ”知名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范小青这样说道。

她说：“我的小说绝大部分跟自己的经历有关，所以说在个人写作的资源上来讲，我是更注重当代性，或者叫当下性。我曾经引用过另外一个词，作家的库存，作家有一个仓库，他仓库里的存量有多少，有的作家长期的坐在书斋里面，他的库存就会减少。 ”

谈到这里时，范小青对我们生活的年代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她说：“比如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一辆高速前进的快速列车，80、90后生下来的时候就在这个车上，成长了20年，始终在这个车上快速的前进。但是我们这代人就不一样，我们过去是在一个牛车上长大的，形成了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突然有一天，我们从牛车爬上了快速的火车，而且这个火车越来越快，随着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这个太快的火车我们就会晕眩，就会接受不了，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在当下写作的时候碰到的一些困惑。 ”

范小青总结了她眼中当下社会的一些特点：一个是速度快，一个是事情多，另外一个就是利和义的关系。“在这样几个特点之下的文学创作是面临着一个既好又坏的一个时代，正是因为既好又坏，它才会成为最好的资源。 ”这种资源有着它的双面性，就看我们如何去对待和使用，在创作是发挥哪一面，这对于当下的作家是一种考验，对读者是一种考验，对文学批评的研究更是一种不可小视的考验。

范小青，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品《裤裆巷风流记》、《个体部落记事》、《采莲浜苦情录》、《老岸》、《费家有女》、《城市民谣》、《城市之光》、《女同志》等。

格非：中国迄今只有三部好小说

格非对重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了一些想法，就在他与朋友交谈时，也会提及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性，所以，在本次的演讲中，格非可谓是说出了“心里话”。“中国的批评或者文学理论需要某种变化、变革，但却很少有人真正的、切实地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文学批评从文学研究的学科门类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单位。但是在整个20世纪，文学批评的领域之大让今天的人吃惊，它基本上已经囊括了比如说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等门类。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文学批评，它不仅仅跟文学有关，它也涉及各个方面。所以有人说19世纪是一个小说的世纪，20世纪毫无疑问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世纪。 ”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文学批评，格非从最熟悉却也最陌生的准文本说起了。“什么叫准文本，大家看一本书，除了正文以外，书里边还有大量的其他的信息，比如封面、插图、腰封、封面上会有文字等等，所有这些非正文的信息，附着在一本书里面的信息，我们把它称之为准文本，它不是正式的文本，但是它非常重要。要讨论小说评点也必须要从它这入手。 ”

其实对小说的评点，毫无疑问它也是准文本，但想要跳过去却又不可能，如脂砚斋评点的《红楼梦》。所以这就造成了中国的小说评点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带有某种强制性。也正是有了这种评点，影响了读者，影响了作者的写作内容，让很多流传下来的内容受到了删减或增加。

格非说：“中国这么多年发展下来，用张爱玲的话说只有三部小说是好的，《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我的看法跟张爱玲一样，这个‘三部’也是经过很多的文人不断修改才出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当中，评点出现的作用功能不仅仅是指导读者，它本身也是作者的一个部分，至少它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这个创作的工作。 ”

格非，本名刘勇，生于1964年，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塞壬的歌声》、《小说叙事面面观》、《小说讲稿》等。他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

　　中国和南非的研究人员在最新出版的3月刊《南非科学杂志》发表研究报告说，他们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下落”的新线索。

　　南非金山大学人类学教授李·伯杰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两名中国研究人员共同完成了这项研究。

　　研究人员根据二战时期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理查德·鲍恩的回忆，得出了北京人头盖骨可能埋藏在中国秦皇岛某地的一个停车场下的猜测。报告称，鲍恩和他的家人主动找到了在考古学方面享有盛名的金山大学，透露了鲍恩“最后看见”北京人头盖骨的经过。

　　根据鲍恩回忆，1947年他在美军设在秦皇岛的“霍尔康姆营地”参加一场战斗，美军在挖掩体时挖出了装在木板箱里的“北京人头骨”，当时士兵把木板箱当成了机枪垫，随后鲍恩被俘虏。鲍恩认为，战斗结束后，北京人头盖骨可能又被埋在了原地。研究人员根据鲍恩的回忆，前往秦皇岛进行了调查，并找到了鲍恩所说的“霍尔康姆营地”——它现在已变成了一个建在闹市区的停车场。

