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谍战

俊男美女不适合情报斗争

从《暗算》播出开始，谍战剧成为了电视荧屏上的大热题材。近几年，不少受人关注的热播影视，都是以谍战作为背景的，包括《潜伏》、《风语》、《敌营十八年》、《黎明之前》等等，可谓是“谍谍不休”。近期各大卫视又在不约而同地播出一部谍战剧《借枪》。让谍战这个已经不太新鲜的题材继续保持着高曝光度。一部部谍战剧捧红了演员，打开电视机，就能看到电视荧屏上到处充斥着“潜伏”、“地下党”、“假夫妻”、“暗杀”等戏码。而真实历史并非如此，记者专程电话采访了曾经著有《中国秘密站》一书的作家郝在今，请他解密历史上真实的谍战。 记者吴萍

地下党活动不等于“谍战”

在很多谍战剧中，主人公都有一个同样的身份——“地下党”。他们为了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而潜伏在敌人中间，获取情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实际上，“地下党”参与情报工作本身就是个错误的说法。

著有《中国秘密站》的作家郝在今曾经采访过上百位在抗战和解放战争当中从事过中共情报工作的人物，也有机会查阅到第一手的资料文件，对于地下党参与谍战这件事，郝在今介绍说，谍战剧确实给观众带来了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所谓的地下党，跟情报工作是两个概念。“从事情报工作的，当时叫做隐蔽战线，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从敌人那里获取情报，另外，还要防止敌人窃取我方的情报，也就是保卫工作。 ”

而地下党，则是另外一个概念，“地下党主要从事一些地下工作，例如一些群众工作，组织一些秘密的学生集会学习，或者是工人罢工活动等等。当然，地下党并不是不做情报工作，但是很少参与，这并不是他们工作中的重点。 ”

对地下秘密工作的任务，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这样总结说：“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 ”从这里可以看出，秘密情报工作只是地下工作的一部分。

郝在今介绍说，按照规定，情报系统和当地党组织是不发生横向联系的，他们不允许搞公开活动，在这方面有非常严格的纪律规定。他们被称为是“隐蔽战线”，从事情报工作。

情报人员最好长相普通

在很多人看来，激烈的情报斗争，也就像电视里演的一样，情报人员都是俊男美女，活跃在上流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且无所不能。但是实际上，参与情报工作的人员都需要经过非常严格的选拔。“太漂亮或者太丑都不行，因为不能引起别人注意，太漂亮的话老是被人看肯定不行，如果太丑了，人家都不愿意跟他交朋友也不行。 ”

郝在今把情报人员的选拔总结为三点，像战士一样勇敢，像学者一样智慧，像演员一样表演。既要有非常坚定的革命信仰，明确的历史背景，也要有广泛的社会关系，更要求情报人员有极高的文化素养，社会活动能力强。

另外，在从事隐蔽战线工作之前，要经过系统的培训。郝在今介绍说，训练班的课程同正规学校不同，没有教材，也没有系统的理论，但是，授课人都有丰富的隐蔽斗争经验，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授课，比如，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会给学员介绍日本情报机构，介绍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的活动能力。临时从国民党统治区回延安的李克农，会介绍如何利用不同身份，从事隐蔽战线工作。而刘鼎则向大家演示如何化装，如何利用不同的道具伪装自己的身份。他举的例子很生动，军统派往河南新乡的一个情报组，就是因为抽的香烟太高级被日本特务识破了身份。

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人员需要经过半年的训练，一个月的实习。根据不同时期的条件要求，会对学员进行相关的培训，如果学员毕业之后派往日军敌占区，培训一开始，学员就要学习一个月的日语。郝在今介绍说，训练班里最有意思的其实是实习，两组人员一组是情报，一组是侦查，情报人员打扮成一个卖菜的小贩，横在路中间叫卖，而侦查人员出来巡查，看到小贩挡着路做生意，于是就以为他是特务，因为两组人员互相都不认识，所以搞出了笑话，出现了自己人抓到自己人的情况。

隐蔽战线工作不允许暗杀

在很多谍战剧里，主人公除了要获取情报，有时候还要从事暗杀任务，暗杀的对象有的是内部叛徒，有的是敌方的要员。对于这种情节，郝在今也进行了解释说明，“严格的说，共产党不搞暗杀，或者说禁止暗杀。在早期，中共中央特科有红队，专门铲除党内的叛徒，但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就连铲除叛徒也不允许了。因为按照当时的情况，盲目去暗杀敌人，肯定会暴露自己，而且，共产国际也认为暗杀是不道德的行为，所以不提倡。 ”

暗杀行为并不是没有，在中共中央特科当中，就有专门负责铲除叛徒的红队。红队最早开展的锄奸工作，是在1928年，当时的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遇害案。而叛徒则是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夫妇。为了惩治叛徒，也为了避免组织有更大规模的暴露，红队以放鞭炮作掩护，冲进了叛徒的住所，将何家兴击毙。

