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诚法师：佛教慈孝基于世间并超越于世间

第五届中国介休清明（寒食）文化节于4月1日在山西介休绵山开幕，并围绕“孝慈文化与道德复兴”主题进行绵山对话。绵山对话由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朱小健主持，邀请第九、第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作为特别嘉宾，与叶小文、学诚法师、王联章、李汉秋等知名学者进行对话。凤凰网现场对话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龙泉寺方丈学诚法师。

学诚法师

以下为对话实录：

凤凰网：慈孝在佛教文化中处于怎样一种地位？

学诚法师：传统文化提倡父母对儿子的慈爱，儿子对父母的孝顺。佛教也一贯本着佛陀的精神，以及佛教的精神，报父母恩，报众生恩，报国土恩，报三宝恩。如果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们自己，父母对自己恩重如山。但是，我们报父母恩，不仅让父母有吃有穿，而是要用自己的努力，自己的修行，自己的成绩去报答父母。

凤凰网：佛教提倡用怎样的成绩去报答父母，施行慈孝？

学诚法师：成就有今时今日的成就，也有来世的成就。今时今日的成就比如出家了，要传播佛法，做普度众生的工作，后世的成就就可以为父母超度，让父母也能去极乐世界。从更长远的时间和空间姻缘来看，所有的众生都曾互做过父母，按照佛教的说法，一切男女都做过父母，也就是我们对所有的众生都要报恩，报恩有现世后世的。佛教的慈孝基于世间并超越于世间。

凤凰网：佛教在当今时代的慈孝文化建设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学诚法师：我们的徒弟在家孝敬父母，出家的时候虽然不能总是和父母在一起，但社会养老体制越来越完善，能够对父母的生活习惯和兴趣等等方面，给予关照，让父母身体健康，心里也更加健康。（周东旭）

“杜甫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之光，我们决不允许抵毁杜甫形象。”河南省诗歌协会会长马新朝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杜甫是世界上伟大的诗人，我们应该尊重他、敬仰他。现在是娱乐时代，网友涂鸦诗圣杜甫画像，也可能没有恶意。如果网恶搞他，是非常不应该的。

他说，杜甫是1300年来，为数不多的为底层老百姓鼓与呼的伟大的诗人。如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大庇天下俱欢颜”等他的精典诗句都是在为底层老百姓呐喊，他也的诗句也最能代表最底层老百姓的心声。他不但是1300年来威望最高的诗人，而且还是全世界最受尊重的诗人之一。

“如果是有人恶搞杜甫，恶意丑化杜甫形象，说明他是无知的、浅薄的、低俗的。”马新朝说，我们绝不允许诋毁杜甫形象。恶搞文化、穿越文化不能没有民族低线，不能没有精神之光。我们要尊重杜甫，敬仰杜甫文化，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发扬光大。

近日,河北正定举行了迄今最大规模的春季祭孔活动,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代表和孔氏宗亲300余人参礼。这次祭孔典礼,全名是“壬辰年春祭至圣先师释奠礼”,按照中国明代礼仪程序,由迎神、初献、亚献、终献等十部分组成。

书声清朗,钟鼓铿锵。在这样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纪念至圣先师孔子,足见组织者的苦心与匠心。然而,如此大费周章生造出来的古意盎然,正如翻新的古董一般,不免透出些“做旧”的痕迹。而那些叩首作揖的程序,用现代人的审美习惯打量起来,似乎也大异其趣。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数千年绵延至今,在国人的为人处世之道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今社会公共道德水平难孚众望的时候,用孔学所倡导的美德儆恶扬善具有现实意义。但正如孔子所言,“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宣扬大道,必须符合时代的精神需要,并尊重公众的认知习惯,不宜生搬硬套。这种为了宣扬孔子精神而大搞祭祀仪式的做法,正是“为道而远人”的一种表现。

