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昂贵的望远镜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在科幻电影《哈利波特》中小魔法师使用一种神秘的“时间冻结”望远镜，目前，索尼公司最新一种3D摄录望远镜，与能够冻结时间的魔法望远镜颇为相似，可让哈利-波特电影迷们过上一把瘾。

　　这款摄录望远镜可实现暂停、倒回和重放拍摄到的观测录像，当人们使用这种最新数码产品时会不由地想起哈利-波特在观看魁地奇球赛时使用的魁地奇望远镜，它可使人们更好地观看赛马、板球比赛，以及歌剧。

　　这种摄录望远镜可让观察者拍摄记录下罕见的物种，并在短短几分钟内传送至其它稀有动物研究者，GPS接收器会标注观测地点的坐标位置。它将使高尔夫球和板球观测者更加热衷赛事。

　　同时，这项技术也可使音乐爱好者以3D模式记录并观看音乐会，期间以立体声记录演奏音乐。索尼公司称，最新研制的摄录望远镜是世界首款拍照、摄像集一身的“魔法望远镜”。

　　不像传统模式的望远镜，它通过两个并排透镜使远距目标看上去非常近，使用两个平行微型照像机拍摄获取高科技图像。图像呈现在目镜的高分辨率屏幕上，在望远镜上有拍摄图像的一个特殊按钮，可选择普通模式或者3D模式，并能在3D电视上重放录像。

　　摄录望远镜还可以拍摄照片，所有的图片和视频都可以保存在一个记忆棒中。由于它能够记录声音，摄录望远镜能够记录下鸟鸣声，运动爱好者可以拍摄记录观众的表情和反应。

　　这款新颖望远镜能够自动聚焦和光学防抖，即使在放大20倍时也能防止图像抖动。这些先进技术使得它的价格不菲，预计今年11月将上市销售，定价1800英镑。(悠悠)

“生存性智慧”与中国模式

——邓正来教授在比利时根特大学的讲演

要真正实现“知识转型”，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中国，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生存性智慧”既是一个可能会引发人们质疑的概念，但也是一个一直为我们忽视的概念。它是我为了推进“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领域的深入研究，专门建构的一个概念。

我一直在论证和呼吁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转型”的命题。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此前的“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知识转型”的新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阶段。显而易见，这种“知识转型”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必要要求，它在根本上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争夺，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然而，要真正实现“知识转型”，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中国，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我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其中之“重新”绝不是要否定既有的一切中国研究，而毋宁是主张我们要有新的时代担当、问题意识和理论洞见，进一步发掘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其中之“发现”，绝没有预设一个具有某种实质规定性的、本质主义的“中国”，而毋宁是一个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建构的伦理性的文明体；其中之“中国”，亦不是排他性地聚焦于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卓越表现的“当下中国”，而毋宁是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世界结构”中的历史性的中国。为此，我们必须身体力行地在相关论题上做出我们的学术努力。

在今天的讲演中，我想围绕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这一论题，主要阐释“生存性智慧”概念，并将其同中国发展经验相结合，初步建构一种我所谓的“生存性智慧发展模式”。“生存性智慧”既是一个可能会引发人们质疑的概念，但也是一个一直为我们忽视的概念。为了避免习见的“立场先行”所导致的深入探究的缺位，我将悬置对“生存性智慧发展模式”的规范性评价，而聚焦于对此一模式的理论分析和解释。

关于“生存性智慧”的一般观点

“生存性智慧”在时间上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下的,甚至也是未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并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的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默会知识”。

“生存性智慧”是我为了推进“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领域的深入研究，专门建构的一个概念。我关于“生存性智慧”的观点，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如下七个要点：

第一，就当下所有的中外讨论而言，大都是“知识导向”而非“智慧导向”的。这种“知识导向”的研究预设在根本上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都是由知识建构而成的，因而也必定是可以通过知识而被认识和解释的；但是，这种研究预设却在根本上无视甚或否定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生存性本能以及由其生成的“生存性智慧”的揭示和解释。

