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顾彬

3月，广东汕头大学聘任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讲座教授仪式在科学报告厅隆重举行。汕头大学副校长乌兰哈斯教授、文学院院长Terry Bodenhorn教授等人出席了本次仪式。仪式后，顾彬做了一场学术报告———

金庸作品的现代性不足

好的文学应该有一种标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应该是作者语言能力的高低，即要有好文笔。中国当代文学的奇怪现象却是，重视作品内容而不看重文笔。但这种情况不是中国特有的，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

现代文学应当是分析社会问题的，而传统文学是作为政治工具存在的。以金庸为例，他并不是现代性的作家，因为他太中国、太国粹了。在德国，成功的作品不一定是语言很优美的，也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并且善与恶不会分得太清。但是金庸的小说有故事性，跟中国的明清小说关系很密切，他主张传统道德，善恶观念分明。金庸在中国受读者欢迎的原因是他的小说代表了中国的传统精神，为中国所需要，并制造了一种中国或许有一天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民族最优秀文化的美好愿望，他的作品令读者们感到充满自信。

金庸的作品在德国没有德文译本，在西方国家的读者也不多，原因是他的作品太注重娱乐读者，故事性太强，造成了现代性不足的问题。德国真正的现当代作家不会讲真正的故事，即不会有情节、主人公和内容，最重要的是语言；作家们通过语言创造自己的世界和主人公。

好的文学不一定是谁都想看

我原来认为好的文学是谁都想看的文学，但是现在开始质疑，好的文学不一定是谁都想看。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应该对个人的阅读偏好持宽容态度。

什么称之为好的文学呢？德国评论家会把好的文学作品分为三种：雅文学、上层俗文学和下层俗文学。英语国家的观点则是分为两种：雅文学和俗文学，但两者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在德国雅文学和俗文学分得很清，很多人不喜欢看雅文学而喜欢读俗文学。在德语国家，金庸的作品是属于俗文学的。

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不仅是语言的问题，讲故事的问题，同时也是道德宣扬的问题。在现在的德语国家，由于传统道德的日渐消失，很多作家已不想通过写作来宣扬道德层面的理念。而金庸代表的是传统道德，主张的是在中国获得广泛认同的观点，例如正义、荣誉、真理、善恶的争斗，但这些道德并不一定为西方国家的读者所接受。金庸的小说情节的设置都有雷同之处，看一部小说就等同于看过他的所有作品。

“美女作家”用身体写作吸引读者

某些“美女作家”的作品“不是文学，而是垃圾”。这些所谓的“美女作家”本身没有什么文学素养，语言能力也很差，以“用身体写作”的方式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这种情况不是中国独有的，德国的畅销书同样可能有语言水平很差的问题，但读者关注的只是作品能否带来娱乐，能否有轰动效应。

群众文化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群众文化的迅速崛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它通过影视图像、商业广告、消费娱乐方式以及畅销书等传达给读者，是媒体的一个产物。金庸的成功得益于媒体的大力推动，金庸热也是群众文化的一部分。尽管他如此成功，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好作家，确切来说他绝对不是一位现代作家。

可以从金庸现象来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1、美学的精疲力竭。到1972年后，金庸只是修订和改写了自己以前的一部分著作，基本没有新的作品问世。很多中国作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在中国发生，在其他 国家也有很多同样的情形。2、大部头的问题。金庸的作品无论在德国还是中国都可以被称为“砖头”。出于销量的考虑，出版商知道成功的小说必须是厚重而且吸引眼球的，他们也懂得如何引导雅文学和俗文学的不同读者去购买这类型的书。大部头的畅销并不意味着它本身写作的成功，而是由于出版商成功的销售策略。3、为赚钱而写，为卖作品而写。 文字整理/陈玲 摄影/叶楠楠

马悦然说“曹乃谦和李锐、莫言是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图片来源：曹乃谦blog)

曹乃谦的名字在国内一直和诺贝尔文学奖联系在一起。因为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曾说过，“曹乃谦和李锐、莫言一样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大多数人并不熟悉他的文字。

今日，本届全国书市上，曹乃谦写于10年前的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简体中文版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发。这本书是马悦然最推崇的一部作品，被台湾誉为“沈从文、汪曾祺继承者”的曹乃谦再一次进入了媒体的视野。此外，曹乃谦另一本中篇小说合集《佛的孤独》也将于下月与读者见面。