纪念孔子固然不错,但将其高供在神龛之上叩首作揖,将其当做神祇来崇拜,无疑与时代的要求格格不入。今天,我们宣扬人人平等的观念,那些下跪磕头的礼仪在官方活动中看上去是那样的刺眼,又如何让在场的儿童相信人与人是平等的。而且,那些繁文缛节看似是为了遵循古制,但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而言,显得过于陈旧而迂腐。这不仅不能塑造孔子平易近人的形象,反而拉远了孔子与普通人的距离,让他变得神秘莫测。再者,如此声势浩大的活动,必然要花费不菲的费用,这笔费用从哪里来,有没有滥用公款的嫌疑,相信大家心头都会有个问号。孔子曾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如果组织方无法将花费的来龙去脉讲述清楚,那么就没有做到“敬事而信”；如果当真滥用了民力,浪费了纳税人的汗水,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节用而爱人”。

纪念孔子的最好方式,一是做好普及教育,让其精神融入到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之中。同时,也要学习孔子的践行精神,把更多的精力和资金,用在有实际意义的惠民举动之中。不如是,那些高呼的“尊孔”口号,永远只是纸面上堂皇的字眼,祭孔仪式无论怎样完美,也始终只是一种仪式而已。

生于1956年的隋建国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1980年代的文化热至1990年代的商业转向。在他心中，他所经历的一切将伴随他一生，无法摆脱。所以他用作品记录下自己的反思。

一块块坚硬的石头被锈迹斑驳的钢筋网包裹着，散落一地。看起来像冷兵器时代的弹射弹药或者残酷的刑具。这是隋建国的雕塑作品《地》。

他站在旁边，配合摄影师的要求，略显拘谨地摆出各种动作，态度温和而耐心。拍摄快结束的时候，他轻声给了个建议：站在作品的最后面拍一张，突出作品，不要强调人，“这样效果也许会不错？”这是典型的隋建国，谦逊内敛得让人很难想象他是一位功成名就的艺术家，尤其在这个充满戾气的跋扈时代。

佩斯北京画廊为他做了这个大型回顾展，刚刚开幕，他每天都抽时间来展厅转转，陪朋友聊天，和颜悦色地同观众交流。这些沉重而庞大的雕塑，不光是对艺术家个人的回溯，它更像中国当代精神史的一次侧写——无论怎样的形式，作品实际上都有一个隐含的主题：禁锢与挣扎。

他坦言，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反思会伴他一生。“我想，我逃不掉了。”他嗓音低沉地说道。

中国人身上都有一件看不见的中山装

一件庞大的中山装兀自站立在那——那是一座铸铝材质的雕塑。它坚硬、嚣张、鼓鼓囊囊，却只是一件衣服，穿着它的人被彻底抽空，只剩这件紧系风纪扣的衣服色厉内荏地立正，2.5米高，几乎占据一个展厅。不时有观众走到它面前合影，有人想伸手触摸巨大的纽扣，画廊工作人员疾步上前想制止。“没关系，问题不大，”隋建国和蔼地对他摆手。

这是个戏谑的瞬间。象征威严的中山装可以被穿着时尚的年轻人随意触碰。这或许是隋建国心底隐秘的欲望，怂恿任何人帮助自己解构曾经存在的威权。

这件《衣钵》是隋建国的成名作，创作于1997年，是艺术家“反思现实”的结果。那一年，香港回归，反思中国百年近代史的热潮再次兴起。与1980年代群体性反思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不同，这一次更加个人化。作为艺术家，隋建国开始思考自己与社会制度、精神领袖的关系，也在琢磨用怎样的方式呈现这一切。“中山装”成为了最后的选项。

在他心中，中国人身上都有一件看不见的、笼罩在精神上的“中山装”。于是，他以“零度叙事”的态度，冷冰冰地用雕塑做出了那件衣服，并让这件作品成为承载百年中国革命文化精神的“衣钵”。它渗透了艺术家早期所受的教育和毛泽东思想影响下的精神困惑。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来说，这种困惑无论承认与否，它都已融入血脉，无法摆脱。

