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艺术界一年一度的秋拍盛会正在预展和热身中，各大拍卖公司如苏富比、佳士得、中国嘉德、北京荣宝等都已推出重点主题或进行预展。这其中，中国当代艺术再次备受关注。2011年的春拍，中国当代艺术品迭创新纪录。尤其在苏富比春拍"尤伦斯专场"、"二十世纪中国艺术专场"中，中国当代艺术强劲复苏，很多作品拍出天价，有的大大超过了古典艺术作品。资本对艺术品的疯抢，令人惊叹。

中国当代艺术春拍中的抢眼表现，让各大拍卖公司对其秋拍仍然抱着高昂的信心，佳士得等都准备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拍卖专场。那么，颇有泡沫味道的中国当代艺术为何身价暴涨？究竟是谁绑架了艺术品市场？而中国当代艺术的艺术价值又怎样评判？在中国当代艺术收藏热的现象中，这些问题引人关注和思考。

为此，《法治周末》特地约访了近期回国讲学的艺术评论家段炼先生。段炼先后在纽约州立大学、威廉大学等美国高校任职，现为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教授，旅居海外20多年，一直从事现代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的研究。他虽身在海外，但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却颇多关心。他对当代艺术商业性的分析和批评，几乎是一针见血；而对于陈丹青这样的画家，他将其比喻为"一条蚯蚓"。

段炼

中国当代艺术能够在西方具有一席之地，被他们写进艺术史，就是因为中国当代艺术被打上了政治标签，而不是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具有艺术价值。这个我们应该清楚。

法治周末特约记者朱航满

艺术市场，发疯了

《法治周末》：现在中国出现了当代艺术投资热，许多当代画家的画作屡屡被拍卖出高价，诸如刘小东，他的画作甚至比一些我们认为古代或现代的经典画作还要昂贵，这正常吗？

段炼：首先我可以说，这种现象肯定是不正常的。但是面对这种现象，你要看到两种情况：一种是那么高的价钱，画家实际上并没有得到钱，这点大家要很清楚；另一种是画家得到钱了，但是画家并没有得到那么多。也就是在整个艺术市场买卖操作的背后，是有另外一种力量存在，这种力量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画商。画商在那里操纵着整个市场，所以有刘小东的画拍出高价这样的事。

在当代，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刘小东都是很好的画家。他前两年有一张画《三峡新移民》，这幅画卖了近三千万元，刘小东实际上没有拿到那么多，拿大头的是背后操作这个事情的画商。而且好玩的是，这幅画的买主，是一个做餐饮业的北京商人。刘小东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评价是，发疯了。就是说整个艺术市场发疯了。

那么就有人问这个餐饮业的老板，你花近三千万元买这幅画，究竟是要干什么呢？打算怎么处理呢？因为这个价钱顶天了，几乎没有升值空间了，怎么办？买家说："我挂在餐厅里。"对于画家来说，近三千万元的画作，这个价钱就等于国宝了，而你挂在餐厅里等于完蛋了。

尤伦斯，耍了我们？

《法治周末》：今年四月份，尤伦斯美术馆拍卖了其在中国收藏的当代艺术作品，所有作品无一流拍，且不断刷新拍卖纪录，引发了人们对当代艺术的思考。你怎么评价尤伦斯的做法？

段炼：外国画商，通过低价购入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经过几番炒作，炒到很高了之后，再把它们出手。尤伦斯美术馆就是这样。而最后接手的是中国人，中国那些发财的人，拿着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看见艺术投资可以赚钱就去投资艺术，但等他们接了手之后就出不去了。这是当前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

尤伦斯在中国当代美术到了天价的时候，它突然宣布要撤退，中国当代美术界全都傻了。这个事情因为闹得太大，大家感觉似乎被人耍了。

最近我看到一个美术界的新闻，尤伦斯说它没有撤退，这个说法不过是一个策略而已。因为它撤退的时候，中国艺术已经被它炒到顶，赚不了钱了。现在，它把货全部抛出去之后，转移战场，到印度去如法炮制。

《法治周末》：这对于中国的艺术界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段炼：我们从尤伦斯的操作，再看刘小东那近三千万元的画，其实就是一个中国商人接了这个单。所以我们说，当代中国艺术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刘小东肯定是个好画家，他的画也是当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但是三千万元，这个太荒唐了，刘小东自己都认为是发疯了。

但是出现这么几个之后，就会出现一个跟风效应。很多人都会跟着他们，觉得我也会发点财啊，我发不了三千万元的大财，发点小财吧，三百万元、三十万元也可以吧。所以这种心理，会引发整个当代中国美术的爆发。

其实，我们应该有一种金字塔眼光，走在金字塔顶端的，毕竟是少数，越到底层越多。底层的人不但卖不了高价，甚至生活都很困难，你到北京宋庄去看看，夸张一点说，那里的画家多如牛毛。每个画家的作品要想都卖一千万元，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宋庄大多数画家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且很多人生活得很窘迫。国外有些人，把他们称作饥饿艺术家。这个称呼也就告诉我们，靠艺术为生的人，毕竟是少数。