对于写作，曹乃谦说过：“细节、语言搞好了，才能把读者灌醉，细节是下酒菜，语言是好酒，缺一不可”。

结构多篇小说“组合家具”

新京报：《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由29个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小说汇成一个长篇小说，整体构思巧妙。我发现在《锅扣大爷》一篇的结尾锅扣大爷只吐出一句“把我埋进三寡妇的坟”。而在《三寡妇》一篇中却只字未提“锅扣大爷”，有伏笔，也有留白，是为了让小说更意味深长？

曹乃谦：实际上，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有意把他当一个长篇小说写，而且我有意让这些人物交叉，场景也重复，发表时也是零散发的，我意思是，这本书的篇章都是组合柜，最后一摆，就是完整的一套家具。

新京报：小说里所叙述的事多半发生在1973年和1974年。这两年中国还处在“文革”晚期，但你笔下的温家窑似乎和“文革”的集体记忆并不紧密，那些底层大众的境遇甚至可以被读者想象在任何时间背景下，这是有意为之？

曹乃谦：我就是故意虚化时间。鸡子、狗子都能有解决食欲性欲的问题，人为什么就不应该呢。有人问我，为什么书写出来十年后，你才出这本书？我发现，现在人都说“以人为本”，都关注底层的人了，我想我这本小说现在受到关注，也很可能是这个原因。虽然那是发生在30年前的故事，但今天依然有人买不起房，娶不起老婆，生不起孩子。时代在进步，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新京报：有人说你的小说受西方世界关注是因为写出了某些当时中国社会的弊端。

曹乃谦：那是他们的想法。我没那个意思，虽然我是个警察，可我喜欢坐在农家的大土炕上吃农家的大烩菜，我整个儿是个穿着警服的农民。

天不下雨，我就替农民着急，下得多了，我也替他们着急。

我的小说在关心关注我的父老乡亲。马悦然说我是一个“真正的乡巴佬”，我说“悦然懂我，悦然懂我”。

如今，二月河因身体原因不再创作长篇小说。(资料图片)

二月河当兵时，已是“大龄青年”。

多年不变的板寸发型，普通的条纹衬衫，让67岁的著名作家二月河看起来像是一位“老兵”。昨日，这位有着11年军龄的“老兵”来汉，与武汉军械士官学校和华中农业大学的学子交流。光脚穿皮鞋、河南普通话充满乡土气息的他，一次又一次地逗得学子们大笑，由此充分验证了这位作家既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也是一位称职的“导师”。

昨日，二月河谈创作经历时幽默地说：“如果只看《清史稿》就能写康熙，那骑自行车也能上月球。”不惑之年才开始文学创作，他用了“力气、才气、运气”总结成名路。

因小学、初中、高中，二月河均留过级，到他1968年当兵时，已经成了一名“大龄青年”。

11年的军营生活，挖煤的经历是他人生的“低谷”：“当时好像就在锅的锅底，不管怎么样都应该向外冲。”这对他后来成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军人坚强的意志、强健的体魄、不退缩的品质”，都影响着他的创作。

不惑之年涉足文学的二月河，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写完成了《康熙大帝》第一卷。“当时穷，没钱买电扇，晚上写作时为防蚊子咬，穿着裤子双腿泡在水桶里，胳膊上用毛巾裹着。”

凌晨3时睡觉，早上7时30分就要起床踩着自行车去上班，他路上只能买个烧饼当早餐，然后到办公室里再喝点开水。

“文学已经边缘化”——— 很多人这么说。以世界的眼光看，文学不在社会关心的中心，很正常；但以中国的实情看，文学如此冷清，很不正常，因为，世上没一个地方有中国那么多的专业作家，没一个地方有中国那么多发表文学作品的报纸杂志。那么，投入了这么多人力物力的中国文学，究竟哪里出了错？

在我看来，一个最重大原因：中国文学的主流努力不到位，大方向上出了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一篇处女作，写的是当年知青的插队生活。小说没故事，只有场景、氛围、情绪。不能说这小说没缺点，但至少可以说，这是一篇有特色、有味道的小说。这样的小说，即使因为类型，也应该存在，这样的类型，当时几乎不见。然而，小说投了两年稿，怎么都投不中。两年后，一家名牌杂志的编辑总算把我找了去，好心地给了我一个忠告，劝我写一些改革题材的小说。那时，中国最时兴的，就是反映改革的小说。后来，我试了，写了几篇，一败涂地，至今想到都反胃。