隋建国也终于找到了一种让自己舒服的风格。混杂了杜尚的“现成品”意识和劳森伯格的波普特征，同时，也如此“写实”。对于中国艺术界来说，“写实”二字是被污染过的名字，一度意味着某种必须陈述的谎言。以致于在1980年代，很多反叛的艺术家纷纷逃避写实。而隋建国也在逃避之后，开始回归，为写实正名，并且发现“自己的写实功底还不错。”从那之后，“中山装”成为隋建国的符号。直到现在的回顾展，它仍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在艺术家自己看来，选择现在做这样一个回顾展“是时候了”，“想把它当一段历史给大家看看”。隋建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在中国，雕塑没有历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学习欧洲学院派，改造中国传统文化；1949年后，独尊苏联美学；1980年代之后又开始转向西方当代艺术系统。但真正消化了舶来理论，并敢于以雕塑作品介入现实、表达自我的艺术家寥寥无几。更多雕塑圈里的人，把这项艺术当做了工程和“活儿”。隋建国没忙着找各地政府接中心公园的项目，而是自己做一些“古怪”的东西，反倒拧巴着成就了风格。

“我也不满于很多现状，我想摆脱它，但又不想像别人一样出国，那么只有慢慢地走，我的作品就是把这个挣扎记录下来。”隋建国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自己创作的初衷。

“北京太风云激荡了”

因为介入现实的决心，所以隋建国的作品看起来总有些“危险”，听听那些名字就知道，比如《睡觉的毛主席》。他被批评家栗宪庭称为“在观念上走得最早也最远的中国雕塑家”。但实际上，他并非像作品呈现出的那样锋芒毕露。他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并且连任12年，还兼着一系列其他“官方”头衔。“体制内”和“当代艺术家”的身份对话，就像他作品中的主题：禁锢与挣扎。

朋友们和他聊天时，也经常会自觉避谈这个尴尬的身份问题。但在他自己看来，这或许没那么纠结。“这些头衔没有增加什么，因此也不会减掉我什么。”隋建国顿了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说有的话，应该是我比不在体制内的人多一份经验，多一份能去理解和思考的心”。

这种经验让隋建国的作品里到处有批判的棱角，但毫无戾气。他自己承认，做那些“危险”的作品，都是为了证明自己“敢于去做”，为了对抗内心的懦弱。这是没办法的事，成名之前，他本来就是个小人物，在青岛国棉一厂当工人。时值文革，日子扭曲、单调、枯燥。

直到有一天他摔断了胳膊，在去换药或者报销的路上会经过一个公园，常常看到工厂的退休老人们围在一起讲述过去的经历。隋建国被触动了，“我的人生也要这样吗？”他开始学国画。外界一片大批判的革命氛围，隋建国躲在屋里临摹元代的《富山春居图》。还有比这个画面更绝望也更富有希望的事吗？这成了18岁的隋建国逃避俗世生活的路径。但他的精神毕竟无法真的远离时代的禁锢。1976年，隋建国的第一幅原创作品名叫《愚公移山山河变》。画面没有愧对这个饱含共产主义决心的名字，他画了崂山的一座水库，还为它添上了招展的红旗。

但很快，一切都变了。他又被告知，他画面中歌颂的那一切都是假象。他开始求学，考入山东艺术学院学雕塑，进而去央美读研究生。1980年代的北京对隋建国来说，“太风云激荡了。”1980年代中期，各种西方思潮涌入中国。隋建国开始像大多数人一样，开始读萨特，考虑存在主义。在文化热的浮躁与深刻之间，他感到焦虑，开始做一些表现主义的作品，比如《平衡器系列》，坚决与学院派雕塑分庭抗礼。一切都在摸索、实验和焦躁中度过。直到1989年秋天，隋建国离开让他伤心的北京，躲在蓟县的山里，感到幻灭。也在这时，他重新发现了石头，这种最笨拙的、沉默的、坚固的物质。他把石头引入作品，每天敲打，越打不动越要使劲，这是自发的劳改，用自残抵御精神创伤。后来，这些石头成就了隋建国的又一批代表作，其中就包括《地》。