国内艺术界，分化得很厉害，做商业艺术的、做纯艺术的、做实用艺术的等各个方向都有。做纯艺术的，你如果在金字塔的底层，画卖不出去，可以说生存都很困难。

网络文学=“文学注水肉”？ 网络文学曾被乐观者誉为“新文明的号角”，也曾被悲观者斥为“言语的垃圾”。在热闹、争议和疑问中，网络文学一路磕磕绊绊地走来，“注水”的隐忧一直以来都是挥之不去又难以回避的一道伤疤，甚至被冠以“文学注水肉”的称号。勾犇/CFP

9月19日晚，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在互联网上风生水起的网络文学，与此中热闹没有多少关联，多少显得有些“落寞”。本届茅盾文学奖首度吸纳网络文学作品参与评选,一共有7部作品参评，结果无一斩获，除《从呼吸到呻吟》、《遍地狼烟》、《青果》在第一轮投票中冲进前81名外，其余均名落孙山，仅仅是在176部参评作品名录上露了一下脸而已。

两千年与二十年的“比拼”

网络文学落选于全国性文学评奖并非首次，去年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在茅盾文学奖中同台竞技，从目前的情形看是难有胜算的。究其原因在于，从评奖性质上看，这两大文学奖项说到底还是属于“专家奖”的范围，其评选的机制和遴选标准都是基于文学传统和社会期待而设置的，是纯文学的“精英奖”。如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要求作品拥有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注重思想的深刻内涵，要有切入社稷民生的历史担当和人性温暖，以及艺术审美的精致与创新等。这些显然不是网络文学的强项。

“自娱以娱人”的网络写作，其长处不在于精致和深刻，而在于市场、大众、草根的认同和广泛参与。从《诗经》算起，我国传统的精英文学已经走了两千多年，而汉语网络文学的成长期满打满算还不到二十年。两种文学的创作方式、功能模式、发展水平和品相质地都存在较大差异，现在却要求用同一个评价标准去衡量，网络文学显然处于弱势。

且不说这次参评的几部作品是否真能代表浩如烟海的网络小说的创作实绩，单就本次参评作品要求必须是已经完成并公开出版的纸质出版物而言，这个前提就基本上预设了网络小说的“命运”。因为网络小说可以是超文本和多媒体的，文字叙事可以连载和续写，其生命活力永远存活于网上，点击率才是网站、写手和网民品评作品的基本“标的”。

于是，就难免出现这样的质疑：既然参评的网络小说都没有走得更远，茅盾文学奖是否过于“阳春白雪”了？

是的，茅盾文学奖就是文学界阳春白雪式的“专家奖”或“精英奖”。吸纳网络小说参与这种评奖是必要的，作为数字传媒时代最具大众趣味的网络文学落选于这样的奖项也属正常，没什么好抱怨的，不属于常识以外的意外。

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抱团取暖”

需要关注的也许是网络文学参评茅盾文学奖背后的意义，即对于优化当今文学生态的意义和对网络文学本身发展的意义。

茅盾文学奖对网络文学敞开大门，意味着传统文学对网络新媒体文学的身份认可和资质接纳，有助于改变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彼此观望、不相往来的格局，实现两种文学相互交流，加深了解，切磋砥砺，融合互补，促进网络写手学习传统文学、了解传统作家，也引导传统作家和评论家走近网络文学、了解网络写作，从而改善和优化媒介融合语境中的文学生态，让两种文学在有些低迷的文学市场上“抱团取暖”，共创繁荣。

恰如有网友所言，当代文学经历的“网络洗礼”，既能使陷入瓶颈的传统文学获得重现辉煌的机遇和力量，亦能使泥沙俱下的网络文学提升审美与文化素质。不断借鉴传统的网络文学和不断亲近网络的传统文学，通过茅盾文学奖这样的社会关注度很高的比对平台，让传统文学意识到，文学有关人的心灵，从来可以由不同的道口进入，网络霸权不好，媒介歧视也不对，应该对网络写作投以理性的目光，给予必要的关注和激励。

对于网络文学而言，也可以在这个机会均等的评审中检视水平，看出差距，意识到作品未能入围，不在于它是否出自网络或有网络的特征，而是少了一些文学的品质。这样，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就可以从昔日的观望、对视走上了解、交流、融通和互渗互补之路。这对于整个中国文坛来说，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

众所周知，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有明文规定，一个作家即使写得再好，一生中也只能颁给他一次。但是有个作家却获得过两次，而且截至目前是唯一两度摘此桂冠的作家。如此非同寻常的人物便是生平与创作皆极富传奇个性的罗曼·加里。