　　研究人员认为，鲍恩可能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头盖骨的人，在诸多关于北京人头盖骨的回忆中，鲍恩的叙述可能是“最可信”的。南非金山大学发表声明说，北京人头盖骨“要么仍然下落不明，要么就埋藏在秦皇岛柏油地面的几英尺之下”。

　　1929年，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首次发现了完整的、距今50万年的北京人头盖骨。1941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出于“保护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目的，北京人头盖骨被移交给即将离开北京撤回美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同年12月5日，该部队所乘火车驶往秦皇岛，但由于随后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军队俘虏了北京、天津等处的美国兵，北京人头盖骨从此下落不明。北京人头盖骨的遗失是人类考古学历史上的“世界奇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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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已挑选了两名“神”女，参加今年晚些时候的航天飞行任务。

　　身份尚未透露

　　据说，这两名女航天员的身体条件毫无瑕疵，比如牙齿洁白无瑕，没有任何身体异味。她们属于新选拔出的7名航天员中的其中两名。

　　但她们的身份尚未透露，要到今年6月至8月某个时候，“神舟九号”飞船发射升空前夕揭晓。

　　不过，媒体对女航天员的兴趣有增无减。她们经过多年残酷训练，然后从15名候选人中挑选而出。

　　官方媒体近日报道说，选拔女航天员就好比从鸡蛋里挑骨头，“甚至皮肤上的疤痕、口气、蛀牙及脚茧都不能有。”报道解释说，在太空中，最细小的瑕疵都可能造成大麻烦，甚至灾难事件。严酷的条件可能引起疤痕出血，密闭舱室会加剧身体异味。

　　目前还有15名女性和30名男性预备航天员，他们也达到同样的身体和精神素质方面的苛刻标准。中国所有的航天员必须没有病史，没有过敏性反应。

　　男女接受同样的基础训练

　　这45名男女预备航天员都要接受同样的基础训练，比如学习50多种包括数学、电子和系统工程、心理学和英语等在内的理论课，并且接受艰苦训练。

　　据说，一周训练6天，为的是提高耐力和韧性。一些教员曾在俄罗斯宇航员训练中心接受过培训。

　　观察人士说，如果中国借鉴了一点苏联经验，那也不意外。近50年前，苏联第一个将女航天员送上太空。

　　前中国航天员李庆龙公开讲到他在俄罗斯荒野的生存技能训练。

　　据媒体报道，他当时仅穿一件薄衣服，必须在零下50摄氏度的户外待上48个小时，每顿饭只有一块压缩饼干。

　　最后，他体重减少2.5公斤。

　　一律经历过自然分娩

　　眼下尚不清楚，是否女航天员也要接受类似的残酷训练。不过，她们一律经历过自然分娩的痛苦。

　　据解放军空军总医院徐先荣教授介绍，所有女航天候选人必须已婚，有孩子，年龄超过25岁。这是为了确保她们身体和心理素质更成熟。

　　现在看来，几乎肯定会有一名女航天员参加下一次的航天飞行。在中国，女航天员受到广泛赞誉，据称她们相比男航天员具有不少优点。

　　《国际太空》杂志副主编庞之浩介绍，“女航天员感觉更敏锐，心更细，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也比较强。”

　　她们还更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如果有朝一日中国航天员飞向火星，这就是一个尤其重要的素质。

　　报道称，这是因为火星之旅将是漫长和枯燥的，男女航天员搭配有助于消除紧张。

　　前天傍晚6：32，央视气象节目主持人宋英杰在微博上发了一张图片：“看到一张图，据说是海平面上升60米后的地图。”这很快引起了网友们的强烈围观，一天后被转发了2.3万多次，评论5639条。央视女主播张泉灵跟帖说：“A呦，我北京的家可能变一线海景房呀！上海的家可能变龙宫呦！”而全国各地的网友们纷纷比照，很多人发现自己的家都成了海，南京的很多网友说：“南京怎么也么得了？杭州还有？好奇怪。”