而红队最为出名的一次锄奸行动，是在历史上有名的“霞飞路上的枪声”，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五人在上海沪西区开会时被逮捕，随后被杀害，告密者是军委秘书白鑫，11月11日晚上，中央特科在法租界的霞飞路附近设下埋伏，连开了90多枪，击毙了叛徒白鑫以及特务保镖共5人。这件事当时轰动上海滩，也被传为佳话。

经费不足要自己想办法

最近电视荧屏上有一部热播的谍战大戏《借枪》，比起其他的谍战剧，这里的主人公显得很“另类”，不但要为了生计发愁，还要为了暗杀行动而到处去借枪。这种情节在一般的谍战剧中，确实显得很另类，不过，郝在今说，这在当时确实是非常普遍的状况。

“当时国民党是靠钱的，拿钱来收买人，或者是买情报什么的，相比起来，共产党就比较缺钱了，共产国际开始会给一部分费用，但是太少。 ”郝在今举了个例子，“当时中共特科管钱的负责人，他的女儿得了肺结核，要打一针十块钱的盘尼西林，连这钱筹得都很困难。可见他们的生活状况确实不好。 ”

因为经费不足，往往都要情报人员自己想办法，后来，在周恩来的提倡下，他们也开始在重庆做生意，一边负责筹集行动经费。所以，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人，平时一般不允许出入非常豪华的场合，也避免奢侈的生活。当时的叛徒何家兴、贺芝华夫妇，就是因为沉迷于上流社会奢华的生活，生活逐渐腐化，所以才被国民党收买，成了叛徒。

不但是经费有限，就连武器也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平时是不携带武器的，因为如果遇上检查，有武器，很容易暴露身份。”他们的武器，大多都是后方从敌方截获的，因为历经重重关卡盘查，只有当中极少数才能送到敌占区。“当时在上海营救彭湃没能成功，就是因为没能及时把武器送到，枪送到的时候黄油都没擦掉，根本不能用。 ”

敌方也有中共情报人员

在《借枪》中这样一个情节，为了获取日军的情报，熊阔海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策反日本特务机关里一个名叫鬼井的人。在实际的抗日斗争中，隐蔽战线确实也曾经有过这样策反日本情报人员的经历。

1905年，日本在上海开了一家东亚同文书院，实际上这里是一家间谍学校，当时的日本驻上海副总领事岩井英一就是这里的毕业生。他专门负责收集中国的战略情报。当时负责共产党上海情报工作的人是潘汉年。有一天，他的家里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这个人曾经是中央特科的成员，但是后来打入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又经常给岩井英一搞情报，这个人叫袁殊。后来，袁殊与中央特科失去联系，转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后来由日本关系营救出狱。

当时，为取得日本方面的情报，各方都在拉拢袁殊，尤其是戴笠、汪精卫方面，都亲自发来邀请，但是，袁殊还是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潘汉年对于袁殊的主动示好表示了接纳，在袁殊的引荐下，潘汉年化名为胡越明，与岩井英一会面，双方达成了合作协议。就这样，潘汉年利用岩井英一的关系，用一些假情报骗取了对方的信任，并且，将情报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安排进了日本情报机关工作。其中有一个进步学生叫刘人寿，潘汉年假借为岩井工作，让刘人寿进入岩井公馆，还专门掌管了一部电台。刘人寿每天负责抄收延安发出的新华社电讯，选择部分内容交给日本人。他的隔壁房间就是个日本特务翻译组，遇到难字对方也来向刘人寿请教，刘人寿也可以借机获得相关情报。

不过，这样的工作确实是险象环生的，刘人寿在帮日本翻译解答问题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岩井英一，刘人寿刚走，岩井英一就询问：这人常来吗？幸亏这个日本翻译说，这人不叫不来，这才没有引起岩井英一的怀疑。除了刘人寿，岩井英一身边还有很多的中共情报人员，而且，这些人都是爱好和平，希望战争早点结束的日本人。这些日本情报人员搞到了日本御前会议记录、大本营扫荡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及时报到延安。这些情报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很多关键的作用。

据新华社电3月19日月球将到达“近地点”，这天又恰逢农历二月十五，天空中将出现一轮满月。这轮满月在网上被称为“超级月亮”，一些网友将“超级月亮”与日本大地震海啸联系起来。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前任台长、著名天文学家赵君亮研究员13日说：“地月之间的距离远近确实会影响地球潮汐，但地震是地球内部的板块运动，日本大地震引起了海啸，与所谓的‘超级月亮’没有任何关联。”

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月球以每秒1.02公里的速度，在稍扁的椭圆形轨道上绕地球公转，离地球最近时（近地点）约363300公里，最远时（远地点）约405500公里。每个月，月球都会经过“近地点”和“远地点”。

中科院上海天文台佘山站科普主管、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秘书长汤海明介绍说，北京时间3月20日3时08分，月球到达“近地点”，地月之间距离约为356575公里。

“处于近地点的满月，肉眼看起来和平常的满月没有什么两样。”汤海明说，“一些网友认为今年3月19日的地月距离是19年来最小值，其实并不准确。因为2005年1月10日和2008年12月12日的地月距离，分别约为356570公里和356566公里，均比今年的小。”