文学是极其讲究个性的。作家与作家彼此兴趣不同、关注点不同、兴奋点不同、引起创作冲动的对象也不同。舍弃不同，就是舍弃个性、舍弃天分，就没有真正的佳作可谈。人有所长也有所短。写好作品最重要一点，就是扬长避短。我们的文坛，老是不断发出“指令”，要求作家们这样写那样写，反映这反映那，且一旦“要求”起来，所有机构都跟着要求，媒体声音、领导指示、报刊精神、编辑意见、社会舆论，全都保持格外的一致。客观上，如此给作家规划的路、打开的门，太过狭隘，太过单调，所起到的作用，只能是扼杀作家身上的优秀，使可能出现、应该出现的优秀作品，露头的机会都难有，更谈不上创作的最高境界———在个人天分的最高点上尽情挥洒。

再举个例子。我曾对两部作品表示过欣赏。一部写出了人间真情，写得朴素、实在、真切，透出股山脉土地般憨厚的动人之力；这份真情与温暖，是生命在这世上的共同渴望。另一部进入了精神领域，省却铺垫，直取事件核心，写的是这个核的投射，于人一生一世的影响，写出了沉沉浓浓绕梁不散的氛围和感觉。

意外的是，我所欣赏的这两部作品的作者本人，不同程度上都表示了对这两部作品的不以为然。固然，其中有着常人意欲扩大自己优秀范围的企愿。但是，读了他们更多作品后，我发觉，这两部小说，确实代表不了他们。遗憾的是，被他们自我“欣赏”、确也受到广泛关注、称道的那些，我却读得不以为然。那些小说，有的追求故事性，有的跌入了政治、社会、时尚的口袋，有的着力书写的是性的绚丽与刺激，其中没有让我触摸到足够我激动、欢喜、满足的文学元素，不管是着眼点、用力点，思维方式、表现技法、情感的深度与厚度，还是隐藏其中的文学的玩味、体味、韵味、品味，与我所欣赏的那两部不可同日而语。

这是个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的问题。很多作家，本身拥有极好的文学素质，一些作品确已闪出耀眼光芒，他们的文学前景本该极其辉煌，但可惜，他们并没重视自身真正的文学能力，最终的努力，偏离了文学本质，加入了文坛的“主流”。当文坛一而再再而三的号召提倡，吸引聚拢越来越多的人，且越来越多的人因此获得“成功”，大量作家，在这样的“主流”、“趋向”面前开始动摇，开始混乱，开始看不清文学的魂，怀疑、或不得不“怀疑”起自己的初衷、忽视或不得不忽视自己真正的文学财富，潜移默化中，他们将文坛的崇尚与时髦当成了自己的追求。

众多文坛的号召提倡中，对中国文学的创作造成最大伤害的，莫过于对表现大历史、大文化、大政治、大民族、大时代的大作品的大呼吁。大，几乎成了中国文坛的一个永恒的等待、永恒的心病，成了大多文学工作者的共同仰望。

不是没人合适写“大”作品，但肯定不是作家都合适写所谓的“大”作品。一万作家中，合适的几率恐怕不到百分之一，只是百分之零点一、甚至零点零零一。光从几率看，就足以看出这样一概而论的对大作品的呼唤的愚不可及。

作家之所以需要写作，是因心中有份对人对事的感受想表达。文学本以反映生活为宗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数学、化学、物理学，所有学科，因天然地存在于生活中而天然地存在于作品中；但是，文学作品中，对它们的注重、要求一旦超过了文学，那么产生的作品就不再是文学，就失去了作为文学作品而存在的价值。

所谓大历史、大政治、大社会、大时代类的所谓大作品的存在，大多产生在文化归类还不明确的时代，那样的时代中，一切文化人的思考都可纳入小说，且那时的小说，也以如此表现自己的丰厚、宏大为骄傲。今天，那样的时代背景已不复存在，文学已不可能越俎代庖在他人的领域取得超过他人的成就。再以《九三年》、《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形式写小说，已不再成为需要，不可能再被广泛接受。还有一点更重要：作为文学的小说之“大”，并不意味着历史、政治、社会、时代面的展示之“大”；当代文学开始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人与生活、社会的联系，非常实在，是以极其个体化的形式表现的；也只有个体与生活与社会的链接才最直接、最贴肉，最具说服、感染力，最具永恒的文学性。这也是《情人》、《麦田里的守望者》之类作品饱受欢迎的真正原因。