1956年，罗曼·加里因长篇小说《天根》首获龚古尔文学奖。事实上，早在1945年他就以处女作《欧洲教育》一举成名。此后，他更以外交官和电影编导的身份为人所熟知。但在荣获法国最高文学奖项十余年之后，罗曼·加里决定考验一下自己，看看自己到底是因为作品本身，还是仅仅因为罗曼·加里这个名字而大受欢迎？于是，自1974年开始，他决定暂时告别“罗曼·加里”，启用埃米尔·阿雅尔这一笔名发表作品。没想到，作品的出版依旧非常顺利，当年便以埃米尔·阿雅尔的署名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更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二年竟然又以《来日方长》这部向维克多·雨果表达敬意的作品再次荣膺龚古尔文学奖。

显然，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是被罗曼·加里成功地欺骗了。不过要是说句公道话，这哪里又算得上什么欺骗？罗曼·加里本来就不是冲着第二次拿奖去的嘛。要知道，罗曼·加里虽是在考验自己，岂不同样也是在考验着法国的出版界和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委们？问题的关键是，法国的出版界和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双双经受住了他的考验。这次误颁的龚古尔文学奖非但未能使其权威性蒙受损失，反倒让它的公正性变得显而易见了。评委们或许可以从中接受点儿教训的，无非就是下次在决定颁奖之前别忘了先看一眼作者的身份证罢了。不管怎样，此次事件让我见证的是法国文学界的一次全面性胜利。也就是说，从作者到出版再到评奖，没有哪一方不是赢家的。

就此不由得联想到中国，有哪位著名作家胆敢照罗曼·加里那个样子去做呢？倚名卖名那可是求之不得的机会呀。怕的就是没名或者名气还不够大，怎会去想洗尽铅华素面出场的事情呢？那不就是自绝生路吗？没了耀眼的铅华，谁还认识你那张脸呢？人们想要看的根本就不是你本来的面目啊。也就不能只怪作家了，谁让出版界都是那么的势利呢？如果说中国的作家不自信，那也首先是因为中国的出版界太不自信。结果，双双自卑成了虚名的傀儡。有些文学奖代表的与其说是作家或作品的实力，还不如说代表的就是一个名气而已。也正因为是名气的象征，所以才会招引得有些作家们趋之若鹜。久而久之，已然完全忘记文学是什么了，甚至沦为名利场上的交际花。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作家是需要出版界来造就的。由于没有法国当时那样的出版界，所以我们也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罗曼·加里出现。我唯一寄予奢望的就是哪一天，突然听到哪位神经正常的作家在得知自己被授予某个文学奖时，当场就干脆对评委们说起“不”来。但这样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

早报记者 许荻晔 发自北京

“面对鲁迅我很惭愧。我们当下的话语方式被权力、欲望……各种东西污染，要还原鲁迅的原本，他的真实的心态、纯粹的精神的清洁性，对当下的学者很难，包括我自己也在内。鲁迅这样的人，前无古人，到现在也没有来者。好在我们有他，民族才有闪光点。”昨天，在首都图书馆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的“再读鲁迅”讲座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原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说。

讲座以孙郁与学者止庵的对谈为主要形式，对当下如何理解、阅读鲁迅，鲁迅的意义等话题都各抒己见，也对观众提出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详尽解答。

教科书大撤退：

鲁迅不希望别人学习他

在新版语文教科书中，鲁迅作品被大量删减，成为文学界、教育界的重要话题，赞成与反对者各执一词。

孙郁：其实从上世纪20年代起，当时的教科书就选入鲁迅的作品，但是鲁迅自己是不赞成的，他认为自己的文章有毒，不希望青年人沾染毒素。另一方面，鲁迅的文章常常表现出他的悲悯情怀以及敏锐的洞悉力，同时也有和常人思维不一样的逻辑结构、价值取向，这是常规教育很难接受的部分。加上讲授鲁迅作品的人，常常是以鲁迅最反感的方式来教。

鲁迅其实反对本质化，反对十全十美，他的话语方式和现在的教育是完全拧过来的。鲁迅不希望别人学习他、成为他，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自己而不是他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只有有个性的人才能够进入鲁迅的世界。之前这种自上而下的学习鲁迅，结果证明是失败的，而且招致一些青年对鲁迅的反感，也是“鲁迅大撤退”的一个原因。但真正的知识分子、有责任感的教育家，还是希望把鲁迅放在教科书里的。

止庵：接着教学方法说，鲁迅的文章也好，周作人的也好，好的文学不是按照规矩来写的，但是教书是按规矩教的。比如《藤野先生》起首，“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其实是从半截说起，如果要分段的话，应该是第二段，第一段鲁迅省却了。这种写法不适合教学。另外，鲁迅应该是一生阅读的对象，在不同的年龄读他不同的文章，他的一部分作品是适合中学生读的，但有些作品适合在之后的人生阶段阅读，选在先了，学生的胃口倒了，影响对鲁迅的印象。将来进大学又可能是学理科，没有机会完整地接触鲁迅，就把这种不好的印象保持下去了。

