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荷姆斯拥有了自己的手指

　　科学网(kexue.com)讯 一位15岁的英国姑娘一时间成为了整个欧洲的名人，成名的原因则是和她的手指有关系。由于在3岁半时身患白血病使得她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手指，而如今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她重新拥有了自己的“手指”。

　　这位名叫蒂荷姆斯的姑娘(Chloe Holmes)在年幼时因为身患白血病因此失去了双手，目前只剩下了左手的一个拇指和食指。对于正常人来说一些简单的事情，她根本无法完成，比如刷牙、抓东西。

　　为此他的父母苦恼不已，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蒂荷姆斯的父母决定给她动手术，花费了3万8千英镑帮她安装了一个“左手”。这个“左手”有点类似于电影中的生化手套，通过套在她的左臂上，依靠手套中的传感器，蒂荷姆斯可以操纵那些手指。这项科技已经问世一年半，而蒂荷姆斯是第一名美国以外用上这一技术的患者。

　　由于她的右手已经没有了手指，因此右手无法修复，但是即便如此，蒂荷姆斯一家人也是非常的欢欣鼓舞，因为在做了这个手术之后，蒂荷姆斯便的非常开朗，自此不再整天窝在家里，她可以自己刷牙、自己切食物，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她在镜头前露出了甜美的微笑。

　　(科学网-kexue.com 卡卡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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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张猛

影片《钢的琴》剧照

放映厅里只坐着4个人，空荡荡的。财经作家吴晓波看完了一部名叫《钢的琴》的电影。

7月的一个晚上，吴晓波无意间在杭州一家电影院的海报上发现了这部以下岗工人为主角的电影。这部投资只有500多万元的小成本影片，夹在《建党伟业》和《变形金刚3》之间短暂的空当儿上映，显得很不起眼。

《钢的琴》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男主角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在国企转制的年代下了岗。妻子改嫁富裕商人，陈桂林独力抚养女儿。这个会拉手风琴的中年人和几个老工友一起组成了一支小乐队，专门做婚丧嫁娶的生意。

生活本来就要这样凑合着过下去，可正在读小学又极其喜爱弹钢琴的女儿提出要求，父母谁能送给她一架钢琴，她就和谁生活。穷困潦倒的陈桂林拿不出这笔“巨款”，便忽悠了曾经是工友，如今分别是女歌手、全职混混、退役小偷、落魄大哥、退休工程师和猪肉贩子的几个人，硬生生地在已经废弃的车间，用钢造出了一架“钢的琴”。

中国目前约有8000块银幕，留给《钢的琴》的很少，它仅仅挤进了几十家影院。可编剧宁财神去看电影的前一天晚上，还是忍不住称心情“很紧张”，毕竟，这可是一部“迄今‘零恶评’的电影”。几天后，这位著名的编剧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影评：“祝愿未来能出现更多这样的作品，输了现在，赢了未来，10年后，许多商业电影都从碟店消失，但《小武》和《钢的琴》这样的电影，还会继续卖下去。”

在吴晓波看来，《钢的琴》带给当今中国的意义或许并不仅仅停留在电影领域。“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2000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

但正是这部电影直面了几乎快要被这个社会遗忘的人群。“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承担了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吴晓波写道。他这篇影评的标题，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英国“吃不停”的4岁女童奥利维娅·汤姆林森与父母在一起。

　　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英国4岁女童奥利维娅·汤姆林森喜欢吃糖和各种零食，但她的父母却总是不让她吃。她并非受到虐待，而是因为患上遗传疾病，食欲旺盛。父母担心奥利维娅患上糖尿病，不得不限制她的饮食。

　　奥利维娅与父母住在设菲尔德的格雷诺赛德，今年4月被确诊患有普拉德－威利综合征。

　　患有这种病的人在新生儿期喂养困难、生长缓慢，一般自2岁左右开始无节制饮食，因此导致体重增加及严重肥胖，需预防因肥胖导致的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等症状。