第二，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大都是先行价值判断或有意识形态承诺的,而不论其是规范性研究，还是所谓“科学”的经验性研究。但是这样的研究却根本无法探及(更不用说认真审视)人类社会与自然赖以存在的“生存性智慧”及其背后作为基本支援的哲学，也无法探及和分析那些“去价值判断”的以生存或演化为根本的“生存性智慧”。

第三，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都内在趋向追求“知识增量”，因此，大都是在知识框架内部展开的概念或逻辑游戏；离开了知识框架，这些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于是，我们至今没有一种研究是针对这种于现代性以降更加强势的知识框架本身的反思和批判。

第四，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从内在上讲大都是建构的、逻辑的、原则性的。任何这样一种研究都内在地隐含一种普遍性诉求。但是与之截然不同的是，“生存性智慧”在时间上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下的,甚至也是未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并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的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默会知识”——我更愿意称其为一种传统的、当下的和未来的“默会智慧”复合体。

第五，“生存性智慧”是知识框架以外的、与知识紧密相依和互动的智慧。“生存性智慧”不注重原则,但是有自己的原则(“生存性原则”)，不关注普遍价值或道德，而遵循具体价值或道德。

第六，“生存性智慧”是地方性的,但又区别于格尔兹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它是活生生的、有效的、灵活的、可模仿传播的；它是家庭教育和人际聚分的结果,而非学校教育的知识、学科、科学范式的产物；它的品格和有效性都是具体的,受时空限制。它对任何一个人而言不承认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承诺,它在各自的有效范围内展开。

第七，任何一种关于社会研究的知识在内在上是以人为本的，是以国家、社会、国际为基本限定的，在根本上还是排除自然的，是以自然为客体或对象的，即使关注自然生态，也是将之作为外部存在而予以关注的。但是“生存性智慧”本身却是生态的，是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而加以关注的；它是不以国家、社会或国际为限定的。

对既有“中国模式”论说的检视

我认为，以“生存性智慧”与“未意图后果”为关键词对“中国模式”进行“实践导向”的解释，可谓深入探究“中国模式”的一个较为可行的路径。

我们知道，自乔舒亚·拉默于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以来，对中国发展经验的研究被冠以“中国模式”的论题并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界最为热门的问题之一。因此，要想对中国发展经验进行解释，必须首先对既有“中国模式”论说进行检视。

大体而言，当下国内对“中国模式”主要有如下两种相对的立场：以秦晖、邓晓芒和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等为代表的论者或对“中国模式”进行批判性的解读，或直接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另一方面，以潘维、姚洋等为代表的论者不仅赞同中国模式的提法，更对中国模式进行了“制度主义范式”的初步阐释。

在我看来，上述两种观点表面上针锋相对，但它们讨论的却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因为它们所支持或反对的所谓“中国模式”都是一系列具有明显特征的制度化要素，亦即区别于其他模式(特别是前苏联和西方模式)的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安排、决策政策等等。既有的此类研究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强调制度性要素，并假定其在自上而下执行过程中的一致性、自洽性和整体性。就中国的改革实践而言，我们必须注意中国社会转型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制度的不完备性及其形成的历史性，二是改革本身实是利益分化和重组的历史进程。中国的改革实践(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的改革实践)是在对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和西方主流发展模式双重诀别的前提下展开的，是在没有任何既定目标模式和改革路径等情况下主要由实践推动而形成的。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在学理上进行提炼和分析的那些制度性要素实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主义理念下历史性地形成的。实践中的“中国模式”绝非铁板一块，仅从国家层面由宏观战略、制度、政策和法律等制度性要素来界定“中国模式”，是看不到这些不同利益单位是如何解释、甚至歪曲这些制度化要素的真实景象的。

第二，无论是赞成抑或反对“中国模式”的论者，他们都是在制度层面寻找、辨识与西方不同的方面。无论是赞成抑或反对“中国模式”的论者，西方的制度化要素都构成了他们的参照或评判标准，他们之间的不同仅仅在于：赞同“中国模式”的论者实是根据西方的标准辨识我们在制度层面有什么它们所没有的方面(比如官民一体的“社稷”社会模式等)；反对“中国模式”的论者则根据西方标准辨识我们还缺少何种制度要素。然而，中国改革(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的改革)的特点之一是：无论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都不是以西方为标准；相反自1990年代以后，事实上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告别西方”的趋势，转而主要根据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推进改革进程。