天才：

每个领域都有独到建树

鲁迅的身份多重，小说家、诗人、学者、教育家、社会批评家……每个领域都有独到眼光与建树。鲁迅的去世在止庵看来，是一个天才的中断。

止庵：鲁迅写小说，其实只是轻松的时候偶尔为之。他才华特别出众，投身到一个领域当中，就能在这个领域中取得最好成果，他的文学成就那么高，其实没有用多大的心思。他全力干的是两件事，第一是翻译，这个事情一生没断。第二是后期写杂文，这其实是为了乐趣。有点像现在微博跟帖。鲁迅订几份报纸，每天读报看到一些言论，就写文章寄到报社，第二天再看发表了没有，别人怎么回应，像今天的跟帖，要是在今天，他不用订报纸，在网上搜索就得了。

鲁迅其实有好多准备了一生的事情都没有做。他从1927年起停止文学创作，但在他去世那年又开始创作了，比如《死》、《这也是生活》、《我的第一个师傅》、《女吊》……都非常好，但是他突然去世了，包括他一直想做的文学史、碑刻……好多事没完成。

孙郁：鲁迅的藏书中，有关于非洲土著的、天体物理、星座的书……都是他业余时间休闲读的。所以说周作人读过什么书大家可以通过他的文字知道，鲁迅读过什么大家都不知道。鲁迅还收藏许多画作，比如格拉斯的石版画，背后还有格拉斯的签名，他的眼光太厉害了，看的都是世界上一流大家的作品。

好骂：论敌的噩梦

近代史上许多留名人物，因被鲁迅骂过，而先入为主地成为后人概念里的反面形象。当“鲁迅”渐被拉下神坛，鲁迅重新被质疑，睚眦必报便成了当代人理解鲁迅的重要维度。

止庵：从鲁迅的性格上说，他具有诗人气质，嫉恶如仇，做事容易做极端，如果跟他关系很好，就会很好，但如果关系不好，结果就会比较惨。

比如1929年鲁迅出版了比亚兹莱、蕗谷虹儿的画选，这两名画家并不是很有名，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出版呢，因为叶灵凤剽窃了他们的作品，所以鲁迅做得特别绝，把他们的作品全出版了，证明你是剽窃。叶灵凤曾经有个小说人物，总是从《呐喊》撕几页去大便。小说出来时，鲁迅没有回复。后来《阿Q正传》改编为话剧，叶灵凤对此进行评论，鲁迅便称：“好像我那一《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他就是可以把东西做到极致，包括刺人一下。当时叶灵凤那么说，他生不生气不知道，但是显然是记得的。

孙郁：鲁迅从来不自己先骂人，都是别人骂他或者见别人受欺负。他骂人总能抓人破绽，像他跟梁实秋论战，梁实秋先抖聪明，问鲁迅你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我乃谁的走狗，好去领赏。鲁迅便接你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从禅宗的角度，这其实是机锋，是智慧碰撞。当然对梁实秋来说是噩梦。

齐邦媛

南都讯记者陈晓勤 实习生常先凤 前日，第二届“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台湾作家齐邦媛凭借作品《巨流河》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此外，作家张承志、李娟、筱敏也分别凭《匈奴的谶隔》、《阿勒泰的角落》和《成年礼》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的10部作品则包含刁斗的《一个虚无主义者的正常死亡》、格致的《婚姻流水》、马小淘的《我去2005年》、赵瑜的《切片》等。

“在场主义散文”奖是由作家、散文家周闻道发起的民间大奖，旨在振兴散文创作，重构文学价值，捍卫文学尊严。第一届在场主义散文奖由作家林贤治获得，两年来，该奖对20多位散文作家的作品进行了肯定。

齐邦媛：因为在场，所以没有阻隔

齐邦媛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颁奖典礼，奖项由她儿子代领，并宣读获奖感言。齐邦媛说，她起初对这个奖并不很了解，但“在场主义”的提法让她觉得亲切。“以我的理解，在场就是亲历。在这本书里，我写了我所亲历的真实的故事，其实也写下了大家的故事。书出版后，我收到了近五百封各地的来信。有不少人都在信中感慨：你怎么那么了解我，你写的是我的故事。我想，他们在阅读过程中，真正把自己放了进去。因为在场，所以没有阻隔。”

筱敏：民间文学奖建立了自己的评价标准

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的筱敏，是广州当代诗人和散文家，她表示获奖于她是一种鼓励，并认为“在场主义散文奖”的设置是件好事情。“民间的文学奖创立了自己的评价标准，有这样的人来做这样的事还是不错的。多元的文学世界不是只有一个批评标准，自己也只有在这种多元的标准中才有立足之地。”

偶然接触到爱伦·坡的作品后，其独特“魔力”令我着迷。我想要更深入地了解他，想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他是怎样看待世界、文学的。朱振武教授的《爱伦·坡研究》中对爱伦·坡及其作品做出了许多独到的分析、阐释，此书是国内少见的爱伦·坡研究专著。

这部书的内容大致成五部分：一是爱伦·坡的生平介绍；次者是对爱伦·坡作品的多重解读；再者介绍国国内外爱伦·坡研究情况；此外，分析了爱伦·坡对后世的重大影响，详细探讨了坡的美学思想。其内容之详备使我阅读后对爱伦·坡及其作品有相对完整的认识。