“有些事情经历过了，

你不承认，它还是存在的”

现在，隋建国早就过了年轻时遭遇“精神危机”的时刻。从世俗意义上讲，他功成名就，作品价格高企不下，评论界又赞誉有加。做着充满隐喻的作品，却也能在体制内获得安稳。但他仍然有困惑。这是知识分子摆脱不掉的“病症”。

对他来说，目前最大的困惑或许是时间。这次回顾展的展厅里，有一件作品名叫《时间的形状》。从2006年开始，隋建国每天都用同一根铁棍在油漆桶里粘一下，日日如此，从无间断。棍子粘了油漆的一端，从最初的2毫米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直径20多厘米的球状。展出时的作品是隋建国重复这个动作第1893天的样子，“你看不到第1892天，但它就在里边，以前的每一天都无比真实的存在着。”隋建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有些东西并不是眼见为实。”在展览现场，面对观众的怀疑，他一遍遍地说“不管你承认与否，它的确就在里面”。

隋建国说，他已向别人许诺，这个作品要一直做下去，直到他死去为止。

对于时间的焦虑或许与他人过中年有关，或许与中国一直以来急速向前狂奔的脚步有关。时间对于中国来说，似乎不是流动的过程，它像被压缩过的物体，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奔向目的，永远在追赶，以求挽回曾经失去的年华。与《时间的形状》差不多同时，隋建国完成了一个录像装置《大提速》。他用数台摄像机记录了工作室周围一条铁路上提速实验的过程。那是狂奔的现场，唤起了他有关“时代列车”和“进步”的记忆，他借此反省“现代化”的神话。那时，他不会想到，几年后两列提速后的高速列车会彼此相撞。这是想超越时间的、狂奔的代价。

现在，隋建国仍然乐于关照现实。在他看来，如果按百分计算，他对社会的不满大概有七八十分，但剩下的二三十分却已经能让他无法放下。所以他不能像有些人那样选择潇洒地离开，只能做一个“苦大仇深的艺术家。”他说。他也羡慕那些只关心内心不考虑外界的同行，但自己做不到。他知道自己的作品注定会与这个国家的当下搅拌在一起。他想用作品记录下他所经历过的、这个国家的真实过往。

展览现场有一个表皮锈迹斑斑的铁箱，名叫《封存的记忆》。隋建国说里面封存了一块巨大的石头。一位观众围着它走了几圈，一脸质疑的表情。“你不相信里面有石头吗？”隋建国饶有兴致地笑了。这件作品最初创作于1994年，但是当时放在院子里被人当垃圾收走了。2006年他在一间废铁收购站看到这个几乎一幕一样的铁箱，于是就买了回去。“就像我们这个国家一样，有些事情经历过了，你不承认，不说，它还是存在的，”他指指铁箱子对记者说，“就像这块石头一样，它确实就在里面。”★

“诗意地活着是诗人的理想。外界人际关系越复杂，心灵空间越小，我宁愿寂寞地活着。”台湾诗人洛夫昨天在上海作协大厅举行讲座。乡音未改的洛夫说，今天是一个物质的时代，但又是一个需要诗歌的时代。

追求精神家园

洛夫的代表作之一《边界望乡》中写道:“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病了病了……”记者问他，这内伤如今可痊愈了？洛夫说，乡愁有小乡愁和大乡愁之分，小乡愁指的是对父母兄弟的牵挂，对童年的回忆，而大乡愁则是文化概念，这对诗人非常重要，“大乡愁很难治，因为人事全非，没办法回到过去，要解这份文化乡愁唯一的办法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力量，获得精神上的慰藉。诗人对艺术形式的追求，其实正在追求永恒性的精神家园，在‘有家归不得’的苦闷里，以此来代替朝思暮想的故乡。”现在，他经常来中国大陆，上个月，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诗书手稿捐赠给了家乡衡阳，当地将建洛夫文学馆。“精神家园和现实故乡我都找到了，我很幸福。”