长期以来，“宏大叙事”作为一个字眼，于中国文坛超额显示了居高临下的雄性统治风采。不知生活中多少人真的具有宏大胸怀与视眼，不知多少人是因“宏大”而写作的。感觉中，“宏大叙述”就像一个注射了大量雄性激素的太监的叫喊，响亮尖利，但还是无法解决底气问题、根子上的问题。“宏大叙事”是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吗？对不起，“宏大叙事”仅仅是姿态，是作家可以摆出的多种姿态中的一种，与文学作品的优劣完全无关。文学叙事可以很大，可以很不大。宏大的小说可以很差，不宏大的小说也可以很好。这些年，我们看到了太多企图摆出“宏大”姿态的分文不值的小说，也看到了太多格外出色却完全不“宏大”的小说。文学作品，好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写得好”。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在立意高度上花费了太多精力太多时间。这样的追逐导致的重大危害是，一些作家，尤其是重要作家，因此养成一个习惯，不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意义”、“高度”出发，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出发，削足适履，为自己的作品打造人和生活。毫无疑问，过于理性而缺乏感性缺乏真情实意写出的作品，打造出的人和生活，一定有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成分，不同程度上脱离生活，是读者不能走近，不被吸引、不被打动的。然而，不管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我们的评论界忘记了应该扮演的角色，忘记了自己的职责，用等于、大于作家的百倍努力，端着放大镜，在文学作品中极力寻找哲学意义、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等等所有能够站到“崇高”、“伟大”旗帜下的意义，哪怕只是相似，只有蛛丝马迹的挂钩可能，立刻将之提取，然后用文学所最痛恨的没有一点文采的语言，上纲上线，无限拔高，往大处高处使劲地拼命地说，说得天花乱坠，说得大家目瞪口呆，说得包括作家也不得不仰起头。于是，一个非良性的循环，就这样形成了。

马原在2008年新婚后不久被查出肺疾。四年过去，他觉得自己“比健康人还健康”。二十年前马原宣布“小说已死”，二十年后他写《牛鬼蛇神》，因为“小说曾经带给我愉快，这是忘不掉的”。 （受访者/图）

近一年来，当年的“先锋派作家”接二连三进入大众视野。莫言以《蛙》获得茅盾文学奖；余华出版《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格非推出《春尽江南》；马原在告别小说创作20年后重新捉笔，写出长篇小说《牛鬼蛇神》；洪峰则在云南会泽被打，却因祸得福，与“先锋”老友团聚。

以1987年《收获》杂志制作“实验文学专号”，刊登余华《四月三日事件》、马原《上下都很平坦》和洪峰《极地之侧》为标志，“先锋文学”爆发出影响力。人们通常把马原、余华、苏童、格非、洪峰称为“先锋派五虎将”。

“1980年代所谓先锋文学潮流于今看来，实质是一次小说革命。通过这场运动，中国当代文学恶补了一课，完成了纳入现代文学潮流的转折。”《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说。

马原的家在二十五层，从阳台看出去，琼州海峡云雾迷蒙。近处有工人在填海造地，远处有航行的邮轮，飘荡的小舟。

四季和暖、空气洁净对患过肺疾的马原很重要。现在马原在海南的家里，不看新闻，不上网，几乎不打电话，“外边进来的电话95%是老婆的”。

马原给自己三个身份：画家、小说家、前小说家。

马原很早就宣布小说已死。当年王蒙听到他的话开玩笑：“小说不会死，是马原的小说死了。”

阅历过新时期文学波澜起伏的马原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1990年代停止了小说创作，离开他的书写之地西藏。做电视、开公司、当教授，20年来各种事都做过，多是有始无终。

2004年马原自编自导过一部电影《死亡的诗意》，根据他的同名小说和《游神》改编。马原带着47人的剧组，转战西藏山区，拍摄四年，最终片子沉睡在库房。

2008年，独身17年后，马原再婚，新婚妻子叫李小花。新婚不久，马原就查出严重的肺疾。他不想连累妻子，提出分手，妻子却不离不弃。马原的诗人朋友丁当说，小花是马原的天使。

连续的肺穿刺让马原内心暗淡，难过。马原中断了治疗和检查。他说：“不管上帝给我多少时间，我要好好活，和我的天使。”