一些网友还提出，在1955年、1974年、1992年和2005年出现“超级月亮”的时候，地球上都曾发生过自然灾害。例如，2005年1月，在“超级月亮”出现前的两周，印尼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海啸。

对此，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著名天文科普作家卞毓麟说：“随着科学发展，人类已经随时可推测月球何时达到近地点、远地点。在没有所谓‘超级月亮’的时候，地球上同样发生了很多自然灾害。两件没有任何关联的事件，完全有可能同时发生，但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两者之间有必然联系。”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教授说：“一直以来，一些人热衷于谈论‘世界末日’的话题。此次‘超级月亮说’其实也是一种末日话题，最初来源于一位国外占星家。但占星术根本不是一门科学，而只是把灾难与神秘事件联系在一起的玄学，毫无科学可言。”

改造过的浦江饭店，当年能够透过光线的穹顶被重造了，整个内部空间的风格也重塑了。

多伦路250号的孔祥熙旧居，这所住宅的风格也是格拉纳达爱尔汗布拉宫的风格。

南京西路702号曾经是人力车行以及紧挨着的原犹太人俱乐部——现被用作饭店。

1955年，毛主席到上海视察，游览在黄浦江上，毛泽东突然向陪同人员提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上海还有个下海吗？”在场的上海人，无言以对，谁也回答不出来。毛泽东说：“应该有。”

毛主席的话，如同在黄浦江中投下一块大石头，于是上海市开始寻找这个不为人知的下海。

找来找去，还真的找到了。在虹口区发现一座叫下海庙的小庙，位于昆明路73号。

据史料记载，下海庙始建于清乾隆年间。从前，这一带多是渔村。渔民出海打鱼，需要祈求神的保佑，便建了这座小庙，奉祀护海女神妈祖。下海庙俗称夏海庙、义王庙，位于虹口区昆明路73号，始建时仅有房屋9间。嘉庆年间荒塌，又重修。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又购地8亩多，逐步扩建。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又增建后殿等10余间。抗日战争初期，下海庙被日军炮火焚毁。1941年起，重新修建。

为了寻找下海人们才注意到它的存在，这时候的它，小得不能再小，而且破烂不堪。

庙小故事多。上海人通过这座小庙破解了上海、下海的由来。

黄浦江的“浦”，在吴方言区原意是小河，多指人工河。宋代为解决吴淞江泄水能力，在吴淞江两岸，大约每隔五里开通一条进入吴淞江的水道，这种支流水道称为浦。吴淞江两岸共有18个浦。

当时，吴淞江现在虹口区海门路一段，南岸有一个浦，称作上海浦。与上海浦相对着，北岸有个浦，叫下海浦。

江南河流命名有个习惯，接近源头的支流称为里或上，靠近下游的称为外或下。上海浦和下海浦，因为位置得名。

上海之名起源于上海浦，但是最后成名是因为酒。

上海本是河流名。后来在这一带设置了专门管理酒税的机关——酒务。因地近上海浦，就称为上海务。上海务滨江临海，人流众多，交易繁忙，税收大增。因为酒，上海务的名气也像酒一样逐渐有了度数。

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对外通商口岸，一下子繁荣起来，竟然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都会之一。

从一条小河，变成收税的办公场所，再变成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这是上海的经历。

而它的比肩兄弟下海，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

明初，因吴淞江河道已经严重淤塞，另外开挖了一条新河，这条河大致是现在的苏州河下游。于是，下海浦被抛弃了。清末，黄浦江西岸被辟为租界，兴建船坞、码头、堆栈、工厂，下海浦渐渐淤塞。1922年，下海浦被完全填埋了。原来的下海浦变成街路，就是现在的海门路。下海没有了。只有一个残破小庙——下海庙，记着它的往事。

可喜的是，1990年，经上海市和虹口区宗教事务部门批准，由上海市佛教协会筹建修复下海庙。1992年1月30日正式开放，恢复为佛教活动场所。

有意思的是，庙中有一块纪念碑，落款处刻的是“上海下海庙”。上海、下海肩并肩，又坐在一起了。

文章摘自 《172个被误读的史事真相》 作者：张港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嘉定发现“后土之神”石碑

　　嘉定区安亭镇漳浦村发现一块目前上海最大的清末民初时期的花岗岩材质“后土之神”石碑。该石碑长171厘米、宽36厘米、厚15厘米，比2009年12月在青浦首次发现的“后土之神”石碑长70厘米左右。石碑上用楷书阳刻的“后土之神”大字清晰可见。

　　石碑散落于漳浦村一座钢筋混凝土桥墩的河边，昨天被在此承包蔬菜种植的一对安徽籍夫妇发现，他们立即打电话告知嘉定区博物馆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现场查看后，初步认定这是一块清朝末年或民国初期的“后土之神”石碑，也是目前上海地区发现的最大一块“后土之神”石碑。

　　据文物专家介绍，“后土”在古代是指地、土神、天地或天地神灵的总称，即民间俗称的土地神。江南过去土地庙数量较多，一般置于庙中的“后土之神”牌位大多为木制材料，而以石刻形式出现的石碑很少见，该石碑对研究上海及江南一带的风俗文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