生活需要诗意

“现在谈诗歌似乎有点不合时宜。”白头发的洛夫慢慢地说道，“环境和文化生态都在不断变化，物质控制了一切，我们生活在一个全面物质化、数码化、科技化的时代，物质欲求高涨，精神需求萎缩，令人忧心。”虽然如此，洛夫说，今天是一个需要诗歌的时代，“诗意地活着”不但是诗人的理想，也是民族提升境界的因素。他认为诗人们并没有气馁，依然积极从事着诗歌的提升，网络诗歌的发展更有无限的空间，而他自己，更是“无怨无悔，数十年如一日”。

诗人应该寂寞

洛夫觉得，读诗的人越来越少是正常现象，他反倒对一些年轻诗人把诗歌大众化不以为然，“诗歌像流行歌曲一样大众化，品质肯定好不到哪里去。很多年轻诗人要去跟流行文化竞争，把诗歌写得很白，那是误区。诗歌没有诗歌的味道，谁去看它？”他认为诗歌需要写现实，但很多诗人对语言的把握驾驭都不够，语言没有穿透力，导致读者对诗歌没兴趣，这是新诗界的危机，也是诗人自身的原因。

他甚至认为，读者少说明诗歌越来越纯粹。“从浮躁的状况沉寂下来，回归到诗歌本题，回归到诗意本身，诗歌的魅力不会因为欣赏的人减少而黯然失色，忍受寂寞应该是诗人生命的形式，也是对诗人的考验。”洛夫现在生活在加拿大，生活很单纯，他不用电脑，没有手机，偶尔跟朋友们聚会喝酒。大部分时间，他独自呆在书房里，追求诗意的自在。 本报记者夏琦

陈偑斯

在一个泛娱乐化时代，我们却满怀“喜剧的忧伤”：舞台剧，影视剧，乃至小品相声，诸多形态的喜剧似乎并没有得到与时代相称的发展，能长久留在人们心里的代表性作品少之又少；同时，人们对喜剧佳作又充满期待，内心满足的会心一笑，抑制不住的开怀大笑，充满智慧的“高级的笑”，似乎都已成为往昔的美好记忆。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喜剧观念、舞台技巧还是艺术教育？如何理解“喜剧精神”？消遣、释放还是寻求解脱？今天，对这些基础性问题的重新思考，也许孕育着喜剧发展的生机和未来。

陈佩斯，早年以出演春晚小品受到全国观众的喜爱，曾一度淡出大众视野的他，在岁月的沉淀中，追溯传统喜剧的古老渊源，寻索喜剧与人心的深度契合。眼前，这位重新站在舞台前端的喜剧人，思考的深度和灵光与他艺术印象的滑稽幽默构成了如此之大的张力，也正因为这种张力，让人对中国喜剧“高级的笑”重新鼓起信心。

喜剧精神

不妥协、有智慧地走出困境

编辑：我发现几乎所有形态的喜剧你都曾涉足，像二子系列电影、春晚小品、电视短片、电视剧、话剧，包括去年参演歌剧《蝙蝠》，客串梨园戏《董生与李氏》等等。喜剧对你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

陈佩斯：喜剧是最接近人的，它直接表现生命的欲求。所有的喜剧都从人类的欲望开始，一个生命有活气，才有欲望，欲望实际上就是一个“生”的概念。悲剧则是通过生命被桎梏、被压抑、被折磨、被屈辱等被动和死亡来表现对死亡的悲悯和哀怜，来达到一种宗教的解脱感，求得一种被人尊重的地位，这是悲剧的方法。悲剧一定要摧毁，才能体现出悲情。喜剧不是直接描述悲情和渲染悲情，而是在悲情之上建立一个新的东西。