　　奥利维娅食欲旺盛，如果父母不强制节食，就会一直吃下去；与此同时，因肌张力减退，她每日所需热量只有普通儿童的一半，为保持正常体重，需严格控制饮食。

　　一生将无法独立生活

　　在英国，普拉德－威利综合征的发病率约为1.5万分之一。普拉德－威利综合征俗称“小胖威利综合征”，又称肌张力减退－智力减退－性腺功能减退与肥胖综合征，病因源于第15号染色体基因缺陷，上世纪50年代由普拉德·卡班特和威利首次报告并命名。患儿拥有正常语言能力，但实际智商低于普通人。

　　患上普拉德－威利综合征意味着奥利维娅一生将无法完全独立生活。卡里说：“我们对她的未来感到忧心，不知道她长大后如何控制她的饮食。但我们将保护她，让她远离肥胖及并发症。”

导演张猛

影片《钢的琴》剧照

放映厅里只坐着4个人，空荡荡的。财经作家吴晓波看完了一部名叫《钢的琴》的电影。

7月的一个晚上，吴晓波无意间在杭州一家电影院的海报上发现了这部以下岗工人为主角的电影。这部投资只有500多万元的小成本影片，夹在《建党伟业》和《变形金刚3》之间短暂的空当儿上映，显得很不起眼。

《钢的琴》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男主角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在国企转制的年代下了岗。妻子改嫁富裕商人，陈桂林独力抚养女儿。这个会拉手风琴的中年人和几个老工友一起组成了一支小乐队，专门做婚丧嫁娶的生意。

生活本来就要这样凑合着过下去，可正在读小学又极其喜爱弹钢琴的女儿提出要求，父母谁能送给她一架钢琴，她就和谁生活。穷困潦倒的陈桂林拿不出这笔“巨款”，便忽悠了曾经是工友，如今分别是女歌手、全职混混、退役小偷、落魄大哥、退休工程师和猪肉贩子的几个人，硬生生地在已经废弃的车间，用钢造出了一架“钢的琴”。

中国目前约有8000块银幕，留给《钢的琴》的很少，它仅仅挤进了几十家影院。可编剧宁财神去看电影的前一天晚上，还是忍不住称心情“很紧张”，毕竟，这可是一部“迄今‘零恶评’的电影”。几天后，这位著名的编剧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影评：“祝愿未来能出现更多这样的作品，输了现在，赢了未来，10年后，许多商业电影都从碟店消失，但《小武》和《钢的琴》这样的电影，还会继续卖下去。”

在吴晓波看来，《钢的琴》带给当今中国的意义或许并不仅仅停留在电影领域。“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2000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

但正是这部电影直面了几乎快要被这个社会遗忘的人群。“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承担了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吴晓波写道。他这篇影评的标题，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一位博士生曾跟我讲过，在他老家江西农村，农民的住房变化主要是跟人口的生息繁衍有关。年少的孩子跟父母住在一起，长大以后结婚成家，就会在附近另外盖房子分开住。老人家住老房子，他们终老之后，房子就逐渐变成堆放杂物的仓库，或者空置。或迟或早地，房子就颓败荒废了。

都市空间的消极影响

我对这个故事感兴趣，主要是两点。第一是空间和时间的关系。空间的利用与规划，房子的新生与衰老，主要以一代人的生命周期为时间尺度，并反映代际关系的变化。这可以叫做空间的时间化。另外是，空间与时间之所以有这样相互关联的方式，主要跟决策单位有关；在这个例子中就是家庭。在住房建设与使用等方面，家庭有决策权，并且有相对充裕的外部资源可利用。

这种类型的时间空间关系，以及家庭对于空间规划的决策权，在现代都市生活中都已成为历史了。都市中的空间变化与个人的生命周期是脱钩的，当然也与家庭决策权是脱钩的。基本上，决定都市规模、布局与空间利用的是经济发展的力量、资本的力量以及专业知识的力量。所有这些力量，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话来说，都有“脱域”或者“离根”（disembedding）的性质，远远凌驾于个人与家庭之上。

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当代都市发展所带来的积极意义，更不是廉价地怀念所谓田园风光。毫无疑问，都市发展与经济繁荣，给生活于其中的个人带来很多好处。大量的建筑物，包括私人住宅建设中，密集运用了许多知识、技术与审美创意，给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性与舒适性，这都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都市空间的各种变化日益脱离个人、家庭与社区的生活节奏与掌控能力，这也带来很多消极后果。它使个人渺小化，无法选择特定的空间形式，无法将自己的生活意义附着于某种空间格局中，导致个人日益感觉到丧失生活意义。法国学者列斐伏尔提出过“城市权”概念，意思就是谁有权力拥有城市空间呢？也许要这样理解，失去了空间的权利，城市的公民权就是不完整的。都市化条件下的个人，其生活意义也许可以附着于某些特定的形式，例如奢侈品的消费，但是却永远丧失了附着于空间的权利。空间的规划、布局、更改，乃至周边环境的好与坏，越来越不是个人能够理解，更谈不上控制了。