2009年，马原应海南文联主席韩少功之邀，为长篇小说大奖写作。写出的长篇小说《牛鬼蛇神》，在《收获》杂志2012年2、3两期连载。

《牛鬼蛇神》是一部充满形式感的长篇小说，小说主旨是人神鬼，集中描述了他一生中所有有关神、神迹、神奇的经验。

“我看重小说家的创造力，也更看重小说家的创造物能活多久。”马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汤姆·索亚（《汤姆·索亚历险记》马克·吐温）

汤姆·索亚幼年丧母，由姨妈收养。可是这孩子一点都没有流露出“寄人篱下”的伤感气息，反而有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概。他爱搞恶作剧，但也正直、善良、勇敢；他指认了村里的杀人犯，在洞穴冒险中幸存，还带领大家寻获了宝藏。这是一个典型的行动大于思想的人物，并且总能绝处逢生。

鲁滨孙（《鲁滨孙漂流记》笛福）

鲁滨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文学形象。他在海难后被抛到一个蛮荒小岛上，然后在那里修建住所，种植粮食，驯养家畜，制造器具，缝纫衣服。鲁滨孙一共在岛上住了28年，还驯服了一个奴隶。他的行为给“人定胜天”的理念以极好的注释。他说：“总起来说，事实证明，我当前的不幸处境，是世界上很少有的。可是，即使在这样的处境中，也有一些消极的东西或积极的东西值得感谢。”

提到关中方言，大多数人印象里总感觉比较土气，生冷硬噌，难登大雅之堂，但有人认为，西安是13朝古都，积聚着数千年的文化底蕴，或许千年之前，关中话、西安话就是当年的官话，并举例关中方言的“嫽的太”中的嫽就出自《诗经*陈风*月出》的“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来证明西安话源远流长。那么，如果西安话真是唐朝普通话，唐诗是否应用关中方言来读更地道呢？

古代诗歌厚积薄发，在唐代发展到巅峰，涌现出李白、杜甫等一批杰出的诗人。那么，西安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安话是否会因地域性，被作为当时的官方语言呢？

河南人：我觉得应该是洛阳话，因为唐朝大都当时在洛阳好长时间了。

西安人：时间久远，咱们关中方言、陕西话，我觉得总会有些变迁，肯定会很相似，但不完全是。

陕西籍大学生：我觉得当时的官方语言应该是西安话，所以我觉得（唐诗）用西安话读应该比较顺。

为了证明西安话是唐朝的官方语言，这位同学和她的同伴还以白居易的诗《卖炭翁》来举例论证。

陕西籍大学生：白居易有一首诗《卖炭翁》，里面有一句，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黑和色不押韵么，如果用关中话说，就是满面尘灰烟火色（sei），两鬓苍苍十指黑。这个色和这个黑就有点押韵了。唐诗我觉得用关中话读比较地道。

是巧合还是真的如此呢？采访中，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人认为，粤语和客家话因为远离中原战火保存完整，可能更接近唐代普通话。

河北人：我认为客家话是最正宗的中原文化的语言。

那么唐朝的官方语言到底是哪种方言呢？记者采访了古汉语专家，西北大学文学院语言学教授王军虎，他说目前对于唐朝官方语是哪种方言并没有定论。

西北大学文学院语言学教授王军虎：现在一般学术界的看法，唐代的普通话应该就是以长安、洛阳这一代语言为核心形成的一种带有书面性色彩的语言。

对于白居易《卖炭翁》诗中的烟火色和十指黑不押韵，王教授这样解释。

西北大学文学院语言学教授王军虎：这是因为北京话（普通话），这两个字变的大了，原来同音比较接近，现在变的不同音了，而陕西话仍然保持这两个音韵母是一样的。

王教授说，关中话、西安话经过千年的演变，当年的方言融合了宋元等时期的文化，未必就是现在的方言，色读sei可能是口口相传下来的部分发音吧。

西北大学文学院语言学教授王军虎：要说唐代的官方语言，广东这一代方言保留唐代的成分更多一些，而西安话从古到今发展演变非常大，不能说长安话就是唐代的普通话。

1989年秋天，翻译家蓝英年应邀到苏联讲学。其时，苏联正经历大解体的时代。他接触到许多与传统文学史截然不同的东西，便开始反思苏联文学。“当时，我的兴趣全在政治上，订了七八份报纸，每天都看，了解很多情况，经常给我的学生和教研室的同事讲。我还有一个叫谢尔盖的好友，每一两个月就寄来大批俄语书报，让我及时掌握最新的一手资料。”