中新社北京3月1日电（记者 赵建华）中国社科院1日发布的《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指出，拒绝外来干预的中国，也不会向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不会把自己的价值强加于人。中国相信，具有同等智慧的世界人民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成就，已超过了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和19世纪美国的崛起。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空前提高。黄皮书认为，这得益于“中国模式”。

黄皮书引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说，“二战后崛起的大国包括苏联和日本，但这两个国家都是单一强国，苏联是一个军事强国，而日本只是在经济上称雄。但中国不仅仅是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突飞猛进，而且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也大大增强”。

黄皮书说，中国道路的成功在于：一边坚决拒绝外来干预，一边主动学习世界上所有的先进经验；根据本国国情，提出自己的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坚持根据自己的特点决定自己的制度，从而使世界上出现了非西方的发展成功经验。

中国模式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学者的共识，但它不会对世界各国普遍适用。黄皮书说，中国既不搞西方的私有化，也不搞纯粹的公有制；即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中国不走“国强必霸”的路子。

1日，中国社科院还发布了《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该书指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执政的苏共本身的蜕化变质。

该书介绍说，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共官员的腐败现象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缺乏真正的监督机制和切实的反腐措施。官员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弄虚作假、非法经营，甚至公然盗窃，把国家和集体的财富据为己有。

该书表示，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共内部最终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其成员主要是各级党政军机构、企业团体、农庄的官员，以及一部分当权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中央和地方党政军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

2月14日又是情人节，有消息说年年送巧克力太絮叨了，不少年轻人今年选择送些蜜饯什么的，意思是图点儿新意。不管送什么，首先得先有情人是不是？没有的，情人节也是个督促。

据说某档交友节目播出时段，收视人数最高记录已过亿。其中，看热闹的毕竟只占少数，关注此类节目的观众大多自己也有交友的需求以及求“脱光”（脱离光棍）的目的，包括单身者本人以及他们的家长。眼瞅着即将迎来的又是一个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剩男剩女是否考虑去尝试新的交友模式呢？

继婚介所和婚恋网站后，线下交友被认为是最新的第三代交友模式。

不可否认，电视台的婚恋节目为这些单身男女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面对全国的剩斗士们，又实在不解渴。婚恋话题从来都不会受冷落，但是很多热闹过了之后没过多久又会降下温来，而“大龄未婚”、“剩男剩女”却持续热了好多年，至今非但没有丝毫动摇的意思，反而有从婚恋话题升级为社会现象的趋势。

据调查，目前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单身男女已经冲破百万，而在1990年，北京30岁至50岁单身人数约为10万人。若要追述这次大范围单身开始的时间，恐怕至少要到2006年下半年以前，那会儿“剩男剩女”的叫法已经开始流行，光棍队伍悄然壮大。

本来是少数人的个体行为，现在一跃成为群体现象，并且近些年大龄未婚人数还在不断增长，尤其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也许正因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未婚者底气越来越足，相亲找对象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

剩男剩女缘何会被剩下？

与其说是被动剩下，不如说是生存环境改变的结果。很多白领上班紧张忙碌，下了班并没有其他业余生活，即便网络发达覆盖范围广阔，但是社交圈子却在日渐缩小。

除了社交圈子过于狭窄以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分工的变化。

随着时间迁移历史更迭，男女社会分工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男人承载着守护与耕种劳动的社会分工，女人则承载着哺育后代和料理家务的社会分工，二者不能相互替代。所谓男耕女织，需要两个不同分工来完成一个家庭整体的功能。

而现在却大不同，男女的社会分工不但可以互相替代，并且还能请其他人来完成，例如请保姆或者小时工来做饭料理家务，或者出去吃饭，也都是比较容易的事。

况且如今，女性不但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并且有些妻子与丈夫赚得一样多，甚至比丈夫的收入还高。这样完全打破了过去男女社会分工的模式，也就是说大家对另一半的需求程度都没有过去那样急迫，即使不结婚，自己也能够完成整个家庭的社会功能，这其实是造成大龄未婚人数众多的根本原因。