空间规划需考虑社会维度

过去30年间，中国经历了急剧的都市化进程。支配这个进程的是一种基于发展概念基础上的时间空间观念。这种观念将某些空间形式看做是先进的、文明的，将另外一些空间形式看做是落后的、不文明的。因此，在一代人的时间中，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空间被按照诸如“罗马家园”、“东方威尼斯”之类的想象而重新改造和重新布局了。在这样一个空间高尚化、先进化的进程中，大量的“落后的不文明的空间”，例如老城区、老建筑，便被连根拔除。

然而，由此发展出来的城市，很像英国学者鲍曼（Bauman）分析过的情形。城市中的商场、街道、广场以及航空港、火车站等等，都是抽象空间。这样的空间中充满大量的陌生人，人人都是匆匆过客，只需遵循抽象的规则与指示，连东南西北的方位辨认都不需要了。人的关联变得简单而碎片化，大量的人群汇聚在一起，不但更加密集，而且更加疏离。原来的邻里、社区连同其文化内涵，都远远地排挤出去了。

因此，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城市空间的变化，也包括农村空间的变化，不仅仅是中立的、科学的进步。它对于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生活是有影响的，这种影响绝非只有好的一面。换句话说，空间的规划与建筑设计，应当加入社会维度的考虑。

另外一个同样基本的要求是，考虑到中国城市化进程将长期处于人口密集的压力之下，住宅的设计确实应当以鼓励中小套型为方向，要通过创意设计提高空间利用效率，留出变化的可能性（例如两套合并），从而引导住宅消费的习惯。

在现代大都市以及工业化的建筑流程中，要谈论个人、家庭与社区的空间规划权利，多少具有乌托邦的性质。但是，从具体的、生活中的个人需求出发，从公民社会与文化保育的角度出发，对建筑与空间的关系发出质疑，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仍然按照吉登斯的反思性（reflexivity）概念，专业人员要与非专业人员对话，从中调动和发展出更为密集的知识，才有可能克服此前发展阶段的弊端。

作者系广州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2011中华建筑奖评审系列文章之一。2011中华建筑奖系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工商时报及台湾中华工商业联合会联合多个机构设立，邀请三十多位国际评审及两岸学者组成评审团，包括世界建筑展主席Paul Finch、威尼斯建筑学院教授Bernardo Secchi和Paola Vigano、荷兰戴夫特大学建筑系主任Tom Avermaete、英国著名建筑师Michael Squire等，希冀借此促进泛华人圈的建筑发展。

漫画：方舟子

最近，方舟子的微博俨然变成了网上的“生活百科”或“生活大调查”，从坐月子是否科学，到火车为什么没有安全带，从煮玉米是不是全谷，到吃西瓜为什么不容易上火？打假斗士似乎有向在线答疑专家“变身”的意思。

其实，方舟子做科普工作已经很多年，前前后后出版过不少科普著作，他说：“我们现在的社会，缺少的是一种专业精神，即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做的意识。如果有这样的精神和意识，可能会少一些人上当受骗。”

面对一些生活、健康小常识中的问题，人们在第一时间往往只关注信与不信，却忘记向专业人士咨询，这恰恰给骗子创造了机会。

生活小常识不被重视

方舟子的微博上，最近经常讨论的不再是打假事件，而是一些生活小常识，粉丝和网友们也常常问一些科普知识。

方舟子说：“很多时候，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和道理其实并不难理解，但人们却常常陷入误区，这种误区可能是传统遗留，可能是人云亦云，但是很少有人去寻根追底，其实道理并不复杂。”