该书第二部分对爱伦·坡作品的解读可见新意。当前，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爱伦·坡的小说上，却忽视了对其诗歌的研究。初时，鲁迅执笔介绍爱伦·坡，成为国内第一人，然而，他对爱伦·坡的诗歌几乎没有提及。而目下学界又因袭了这一态势。幸而，《爱伦·坡研究》有所改观。此书将爱伦·坡的诗歌置于与小说同样重要的研究地位，对二者均作了细致的阐释，如著者言：“爱伦·坡首先是一名诗人，其次才是短篇小说家。”

又如，关于爱伦·坡的文学、美学思想的研究，国内学界并不深入，创见无多。《爱伦·坡研究》有鉴于此，书成一章来深入探究爱伦·坡的美学思想，专注于“效果”（Effect）的理念。这一理念是这位文学大师的独到之见，故而有必要切中肯綮地叙述一番。这部研究专著做到了这一点。

此外，更重要的是该书中有个贯穿首尾的指导理论，即人文主义关怀。书中字里行间流动着的便是这一情感意识。爱伦·坡生存的时代是从农业社会渐进至工业社会的，经历着时代变迁的民众承受了变迁所引发的精神上的困境，内心的不适、焦躁甚至是恐惧都被激发出来了。于是，失态、疯狂甚至死亡成为这一工业时代的一种现象。爱伦·坡自然观察到了这些人的心理，对其充满同情，在作品中表达了这一情绪。《爱伦·坡研究》深入挖掘了爱伦·坡的这种人文关怀，看出了爱伦·坡对人类命运、生存危机等问题的关注。书中写道：“爱伦·坡就是要通过解谜破案从邪恶造成的不安与恐惧中寻求救赎的机会，让充满人文焦虑的现实世界变得和谐”、“其作品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深入到了人类心灵的深处，超越了时代”、“爱伦·坡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由人生而宇宙的深邃思维”……因此可以说，该书在探索深层的文化蕴含和人文精神。当然，《爱伦·坡研究》中的这种人文精神对当前的社会生存状况依然有警醒意义。此时需要这种人文关怀、人文精神，来抚平人们心灵的缺陷。

《爱伦·坡研究》，朱振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5月，40.00元

前几年听说有一个叫顾彬的德国汉学家批评中国文学，引起争论。他说一个作家不懂外语就不是作家，中国当代作家不会外语，看不懂外文原著，其对中国当代作家和文学的贬低显而易见。在我看来，顾彬这话显然是错的。不过我不是作家，也不搞文学研究，从没有把这道听途说的东西当真。

近来中华读书报（2011年8月10日）用一个整版登了顾彬的一个讲话，题目挺吓人：“什么是好的中国文学”。这是一个形而上学式的提问，引起了我的兴趣。读过之后，印证了以上说法，也证实了我的看法。

要说明“好的中国文学”，首先就要说明什么是“中国文学”。但是顾彬并没有直接说，而是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是好的文学？”。话题虽然转了一下，问题却没有改变：要说明什么是“好的文学”，必须说明什么是文学。不过，文中谈到文人、学者、作家，小说、诗歌、翻译，就是没有说明什么是文学。也许，文学是什么乃是自明的，无需多说，只有对我们这些不搞或不懂文学的人才成为问题。但是，顾彬明确谈到“无论是教授还是老百姓，我们不太思考什么是文学？什么叫文学？”，这似乎又表明，什么是文学并不是一个用不着说的问题。顾彬谈到许多文学，包括经典文学、网络文学、通俗文学、群体文学、80后的文学等等，他明确质疑网络作家的东西“真的能够叫文学吗？”，他还质疑一个法国女作家的书“是文学吗？”。同样的质疑也许可以用于其他种类文学作家的作品，于是我感到深深的困惑：若是没有“文学”标准，这样的质疑还会有任何意义吗？

也许，顾彬的重点在于说明“好的”文学，人们不必求全责备，只要获得关于好的文学的概念就可以了。那么什么是好的文学呢？顾彬说，“Shakespeare的是好的文学”。这个说法固然不错，也只有看过莎士比亚作品的人或知道莎士比亚的人才会明白它的意思。人们可以照猫画虎，说曹雪芹的是好的文学。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文学。因为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好的文学的例子，而不是一个关于好的文学的说明。

顾彬说，“好的文学应该有它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大概不能算是关于“好的文学”的说明。别的不说，上述几种文学大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比如“网络的”、“通俗的”、“群体的”、“80后的”等等，否则，这些名头是如何得来的呢？但是这些独特之处能够说明“好的文学”吗？一如顾彬对网络作家的质疑，既然连是不是文学都成问题，再独特又有什么用呢？也就是说，没有关于文学的认识，独特性并不能说明好的文学。