那时，蓝英年只是想多了解一些历史真相。“此后不久，我看到很多报纸先后发起对肖洛霍夫的抨击，说他是斯大林的帮凶，说他对农业集体化大唱赞歌。这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完成教学任务后，中午喝瓶啤酒吃点面包，我就直奔图书馆。先在馆里看，然后把有用的书刊借回去，一些有价值的材料就复印下来。”就这样，高尔基因何出国回国，法捷耶夫为何举枪自杀，马雅可夫斯基缘何自动离开人世……这一个个长期令他感到困惑的问题，都有了愈来愈清晰的答案。

讲学结束，蓝英年带着一箱材料回国，并没想整理发表。“有一天，我和董乐山、舒展两位先生闲谈，偶然谈到了对苏联文学的新看法。两位先生强烈要我写出来，并向《读书》、《随笔》杂志推荐。”因了这一缘由，他在《读书》杂志开设“寻墓者说”专栏，以寻访苏联作家之墓的象征意蕴，撰写了一系列揭示苏联作家惊心动魄的身世和遭遇的文章。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些文章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影响，并造成了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蓝英年现象”。此后，很多报刊杂志向他约稿，最多的时候，他曾同时执笔四个专栏。蓝英年谦称，他只是写了一些“读书笔记”和“读书杂感”，是广大读者的厚爱让他一不小心出了名。

事实上，此前蓝英年已因为翻译俄罗斯文学在业界内外享有声誉。这一系列随笔文章，一度淡化了他作为文学翻译家的身份。但蓝英年深知，他能推开苏联文学沉重而又真实的大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毋须讳言，这方面，我是有先天优势的。大学期间我主修的是俄语专业，我搞过俄语文学翻译，能直接阅读俄语书刊报刊，不存在语言沟通障碍，去俄罗斯踏访也不用担心迷路。”

尽管在高中时期，蓝英年就迷恋上了俄罗斯文学。但直到读了屠格涅夫等著的《回忆果戈理》，尤其是其中孟十还翻译的《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甚至暗想有一天翻译果戈理的作品，才是他对翻译真正感到兴趣的开始。“某种意义上，这也影响了我1951年报考人民大学俄文系。但我没有翻译果戈理的作品，除没有机会外，也自觉没有翻译这个功力。1977年，在福州举行的鲁迅译文序跋注释讨论会上，遇到老翻译家戈宝权，和他谈到这本书。他正好有原文版，回到北京就带来给我。在他的认可和鼓励下，我翻译了《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这算是了却了我一个心愿。”

然而，他最初接触翻译却是在“文革”后期。受一家出版社领导指派，他和另一个译者王燎合译了苏联作家尤里·特里丰诺夫的小说《滨河街公寓》，作为内部政治资料在1978年发表。“这部小说直到1983年才公开发行，当时据说是姚文元指定翻译的。小说写到了苏联社会的阴暗面，1976年在苏联发表后曾轰动一时。”

翻译《日瓦戈医生》的经历，同样深深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1958年秋，蓝英年在青岛李村劳动锻炼，在山坡上看到《人民日报》上刊登西蒙诺夫等人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反动小说”的长文。他惊讶于自己学过苏联文学史，居然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好奇心驱使他写信请侨居法国的叔叔寄来这本书。“那年冬天，我回北京休假，看到叔叔寄来的一捆书，打开一看，竟有一本原文版的《日瓦戈医生》。“文革”期间我把这本书同列宁和斯大林的书摆在一起，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居然骗过红卫兵，保存了下来。”

1983年春的一天，他路过人民文学出版社，上去喝茶聊天，没想就聊到了这本书。“编辑冯南江说，《日瓦戈医生》根本没有原文本，西方的译本都是从意大利文转译的。我说我见过，他不信。我说不仅见过，还有原著。在场的编辑都惊奇地望着我。第二天，我把原文本带去了出版社，他们看到后惊呆了。翻译家蒋路先生当场拍板：‘翻译！你来译！’我没有思想准备，并知道这本书难译，提出找个合作者，蒋路同意了。很不巧，碰到当时批判精神污染，翻译工作停顿了下来。直到一天，出版社副总编辑带着三名编辑到家里找我，在挂历上打了个钩，限定这天交稿，我们才像上了发条似的干起来。四年后，这本书终于出版。”