很多时候，错误的认识并非出现在重要或者前沿的科学领域，反而是常识的缺乏。比如民间广为流传“受创后不能吃发物”等说法。

对此，方舟子说：“中国的传统社会更加注重人文教育和人文环境的培养，不大重视技术专业，并没有系统的专业性的科学培养体系，因此对于一些生活、健康中的小常识，往往就会人云亦云，相信名人、大师之类的。因为老百姓往往觉得，一个人如果在某一方面很厉害，那在其他方面自然也很厉害，这算是通才教育的一种表现。比如医学，中国传统社会的医生，历来是没有专业培养的，有时候连师傅都没有，一些读书人做官不成，读一点医书，就成了医生，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民间有些所谓‘神医’往往是一朝顿悟，便当上了医生。”

咨询专业人士避免受骗

方舟子提倡培养社会的“专业精神”或“专业意识”，他说：“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可能就会少付出不少代价。”

从去年到今年，养生大师、神仙道士等新闻充斥着人们的眼睛，大众为科学知识的贫乏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方舟子说：“没有全能的人，每个人都有不知道的东西，碰到这些问题时，应该去咨询专业人士。如有关健康的问题，就应该去问国家认证的专业医生。专业意识的好处，第一，会让人敬业，每个人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可以了，不必要去涉及太多的领域；第二，不容易出错，专业人士当然也会出错，但是相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出错的概率较低，很多不必要的错误一般会因此得以避免；其三，不容易上当，很多时候，对于专业知识的缺乏容易让人上当受骗，其实只要稍微咨询一下专业人士，就可以避免了。”

没有专业意识，人们面对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意识往往是信或者不信，而不是去咨询专业人士。因此，骗局便假此而得逞。方舟子说：“遇到事情咨询一下，其实并不难，难的是树立这个意识。”

自古喜好通才缺乏专才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常识缺乏的社会。一百多年前，传统的中国社会还看不起“奇技淫巧”，然而当今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仍旧缺乏常识？

方舟子说：“首先，传统的影响非常深远，并不那么容易改变，即便是尽最大的力量去推动它转化，也未必尽如人意。其次，我们并非一直都奋勇向前，也走了不少弯路，比如“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对知识的错误认识等。其三，改革开放以后，向科学进军，其实是把科学变成了一项群众运动，而非专业运动，这也是我们出现了那么多所谓‘民间科学家’或者‘科学妄想家’的原因，诸如‘谁造出来永动机，破解了哥德巴赫猜想’等，动不动就是惊世骇俗的创举。其四，思想界的传统意识问题，我们的思想界仍旧有传统思想的遗留，对待科学家、工程师等与人文科学仍旧残留着不同的态度。”

专业精神的缺乏，不仅仅是社会，包括教育领域也同样如此，方舟子说：“中国人更多追求的是通才教育，一个人要博学多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才好。像我们所说的博士学位，字面上是指博学的人；而硕士中的‘硕’是大的意思，同样也是指博学。可实际上，西方设立博士、硕士学位，是把科学研究划分得更加专业、更加细化，而不是各方面都知道一点的通才。”

常识本不艰深，然而专业意识的缺乏却成了常识普及的难关。

知识分子参与科普不够

对于树立专业意识，方舟子明白这并不容易，他说：“这不是一个容易看见效果的工作，它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做更多的工作，潜移默化才有可能。”

对于普通人来说，最难的是观念的改变。方舟子认为：“对于整个社会的科普工作，最重要的不是教会人们知识，而是培养人们的意识，即对不懂的东西不要轻易下结论，不要随大溜，而是要向专业人士征询。首先应该从教育开始，我们现在从中学就开始分文理科，本科时的专业划分已经很细，可到博士或硕士则又要求博学、全面，这与西方现代教育正好相反。”

这是一个需要更多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参与的工作，然而并非所有的专业人士都愿意参与其中。方舟子说：“知识分子应该关注公共事务、社会事务，让公众了解你的工作。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做研究的钱，是来源于公众的，因此有责任也有义务让公众明白你在做的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就做了科学普及的工作了。而现在知识分子参与得很不够，他们不知道怎样把专业知识讲给非专业的人听，这也说明我们虽然追求通才教育，但并不成功。”