编辑：喜剧的方式可以理解为一种人生态度吗？

陈佩斯：喜剧，古称“滑稽”，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按我的理解，“稽”由“禾”、“尤”、“人”、“日”构成，“尤”是“犬”，“日”是变体，意为沼泽。前有狼，旁有禾，后有沼泽，人在其中茫茫然，往哪走？无处可去，就是困境。滑由“水”和“骨”构成，像洗排骨一样，骨头是滑的，但又是硬的。有态度、不妥协，同时又能度过这个困难，这就是滑稽的会意。

教材文字标音缘何成了问题

市民发现，杜甫《房曹兵胡马》中的“胡马大宛名”的“宛”字去年语文教材中注音为三声“wan”，今年则改为一声“yuan”，专家表示如此注音或误导学生。出版社解释称，去年该字按照生字处理，标本来读音，今年按照生僻字处理，标的是这个字在古国名中的读法。 （《新京报》10月3日）

刘昌海（教师）：正如专家所言，字“该怎么读就怎么读”。一会儿标“本来读音”，一会儿“按生僻字处理”，这是非常不严谨的说法，也不是负责任的说法，出版社显然。其实，语言是不断发展的，不可能一成不变，一些文字的读音发生变化是很正常的现象。要避免这种情况很简单，就是在教材和工具书里，把古今不同的字音注释出来。比如报道中提到的“宛”字，只需注明“古时读作yuan（一声），现读作wan（三声）”即可，这既能让学生了解历史发展的脉络，又能避免出版社所谓标准不一对学生造成的困扰。

李振忠（市民）：中国文字历来存在多个读音现象，这是由文字字形演化、读音变化而历史性地形成的，从来没有先生或学生对此表示不解。自古以来的先生、老师在教学实践中，当然要联系诗、文本身，上下文本身而实施准确的教学，绝不会六岁时读三声的“wan”，而七八岁时改读为一声“yuan”。当然也不能让今年五年级的学生读“wan”，明年却让下一个五年级的学生读“yuan”。如果这样，学生们不会互相耻笑对方才怪。对于如此造成的混乱结局，出版社买得了这个“大单”吗？

伍少安（媒体人）：近年来，舆论对于教材错误的鞭挞，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鲜事。每当有人发现教材错误，公众几乎毫无例外地指责出版机构，理由是错误的知识会误导学生。殊不知，将教材视为真理化身的态度，会将学生引导到歧路上去。如果以完美的心态来看待教材，学生的思维就会“唯教材是对”，“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质疑精神就无从滋生。教材不应成为学生死记硬背知识的“牢笼”，应当成为学生审视前人知识和探索新知的“芳草地”。如果学生具有质疑精神和辨别知识真伪的能力，教材存在一点错误又会有什么误导呢？而且，出版商和教育部门应当高调宣称教材是不完美的，甚至会存在可笑的错误。如此一来，教材才不会被神圣化，学生才不会认为“他们的前辈和创立者，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圣的，是不可丝毫背离的”，创新精神方能在校园中生根发芽，这才是教育之幸。

@素食主义大白鲨（新浪博友）： 知识的世界，根据视角的不同，也有很多变化和不一定，而且它自身也在发展。单一教材未必能真实反映这种多样性。这种教材的不同与差异，以后会越来越多地出现。保持开放性的教育和学习视角，放弃封闭的权威心态，是超越和客观看待这些问题的关键吧。

如何还原真实鲁迅？ 严家炎：他的精神并没有过时

9月25日，是鲁迅诞辰130周年。近年来，民间对于这位现代历史上不可绕过的文化名人有过一些争议。北京大学中文系原主任、教授严家炎接受采访时表示，鲁迅在今天没有过时。所谓“去鲁迅化”的言论，是将鲁迅简单化了。

“战士”鲁迅也有温情一面：称夫人“小刺猬”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堪称“坐标”的文化人，鲁迅连同他标志性的胡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为“战士”的代名词。不过，那幅广为流传的冷峻肖像背后，文字之外的鲁迅又有怎样的温情？生活中他是如何对待妻儿的？诸如此类的细节，在公众层面少有人知。