此后，蓝英年更多转向了随笔创作。1989年至1999年十年间他没有再翻译过作品。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对翻译丧失了热情。近些年，他自己单独翻译或与人合译了《塞纳河畔》、《邪恶势力》等书。而最重要的收获，则数引起较大反响的《捍卫记忆》。“我是在1989年苏联执教期间，才第一次听到作者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的名字。后来读到了利季娅的《被作协开除记》和《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极为震撼。”

2008年，利季娅的女儿通过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联系上蓝英年，并确信他定能懂得作品的价值，将其翻译好。其实，蓝英年早已期待将她的作品译入中国。“恰巧碰到有出版社想要出版利季娅作品，我就把它译了出来。”

而蓝英年之所以坚持翻译利季娅，很大程度上也因为这个女作家身上有着传统俄国知识分子的气质，始终听从良知的声音，敢于质疑敢于反思。“她继承的正是俄国自果戈理以来的那种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她对真相与真理，有一种偏执的热情。作为反思体制的先行者，她比索尔仁尼琴都要早。”

这也是蓝英年自己坚守的品格。他是民国初年有名的“中国三少年”之一蓝公武的儿子，却一向回避谈父亲。“我之所以避免谈他，是因为我厌恶‘官本位’，不愿人知道我是‘官’的儿子。其次，先父又是知名知识分子，别人会想当然以为我家学渊源深厚。”言及至此，他特别强调自己小时候与父亲很少生活在一起，更别说受什么影响。“我的童年是在沦陷的北京度过的，先父担心我受到奴化教育，不许我上学，家里也没人教我文化，直到晋察冀边区才上了小学。”他之所以这么说，其实也并非不热爱自己的父亲，而只是想告诉读者事实真相。

对于翻译，他同样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尽管他敬重傅雷的翻译，在很多场合都强调当下之所以出不了翻译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少傅雷那样对待翻译的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但他并没有因此讳言傅雷译文的不足。“傅雷译巴尔扎克，经历了一个摸索的过程。他早先译的《贝姨》《邦斯舅舅》等语言非常流畅，但体现出来的还是他自己的行文风格。直到后来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等，才真正传达出了巴尔扎克原作的风格。”

蓝英年一向不主张重译名著，觉得已有珠玉在前，重译没什么意思。但他透露自己正在重译《日瓦戈医生》。因为，自觉这本书由于当时主客观的原因，没译好，对不起读者和作者。事实上，就在今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了这部名著的全新译本。在接受采访时，蓝英年还没有读到。但可以想见，这是令他感到快慰的事。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只有永恒的著作，没有不朽的译文。“旧的译文终将被新的译文所淘汰，我的译文也将被淘汰，我将衷心欢迎。”

蓝英年，1933年生。江苏吴江人。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1989-1991年赴苏联讲学两年，长期从事俄语教学以及苏俄文学、历史的翻译研究和写作。译著有：《日瓦戈医生》(与人合译)、《塞纳河畔》等，随笔集有《寻墓者说》、《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等。

针对“杜甫很忙”系列漫画走红网络，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尚永亮昨日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年青一代进行的一次“解构经典”。

“解构经典”在文学和艺术领域较为常见。“解构经典”的目的不仅仅是颠覆经典，而是在颠覆中去寻求一种符合当代意义的更新的经典形式和内容。

在尚永亮看来，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但一直都以正统的“诗圣”形象出现。年青一代通过对杜甫形象进行“解构”，能够表达他们的一些想法。

“对此，不能从绝对多好还是不好来评价，这是当前文化多元的一种表现。”尚永亮介绍，在杜甫之前，也有“英雄人物”被“解构”。王朔早年的小说，具有“解构”的色彩。

尚永亮说，对传统“英雄人物”进行多元“解构”，有利于贴近年青一代。借助网络进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又能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也并非完全没有积极意义。

但尚永亮也认为，对千百年人们已经约定成俗的“英雄人物”进行多元“解构”，有时也不一定合适，尤其是一些粗俗式的“解构”。

“我对文学的前途是有信心的，因为世界上有一种独特的感受，只有文学才能赋予我们。”这是卡尔维诺的名言。1985年，当他去世时，被公认为最好的寓言作家、最有魅力的后现代主义大师。