这张图是从哪里来的？海平面上升60米，这得要多少年的时间？有没有这种可能呢？采访了相关专家。快报 刘伟伟胡玉梅

　　惊呼

　　南京成“龙宫”啦

　　曾经有报告认为，如果海平面上升，中国沿海城市中最先遭殃的是上海。而宋英杰发的海平面上升60米后中国版图，则让全国各地的网友们纷纷发现，自己生活的城市要么成了“龙宫”，要么成了临海城市，就像张泉灵说的很多人的家不是成海景房就是“龙宫”。细细看图，会发现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几乎都成了汪洋大海，上海、南京、烟台都被淹没了，就连一些中部省份，如江西、湖南也遭受威胁。

　　这张图让网友们感慨万千，“完了，我的故乡烟台成了大海”“乖乖，江苏全玩完了”“欢迎来到洋气的海滨城市，北京……”不过，这张图也让网友们纳闷，同属于长江三角洲，为何南京、上海都没了，唯独杭州还在？网友“老夏逛菜场”看了图说：“南京没了，但日本、韩国还在？专家说，温度每升高1℃，海平面最终会因此上升20米。那么，温度如果上升2℃，海平面的变化就非常值得人警惕了……”

　　来源

　　宋英杰：在一报告中看到的

　　昨天下午，快报联系上宋英杰。他说，海平面上升60米是一种假设，引起那么强烈的关注他也没想到。“这也看出来，气候变化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这张图是从哪里来的？宋英杰说，其实这张图早就有了，这次是在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专家报告中看到的，于是就发到了微博上，没想到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

　　这张图权威不？哪里公布的？在一则《海平面上升六十米之后的中国版图曝光》新闻中，就配有这张图，乍一看，很容易让人以为是国家海洋局发布的《2010中国海平面公报》上的。但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产品研发部主任刘克修说，国家海洋局从来没有对外公布过这样一张图，这张图的来源有疑点。目前，国内主流专家们普遍认为，海平面上升60米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完全是个人的研究结果而已，没有主流的支持。”

　　宋英杰对这张图也持怀疑态度。他说，海平面上升60米只是一种假设，而这个假设的前提，也就是全球变暖，目前全世界也并没有达成共识。“这种图的假设是一种直线思维，只是提醒我们要居安思危。”这种假设靠谱吗？尽管宋英杰说“自己只是一名旁观者”，但他认为这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可信度

　　专家：这只是一种假设

　　江苏省气候中心副主任周学东认为，这只是一种情景假设，并不是一种预测。他说，这种结果只是在单一条件的假设下才出现的，并不代表这种情况会发生。在周学东的印象中，也曾看过这种假设，即便是到2050年，按照目前全球变暖的趋势，海平面升高也不会超过2-3米。

　　究竟在什么样情况下，海平面会上升60米，并造成如此灾难性的后果？专家说，其实这张图意在提醒全球气候变化对海洋灾害的影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院长闽锦忠说，让海平面上升的因素很多。如今，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的数值正在不断增加着。如果南极冰盖发生崩解，会引起全球海平面上升近60米。如果南北极两大冰盖全部融化，其结果会使海平面上升近70米。

　　卫星测量显示，南极大陆和格陵兰岛的冰都已经在大量消失，而且融化速度还在加快。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100年海平面仅仅因为冰层融化就会上升0.5米。

　　形势

　　海平面确实呈现上升趋势

　　通过研究过去百万年气温与海平面的关系，人们发现温度每升高1℃，海平面最终会因此上升20米。那么，温度如果上升2℃，海平面的变化就非常值得人警惕了。

　　国家海洋局公布的《2010中国海平面公报》指出，近30年来，我国沿海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为2.6毫米／年，高于全球海平面1.7毫米／年的上升速率。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沿海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年、2.8毫米／年、2.8毫米／年、2.5毫米／年。预计未来30年，我国沿海海平面还将继续上升，比2010年升高80－130毫米，沿海各级政府应密切关注其变化和由此带来的影响。

　　同时，2010年我国沿海各省市海平面均高于常年。其中，山东、江苏和海南沿海海平面明显偏高，分别比常年高82毫米、82毫米和84毫米；天津次之，为71毫米；其他沿海地区介于50－67毫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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