顾彬谈到一些中国作家的书在德国很畅销，他们的小说能够出几十万本。但是他认为，这些“人的作品都属于通俗文学。基本上不可能有教授、作家看他们的作品。德国最重要的报纸不会发表关于他们的书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德国文坛好像是不存在的，只能在老百姓、在普通的读者中存在。”这里可以看出，顾彬承认这些作品是文学，尽管是通俗文学。他的话充满贬意，似乎意味着通俗文学不是好的文学。这个看法是不是有道理暂且不论，关键是他给出的解释。我很疑惑：教授、作家不看的作品是不是就不是好的文学作品了呢？换句话说，是不是只有教授、作家看的作品才是好的文学作品呢？我不知道什么是德国文坛，也不太了解德国老百姓，但是从顾彬的描述却隐约感到，这个德文文坛与德国老百姓似乎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它们好像不大关心也根本不屑于关心德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多年以前一些德国教授和我谈到他们读的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时，我还为自己没有读过而有些不好意思。因此我不太相信顾彬所说那几十万册书的德国读者没有教授和作家，也许我的德国朋友是被顾彬排除在“基本上”之外的。反正顾彬讲德国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听着就是了。

顾彬说，“好的文学作品，需要很长时间写作。如果一个人不能等两三年完成他的作品，他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作家。”这样的说明牵涉到文学作品和作家与文学的关系，无疑比对文学的说明复杂得多。在我看来，即使能够说明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也不一定能够说明什么是（好的）文学；即便说明什么是（好的）作家，也说明不了什么是（好的）文学。至于完成一个文学作品需要多长时间，这似乎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经验问题。但是竟然能够用它作为评判作家好坏的依据，（是否含有评判好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的依据姑且不论），我感到不可思议。中国早就有七步赋诗的故事，熟悉欧洲文学的人也知道，巴尔扎克的许多作品写作都是有期限的，他绝不可能像顾彬所说的那样一天写一页。也许在顾彬眼中，曹植、巴尔扎克算不得好作家。当然，“不一定”一词也可以使顾彬将他们排除在自己的结论之外。不过，需要排除的人若是多了，这个论断还有什么意思吗？

与这个论断相近，顾彬谈到一个写了一万首诗的人，然后说，“一个好的诗人不可能发表这么多。”诗人如何写诗，多长时间写一首诗，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是这居然能够成为评判诗人好坏的标准！？陆游赋诗几万首，保留下来的也近万首，难道他不是好的诗人吗？

顾彬谈论的另外两个方面与语言有关，而且是与外语和中文有关。文学与语言相关，大概是常识，用不着说什么。但是，若想围绕文学说明“什么是好的语言”，就不是常识，而是具有专业水准的问题了。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个有意义的问题，顾彬仍然没有给以明确说明。相反，他的一些说法常常令人莫名其妙。比如他说，“80后作家的语言非常简单，我看他们的作品不用查字典。但是好的文学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比如语言方面的挑战。我翻译……的作品，他们的语言非常复杂，我不光要用字典，还会问中国人。我很喜欢这种挑战。”区别作家用语简单还是复杂，无疑是可以的。问题是，这也能成为文学好坏的标准吗？更成问题的是，顾彬区别语言简短复杂的标准竟然是他自己的中文水平：在翻译中用不用字典！？一个德国人，能够看中文翻译中文，我对顾彬还是钦佩的。问题是他以自己的中文水准作为评价文学好坏的尺度，这不禁令人瞠目结舌。用中国人的话说，这好像是在说天有一口井大，用西方人的话说，这似乎是在讲人是万物的尺度。早在两千多年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从这话可以得出矛盾。即便如此，我还是想问，按照顾彬这个语言标准，老舍的作品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

顾彬说，“我说过一句话，中国当代作家一般不会外语，也不愿意学习外语。有人讥讽我说，杜甫会外语吗？曹雪芹会外语吗？你不同意他们的作品是经典吗？我同意是经典，但是我谈的不是古典文学，而是当代、现代文学，区别很大。”这段话大概是回应此前中国学界对他言论的批评，也是在继续陈述他自己的观点。

看得出来，顾彬这是在用区别古典与当代的方式为自己做辩护，大概也是对自己以前说过的话做出修正。因此，我们可以不必纠缠顾彬过去说了些什么，而围绕这里的引语进行讨论。让我把这个话题转换一下：一个好的中国（当代）作家一定要会外语吗？与此相关，不懂外语，就出不了好的（当代）文学作品吗？好的文学作品当然与好的文学有关。所以，这样的问题与顾彬所谈的题目其实是相关的。他大概也是想以这样的方式迂回地谈论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而他隐含的结论则是，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语，所以写不出好的文学作品，因而也就谈不上有好的文学。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要说清楚两点。一点是要说明什么是文学，进而说明什么是好的文学。另一点是要说清楚什么是外语，进而说清楚外语与文学的关系。关于第一点，顾彬没有说，我们也就不必多说。古典文学是好的，古典作家不懂外语，可见外语并不是好的文学的必要条件。于是我们的问题就变成一个不那么普遍的问题：外语是不是好的当代文学的必要条件？