晨报记者 周怀宗

■书名：《君子爱财：历史名人的经济生活》

■著者：李开周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6月

■读家：韩浩月

■推荐指数：★★★★☆☆

李开周是那种喜欢在故纸堆里淘宝的专栏作家，思维又超乎寻常的现代，语言活泼俏皮，因此多年前在报纸副刊读到他的文字，即觉此君非比寻常。和另外几位吃古人饭的作家不同，开周写文章爱用短刀子，刀刀见血，也刀刀让读者看得痛快。

《君子爱财：历史名人的经济生活》是李开周的专栏精华，他是当下玩专栏的人当中，春秋笔法用得最好的一位，他的文字带读者忽而进入深邃的历史深处，忽而把读者放倒在灼热且焦躁的现实空间，其语言兼具嫩滑与老道之味，品后余香袅袅。

李开周式的春秋笔法，最常见的是左右挪移、古为今用、翻转嫁接，前面还在谈李白一年的薪水、赞助和稿费可以买一套房子，后面就联系到了当今白领在放假面前流露的窘态。

在李开周的“考证”之下，曹操是个勒紧裤腰带过活的倒霉蛋，在曹操当上丞相之后，月薪也不过7000元，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灰色收入，年薪也不过25万，仅相当于大城市企业普通员工的年薪，要知道曹操可是贵为丞相的人物。曹操年薪的数据，李开周是从权威读本《后汉书》中得到的，按理说有一定说服力，但历史上的事情谁说得清呢？果如李开周所言，那曹操可谓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高官之一了。

不过在本书里，李开周写到的大多数历史名人，活得远比我们想象的滋润。比如他说白居易一生五套房，如果炒房、租房获益的话，所得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清官包公年薪过千万，这有点让人大跌眼镜；岳飞月薪48万，出乎人们的想象……在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忍不住想，古人收入的多寡究竟能证明什么呢？他们在所处时代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生活质量？也许作者并没想那么多，他的最大想法是想影射当下，让现代读者借古人故事唏嘘感慨一番罢了。

读本书时，也特别留意了一下，古人是否也都是物质狂？答案是明显的，这些历史名人获得财富的方式，大多数是通过正常渠道获得的，君上赏赐也好，粉丝赠予也好，写诗作文捞点润笔也好，这些古人还坚守着脸面，没挣昧心钱。合上书页，终于懂得作者用意，其实这本书的中心思想用八个字就足以说明白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上月底才刚结束首轮上星播放的30集电视剧《裸婚时代》，仅隔半月又于上周在江苏卫视黄金档重播。该剧曾因挑起“裸婚”的热门话题而引发观众一轮议论；此番二轮播放，不仅有一批“粉丝”跟着回味，还引来不少新观众慕名“围观”。但是，当观众仔细品味剧情时却发现，剧中的大量细节根本经不起回味，甚至与现实生活脱节严重。当初首播时，这部电视剧曾被赞为“80后现实主义大作”，而今重播，不少观众则失望地称其为“伪现实”。还有人套用剧中“细节打败爱情”的流行台词开玩笑：《裸婚时代》是“细节打败现实主义”。

工薪家庭生活很奢侈？

剧情回放：男主角刘易阳出身普通工人家庭，一家三代四口人住在老旧筒子楼里，他在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是赛车，婚后遇上家庭经济危机，他更是参与地下赌车来赚钱。

早在该剧首轮播出时，这位男主角就曾因为用着苹果手机和电脑，穿着一水儿名牌服装，而被观众批评为“裸婚裸得太奢侈”；此次重播时，细心的观众又发现了他更多的“奢侈”证据：比如他明明生活在工薪家庭，室内装修却“有时尚杂志编辑的品位”，不仅墙面刷成罕见的红色，卧室的吊顶上还亮着几十个灯泡；颇为讽刺的是，就是这么一个“耗电大户”的家庭，却经常为了争取每月30元的“节水奖”而斤斤计较。

男主角的赛车爱好同样遭到观众的质疑。有观众说：“地下赛车那是‘富二代’们的专利，没钱没权又没闲的刘易阳，且不说没有本钱赛车，就连这个圈子都不可能进入。”至于为什么要设定这么个情节，有观众猜测，“比起推动剧情，看上去更像是植入广告的需要。”