在很多人心里，似乎鲁迅就应该永远是冷峻的，随时准备以笔为枪，刺向敌人的。不如此，便不是鲁迅了。

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对于鲁迅的面容，鲁迅之子周海婴生前曾公开发表演讲认为，鲁迅身上的批判性固然重要，但不能把他刻画成了一个喋喋不休、拿着匕首和投枪的战士形象，形象是双眉紧蹙严峻凝重的，思想是革命化战斗化的，没有个性和生活，其他方面似乎都淡化掉了，“这样的鲁迅我不认识”。

鲁迅是爱生活的。周海婴生前回忆，“生活中的鲁迅其实是个爱开玩笑、非常幽默和蔼的人。”鲁迅在和许广平的通信中亲昵地称夫人为“小刺猬”，称自己是“小白象”。

另据报载，鲁迅不仅是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个热衷于观赏中外影片的影迷。他喜欢看风土人情片、科教片、侦探片等，特别爱看反映世界各地土著生活的影片，如以北极爱斯基摩人生活为背景的《蛮岛黑月》。每次看完电影，还会记日记。

谈到公众对鲁迅的种种误解，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杨阳表示，鲁迅本质上来说还是个文学家。之所以会出现对他的一些误区，主要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把鲁迅“革命家”方面的特质放大了。

那么，该如何还原鲁迅？杨阳表示，要把鲁迅从“神”的位置上解放出来，还原到人间鲁迅的地位。

已故的鲁迅之子周海婴和长孙周令飞曾经举办过一个针对鲁迅课本教学讲授教师的全国“海选”活动，目的就在于减少中小学语文老师对鲁迅的“误读”，还原鲁迅。

周令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海选活动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他将会继续通过开展讲座、展览、出版《回忆录》等形式，让“还原鲁迅”的脚步继续走下去。

“去鲁迅化”原因何在？严家炎：把鲁迅简单化了

近两年来，关于鲁迅文章从中学语文教材“撤退”的消息屡见报端。教材中增加了哪些篇，调整了哪些篇，各地不尽相同，相同的是都会引发不小的争议。到最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也不得不出来澄清：改版的课本“只是撤下了鲁迅的一篇文章并换上了另一篇文章，只是非常小的微调。”

谈及由教材引发的“去鲁迅化”风波，杨阳说，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来自中学的教师表示：他所在学校的教材中，鲁迅的文章就只剩下了3篇，原来是很多的。为什么会不受重视？那位老师回答说，因为“高考没有鲁迅的内容”。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那位老师还建议，鲁迅学术研究界应该认真探讨一下鲁迅作品在教科书中的作用、地位等。

严家炎则认为，所谓的“去鲁迅化”，实际上就是把鲁迅简单化了，倒不一定是完完全全的“去鲁迅化”。他表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因为对鲁迅有误读的地方，把鲁迅的一些方面过分夸张。持这种观点的人，“对鲁迅本身并不了解，认为鲁迅要不得，好像他对中国的传统全部否定。”

严家炎说，实际上，鲁迅对于旧学了解得很深，“他自己也是从这方面走过来的”。严家炎认为，不能说鲁迅完完全全反对中国的传统。他感受到中国传统中的一些矛盾、问题，确实有对人民群众有伤害。特别是在过去，对妇女、儿童这样一部分人，伤害得更多，比如《三国演义》的“刘安杀妻”。

鲁迅看到了传统中不好的、很过分的东西，所以他才会写出《狂人日记》这类作品，但他并不认为整个中国社会就只是“吃人”。

鲁迅精神是否过时了？今天该如何继承鲁迅遗产

鲁迅的作品和精神是否已经过时？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而言，鲁迅的遗产有何现实意义？此类讨论近年来也常见于报刊、网络。

对此，严家炎表示：鲁迅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在整个21世纪都是很有意义的。

他认为，鲁迅主张文艺家应该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如果在社会问题、现实问题中“有所感”的话，可以抒发出来，可以去监督社会和政治。文艺家、知识分子应该发挥监督的功能，促使社会进步。

鲁迅本人，通过他的社会、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批评，进行了很多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