顾彬认为，欧洲人习惯了学习外语，他也提到鲁迅、林语堂、张爱玲等作家是懂外语的。由此他大概是认为，当代作家应该会外语。不能说主张作家学外语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但是我认为，作家学习外语是一回事，出好的文学作品则是另外一回事。欧洲作家懂外语，中国一些作家，比如鲁迅等人也懂外语，这是事实。问题是，他们懂外语是不是就可以证明不懂外语就一定不能出好的文学作品？在我看来，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它没有把这里的道理讲出来，它没有告诉我们，外语与文学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外语为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的必要条件。

Laura Facey's "Redemption Song" sculpture

近日，牙买加国家画廊总监Veerle Poupeye说：“配音诗人Mutabaruka曾表示我们很有必要从公共贡献的角度，去思考‘Redemption Song’这座雕像中的那个‘男人’是不是一个同性恋——这座雕像表现了一男一女两个人赤裸裸地站在一潭水中，他们同时抬头向上看，象征了从奴隶制度中的精神解放；但是这个‘男人’在面对异性的裸体时，居然没有任何生理反应。”

在公共场所创作艺术品对艺术家来说是一种挑战：不仅要使作品的受众易于理解，还要表现出作品对其周围事物的敏感，并且考虑到它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而这种敏感性需要比平常更加敏锐，因为一件艺术品的相关情况通常是模糊不清的。由于失业、医疗保健的缺失、政治动荡等这样的基本社会问题需要被纳入观众的精神状态中，因而观众对一件艺术品的反应通常是无法预测的。

2003年，牙买加艺术家Laura Facey从16名候选人中被挑选出来，为金斯顿解放公园（Emancipation Park）创作一件公共雕塑。这件雕塑被命名为“Redemption Song”——也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座雕像。它的意象十分简单：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站在水中抬头望天。作为对解放运动的纪念，这位艺术家的本意是表现团结精神以及从奴隶制度中获得自由。从表面上来看，这座雕像似乎不会引起道德或是文化上的异议，但考虑到牙买加自身的文化背景，对这件作品的理解瞬间变得复杂起来。“Redemption Song”被安置到公园不久，就受到了许多非议，人们质疑它对表现“解放”这个概念的能力。不仅如此，Mutabaruka对其忽略了男子气概的抱怨也引起了人们的共鸣。Carolyn Cooper教授在她的文章“Enslaved in Stereotype: Race and Representation in Post-Independence Jamaica”中对这件雕塑的种族立场提出了质疑：“这座雕像似乎是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再刻画。”而牙买加国家画廊的首席策展人David Boxer对这座雕像遭遇的异议此作出了回应：“我看到了两个人，两个黑人，一男一女，他们站在‘治疗之泉’中。他们抬头看向天空，祈祷着——是的，这是一种祈祷。这件作品是对万能的上帝的赞歌。”

他当时在写作的时候，本来就怀着执着甚至有些倔强的文学信念，只遵从内心。

写了37年，他何尝不明白读者喜欢什么。可是，满足他们，就等于取消自己。所以他才会说，回避某些读者，不与其对话，恰恰是一部分写作者最好的状态，是确保他整个事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这种回避，才会赢得时间的检验，最终也将获得最多的阅读。

事实上，张炜的《你在高原》在出版一年之内，就囊括了《亚洲周刊》2010年“世界华文十大小说”、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十余个奖项；2011年8月20日，《你在高原》以最高票数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但是，《你在高原》出版之始面临的朴素的好奇始终存在：有多少人能耐下心来，愿意沉浸于这样从容缓慢的故事？甚至也有人质疑茅奖的评委是否全部通读过《你在高原》。

“它是通称为‘长河小说’的那种，即书中有共同的主人公和共同的故事，篇幅太长了，分开出版就很麻烦。”张炜说。他并不是一个以大为美的人，尤其在这样一个算不得深入阅读的时代。他觉得有不同声音和质疑属于正常而且必要，作者可以从中学习和汲取经验教训，需要认真倾听。但就个人而言，《你在高原》是他最复杂也是个人付出心力最大的一部作品。他说，我们可以把玩一个精美的玉雕，但是它不能够取代长城，因为两者有不同的美。“这并不是说我的作品像长城那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只是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追求。”

作品长短只是表象，值得探讨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作品的品质。在担任茅盾文学奖评委之前，评论家施战军就已全部读完《你在高原》。“每一部都在水平线以上。我能从《你在高原》中感受到张炜受法国浪漫主义和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具体到《海客谈瀛洲》和《无边的游荡》中，又能读到屈原式的彻痛，作家有一种痛要表达，却不是用恨的方式表达。”《你在高原》中包含的10部作品充满对抒情和诗性的迷恋且气势饱满，张炜以这样的力量和文学抱负打造出一个文学思想者的形象，在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里尤其值得推崇。

《你在高原》之前，张炜的全部著作加起来已达1250万字，包括18部长篇、11部中篇、130多个短篇和300多万字的散文文论以及两本诗集，也曾多次与茅奖擦肩而过：《古船》两次入围茅奖，《九月寓言》也是两次入围，被张炜本人认为“自己最棒的作品之一”的《丑行与浪漫》也曾接近茅奖。站在这些厚重积累之上，作为张炜耗费22年时间的《你在高原》，不仅仅是一部挑战读者思想深度的作品，也是一部挑战读者艺术情操的作品。用评论家洪治纲的话说，它再次表明，文学是一种“慢”的艺术。