卡尔维诺的创作，是对“迷茫的20世纪”的忠实写照，在前所未有的断裂与喧嚣中，他的小说传达了深刻的焦虑：救赎真的可能吗？所谓彼岸，究竟在哪里？

20世纪西方小说的星空如此灿烂，更新鲜的思考，更深入的解读，更巧妙的隐喻，构成了人类文明新的财富，不了解这些，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现代化背景下的野蛮人。

读卡尔维诺，就是在触摸时代之痛，就是在这纷繁而平庸的世界中，为心灵留一扇窗口。值此《卡尔维诺文集》再版之际，为更深入解读这位大师的经典与传奇，本报专访了译林出版社文学部副主任姚。

独特的卡尔维诺

北京晨报：卡尔维诺的写作风格很另类，既不是现代主义，也不是传统写实主义，该怎么去理解他呢？

姚燚：卡尔维诺是欧洲精英知识分子，是严肃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创作多基于欧洲文化丰厚的遗产，加上他奇特的想象、诠释，形成了“观念寓言”的风格，他特别善于用平实的语言传达极其抽象的道理，这种写法确实很独特，既是“寓言式的现实主义色彩”，又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寓言”，对此，只有多读才能读懂。此外，可以参考一些背景资料，只是国内译介的不多，毕竟意大利语翻译很少，有水准的评论者就更少了。

北京晨报：为什么他要选择这样的写作风格？

姚燚：卡尔维诺人生经历丰富，当过记者，参加过“二战”，又有很深的文化修养，所以面对既往的历史和文化，他选择了一条很真诚的解读方式。与他相比，英国文学在此领域很炫技，但不真诚，美国文学则远离这一题材。一位作家要站在文化的高度去反思，“观念寓言”的写作手法比较有艺术震撼力。

不是人人都能读懂的书

北京晨报：读卡尔维诺要不断思考，对于很多中国读者来说，可能有点累。

姚燚：是，所以说不是人人都能读懂卡尔维诺的，他的创作属于真正在思考历史、文化、人生的读者，“观念寓言”有很丰富的文化内容，需要读者掌握较多的背景知识，这是一个挑战。从目前市场销售的情况来看，《为什么读经典》这样介绍性的书最受欢迎，而在小说中，《树上的男爵》、《巴黎隐士》等比较受欢迎，因为想象力丰富、天马行空，容易得到高端读者的共鸣。

北京晨报：很多中国读者觉得，卡尔维诺小说缺乏生动的人物，不好看。

姚燚：因为我们习惯了人物描写比较清晰的作品，对卡尔维诺的写作缺乏亲近感。其实，欧洲许多国家小说都有这个特征，荷兰、德国都不注重写人，而是有很浓的哲学意味，这就要靠个人的悟性去解读了。如果你希望看到一些普世的道理，那么，卡尔维诺小说就能给你带来滋养。

我们的卡尔维诺在哪里

北京晨报：以当下国内读者的阅读能力，推出《卡尔维诺文集》，岂不是费力不讨好？

姚燚：是的。今天国内读者更喜欢看故事，用故事来验证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而没有通过阅读小说来学习的习惯，不过，中国正走向世界，我们接触到国外的东西越来越多，阅读习惯总是要慢慢培养的，这需要很多年的努力，短时间无法成功。将国外高端的创作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是出版社的责任，这样的工作，译林出版社还会继续做下去。

北京晨报：读卡尔维诺会有一种焦虑，这样的小说，中国作家为什么就写不出来呢？

姚燚：能不能写出来，不好武断地说，但国内这样的创作确实比较少，译介过来，对中国新一代作者是一个好的借鉴。欧洲文化源远流长，制度也一直在催生着作家，一代代人形成了文化积累，而我们出现了文化断层。

从《为什么读经典》开始

北京晨报：对于刚刚开始阅读卡尔维诺的读者来说，您有怎样的建议？

姚燚：阅读经典作家，需要更多思考，而不是把它当消遣，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只有经历了这些折磨，你才能真正认识到生活的本质。相反，读穿越小说很轻松，但给你的都是假象，人是可以轻易满足并获得快感的，但你离生活的核心会越来越远。总之，多读多想，就会有收获。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从哪本入手比较合适？

姚燚：还是先从《为什么读经典》开始比较好，能大致了解卡尔维诺对文化的态度，此外是《树上的男爵》、《巴黎隐士》等，读这些书适合在书房里，用比较完整的时间，一个字一个字去读。陈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