从艾森克的心理发展理论来看，人在不同年龄阶段都有不同的任务，每个阶段的需求也不同。上一阶段任务未完成会直接影响后面的各个阶段。所以，还需要想办法尽快“脱光”。

曾经流行过哪些相亲方式？

说到解决婚姻问题求“脱光”，人们通过哪些方式寻找伴侣呢？

A、婚介所

都说青春不常在，抓紧谈恋爱。可是对于身处的岗位同性居多，或者自己公司明确提出不允许职员存在办公室恋情的，跟谁谈就是个问题。曾经的那个年代通讯不发达，没有手机和电脑，更没有网络，婚介所就顺势成了一个重要的交友平台。当然，也可以说是那个特定的时期造就了婚介所。如今这种类似婚介的机构仍然存在，但是作为第一代的交友模式，它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例如婚托骗钱等等，于是，更多的人选择新的交友模式寻找伴侣。

B、婚恋网站

这种新的交友模式是随着网络普及而出现的，就是婚恋网站。这是专为谈婚论嫁的男男女女搭建的社交平台，使得大量的适龄的青年甚至大龄人士足不出户就可以向自己喜欢的人生发出爱情邀请，借助婚恋网站平台谈情说爱直至谈婚论嫁。在我国，2005年左右相继成立了多家婚恋网站，例如百合网、世纪佳缘网等等，不胜枚举。以百合网为例，截止到2010年10月31日，该网站注册会员总数为2750万。

比起婚介所来说，网络相亲自然是既经济又相对安全。而且也不用花费时间频繁见面，在网上交流以后，进行初步筛选后再约见面，这样成功的几率自然更大。除此之外，很多家婚恋网站还与全国知名的心理学机构合作，给予网站会员更科学的婚恋心理层面的指导。

但是婚恋网站也没能把婚托、婚骗全部隔离出去，在网上经过一段时间了解以后，还是不能大意，以防被骗。

C、线下交友

最新的交友模式就是线下交友俱乐部了，这是第三代的交友模式。在电视相亲节目热播的同时，带动了线下交友这种新模式的迅速发展。

这种俱乐部形式的交友场所，就像一个文化会所，内部的结构是模块化的，有读书读报的区域，上网区，打台球、乒乓球的区域、还有KTV能唱歌的地方，也有供下棋聊天的区域等等。虽然各店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上相同大于异同，主要提供单身会员认识和了解其他单身异性的机会，这里每位会员都有专门负责的一位顾问，就是当你看到了某位中意的异性，又怕被拒绝，这时你可以告诉你的顾问，他们会帮你去问对方的意思。这样既避免了直接冲上去被拒绝的尴尬，也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机会。

线下交友以外地人居多

全国不少大中城市的公园里，家长替孩子相亲的场面都是一道风景。以北京地区为例，中山公园、玉渊潭公园、景山公园和北海公园等，每逢周末，家长手拿孩子照片替孩子相亲的活动总是热闹非凡。但是，对于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父母在老家就帮不上这个忙了，因为以后要找的对象也是要在京工作的。

这样看来线下交友能为这部分群体解决这一难题。的确是这样，走访多家线下交友俱乐部就会发现，那里会员多以外地人为主。父母在老家着急孩子婚姻大事，而北京这边又没有特别靠谱的熟人给介绍，所以线下交友的方式能为这些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提供交友的平台。

线下交友靠谱吗？

任何交友模式都是因需求而发展起来的，这种在固定场所的交友模式能够屏蔽掉一部分婚托，婚骗，但还是存在一定缺陷。

支持：说靠谱的主要是因为进入俱乐部的会员都需要用身份证登记，只要交会籍费，没有其他任何费用。并且，在俱乐部里无论读书看报还是上网唱歌，都是不需再缴纳任何费用的，这样避免那些以会约的名义约你到黑店消费的婚托。另外，在线下俱乐部所见都是真人真面孔，不像网络上的照片，化过妆再经PS，或者拍摄角度问题，看到的个个都是美女帅男，而在这里见到的面孔保证做不了假。还有就是但凡来这里的都是有共同意愿和目的的，所以凡是出现在这里都被默认为单身状态，省略了考察对方婚姻状态这一程序，的确省了不少事。试想在酒吧看到一心仪的对象，但是又闹不清楚对方的状况，搭讪怕人误以为是色狼，要么不表白就这样错过，在这里，即使你不好意思会籍顾问也会帮你间接询问，的确是个好办法。