其实，让观众想不明白的细节之处还有不少。比如有人留意到了剧中的季节问题：“男女主角从谈恋爱到结婚，再到生孩子、离婚，最后女儿都一岁了，剧中季节竟然从来没变过，一直都是冬天。”还有人对男主角的祖母产生了怀疑，认为她更像是个化解家庭矛盾的专业户：前半段家庭矛盾频发，需要她打圆场，于是老奶奶的戏份便格外重，最后十集无所谓家庭矛盾了，这个老奶奶竟然连影儿都没再出现过。

省什么先得省孩子？

剧情回放：男女主角结婚后，男方母亲生活节俭，时常为了花钱的事情而与儿媳妇闹矛盾。女主角怀孕后，给孩子买了一堆玩具、尿不湿和营养品回来，尽管她辩解说这是“为肚子里的宝宝好”，但婆婆仍然批评她是瞎花钱。

《裸婚时代》首轮播出时，由资深演员丁嘉丽饰演的婆婆一角本来获得了观众不少好评；但在此轮重播过程中，观众却更关注剧中人物本身的性格和行为，于是这位婆婆的很多做法越看越让人觉得不合常理。

剧中主人公婚后的大量矛盾，都是由于男方家庭的“抠门”习惯所引发的。但是有观众提出，“大多数老人虽然节省，也会抱怨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但不至于非要拗着儿女照做，戏里的刘妈妈未免太矫情了。”特别是给孩子添置东西那场戏，有观众点评说：“一般老人听到是为宝宝好，花再多钱都愿意，哪怕自己节俭点儿，也都先紧着孩子；这家可好，省什么还先省孩子了！”

其实，比起刘妈妈，男女主角自己的身份才最“矫情”。有人提出，现实中“裸婚”的主体人群应该是在“北上广”打拼的“漂流一族”；但在《裸婚时代》中，男女主角却都是北京本地人，境况窘迫可以住父母家，情形危急可以借父母的钱。为此观众这样议论：背后有父母支持的下一代，“裸婚”自然“裸得不彻底”。

一离婚马上时来运转？

剧情回放：男女主角离婚后，男主角被“富二代”千金痴情单恋，女主角也被老同学穷追不舍。最不可思议的是，到了最后几集里，此前工作一直不顺的男主角事业突飞猛进，开起了自己的公司，还成了有车一族。

重看这几集时，观众们实在不能不对主角们的运气产生怀疑：离婚前诸事不顺，离婚后却时来运转，“所有好事跟赶集似的往两个人身上凑，生活里哪儿有那么高的中奖几率？”为此，还有人把另一部电视剧《奋斗》中的桥段拿来类比：“中国‘80后’从不好好工作，生活里的突破不是来自于突然冒出个富豪老爹，就是公司里潜伏着一个‘富二代’小姐。”也有观众给《裸婚时代》的情节总结出了个规律：“矛盾都是人为的，没有也给你捯饬点儿；好运都是天给的，不要也给你砸下来。”

在这部电视剧的终点，女主角和暗恋她已久的老同学走进婚姻登记处，一向看不惯前女婿的岳母突然阴差阳错地给男主角打电话通风报信，于是就在一晃神儿的功夫，男主角竟然驾车冲到了登记处，和女主角含泪相视大笑。对于这个结尾，观众点评有三：“一、那个电话太炫了，绝望时刻一招儿扭转了局势；二、男主角车技很好，车速很快；三、‘80后’婚姻生活的残酷和困难牵强地以欢喜收场，或许电视剧还是更愿意让他们看到美好。”

　　最新科学研究发现，生活在不同纬度的人脑袋大小有较大差异，而生活在地球极地附近的人脑袋最大。

　　长期以来，相比地球的赤道地区，地球极地的白天越来越短、越来越暗，因此，生活在地球最北部和最南部地区的人看上去进化了许多猫头鹰的特质。研究人员通过对世界各地发现的19世纪以来55个头颅的检测和比对发现，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比生活在高纬度和低纬度地区的人，拥有更小的眼孔。因为大眼睛能够吸纳更多光线，所以靠近极地的人因为光线弱，眼睛都比较大。

　　研究进一步证明，较高和较低纬度的人看上去能够在光线较弱的情况下，与热带地区人在光线强的情况下看得一样清楚。而人的大脑量则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和减少出现几毫升的差异。研究人员认为，或许正是因为大脑的视觉中心因窥视带变宽而变大造成的结果。

　　该项成果发表在《皇家社会公报B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