“读者的信任非常重要，来自各方的鼓励尤其宝贵，但是这一切都要放在时间中去检验。”张炜说，茅盾文学奖有一种引导的作用，广大读者会逐渐认识这部作品。文学写作尤其是纯文学写作，相对来讲具有自己不可取代的个性化，任何作品都需要在很漫长的时间水流中去浸泡、稀释，因为纯文学有自己相对的硬度。有时候积累起来的读者群更可靠。

“高原”统一了城市、乡村和原野，是一个人依靠顽强和雄心所能够抵达的现实和精神两个层面的高原。“《你在高原》更像是一道坎、一扇门，它翻过了、打开了，我才能从这里出发，走向我自己的远处了。”

涉嫌作品获得第六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 评审方表示将进行核查

近日，有网民在论坛发帖称，广西柳州一家公司制作的《心灵之窗》动画片中大量抄袭了日本著名动漫电影《秒速五厘米》的场景和分镜，最近竟然获得了第六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引起网民广泛关注。

据新华社电 制作方在接受“中国网事”记者采访时称，《心灵之窗》以前的确存在部分场景与其他动画片相似或雷同的情况，但获奖作品是修改后的作品。广西铜鼓奖组织评审方表示，如果调查发现网民反映的涉嫌抄袭情况属实，将作出严肃处理。

网传获奖动画片“山寨”

近日，有网民在天涯、时空网等论坛发帖《耻辱啊，山寨<秒速五厘米>的国漫<心灵之窗>获广西最高文艺奖》，称柳州一家公司制作的《心灵之窗》动画片大量抄袭了日本的著名动漫电影《秒速五厘米》的动漫场景和分镜。

网民“itachi3”发帖说，铜鼓奖好歹是广西最高文艺奖，这种抄袭过来的东西也能获奖，说明广西文艺水平太低。有网民担心，涉嫌抄袭的企业能轻松获奖，或许会让更多的动漫企业争相制作“山寨货”，因为这种获取名利的方式成本低而且程序简单。

有网民指出，国内不少动漫作品单从名字上看和国外一些作品就很相似，从内容上看模仿痕迹也比较明显。

制作方承认确有“借鉴”

制作方在接受“中国网事”记者采访时承认，《心灵之窗》的确存在部分画面场景借鉴其他动漫作品的情况，但作品已在原作基础上进行了修改，目前获得第六届广西铜鼓奖的作品并不存在问题。

《心灵之窗》制作方广西蓝海世纪数码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炯介绍，《心灵之窗》是一部独立创作的动画片，作品制作周期约为两年，2009年9月首播，开播一周后就传出部分内容存在抄袭的质疑。在获知这一信息后，公司立即组织了自查，发现在《心灵之窗》共26集2500多个镜头里，确有28个镜头与日本动漫《秒速五厘米》相似，其中两三个场景借鉴痕迹比较明显。

李炯介绍，公司主要负责动漫制作的前期和后期，由于中间制作部分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公司就采取了外包，“中间制作方可能由于赶工期，完成得比较仓促。加上我们的作品在分镜头方面设计得不是很详细，把关不够严格，导致出现了这一严重问题。”

涉事公司遭受重创

尽管遭遇“涉嫌抄袭风波”，李炯认为《心灵之窗》与《秒速五厘米》在主题、剧情、音乐、人物等方面都完全不同，当时只是“借鉴”了其中的部分场景，并非故意抄袭。李炯向“中国网事”记者介绍，公司制作的作品曾获得“第四届全国税法FLASH动漫大赛”铜奖、“第二届中国桂林创新创意文化艺术节暨桂林动漫节”动画类金奖等奖项，“这是对我们坚持原创的认可。”

李炯说，公司在2009年11月将与《秒速五厘米》相似之处进行了彻底修改，目前获得第六届广西铜鼓奖的《心灵之窗》是修改后的作品，不存在任何问题。

李炯透露，《心灵之窗》被网民曝光“涉嫌抄袭”后，此前已做好安排的所有发行和商业计划全部搁置，公司遭受了重大损失，教训惨痛。“现在我们的作品创作中人物、场景设计特别强调原创，要求也尽量详细，外包的中间制作环节要求制作人员与外界断绝信息，杜绝他们在制作过程中借鉴别的作品。”

铜鼓奖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颁发的广西最高文艺奖，评奖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记者了解到，组织评审方已获知涉嫌抄袭的信息，但此次参评第六届铜鼓奖送审的只是其中部分内容而非全片，评审过程中没有发现问题。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石才夫向记者表示：“网民反映的情况我们将作进一步核查，如果发现《心灵之窗》涉嫌抄袭的情况的确存在而且情节比较严重，我们将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作出严肃处理。”