反对：去过线下俱乐部的人都有体会，就是这种模式对外貌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如果相貌平平，很可能不会有异性跟你主动搭讪，机会自然就少；相反，相貌好的，总会获得更多认识异性的机会。因为大家互相都不了解对方的时候，相貌就成为了很重要的考察要素，所以在这里硕士博士的受欢迎的程度都不如漂亮的帅的，哪怕他们腹中空空。

所以，线下交友模式会带给那些容貌姣好的个体更多机会，但是对于相貌普通者不占优势却有内容的人来说，这种模式就要考虑了。人们在相互不了解时，容貌肯定会影响人的判断力，尤其男性更是容易以貌取人。

可见，线下交友自然有它的优势，但是以貌取人的缺陷也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对于单身俱乐部宣传时所说的这种“告别单身最时尚最高效的交友模式”，大家还需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判断选择。

文/武警总医院心理门诊　史宇

插图/周桂兰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退休华裔物理学荣誉教授林良多(Duo-Liang Lin)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首英文诗《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当我们是东亚病夫时，我们被说成是黄祸；当我们被预言将成为超级大国时，又被称为主要威胁。当我们闭关自守时，你们走私鸦片强开门户；当我们拥抱自由贸易时，却被责骂抢走了你们的饭碗。、、、、、、”随后在互联网上热传并引起中西方网友热议。这首诗表达了许多美籍华人长期以来内心的压抑和愤慨，因此被评论为是多年来受到双重标准困扰的海外华人向西方偏见“射出的一记利箭”。

　　林良多教授的英文诗之所以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共鸣，就在于这些都是有目共睹，亲耳所闻，不论中国怎么做，做得再好，在西方一些人眼里，都是这不是那不是，要想从他们嘴里得到公正的认可，难上加难。

　　每个国家社会制度不同，传统文化不同，经济发展不一，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是有些差距，存在的不足进行善意的指正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但是一些人似乎看不到中国的发展，看不到中国的进步，好的，甚至比他们国家更成熟、更先进的东西，也说成是差的；世人共认为对的，也横加指责。而对于一些丑陋的、影响到国家安全和领土问题的人与事，却说成是对的，中国拥护，推崇的，他们却是反对，扼杀。此种唱反调，说到底是一种故意。

　　这些年中国发展很快，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实力日常增强，与发达国家的距逐渐缩小，因而西方一些人不高兴了，认为动摇了其的霸主地位，总是从经济上、技术上进行刁难，并且从言论上进行抵毁，这也说不行，那也看不惯，其用有色眼镜看中国，就是不希望中国发展，害怕中国强大，企图象过去的时代一样，听从他们的使唤，按照他们的指挥棒转。

　　如今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不是他人指手画脚就能左右，不用看他人的脸色，有着自己的模式，有着自己设定的道路，他人说什么，对我们已经无关紧要，对我国发展有利的我们就接受，无利于发展的我们就当作耳边风，有损于我国形象的，我们就坚决驳斥，走自己的路，不管他人说什么。

　　西方一些人士要说什么，是他自己的事，谁也堵不住其的嘴，但是我们干什么是我的事，只要是真理就坚持，只要是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事我们就大胆的去做，胸怀坦荡，无拘无束，说三道四者只能象是“几只苍蝇嗡嗡叫”而已，成不了什么气候。

　　《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其实是给国人提个醒，对于西方一些人的说三道四，傲慢偏见，无须去理论，去理睬。只有用事实去回击。那就是：中国必须强大，脚踏实地，从国情出发，把本国的事办好，用科技兴国，用发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才能破解不怀好意者的两重标准，才能摘下其的有色眼镜，《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无疑也是一种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